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文范文

生态文明论文篇1

提高认识，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改革开放后珠江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沙漠化等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提高认识，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念。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改善珠江口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是珠江口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推手。

1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

珠江口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一要加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队伍能力建设，强化各地监测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统筹规划与部署，形成全面完整的珠江口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二要建立珠江口海洋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构建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实时系统，注重开展环境现状及趋势性评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三要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近10年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表明，海洋环境质量主要受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影响，在2008年的珠江椅湾底栖生物调查中甚至出现无生物区，加之珠江口沿岸河网密布，点污染源众多，因此有必要开展珠江口海洋环境容量研究，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2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水生生态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环境和缓解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水生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重要的食物蛋白来源，增殖放流是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改善生物种群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通过增殖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的群体，改善生物的种群结构，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尤其是濒危物种，可在短期内实现资源量的快速恢复。增殖放流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和水域生态环境，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珠江口增殖放流，一是要注重放流品种的选择，应以当地的经济鱼虾类和濒危物种为主，如黄鳍鲷、鲻鱼、刀额新对虾、锯缘青蟹和黄唇鱼等，避免巴西龟和雀鳝等外来物种的误放；二是要注意放流鱼苗的规格，鱼苗规格要在体长3cm以上，保证放流鱼苗的成活率；三是要注重宣传，强化社会参与，可通过开展增殖放流知识展览、举办休渔放生节、建立放生主题公园和提供社会认捐等多种渠道和形式，为社会参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搭建渠道，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3建立珠江口禁渔制度，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为保障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关于在南海海域实行伏季休渔制度的通知》，于每年6月1日零时起至7月31日24时止，禁止所有拖网、围网及掺缯在南海区规定水域作业。为加强伏季休渔力度，南海区伏季休渔10年后，农业部将南海区伏季休渔的时间延长半个月，调整为每年5月16日12时至8月1日12时，扩大作业类型，除单层刺网和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均在休渔之列。南海区伏季休渔制度，对遏制珠江口渔业资源衰退，保护物种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珠江口是我国南方水生生物资源的基因库，咸淡水渔业的生产基地，也是中华白海豚、黄唇鱼和鲥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索饵场和繁殖地，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休渔制度。由于产卵期间单层刺网、钓具同样对渔业资源造成较大损害，且在伏季休渔期间，部分单层刺网、钓具渔船存在非法携带三重刺网作业的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珠江口海域可实行禁止一切作业类型作业的禁渔制度。由于珠江口鱼类产卵与繁育多数在每年的4—7月，禁渔时间可定为4月1日12时起至8月1日12时止，既照顾了珠江口鱼类的生长规律，又与南海区整体休渔时间和珠江流域禁渔时间很好地衔接起来，方便了统一管理。

统筹规划布局，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海洋开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全方位推进，海洋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东莞市为例，2010年全市海洋产业总产值估算为534亿元，占该市当年GDP的12．6％。然而，由于海洋国土观念淡薄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等因素，海洋开发仍处在粗放型阶段。海洋生物资源、环境资源、岸线资源的本质表明了海洋资源一旦受到严重破坏，短期内将难于恢复，甚至是不可逆的，因此海洋产业要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实现资源粗暴利用型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1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珠江口东、西岸空间布局，推进珠江口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特别要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如，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重点开发小虎岛石化基地、南沙港深水码头、万顷沙生态旅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圳、珠海要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沿海及海岛旅游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明的新特区，东莞市要充分挖掘海洋历史文化资源，优化虎门港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山市要做大做强养殖业，在实现标准化养殖的基础上，注重优、特水产品种的推广，建立全国标杆。

2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据不完全统计，珠江口海域现有拖网、掺缯、刺网、笼捕和钓具等各类作业渔船500余艘，作业渔民约1100人（不含渔民家庭其他成员），处于超负荷状态。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和作业成本的增加，这些渔民大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通过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减轻珠江口渔业资源承载量，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利用珠江口特有的海洋属性资源，发挥渔民专业和特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①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提高鱼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利润。②结合特色养殖发展渔家乐，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渗透。③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以渔业为载体，承载游客出海，领略海上风光，体验渔民生活，集合了旅游观光、海上捕捞体验、品尝海鲜风味、社交洽谈和娱乐于一体，渔业资源得到恢复，渔民收入得到增加，海洋文化得到传承，可谓一举多得。

3打好海洋文化牌，做强海洋文化产业

当代社会各种产业利润主要靠领先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而文化产业正是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海洋文化产业是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文化产业之一，其产品是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其资本盈利率也相对较高，可以说海洋文化产业是“绿色生态产业”。珠江口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曾经的鱼米之乡，疍家文化源远流长，做大做强海洋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可利用珠海横琴岛和虎门威远岛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建立海洋主题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和科普教育基地，在中山、广州和东莞沙田等曾经的疍家人聚集区举办以疍家文化为主题的水文化艺术节，依托当地动漫产业园，加强以海为主题的动漫影视产品开发等，主打海洋文化牌，带动整个区域服务业发展。

4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论文篇2

思维辩证思维是指从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它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一种注重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矛盾分析法是辩证法的根本分析方法，也是辩证思维的重要体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矛盾入手，深入分析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抓住重点性、关键性问题首先解决。从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可以看出，矛盾分析法始终贯穿其中。具体而言:(1)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面，强调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2)在具体生态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方面，将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容易引起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颗粒物污染防治，以及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3)在生态问题解决方式方面，摒弃过去主要依靠运动式突击检查、开罚单等末端治理方式，突出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综合治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技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人口和经济对资源的压力;(4)在治理措施方面，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通过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抓住主要矛盾是关键，但是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辨证施治”，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统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的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在浙江的时候，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又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得益彰、协同共进，要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很多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生态环境、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理解为经济问题的看法，严肃表示:“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同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注意实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整体推进和全面突破相统一，在实践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措施的协调一致、辩证统一。另外，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他要求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否则“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也即是要求摒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部门本位主义思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要服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在统一谋划、相互配合中取得协同治理优势。

