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论文范文

农业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财政补贴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表现

(一)我国保险业整体发展迅速，农业保险却渐趋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却非常滞后，特别是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出现渐趋萎缩的尴尬局面。在保费收入方面(表1)，总保费收入由1992年的378.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318.1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2.5%，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却由1992年的8.17亿元逐年下降到2004年的3.96亿元，年均负增长5.9%；在经营主体方面，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大量增加，商业化保险市场已经形成，截止2005年底，共有保险公司82家，财产保险公司40家，但是，除了2004年后相继成立的数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外，长期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势单力薄；在险种方面，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农业保险由原来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30个险种(张祖荣，2006)。相对于整个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二)农业风险损失日益严重，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

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农村总人口仍然超过7.5亿，接近总人口数的60%；200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15.2%(美国约为2%)。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平均达1747亿元，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据国务院新闻办2006年1月5日的消息，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而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却最为薄弱，因此，农业更为迫切地需要保险保障。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灾害损失，我国农业风险保障却日趋减少，1992年农业保险赔款达8.15亿元，而2004年仅2.87亿元(表1)，不到农业灾害损失的1%；农业保险承保面占可保面的比由1992年的约5%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2%(庹国柱，李军，2005)。保险保障的不足，给恢复生产与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

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学术界多归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方式，即缺乏政府的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既有外在因素，即缺乏必要的法律、经济、行政等政策支持；更有内在因素，即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

农业保险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虫灾、疫灾等，具有风险单位大、区域性强、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可保性差等特点。因此，农业保险经营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普通财产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但由于我国开办农业保险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还非常落后。主要包括：

1．农业风险监测。农业风险监测包括农业风险的识别、度量、预测、预警以及信息统计与管理等，是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环节。科学监测农业风险不仅有利于直接控制和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而且也是其他农业保险技术(如定价、定损、产品开发等技术)有效运用和发挥的前提与基础。我国农业风险监测技术非常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例如，由于没有建立自然灾害全程动态预报警报系统，致使防灾防损变得十分被动；由于没有建立灾害损失信息的统计分析与管理系统，以致农业保险定价所要求的历史风险损失资料难以满足。农业风险监测技术落后，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

2．农业风险区划。由于农业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因此，开展农业保险必须进行风险区划。风险区划是以农作物历史产量、气候条件、土壤及地形地貌、农作物种类、水利及其他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为依据，按照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的原则，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划分为若干不同等级的区域，目的是保证同一区域内的风险程度基本相同，使投保人的保费负担与其风险责任保持一致。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都客观存在着风险的区域性差异问题。风险区划是农业保险经营特有的重要技术之一，它不仅是科学厘定保险费率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合理界定保险责任，减少逆选择的主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曾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无论是单一风险责任险还是农作物一切险，都划分了严格的风险等级，从而形成科学的费率分区。但是，风险区划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大的工作，我国风险区划技术非常落后，进行风险区划的实用指标体系尚未建立。目前除了山东德州对农作物单一责任险和陕西泾阳县对棉花一切险进行过风险区划外，其他地区的风险区划几近空白。

3．农业保险定价。首先，保险定价以科学的精算理论为基础。我国保险精算人才奇缺，现代精算理论及应用研究十分落后，而农业保险领域的精算技术则更为原始。其次，为使保险价格与其风险水平保持一致，农业保险定价必须以风险区划为前提，但我国尚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区划。再次，由于有关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数据很不完整，长时间的、准确可靠的农作物及畜禽的损失数据资料难以搜集，耕地面积资料也很不准确，由此计算的平均保额损失率与真实的损失率偏差很大。因此，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应用既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又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费率相对较低，管理成本又高，致使农业保险连年亏损。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一直存在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4．防灾减损。完善的防灾减损体系是有效的保险体制存在的前提——如果潜在损失过大，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收取投保人难以接受或无力承担的保险费，并对承保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使保险难以成立(孙祈祥，锁凌燕，2004)。由于农业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大、覆盖面广、经济损失严重，因此，农业保险中防灾减损更为重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防灾减损技术的应用。我国农业防灾减损技术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用地管理不科学、防御工程设施落后、灾害预警预报服务体系不健全、气象卫星等高科技的应用水平低。

5．定损理赔。农业保险的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在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对于特定风险保险，定损时还要从产量的损失中扣除约定风险之外的灾害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技术难度大。目前，我国不仅对灾害发生频率及强度的测定、灾害损失程度的测算等很不准确，而且没有制定统一赔偿标准，理赔中出现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以上，牲畜保险中更为严重(庹国柱、李军，2005)。

6．产品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开发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或改造老险种，以期达到合理配置农业保险资源、增加有效供给。它不仅涉及保险、精算、金融、法律等理论，还涉及栽培学、畜牧学、气象学、灾害学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一项综合性“知识工程”。我国在农险产品开发方面人才匮乏、技术落后，集中表现在产品数量少、质量低，产品单一，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设计的产品少之又少，难以满足农民的保障需求。

7．再保险。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种有效分散和分摊原保险公司风险损失的重要方式，它对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拓展业务领域、提高风险保障能力的风险保障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农业风险单位大、灾害损失关联性强，容易形成巨灾损失，保险公司难以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再保险的依赖更为强烈(张祖荣，2006)。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再保险市场很不成熟，农业再保险尤为薄弱，无论是技术，还是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处理农业巨灾风险的需要，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主要采用普通财产保险技术来开发与经营，忽视了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农业保险经营技术落后，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

(二)农业保险经营缺乏政策支持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表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保险的开办，不仅对于管理农业风险、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法律、经济、行政上给予政策支持。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以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制度，发生农业灾害时由财政拨款救济灾民，而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很少。

1．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美国、日本、法国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都是在开办农业保险前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以保证农业保险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最根本的环境因素。

2．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给予农业保险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费用补贴以及再保险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仅限于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农业保险几乎是纯商业性保险。国内外农业保险实践证明，由于农业保险高风险、高费用、高赔付的特点，没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持续经营的(庹国柱，李车，2005)。

3．缺少必要的行政支持。开展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支持。首先，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需要基层干部进行宣传引导；其次，农村广阔，农户分散，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等环节都离小开政府特别是乡镇、村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同时，基层干部更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及风险损失情况，有利于配合保险公司防范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再次，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如，与防灾减损、灾害救济等有关的政府部门)、保险公司、投保农户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不力，我国农业保险实践中出现很多混乱与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指责农业保险为“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阻碍农民投保，或者发生灾害损失后，要求保险公司多予赔付，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公信力，削弱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业保险经营技术水平

1．充分利用现达的科学技术，包括气象卫星技术、通讯卫星技术、网络媒体技术等，建立农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风险监测水平，夯实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

2．根据我国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特点以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数据资料，合理划分风险区域；在严格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多档次费率体系，减少逆选择。

3．借鉴国外经验，创新保险产品，特别是开发新型的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区域产量指数保险等多功能高新理赔技术产品，减少道德风险，降低理赔成本。

4．健全防灾减损体系，牢固树立“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观念。实行积极的用地管理、建立必要的防御工程、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避免或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加强灾后管理，控制灾害事故蔓延，减少灾害损失；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人工降雨、人工防雹等为防灾防损服务。

5．建立健全的再保险机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条件成熟时成立国家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风险转移机制，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二)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积极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予以规范和规定，把农业保险发展纳入法制的轨道。尤其要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以及政府的支持作用，以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与短期性，保证政府参与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孙秀清，2005)。

2．调整我国农业保护政策，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投入。2006年6月26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十意见》，明确提出了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我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提出了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政策，为政府经济上支持农业保险提供了政策依据。

