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发展措施保障条件

自第三次全教会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用得好、下得去、留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应用性专门人才。同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特别是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相比，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我们还必须对2o1O年、201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前瞻性的规划。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从43万人增长到200万人，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长到480万人。2003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24％，在校生占43．24％；2004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5％。1998年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432所，2003则达到9o8所，占全国普通高校学校总数的58．5％。已基本形成各地市至少拥有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合理布局结构。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到2003年则提高到17％，2004年则达到19％。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2．丰富和完善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目标和模式比较单一，学科型的普通高校占高校的绝大多数，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单一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学术型、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现在，已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格局，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增强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

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日益提高。2003年底，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87．6％；至2004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部分省市高职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本科院校。

3．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发展思路。

教育部在2002年10月、2003年12月、2004年2月，先后在湖南永州、武汉、无锡召开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第一、二、三次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产学研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的共识。产生了“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2+l”等富有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日益鲜明。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质量之间存在矛盾。

据统计，2004年全国高技能人才占技术岗位人员的比重为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O一加％的比重。在仅有的4％高技能人才中，也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低等问题。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还存在较大距离，因此，要加快对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学历水平。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同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距离。

2．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高职教育的投入机制不完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机制，国家、省市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中的职责不明确，导致有些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不足，发展困难；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取得同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的政府财政支持，更没有取得政府如“985工程”、“211工程”等财政支持。

二是国家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税收政策不配套。由于企业对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上的经费支持、设备投入等无法在税前列支，影响了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深层次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三是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同高职教育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标准。师资是办出一流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条件，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支具有企业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但目前国家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使学校从企业引进需要的师资存在着困难；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师评价制度，如以学术性标准评定高职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同的专业技术职务之问不能相互认定等。

3．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办学条件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不鲜明、就业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张，办学条件不足、实训基地建设薄弱等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并直接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还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还不高，到2004年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3％，而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率只有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

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目的，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建设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办学思想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要由主要注重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到2015年，形成规模巨大、结构完备、质量过硬、效益较高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

(1)发展规模。

继续推进高职教育的稳步发展，并在全面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充分考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建设100所左右综合实力强、特色鲜明的部级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2)专业设置。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要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国家要建立专业设置公共信息平台，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急需的一、二、三产类专业。重点建设经济发展急需的大类专业和主干专业。

(3)课程设置。

建立综合化、模块化、弹性化为特征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三级课程体系，抓好省级和部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在今后五年内，重点建设一批省级精品课程和部级精品课程。

(4)师资队伍。

要建设一支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双师型”比例合理的、数量上满足教学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到2010年，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研究生比达到50％以上专业教师的“双师型”比例达到80％以上，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和实验实训教师的比例达到30％以上。培养1000名以上的高等职业教育的部级名师和技术能手。

改革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评聘制度，打破用学术性大学教师标准评聘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做法，建立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技术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师评聘标准，并单独成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5)实训基地建设。

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加大对实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未来五年，国家要集中财力建设一批区域性、资源共享程度高的公共实训基地和专业实训基地，增强实训基地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提高实训基地的综合效益。

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措施

1．科学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比较单一，造成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升格热”，这同高等教育的合理定位、科学分类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解决有较大关系。国家应该用新的思路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实际需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构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制应当根据相应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复杂程度和综合素质的要素而定。可以考虑2年制、3年制为主，在发展成熟时期可以发展本科和研究性层次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

2．启动高等职业教育的部级示范工程建设。

(1)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已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70％，由于工艺不精等原因，全国每年因不良产品而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因此，要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培养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大力推行“订单式”培养，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同步。教育部要加强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协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要为高职院校设立技能鉴定站、开展技能鉴定提供“绿色通道”；启动“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强化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训，使高职毕业生具备“双证书”，提升就业能力；共同开展精品专业认定工作，对精品专业的毕业生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2)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要抓紧实施“职业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扩大参与培训的高职院校数量，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数控技术、汽车维修、计算机与软件技术、护理、建筑技术等专业，在300所左右高职院校建立高技能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基地和实训基地，为相关职业领域培养100万名以上毕业生，职业培训技能400万以上人次；积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50万技师培养工程，提升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服务胄色力。

(3)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工程。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家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重点投资建设100所左右的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多数省份建设一所，重点省份建设二所。国家应启动高职院校建设的“211工程”，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在全国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中的职责，加大对示范性高职学院的投入力度，改善示范性高职学院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

