比较教育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2 23:05:13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1
我国引入全科医学模式近20年，但全科医学教育工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尤其在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全科教学模式方面仍存在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传统教学模式束缚
基于国内传统医学教育模式影响，缺乏对全科思维的重视和培训。全科医学概论虽已纳入本科必修课，但课程多由专科医师传授，缺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地亲身体验。全科医师进入规范化培训临床基地后，仍以专科轮转为主;在社区基地培训中，缺乏具体细化的培训内容和标准。国内虽已开始尝试全科PBL教学，但师资无法打破常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中国学生比较约束，不能积极参与课堂互动，部分学生甚至对于课堂布置任务也无法积极配合完成。
2．全科教学资源限制
PBL教学师资需要有较高的医学综合知识水平，又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同时PBL多以小组课为主，也需要一定数量高水平的专项指导老师。全科培训教材也处于建设阶段，而教材质量直接影响到问题式学习的实施效果，因此，合适的病例和题库建设也是全面推行PBL教学模式的瓶颈之一。对于开展PBLI，需要一定的模拟教学硬件设施，但目前临床和实践基地缺乏对实训教学器材的基本投入和实际使用，缺乏专人指导和系统化管理，标准化病人的资源也严重不足，无法充分满足PBL教学进行临床技能训练。全科医学师资是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的保障，高质量针对性的全科教材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为全科医学教育发展提供不可低估的软、硬件支持。
3．社区临床实践不足
国内传统医学教育采用“先基础、后临床、再实习”的三段式教学模式，忽视了实践能力的提高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全科医师在大学期间的全科医学概论基本是纯理论内容，缺乏对社区工作的感性认识。而规范化培训安排社区实践的时间仅为7个月，专科轮训也以处理接诊住院病患为主，缺乏社区实践和门诊实践，这种培训安排仍未摆脱重专科轻全科的意识，培训出站学员难以充分发挥健康“守门人”作用。
二、运用PBL的双重含义，发展国内全科医学教育的建议
结合国内现状，运用PBL的双重含义，创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实践为手段，以师资为保障”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学教育模式。
1．改革传统授课模式，充分发挥和利用PBL教育手段
在全科医师培训方式中，全面加强PBL教学。明确教学目的是锻炼全科医师自主终身学习的技能，最终提高学生掌握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加强PBL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全科理念的运用，重点放在社区常见病的诊治，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早期判断;以操作技能和应急能力提高为主;加强全科医学综合性、协调性、连续性的服务特色，注重医患关系和健康管理的教育，为居民提供从生命孕育到终结全过程的健康服务，将PBL教学方法贯穿于医学本科教育、实习以及规范化培训的各个阶段。
2．加强社区临床实践，体现“能力本位教育”
PBLI作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理念，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学习。按照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标准，由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结果，决定设计适宜且有效的方法。规范化培训后的全科医师主要从事社区服务，以门诊为医疗活动主体，因此尤其需要加强门诊实践培训。在培养过程中，坚持“以素质教育为先导、能力培养为主线、岗位实用为重点”的指导思想，从大学本科阶段到医院实习过程中，通过不断渗透全科思维和增加社区示教，使得医学生在早期就能得到全科医学的教育。在坚持《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基本专科轮转学习的基础上，可通过长期穿插性社区学习模式增加社区门诊实践，使社区实践贯穿于全科规范化培养的各个阶段，增加学员在社区实践基地的实习时间，强化“六位一体”的多种常用技能培养。加强社区实践基地的规范化建设，包括硬件教学设施建设和临床模拟实训中心的建设以及社区师资带教能力的软性支撑。在临床基地培训阶段，增加全科医学科的门诊实践，对于没有全科医学门诊的基地，可通过加强专科门诊见习实践，培养全科医师独立思维和行医能力，树立年轻医生为社区服务的自信心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打下基础。
3．加强全科师资队伍建设，增加全科教学资源投入
全科师资建设是提高全科教学质量的保障。需要加强专科带教老师的全科基本理论的培训，使之带教中增加全科思维，为全科学员提供专项的指导，同时对于本学科技能的综合提高也多有益处。对于社区带教师资，需要提高理论知识和学科进展的补充，进行一定的教学方法和带教技能培训。可以通过持续性、菜单式的专项培训，定期组织专家授课、临床带教和业务指导，组织急救演练，开展病例讨论等方式提高业务水平，部分优秀师资可派遣出国进修学习。在全科规范化社区培训中可采取导师制，临床基地专职导师为主导，指导学员系统安排培训工作，社区专职导师负责加强学员社区能力培养及跟师学习。需要加强全科教材和培训资料的建设，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PBL题库建设，为全面推进临床全科素质教育提供充分的病例资源和合适的教学案例。在加强全科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增加对临床和社区全科师资的综合管理和有效考核，建议对于全科师资的教学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措施，优秀的全科师资可优先入选晋升或参加附属大学副教授或教授的评审。通过以上对全科师资队伍的专项培训和全科教材的建设，最终全面构建科学合理的全科实践教学体系。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2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3.3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力求多元化。档案学高等教育应同时面向专业与就业层面。面向专业层面，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与较硬的专业技能；面向就业，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档案职业工作技能，适应各类档案机构工作的需要。档案专业教师长期在学校中从事科研工作，因而，具备丰厚的理论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形成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但同时由于他们参与档案实际工作的机会较少，相对缺乏对当前档案工作的了解，因而，不能很好地教授学生档案职业训练与规划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加拿大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调研，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重视与社会机构的联系，聘请社会上的优秀工作者到学校中为学生们生动地讲授档案实际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创新教育模式，改变长期以来以“教”为主的被动、单调的教学模式，延聘档案实践部门人员参与教学，增进档案高校与档案业务机构之间的沟通、互动，定期举办“学术沙龙”、“专题讲座”、“主题实践”、“实地调研”、“定点实习”等活动，以多方面提升档案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业务技能与专业视野。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3