农业发展论文篇2

休闲农业不只是给城市居民带来放松，对于农村来说，能够更好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一种新兴的产业方式给广大农民，对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社会迅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我国的休闲农业发展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相比较于休闲农业的发源地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2长沙城效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起，长沙就开始发展休闲农业，现如今以及到了产业化发展阶段。长沙市包括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五个市辖区以及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和浏阳市。长沙市依靠山水资源，很好地发展休闲农业，扩大了第三产业的队伍，也稳定了许多第一产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工作。以上表明，发展休闲农业，更加充分地开发了长沙的农村旅游资源，拓宽了经济发展道路。利用农村资源，给人们提供休闲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为新农村建设打下良好基础。长沙是作为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城市，休闲农业较其他的地区更加繁荣。长沙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为长沙市居民增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效休闲农行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为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且得到了可观的收入。休闲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长沙市城效休闲农业的缺陷与解决方案

3.1长沙市休闲农业的缺陷

长沙市是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但由于过于迅速的发展，使得长沙市休闲农业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已开始限制休闲农业的发展。首先，很多休闲农业的经营者对休闲农业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休闲农业是一种成本低、收益快的项目。认为经营休闲农业只需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在开发的时候通常都是投入很少的资金，从而导致休闲农业的质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次，就是在很多农庄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比较低，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没有更好的发展休闲农业，甚至有很多农庄装修的奢侈豪华，违背了休闲农业朴素的本质。另外，从业人员的水平较低，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没有采用良好经营管理方式理念，不能管理好休闲农庄，对继续发展休闲农业也就没有推动作用。

3.2长沙市休闲农业整改缺陷的方案

首先，要对休闲农业的经营者的理念做出改变，使其正确认识休闲农业，遵循休闲农业发展本质，能够凸显出休闲农业本身特点;其次，需要加强对休闲农业经营人员素质教育，开发一个专门教授休闲农业经营教育部门，训练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为休闲农业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资源。引进其他休闲农业发展较为完善地区的管理理念以及发展模式，使长沙市的休闲农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4结语

农业发展论文篇3

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诸子不复分封。[1]由此，秦天子以下，天下莫非齐民，中间的只有代表皇权的守令，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这也可说是韩非子理想的实现，使强宗大族不复能专垄断赋役所自出的人力资源。《韩非子》："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2]

商君变法，子壮则出分，家有二夫，则倍其赋。论其用心，商鞅大约为了防范宗族成为皇权与人民之间的一个权力个体，而使直接皇权的威势打折扣。[3]秦始皇对于生产是颇为注意的，是以《史记》中所见几条秦刻石的铭文，无不有僇力本业的句子。例如琅琊刻石："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黎庶无余，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彼诸产，久并来田。"[4]《吕氏春秋·上农篇》开章就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5]这一段说明了农民对皇权的价值，在于生产，服兵役，守法奉上，所谓农民朴重不徙，正是秦汉大帝国的最好国民。

汉高肇业，沿秦法不改，中国仍是一个官僚机构统治的社会。汉初诸帝，皇权逐步张大，废功臣诸侯，削同姓列王，其目的都在消除对皇权有威胁的可能来源。[6]汉武帝尽一切力量打击工商人士，桑弘羊莞盐铁酒酤，杨可告缗算赋，一方面固是为了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则使国家权力直接掌握了经济领域。这一连串的作为，基本精神仍是以政治力量干预并独占社会的各项活动。[7]最与农业有关的，莫非以政治干预，使农业生产为汉帝国的经济基础。

汉法重农抑商，地租极为轻微。[8]文帝时(公元前一六六年)，税率由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分之一。正式宣布农为立国的根本，则是文帝在前元二年(公元前一七六年)的诏书"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9]

自此以后，汉廷屡次下诏，说明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关怀。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一诏尤其注意于粮食的不足。由此而有减税一事，甚至有时完全免除地租的恩诏，目的在使"脱产"的农民，回到土地从事生产。[10]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一诏，文帝竟怀疑是否因酿酒及饲料二项用途，造成了民食的不足，当然也怀疑是否有太多的农夫脱离生产的工作："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民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11]

上述文帝的诏书，显然忽略了人口增殖的问题。汉代经过一个世代的休养生息，人民乐业，人口的数字也为之增加。[12]太史公则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认为一个世纪的人口增加率，在有些地方可以多到不止二倍或三倍。[13]太史公的粗略估计可以提供增加率的大致趋势，然而究属太过粗略，我们仍无法据此而作推算。倒是《汉书·诸侯王表》有若干有用的记载。这些诸侯大都在高祖初年就封，由立国到国除之间的年代是确定的，十九个国的户数也见记载。[14]不过，这一类资料的可靠性，受两项因素的影响：一则立国就封之初的户数可能已是低估了，二则人口数字的增多也未尝不可能因为人口移入，甚至国界有了改变而未能在史料中看到。反之，因史料性质单纯，而且对比的资料出于同一来源，第一项顾虑可以因此减轻其严重性。诸侯的封邑分散地域颇不一致，可说全国各个人口密度不同的区域都有封国。区间人口移动在有些地区是增加，有些地区是减少。整体言之，由于取样侯国分布各地区，因人口移动而导致的误差，当可为之部分地抵销。而且各封国增殖率的一致性甚高，大率都在百年左右二倍或三倍其原有人口。除这群十九个诸侯国的人口数字外，西汉后半也有三个郡国的人口增殖率可用，其趋势与上述十九国例证所示颇为一致。[15]二十二个例案的增加率，以几何平均值言之，是每年百分之一点六，一个颇为合理的人口成长率。

汉代常有大量的流民，自然也是人口与耕地比率失去平衡的现象。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有七十二万五千关东贫民由使者部护，送到北边新秦中安置。元封三年(公元前一0七年)又有移民二百万实边的建议。除这两件荦荦大者，《汉书》记录了移民的事不下二十件之多，移动的人口动辄成千累万。东汉也有不下二十起人口移动的记载。[16]流民大约最后移往人口较稀的宽乡，尤以北方沿边及南方诸郡为多。[17]南方人口增加，添设郡县，更是东汉常见的事。事实上，由汉代开始，中国人口南移是历史上长期的现象，最后终于改变了整个人口的分布情形。[18]

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过剩人口，可能由政府开放前此未开的公田而得到耕地。整个汉代，开放公地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其中包括山林园囿，或单纯的"公地"，地区则包括近畿三辅，太常公田，以及所在郡国的公田。甚至王公大臣也往往奉命捐献土地，以假给贫民。[19]大约"公田"来源，最主要的仍是山泽林薮。未开发的土地，依封建习惯是属于封君的，在汉代。一切未开发土地当然就属于皇帝了。这种山林之利，因此属于少府，即皇室的私产收入，而不属于大农，即政府的公收入。[20]第二类的公田是籍没的私产。武帝一朝，法网繁密，公卿功臣都动辄得咎，财产入官。杨可告缗，中家以上破产不少。凡此构成汉室庞大公田的重要来源。第三类则是公廨职田，由该管单位放佃，收租作为公费。[21]

第二类及第三类的公田，事实上都是已经垦熟，而且有人耕种的田地。承种者往往不是佃户，即是官奴婢。这两类的公田，即使由贫户承领，也不过赶走一批旧的，换上一批新的。对整个国家的耕种人口与耕地比率，并无改变，而且也不会使农业生产的总额有何改变。在山林薮泽假民耕种时，农业人口的归返生产，自有裨益。但到王莽时只是由公卿大夫捐出土地，以给贫民，则其实际增产的意义，远逊于政治性的均产姿态。最后可以放领的空地，也不过是边地的一些新土地了。

