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
语文课程资源选择、重组的基本原则与参与策略王云峰 姬升果 (6)
语文校本课程开发“六个一”例说詹火滥 (9)
语文教学的几句不愿意听的真实话姜仕华 (11)
语文教学的训练观及操作的有效性黄厚江 (13)
语文教师实用研究技法：整体构想法余映潮 (17)
涂沫人生洪贺廷 (15)
语文创造性阅读多元解读策略蔡国华 (19)
与诗歌文本对话的几组关键词梁修红 (22)
感受民间舞蹈——读刘成章《安塞腰鼓》段崇轩 (24)
善良的心，屠夫的手——祥林嫂的人生悲剧解读张学明 (26)
重读《祝福》颜培煜 (29)
也谈文本教学的底线杨万扣 (30)
陈奂生上城“走”法多多沈永生 (31)
用审美的眼光看王熙凤阎海宁 (33)
从《说“木叶”》教学点说起蒋晓先 (34)
语文课堂的多与少成龙 (35)
讨论用事的精妙 探究典故的蕴涵——《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教学随笔章浙中 夏艳丽 (37)
给课常点亮一盏灯屈琳 (38)
谈鲁迅对梅兰芳的批评和责难吴疆 (39)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音义补注何伟 (41)
古文翻译中罕见的连环错译周伟川 (43)
《报任安书》教学献疑孔宪锋 (44)
《列夫·托尔斯泰》解读存疑隋广华 (45)
我的反思——记我在语文教学中的困惑、困难思考及对策黄爱清 (46)
美，无所不在——浅谈在作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发现美殷文华 (47)
课文不厌反复读唐文 (47)
传统文化中人物形象新视点——再析杜十娘李双英 (48)
作文就是说话王家伦 (49)
如何解决作文中的“流水账”问题——作文目标教学课题研究的一点尝试袁媛 孟秀丽 梁凤玲 (51)
我这样理解语文课江东虎 (59)
新课程中考作文走向的分析与思考张春莲 (53)
新课程 新高考 新导向——《2007年课程标准实验区语文考试大纲》初读唐建新 (56)
高中语文教育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浅析刘士英 (58)
让我们期待得更精彩鲁沙 (60)
电影的意义——写在《经典电影走进语文课堂》的前面许序修 (61)
2006年《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总目录 (63)
《全国教育教学论文暨教案选萃》“求是杯”大奖赛征稿评奖通知 (67)
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中华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新探》征稿全国乐教杯教育论文有奖评优活动启事 (67)
《中华素质教育论文教案选萃》征稿启事 (67)
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语感教学研究与实验”向全国吸纳实验学校 (67)
《当代中国教育文萃》征稿启事 (68)
中国教育教学丛书编委会征稿启事 (68)
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洪贺延 (F0002)
带着朗育、体育和音乐石峰 (F0004)
一路走来王娟 (F0004)
唯有情，最难割舍聂水兰 (F0004)
2008中考语文特色训练王庆明 钟字 (2)
文言诗文阅读胡涛海 章利 (11)
“在成长中阅读，在阅读中成长”征文大赛启事…… (79)
外研社：“成长书系·新经典阅读”介绍 (80)
博涵中英文 雅润凤凰城——增城市凤凰城中英文学校简介 (F0002)
现代文阅读唐文生 侯彩明 秦歌 (25)
亭的建筑艺术王振复 (32)
谁说鱼儿离不开水佚名 (36)
变与不变唐文生 侯彩明 吕尚荣 (41)
安全着陆李其祥 (47)
作文唐文生 张武刚 (54)
中考语文模拟试题（一） (59)
中考语文模拟试题（二） (63)
构思——想好了再写思明 (50)
中心——有所围绕，有所凸显纪勇 (62)
教育箭主管 全国核心期刊 全国优秀期刊——中学教学参考系列杂志下半月刊（下旬刊）约稿 (148)
陕西师范大学网络学院2008年春季招生简单 (160)
语文教育随想录（续）洪宗礼 (4)
对高中课程评价的再认识吴雁驰 (9)
把言说欲、言说权归还给学生——言语生命动力学写作教学论之一潘新和 (12)
在实践中强化吸收张富 (15)
做有思想的语文教师李镇西 (19)
请从学生的心灵出发李镇西 (2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课余映潮 (21)
筚路蓝缕的语文建设工程——语文课程标准高中选修教材简评甘其勋 (24)
《自画像》教学设计周芳勇 (26)
有多少误读可以重来——由执教人教版必修四《廉颇蔺相如列传》和《苏武传》引发的思考甘雪莉 孔丹凤 (28)
文学教育的四台阶唐建新 (29)
感受个性化阅读杨彦利 (30)
阅读教学“整体性”原则的多元思考王家伦 (32)
走进原著 课堂更精彩——《夸父逐日》教学例谈王芳 (34)
孔子为何“哂”由胡先明 (36)
读奥运 学奥运 写奥运——欢迎邮购《2008高考作文话奥运》 (37)
生活因论证而深刻论证因生活而精彩陈茜茜 (38)
高考作文实用应对策略研究 (41)
选材——找最好的米下锅徐晖 (71)
文体与结构——量体裁衣，布局谋篇汪永亮 黄厚江 (76)
表达与技法——最基本的语言能力熊芳芳 (87)
深刻与丰富——使内涵最大化王玉中 黄厚江 (103)
语言与文采——魅力之源郗晓波 (113)
临场发挥——胜败在临门一脚高玉斌 (123)
实战演练——多实践才会有实力徐殿东 (131)
试题类编——知道从哪里来，就会明白该向哪里去刘晓玉 (136)
高三复习备考检测题命题得失谈朱文成 (144)
2008年江苏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有哪些变化？张君 (147)
高考语文模拟试题张悦群 (149)
第二届“四方杯”全国优秀语文教师选拔大赛胜利闭幕 (157)
“在成长中阅读，在阅读中成长”征文大赛启事 (158)
外研社：“成长书系·新经典阅读”介绍 (159)
关注口语交际教学的“教学”问题温欣荣 (3)
口语交际考查：注意对象和场合，体现文明与智慧贾玲 (6)
论口语交际教学的实施策略韩谈判 (9)
作文评价的两种方式董承理 (11)
“生活贫乏说”与课堂写作教学内容叶黎明 种海燕 (13)
当前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几个问题顾之川 (17)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课程改革——兼谈香港《中华文化承传》教育许序修 施仲谋 (19)
做学生的“语文激励大师”贾生荣 (22)
《祝福》说课余映潮 (25)
行走天路李泽琪 (23)
扭动台词这把钥匙徐殿东 (28)
倾听这个世界的音乐——《这个世界的音乐》构想王伟杰 (29)
古乐宜翻新曲唱——《读〈伊索寓言〉》导学设计韩晖 (31)
《孔乙己》对话导学设计姚辉 (32)
《虞美人》教学设计朱仲莉 (34)
教材处理要有整体观——关于人教版新课标必修教材处理的几点思考朱诵玉 (35)
壮美的悲剧人生——项羽人物分析吕文龙 (37)
让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吴振华 (39)
借鉴·化用·超越·创新——谈谈阅读对写作的“助推”作用张润存 (40)
读诗不可不读题周德富 孟庆会 (42)
说《祭十二郎文》中的“而”江苏 (43)
“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商兑王国彬 (44)
“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辨析李怀清 (45)
阅读的辩证艺术张文海 (46)
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一堂作文教学的课堂实录王家伦（执教） 傅嘉德（点评） 缪葵慈（点评） 陈晓姿（整理 (48)
作文训练课《我的母亲》课堂教学实录余卫兵 (52)
高三冲刺阶段复习方略及训练：诗词鉴赏复习与训练黄厚江（审订） 徐志伟 孙娴 (56)
实用文阅读复习与训练周富兴 (64)
文学作品阅读复习与训练杨斌 (76)
文言文阅读复习与训练毛伟 (91)
作文复习与训练闵文 (99)
把“基础”放在首位——近年全国中考“积累与运用”试题评鉴姚守梅 (114)
春江水暖鸭先知——近年高考语言知识与语言表达试题评鉴王学华 (117)
新课程现代文阅读趋向分析宋晓民 (119)
实至名归 “新”逢其时——潘新和主编《新课程语文教学论》评析陈寿江 (122)
只要你开卷一读，不举手就想发言——两本关于作文和作文教学不可不读的好书柯望 (124)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2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科技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开始分离与对峙日益引起人们的忧虑。这一“分离与对峙”在中国当代大学生中已明显表现出来。
严酷的实事——当代大学生的“人文失落”
我们曾于2001年分六大区，对全国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达1万余人，调查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已成严酷事实。
“个人本位” 走向极端，明显疏于对他论文联盟http://人和社会的关心——只有25.34％的同学认为当代大学生“有社会责任感”，只有6.85％同学认为大学生“肯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26.78％的同学认为当代大学生“关心切身利益，不理会社会事务”，有52.79％的人公开表示，假如在街上遇到歹徒行凶，只有受害人是自己的家人时，才会挺身而出。
“技术至上主义”滋长——在回答“最崇拜的人是谁”时，只有0.78％的同学崇拜艺术家，位列倒数第一，2.64％的同学崇拜文学家，位列倒数第三，远远排在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实业家之后；在回答“除专业课外，您目前最想学习的知识是什么(选三项，并排序)”时，仅有34.34％的同学选“人文知识”，排在“计算机知识、网络技术、实用技能”之后，位居第四，比排在第三位的“实用技能”相差14.39个百分点。
理想失落，个人追求功利化、世俗化——在回答“您选择未来职业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请选3项)”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经济收入86.45％、专业对口40.47％、社会地位40.00％；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同学中，竟有16.12％的人把入党动机定位在“为毕业后好找工作”和“追求执政党的好处”。在回答“您认为生活中哪些内容最重要（可选三项）”时，把“理想”作为首选的只有5.70％，远远排在“知识”“健康”“事业”“家庭”“友谊”之后，并有19.63％的同学认为“金钱”最重要。
人际、人伦关系陷入迷茫、混乱、痛苦——有32.58％的学生感到最苦恼的是“人情冷暖”，13.24％的大学生“陷入交友矛盾之中”；41.58％的同学同意乃至非常同意“恋爱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31.20％的大学生赞同“只要不破坏家庭，婚外恋可以接受”，23.64％的同学认为“婚姻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17.61％的大学生认为结婚与“爱情”“幸福”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只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结婚会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
人格残缺状况凸现——对“做什么事情都应等价交换”这一观点，6.28％的同学非常赞同，32.71％的同学表示同意；有29.92％的大学生“在未来5年内，最大的愿望”是“赚一大笔钱”；另有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上升为27.03％，北京大学近10年来因心理疾病休学、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最近杭州市从七所不同类型的高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30.85％的同学认为大学生信仰宗教“是为了寻求精神寄托”，15.68％同学认为大学生信仰宗教是“生活空虚的表现”。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本质上是精神家园的失落，是美好追求的失落，是完善人格的失落。它说明当前的教育确实是“半个人”的教育，如果不能尽快加以解决，我们的社会将滑向“物欲横流”，将滑向“人性泯灭”，那将是多么地可怕！
深刻的反思——教育的“人文失落”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文失落”，究其根源就是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失落。约翰·奈斯比特说：“科技在不断提供消费可能的同时，也在消耗着人类的生命力，科技让你疲于奔命，科技让你冷漠疏离、抑郁疯狂，科技带来了具有潜在的毁灭人性的危险。”1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伴随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消费文化，已经变成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多数大众性娱乐最终会沦落为‘反生活’的东西……它们最终会导致这样一种世界观：进步就是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低的道德水准看齐，自由就是无止境地但又不负责任地追求快乐”2。 正因为如此，物质主义、技术至上与人文主义、精神解放始终是一对矛盾，伴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进程的深入，这对矛盾的运动在客观上影响并推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恰恰在这方面失误太多，在科技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来“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拿起“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这一武器加以“矫正”。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回归绝不仅仅意味着实施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内容的教育，而是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理念、原则的切实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追求人的真正全面的发展，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自身的完善，旨在通过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和状态，以实现对人性的拓展，并能够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确证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力量；它认为教育是不断发现、开发、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潜能的重要途径；教育作为一种构建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工具，应该而且必须引导人的精神信念趋向更符合人的本性的方向发展，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形成人正确的社会观和责任感。正如康德所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其为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3
由此，在肯定我国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存在很多误区。首先，在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掩藏了对自身完善的价值追求，很多人变成了“技术动物”“经济动物”。反映到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目的中的功利化色彩浓厚，重视课堂学科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训练，轻视甚至无视对教育对象精神世界的应有重视和人文关怀。更有甚者，老师在课堂上大讲“好好学习，为了将来挣大钱，娶美女”，致使“他们一味思忖着干什么才可成富翁，干什么才可成名人，怎样才能不劳动而成功”；“他们不是在那里做自己认为非做不可的愿做的事，仍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朋友或周围的人们，羡慕他人生活的舒适”；“只打算医生、教师、画家与律师何者最为安乐易富，择其便利者为之，他们这是不想自己的天分与使命的虚伪轻薄之选”4。
其次，与教育目的的功利化相联系必然出现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偏狭、功利。在实际生活中，“升学率”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和“分数成绩”几乎成为评价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教师和学生水平的惟一标准，于是形成“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只要考出高分数，即可“一俊遮百丑”。很自然，那些追逐高分数而陷入题海战术的“书呆子”，便获得了老师、家长、社会的肯定；进而那些听话的、唯唯诺诺的、循规蹈矩的学生就是“好学生”，那些“调皮”的、好争论的、“冲撞”老师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学生不可能有自我意识，不可能有思维伸缩的空间，不可能有发展自己多方面才能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个性的张扬。这种导向极容易使受教育者逐渐放弃幻想、想象等健康、单纯的稚气 ,泯灭掉许多富于创造性的闪光灵感，成为循规蹈矩、缩在习俗和惯例中人格严重分裂的人，成为“会走路的两脚书橱”。这样的教育排斥了教育应有的对人性拓展的功能，必然导致教育产品的“干瘪”“乏味”和人格残缺。这样的教育不是以“人” 为本，而是以“分” 为本。