［关键词］学科建设；比较教育本体论；方法论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决定着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的内容。从微观层面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经历了历史解释本体论、科学实证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向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发展。历史解释本体论引导研究方法论走向因素与历史分析，汉斯提出的因素分析法成为同一时期分析外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研究方法。此时与朱利安时代相比，虽然同处于描述阶段［19］，但它看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更能深刻描述一国教育体系现状，做到有理有据;科学实证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实证分析，主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科学定量、实验操作、数据收集统计等方式得出可靠结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从单一的因素研究转向关系研究，为教育借鉴提供了大量的一般性原则;文化相对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现象学分析，即以客参照系统为立场的文化理解，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分析教育问题在不同社会背景和环境中的差异，把握不同国家语言中相关概念的确认语意和内涵外延，以此实现教育的比较研究，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文化理解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解释学分析，它试图在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肯定实证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由于世界是可知的，避免了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另一方面采用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坚持人类价值观在对待不同文化时存在的不同标准，人类的认识是多元存在的，并不由某一尊统率［20］。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从宏观层面来看，本体论是指对包括描写对象在内的存在的本质的认识，它回答了认识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21］。由此，从主客观的人类认识路线来看，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主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选择定性的、人文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历史解释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和文化理解本体论;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客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是定量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科学实证本体论。总之，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于拓展比较教育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体系，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的角度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这或许可以另辟蹊径来面对比较教育学科领域无休止的学科争论，奠定共同的学科基础。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4
一、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本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来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股思潮传到欧洲大陆,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为,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对很长时期浸润在现代主义,甚至前现代主义中的教育学界而言无疑会产生清醒和清新的效应。吸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探索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 进行解构和颠覆。
(一)确定性
“比较教育并不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自然客体,而是由参与其中的人组成,由领域中的本质、起源、目的、特征等组成。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由信任真理的人所提出,争论于什么组成了这个比较教育的真理。” [3]在比较教育学界至今仍对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等问题争论不休。所有的比较教育学者似乎都在寻找、论证一个确切的答案。努力探求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毫无疑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而从现实来看,论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困惑、矫情,及至无疾而终。
(二)同一性
“事物之间存在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是可以移植、嫁接的,即比较教育中的借鉴”。在比较教育中借鉴的前提是确信事物具有本质,相信真理的普遍存在。比较教育学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能够推断出存在于所有教育现象中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即事物的同一性。人们正是怀有寻找事物可以通用的确定的同一性的“野心”,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但是,“同一”的借鉴结果往往不太令我们满意,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找寻到了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真实本质,或者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真理。例如,在某个国家,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增多,导致教育质量提高。但是,这样的所谓“本质”、“规律”、“同一”在其他国家的效仿,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三)依附性
就整体而言,比较教育研究多偏向发展中国家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以欧洲与北美为讨论焦点。比较教育产生于欧洲,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双重影响下,对西方文化话语系统的依附是主要的,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深受欧洲的影响,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从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存在严重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四) 盲目性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泛国际化过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的比较教育的形成是基于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的比较教育体系,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只能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下进行[，！]。[4]在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系统中,不考虑本国文化传统而盲目引进别国的教育模式,实际是一种泛国际化的思想。泛国际化的明显表征就是盲目性。
三、后现代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主张
(一)强调差异性的研究目的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教育的鼻祖朱利安创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促使自大的法国人或欧洲人张开眼睛看世界;二是希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建立一门实证的真正的教育科学。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影响教育制度差异的动力及因素。霍尔斯认为应该将比较教育学视为一门比较社会学,其目的为提供教育形态学、确定教育的各层面与各因素以及找出教育与社会间关系与互动及找出影响教育变迁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等三个方面。王承绪、顾明远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找出教育发展规律并促进教育改革。薛理银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提供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决策知识三类目的。[5]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从后现代主义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目的,其应该是具有强调差异性、否定中心化的、多元的、鼓励批判的哲学导向和思维特点的。