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地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22]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23]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24]

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25]武帝末年，罢戍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26]

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使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地，然而逐步地改进。[27]

EsterBoserup讨论农业生产条件的名著，虽只是短短的一本小书，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修正。近年来，经济史家对这本小书，已有了不少辩论。她认为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常见的情形，因人口密度高，农夫才以为集约式耕种可以在同一单位面积的农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农夫已知道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若人口密度不到一定的水平，农夫也犯不着在一块小面积土地上用尽气力。另一方面，人力供应充分，也由人口增殖而不成问题。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夫势必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生产量的增加。[28]

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而新开放的公田也很快的不够分配。人口压力已很明显，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得到推广，当与人口压力的情形，有其对应关系。[29]在此以前，汉室已长期实行劝农政策。而政府中人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也未尝不时时留意，例如董仲舒就曾建议鼓励三辅关中农户种植宿麦。董仲舒的奏疏说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30]足见目的为以增加一次冬季农作，庶几因收入增加，而改善农户收入，使农民不致脱离农业生产。

集约农耕的技术，在战国时已到达相当的水平。《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及《审时》四篇，[31]为先秦农作技术的基本观念作了理论性的综合，其中包括选种、精耕细作、合作轮种、防止虫害、适应土壤条件、使用肥料、注意水源供输、正条直行以使空气流通，但同时使作物疏密恰到好处。[32]

赵过的代田法，大约只是整合他所知的最佳耕作技术，编组成为完整的耕作程序。垅与甽的排列可以达到正行列的目的。作物根部因不断隤土附根，也可有助于植根深入。行列正直，使耘田除草都比较方便。甽与垅的"岁代处"，亦即轮流作为作物生长的行列，也可算是就地换圃。赵过也提倡新农具的使用，所谓"便巧"的耕具。其中包括牛耕的犁，除草用的农具；还有一种轻便的耦犁，大约是播种用的耧车。据说代田法使单位面积的产量大为提高。赵过受命以代田法训练三老及若干拣选受训的力田。还有若干大农的工巧奴奉命在官设的冶坊生产代田法使用的新农具，[33]这次代田法的实验与推广，堪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统的农技改革。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代田法似乎确曾广泛地推行于全国各处。居延汉简中即出现"代田"与"代田仓"等词，其时间只在赵过在关中初试代田法之后二年，远至居延边地，代田法也已付之实行了。[34]代田法中用以播种的三足耧，在汉墓画像石上也清晰可见。[35]

由代田法更上一层楼的精耕技术为区种法。区种的创始人据说为氾胜之(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其法是在小面积作业区用上高度密集的劳力和肥料，以创造单位面积的高产量。植物种植于成条排列或成方阵排列的小坎，谓之一区。区的面积、深度及分布密度，视作物本身的需要而异。重要的是农夫必须继续不断的灌溉与施肥。区种法在于利用面积太小或不便耕种的边际田地达成高产目的。[36]

诚如石声汉氏指出，氾胜之区种是一种用肥和保墒的耕作方法。[37]区种可以用劳力、肥料和适当水分造成小单位的高产。不过，此法最适用的地方，大约也限于特殊的条件，例如地形崎岖的山坡地，土壤易于流失，不能垦拓为大面积农田，即可用区种来补救弱点，但仍须具备大量的劳力，方可承担密集的劳力要求。而肥源稀少，不能普遍施肥，则选择重点集中用肥，也是不失为补救之法。否则，若在大面积农田上以同样方法种植，劳累太过，肥料的需要量也太高，势必得不偿失。至于《氾胜之书》所说产量的数字，据说二人耕种一年之收，可食二十六年；这个数字自然也夸大得不近常情，而原书别处的数字也与此大有差别。[38]

即使区种的成绩不甚可信，代田与区种的基本原则却很合理，大致可以合并为六项原则：

(一)整地

1．正条种植，而不是漫种。

2．相当程度的深耕。

3．考虑到农田所在的地形。

(二)种籽

1．选种。

2．种籽处理。

(三)种植

1．"趋时"——-赶上最佳的天气。

2．勤除草、除虫。

3．灌溉保墒。

(四)改良土壤条件

1．施肥——-包括动物肥和绿肥。

2．作物轮种，以缩短甚至避免田地休耕。

3．使用豆科作物以改良土壤肥力。

(五)土地利用

1．一年多作，甚至套作。

2．在边际土地上种植蔬菜。

(六)农具

1．使用畜力，以代替人力。

2．使用特定的农具，作特定的工作。

汉代农夫显然已掌握集约耕作的技术和知识，可以合理有效地连续使用土地，而不须休耕。当然，这种高水平的农耕不是全国皆有之。在大汉天子治下的许多边地，耕种技术仍很落后。在高水平集约与落后耕作之间，当然也因地因时及因其他条件，会有不同水平的农耕技术存在。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作物种类包括：黍稷、粱、粟、*、冬麦、春麦、大豆及其他豆类、麻枲、瓜、瓠、芋、稻、芝麻、苜蓿等类。肥料种类包括人肥、动物肥(羊、牛、豕、马、家禽、蚕矢)及绿肥。水利的控制可以借助于沟渠井池陂塘，使农业由天水耕作转变为灌溉耕作。凡此条件，均可有助集约农业的继长增高，日趋更为复杂的境界。[39]

集约农作可利用妇女与儿童从事较为不劳累的工作，如除草、除虫、施肥之类。同时集约农作要求长期而继续的工作。是以集约农作既可减少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又可使次级劳动力也投人生产。[40]一年多作更缩短了土地休闲的时间。然而，中国的北方究竟有相当长期的霜期。汉帝国的核心区域为关中与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大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于是一岁之中，到底免不了有劳力需求分布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最为忙碌。而冬季则不失为闲季。[41]

闲季中主要劳动力(男性)及全年中未完全使用的次要劳动力(女性及儿童)都可有相当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凡此多少吸收了一些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其成果不是农业活动的间接支援，即是生产可出售的货品。有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非农业性活动为"Z"类活动。[42]

王褒的《僮约》是两汉时代的幽默作品。髯奴便了，原属于成都杨家，在王褒由原主买得便了时，便了要求将一应工作全部开单列出。《僮约》中列举了一个假想农庄的各项农业活动，也包括了修缮、渔猎、畜牧、负贩、制造，各项非农业性的工作。农业活动包括耕种、果蔬、园艺各类，修缮工作包括修葺房屋、沟渠、农具，负贩包括菜、家禽、杂货等等，制造则包括编席、结索及竹木器用。负贩范围可到主要道路及小路上的大小市聚。[43]而出售的货品都不外由上述非农业活动生产所得。[44]

上面讨论的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45]宇都宫清吉研究《僮约》，指出《僮约》中的当地贸易可达两个范围。一个大圈子以二百公里为半径，一个小圈子以五十公里为半径。[46]《僮约》本身列举的贸易地点，也可分别为大都市、小城、市聚、各级，符合网络分枝的情形。

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东汉《四民月令》大约是缙绅之士的农庄生活，其中所说到的五谷交易，一年之中数度卖出买入，似乎不为消费性的购买，倒更像是为了营求利润。同时，《四民月令》的农庄也生产酒酤、浆醋、药物、腌渍食物，更不用说还有丝帛织物。凡此各项，既可自家消费，也可供应市场。[48]中国的《月令》式时宪书，古已有之。但《四民月令》似是第一次把商业活动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市场经济已整合于农业经济活动之中，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了。[49]