其三，在这种畸形教育目的和评价标准作用下，教育过程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对象作为“人”的地位被忽视。教学过程见“技”不见“人”，教育被窄化为“记问之学”，而且教育过程就像工业生产中自动化流水线，使受教育者成为机械的、被动适应的“零件”。正如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所说：“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另一个是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5 如此下去，“学校繁荣，教育衰败”，教育在一种缺乏文化底蕴的狭小空间运行着，人的各种潜能被埋没，甚至退化，人的完整性被肢解，成为“考试机器”“文凭奴隶”，被机械切割的“标准件”，也必将沦为“精神侏儒”。他们会操纵现代化的高技术设备，却不会调整自己；他们有着良好的学校教育背景，甚至拿到许多文凭、证书之类的装潢自己的标志，然而感情越来越贫乏，焦虑烦恼越来越多，内心自由越来越少。
必然的选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回归
我国当前正大力推进的素质教育，实质就应该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回归。这是教育本身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国教育质量取得突破的必然选择。当务之急是素质教育的要义必须准确把握。
一是要提升“人”在教育中的地位。最根本的是要明确：教育对象是人，教育是人的教育，应当以人为本，人更是教育的出发点。其基本理念是：教会学生做人，相信每一个正常的学生都有巨大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潜能，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学生一同发现这些潜能，一同开发这些潜能，并使之变为现实的能力。
二是要特别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认为人的内部的整体性表现为思想、智力、情感、感觉等方面的一体化联系，如果人的多种潜能被严重地分裂，就不存在自我。为了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本主义教育论者特别强调要从人的内部去寻找创造性的源泉；而主要承担这一“寻找”任务的就是教育者。我们的教育就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既要认识内部创造源泉的存在，同时又要注意改善外部条件——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把“内部”和“外部”沟通、互动、结合起来，使人达到最大程度全面发展的最有效的“催化剂”就是教育。教育从内部点燃生命的智慧、理想、激情和进取精神，从外部赋予其自我更新、追求卓越的广泛机遇和条件，以使人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潜能在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得以开发。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是“知识的活化教育”、是“民主式的教育”、是“激励求异”和“尊重差异”的教育……
三是仅仅一般性地强调“全面发展”是不够的，在现阶段要把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及其人格的完善放到首要位置。这绝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在实践上才能根本改变现存社会和教育的弊端，克服教育的功利化倾向，矫正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人格残缺；同时在理论上与教育的近期目标、与教育要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并不矛盾。这就要求教育紧紧围绕人的兴趣爱好、个性发展、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的培养等方面展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是其必然结果。这样的教育强调成“人”教育应优先于成“才”教育，尽管二者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这样的教育反对文理分家、强调文理整合；这样的教育强调“情”“智”融合，并体现到课程目标、学科考核和评估标准上。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和解决教育问题的历史经验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并逐步成为研究热点之一，研究成果颇丰。已有成果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党的领导人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的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的研究，学界有大致的梳理，并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将历程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党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之际，即1921年-1949年；第二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今。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侧重研究建国后党的教育方针，对于建国前党的教育方针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王铁的《中国教育方针研究―新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是目前所能查阅到的第一本系统论述建国前党的教育方针的专著。该书论述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内容、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基础，对于党在不同革命阶段教育方针的具体实践也做了详细的叙述。[1]
关于建国后党的教育方针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的研究相对较多，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方针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郑刚按时间顺序将建国后党的教育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共和国前期的教育方针；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教育方针；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教育方针。[2]李则根据不同时期教育培养目标和服务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教育方针；第二阶段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教育方针；第三阶段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3]
梁伟在研究中指出，从建国之初至1978年，党的教育方针和实践从性质上完成了两个转变，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方针。而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走过了一条从不明确到逐步形成及至最终在宪法中得以确定的之字路程。[4]刘丽丽通过研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修改旧的教育方针成为了一个急迫的任务，这一时期工作任务的重点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适应新形势需要，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教育方针的新表述，后被写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经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的修改，最后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5]蔡中宏认为，我国建国以来提出的各种教育方针，都是围绕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来展开的。尤其是十六大确定的教育方针，是我们党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6]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
教育改革是国家、社会需求变化与教育思想变化的结果和外在体现。教育体制是教育思想得以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机制保障，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教育改革的研究较多的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而且对教育体制的研究尚未达到系统的水平，但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这一课题。
尤国珍、漆明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国初至1957年，确立了高度集中与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以便于集中有限资源培养国家急需人才；1958年至“文革"结束，教育行政管理权限的下放与失控；改革开放后，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领导体制。[7]李伟涛将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体制改革分作三段，即“文革”结束-1984 年（恢复稳定）、1985年―2000年的重点突破（确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校长负责制）和2001年至今的全面深化（继续深化、完善既有体制）三个阶段。改革变化体现在从提高管理效率逐步转向教育公平，学校主体性得到不断提升，体制改革自身也从单纯依靠政策推进过渡到政策和法规共同规范和推进。[8]
石中英、张夏青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将中国教育改革划分为四个时间段：教育改革酝酿与教育事业恢复发展时期(1978―1984)、教育改革起步与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时期(1985―1992)、教育改革全面展开与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时期(1993―1998)、教育改革持续深入与教育质量全面提升时期(1999―2008)。同时又指出，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在于国家、社会的需要，这决定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更加多样，价值诉求更加贴近人本思想。[9]梁润冰对中国当前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和政府的内在缺陷阻碍了我国教育的发展，也认同建立多中心的教育体制。[10]王慧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角度，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就在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并按照这一解释，教育体制改革划分为两段：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与探索阶段(1978―199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确立阶段(1992至今)。继而阐述了两类教育体制的利弊，以及经济体制与教育体制的辩证关系。[11]
三、党的领导人教育思想的研究
关于党的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成果颇丰，近年来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主要研究党的领导人的教育理论、教育原则和教育实践等几个方面。
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方面，刘海南指出，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新中国前期教育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12]。曾敏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四个特点，即浓厚的教育哲学特质；独特的人民教育观；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三育并重”德育为首的全面发展论。[13]严文清将毛泽东教育思想分为四部分内容，即教育功能的政治化；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14]
王献志将邓小平的教育思想的基本构架分为四部分，即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根本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主体支柱；培养“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思想是邓小平教育思想所规定的战略目标；按教育规律办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教育改革。[15]
王丽英认为，江泽民对教育工作的突出贡献, 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了江泽民教育思想。江泽民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时代性、富于科学性, 突出前瞻性, 注重现实性, 具有开创性。[16]
杨帆认为，胡锦涛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即：前提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本战略是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基本方针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关键是尊师重教；根本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17]顾成敏总结了胡锦涛教育思想中的五个坚持，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根本指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长期战略；坚持促进教育公平是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价值中枢；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永恒主题。[18]
四、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现有研究普遍倾向于将中共党史与教育史简单叠加在一起，无法突出党史研究的政治特性，甚至会出现跑题的现象，使原本的政治学研究带有教育学研究色彩。随着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外延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
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对建国前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关注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零碎散乱，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因而难以形成时间上的横向比较，也就难以总结出阶段性的特征。
第三，现有研究在方法上倾向使用归纳、总结这类初等的逻辑方法，对政治理论的借鉴不够，既无法形成清晰、条理的分析框架，也无法凸显党史研究的政治特性。
第四，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总结、归纳中共公开的教育政策和理论，缺少坚实的一手档案研究，使得研究成果带有时评的色彩，无法形成历史沉淀和知识的积累。
参考文献
[1]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研究―新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2]郑刚.中国教育方针的百年变迁历程[J].教育探索,2005(9).