二、强化刚性约束、注重执行绩效的法治思维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法治思维也即是符合法治的理念、精神和逻辑的思维，它决定和支配着法治方式。特别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2006年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他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以后，对国家的法治建设进行了系列论述，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关于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本身就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其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更是法治思维的直接体现。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于法有据，要在法律的指导下进行;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紧紧依靠法治，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最后，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真正发挥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功能。的这一论述强化了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是审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重要转变，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建设，论述尤多。他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法规的构建，也注重法律法规的执行，既注重法治的规制作用，同时又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和教育的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转变，发挥制度在治理规范和程序建设、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通过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基本，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具体体制机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减少治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治理效能。法律制度体系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的法律制度，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要不断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具体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等。其次，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要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制度的构建和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仅有精良的法律制度没有有效的执行机制，则制度效能低下，形同虚设。特别看重制度执行的效果，强调“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他要求改变过去“唯GDP论”、“数字出官”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官员考核体系，并置于突出位置，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而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很多领导干部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对于这种情况，要求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联合起来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审查，切实做到有责必究、严厉惩戒。最后，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除了发挥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规制作用外，还要重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熏陶功能。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督促公民自觉养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现由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向生态行为的转变。

三、恪守生态红线、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

思维底线思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创造性思维。按照的解释，就是作决策、办事情，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底线思维是一种蕴含忧患意识的思维，是一种积极防御性思维，也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只有确立了底线，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做事的尺度、原则和办法，才能更好地掌握做事的战略主动权，做到有的放矢、应对自如。生态红线表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说明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它的提出是底线思维的一种表现。通过查阅近几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知，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态风险无处不在。面对过去欠账太多、新旧问题错综交织的现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责任担当，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生态环境治理时不待我，否则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治理成本积累性后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其二，要尽快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要划定和恪守生态红线，否则我们设想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难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难以保障。还多次谈到耕地红线问题。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耕地资源的存量增减、质量优劣关系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应对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的数字，中国现有耕地面积20．27亿亩，年内净减8．02万公顷，未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将是中国长期要面临的问题。面对耕地资源危机，特别指出:“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他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同时，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的耕地安全。大气污染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能否有决心有魄力治理雾霾，还人民以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空气质量恶化的状况，提出:首先，建立大气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确定大气环境承载力红线，当接近这一红线时便及时提出警告警示;其次，采取刚性措施确保这一红线，严格考核指标、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单位和个人责任。将划定红线和恪守红线有机结合起来，以自我倒逼的形式推进雾霾治理，显示了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划定目标红线，而且还为保证目标红线的实现划定责任红线。他强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执政目标中，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促的强烈责任感。两条“红线”显示了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结论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论述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前瞻性，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工作思路和领导方法的重要体现。概括而言，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植根现实。科学的思维总是来自于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同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巩固、发展。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现实意识，他总是从具体的、老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解决的思路、对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各种思维是以现实为依据理性思考的结果，也反过来指导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其二，把握本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构成的原因和具体表征各有不同，如何透过表象把握本质对执政者是重大考验。透过芜杂的现象深刻把握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障碍的制度性因素，提出:遵循生态环境治理规律和生态系统自我演化规律，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强化制度治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划定生态红线，用倒逼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这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本质问题，有利于从根本上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其三，注重执行。特别强调制度的执行，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求增加生态元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追究，并自觉划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态治理责任“红线”，力求解决生态责任不落实、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完整、准确地实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生态环保规律的把握和遵循。它凝聚了纵览全局、把握大局、驾驭复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指导价值。

生态文明论文篇3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而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托马斯指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更多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的环境与情景。”[3]在分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国内目前研究状况时，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研究成果集中在：（1）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理论上，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增强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发挥监督作用、提高行政效率[4]。公众参与机制具有权力平衡功能，其运作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控权”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施，必须改革[5]。（2）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但已经摆脱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见深入人心。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模式来看，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在扩大，方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听证会业目前已成为主要形式之一，但仍然处萌芽期[6]。（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缺陷。公众参与形式的限制和欠缺，导致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上。（4）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应措施。①“义务”向“权利”的转变；②确定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③公众参与程序立法制度的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④加强执法，使公众参与不走形式；⑤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参与意识和参与实际能力。总体而言，公众参与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自发的”公众生态意识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实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低下与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低效率却表现出双向制约关系。”[7]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强化是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前提，那么对生态环境权的主张就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实施基础[8]。但上述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表达机制普遍在于理论层次的研究，缺少具有一定地域特点、深入实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性质的调查研究类研究文献，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居民公众参与实践的调查来完善的部分。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4结束语

由于受时间、资金和研究者水平的约束，本次调研获得的信息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些信息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既是公民的责任也是公民的义务，因为公众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环境问题的责任者，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时必须将自身利益有效表达。通过调研发现，这种表达是复杂而多重的，是一种“舍与得”的智慧，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取舍，是社会发展与个人财富积累的权衡，是地方财政与全局利益的博弈，是长期与短期的协调，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是今后各方利益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公众参与机制中每个人的利益呼声是如此不同，如此之小，但凝聚是种力量。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担在于注重公民智商、情商的素质提高，面向企业、职能部门开发和培养积极的生态文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实现在于体现“人本主义”，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而不流于形式，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信息化机制、议事协调机制、问责机制，以实现各方权力和权利的平衡与可持续的再分配。