《氾胜之书》也提到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种植瓠，不仅瓠白可作饲料，瓠瓢可作水勺，瓠脂也可作蜡烛。凡此都可在市易之后变换金钱。[50]地区性的商业化，逐级提升，最后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倒过来，区间的专业化，也因区间贸易而更为发展。[51]《史记·貨殖列传》已列了不少各地的土产，例如安邑的枣、燕秦的栗、蜀汉江陵的橘、淮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的萩、陈夏的漆、齐鲁的桑麻、渭川的竹，凡此都是以运销别处为目的而种植了。[52]

东汉史料未见如此全国性的资料，但赵岐即曾见陈留以种蓝为业，弥望皆是，不植其他。杨震也曾以种蓝为业。[53]织物的地域性专业化，在居延及敦煌的汉简中也可看到。远在西陲边塞，戍军使用的纺织品则来自河内、广汉、及任城。一帛之微，远输千里，而其品质也不过是寻常的货品，并非什么罕有的上品。[54]

近来发现的考古资料更说明此点。辽阳三道壕的西汉村落出土了至少七个烧制砖瓦的窑，窑的容量足可烧制一千八百块砖。据经手的考古学家报告：两窑成一组，轮流生火，可以连续生产，不致中断。在三道壕生产的砖瓦，不仅见于本村遗址，同样的砖也见于辽阳地区的其他同时代遗址。村外有一条道路遗迹，卵石累积三四层作为路基，高达零点三五米，路面上有两条大车的辙痕，路宽七米，足够两车并驶。[55]辽东在汉仍为边地，经济上绝非高度发展的地区。一个边地的村落，可在农业之余，有此专业化的烧窑生产，有此运输道路，则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也就相当可观了。

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56]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座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57]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政策，尤其武帝时代杀鸡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即告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58]武宣以降，汉代的官僚机构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联合为一个成语，即可见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59]商业活动，是以在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生产食物的责任固已由农民担任，连原可由工商专业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也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的多余劳力。

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地方领袖即由此脱颖而出，成为地方豪强。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60]大约全国即已分割为许多经济上独立的小单位，凡事不假外求。[61]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62]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

注释：

[1]《史记会注考证》，卷六，页二五--二七。

[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七，页一三--一四，又参看卷一八，页一0--一一，卷一九，页八，卷二0，页四。

[3]《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八，页八、一一。

[4]同上，卷六，页三四--四六。

[5]《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二六，页四--一一。

[6]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上册。

[7]《汉书》(四部备要本)，卷二四下，页八--一三0;《盐铁论》(四部备要本)自然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史料，见近人著作：Ch’üTúng—tsu，HanSocialStructure(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72)，pp．196—20l；S.N．Eisenstadt,ThePoliticalSystemofEmpires:TheRiseandFalloftheHistoricalBureaucraticSocieties(NewYork:TheFreePressofGleucoe，1963),p.121。

[8]吉田虎雄，《论汉代的租税》，《两汉租税の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二五以下．关于以农立国，参看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上海，一九。

[9]《汉书补注》卷四，页七。

[10]同上，卷四，页一一。

[11]同上，卷四，页一三。

[12]前述诏书明白地指出了户口纪录不见增多。

[13]《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八，页三--四。

[14]《汉书》］，卷一六。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平，一九六二，页二三六--二三七。汉代郡国人口密度，请参考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页二一五以下。

[15]《汉书》，卷一八、卷七六，页一四。劳干，《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同上，页一七九--二一四。

[16]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一九五七，页四五0--四五二。

[17]劳干，“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二--一九三、二O八--二一四。

[18]HeroldJ．wiens，ChinaMarchesTowardtheTropics(Hamden，1952)：HansBielenstein，“TheCensusofChinaduringthePeriodA．D．2—742,”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guities，XIX(1947)，pp．125--163．

[19]天野元之助，《汉代豪族の大土地经营试论》，《泷川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一九五七，页八。

[20]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一九六0，页二六五以下。

[21]《汉书》，卷二四下，页一二；《后汉书集解》(艺文影印)，卷二九，页一二上；卷一一，页一四下；卷八0，页一一上。

[22]若人口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殖，二十五年后，一百人可增殖为一百二十八人，而一百年后可增殖为二百七十人。E．A．Wrigley，PopulationandHistory(NewYork，1971)，p．206，fig．6--2。

[23]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在若干地点，人口密度可以局部性的异常高，参看同氏“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七--二0一。

[24]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比较该文所列两汉资料，可发现两汉十三个人口最密郡国中的十个，仍列入东汉十七个最密郡国之中。

[25]《汉书》，卷二四上。页七。

[26]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一三。

[27]Wrigley，op．cit．，pp．46—50.参看，T．R.Malthus，FirstEasayonPop—

ulation(London：RoyalEconomicSociety，1798，reprint，1926．)

[28]EsterBoserup，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1965)，

p．41．

[29]《汉书补注》，卷24上，页一三。

[30]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

[31]《吕氏春秋》有关农作的四篇，自然不是农夫所作。但即使文人学士是真正的著者，仍须当时有有关这一类的问题存在，这些知识分子方可下手讨论，何况先秦有一批真正关心农业的农家学者，也亲自操作，具有第一手农作经验的，如《孟子》中的许行之徒。

[32]许倬云，《两周农作技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四分，页八0三--八一八；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上海，一九五六；万国鼎，《〈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一九六0,页一八二--一八五。

[33]《汉书》，卷二四上，页一三—一四。至于代田究竟宜于在大面积农田抑小面积农田，仍是聚讼之点，参看伊藤道雄，《代田法の一考察》，《史学杂志》，六十九卷十一期，页六一--七八；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一六六以下。其实代田法对于大小农田都可使用。

[34]ChangChun—Shu，“TheColonistsandTheirSettlementsontheChu—

YenFrontier，”《清华学报》，新二号，页一六一--二一五。

[35]《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页四六三，图版一0四。

[36]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平，一九五九；大岛利一，《氾胜之书につぃこ》，《东京学报》，京都，十五卷三期，页八六—--一六。

[37]中国的厩肥，以猪肥为最常见，也远在汉代即可见之。汉代明器常见猪圈与厕所相连，汉代村落遺址，也见此种安排，《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页一二四。

[38]石声汉，前揭书，页。清代颇有人想重新尝试区种法，参看王毓瑚，《区种十种》，上海，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在河北河南两省也曾有实验，参看万国鼎，《中国农学史稿》，北平，一九五九，页一七八。

[39]石声汉，前引书，页四八--四九。

[4O]妇幼在田间的工作，东汉代史料中颇常见，如丈夫耕田，妻子耘草，例见《后汉书集解》，卷八三，页一五。

[41]Boserup，op．cit．，pp．51--53，但本文作者只借此注说明劳力分布不匀的现象，并非意谓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形可用来证明汉代情形。

[42]StephenHymerandStephenResnik，“AModelofAnAgrarianEconomy

withNon—agriculturalActivitie，”AmericanEconomicReview,59(1969)p．492．

[43]《僮约》全文可在严可均辑《全汉文》中见之。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对《僮约》內容有详细的分析。见其《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七，页二五六--三八0。

[44]HymerandResnik，op．cit．，pp．492--497。

[45]JohnC．H．FeiandGustavRanis，“EconomicDevelopmentinHistoricalPespectiv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1969)，pp．386--395。

[46]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三四九--三五三。

[47]同注[43]。

[48]现存最佳版本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一九六五。又参看杨联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食货》，一卷六期，页八以下。

[49]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代の研究》，东京，一九六三。

[50]石声汉，前引书，卷四，页一0。

[51]FeiandRanis，op．cit．，p．393。

[52]《史记》，卷一二九，页一一。

[5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世界书局影印本)，卷六二，页五；《后汉书

集解》，卷五四，页一引《续汉志》。

[54]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一九五八。页六八。

[55]《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遺址》，页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