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教育机制，完善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职院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设立中央职业教育专项基金，积极发展西部高等职业教育。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在社会、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在校生人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学生就业率低于东部地区，这同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相关。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比较有限。我们认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但要适度发展，其规模应小于东部地区；国家应加强对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这既是平衡东、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西部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需要。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如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的财政投入等。

1．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善国家、省和市三级投入体制，使高等职业院校同普通大学一样，能获得稳定的政府投入资金。国家要督促地方政府、高职学院举办者给高职院校核定生均拨付经费标准，并足额拨付；国家要加大对高职院校举办者经费投入的监督，建立经费拨付定期公布制度。国家应启动部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十·五”期间由中央财政拿出50亿，省级财政按1：1配套，共计100亿，重点支持入选示范工程高职学院。

2．制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深化育人模式改革。

教育部应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举办高等职业院校、捐资助学高等职业院校、捐赠实验实训设备等，对投入和捐赠的资金应在税前给予列支，提高企业家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深化产学研结合育人模式的改革，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

3．加强评估，实行分类指导。

高等教育需要分类指导发展，分类发展才能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要建立起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水平评估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内涵方面的评估内容，特别要重视对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的评估。国家要建立水平评估同国家财政投入相结合的制度，对水平评估优秀的高职学院要加大投入，通过评估，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评估，使高职学院在分类指导中准确定位，办出特色，提高水平。

4．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普通高等教育 本科专业 文化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人才培养

一、研究背景

“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比同期GDP增长速度高出约10个百分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2013年“两会”后，文化部部长蔡武提出“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要继续保持这一增速，而且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占到GDP的5%左右。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文化创意人才成为紧俏资源。而各级政府颁布的文化产业规划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化人才短缺的问题，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也在“主要任务”部分提出要强化人才支撑，以培养高素质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为重点，鼓励高等院校开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全面提高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为了贯彻党和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2012年7月2日，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该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五层：第一层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部分；第二层根据管理需要和文化生产活动的自身特点分为10个大类；第三层依照文化生产活动的相近性分为50个中类；第四层共有120个小类，是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具体活动类别；第五层为含有部分文化生产活动小类的延伸层。该分类同时又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7个大类，25个中类，65个小类，是文化产业的核心部分；第二部分包括3个大类，25个中类，55个小类，是文化产业的相关部分。

2012年9月，教育部在时隔14年之后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相较于1998版本科专业目录，我国本科专业的专业类别由修订前的73个增加到92个，专业名称由修订前的635种调减到506种，其中新增了艺术学学科门类，特设专业154种。

那么，从本科专业设置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如何呢？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试图描述两个分类目录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探索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中文化创意类专业的设置情况，客观描述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门类的覆盖情况，以说明本科阶段高等教育对文化产业的支撑情况。通过发现尚未覆盖的盲点或覆盖不够精细的地方，从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提供参考，以利于专业方向、新建专业和专业培养层次的设置，从而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当然，教育层次是多样的，不同层次的教育为文化产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本文只是从本科专业设置的角度来看本科层次教育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支撑情况进行描述，不能等同为整个高等教育界对文化产业的支撑情况。

三、研究方法

笔者深入学习《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最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三个文件，在深入了解相关行业和本科专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将文化产业的产业类别名称和本科专业专业名称逐一进行匹配；对难以匹配的专业，则辅以访谈法，询问该专业的专业人士以确定能否匹配及匹配程度。最后，再从多个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类别的覆盖情况。

四、研究发现

1.产业类别与本科专业的对应情况

整体来看，本科专业中共有86个专业与文化产业分类中的行业具有对应关系，即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等明确提到文化产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或者该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知识技能是文化及相关产业对行业内人才素养的基本要求。但是其对应程度有强弱之别，对应数量有多寡之分。

从对应强度上来看，强对应指专业和行业的对应关系密切，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直接提到了文化产业分类中的相关行业领域，甚至在名称上的用字都是相似的；而一般对应则指名称虽不同，但是在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中与文化产业分类中行业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只是关联的程度弱于强对应关系。例如，与“新闻出版发行服务”这一文化产业类别的对应中，新闻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数字出版、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等专业是强对应；而市场营销则是一般对应甚至是弱对应，其对应的是“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与批发业务”。