生态文明论文篇4

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导和基础。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人们意识的提高和革命自觉，而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支撑，特别是一个科学而有效实施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对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需要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律制度。我国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替展理念，需要把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系统。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国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根据生态文明的精神和要求评估与审视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再根据这种评估修订现有的环境资源立法，同时提出新的立法规划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其次，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的事业，还需要对其他相关的立法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并根据评估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解释来实现其他法律的生态化改造。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是一项立法能否得到实施，能否最终实现其目标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对于环境立法这种带有强烈政策性特征的立法而言，法律责任条款是一项立法有效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出于这一考虑，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法律责任进行评估和审视，并根据这种评估和审视提出未来中国环境责任立法的完善建议。

二、我国目前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不能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突出问题

(一)环境违法的成本过低，导致企业缺乏环境守法的动力

决定企业是否进行环境守法的因素很多，包括守法保障管理、守法促进措施的有效性、守法监测和评估等因素。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环境违法成本。所谓环境违法成本，指企业违反环境法律所应承担的负担和损失。环境违法成本=违法的责任后果×违法责任承担的概率(查处概率)。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组织，决定其选择环境违法还是环境守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环境违法成本和环境守法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当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时，企业守法才有利可图，环境法的执行和实施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而当环境守法成本大于环境违法成本时，环境违法成为了有利可图的行为，环境法的实施必然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企业环境守法意识淡薄、企业环境守法信用不高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我国环境法律中的法律责任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我国目前环境违法的责任后果总体偏轻;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成本大大高于罚款数额的现实促使企业宁可违法排污缴纳罚款，也不愿意运行污染治理设施。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对不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排污的行政处罚的最高金额只能达到10万元，这种罚款额度对一些小型的污染治理设施有一定作用，但对那些每天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都远远超过10万元的大中型污染源则不能发挥引导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正向激励功能。

(二)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主体过于狭窄

生态文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环境资源问题的新视角，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的事业，因此需要具有整体性和体系性的解决方案。正是居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十报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要求包括技术转型、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在内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转型。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以下两点原则对贯彻整体性和体系性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应当加强政策之间的整合，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应当整合;第二，由于转型是整体性的，不仅仅私人机构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其行为模式，而且政府、个人等其他主体也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在私人机构中，不仅直接的污染源主体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投资者、销售商等相关主体也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我国目前的环境法律责任是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针对作为排污主体的企业的法律责任的条款很多，而规定政府的法律责任的条款相对较少，规定消费者、银行、证券公司、销售商等其他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的条款几乎是空白。这种以污染源主体为核心的、其他主体法律责任条款薄弱甚至空白的法律责任结构与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整体性和体系性的模式转型是不相适应的。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主体不应当限于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还应当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组织和个体。

三、扩张环境法律责任的主体

(一)确立和强化消费者的环境法律责任

建构于传统经济理论和模式之上的消费者权利话语，是一种对消费主义迷醉的表达，这种话语以经济发展观上的盲目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主义为基础，认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不会受到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理论正在把人类及其生存的家园引向危险的边缘。生态和环境危机的应对不可能在“经营者义务———消费者权利”这一传统的理论模型下得以破解，而是需要对生产和消费进行联动的规制，需要用正确的社会生态义务来调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之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消费者生态义务的理论在此背景下破土而出。所谓消费者的生态义务，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达成生态消费模式、实现良好的消费秩序而承担的法律义务，具体包括适度节约消费的义务、依法处置消费废弃物的义务等。适度和节约消费的义务并不是直接禁止人民进行奢侈性消费，而是要求进行奢侈性消费的人对其所占用的其他人排放空间和资源付费，以确保总体的排放总量和资源消费在生态环境的容纳总量范围之内。通过住房空置税收制度、高额消费税收制度、阶梯资源价格制度、垃圾分类制度等制度确立消费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推动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强化

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为推动和保障义务的实现，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的建构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政府环境责任问题在我国被广泛讨论，如何通过具体的立法确立起政府环境责任被认为是中国环境法制完善的一个关键问题。近年来，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立法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例如，2007年新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69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不依法做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然而，我国的环境立法过分强调政府的环境管理权力而缺乏追究政府环境责任的有效机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被认为是中国环境法治最重要的问题。从国外的法制经验来看，政府承担生态环境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及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必不可少的法律路径。以目前国内讨论得最为热烈的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在国外，环境公益诉讼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过诉讼督促政府依法履行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因此，在国外，第一位序的公益诉讼启动者是公民与社会组织。美国的《清洁水法》关于公民诉讼的规定是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中的最著名的规定之一。根据其规定，任何公民可以以违反该法为由，针对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提讼。该法对可能被控的人的定义为:个体、企业、合伙者、协会、州、市镇、委员会，一个州内更细分的政治组成部分，或者任何州际间的实体。通过公益诉讼的特别规定，赋予公民通过诉讼监督政府部门依法履行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义务，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中国的环境立法和司法需要在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政府行为这方面做出突破，通过公益诉讼撤销政府损害环境的违法行为和促使政府积极履行其环保职责。具体而言，完善政府的法律责任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进一步强化环境生态质量的政治责任制度，建立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

以雾霾防治为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构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并将考核和评估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这可谓是对片面追求GDP政绩观的一次纠正。但是，目前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任职和升迁没有直接挂钩，其对领导干部的约束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我国的大气污染形势亟待彻底改变的背景下，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建立空气质量考核一票否决机制，对未能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各级政府官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为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雾霾难题也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第二，建立对不履行环境治理职责或治理不达标的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