[56]例如，EtienneBalaz，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TranslatedbyH．M．Wright，NewHaven，1964)，pp．15—16．

[57]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一0九--一一九。

[58]许倬云，前引文。

[59]同上，又，Balaz，pp．15--18，41--42．

[60]《后汉书集解》，卷三二，页一。

[61]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一九，页一一--一二、

二八--三一。

[62]WilliamSkinner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发现这种现象。参看其“ChinesePeasantsandtheClosedCommunity：AnOpenandShutCase,”

农业发展论文篇4

一、农业在海南经济中的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便没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马克思早就说过：“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农业发展的本质。根据海南发展战略目标要求，今后海南国民经济是地工农业协调作用、城乡协调发展、三大产业相互促进。“九五”时期到2010年，农业在海南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1、农业是海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农业是海南经济的重要部门和最大产业，产值一直遥遥领先。建省后，海南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所下降，但农业在海南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仍处第二位。“八·五”时期至1996年，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0％—40％之间，均高于第二产业工业所占的比重；1996年，全省人均农业产值为2009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相对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小。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其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为2％—12％。从海南的发展情况看，农业在海南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是缓馒的，并且与世界相比差距很大。说明海南现阶段仍然是经济不发达、以农业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地地区。同时，在海南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的比重至今仍达60％。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2、农业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农业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首先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是最古老、最具有生命力的产业，早在数千年以前，人类就知道种植可以食用的作物和驯养可以役用的动物。人类所需的基本食物，过去来源于农业，现在来源于农业，在可预知的将来仍然主要来源于农业。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离开农业，食品工业仍然制造不出人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即便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3％，上述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由此可见，农业在海南经济中起着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次，海南是个农业省份，有农民54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6％。在社会就业人员中农业负担着60％以上社会劳动者提供就业和生活来源的艰巨任务。当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这将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在未来几十年农业仍将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重要产业。因此，农业的状况如何，关系到海南能否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如同志所说：“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村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关键，所谓：“无农不稳”就是这个道理。

3、农业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基础

目前，海南60％的轻工业原料来自农业，如制糖业、食品加工业、制革业、橡胶制品业、造纸业、酿酒业、饮料业等轻工业其原料主要依靠农业。也就是说，工业对农业有很大的依从性，农业对工业有着很大的制约性。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发动因素，农业充分发展的结果，不但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和低级产品，而且农民购买力增加，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量增加，又将为工业提代广阔的市场，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此，要加快发展海南地方工业，首先要发展农业，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使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产品的附加值提高。

4、农业是第三产业健康发展的物资保证

农业不仅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贸易业、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物资保证。

首先农业为市场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活跃。其次农业是海南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出口额占30％。三是农业与旅游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向农村进军是今后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建省近十年，海南旅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绝大部分旅游点在农村或郊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业、商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得到改观。如我省通什市番毛乡，八十年代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黎族山村，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发展旅游业，建成黎族文化村旅游点，全村有70％的农民除了搞农业生产外，还从事第二“职业”即从事交通运输业、贸易业等第三产业，如今已有80％的农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旅游业的兴旺。如林业维系着海南森林旅游业的兴衰；农业提供的土特产品，促进了旅游产

品的开发；农业提供的山珍海味、热带瓜果等丰富的食品，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5、发展农业，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首先海南的光热资源丰富。海南四季如春，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2—26℃，日照时间长，农田终年可以种植农作物且生长快，各种农作物年均可收获2—3次，同内地相比，耕地产出效益高。其次是生产反季节瓜菜在国内外市场占有较大的优势。海南冬季温暖如春，是一个天然大温室，冬季农田播种面积大，因此，开展冬季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潜力。近几年，海南的反季节瓜莱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高，同时，由于这一优势，海南目前是我国南繁育种的重要基地。三是海南热带作物资源丰富。农作物除了粮、果、瓜、莱等作物外，还有橡胶、咖啡、南药等品种繁多的热带作物。海南橡胶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咖阀民胡椒产量占全国的50％，椰子、腰果占全国的99％。此外海南还有许多国家重点保护的稀有贵重热带森林。四是海洋资源丰富，是发展海水养殖的优良场所。海南四周环海，海岸线长达1528公里，沿岸天然港湾多，浅海滩涂面积广阔，发展海水养殖业具有很大的优势。优厚的自然资源为海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海南农业的现状与问题

建省近十年来，海南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96年，农业生产总值达144亿元，比1987年增长1倍，九年间，平均每年增长8．4％，人均农业产值2009元，居全国第一位；粮食产量达207万吨，比1987年增长55％，人均占有水平由1987年的185公斤上升到1996年的290公斤，增长34％。肉禽蛋类、水产品、蔬菜、瓜果人均产量较1987年增长56％—2．7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同时，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生活迈进。但由于海南农业原有基础差，底子薄，起步晚，因此，农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目前拥有充足的电力，便利的交通，这为海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农业内部的基础设施仍较薄弱，与我国先进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农业后劲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脆弱，抗灾抗害能力差，至今依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1996年，海南农业机械总动力176万千瓦，农业人口人均拥有量为0．34％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04千瓦，比山东、江苏、广东等先进省份更低，灌溉设施老化，农田水利有效灌溉面积只有17．6万公顷，总总耕地面积40％，农业人口人均拥有量为0．03公顷，为全国平均水的60％，其中旱涝保收面积仅占43％。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2、农村投资环境不利，阻碍农民的投资行为

农户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主体。据1996年农村住户调查统计，在生产性支出中，农民自筹资金投入占70％，而借贷性支出只占30％。据有关统计资料测算，建省以来，农民投入占农业总投入（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80％。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所需物质资料的投入方面，如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民投入几乎占了绝大部分。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民在农业资金投入方面还具有一定的潜力，但由于投资环境欠佳，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农民负担重，农业的比较效益大大低于其他产业，难于激发农民对农业的投资热情，造成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用于住宅建设和其他非农产业上。虽然近两年国家通过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农业资金的回报率，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农村一高（农贸价格高）、一低（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3、农业技求水平不高，科技成果推广率低

海南科技教育水平落后，农村科技力量薄弱，农业人口素质低是造成耕作方式落后，资源使用浪费，生态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海南目前有农业技术人员3500人，其中高级农艺师120人，农艺师820人，在农业人口中，每1700人才有一个农技人员，与全国相比，海南农技人员的总数仅高于和天津，30个省市中排28位。而在农村劳动力当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2％，初中占30％，小学占43％，文盲占15％。如此文盲、半文盲占大多数的地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海南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低，1996年，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中仅有3％来自科技进步的成果。

4、资源优势未充分利用及利用不合理并存

海南土地资源利用率不足60％，尚有荒地约130公顷。可使海水养殖的浅海滩涂95公顷，仅利用了10％，可供养殖的淡水面积8万公顷，大部分还没有利用，说明海南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同时，资源的利用又存在盲目性和不合理性。根据海南的自然资源优势，渔业及畜物业生产理应成为海南农业发展的主要产业。但目前海南农业总产值中，渔业产值仅占16％，年人均拥有水产品67公斤，相当台湾人均水平30％；畜牧业没有成为一个自我发展的独立产业，社会化程度低，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为19％，说明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同时，由于资源利用的盲目性，不同程度的造成水上流失，土壤肥变下降，森林资源减少等农业生