(二) 研究对象的边缘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关注知识和力量的合法化问题,后现代主 义者认为,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已经被男性、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判断所控制。他们相信,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少数利益集团会被轻而易举的剥夺权利。因此,后现代比较教育关注的是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少数利益集体以及当地组织力量,鼓励个体选择,认为力量存在于个体之间。[6]
正如柯文(Cowen, 1996)所说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是反映欧洲、北美、纽约的焦虑,显现出相当的区域性,并未去了解如日本、台湾、南韩,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或社会的自我认同等,也未去探讨阿尔及利亚、伊朗、马来西亚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建构的伊斯兰认同,更少去了解中欧与东欧国家合法性危机以及其教育改革[7]罗斯特(Rust,1991)认为: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中心主义造就了优越意识,形成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压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同性恋及不同生活形态者在现代的发展历史中,往往需透过暴力才能使其主张获得重视,就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主流体须接纳与认同所有被压抑的群体,去创造生活形态与嗜好异质的社会[8]。鉴于此,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教育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教育问题,其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及显现出的教育问题。莹以更多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欠发达或不发达群体这些作为研究对象。
(三)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
范式是指科学共同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提供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特定问题和活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特定的范式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据以提出或建构特定研究对象,并对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资料数据进行评判、分析、解释、概括的理论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便应运而生。
多元文化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对普遍主义及相对主义思想的扬弃。它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人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但同时坚持:通过阐明自己的立足点,任何人可以发表自己对异文化及其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使各国人民认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观,在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9]
当今时代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展的理论背景,因而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比较教育研究通过其卓越的贡献进一步加强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项目以及教育议程的全球化。这不仅需要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还必须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与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不同的是,这一分析范式它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肯定了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那就是根据文化路线进行重新解释,将历史变化的程度转变成结构上的重组,使分析模式能够适应特殊形式的需要,使所接受的文化或者民族有一个特定的重新解释和适应过程。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伴随比较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0]
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比较教育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后现代推崇“多样性、差异性和边缘性”,主张文化的包容性,多元化。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批判者后现论深刻影响着比较教育研究,对于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人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意味着向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提出挑战—要求在教育研究中容纳一切规则、方案和标准主肯定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总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为比较教育研究把脉,无论是从现实的后现代性征象而言,还是就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思想渗入比较教育领域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往比较教育研究多半偏向静态的与外在的教育制度的比较,但是在当今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却应该是更深层地挖掘态的教育活动及教育关系的真实意义。比较教育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量的”教育统计资料的收集与比较上,而应该朝向更深层的“质的”意义及文化内涵的发现与体会的方向迈进。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个别学校、社区和少数人群的教育问题研究。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不仅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而且能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
(二)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研究比较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比较教育作为一个折中的领域,它包含着许多动态的边境,它的轮廓难以确定。因此,在比较教育中存在许多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如比较教育是否由于边界太广,而使它难以成为一门学科,比较教育大部分算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领域还是一个理论型的领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直觉应该起多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比较教育应该吸取其他理论来洞察、研究问题,这种理论的应用应在研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等。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性问题,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有利于为研究者提供思考另辟奚径,有助于比较教育中理论性问题的澄清。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实用价值。认为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改进本国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们提供广泛的教育情况与信息。对各国教育问题与趋势进行研究与分析，加深人们对本国教育现象的认识，改善本国的教育状况。
第二，突出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中又分校外与校内两个派别。校外派强调比较教育学必须透过教育现象，透过对其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认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内的事情；校内派则认为比较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门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主要实践活动也均在学校内进行。