运用经济罚款制度来惩罚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国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行政罚款主要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而在污染治理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违反环境法为代价，成为环境污染治理法律和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建立起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来预防和纠正其违法行为。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经验可为我国的制度建构提供借鉴。例如，在欧盟，针对成员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违反欧盟法的行为，欧委会在对成员国违规现象提出通报批评或警告后，相关成员国须及时回复，并在欧委会书面警告之后两个月内准备应诉。如果成员国的回复和整改不能达到法律的要求，欧委会有权诉诸法律程序，对违规国家进行经济处罚。

第三，建立环境治理达标与中央财政投资联动的制度。

单纯的经济处罚在威慑和预防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的功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即使建立起了针对地方政府的罚款制度，罚款的数额相比项目给地方带来的巨大利益还是无法比拟，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处罚制度不应当仅仅限于罚款，还应当使环境治理和中央的相关投资挂钩，倒逼地方政府选择发展与环保的双赢道路。美国为了制裁地方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设计了一系列督促地方执行联邦法律政策的惩罚机制，例如，对环保不力的地方，国家环保局可将其环境管理权收归联邦，该地方也将失去获得高速公路基金或建设新排放源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的区域限批制度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应当探索大气污染防治及环保达标与中央的发展投资联动的制度。

第四，完善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公开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应当通过法律明确政府大气污染信息公开的义务，扩大政府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公开的范围，并赋予公民和社会团体在政府未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时请求法院判决强制其公开的法律责任。政府应当在已经制度化的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空气质量预警信息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信息公开扩大到适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日常监管信息、公布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等方面，通过信息公开的力量，来监督企业守法和政府依法监管。

第五，完善现有的政府法律责任制度的相关制度。

现有的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法律制度、行政不作为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追究政府法律责任的制度，在雾霾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雾霾治理是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业，需要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来促成这些传统的政府法律责任制度在雾霾治理中的实施。

(三)股东、信贷机构、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等相关主体环境法律责任的确立和强化

环境法律责任的扩张，不仅仅涉及消费者和政府，股东、信贷机构、销售商、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等其他主体也要承担起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责任。

1．股东的环境法律责任

企业的环境污染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但是，要从根本上预防环境风险，需要将环境风险的预防尽可能地提前，对投资环节也进行有效的规制。股东的资金是企业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一直以来，传统的法律理论只要求股东承担公司法上的股东有限责任，而对投资机构所投资的项目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则无需承担任何环境责任。这导致一些恶意的股东利用公司的人格来从事损害环境的项目以谋取暴利，待获得利益后又注销公司从事新项目，其造成的环境和生态破坏最终由受害人和国家买单。针对此种不公正的现象，需要确立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对公司的环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应制度和机制。

2．信贷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

当信贷机构的信贷资金为了追逐利润而大量流入严重破坏环境的项目时，信贷机构也成为一个隐形的污染者，成为污染行为的有力帮手，因而，信贷机构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义务和责任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目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绿色信贷的政策性文件和规范，规定了信贷机构的绿色信贷义务，但这些义务都是一些倡导性的政策性义务，其实施的效果非常有限。绿色信贷要得到真正的推行，离不开法律的支持。法律一方面要规定倡导性的义务并配置税收优惠、贴息优惠等措施的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为信贷机构设置强制性的、“底线防御”类型的绿色信贷义务，并针对违反此类强制性义务的信贷机构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禁止向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进行贷款的义务，中止对环境具有重大破坏性的项目贷款的义务等，如果违反这些强制性的法律义务，法律应规定信贷机构承担信贷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

3．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

节能服务公司、环境监测机构、环评机构、环境设施专业运营机构、环境审计机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以环评机构为例，由于环评机构是接受项目单位的委托而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而委托本身又是一种收费式的商业行为，因此当环评机构为了商业利益而出现信用风险时，就需要通过有效的法律责任机制来进行治理。除了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外，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主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也是一种有力的手段，这种责任属于专家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在法律上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的连带民事责任。将来需要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确认节能服务公司、环境审计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四、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一)近年来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立法进展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的共识，在立法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比较重要的进展如下:

第一，增大了行政罚款力度。

2008年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规定，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可以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而修订前的罚款数额是10万元以下。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针对违法排污的按日计罚制度，并明确规定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来确定罚款数额。

第二，规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拘留的法律责任。

根据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的规定，针对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公安部门可以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施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第三，明确了应当对环境监管人员进行相应行政处分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

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8条具体列举了对环境监管人员应当进行行政处分的九种情形，并规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主管的责任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在此种情形下，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

第四，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更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权力。

例如，2008年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74条把限期治理的决策权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而修订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能做出限期治理的决定)。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0条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责令停产整顿的权力，第25条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查封、扣押的权力，第61条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针对未通过环评开工建设的项目责令恢复原状的权力。

第五，降低了环境刑事责任的门槛。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两处修改:其一，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其二，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环境刑事犯罪的构成标准。

第六，规定了环境信用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将企业环境违法的信息公开会对企业的公众形象及商誉造成影响，这也是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联邦环境总署通过执法与守法在线数据库公布全部执法和守法记录，这一做法在守法促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国家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及其他重大环境信息。”第55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第54条第3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不仅运用信息公开的方法来提高环境违法成本，而且把信息公开和环境信用评价结合起来，对企业环境方面的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评价。