态的破坏现象。

三、为了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抓好农业这个根本

1、摆正农业的位置，避免决策失误

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农业虽然是基础产业，各项产业之母，但却是一个弱质产业，主要表理在：一是海南农业基础装备水平低，抗灾保收能力差；二是经营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低；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农业这个弱质产业，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非常重要。由于海南国民经济目前所处阶段（经济水平不高、各方面都急需资金）和农业自身的特殊情况所决定，农业容易出问题，稍一放松，就很容易被挤掉。我们任何时期对农业形势的估计都应持慎重的态度，摆正农业位置，避免出现那种热热闹闹地：“讲基础”之后，又静悄悄地“挤基础”以至简单的按照比较效益高低来配置资源的倾向。因此，发展农业，首先要提高认识，摆正农业的位置，并取得共识，这样行动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周期特别长，因此主要靠政府的投入。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海南财政支援农业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在全省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受比较效益高低的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量资金重点投入于利润高、见效快的非农业上。如1996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不包农民自筹资金）7．7亿元，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七五”时期的28％下降至5．3％，与非农业投资相比相差了3倍多。因此，要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除了正常税收的积累外，如每年从二、三产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业发展基金，或向社会征收粮食消费税，或从一切基本建设中抽取农业发展基金等。以保证水利开发、农田防护、技术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3、优化资金投向，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向内涵型转化

我省目前的农业经济，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经济，农业比较效益低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追求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高回报率、高附加值，使农民经济增长向内涵型、质量型、效益型转化。而追求资本的高回报率，高附加值，关键在于优化资金的投向。

农业投入不能“撤胡椒面”，必须适应新形势，优化投向，提高产出成果，使有限的耕地和资金用在关键的地方，使之产生增产增收增后劲之功效。一是把资金投在拳头产品上，农民看得见、摸得着、行得通、推得开的经济作物上。二是把资金投在科学技术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资金投在科学技术上前途远大，大有作为。农业投放的最佳回报是科技含量产品，科技与农业的结合，是农业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三是把资金投在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使之产生辐射四方的效应。

4、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

资源是最重要的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资源优势是振兴海南农业的关键。

海南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思想、应遵循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树立“立足资源优势，实行多种经营，扩大生产领域，充裕食物供应，重视生态效益”（21）的战略目标，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建设生态农业已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而被广泛重视。对海南农业资源的开发，应采取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海南高温多雨的气候优势，积极推行生态农业，即实行多层栽培，发展立体农业。其次是发展创汇农业。根据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发展外向型农业是海岛经济的特征。从海南建省以来的发展情况看，海南出口贸易中，农产品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的出口额为30％，这与地理条件相似的台湾占60％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海南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就必须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瞄准国内外市场，发展农业出口贸易。

农业发展论文篇5

论文摘要阐述了当前椒江“万元田”的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提出了椒江“万元田”建设对策，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凝聚社会力量；培育典型事例，激活运营机制；搞好结构调整，促进由点及面；突破两大瓶颈，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万元田”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万元田”建设中的保护伞作用。

所谓生态高效农业即“万元田”指一茬或多茬进行种植的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滩涂、围垦地及其他农用地，其年产值达15万元/hm2以上、纯收益达60%以上的田块。“万元田”的实质是效益、生态实现双赢的可持续农业。即从当地资源条件出发，以发展生态农业为基础，以国际、国内2个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以设施和特色农业为辅助，以可持续高效为目标。“万元田”建设与传统农业有明显不同，主要的不同点有：①对科技的需求；②对资金投入的依赖；③对市场信息的需求；④对交通物流的依赖；⑤对资源整合的要求。椒江发展“万元田”的优势条件很多：椒江虽然土地面积有限，但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多数喜温果木和各种农作物生长；作为台州市主城区和行政中心，椒江区位优势明显，交通运输便捷；椒江经济发达，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地方财政实力雄厚；椒江人才密集。

1当前椒江“万元田”发展现状

最近我们对全区“万元田”进行了1次摸底调查，我区的“万元田”大致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露天果树类，包括杨梅、柑桔，品种有东魁杨梅、少核本地早、满头红等，经过多年改造或拥有核心技术，品质优，产量高，市场销路一般不成问题，除非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一般年份均能稳定达到万元田的标准。其余的是设施蔬菜、瓜果类，主要特征是设施+优质品种+套种+外销，设施一次性投入大，管理难度高，对销路依存度亦高，搞得好的与不好的收入差异很大，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年度间差异也很大，如茭白、红茄虽然也能达到“万元田”标准，但不稳定。椒江“万元田”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1依靠技术和管理建成“万元田”

如三甲光辉村的2hm2少核本地早，原为滩涂，土壤条件并不好，因为极易抽生“六月梢”导致大量落果，产量一直提不高，后来种植户通过反复实践，采用环剥技术保果获得成功，加上精心的管理，目前产量可达52.5~60.0t/hm2，产值达15.0~16.5万元/hm2，净收入可达10.5~13.5万元/hm2。

1.2利用设施提高复种指数

此类型有大棚蔬菜、大棚双季茭白、大棚葡萄等，主要特点是一次性投资大，对栽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如葭芷水门村10hm2大棚蔬菜基地，复种模式为茄子—丝瓜，成本达7.5万元/hm2，产值18.75万元/hm2，净收入11.25万元/hm2。

1.3多因素促成

如章安街道的陈宅、李宅、山横村利用山坡地种植杨梅历史悠久，那里的土壤、气侯条件适宜杨梅生长，当地政府重视基地的培育，给予种植户贴息贷款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扶持，使面积得以逐年扩大，现总面积已达280hm2，最高收入达到27万元/hm2，扣除成本纯收入达到18万元/hm2。

2椒江发展“万元田”的制约因素

（1）技术与管理。同其他高效益农业相比，“万元田”对农业科技的要求无疑更高，虽然农户已经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但真正掌握的不多，少数掌握关键技术的农户一般比较保守，不轻易传授给同行，大多数田地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制约了产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2）资金。大棚、喷滴灌等基础设施一次性投资较大，一般每公顷需要几万元，这对于起步阶段的农户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资金。

（3）产后环节。产后环节包括贮存、销售、保鲜和加工等，这些环节稍有差错就可能出现增产不增收的严重后果。如章安的杨梅基地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保鲜和加工必须跟上。

（4）自然灾害。椒江地处沿海，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特别是多发的台风、暴雨、海潮、旱灾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严重，如台风就经常给菜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使不少菜农不敢种菜。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等多发、严重的灾害是建设“万元田”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5）成本。2008年以来化肥、农药和人工费用均快速增长，使每公顷成本上升，压缩了利润空间。

（6）市场。特别是蔬菜类价格几乎每天都在波动，增产不增收现象时有发生。

3椒江“万元田”建设对策

“万元田”建设的核心和目标是建立一套能有效推动其稳步发展的服务体系，具体可细化为：科技支撑体系、资金投入机制、市场信息服务、物流配送体系、指导协调机制。

3.1加大政策扶持，凝聚社会力量

研究出台扶持政策，着力在规模连片和长久性、耐用性设施栽培上给予大力扶持，力争通过扶持政策、激励政策，把各种社会力量引导到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上来，引导到关心、关注“万元田”问题上来。探索政府搭台、企业运作、大户领包、小户联包的经营模式。

3.2培育典型事例，激活运营机制

充分发挥宣传导向作用，加大对发展设施栽培目的意义、效益对比、技术信息等的宣传、。有计划组织种植大户到外地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整合财政、农业、发改、水利、国土等部门项目发展资金、农水资金以及设施农业建设资金，投入设施建设，着力打造规模示范典型。整合各方面技术服务资源，积极做好产前调资料、产中包技术、产后帮销售等各项指导服务。