[3]李.论我国教育方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9).
[4]梁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刘丽丽.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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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4
世家走出真赤子
庄孔韶出生于北京景山东街的一座临街老四合院(老京师大学堂旧址墙外侧)，他的爷爷生前亲自设计图纸和监督施工。这个有百年历史的静静的庭院中，曾经走出过老京师大学堂毕业的中国首批采矿工程师之一，还有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庄泽宣，以及日本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清代第一批中国(法律系)留学生，是为庄氏家族祖父辈三兄弟。这座晚清和民初建立的三进套院，还接纳过不寻常的房客――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庄孔韶的父亲是辅仁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一生致力于生物教学和研究撰写，并且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率先建立中国电化教育和北京植物园的奠基人，曾指导用显微胶片拍摄了解放后最早的生物教学影片《细胞》和《草履虫》等。
在这个充满了人文气息的院落中，庄孔韶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庄孔韶的母亲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今年82岁高龄仍然精神健朗。她对笔者回忆起庄孔韶童年时，脸上充满幸福地说：“孔韶特别喜欢家中堂屋里的字画，他一整天对着对联描画，还顽皮地在对联上写满了字。”
庄孔韶师从我国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泰斗林耀华先生。他1988年在林耀华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部教育人类学专著《教育人类学》，是受庄泽宣《教育与民族性》一书的直接影响，以及他本人多年中学大学教学与田野工作的经验和导师指导的综合结晶。庄泽宣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学制改革“壬戌学制”的起草者。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庄泽宣先生就开始了对民族性与国民教育关系的探讨。“文革”期间庄孔韶高中毕业后，考取俄文教师资格在中学教俄文期间，对中国教育制度及中国儿童教养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考取研究生，追随林耀华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这与他的家族背景及自身经历是相关联的。
“知行合一”的庄孔韶并不仅仅从理论上阐述教育思想，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期间便身体力行，推动大学教育改革，大幅度更新课程设置，旨在更新知识、开阔学生的眼。面对中国大学存在的注入式的教堂模式，庄孔韶艰难地推动着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2002年他主编了中国大陆首部教育部核准的大学人类学教科书《人类学通论》，这是中国学人独立编写的首部融合东西方人类学知识的教科书，目前已被多所国内重点高校和地方院校指定为研究生、博士生必读教科书。
《银翅》高飞舞轻扬
1996年庄孔韶在台湾桂冠书局出版了《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一书．该书于2000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了简体宇版。这本书是接续林耀华教授《金翼》的学术性续本。
《银翅》一书中对于福建地方社会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作了逼真的民族志记录，提出中国文化反观法这一具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这是庄孑L韶对于中国农民社会在20世纪的剧烈变革作出的一个中国人类学家的生要学术论断。
庄孔韶把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与长期参与观察所得来的材料相结合，考察中国社会大小传统的发展互动轨迹，追寻中国乡土社会大小传统的发展与濡化的历史根基，这一点是他对国际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史观”，标志着美国汉学研究从费正清的“冲突一回应”模式的转型，但柯文并没有从实践的角度给出”中国中心史观”的合理研究模式。庄孔韶在《银翅》一书中不但考察福建地方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佛教、儒学与民间信仰的层面，而且对外来基督教与本地文化的关联过程也提出了一个人类学家的特定见解。他对于福建农人宗教仪式中陈靖姑信仰在其现实生活中影响的细致考察，以及他优美的文笔记录与严谨的学术分析，使我们宛若走进了中国农人的心灵世界之中。”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理念之发现，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学者经世致用理想的转化与重生。与持有价值中立态度的学者不同，庄孔韶保持着对中国国运民生的深切关注与体察，他的著作对于上世纪不同时期国家的政策与农民命运的关联作了深刻的历史性剖析。
生活中悟出人类学的性灵
庄孔韶对于生活的细致观观察与感悟也体现出他人类学研究的选题与取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附近魏公村多年形成的餐馆一条街――新疆街，是庄孔韶和他的研究生们的调研对象。他们拍摄的影视人类学作品《新疆街》，记录了这里多元族群互动的生动图景。发表的食品人类学论文《“新疆街”的时空变迁》，该论文英文版被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Cruzon出版社收录在食物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论文集中，连续再版三次，成为世界食物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作品。
对于儿童教育的关心与体察促进庄孔韶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追踪拍摄北京某家庭对女儿的教育方式，用人类学影像方式记录了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过程，并从人类学深度探讨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庄孔韶的相关教育论文集成为东亚和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国大陆地区的代表作品。
中国汉人社会研究的理想
在当代学术作品普遍缺乏读者、难以亲近大众的情景下，庄孔韶认为，学者自己应该反醒自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脱离实际的空谈玄学，当然引不起读者的任何兴趣。学者想参与社会就应该使自己的研究主题贴近国运民生，让自己的表达方式为读者所接受。学者不应该是高居象牙塔中自命不凡的教授、专家，而应该是积极入世推动社会发展的独立学人。
庄孔韶还进一步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意在以多种方式展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给广大民众。他的《“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中以诗、散文、对话、民族志、小说等多种文体展示他在中国西南、西北及福建、北美的田野过程与文化感悟。《北美花间》是他个人诗集兼摄影作品集，展示了他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类学家对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独特视角。诗集将英文和汉文古诗中的同类风物与场景纳入作者个人的旅美情怀之中，其中东西文化的比较意像如自然之泉，回味无穷。《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则是中国人首部关于美国白人商业世家的民族志，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部小说式的作品贯穿了对于美国家庭的教育人类学分析与对比性思考。《远山与近士》则是庄孔韶早年在云南进入基诺族、哈尼族、傣族地区的人类田野工作感悟，其中对当地风土民俗的细致描绘，特别是对中国西南山地民族游耕生活方式的记录与分析，成为珍贵的人类学资料。
庄孔韶同时指导中国汉人社会研究、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三方面的硕士生与博士生。他认为，汉人社会研究是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介入到中国社会的实地田野考察之中，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以民族志为主体的人类学作品，追求社会科学方法与中国国学训练的结合。在田野点的选择上，既鼓励学生选择新的田野点，发现新的学术研究类型，又支持他们追寻中外人类学家的经典田野点进行跟踪式回访。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独立学术人格，反对把外国现成人类学理论模式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在中国汉人社会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对旧有研究模式的突破，以及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一直是庄孔韶有意识开拓的主要方面。
从1918年美国人葛学溥在广东凤凰村的调研开始，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开始介入到中国汉人社会研究领域，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学科开始以前。那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著作还未问世。中国汉人社会研究实质上对于整个人类学理论的创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汉人社会研究发展史中，林耀华的《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许光的《祖荫下》，杨庆望的《向共产主义转化前的中国村落》、“日本满铁惯性调查”等是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重要著作与调研资料。作为一门动态学科的人类学，学者们关注的是一个处于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田野点，当年这些研究的先行者们所描述的文化场景及当初的理论预设，都已经历上个世纪重大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变动。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梳理文献、档案的同时，庄孔韶带领他的研究团体用将近20年的时间重访这些经典的中国南北汉人社会的田野点，贯穿历史与现实，关注学术与民生，以求真务实之精神再次呈现给不仅是学界而且是广大民众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的人类学图景。其研究成果《时空穿行》一书，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庄孔韶已经注意到，要想全面理解中国汉人社会，仅仅从宗族、家族、宗教信仰等方面入手局限于华南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南北汉人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南北汉人社会的对比性研究，以及对中国汉人社会理论进程的全面梳理，是目前庄孔韶与其学生正在进行的重要科研工作。
心系民生的儒者
庄孔韶1995年开始主持了长江三峡淹没区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实践研究，并与考古、文物、医学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跨学利研究，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评介和重视。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庄英章先生等大力支持庄孔韶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考察了长江上的重要田野现场。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高度评价庄孔韶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相结合方面对于三峡库区文化遗产考察与抢救中的努力。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创新教育；贫困地区；初中生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为了重塑中华创新之魂，教育责无旁贷。
但是当下，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应试教育的不良倾向也困扰着当代中国的教育。其中，对学生创新精神的扼杀，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端。中国学生创新精神的弊病也暴露在世界教育大众中。如世界著名航空专家、美国普里斯顿大学教授陈心一访华时对有人说，美国教授在招收博士生时，往往宁可录取分数较低的西方国家的学生，而不愿意录取分数较高的中国、韩国学生。原因就是东方的学生管于啃书本、抓分数、墨守陈规。因此、当代中国更加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教育，首当其冲的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手段。教育必须创新，创新教育必然应运而生！
创新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
创新教育是面向现代化的教育；
创新教育也是面向世界的教育。
创新教育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中学阶段无论是在生理或心理上都是获取创新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的最佳阶段。所以中国中学生的创新教育是中国创新教育的重点。那么贫困地区创新教育的发展是否能跟上国家创新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本文就以我国贫困地区初中生创新教育的实施途径与方法作为我们观察、研究和探讨的对象，并对此展开研究型的论述。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黑龙江省六大贫困县之一的汤原县创新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等方面。首先，了解一下汤原县的一些主要情况。汤原县县域3420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为26.5万人。在科学教育方面：科技兴县战略得到大力实施，科技贡献率进一步增大。教育事业在改革调整中稳步发展。全县中等专业学校一所，在校生约2000人左右。普遍中学17所，在校学生约10000人左右。小学78所，在校学生约20000人左右。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在中学生创新教育的实施途径与方法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
一、在教学软硬件设备上
首先，在硬件设备上，汤原一中的教学楼比较旧，教室内的书桌也比较陈旧。校内图书馆也是比较落后的，管内藏书也不较少。校内食堂和学生宿舍条件都比较艰苦。从总体上看，汤原一中的硬件设备都不是很令人满意，处于较落后的状上态。而在软件设备，汤原一中能够做到每个教室都安有一台计算机，并配有投影仪。但不能确保让每个教师的计算机都能连上互联网。教师的办公室都有配备计算机，保证了每个老师的办公桌上都安有一台能联网的计算机。在学校的微机室内大约有50台左右的计算机，但都未联网。
二、在课程设置上
除正常的主科与副科科目外，还有艺术类的课程。包括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外活动主要是上劳动技能课，学生们可以在劳技课上学到许多动手的技能。劳动技能可是在学校以外的劳动技能中心开展的。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所要学习的技能。这些技能课包括布艺、陶艺、烹饪、面点、电子、驾驶、雕刻、编织布、插花、等20多门课程。这种课外技能课能促使学生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还让学生学到了亲自动手的技能，丰富了他们初中时代的学习生活。培养他们的动手、动脑、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在教师观念上
通过观察和询问等方式，我们了解到汤原一中的教师在创新教育之一方面的观念还不是很明确。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对这一观念的体现还是相对较少的。但偶尔也会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利用新的角度去思考，或做一些与教学有关的讨论和课外手工等。
四、在教师的教学手段上
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在汤原一中的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主要还是采用“教师教学生学”、“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为主学生为辅”、“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教师很少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想法，或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创新式的探究。相对来说，平度市某中学在教师教学手段上做到了以下几点：（一）创设情景，明确任务。创设一种与挡墙学习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带着真实任务进入学习环境。（二）教师导航，教师导航通过对学生的指导让学生明确任务，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相互协作来完成任务。（三）搜集信息，通过“教师导航”环节，学生已经明确，要想顺利的完成任务，就要认真的学习，从书本上学、从相关资料中学、从网上搜索、还要从师生和生生的相互合作中学。（四）上课讲解，在学生已经初步了解所要学的知识以后在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对主要问题要求学生重要掌握。再对学生在自主学习时所产生的疑问进行讲解和指导，保证学上能够全面掌握课程规范对学生的要求。（五）课堂小结，对学生推荐出的最佳结论进行欣赏性评价，教师适时点拨和指导，然后师生共同进行课堂小结，对这节课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方面的收获进行交流，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改正的建议。