从对应数量来看，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类型。一对一指某行业唯一对应一个本科专业，而一对多则指某行业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本科专业相对应或者一个本科专业与多个行业相对应。如“文化艺术服务”中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中类下的“图书馆”小类与图书馆学专业一对一对应、“档案馆”小类与档案学专业一对一对应，“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中的“会议与展览服务”小类与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和文化与科技专业呈现一对二的对应关系，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的“歌舞厅娱乐活动”小类与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舞蹈编导、音乐学、舞蹈学等均有对应关系。再如工艺美术这一本科专业就对应了“工艺美术品生产”中的“金属工艺品制造”“漆器工艺品制造”“花画工艺品制造”“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造”“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和“地毯、挂毯制造”等文化产业小类（表1）。

2.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行业的覆盖情况

覆盖情况用“覆盖率”这一指标来表示，即与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有对应关系的文化产业行业数目占文化产业行业类别总数的百分比。根据计算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大类覆盖率、中类覆盖率和小类覆盖率。覆盖率反映了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供给情况，其中小类覆盖率对此的刻画最为细腻和准确。根据统计发现，以只要本类别下有相关行业被本科专业覆盖，即作为本行业类别被覆盖的宽松标准计算，10个文化产业大类均被本科专业覆盖；中类中除“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两个大类下中类覆盖率为86%、“文化用品的生产”大类下中类覆盖率为38%外，其他中类均被相关专业覆盖；从整个中类来看，专业覆盖率达到80%（表2）。

从文化产业120个小类的角度来看，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对文化产业类别的整体覆盖率为82%。其中除“文化艺术服务”下小类覆盖率为92%、“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下小类覆盖率为64%、“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 下小类覆盖率为87%、“文化用品的生产” 下小类覆盖率为53%、“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下小类覆盖率为90%外，其他大类下小类覆盖率均为100%。未能被相关专业覆盖或者覆盖专业不清晰的行业小类名称详见表3的最后一列。

三、结论

1.大多数文化产业类别有相应的本科专业与其对应

文化产业10个大类下大部分中类、小类均有相应的本科专业与其对应。整体来看，本科专业目录中共有86个专业与文化产业分类中的行业具有对应关系。而且对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对一、二对一，还有多对一的对应关系；在对应强度上有强对应和一般对应之分，这86个专业中近80%均为强对应。

2.本科专业设置对文化产业行业进行了较好的覆盖

文化产业10个大类均被本科专业覆盖，中类覆盖率达到80%，小类覆盖率达到82%。其中“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5个大类下的小类覆盖率达到了100%，“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两个大类下小类覆盖率超过90%，“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大类下小类覆盖率超过85%。

3.教育主管部门对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较为重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本次专业目录调整中将艺术学从原来的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提升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门类，并对其下的一级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详细合理的设置；二是在154个特设专业中共设置了12个与文化产业有关的专业，而且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形势需求的契合度较高。比如特设专业中的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文物保护技术、艺术与科技、知识产权等专业。

四、启发与建议

1.通过加强与文化产业的联系增强一般对应本科专业的特色与竞争力

比如市场营销这一专业与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工艺美术品的销售、文化出租服务、广播电视电影专用设备的批发、舞台照明设备的批发等多个文化产业中都有对应关系，其主要对应的是这些文化产品的发行、批发、销售等行业活动。因此，应当根据开设学校的整体环境重点培养文化产品的市场营销人才，招生时以“市场营销（文化产品营销）”，或者更细分的名称进行招生，从而增加该专业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再比如“第二部分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中的“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贸易与拍卖服务”下的延伸行业“拍卖”部分，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就在经济管理系下的工商管理专业以增加“拍卖与典当方向”的名义，进行了专科和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

2.新开本科专业以覆盖目前尚未覆盖的文化产业类别

对于本科专业没有覆盖的文化产业类别，可以考虑开设相关专业或者将在高职高专中已经开设的相关专业提升到本科层次来办。比如“乐器制造”这个专业在本科目录中没有，勉强可以与其有所关联的是“产品设计”这个专业，但是当前这个专业主要培养的是玩具、文具、餐具、纪念品等与普通消费者紧密相关的产品的设计，对于物理知识、乐理知识要求较高的提琴、钢琴等乐器产品的设计却很少涉及。但是在高职高专目录中却有这一专业，而且一些高职学校还办出了特色。比如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首创了“乐器制造技术专业”这一高职院校特色专业，而且其学生设计的乐器还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

3.通过专业群协同培养实现对某些综合性强的文化产业类别的交叉覆盖

很多文化产业行业是综合性的行业，不是一两个专业就能够简单对应上的，需要通过系统的顶层设计为其培养适合的人才。可以通过将与该行业对应的多个专业结合成专业群，联合培养相关人才。比如近几年我国游艺行业发展迅速，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造需求较为突出，但是人才却相对缺乏，不得不通过进口等方式解决。而“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造”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还涉及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因此应该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将相关专业培养方向定为“游乐设备制造”，从而通过专业群协同培养的方式解决这些文化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问题。

（注：本文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3年度社科计划重点项目《高校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形成机理与运营机制研究》过程性成果，课题编号：SZ201310012007；北京服装学院《世界城市背景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学术创新团队过程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T-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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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易军.论高校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作用[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2（2）.