3.3搞好结构调整，促进由点及面

“万元田”出现在某地往往并非偶然，它是当地土壤、气候、耕作制度与群众艰苦探索等诸多因素的结晶，也是自然与科技、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对此我们要通过细致地调查研究，揭示其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并遵循客观规律推动其稳步发展。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搞好“万元田”布局规划，明确区域支柱产业、主导产品和生产模式。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积极培育区域支柱产业。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根据规划布局，发挥资源、技术等综合优势，实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3.4突破两大瓶颈，营造良好氛围

“万元田”建设是建立在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基础上的知识密集型农业。为此要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和农民“土专家”的积极性，努力研究我区“万元田”的核心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鼓励科技工作者以技术入股等形式直接参与“万元田”建设。加强同大专院校的合作，力争破解制约我区农业生产的技术难题。要充分运用财政支持、政府帖息贷款和银行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万元田”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万元田”建设，积极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业企业和个人对“万元田”的投入，已初步建成“万元田”的要不断完善各种设施，逐年追加投资。我区已建立农村信用担保公司，以加强对“万元田”的信用担保。

3.5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万元田”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具体工作上要分类对待：对已有一定规模的要促使其上规模、上设施、上效益，使其发挥出示范和带动作用，由点及面；对尚处于起步状态而前景看好的要千方百计地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促使其快速“长大”；鉴于椒江土地资源有限，对具备条件且有意“走出去”发展的要鼓励其“走出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发展；条件成熟的可以建立行业协会，如柑橘行业协会、蔬菜行业协会、杨梅行业协会等，通过协会开展自我管理、科技培训和资源整合。

3.6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万元田”建设中的保护伞作用

农业发展论文篇6

1吉林省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吉林省已在政府与商家共同协作下，创造了一个安全、方便的农业电子商务环境。电子商务网站实现部分农产品的展示，但大多数针对的是农业企业与市民的对接，宣传方式转变为通过引导农民来电子商务平台参观和到农村去做农业电子商务宣传的方式，让农民对农业电子商务有更多的认识；派出专业培训人员，到农村给农村服务站的人员以及农民培训，扩大了农业电子商务使用群体，也扩大了新型农业劳动力；物流配送方式主要通过EMS满足面向全国各地配送的需求实现大部分农资农产品的配送，还有一些大规模配送采取厂家直接配货的方式；主要支付方式采用网银支付、银行汇款和货到付款；电子商务网站和平台主要向农民展示了农资、农产品、汽车销售及服务、日常用品、大宗农产品、法律以及专家咨询、农产品买卖销售咨询和行情预测，涉及畜牧、林业、渔业等农业的众多方面。要想继续发展和扩大农业电子商务，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寻求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才能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下是对农业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进行的简要阐述。

2吉林省农业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

2.1质量与价格不确定，难以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定义，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如农作物、蔬菜、食用菌、药材、牲畜、禽、畜、兽、水产品、种子、林业产品等。适合电子商务的商品主要是标准化产品和可鉴别性产品，但由于生产地、季节、农产品自身品质的不确定性，导致难以制定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这就要求开展电子商务的产品是标准化的可鉴别性产品，以此来减少买方的不确定因素[9]。而绝大部分农产品均为非标准化的经验性产品，消费者必须在使用之后才能对该商品做出客观评价，农产品的这种非标准化特征也给农业电子商务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难度[10]。

2.2网站功能建设不全面，价格并不优惠

由于电子商务是新兴产业，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更加不成熟，所以一方面需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观念接受新型电商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建设农业电子商务网站，为农民和农业中小企业搭建安全、放心的买卖共享平台，网站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农业电子商务网站缺乏专业水准和特色，静态内容较多，多以宣传本网站为主，而真正适用与农民的较少。农村电子商务网站要建设成为真正为农民搭建的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比较深入且完善的整套交易服务，着力为农民解决有东西就能卖，需要什么就能买的到，突出交易功能，实现农产品在农民与市民之间有效的流动，目前的电商网站展示的商品品种单一，没有品牌支撑，农民难以决定购买。并且价格没有做到实惠，这本身是农业电子商务打开市场份额的关键，也是农民选择电商购物的主要因素。目前电商的价格并没有与现货市场拉开差距，甚至有些还比市面上价格更高，当前要着力促进电子商务网站与企业达成共识，共同协商，打造价格优势，打开农商在互联网上的突破口，也使更多的农业企业加入到农业电子商务中。

2.3农业物流体系发展不够完善

农业物流企业规模小且不集中，农业电子商务物流人员稀缺，电子商务物流没有完整的体系。农村的交通不发达，有些偏远的乡镇甚至没有公路，而且交通运输线路短少，农用专用线配备欠缺，总运力不足，使得农产品的运输困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很多不足，重点表现在如集装箱、冷藏车等农业专用运输工具建设专用仓库、特种仓库如低温仓库、冷藏库、立体仓库等农产品存储设施的建设不到位，甚至连基本的交通物流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包括装卸、加工、包装等环节的现代物流，缺乏农业物流信息平台。目前我国农业基本上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所以单个农户的供需使得物流无法开展，而且农业物流在基础投入方面的长期欠账使得高额物流损耗一时难以根本扭转，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2.4支付环节的技术还很薄弱

现阶段吉林省农业电子商务网站的主要支付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集成化的模式。农民或者农村服务站的操作人员对网络支付不够熟悉，不能实现像淘宝和阿里巴巴等网站一样的支付模式。支付由农民从自己个人账户转账到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帮助农民联系生产厂家或供货方提供货源———供货方发货给农民———农民反馈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支付———供货方收到汇款，完成整个支付环节，这其中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充当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身份，使整个环节浪费大量人力以及时间。目前多数采用经由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进行网上支付，或者通过银行汇款的支付形式等，还处于电子商务支付模式发展的初级阶段。

3吉林省农业电子商务展望与预测

3.1鼓励自建网站和建设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一方面鼓励有经历能力和技术的企业，独立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网站，以有特色的农产品为招牌来吸引客户，以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对象的，比如海产品养殖、高品质小西瓜、优质柑橘为纽带推动当地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及农户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但是实现完整的电子商务系统是十分复杂的，需要相当大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优势就凸显出来，而为分散的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具有高匹配能力的平台是农业电子商务未来主流生存方式之一。建设农业电子商务网站需要三大支柱：商品目录、顾客购物车和付款台。好的商品目录可以使顾客通过最简单的方式找到需要的商品，可以通过文字、图像、VCR、客户评论等充分了解产品的信息；商品购物车，衔接网店和个人，客户既可以把他喜欢的商品装到购物车里，也可以从购物车中取出；付款环节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所以健全安全认证也是重中之重。

3.2完善支付手段———建设第三方支付平台

随着3G、4G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在农业的不断发展使第三方支付平台得到快速发展，现在主要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来实现网上交易。随着农民的网络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对网络的操作更加熟练，农民逐渐可以自己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比如支付宝、财付通、易宝支付、盛付通、快钱、百付宝、物流宝、汇聚支付等），实现农民自己独立的网络购物模式，从而进行农业电子商务。快捷支付现在也变成高速电子商务轨道上的先锋，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使用，现在也逐渐在改变农民的电子支付方式，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和快捷支付的有效展开节省了中间帮助农民进行支付的环节，使得网上购物程序简单有效，提高网上支付的效率，同时也会带动物流中快递业务的发展。建设一个自己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或与现有的支付平台合作是一个必然趋势，使电子商务支付快捷、有效。

3.3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物流

通过完善相关物流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物流主体与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保护物流主体及农民的利益。对面向全国销售的产品及各地区物流配送中心进行指挥调度，通过电子跟踪、二维码扫描标识实现电子商务产品物流的全过程自动化管理。并且实现对参与销售和购买双方进行身份认证、信誉认证、信誉评价等安全配套环节，最终建立起农业电子商务物流的诚信体系。“关注三农、解决农业卖难卖难、推进农业电子商务技术、汇聚农业电子商务人才、促进农业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是建设农业电子商务网站的宗旨。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支付手段的不断提高，农村物流业的开速发展，以及安全技术水平的提高，建设符合新形势下农业电子商务包括产前农业生产资料的直购，产中生产过程的专家与企业的生产技术指导，产后的农产品直销以及日用品下乡和大宗农产品贸易等。服务功能涵盖农业生产经营全产业链条；服务渠道遍布全省所有乡村；从吉林省发展推向全国。将使全省1500万农民受益，真正实现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村经营、农民生活。这样，农业电子商务模式将向生产应用服务和农村经营服务两个方向发展，既帮助有效解决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也帮助农民从单一的买卖型机制转向更加全面地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建设的长效机制，为吉林省完善农业基层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农业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77-86.