五、在教学方案、教材建设方面
教师的教案中很少涉及有关学生自主、独立学习的方面。主要体现的都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做的，而关于创新教育中的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相对甚少。在教材建设方面，没有专门的关于创新教育的适时可参考的资料。但是，有一些教材中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让学生独立完成的思考题、小手工等等。这一点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己动手等能力产生有利影响。
通过对汤原一中创新教育的初步调查与研究发现，汤原一中创新教育在教学软硬件设备上、课程设置与实施上、教学手段上、教学方案及教材建设上、学生课堂表现上、教育评价制度上等各方面，与我国中学生创新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但阻碍了我国贫困地区创新教育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我国贫困地区儿童的发展，阻碍了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应加强对我国贫困地区中学生创新教育的支持力度。使贫困地区的儿童能够有机会培养自己独立创新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延伸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延伸到生命的每个阶段。是自己成为一个真真正正“会创新的人”。“创新”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只有不断完善自身，用创新的眼光看待问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色，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所在，才能促进我们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所以，所以我们要重视创新及创新教育，更要重视被一度忽视的贫困地区的创新教育。因为在那里一定会存在被埋没的金子，会存在未来国家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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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6
著名教育学家、教育史学家周洪宇教授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关系，本刊开设“名家访谈”栏目，承周教授厚爱，答应接受本刊的采访。周教授身兼多种学术和社会职务，工作极其繁忙，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刘来兵（以下简称刘）：众所周知，您这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是十分独特的，诸如“上山下乡”、“知青”等字眼深深地烙印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作为其中的一员，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求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周洪宇教授（以下简称周）：的确，“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正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的明显标志之一，而且对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出生在1958年，是“文革”时期的第一届小学生，当然也第一届初中生、高中生。“文革”时期的中学实行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我是1974年进高中的，1976年10月12日下放到湖北荆门的姚河公社。下放初期，我有点水土不服，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渐渐适应了农村的饮食、劳动生活等。在农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一久，在这种环境下，就产生了困惑，感到长期这么生活，那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上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处于“文革”后期，因此，我呆在农村的时间实际上不算长。1976年底的时候，滞留在农村的知青达到了800多万，其实每年都有100多万的知青通过招工、招兵、招生的形式返城，当然也有一些非正规途径回城的。我当时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回城。但是不知道能以什么方式回城。忽然有一天，我记得是1977年10月12日，恰好是我下放一周年的那天，村里广播响了，说中央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知青可以报名，没有“出身”的限制，同等条件下自愿报名、单位审核，只要过了线和体检、政审合格，就可以读大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劳动，很激动，觉得机会来了。没想到我们下放才一年就恢复高考了，整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就这样恢复了。之后便是白天干活，晚上点着油灯复习备考的日子。应该说，知青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所有的生活都是之前不曾体验过的，在此过程中锻炼了身心，磨练了意志，学会了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也留下了异常深刻的乡土记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自我管理，尤其是时间管理。下乡期间，我每天记日记，制定时间记录表，记录每天所做的事情及所花费的时间。时刻提醒自己要抓住时间，要善于抓住机遇。因为机遇就是由很多时间构成的。我抓住了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年备战高考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幸运的是自己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由此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之路。我觉得知青生活对我后来的大学学习最大的影响就是懂得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机遇，曾经躲着学、偷着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要拼命地把过去错过的东西都补回来，所以我们这届大学生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抱着不把过去损失的岁月夺回来就誓不罢休的劲头去疯狂学习。
刘：我们知道，77、78、79级三届同学，学习都非常刻苦，留下了许多佳话，您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吗？
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憧憬美好的大学生活，以为进了大学读书，学习就应该有明亮的教室、满屋的图书、众多满腹经纶的教授……没想到我们文科类的历史、政治、中文系三百多学生，第一个学期是在离武汉桂子山本部三百多公里的京山分院度过的。虽然这里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当时算得上学习佳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比晚”，想法很单纯，就是看谁睡得晚，谁睡得最晚谁才算最用功，谁最用功谁将来才最有可能有出息。由于比睡得晚，早上有时就起不来，影响到早操，各个系之间还在比赛，看哪个系做得好。为保证每个人都能按时出操，辅导员张老师晚上到学生宿舍查房。我们知道每天哪个点张老师会来查房，所以大家就按时熄灯睡觉，很安静。但张老师也有对付我们的办法，他过来后，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们都以为他走了。大家有的就打开灯看书，有的就在一起开“卧谈会”。我是蒙着被窝打着手电筒看书，结果张老师进来后，他们都悄悄的不做声了，灯也都关了。我在被窝里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感觉到变化，张老师就把被子一掀，也没作声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出操列队时，狠狠地训了大家一通，实际上主要是说我。到了4月份，天亮得早了，也不需要晚上熬夜打着手电筒看书了，我就改成早起读书。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来，天刚蒙蒙亮，就跑到校园里面的梭罗河畔叽哩呱啦地读外语、背单词、背古文。这个时候大家改换成比谁起得早了，生怕晚起了读书时，河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确实是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想的就是学习，争分夺秒，完全不想别的事情，想学习好就行了，一定要把学习搞好。
我们就这样在京山分院度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1978年9月回到了武汉桂子山。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京山分院这半个学期的学习生活，还是很有收获的，就像是我们从知青生活向大学生活过渡一样，仍然身在农村，而且学院有农场。我们还搞过收割比赛，但是这时劳动已经是生活的调剂了，读书才是生活的常态。当我们从京山分院回到桂子山的时候，每个人都比刚入学的时候成熟了很多。而那些一直在本部读书的理科学生，他们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与在学校还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之间相处得并不好，互相都不对眼，反倒是我们这些文史哲的同学在京山分院相处得特别融洽，彼此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这也算是一种意外的“补偿”吧！
刘：您是史学出身，毋庸讳言，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包括教育史研究在内的史学研究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缺乏实用性”，这就导致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不愿选择史学研究作为职业方向，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历史科学的发展。在您看来，历史学研究的最大功用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所谓历史学的“缺乏实用性”？
周：史学研究的功用问题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常常被问及的问题。我们说“功用”一般包含功能和作用两个方面，功能是内在结构，而在社会活动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作用。前者主要指向学术的功用，后者则指向现实的功用。现在很多人只看到史学研究的现实功能这一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偏颇的甚至有点功利性的认识。在我看来，史学研究的功用问题跟历史学“缺乏实用性”不能划等号，它过度放大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内在的学术价值。上述现象的产生，也与我们今天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功利主义对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来发展经济的现代经济体系，确立之初即是功利主义诞生之时，这种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经济体系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始终保持活力。功利主义看到个体的利益满足必须首先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求，当其利益总是被最大化满足之后，人们也就习惯用市场需求来衡量一切，史学的功用问题也就沦为在市场中究竟有几许实用价值的追问。然而，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发轫的，我们却很少看到两方人文学科在实用性问题上有如此热烈的讨论。即便用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任何学科都是由礼会需要决定的，会随着社会需要的转换而有相应的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术研究依然有文化传承的价值。
我从事教育史研究工作30余年，我理解的教育史研究的实用性就是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我的学术信念是“让历史之光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洞烛历史”，使历史与现实相互观照，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人类理解和启发的智慧之桥。我时常这样跟我的学生讲史学观：“历史是曾经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现实”；“历史尽管过去千万年，但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总是前后连续，割舍不断，已逝的‘人事代谢’和‘古往今来’，是留给历史学家永恒的课题”；“历史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过去的一个个人物、思想和事件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一种生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力量”；“历史学家不应是具有某种技艺的工匠，而应是富有社会责任感、深刻洞察力和强大行动力的学问家、思想家和实践家。不仪应该描述历史、反思历史，更应该参与历史、创造历史”：“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立志’‘立言’，更要‘立功’‘立德’，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并推动历史的发展”。我的学术信念就是“育才求真、经世致用”。
刘：正如学界所熟知，您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建树卓越、成就斐然，力倡建立“陶行知学”。请问，您是如何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的？建立“陶行知学”的基础和条件都足够成熟吗？建立“陶行知学”的意义何在？
周：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也是我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他创立和践行的生活教育不仅为人民大众送去了生活所需的教育，还培养了大批的师范人才，对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陶行知在教育事业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陶行知研究成为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我也是众多陶行知研究者中的一员，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不间断地做了一些探索。
当初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是一个机缘。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但没留在历史系，而是被分到了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对没留在本系，而被分到教育系，我还有点迷惘，就在这时所里接到的一个学术研究工作使我走上了陶研之路。湖南教育出版社听说我们华巾师大编了一部陶行知纪念文集，就委派曹先捷编辑来商谈编撰出版陶行知全集。学校科研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科所，具体由副所长董宝良教授来负责，由我与同事喻本伐来搜集资料和编辑，后来陆续又有几位同仁加入编辑队伍中来。我们编全集第一卷的时候还不是公开的，编辑工作是在离单位很远的一间车站旅馆完成的。全集出版之后社会反响很大，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这不是说我们的编辑工作有多好，而是陶行知先生本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巨大的价值。应该说，陶行知研究在过去是一个“现象”。至今天俨然成为一门学问，我近来提倡建立“陶行知学”正是觉得其基础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陶行知研究如果从1920年北京大学缪金源所写关于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研究的文章算为正式起点的话，到现在已近百年历史，陶行知研究的发展为陶行知学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和队伍准备。陶行知研究是一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学问，它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之学。既然是本土之学，中国人自己首先要研究好，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与交流，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目前陶行知研究已经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建立系统、科学的“陶行知学”，加强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刻不容缓。