第三，注重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试图从方法的角度对比较教育学确立定义或界说。赞成这种观点的比较教育学家认为方法就是比较教育学本身。
第四，特别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功能与性质。其研究对象是比较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分析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一般原理与规律。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为：它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因此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当然应结合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由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主张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这里所说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是指一种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长。所谓“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本土化”与“本土生长”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本土化”(nativization)是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那么“本土生长”(indigenousevdution)才是发源于本土社会的文化自我演进过程。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作“拉东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他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可见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长”而不仅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方向。通过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教育现实，预测我国教育发展的前景，从而提出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确实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下面从两方面来具体谈谈比较教育学的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一)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比较教育学似乎一开始其研究兴趣就集中于异域而不是本土。虽然说这与它的学科性质(一种致力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但笔者认为在借鉴的基础上。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目前应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之所以提出此种说法，是因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事实：中国的比较教育学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我们也提不出我们的概念、假设和方法。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比较教育学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我们有的只是对西方教育理论、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认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质疑，这种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与中国教育现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戏。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旨在纠正我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教育改革，其理论根据就来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监利县缓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买”学校的改革，其理论来源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弗氏理论的目的是在公办学校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是一种在公平解决基础上对效率的诉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实行“教育券”计划的州并不多。而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或者别的地方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主张却无视这一点。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反而会加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教育的“鸿沟”。由此可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本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中。不能用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来套解本国社会现实和规引本国的教育实践”。
(二)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可行性
我们主张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宽交流的渠道，使单行线变成双行线，并不拒绝外来的概念、方法、理论，但强调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和思路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对话。具体说来，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比较教育学进行本土研究，并非关门进行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理论视野，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与国内外的研究者保持对话与交流。目前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轻实证。进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进多种研究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就要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下进行本土研究与自主发展。
第二，对西方教育理论持批判吸收的态度。对西方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警惕。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给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这些预设之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论要在中国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才能切入中国教育现实。
第三，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掘自身的优势。比较优势最简单的解释即人们应当找到自身的相对优势，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较优势原理同样适用于解读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优势”。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社会制度；文化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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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论文篇7
关键词：比较教育；认识论；教育借鉴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52-06