[3]国家统计局设管司.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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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琪.五年来 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OL].中国经济网，2012-5-30.

[6]文化部长：要实现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5[OL].中国新闻网，2013-3-17.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财政支出

1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演进

1.1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由“基数十发展”改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

所谓“基数+发展”。即由政府财政或高校主管部门根据各学校规模及日常开支的需要，核定一个拨款基数，此后各财政年度的经费开支预算即在上年基数上，根据财力状况增加本年度的发展经费。这种拨款方式简便，但不易科学、合理地确定各校的拨款基数，也不利于纠正不当开支行为。因此，从1986年起，高校拨款改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方式。“综合定额”是根据上年度生均成本费和本年度在校生规模(包括本年度计划招生数)核定的，“专项补助”则根据学校的特殊需要，经学校申请，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拨给。

1.2高校经费由政府包办向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体制过渡

1978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98％来自国家财政拨款。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

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构成可知，国家财政性资金逐渐减少，由1998年的64.16％减少到最低为2005年的42.77％，虽然2006年所占比例又略增至48.96％，但整体发展趋势说明政府逐渐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格局，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财政性经费变化趋势相反，学费和杂费比重逐渐提高，从1998年的14.29％增加至2006年的33.33％，日渐成为高校经费中除财政性经费以为的另一重要来源，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也上升了9个百分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及其他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

2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分析

(1)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形成尖锐的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过1999年以来的连续几年的大幅度扩招，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4倍。各类高校的在校生达到1738.8万人，也比1998年增加了4倍}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全日制本专科生)达到9313人，比1998年增长约1.8倍，普通高校生师比达到16.16：1，比1998年提高了92％以上。这种发展速度，一方面使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同时也使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十年来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净增约1398万人，但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06年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01％；与2002年公布的3，41％相比，减少了0.4个百分点。教育部长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如果按照每增加100万在校生、生均4万元基础设施投人要求计算，仅因规模增长所需的高等教育建设性投入10年累计就要4000亿元，今后10年高等教育发展性投入的经费缺口至少在1500亿元以上。

(2)经费筹措中政府与个人两个主渠道再拓展的潜力已不大。

首先，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增加的潜力已不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发展，教育发展不可能逾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当前，社会保障体系欠账很多。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资金短缺，需要大量财政资金弥补；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财政大规模投资；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急需政府加大投入。相对于上述各方面，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不经常居于优先地位。

其次，自从198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等教育部分学校收费制度以来，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中，学杂费占的比例快速提高。1990年为4.6％，2006年达到33.33％。从国际来看，国外公立和国立大学的学费水平一般没有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20～25％。

3高等教育在财政教育经费分配中的差异分析

在公共教育经费既定的条件下，如何确定经费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问的比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各级教育的适龄人口，教育结构规模等。

3.1我国三级教育公共财政经费的差异

(1)财政性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分配：从政府高等教育一个可行的视角。

2供给学派的研究范式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提出了减税减支、增加供给、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主张。其政策核心是减税，具体分析了减税的效应、原则、时机、规模和方式等内容。毋庸置疑，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的效应在于供给边即商品与劳务的供给数量和效率。扩大固定资产抵扣范围的增值税转型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成本将会刺激新的投资进入和促进固定生产设备的更新，较高的投资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支出指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公共经费规模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356.7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259.57亿元；从三级教育在公共财政经费中的比重来看，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在公共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21.54％增长到2006年的24.18％。从这个变化看，笔者认为，公共财政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在25％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较为稳定的，指望继续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分配比例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2)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中等教育分配：1998年我国用于中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为599.26亿元，2006年增长到1259.57亿元，其分配比例在37.61％～35.18％这个很小的区间上下浮动，近几年又呈慢速上升，笔者以为这个趋势是合理的，因为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受到中等以上教育的学生也会更多。需要提高财政预性教育经费对中等教育的分配比例。2006年我国将37.61％的公共教育经费分配给中等教育，与中等水平国家38％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3)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初等教育分配比例：1998年，我国用于普通小学的财政性经费为699.99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1990.07亿元，增加了1290亿元。1998年～2006年，初等教育的比重从42.27％下降到38.21％。这些年我国新生人口减少，小学学龄人口下降，导致了小学总体教育规模下降趋势，与我国小学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趋势是相伴的过程。