这里所谓的“陶行知学”，类似于一个研究领域，一个专门学问，而不能笼统地将之说成一门学科，陶行知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谁都可以研究。即使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研究，并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情。同时，从不同的学科专业和角度，如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图书馆学、自然科学等，也可以来研究陶行知，研究他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与贡献，而不必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陶行知学”如何定义，它又包括哪些内容呢？依我之见，所谓“陶行知学”，就是一门以陶行知的家世家庭、个人生平、事业贡献、思想学说、人格精神、历史作用、国际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涉及到陶行知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所交往的重要人物等等，重点是研究陶行知的精神文化世界，对陶行知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进行历史反思。透过这种研究，来看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走上一条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历史道路，我们今天怎样学习借鉴陶行知，推动当代的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陶行知学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历史研究、文本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比较研究、海外研究和研究史研究等。就其性质而言，它有应用研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基础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一个专门学问。
作为今天的陶行知研究者，有义务、有责任、也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吸引学术界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共同研究，协同创新，使之系统化、科学化，以提高陶研水平，在学术界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为国家教育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建立陶行知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其一，建立陶行知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二，建立陶行知学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其三，建立陶行知学是发展本土学术，加强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建设学术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其四，建立陶行知学是陶行知研究近百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近年来，您大力提倡教育活动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初步构建了这项研究的基本框架。请问，教育活动史研究是一种怎样的研究？您提出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动因何在？教育活动史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有何不同？
周：近年来，我们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探索，其中之一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它是一种旨在通过回归历史现场进而实现对教育历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以此来真正体现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这一本旨。我们所提倡的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微观具体活动历史，是对教育历史实况的微观回溯与具体展现。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形成是学科内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首先，是历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主张，应将历史看作人的历史，将研究的视线转向群体、下移民间，并倡导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体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到60年代，又提出了要将政治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民间，将研究精英人物转向民众与基层。之后，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欧美各国的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纷纷将研究重心从精英人物和官方层面转向广大民众和下层社会。在我看来，历史学所流行的“视野下移”或“眼光向下”的研究重心转移，是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经典向世俗、从中心向边缘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教育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第一代教育史学家群体中有不少人已认识到研究教育活动史的重要性，或直接倡导研究教育活动史。王凤喈在其被教育部列为统编大学教材的《中国教育史》“绪论”中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乃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中也写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属于理论方面。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史》中也强调，教育事实“包有两种要素，其一为教育理论方面，其二为教育实际方面。前者是关于教育理想或方案的一种思想学说，此乃构成教育事实之奥柢者，后者是根据上述的思想或学说而使其具体化者，如实地教学、教材、设备、制度等均是。……此等理论或实际，若为某教育家所倡导或实施时，须将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与教育事实一并考究。”十分清楚，陈青之、雷通群所讲的“教育实际”，不仅包括教育制度，而且包括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动。对其作历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动史研究。
再次，从教育学研究来看，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的是人的“教育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教育活动是教育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正如前苏联学者休金娜所说：“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第二，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人是教育所指向的最高目标。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问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鹄的。人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即活动的结果。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确定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不排斥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努力方向。任何国家的教育学研究，都把人们教育活动的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基于以上所述，教育活动史理应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活动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可以说，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如同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一样，教育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史，仅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将会缺失其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行”的教育史学。因此，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只有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并存，才有可能构筑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史学。
教育活动史以往为什么没引起学界的注意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开展研究？估计这主要与人们对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的认识片面化、笼统化有关。人们以为教育活动史包容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就是研究教育活动史。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以至于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应该看到，教育活动史是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并列的一个方面，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共同构成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往将教育活动史融化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中的理解和做法，是不妥当的。那不是重视教育活动史，而是忽视教育活动史、消解教育活动史。对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来予以重视和强调。
教育活动史主要以历史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日常的、微观的、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与教育过程，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具体包括：分析教育史上教师、学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内外部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及作用；分析研究家庭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的演变历史及其规律等等。主要研究各类教育行为史、教育生活史、学校办学史、教学活动史、教师活动史、校长活动史、家庭教育活动史、民间教育活动史、教育社团活动史、科技教育活动史、宗教教育活动史、文化教育传播史，等等。教育制度史则主要是研究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也包括对教育政策和法规产生、发展及演变历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学校教育制度史、教育行政制度史、教育宗旨史、教育政策史、教育法规史、教育立法史等等。而教育思想史主要以教育历史上的教育理论思维为对象，研究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也兼及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对社会阶层、学术流派、社会团体的教育主张和思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流派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主要研究教育概念史、教育范畴史、教育主张史、教育思潮史、教育流派史等等。
刘：先哲曾言：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公平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诉求，教育公平也是如此。教育公平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又是最难实现平衡的一环。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当前一些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高等院校资源，而有些地区又很少有国家层面的较好的院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学者建议要适度调整高等院校布局，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种院校布局是否有适当的调整必要呢？
周：教育公平是近些年教育领域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从2003年至今，每年我都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案，核心就是如何在我国实现教育公平。我认为教育公平应当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它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三个方面，只有做到这三个公平，才可能有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公平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名学者库姆斯（Philip H.coombs）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不平等一般是指由于差别而造成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平等，首要表现为地区的不平等。正如你所问及的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布局的现状就表现为一种地区的不平等，但我对于当前的高等院校布局调整，尤其是简单地高校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的提法是持谨慎态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独立性，它与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紧密相关。就拿近代高校“西迁”那段历史来说，确实产生了像“西南联合大学”这样好的办学实例，但是绝大部分西迁高校的办学水平是大大降低了的，最终这些“西迁”的高校也都回到了原来的所在地。我认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不是刚性的将某些地区的高校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而是要通过柔性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我的建议是：