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借鉴取向，教育借鉴成为比较教育非常重要的历史传统和价值选择。在20世纪，虽有人对早期的纯粹借鉴提出质疑并发展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借鉴理论，但教育借鉴在如今的比较教育发展中仍居重要地位。因此，梳理并思考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意义与发展走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可以说是与比较教育同时诞生的。1817年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的诞生。朱利安虽然坚持国际合作的愿望，期望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推动欧洲甚至世界教育的改革发展，但基于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他把教育借鉴作为比较教育的基本取向之一。后来的库森（Victor Cousin）、曼恩（Horace Mann）以及巴纳德（Henry Barnard）等人不仅对教育借鉴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且正是他们践行和发展的教育借鉴取向，促成了他们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也正是在他们教育借鉴的实践中得以形成，并对比较教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形成
教育借鉴在整个19世纪可称为“拿来主义”。在比较教育史上，自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以后，库森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大胆借鉴德国的教育。他认为真正伟大的民族并非在任何方面都不模仿他人，而是随时采纳一切有益的东西。他在《关于普鲁士公共教育状况的报告》中“建议制定教育法令”，提出“注意发挥地方在发展管理教育方面的作用”以及“教师创造学校”等主张，这后来直接成为《基佐教育法案》的部分内容。
受库森的影响，美国的曼恩和巴纳德等人进一步促进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曼恩曾于1843年出访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先后撰写12篇年度报告，内容涉及学校建筑和学校卫生、课程和教育方法、欧洲各国教育、女教师和师范学校、教育与犯罪等多种问题。其中《第七年度教育报告》是他涉及比较教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他所有年报中最具影响的著名报告。他不仅实地考察欧洲诸国的宏观教育状况，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宏观借鉴思想，利用外国教育为本国服务，同时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效仿。而且，他还强调从微观层面比较与借鉴外国的学校组织和教学方法。如他非常重视普鲁士教师研讨班，比较马萨诸塞州和普鲁士的教学问题以及特别赞赏普鲁士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还描述了普鲁士师范学校招生的口试和笔试，以及师范班的和声学习、实习和对老师的要求等情况，并极力赞赏普鲁士学校师生间的和谐感情和教师爱生如子的精神。此外，他还以字母书写为例比较普鲁士和美国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巴纳德继承和发展了库森和曼恩的教育借鉴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与库森和曼恩非常相似，借鉴仍然是巴纳德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但有所不同的是借鉴的范围更加广泛。他不仅直接借鉴教育模式和制度，借鉴教学方面的经验，而且也注重考察当时欧洲诸如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理论和思想。他曾在《欧洲国家的教育》中详细介绍英、法、德、意大利等国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特别关注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并重视校园环境和内部设施的改善。此外，他也介绍英国的教师培训、拨款以及奖学金发放等情况。
正是库森、曼恩和巴纳德等人在比较教育实践和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才促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仍然以教育借鉴认识论为导向，本着尽快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目的，纷纷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借鉴。不仅如此，比较教育研究甚至在20世纪下半叶还明显延续了这样的取向。如“60年代席卷全球的教育现代化运动是由比较教育发动的；强劲的西欧综合中学的改革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仍归因于人们对美国和瑞典的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不仅成为比较教育的历史传统，而且对比较教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历史意义
“从史实来看，教育借鉴是19世纪教育场景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发展是同时发生的。”即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基于借鉴认识论的比较教育在促使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有绝对优势，并对各国教育改革以及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较为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发端于普鲁士。首先，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受裴斯泰洛齐平民教育实践的影响，提出新的教育必须唤起学生个人的能动性，必须使每个公民从小就接受训练。此后，洪堡（Friede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任国民教育署长期间在费希特等人的协助下建立柏林大学，并与继任者们改革了中等教育，建立大学预科学校和教师考试制度。同时，一些人对小学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此后，普鲁士发展出一套由国家控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初等教育系统，其中等教育学制也成为西方教育界的典范。在19世纪，由于各国强烈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纷纷设立并强化自己的公立学校制度。不仅法国在库森的影响下通过借鉴德国的教育建立了本国的教育体系，其他许多国家也在借鉴他国教育以促进本国教育发展的认识论指引下，学习借鉴了德国的教育制度。这不仅因德国经历19世纪国家教育运动之后，其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而且在初等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也成为欧洲各国学习的模范。该时期向德国学习的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小国，它们常常搬用德国的改革和学制结构；芬兰将瑞典的手工训练引入初等教育，这引起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关注，俄国人学习了这一做法并将其传入美国。同时，欧洲教育的发展也促使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改革。日本在1817年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各种委员会被派往欧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工业和教育制度，并从法、德、美等国引进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和教育哲学思想。由此可见，德国首先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制度。所以，欧美其他各国在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时首选德国作为借鉴对象，然后相互学习与借鉴。美国在建国后曾大量借鉴德、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教育经验，而法、德、俄则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改革自己的教育。20世纪的新兴国家，为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则从以上国家借鉴学习。中国、日本等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国民教育制度便是在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2.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民族国家初等教育的发展