(二)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未来走向

第一，完善环境行政罚款制度，进一步提高环境行政罚款的力度。

首先，改革数值封顶式罚款中的不合理的数值限制和倍率封顶式罚款中的不合理的基数设定。针对许多环境行政处罚的数值封顶式罚款中的数值限定远远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形，需要及时提高封顶的数值或者将数值封顶式罚款变更为倍率封顶式罚款。针对倍率封顶式罚款不能与守法成本和所造成的损害相匹配的情形，改革赔率封顶式罚款中的基数设定。例如，针对超标排放和超过总量限制排放的企业，可以以采取污染治理措施所需费用作为罚款的基数，这样处理才能够满足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的条件。其次，设计科学合理的行政罚款额度确定标准和程序。科学合理的环境行政罚款制度设计要最终落实以实现其制度目标，还有赖于科学的罚款额度的计算标准和程序。加拿大为了推动环境执法和罚款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专门制定了《环境执行法案》。这方面，美国联邦环境总署的做法也值得我国借鉴。其颁布的《民事处罚政策》(GM－21)和《处罚实施的具体法令措施框架》(GM－22)，不仅奠定了科学设定环境违法处罚的框架，还设计了具体的罚款额度计算标准、模型和程序。环境行政处罚的基点是违法收益，并设计了专门的计算机程序模型(BEN模型)进行计算，以剥夺违法者的违法收益，消除违法者由此获得的相对竞争优势。BEN模型所计算的违法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机会成本，即违法者没有按时购买处理设施并运行维护所节省的费用用于其他方面可获取的收益;二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即货币的贴现。通过计算机模型的使用，将违法者的收益尽量量化，提供了处罚的明确依据和清晰的计算过程，另外，法律还要求将所有内容和计算方式通过听证会的方式予以公开并接受质疑。计算机模型和公开程序的双重约束，保障了环境违法成本不低于环境守法成本，保障了环境行政处罚额度确定的科学和公正。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的环境行政罚款也要通过计算机模型的开发来限制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罚款在实施中被打折扣。

第二，完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赋予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特定的法律效力。

许多企业很善于钻法律的空子，虽然其很少实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然而轻微的违法行为却总是不断。针对这种“精明的”违法者，环境行政处罚的转换制度和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能够有效提高其环境违法的成本，例如，可以把违法者每次受到的警告处罚记录在案，累积到一定次数便可以向更高一级处罚形式转化。目前，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作出了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记入社会诚信档案的规定。一些省市已经在试点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然而，信用评价的结果的运用范围非常有限，使得这一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在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上应有的功效。将来的制度改革应建立每个企业的环境守法和违法行为的信用档案并定期进行信用评级，而且，对那些信用评级差的企业在环保资金补贴、政府采购、银行信贷、证券上市及增股融资等方面进行限制甚至直接剥夺其资格。

第三，建立生态修复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我国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赔偿相关受害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损害。而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一直由政府承担，这是一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应当建立污染者的环境修复法律责任。

第四，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团体的范围，然而，我国目前真正以生态环境本身损害赔偿为目的的民事公益诉讼却呈现“零受案率”现象。导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零受案率”的原因很多，其中原告资格的受限性和对原告激励机制的缺乏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被限定为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当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出于某些原因不提起公益诉讼时，这一诉讼机制就不能启动。要真正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一方面要建立起当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出于某些原因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其他合法团体和公民的代位诉讼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让败诉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公益诉讼费用的规则和让公益诉讼原告分享一部分公益赔偿金的“赏金猎人”规则来对原告进行激励。另外，由于不同类型的公益诉讼的诉讼原理和规则是有所区别的，我国还需要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修订中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论文篇5

经济发展思维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建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目标、战略、步骤等的制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因此，经济建设生态化的实现，必须首先创新经济发展思维，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就是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维，确立生态经济思维，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

纵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以往经济建设虽然都主张保护生态，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态经济发展思维，而只是一种惯性的理念主张。“生态化”只是一个口号，只停留在书面化阶段，具体的经济发展理念都不是生态化的，都只关注经济效益，而不关注生态保护。这种“生态化”势必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结合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维，切实确立生态经济发展思维，为经济建设中生态保护的实现提供依据，而不是将“生态化”束之高阁。

生态经济观的确立，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发展思维的转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生态化的实现。执政理念是指导执政党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方式。就执政宗旨而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公民日益高涨的生态利益诉求，将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范畴之中。当前，雾霾、沙尘暴、饮用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安全，公民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态利益诉求高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不能再仅仅关注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维护，必须关注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利。二是要将生态思维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之中，杜绝实践中的生态污染和破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要统筹安排和规划，处理好生态与公民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将生态观念贯彻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就执政方式而言，要实现执政方式的生态化。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首先，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因执政方式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其次，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追求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政府工作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者。他们思维理念的生态化对于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至关重要。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两部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统领全国事务。因此，要引导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树立起生态价值观，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依据，逐步确立起生态经济思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经济发展规划的具体承担者，是生态经济思维能否确立的关键环节，必须予以重视。首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要“破除GDP崇拜”，“树立生态价值理念”，逐步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其次，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实践中，要以经济发展规划为指导，密切关注自然和生态，引导市场经济沿着生态化的道路前进。最后，要以生态和谐观为指导，引导市场经济运行，净化市场经济环境，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二、经济制度的生态化：经济政策、评价与生态价值的融合

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提供制度性框架和指导，是经济建设依据的核心。将生态思维纳入经济体制，必须“积极改进现有经济制度，把生态资源服务进行价值化，并纳入经济体制和制度之中，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生态服务型经济”。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虽有一定的生态指标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但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之中，生态目标往往被忽略，直接让道于经济目标，甚至出现以生态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一方面，在实际的政策体系设计过程中，政绩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观占据主导，GDP的增长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唯一考量，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势必对生态造成难以短期修复的破坏。政绩主导观下的经济发展都是短期的，带来的生态修复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与生态修复的长期性成本相比，经济发展的实际成就就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项子类政策，如目标、价值、原则、评价等等也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体制的效用，制约甚至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而在这个存在冲突和矛盾的体系中，生态化目标不具任何现实意义，其重要性被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中的生态化目标被相互冲突的经济制度或政策排挤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建设，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实现虚化生态目标的具体贯彻落实。