一是增强政府的高等教育宏观调控能力，协调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参考不同地区的人口总额和教育水平差异，合理分配招生指标，促进招生及在校生的跨域、跨校流动，适当向高等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及人口大省倾斜，推动东部地区或大城市高校加大对西部或中部人口大省的招生力度，尤其要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招生数量，在推进人口转移中提高西部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也可以试行“支援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每年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增量中专门拿出一定比例，安排给东部和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由其所属高校定向到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升学压力大的省份招生，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专项及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围绕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围绕资源开发特色和产业发展特点，办出具有特色的高校或学科专业，形成一批培养实用能力的实训基地。通过开展特色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开发研究来推进毕业生就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继续实施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进一步提高对口支援的强度，并将以人员、科研等“硬支持”为主进一步扩展到管理、扩大社会服务等“软支持”领域。同时，鼓励和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发挥自身高等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对对口支援地区提供师资、仪器设备、信息支持以及通过合作办校、合作科研、合作建设实训基地、联合招生、委托培养等途径，促进西部地区不断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对当地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在发展中不断缩小各地受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质量、教育水平的差距，努力使各地录取率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是合理投放高考指标，促进省际入学机会均衡。要调整高校招生分配计划，向高校入学机会少的地区增加名额。高校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及人口大省倾斜。将新增招生指标全部用于高校入学机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推动东部地区或大城市高校扩大对高教资源少的西部省区和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设立促进高教入学机会公平基金，鼓励对高教资源大省省属高校计划内招收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促进省际高校入学机会的平衡。规定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上限，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不得超过现有比例，并适当降低比例，压缩的比例和新增招生计划全部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较少的地区，使中西部学生可享受到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四是应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薄弱高校的办学条件。按照教育部制定的各类高校办学条件标准，通过各地采取专项支持、调整地区内高校招生数量等推进措施，改善薄弱高校办学条件。在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配置方面消除不合格高校，以保证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对于地方财力不足的省和自治区，需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加以解决。
五是应健全高校家庭贫困生资助体系，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国家要加大财政投入，改革和完善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结合目前我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目前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建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和基本生活补助为主渠道，辅之以学校其他多种形式的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资助措施，建立和完善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半工半读制度的政策体系。各级政府从财政安排的社保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在稳定目前高校收费标准的基础上，降低高职院校收费标准。研究制定民办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政策。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从地区、行业人才需要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毕业生到艰苦地区或艰苦行业工作，只要服务期达到一定年限，就可以奖学金方式代偿其贷款的本息。
六是应加大对各地各校招生计划和生源计划安排、招生录取工作等环节的监管，加强对招生计划安排和执行全过程的督查。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执行情况、超计划招生、体制外招生和乱收费问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完善高校自主招生。着眼于进一步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加强对部属高校生源计划安排科学合理性的研究，指导高等学校正确处理选拔优秀人才与促进教育公平的关系。适度加大部属高校对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倾斜，使中西部学生可享受到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刘：有人说，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处于“殖民地化”的境遇，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而少有自己本土的东西。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们的阶级分析法、社会阶段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等等，无一不是“舶来品”。请问，您是否同意此种看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何不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请您以教育史研究为例，说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理论或范式创新？
周：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明体系包括学术话语体系，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文明特别是东亚文明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武力的入侵，西方文明也强势进入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术上，伴随着近代西方各种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与建立，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理论与方法，都在中国进行介绍、传播与实验，跑马圈地，各领风骚。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思想学术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术界严重依赖于西方学术界，很难产生自己的学术思想，逐步沦为西方学术思想的实验场与殖民地。
对此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清醒的中国学者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建立本土化中国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诉求。在哲学界，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等人的探索。在社会学界，有陶孟和、孙本文、李景汉、陈翰笙、陈达、吴景超、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探索。而在教育界，陶行知、庄泽宣、梁漱溟、舒新城、陈鹤琴、邰爽秋等人更是积极开展探讨，大胆试验，试图建立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并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陈鹤琴的“活教育论”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论”等。可惜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围建国以后，在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势下，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有益的探索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探索才重新赓续。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能够毫无愧色的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还在形成之中。时至今日，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已成刻不容缓之事。
关于学术话语体系的内涵及构建路径，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认为：“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这一路径前行。”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教育史学，如何遵循这一路径。站在国际学术的制高点，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构建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而从世界学术边陲走向中心舞台？这不仅是学术之问，更是历史之间、未来之间、学科生命之问。我认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学术的逻辑和时代的逻辑从来都是同步的。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为重返故纸堆里去找寻那些我们曾引以为傲的历史注脚，也不是空洞的文字游戏的把玩，它的使命在于从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教育现实问题出发，从教育现实问题发现与之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的教育历史问题，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特有的问题域，进而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教育问题，服务于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清晰的时代场域，致力于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
当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成为西方史学主流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仍方兴未艾，史家的目光已从精英转向大众、从中心移向边缘、从国家转到社会，其影响所及，造成政治史、军事史不再为学者所青睐，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口述史等逐渐成为显学。这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学潮流”（王晴佳语）已开始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并出现朝气蓬勃、日新月异之势。这一研究趋势本身没错，甚至具有重大而长远的学术意义，但我们必须对其产生根源和推行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洞察与反思，不能因此而盲目排斥和低估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忽视我们自身的现当代史学研究成果。从中国教育史学研究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返本与开新的学术实践中，依据当今教育实践过程中所提出的时代命题，逐渐开拓出“回归经典史学”、“现代化史学”、“叙事史学”、“活动史学”、“整体史学”、“全球史学”等学术研究范式，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研究态势，这些学术结晶不仅为教育史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还为学科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广阔天地与时代场域，也是我们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是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总是指向当今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即指向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因此，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是构建教育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和源泉，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与呼声。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它一方面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反思和借鉴，另一方面也从中国教育实践中探求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
中国教育史学是伴随着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我曾在《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纵观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实践，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教育观念的变革。主要包括新思想的传播、新观念的形成、新理论的产生与新宗旨的提出。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首要内容；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学制、行政制度、办学制度和招生制度改革等，教育制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与重点：三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而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四是师资培养改革。教师的教育和培训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师资来源和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这些教育改革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教育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时代命题。
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伟大的实践呼唤着学术和理论的创新，中国教育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我们的教育史学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滞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中国教育史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并在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多种研究范式，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教育史学研究者仅满足于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当今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实践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并紧跟实践的步伐，倾听时代的呼声。当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学术体系，并在实践这一源头活水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完善，进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是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优良学术传统。这些学术传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特有智慧的集中体现，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是中国教育史学乃至整个教育学科摆脱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实现教育学科本土化的根本途径，这既是一种策略，也关涉学科长远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牢牢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土壤里，把富有民族学术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史学研究成果呈献给世界，让国际学术界了解和认同中国教育史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从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如何批判继承中国优秀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我认为，以下五个方面应是研究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合理因素。