从库森的《普鲁士教育报告》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得以传播以后，初等教育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不仅使普鲁士闻名于世，吸引众多学者前往考察，由此掀起世界范围的“借鉴”风潮，而且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初等教育的发展。由于《基佐法》采纳和实施了库森报告中的诸多内容，并在之后得到补充，法国初等教育因此得到很大发展，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其中，小学生人数从1831年的193.5万增加到1846年的324万，与此同时，法国的文盲人数也相应大幅度减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834年的47%减少到1848年的33%。强烈的借鉴愿望使曼恩和巴纳德在美国公民教育和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贡献巨大，他们也因此获得“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美誉。部分由于曼恩的努力，到1848年美国30个联邦中有24个建立了州学校部，并采用地区税和州资金援助适当的公立小学，马萨诸塞州教师的工资增长了50%多，学期平均延长，上百万的资金用于修缮学校建筑，马萨诸塞州也建立了“师范学校”……1852年，因曼恩的领导，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要求儿童入学的法律。“由于曼恩、巴纳德和19世纪美国的其他成千上万的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工作，美国进行了初级教育革命实验。摆脱了他们的欧洲传统，美国人民开创了公费小学体制。”日本也在借鉴法、德、美等国学校体制模式、教育方法以及哲学思想之后，大大促进了本国教育的发展。到20世纪前十年为止，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文盲人数下降至0.09%，并成为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3.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促进了比较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
朱利安作为比较教育学科创始人没有直接开展过教育借鉴活动，却开创了教育借鉴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为促进教育借鉴与交流建立有关信息传播媒介的设想，这对比较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首次提出并使用比较教育这一专门术语，成为最早使用“比较教育”概念和专门术语的先驱，并在孔德（Auguste Comte）将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科之前就奠定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基石。而且，他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方法影响了后来库森开展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他关于创办国际教育调查机构以及出版教育通报或总报的思想则深刻影响了巴纳德。库森在朱利安的基础上拓展了实证主义倾向的方法。他不仅注重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注重实地调查，由此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将两国的教育数据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彼此间的差异，并提出改进本国教育的方法。他因此建立以五个主题为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方法，即国与国之间教育比较研究的“五论题框架”。另外，库森的著作还在许多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美、英、德等国都有很多人关注他，甚至对其作品进行翻译。他关于普鲁士教育的研究报告，对世界比较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比较教育。巴纳德同朱利安一样，注重创办教育刊物，并将大部分私有财产用于教育刊物的创办、编辑与出版。在组建美国教育促进协会后，他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志》，并刊载不少比较教育材料。这是对朱利安主张成立国际教育调查机构并创办相关刊物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为20世纪中期建立国际教育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与发展走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鉴认识论的比较教育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萨德勒（Michael Sa-dler）就是其中的典型。人们不断思考并试图解决在教育借鉴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促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一）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反思
当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元素时，那种“拿来主义”的教育借鉴就不再具有魅力。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教育借鉴后，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但并未真正解决自身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民族性、主体性和方法论等关键性问题上面临挑战。
1.教育借鉴的民族性
19世纪是欧洲思想中产生民族意识并得以发展的时期。民族意识急于寻找自己的民族同一性。于是，对比较教育如此重要的“民族特征”观念，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重视。库森研究考察普鲁士教育时，思考的却始终是法兰西，这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借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借鉴的民族性问题。而曼恩与巴纳德似乎也发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因为基于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迫切需要，教育借鉴在极大程度上属于“拿来主义”性质。而萨德勒则不同，他首次提出要发现教育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结束比较教育以借鉴和移植为特征的时代。他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要发现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植根于教育中的民族性或文化性。继他之后，康德尔（Issac Kandel）认为要找到那些“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差别只有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去解释其目标时才显现出来。汉斯（Nicholas Hans）也认为，国家教育制度是民族性的表面体现，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国民教育制度即使通过革命政府有意建立起来以改革原有的民族性，仍不可避免地受构成民族性的因素的影响。这就涉及教育能不能借鉴的问题。俄国教育思想家乌申斯基（K.D.Ushinsky）早就主张教育借鉴的不可能性。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定的理想，并要求教育在个体身上重现这种理想，所有民族共同的教育体系不仅在实践中不存在，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教育体系。因此，一个民族不可能照搬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康德尔也认为因任何两国的文化差异巨大而不可能把教育制度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人们对教育借鉴中民族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借鉴认识论的反思，而且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借鉴的合理选择。
2.教育借鉴的主体性
按贝磊（Mark Bray）的观点，比较教育活动有多重主体，教育实践者、各国政策制定者、国际机构以及学者，在进行教育比较时各有其不同的目的。朱旭东也认为比较教育活动主体涉及体验主体、民族志活动主体、政策活动主体和学术活动主体等不同类型。那么，从整体上讲，教育借鉴的主体究竟是谁、或者说谁对借鉴他国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成为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所要面临的主体问题。从现实来看，在比较教育活动涉及的诸多主体中，只有“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活动主体”才对一国教育制度产生真正直接的影响。比较教育在“拿来主义”的借鉴认识论时代，正是这类主体为建立本国教育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国、美国能在当时迅速建立独立的国民教育制度并推动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库森和曼恩作为政府官员考察他国教育有直接关联。这也明显体现在日本的教育发展中。在19世纪末，日本向西方派出的考察学习团达107人，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官僚队伍的一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建立日本教育制度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英格兰以学习借鉴为目的对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以及日本与韩国进行考察与研究的机构或人员仍然是教育部或教育官员。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主体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所生产的比较教育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则并不明确。如此众多的活动主体，实质上并非教育借鉴的主体。他们的思想和成果能否或多大程度上以及怎样被“教育政策制定者”采纳并对教育借鉴产生影响，不能不说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3.教育借鉴的方法论