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协调制度与制度之间、政策体系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关系，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切实确立同质化、一体化、功能互补的经济制度及其政策体系。第一，要协调好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与地方经济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就像德国学者海贝勒与格鲁诺从比较视角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而是经济主体和地方利益倡导者”。因此，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适度放权，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以保证地方能根据地域特殊性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地方要以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为指导，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实现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协调。第二，经济政策制定的生态化。政策的制定要始终坚持生态化，不仅要将生态保护纳入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而且要切实融入经济政策的每个细节，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原则等的生态化。第三，处理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产业、不同地域的经济政策由于其特殊性，难免出现冲突，这就需要协调好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政策，坚持目标的一致、原则的统一、关系的协调。

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没有评价就没有监督和反馈，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生态化的必要环节，起着巩固和完善的作用。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保护落实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建构之中，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考核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参考。第一，要以生态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要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并重；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改变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强调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益。第二，要将经济发展评价的生态目标具体化。要改变过去强调“生态”而不注重生态的做法，将经济发展的生态评价目标细化，尽可能提供可以量化的标准，从而使生态效益评价有据可依。第三，要协调好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等的关系。评价体系的生态化，不仅仅指对于经济发展生态效益的关注，还包括评价体系自身的协调有序。要考虑各项指标、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避免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第四，评价不能止于经济行为的终止。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经济发展评价不能只关注经济行为终止前，而要有发展眼光，关注长远，将经济行为对生态的后期影响也纳入评价之中。

三、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经济体制运行是经济发展思维的落实，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践行，对于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融入生态文明，以保障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得以落实，生态化的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从而保障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提高经济建设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永续发展。

由于地方利益观或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存在诸多问题，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地方利益观主导下的非生态化。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政绩，不顾生态效益，执行非生态化的制度。非生态化制度的执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非生态化，执行越彻底，生态破坏越严重，生态修复周期越长，甚至造成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二是生态化制度执行的缩水。经济制度或政策运行过程中，生态目标被虚化，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运行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再好的制度，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关于生态保护似乎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关注自然和生态，势必需要长期增加经济建设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一错误认识影响下，势必造成生态化经济制度的执行不力。高昂的生态成本与生态保护成果出现的滞后性使得政府在执行生态化制度过程中，忽略生态效益目标，无限度地从生态系统索取，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单向度的索取模式，造成生态危机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合理优化多元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刻不容缓。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起到主导作用。在推进经济建设生态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首先，政府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评估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生态效益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制度或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其次，政府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共赢。生态也是一种资本，生态使用是有偿的，破坏生态要赔偿。政府要坚持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的原则，以利益为制约，保护生态。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生态化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执行。要有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效益观和经济效益观；要有保障生态化制度或政策得以落实的执行能力；要采取科学、生态、可持续的执行方式，避免因方式选择不当造成的生态破坏；要有主体行为生态化的觉悟，减少制度或政策执行中的环境影响。

要引导公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了解并监督经济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忽略生态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进行检举，对生态化制度或政策的错误执行提出批评或建议，以保障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离不开专家的专业意见，要充分发挥专家在经济体制运行生态化的重要作用。生态技术或政策专家利用他们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相关信息，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意见，从而为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提供正确引导。

新闻媒体由于其自身的实时性、曝光性等特点，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性。在合理优化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经济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生态破坏行为予以及时曝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追踪报道事件处理过程，以确保问题得以更好解决。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应该齐头并举，不可偏废其一。应从经济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三个维度入手，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从而构建起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系统化机制，为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生态化的实现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这当然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生态文明论文篇6

1.回归自然思想指导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是当前人们急需要加强的。环境艺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就要使理念不断的回归自然，通过一些自然化的手段，使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联系到自然，从而使得心灵上面的放松。在艺术上，要强调室内环境的设计，从而使得其创意和功能能够达到和自然和谐处理的效果。很多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运用一些花草来点缀室内环境，从而使得室内环境的提升。在材料的选择方面，应该以环境保护为核心，强调自然的理念，从而使得室内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能够给你更好的集合。

2.生态文明观对室内环境设计的具体指导

运用生态的建筑模式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室内环境。营造一个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首先需要有一个科学、良好的外部生态构架。工程建筑模式，要跟根据工程所在地的环境特点，从而运用科学的生态观运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合理的安排建筑以及周边的环境关系，运用一个科学的技术手段，合理的对现建筑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进行安排，使得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良好的结合，使得人与自然环境能够很好的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建筑模式的特点主要是：使用非粘土的砖体，使得人类在生产活动的时候减少对土壤的破坏，利用新型的材料，从而减轻工程的自重，隔音、隔热小朵，利用双层的玻璃来减少噪音的传播，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的作用，利用新型的太阳能，从而实现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生态建筑模式应该为室内施工环境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在进行装修的时候，要充分的利用这些条件，从而能够更好的营造一个舒适的室内坏境，这就使得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减少了装修的时候对环境的破坏。通过简单的造型，减省的材料，来构建一个舒适的室内环境，在当今社会，文明一直大力的倡导简约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室内环境设计理念。就室内设计而言，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简约注意一直都是贯穿室内装修的整个过程，究其原因，简节的造型不仅仅不容易导致审美疲劳的产生，还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简约的室内装修风格，不仅仅蕴含着生态文明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和现在社会注意的旋律则是相辅相成的，利用自然的建筑自身的朝向通过玻璃采取自然光线，保持空气的流通，充分利用建筑自身的条件，使得热传递效应使得室内的温差比较合理，从而营造一个和自然相互接近的物理环境，而在室内的装饰运用，应该用适当的绿色植物进行装饰。从而使得室内的空气更加清晰，增加自然的气息。在装饰材料的选择方面，尽量使得生态环境的材料，以使得室内的环境更加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在选择具有化学成分的材料的时候，要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尽量使得室内的环境的污染降低到最低，在设计的时候要注重对资源的节约和资源的二次利用，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和产品，开发和使用可以循环可利用的材料和家具，通过水的循环利用，从而使得生活废水的减少，从而节约水资源的利用。合适的运用照明、通风设备，以便能够使用资源能够更好的循环利用。利用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的可再生资源，从而使得室内环境的更加清晰。室内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于装饰材料，在装修的时候，如果使用不合适的材料会使得污染更加的严重。比如：现在的装饰材料，往往包装都比较好，而包装材料的丢弃会照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装饰在购买的时候，需要尽可能的使用包装简单的材料，以减少装饰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在使用一些比较奢华的视觉效果的材料时，总是喜欢采用一些比较昂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在运输的时候，需要使用运输工具，这样既增加了能源的消耗，也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在进行设计和施工的时候，尽量使用当地的材料，从而减少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3.生态文明观对室外景观环境设计的具体指导