从古代文以载道、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到近现代的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我们可以清晰分辨出中国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发展轨迹，研究者应学会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传统，学会从国情出发，力求古今贯通，学以致用：二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史学一贯注重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总是透过历史上繁芜的细枝末节之处，寻找历史的内核和本质联系。不过，传统史学也有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足，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学研究，也要善于从整体去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宏观上体认和把握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学会对各种细微的、日常的教育史料和教育现象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微知著，从具体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去窥见整个社会大众和社会潮流的动向；三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理论范畴。近年来，史学界和教育史界广泛引入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这本无可厚非，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一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搬运现成的理论方法，热衷于用抽象的理论、晦涩的术语来剪裁原本生动活泼的教育历史，使教育史学脱离了丰厚的沃土，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偏离了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教育史学在未来的学科构建中，应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如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博精兼顾、知行合一等，这些均是流传千古的教育理论范畴，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四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传统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形成了一些专门的学问，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总结出了许多至今仍焕发活力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如辑佚、校勘、辨伪、考证等，这些学问和方法对教育史研究尤其是史料的辨伪考证方面具有永恒的使用价值。五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编撰体裁。章节体自西方引入后为中国学术包括史学编撰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编撰体例，但若一味用这一种形式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则难免有单调之嫌。因此，今后教育史学编撰体裁还应从诸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中国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中汲取营养，力求学术表达多元化。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提倡立足本土资源，并不是一味抱残守缺，而是放开学术胸襟，广纳世界学术成果，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入世界学术主流的教育史学。王晴佳在谈及西方新史学时曾指出：“我们了解西方新学术的原因，是为了‘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而持这样的态度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许更能辩证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的开展，通常以其‘在地化’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教育史学。中国教育史学只有放开学术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优点，坚持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构建理念，以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学术资源，才能把教育史学研究推向学术前沿，才能真正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
四是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华学人共同的学术家园，是两岸四地学人的文化纽带。构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两岸四地教育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历史使命，仅仅靠大陆学者是绝对难以完成的，需要海峡两岸四地教育史学同人共同努力。
如何构建学术家园？我有几点设想：其一，建立“中华教育史学研究共同体”，共展“繁荣教育史学、共造教育中国”之愿景，充分发挥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究者在推动中国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其二，共同制定学术交流规划，积极促进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究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重大学术课题研究，推出反映与体现两岸四地学者研究水准的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共同加强对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形成可以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其三，完善学术交流机制与平台，定期轮流举办“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讨会”，由目前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台湾师大、澳门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六所高校扩大到两岸四地更多的学校，争取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年轻人参与讨论交流，共同分享学术心得，促进学术发展。其四，联合定期举办“中华教育史学高级讲习班”，选聘两岸四地教育史学资深学者，编辑相关培训教材，大力培养年轻学人，着眼于教育史学队伍的长远建设与发展，使教育史学研究后继有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其五，联合设立“中华教育史学学术原创奖”，组织专家评委，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定期表彰潜心治学、作出重大原创性研究的优秀学者，鼓励学者安心治学，繁荣学术文化，为学术文化积累做贡献。其六，联合设立“中华教育史学经世致用奖”，定期表彰运用教育史学研究成果，推动两岸四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秀学者，鼓励学者发扬中国学术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充分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不同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的教育史学研究者有许多宝贵经验可资借鉴。相互交流，就能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世界上没有无能的学科，只有无能的学者。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怨天尤人无济于事，苦干实干才会成功。只要全国教育史学界同人齐心协力，携手并进，教育史学研究就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另开新局写新篇。
刘：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惠予我们这个珍贵的采访机会！希望您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心帮助本刊的发展！
周：谢谢！今后我会继续关注贵刊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7
人物名片
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吾国教育病理》《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郑也夫也曾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或高校任职，担任过央视《实话实说》总策划。 （摄影：本刊记者 张哲）
今年年初，郑也夫的《科场现形记》正式出版了。此书一经面市，便冲进了亚马逊、当当网教育类书籍的畅销榜。
这本书是由选修郑也夫在北大开设的《教育社会学》学生的课程作业结集而成。学生们通过调查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一幅被网友调侃为清代科场鼎盛亦不可比肩的中国教育怪现状。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寄宿教师家庭、乡村学校迎检过程、北大自主招生、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等等。这些五花八门、诡异奇绝的博弈、勾当、名堂，都在《科场现形记》一一呈现，不动声色却深刻入微地勾勒出当代中国教育的怪状。用郑也夫自己的话说，《科场现形记》讲述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教育社会学》是郑也夫退休前教的最后一门课，他的《吾国教育病理》也来源于这门课。同样的，《吾国教育病理》一出版，便登上了网上商城当当网和亚马逊新书畅销榜的榜首。在《吾国教育病理》中，郑也夫直指中国教育的病因，以批判的视角直陈教育的治本之策。
批判被郑也夫称为自己的职业。从早年的“电视明星学者”到如今的“社会学者”，郑也夫一直在为中国教育呼吁，在他看来，一两个人说话没有用，但说话的人多了，力量就不可小视了。“心生质疑，发之为声”，声音积攒得多了，分贝高了，便振聋发聩、能裂金石。
在北京大学的教授办公室里，六十多岁的郑也夫侧身坐在沙发上，穿着略旧的球鞋，眉眼之间透露出些“拧巴”的气质。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旦谈到要紧处，郑也夫时而一腔愤懑、时而双眉紧蹙，握紧双拳。
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郑也夫退休前，除了在北大、人大授课外，登上过各式各样的讲台，从《东方之子》到《实话实说》，从《百家讲坛》到《世纪讲堂》，从北京单向街书店到各地高校……他擅长演讲，而且一直以“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 要求自己，因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权力”。
和其他常在媒体上直言的学者相比，郑也夫还有个特点，爱给学生出书。“如果你要出版我的书，就必须出版我学生的书”。到目前为止，郑也夫已经为学生们编辑了16本文集。“我的课堂一向是两个主线并行——我授课、学生做作业。”在开设课程后将学生们的论文做成合集已经成为了郑也夫的习惯。“学生们的书很有价值，这些调查报告是我单枪匹马做不出来的，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做成书，是我的兴趣所在。”郑也夫这样解释。最让他欣慰的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的评价：“看你学生的书比看你的书还有兴趣。”
同那个绞尽脑汁为学生出书而到处奔走的郑也夫相比，在舆论场里的郑也夫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2006年，郑也夫在新浪开通了博客，当时，他写的一篇批判黄健翔的博客，就掀起了与黄粉丝的一场骂战。对于读者言辞激烈的留言，郑也夫直言不讳：“骂人我会的。你可以去我的博客看，里边的留言都在，一句没删掉，尤其是以前我建议北京自来水提价、燃油税涨价，博客里骂声滔天，我就跟他们吵架、对骂。”
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郑也夫又提出了人的三个追求：舒适、牛逼、刺激。又说了一句堪称个人专利的招牌话：要追求可持续牛逼。就因为这句话，一家出版社拒绝为他出书。细读郑也夫的书会发现，这个皇城根下长大的“学者”，写起文章来常常火气冲天，还坚持使用一些“并不雅驯”的俚语，也就是糙话。追溯其原因，郑也夫表示别的词汇都不能将他的感受、分析说到位。
当记者问到火气太大是否有害健康时，郑也夫自嘲地说 “生气伤身，骂人去火”。
2008年是北京大学110年校庆，学校宣传部邀请郑也夫参与纪念文集的写作，于是就有了一篇“不合时宜、殊少颂扬”的《丑陋的北大人》。文章里“火气”不减，毫不留情地指出北大学生、教师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校方看后当即通知这样的文章无法入选。对此，郑也夫在博客里写道 “人都有足够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钟，那敲打全为惊醒你”。
从知青的牢骚到社会学家的批判
而说到他长久的“敲打”原因，郑也夫笑称：“我的专业就是职业批判家，可能从做知青的时候就有了这念头。”
1968年，文革后期，郑也夫从北京八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
八年半的知青生涯，郑也夫不仅在身体上吃了很多苦头，更让他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他，经常会有一些与“主流观点”相悖的想法，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郑也夫被认为是“后进青年”。当时这个敏锐的少年，正处于“富于想象，思维疯狂，精神狂飙”的时期。他感觉到生活中有很多荒诞、问题丛生的地方，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而外界却说“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墙包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来撞墙的尝试。”在这个黑暗的历史时期里，郑也夫就这样和各种思想冲撞着，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也没有被所谓的“主流观点”给打倒，相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与“主流观点”抗争中逐步成长。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务农的时候，跨连队寻找“志趣相投”的小伙伴是年轻的郑也夫平时很乐意干的一件事，他犀利的言论让许多知青愿意与他“多聊聊”，他“离经叛道”的思想更让他在知青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
“当时大部分知青都会发牢骚，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的牢骚比他们‘精致’，能说出道理和理论。”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牢骚，就接近于现在的批判。从知青时期郑也夫就已经固定了一种性格、思想倾向甚至政治立场。以前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场职工，用牢骚的方式来批判，而现在研究社会科学，批判就自然成了职业。
另一个使郑也夫走上批判道路的人是他的姐姐。郑也夫的姐姐一向成绩优秀，但几次考大学都与重点院校无缘，最终无奈去了一个和她的成绩不相称的学校。几次没有被录取的真相是：家庭出身不好。从此，郑也夫开始怀疑中国的教育制度。
1997年，带着这份不解，郑也夫返回北京参加高考，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时他已经28岁。读了一年半，他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哲学硕士研究生，之后又去了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系硕士。
在美国留学时，对郑也夫影响最大的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他：“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从初中毕业奔赴北大荒到退休，郑也夫一直在追寻着从小困扰着他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三十九年“逃亡”路
从初中毕业到退休，三十九年间，郑也夫先后在十个单位学习、工作过，平均每个单位不足四年。从北京社科院到中国社科院，从人大社会学系到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一直在“流动”。
郑也夫把这种流动称为“逃亡”，“在哪待着，我都是一个边缘人，我改变不了单位的政治，也改变不了单位中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在这里待着和在别处待着有什么不一样？各个单位实际上都有它的通病。这种逃亡，是情感上的逃亡。”
在中国社科院，刚开始郑也夫也参加过申请科研经费，因为单位要求参评，否则被视为不支持单位工作。但郑也夫“打死不求人”的性格使名额每次都落到了其他人头上。于是，第二年评选的时候，郑也夫干脆直接拒绝，决定永远不参加了。“这里边的游戏规则太肮脏”，后来，郑也夫就对着社科院开了一炮：《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够格。
“我是在抗议，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我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用离开来抗议。”郑也夫说道。
1998年，郑也夫调入人民大学，但没过几年，问题出现了。因为人大有一个规定：干满5年接着就是聘任岗，教授必须要完成三个任务：科研任务、教学、部级课题。由于郑也夫不申请课题，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尽管教学、科研都完成甚至超出标准许多，但完不成第三个指标，他面临的只能是降级。