在世界教育史上，借鉴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促进本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象比较常见，但结果却大为殊异。有的通过借鉴获得了长足发展，有的却只有形式的模仿而并未取得实质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借鉴的方法论问题。教育借鉴的前提是可借鉴性，如果不考虑可借鉴性，盲目照搬他国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最终未必能解决自身问题。这早在萨德勒关于“我们从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告诫中就已说明。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上，虽然自朱利安以来的许多学者都对方法予以关注，并试图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开展教育比较研究，从而为教育借鉴提供方法论基础，但随着世界教育发展的复杂化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这仍然是进行教育借鉴时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完整借鉴他国教育制度并获得发展的国家，其教育往往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建立基本教育制度阶段。当教育发展越来越复杂，并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时，借鉴他国的制度形式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同时，比较教育的发展从基于简单借鉴的初级阶段已发展到涉及理论、思想与实践的对话、交流以及本土生长的阶段。因此，如何成功借鉴他国教育为本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并为世界比较教育作出贡献，都是研究教育借鉴时所要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二）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走向
从比较教育发展的现实看，借鉴仍未过时。只是借鉴的形式和内容相对早期而言有更大差别。所借鉴的不仅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有形教育制度，还涉及教育的微观领域。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要获得持续的发展，需加强借鉴模型的理论研究，为教育借鉴的实践检验提供指导，并在借鉴基础上寻求本土生长。
1.深入研究教育借鉴的模型结构
教育借鉴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模式？如果有，人们就可在借鉴时不至于毫无头绪，也不至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理想教育却达不到理想目的。目前的比较教育研究，不管在教育理论与思想，还是在教育政策与实践方面，研究教育借鉴的理论模式的人都较少。不过，英国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可算其中之一。他在理论上提出教育政策借鉴的四步模式，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或本土化。其中“跨国吸引”研究某国教育政策具备吸引力的原因以及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动力；“决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的吸引力如何影响本国教育决策；“实施”研究教育决策在本国如何实施；“内化或本土化”研究外国教育政策经本国吸收，内化为本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个教育借鉴模型能帮助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教育借鉴这个复杂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所产生的复杂而重要的跨国影响。同时，这个模型需要用不同国家的实践来检验，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这个理论框架。”这正是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以后的教育借鉴研究中，不仅要开展类似菲利普斯有关教育政策借鉴的理论模型研究，而且要开展有关教育教学理论、思想以及实施模式的借鉴模型研究。这可使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向纵深发展，并使比较教育研究真正为一国教育改革与实践贡献更多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而非“只是一种可资参考的行动纲领”。
2.高度关注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
在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中，由于开展实践研究需大量人财物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仍停留在文献研究的水平。但不管哪种层面的研究，都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研究。因此，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的发展也需在对他国教育进行文献与理论研究之后，在批判借鉴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现有的比较教育借鉴研究，因研究者或比较教育活动的其他主体并非教育改革或政策的决定者，所开展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国教育理论、思想以及改革情况的总结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国教育实践没有太大关联。这种把后续研究推向非比较教育学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研究总是缺乏现实的根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全部的责任，即不能仅仅满足于做‘理论工作者’，还应成为‘实践工作者’”，把对他国的教育研究与本国教育实践有机结合，切实开展教育借鉴的实践研究。比较教育借鉴认识论已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而应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教育实践，对别国的教育理论与实施模式进行实验性检验，最终确立借鉴的本土化原则。
3.强力推进教育借鉴的本土生长
比较教育学论文篇8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分析维度；定量研究；趋势分析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from 1995～2005 in China from ten dimensions including title， author， abstract， key words， topic， choice of topic， terminology， methodology， conclusion， reference and annotation. 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academic norm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theory cont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dimens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 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 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 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 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 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 0.976、 1、 0.994、 0.994、 1、 0.939、 0.98、 0.931、 0.955、 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 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 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 2004年又上升到12%； 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 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 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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