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从而进行生态、自然环境的设计。绿地是现在城市的肺，不仅仅能够给居民提供自然的空间，同时也能够对城市的小环境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从而对整个城市的环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以混凝土为主的现在城市中，一些可以提供城市休闲的绿色环境，可以营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城市环境，在涉及到一些景观设计的时候，应该尽量运用各种植物、水等等各种景观，要保证景观的空间有足够的绿地系统，从而凸显现在设计中的自然生态景观，从而满足人们亲近的自然景观，在景观的设计者，应该尊重设计区域内的环境，自然资源的和谐相处，要有效的利用现在的自然条件，避免大规模的工程改造，以避免自然资源对现在社会生活环境的破坏。在景观的设计中，要很好的利用当地的地形、水土和植被情况，避免对自然的大规模的破坏，避免对当地的气候和生物链的破坏，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现在景观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得人类能够更好的近亲自然，了解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的发展，从而避免认为对自然的破坏。因此，根据生态环境的建设，文明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整体的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很好的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从而使得城市的绿色体系能够很好的结合。在当地的生态文明景观建设的是，应该在不破坏城市绿色系统的时候，适当增加人文景观，以使得人文景观能够更好的满足当前使用者的需求。在景观设计的时候，应该重视植物的多样性，从而使得其能够更好的和本土的生产服务功能结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过于单一的植物环境，在进行人工绿化时，为了使其绿地系统能够更好的服务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所以在景观设计的时候更需要注意物种的多样化和物种的本土化，一方面要使用物种的多样化，利用物种的多样性，其相互作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物种多样化要能适应本土的生态环境，以避免或者过多的购买植物进行绿地设计，尽量利用本土的物品和当地的植被，一能够更好的适合当地的环境，避免购买和移植异地的植被而照成生产困难的问题，同时也要预防好异地植被对当地植被的生物链的破坏。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该避免一些体积过大、耗能过多的景观，从而减少成本的使用。在现在景观设计者，不应该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功能消耗过多的情况，避免片面的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设计消耗巨大的那些情况。因为选择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少，使得许多设计的景观设计会出现闲置的状态，这种华而不实的设计，不仅仅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对水电的消耗浪费也非常的大，这个和现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背的，在进行现代景观设计的时候有脚踏实地的以人文服务为基础，才能够使得现在社会的景观设计更加服务于现在社会，使得人文景观更好的服务于人。

二、结语

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是现在社会一直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在现在社会的环境艺术的设计过程中，生态文明对环境设计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生态文明的环境艺术，才是正真的符合国家的政策，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是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样，生态文明环境艺术设计，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运用好生态文明艺术设计，才能够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的、良性发展。

生态文明论文篇7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要求在人民群众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生态文明”首次载入中央文件，党的十，再次将生态文明将设提上重点议程，进一步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生态文明是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加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但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新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拉小贫困差距，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消除社会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壮举，更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福祉的千秋大计。因此，培养和确立我国农村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伦理道德规范，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协调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推动农村以及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发展道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二、农村生态伦理建设的问题

（一）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欠缺

首先，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矛盾，农民的整体生态意识淡薄。农民作为生态建设与改造的直接参与者，其生态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好坏。而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明显不足，他们更关注环境目前对自身的影响，而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盲目乐观，对外在的生态破坏视而不见，由于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农民的环保意识，而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其次，农民的责任意识不强。随着生态的恶化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而农业生产作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自然资源的公共性，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性，人们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将由此带来的影响外部化，自身由此承担的后果最小化，而给整个生态系统却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友好生态环境的维护靠每个人生态意识的提高，而不是一部分人破坏环境获取个人私利，由大部分人买单。最后，农村居民对生态价值认识不足，违背人类与自然环境生存发展的规律，将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认为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去随意的改造自然、榨取资源，生态系统被破坏，遭受自然灾害的报复。

（二）农业产业链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

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靠田吃田，靠山吃山的小农经济体中，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出售初级农产品或者出卖劳动力，由于技术水平低，产权不清晰，农民自产自销，很少引进新的产业链，将单一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化生产转型，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将产、加、销、农工贸融为一体，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经济文化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生态保护意识。文化水平低，导致目光短浅，加上经济收入水平低，生活没有保障，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掠夺式的开发自然资源，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等耗竭性利用土地资源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高污染的工业转向农村，自然生产中过度使用化学品引起的环境污染；发展高收益又高污染的造纸、玻璃、化学等工业，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经济增长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将有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环保中还来，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