于是，郑也夫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规定非常荒诞，必须由校长、书记亲自取消。因为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质量，而是看往地里撒了多少化肥，如果他撒一百斤，你一斤没撒，你就得滚蛋。过了几天，校长秘书给郑也夫打电话，一是说已经收到了信，二是校长感谢他的提议。后来，郑也夫就被调到了北大。
“流动”期间，郑也夫主持过《东方之子》，参加过《百家讲坛》，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可谓响当当的“电视明星学者”。
在《实话实说》任总策划时，郑也夫的初衷是做成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谈话节目，未能如愿。“电视节目里有很多限制，我策划过十个选题，最好的一两个都被枪毙了。”
被毙掉的其中一期是关于“国服”的讨论。由于早年曾在美国留学，在一次各国留学生聚会上，大家都穿着自己国家的特色服装来参加，而郑也夫一阵尴尬，“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衣服是什么”。现在大家出席正式场合都要穿西装，他就觉得很奇怪，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服装吗？于是就有了讨论“国服”的想法。
郑也夫至今还很迷惑，挺好的一题目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枪毙了。当然，还有一些题目出于太敏感，甚至还有一期节目做好了，但是被停播和整顿。“那期节目叫‘不打不成才’，当时邀请了宋丹丹参加节目做嘉宾，还引发了社会上该不该打孩子的大范围讨论，”说到这事，郑也夫止不住自己的愤懑，“这题目播出后受到严重批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厌恶“游戏规则的肮脏”，有“精神洁癖”的郑也夫选择了不断地逃亡。现在的他品味其当年的逃亡，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走出了误区，也认清了在那里待着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活得高兴的“超龄愤青”
“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从青年时代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到最后越来越决绝，郑也夫主动选择成为了一个“边缘人”。
“‘宁可做四流的社会人，不做二流的学者’是郑老师的格言，”现在在社科院做研究员、曾是郑也夫博士生的李伟东告诉《方圆》记者，“他像一个老战士，一边批判一边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做学问，但搞的是纯学问，又不像纯粹的战士。”
郑也夫是学术界里罕见地“不申请一分钱课题经费”的教授。他觉得课题经费不仅申请过程不够公正，更是“宏观的肮脏”。以前郑也夫也有一群针对学校课题经费“痛陈腐败”的“小伙伴”，但他们“痛陈腐败之害”的背后是“腐败咋没轮到我”的私心。当他们尝到了“腐败之甜”后，也就再也不批判“腐败之酸”了。郑也夫后来同其他人分道扬镳，“我批判腐败的‘本质’只是单纯的‘嫉腐如仇’”。
说到中国教育的现状，郑也夫说：“我是悲观的。”当记者问到是否想通过出书来推动教育的改革，郑也夫坦言直接作用于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者、公民的观念。“我从来不寄希望政府会按照我的意见进行改革，我只把我的观点扔给社会，有总比没有强。”说完又加了一句，“我做这些事是为了自己高兴。”
“热爱”和“兴趣”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郑也夫的言论中，他认为人如果要做学问，需要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对社会的关怀，另一个是对认知的兴趣，两个动力缺一不可，只有一个动力是不可持续的。郑也夫觉得，就像做学问，对什么有兴趣我就分析，看什么不满我就开骂，这两个动力的出口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分析问题。在他眼里，“我做研究有充沛的兴趣，他们只有充沛的人民币”。
郑也夫已过花甲，但看起来精神奕奕，谈起自己的个性时更是神采飞扬。他是疯狂的体育爱好者，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岁患上“冬泳症”，曾是十足的足球迷，现在迷上网球，也常在体育评论中直抒胸臆。或许正是这种个性使他常葆活力，成为了一个“超龄愤青”。
对于未来，郑也夫有点“糊里糊涂”，尽管对现实悲观，但郑也夫仍旧活得高兴。“我能影响中国吗？活这么大岁数了，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不过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我的话能使这个社会生态、文化、思想多元化一点，仅此而已。”
“郑教授，你有什么不批判的吗？”郑也夫一阵沉默。这种沉默或许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答案过于沉重……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8
朱永新，1958年8月生，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教育改革发起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在美国、英国、日本和国内发表教育论文200余篇，出版《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多本论著。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级研究项目，并多次获奖。
现在的父母们都很重视家庭教育，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但是效果并不好。无数事实证明，家庭教育如果使蛮力，一味严格要求孩子或者一味溺爱孩子，都无法使孩子得到健康的成长。如何使巧劲，搞好家庭教育，使孩子得到健康的成长，是许多家长想了解的。为帮助这些家长解开心中疑惑，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请他来谈谈这个问题。
家庭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多家长怀着迫切的心情，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在实际教育中却屡屡犯错，他们一方面为孩子不听话感到焦急，另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良策而深深苦恼。请问，家庭教育为什么这么容易出错呢？
朱永新（以下简称朱）：我们总说家是温馨的港湾，但是很多成年人犯下大错，都能追溯到他的童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家庭这个温馨的港湾成为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呢？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对人生来说格外重要。人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重要场所：一是母亲的子宫，生命之初，我们在那里吸收营养，通过母体感受外部世界；二是家庭，随着一声啼哭，一条小生命来到世上，这之后他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主要通过家庭、父母来进行；三是学校，孩子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汲取精神营养，当然他将来能否成才，还要看回到家里的情况；四是职场，我们总要走上社会，进入职场，并在职场拼搏、晋升，但是累了倦了，还是要回家歇息。所以，家庭是人生永远离不开的最重要的港湾。人生从这里出发，也将回到这里。
第二，童年的秘密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发现。心理学家讲，人的大脑就是一个黑匣子，而儿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黑匣子。对儿童的喜怒哀乐，对儿童情感、习惯的形成，童年对人的一生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全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揭开这个秘密，但可以肯定的是，孩子自出生到5岁之间，他的智慧、情感、意志和性格等诸方面从周围摄取的，比他从5岁到终老一生所摄取的要多得多。这也说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个人的童年阶段。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家庭是人诞生的摇篮。一个人的童年，并不只是未来生活的准备时期，而是真正的、光彩夺目的一段独特的、不可再现的生活。今天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童年。而他的童年由谁带路，周围的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童年本身对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孩子进学校以前，其认知风格、行为习惯、情感态度甚至于最初的价值观，都已初步形成。学校起到的作用只是改造和校正，并进一步帮助他成长。
第四，家庭是如此重要，然而在家庭教育之路上却充满了无证驾驶的“司机”。开车，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考驾照，没有驾照不能开车上路，否则就要被警察罚款。然而，做父母不要证就可以，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升级成了父母。实际上，做父母比开车要复杂百倍、千倍！因为一个孩子的方方面面，从生理到心理非常复杂，是门大学问。但是，我们竟然不需要接受任何培训就可以做父母，并行使父母的权利，这对孩子来说，实在不公平。
第五，家庭教育态度不一致，会使孩子无所适从。现在一个家庭中，大都是一个孩子有一对父母和四位老人疼爱，但是大人们的教育态度往往不一致，父母更愿意配合学校紧盯分数，看孩子将来能否考上北大、清华；老人则溺爱孙辈，要啥给啥。家庭教育各念各的经，结果教育功能得不到强化，孩子的健康成长成了一句空话。
父母是最容易犯错的老师
记：中国有句老话“养不教，父之过”，意思是父母不教育孩子，孩子会变坏。如果父母用错误的方式教育孩子，孩子会变得更坏。所以，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非常关键。
朱：的确如此。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却也是最容易犯错的老师。因为大部分父母在成为父母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科学的训练，他们缺乏科学的育儿知识，以为教育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事就是让孩子吃饱穿暖就行了。孩子上学后，很多父母对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这孩子以后就交给您了。”言下之意是，孩子的教育跟我没关系了，万一出了事，是您的错，您得担着，别找我什么事。
事实上，无论孩子在哪里，都离不开父母的影响和教育。吃饭时父母说的一句话，看电视时的一句评价，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们从优秀孩子的身上总能找到和谐家庭的影子，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我们也总能从他身上找到家庭当中的某些冲突和矛盾。父母和孩子的交流非常重要，当孩子感到与父母无话可说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仅举步维艰，而且效果极差。
现在的父母普遍对孩子怀有过高的期望。望子成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自然有他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理由，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非要用同一个标准，即哈佛的标准或者北大、清华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孩子，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允许孩子成为他自己，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生活幸福，潜能才能得到发挥。如果父母目光短浅，死盯分数来教育孩子，孩子的生活必然只留下悲伤。
每个人的智力都是有缺陷的，天才在人群中能占到5%就不错了，芸芸众生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拥有普通的智商、普通的才干和普通的生活。所以，父母要求孩子在智力上战胜所有的同龄人是不现实的，而知道孩子喜欢什么，适合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孩子说，我喜欢清扫垃圾，你愿意让他扫吗？孩子说，我喜欢开卡车，你愿意让他开吗？我想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不能同意的。是，现在我们的人事制度、收入分配还不尽合理。在北欧一些发达国家，一个好的技术工人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生活品质跟一个政府部长没有大的区别，同样也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社会问题，我们不能责怪家长太势利。
但是，孩子是有差别的，这是实际情况。家长一定要知道，不要强求你的孩子和班上成绩第一的孩子一样。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你的孩子做了第一名，人家的孩子就做不成了，大家都拼第一，不是在互相残杀吗？与其这样，不如放孩子一条生路，他的学习成绩第一，她的体育成绩第一，你的孩子热爱劳动第一……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第一，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争抢分数的第一呢？
父母容易重智轻德，犯教育功利化错误。都说“一白遮百丑”，现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考试成绩就成了这遮百丑的“白”，只要考试分数高，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可以任性，可以自私，家务也可以不干，还有额外奖励。为让孩子保住成绩上的优势，有的父母甚至告诉孩子不要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教给同学，不要把好的辅导书借给同学。结果，孩子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冷漠，甚至对家人都不关心了。教育不关注人品的培养，这样的教育肯定走不远。
另外，有些父母容易走极端，对孩子不是宠爱至极就是冷漠至极，尤其是前者，过度关心、照顾孩子，造成了很多孩子年龄虽然一年大一年，但是内心难以长大。
好的父母应该跟孩子一起成长。现在，很多父母不想学习，也没有了成长的动力，总觉得自己在职场拼搏已经够累的了，回到家只想放松一下，无力与孩子多交流，这样恰恰使孩子无法得到成长。
好的父母不应该把教育孩子当成枯燥的责任和义务，而要把这当成人生的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富足。只有享受教育的人，才能演绎教育的精彩。更重要的是，父母想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变成孩子，因为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把父母当成一个偶然闯进他内心世界的人。
阅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
记：除了家庭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和父母是最容易犯错的老师外，您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家长朋友的？
朱：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阅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很多人都很关注身体的发育和成长，当然身体健康很重要，因为没有身体哪来的精神呢？但是如果你以为身体成长了，精神自然就会成长，那就大错特错了。
身体的成长，遗传起着很大的作用。一个人的身高、骨架甚至一些疾病，都可能通过基因遗传下来，科学家的后代在长相上会像科学家，但是以后不一定就是科学家。因为精神的成长，只有通过阅读和学习才能获得。
读孔子、孟子、老子、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和思想家对话，和大师们交流，才能得到他们思想的精髓，任何一个高峰，你只有攀登过才算真正地拥有。人类几千年伟大的思想和智慧，谁也不能生而获得，那么它在哪里？又怎么获得？它在伟大的著作里，在图书馆里。如果你不去阅读它，那些东西就是一堆废纸；只有当你逐字逐句地阅读它，你才开始拥有它。所以，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心灵的成长，不可能有精神的发育。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是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阅读不能改变我们的长相，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质和品位。所以，阅读对个体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件事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过程。游历考察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阅读，游历考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取决于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万卷书，一个是行万里路。而读万卷书是行万里路的重要前提。
“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童年。”这句话是我为某学校题的词。因为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该成为聚集美好事物的地方。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阅读，图书是最美好的东西。所以，父母一定要鼓励孩子多阅读，并为他们选择适合阅读的书籍。
现在，有些夫妻看起来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吃一锅饭，但是精神没有走到一起，各自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生活。通过阅读，夫妻之间也可以拥有共同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