3.2三级教育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差异

从绝对额看，生均财政经费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中均是上升的，而高等教育生均财政经费由1998年的10465.06元下降到最低为2005年的6984.49元，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三级教育生均经费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三级教育生均公共经费比较来看，高等教育在1998年和2006年分别约为初等教育生均公共经费的20倍和4倍。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4

依附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兴起的用来诠释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后来被中国运用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中。本文借助依附理论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得出结论：在全球化的激流中，中国高等教育既要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要保持和发扬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高等教育道路。

关键词：

依附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本土化

一、依附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依附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用来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经济欠发达的一种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现代化学派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方面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以安德烈•弗兰克和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依附论学派彻底批判了现代化学派的主张。依附论学派抨击现代化学派主张的现代与传统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太过笼统、模糊而无法诠释现实的世界。因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而非现代化学派研究的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1］依附论学派认为依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被西方国家剥削、控制的地位。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2］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统治地位。依附论学派初期提出的观点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铁铮铮的事实冲击了他们的观点：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很快跻身到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地区)工业化。［3］依附论以拉美为倚重研究对象确实给当时的理论界带来独特的价值，但他们忽视了对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实证考察和研究，这种理论与实际偏离的研究方法注定让依附论学派陷入自圆其说的境地。早期的依附论学派用普遍归纳的方法去研究外界力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却不分析落后国家的内部结构。就在古典依附理论招致四面夹击的时候，以社会学家卡多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要重点研究落后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特点，［4］与“经典依附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依附和发展可以同时进行。新观点倡导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民族特色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但依附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依附派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依附论那模糊、笼统的概念，松散的论证过程，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总之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高等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依附与自主的斗争之路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被广泛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我国学者展开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依附问题的激烈讨论。回顾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正视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下，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作为“后来者”国家，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度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比如清末以来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等。其中，中国在50年代对苏联的模仿给我国高等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依附的消极方面来看，引进苏联模式加剧了我国教育的中央集权，［5］比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强调单一性，以致理工分离；在人才培养上一味追求对专业精英的栽培而忽视了通才教育；教育的职能目标太窄等。然而，当时中国的“依附之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依附”和“自主”之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清概念。所谓“借鉴”，是指积极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学习，［6］即我们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发达国家沟通、交流；“依附”则是完全被动地照搬别国经验，这样的“依附”最终只会形成畸形的教育体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美、日等国竞相借鉴它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7］它们是在适应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学术积淀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借鉴，最终它们的大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比如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州立大学，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意义的借鉴是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重新审视中国近百年来的高等教育之路，我们可以发现无奈“依附”背后的创新与变革。比如“壬寅•癸卯”学制，乍一看确实模仿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但依附论者没有看到的是，它也结合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需要，在开设的八科里面经科是最大的一科，这在日本学制里是看不到的；“壬戌学制”从构思到颁布经历了八年的准备阶段，在这期间，学术界、教育界的学者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陶行知先生评价说：“颇有独到之处。”廖世承先生说：“不是好学时髦，或盲从美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入了WTO，国际地位日益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在获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重新审视大学与政府的依附关系

政府、社会、大学三者始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最备受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主与控制这个话题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政府的依附，同时大学又渴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以便实现学术与科研的自由。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等院校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包括教育决策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划拨、行政管理人员的选聘、专业教师的任用以及高考制度改革事务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全权管辖。实践证明，大学要获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同样政府也期望大学的发展能带来可观的回报，二者就是这样处在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8］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大学要想脱离政府而获得完全的学术、文化独立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依附，将被动依附转向主动依附，将无限依附转向有限依附。大学要积极地投身到国家高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努力创建自己的高校特色品牌以打造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也能推进大学的自主化，不同于宪法和法律的是，大学章程的效力仅限于大学的组织者和相关主体，不具备普遍约束力。大学章程允许学校的举办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地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法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政府，而社会捐赠的数目相比于发达国家则是微乎其微，总之，我国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及捐赠意识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发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海内外人士对高等教育进行捐助，鼓励政府创办社会型的慈善机构来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强大后盾。

（二）发扬本土文化精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本土化等同于民族化，更通俗地讲也是国家化。本土化是指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发展都能保持民族特色。本土化要求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是任何时候都要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的。［9］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国际化，正是本土文化才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发扬本土文化固然重要，但若盲目地崇拜、信仰民族文化而固步自封，漠视其他异域、民族的文化，这就违背了本土化的真谛。