（三）地方部门的环保宣传工作落实不到位

我国许多地区，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都存在轻环保、重经济发展的思想，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干部绩效考核的标准，因此，他们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在环保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工作上力度不到位，农民对环保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人们获取环保知识的渠道、形式单调，很难调动农民的环保积极性。

（四）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责任不明确

地方部门对于环保的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对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事件往往执法不严，许多乡镇和私营企业多是低水平起步，其工艺和设备的技术水平，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力不足，同时为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将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的难题通过走后门转移给环保部门。而在综合治理方面，环保部门相关的资金、技术、人才欠缺，没能积极调动各界的积极性，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维护生存的环境。

三、加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的对策

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绊脚石。加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就是对农村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危机重新审视并加以改造，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由于生态反应的滞后性，人类没有及时尝到生态破坏带来的苦酒，而对生存的环境盲目乐观，政府要制定环保长远教育规划，丰富宣传、教育的内容与方式，贴近农村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采用新闻媒体报道、公益广告的形式，有计划的宣传环保知识、生态文明知识，促使农村居民具备环保意识，并养成应有的生态道德行为。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明确农村居民的责任观念，谁污染谁治理，对重大违规污染事件进行严厉惩治，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避免个人为牟取私利而将环境保护置之脑后，由此带来的后果分摊给广大的民众。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植根于全民族深层次的自觉意识，开展生态伦理教育，使人们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目前与长远的各种利益关系，为子孙后代的延续发展负责。

（二）加强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培养，完善管理领导体制

建立一个高效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干部的生态伦理教育，掌握一定的生态伦理专业知识，提高整体文化素质。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以身作则的宣传环保理念，将环保工作列入考核项目之中，使他们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保之间的关系，改变以往破坏式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带头参加义务活动，如清扫公共场所的垃圾，义务种草植树活动，抵制食用国家野生保护动物等，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权和职责，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团结合作，齐抓共管，为保证生态伦理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提供组织保障。

（三）发展生态农业，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鼓励生态农业科研技术的推广，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开发节能、降耗，不危害环境的新产品，推广“生态绿色产品”，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生态示范区，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根据给地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地域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生态产业链。发展生态旅游，提倡生态消费，使人们在体味田园风和新鲜乡土气息中，更能贴近自然和农村，一方面使农民增收，同时也增强了人们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意识。

（四）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

首先国家从政策上，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提供制度保障，高标准严要求，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及时整治或者责令关闭，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和自治条例，并依法治污防污，保证生态伦理建设的顺利进行。对资源利用严格加以规范，从制度上杜绝越权批地、超标占地、非法占地的现象，收回私人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占用权，对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避免矿产资源的浪费和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同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注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生态环境的好坏是衡量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是与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国家要在资金上给与大量的投入，将富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加强信贷的投入，保证农民生产的顺利进行，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才有更多的精力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进行生产。加强对环保部门及社会各界环保单位的资金支持，防治并举，保证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生态文明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意义；中国；建议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涵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等财富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致力于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从而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大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但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徘徊在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再走野蛮增长的老路，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近年来，我国沙尘暴肆虐，雾霾横扫大江南北，水体污染、化工品泄露等事件频频发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碧水青天，渴望自由呼吸。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如何回应人民的诉求，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维护生态安全已经不单单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起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系列国际公约和纲领性文件相继问世，全世界加强生态保护已经达成了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树立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③。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存的问题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我们能耗和排污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综合利用率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严重滞后。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在法律制度保障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制建设进步很大，相关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但是长期以来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的理念使得我国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研究相对薄弱，对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够重视。三是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尚未真正建立。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发展形态，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是人类彻底反思以往发展模式弊病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更科学的发展思路，它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为主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虽然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发展观，但真正在广大民众心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尚需时日。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在于转变观念，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改变过去以破坏自然来获得发展的思路。只有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经济增长才是高效、健康和可持续的。其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调结构、保增长的抓手，不断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传统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资源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中，这些产业已是强弩之末，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而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新兴产业，如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不仅可以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空间，还可以突破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再次，建设生态文明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大对生态环境整治项目、新能源开发项目、农村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既能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无论对眼前还是长远，都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开发与利用，不仅可以治理环境，还可以使地方经济得以健康有序地增长。最后，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历经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提供物质产品的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也在快速进步，但相对而言，提供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实际上却提升得较慢，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生态产品的渴求日益迫切。生态产品的生产不仅可以满足当前人民群众的需求，而且也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④。

（二）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法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生产生活模式的变革。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规定，推动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对水流、森林、草原、土地等统一确权，形成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定价机制改革，从资源供给程度、稀缺程度、资源再生成本、环境损害成本等多个方面对自然资源进行估值。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排污谁付费，谁损害环境谁补偿。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对其中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加快研究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土壤污染防治、核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确保环境保护部门独立行使监督权、执法权，对造成环境损害的责任方要追求其行政和刑事责任。

（三）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意识。提高每一个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道德素质。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保护落后、生态建设落后的忧患意识不够，对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内在关系和结构性矛盾认识不足，导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要广泛开展环境的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的宣传环境保护的知识、政策、法律和法律法规，宣传环境文化，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要不断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环境保护搭建平台，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摆在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等重要位置和高度，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积极推进绿色消费，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⑤。

[注释]

①李宏伟，钟绍铜.弘扬生态文化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2）：57-61.

②周生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J].求是杂志，2013（17）：17-19.

③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建设美丽中国[J].求是杂志，2013（24）：3-11.

④吴瑾菁，祝黄河.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157-162.

⑤张凯.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人民出版社，2012.

[2].在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新华社，2013（10）.

[3].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J].环境经济，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