（三）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推动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国际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域、跨民族的深度交流与合作，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资源共享平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各个国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国际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10］主动地汲取别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以便谋求本国高等教育更高层次的发展，同时也能提高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只要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际化大洪流中，我国高等教育定会进入良性的螺旋式发展模式。

（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离不开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教育经验的借鉴学习，但这种借鉴和学习是建立在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的。我们要合理地整合利用资源，取长补短，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在这种开放、包容的交流与合作中得以传播发扬的。实践证明，借鉴从来都不只是存在于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单向的活动，很多时候它是多向的。［11］

（五）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的国际化学术人才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优秀学术成果几乎都是以英文呈现的，学术成果是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领域的科研能力的最主要的标准，由此可见，熟练掌握英语是多么重要。所以，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英语教学，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总之，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结语

笔者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最初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学术和文化的“边缘”地位，时至今日我国也未能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复制、模仿高等教育经验和理念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任何事物在其成长的最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依附强大的事物而获得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我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至此，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依附理论，从而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发展决策。为了能早日跻身高等教育强国之列，我们必须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化洪流，努力提高我国学术、科研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加大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合理地利用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作者：舒展 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白玫.依附理论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未来［J］.高教探索，2010（03）.

［2］劳尔•普雷维什.边缘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陈兴德.由传统走向现代：嬗变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反思［J］.集美大学学报，2004（03）.

［4］何晓芳，张贵新.对比较教育中的依附问题的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06（09）.

［5］刘志文.自主与依附的抗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道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03）.

［6］尚明翠，杨素萍.论比较教育依附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05）.

［7］陈兴德，潘懋元.“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9（07）.

［8］童锋.现代中国大学依附政府发展模式的归因与建构——基于依附发展的视角［J］.暨南学报，2013（06）.

［9］彭拥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大学教育科学，2004（04）.

［10］熊作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05）.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分析维度；定量研究；趋势分析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from 1995～2005 in China from ten dimensions including title， author， abstract， key words， topic， choice of topic， terminology， methodology， conclusion， reference and annotation. 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academic norm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theory cont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dimens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 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 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 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 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 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 0.976、 1、 0.994、 0.994、 1、 0.939、 0.98、 0.931、 0.955、 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 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 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 2004年又上升到12%； 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 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 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部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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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提升，我国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萌芽和雏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演变，但研究还存在理性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有待加强、规范化明显不足、科学化急需提高等问题，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研究步入科学化行列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9］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45．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篇8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播的途径,是人的能力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知识迅速涌现的今天,人们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不断增长,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专业知识,它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把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的目的。一般来讲,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而高等教育却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增加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说并没有培育出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现代知识体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传播知识的作用,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社会观念等决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决定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育质量低下。从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内容和结构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较低,很多毕业生都只能纸上谈兵,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其次,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盲目,专业趋同现象严重,提供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传授的知识比较陈旧,高校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毕业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2.教育体制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是文凭教育机制,这会使受教育者只是为了获得文凭或者分数,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识不能在我国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国比较缺乏的发展资源更加稀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今,我国一些大学生把追求文凭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在学习期间缺乏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压力。再加上通信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游戏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学习敷衍了事,甚至投机取巧,这也使得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师素质比较低。教师担负着对广大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完善素质的责任,其自身的素质状况对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中有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现代知识体系,或者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学术研究水平较高,但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的增长,从而缩小或者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充分有效地传播给新一代。

1.转变观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它的目的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转变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提高知识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较机制来衡量。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投入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投资越多对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资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主要应该取决于教育的体制、内容和结果等,资本投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2.教育体制改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有效传播,从而达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进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属于文凭教育机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此,应设法建立素质教育机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质量。同时,还应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还必须设法激励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动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压力。

3.提高教师素质。教师的素质对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必须拥有厚基础、强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学者或者本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自己培养。教师素质高,可以充分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教学水平。当然,这些也需要我国合理的教育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会规范作为促进知识增长的激励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顺利实现其作用,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强调教育体制、观念、教师素质的同时不能忽视像社会规范、教育基础设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总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增长,实现缩小或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崔博,王钰莹.网络文化:一种新型的校园文化背景―当代大学生教育之我见[J].科教文汇,2009,(8).

[2]李文利.高等教育之于学生发展:能力提升还是能力筛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3]王轶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高校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J].经济纵横,2009.6.

[4]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