(2)·FAO·迈向2010年的世界农[C]·第27届国际会议(年会)论文集，1993.11

(3)中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年变化分析评价[M]·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7:41-46

(4)王晓方，申茂向·中国生态农业的崛起和发展对策[M]·科学技术部农村科技司·1998:7-10

农业发展论文篇8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十分稀缺的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森林资源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和水资源的非农占用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森林缩减或消失、水土流失或沙漠化蔓延、中国北部缺水和水位下降等趋势日益严重，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已经明显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人的生活质量。从未来的发展看，经济增长目标与生态环境目标的冲突将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边界的扩大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在持久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保持生态资源数量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单一的过分依赖国内资源的发展战略，转而要积极扩大资源利用的空间和边界，充分利用世界资源。这样有助于把国内资源利用、保护和保存结合起来，防止我国自然资源量基础的缩减和退化，保持自然资源基础完整，有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功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最近几年，我国许多农机等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出现了生产能力闲置的局面，企业效益受到了影响，而我国农业成套设备和技术等在东盟国家有较大的需求。所以，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关系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外扩大我国农业生产资料出口具有重要作用。调整我国资源利用战略，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和农业外交。这项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是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邻国，第二圈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第三全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无论从地缘条件、政治关系还是从合作机制上看，东盟都应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和农业外交的首选。

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进展与现状

1、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进展

（1）《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开端。随着中国与东盟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全面发展，双方政府、科技界、企业界等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日趋广泛和深入。自2001年11月10日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概念出台以来，农业领域始终被摆在双方开展合作的首要位置。2002年11月4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在该协议中，确定双方的合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04—2006年,大约500多种产品关税要逐步减免为零，这一阶段被称作“早期收获”计划，减税范围以农产品为主；第二阶段：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同年，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六次会议上，双方又正式签署了《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该谅解备忘录为未来我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领域、范围和合作方式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导框架和蓝本。中国农业部将与东盟各国在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交流、建立农业试验示范项目以及支持企业间的交流方面开展合作，备忘录具体提出了农业合作的主要领域，并将杂交水稻种植、水产养殖、生物工艺、农场产品和机械等方面列为中国与东盟在农业科技方面长期合作的重点。

（2）“早期收获”计划加快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了使双方尽快享受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中国与东盟制订了“早期收获”计划，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HS1-8章的所有产品实行降税，主要有畜产品、乳制品、植物产品、植物油、水果和蔬菜，自由贸易区进入了实际性降税阶段，东盟6国2006年这些产品的关税降为零，越南及老、柬、缅三国到2010年降为0。而在此之前，双方对这些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为30%。

（3）《中泰加速取消果蔬关税协议》的签署，提前实施了部分“早期收获”计划。为了加快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03年6月18日，在“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内，中国与泰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加速取消两国蔬菜和水果关税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从2003年10月开始，两国间的蔬菜、水果、坚果产品(共188种产品)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到2005年1月，果蔬“零关税”安排扩展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盟6国，这一零关税措施共涉及194税目的产品，其对应的最惠国税率约为14.1%。这些措施使双方提前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中的部分内容，双方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加快。

（4）《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的签署加快了其余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进程。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对于没有列入“早期收获”计划的所有产品(包括HS1-8章外的农产品)互相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产品分正常类和敏感类按不同时间表进行减税，并从2005年7月20日起对7000个税目产品实施降税，对双方农业发展又迎来了新的一轮发展机遇。此外中国还分别与柬埔寨、印尼、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八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农业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加强了双边农业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农业技术交流。

2、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现状

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的农业贸易伙伴，近年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额接近40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10%左右，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主要以植物性产品为主，从双方农产品贸易结构看，中国向东盟出口最多的产品是粮食、水果、蔬菜和畜产品。中国从东盟进口最多的是植物油和大米，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植物油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最近每年都在100万吨以上而且呈上升趋势；中国大米进口来源地集中在东盟的泰国和越南，占中国大米总进口的75%以上。进一步扩大和优化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规模和结构，是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扩大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的战略性选择。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东盟中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的一些商家已经把农业作为在华投资的重点，在中国开发高科技农业园区，致力于开拓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比如，新加坡挂牌公司复发中记，在中国山东和辽宁投资果菜园，配合从中国进口果菜的需要；新加坡最大的花卉批发商远东花卉在昆明投资设立花卉加工企业；维信集团则通过美国子公司Speedling在中国种植蔬菜、水果和烟草等，并于今年在昆明和苏州成立了两家子公司，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在全中国开展业务；仟湖渔业在广州、北京和福建安溪投资渔业养殖生产；新加坡大和地毡公司在辽宁铁岭开展玉米深加工；锦达纳经贸公司则建立阜新——新加坡农业贸易公司；新加坡木土工程公司在阜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建立新加坡园区等等。总之，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呈现全面上升的趋势，合作的领域日趋广泛，合作的方式日趋多样，率先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三、中国东盟农业合作影响分析

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有利于农业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可以促进双方农业的共同发展。但由于东盟多个成员国的经济结构雷同，经济资源相似，互补性不强，资金缺乏，相互间发展贸易与投资受限。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接近，经济互补性较强，双方的农业合作具有广阔前景，双方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双方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区域性国际竞争力。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农业都属于小农经营，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双方比较优势的共同所在，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或还要形成一定的竞争，但由于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农业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中国将加快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如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劳动力到东南亚地区去租赁土地，发展农业合作项目。对中国，一方面可以充分引进东盟国家的农业资源，满足中国原材料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劳务输出部分缓解中国农业劳动力闲置的状况。对东盟国家，可以弥补东盟国家的资金不足，带来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这些国家农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不仅可以扩大农业出口，特别是扩大以农机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出口，转移国内大量过剩的农业机械生产力，带动我国劳动力、资金、技术、种子、机械等全方位走出去。同时进口一些中国本土条件不能生产或质量和效益较低的农产品，满足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如香米、香蕉、咖啡、胡椒、热带水果等。此外，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双方的合作中国可以获得新的种植资源，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基因库存和生物多样性，培育中国农业生产的能力，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双方除了农业贸易上的互补外，在农业投资上，则可以形成农业相互投资相互合作的新模式。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投资农业，利用当地的农业特色资源和产品以及廉价劳动力，兴办农业加工业，发展高效农业，直接占领国际市场；同时，我国企业参与经营东盟国家的林业和渔业，建立生产加工基地，可为我国木材进口和远洋渔业开辟更多的空间，缓解我国的资源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尤其是中部地区）也可以不断地引进来，吸引以新加坡为主的东盟国家的外资投入，建设高效农业园区，通过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势向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转化，带动当地农民增收。中国与东盟农业贸易与合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业本身。对中国而言，发展与东盟的农业关系，所不能单纯地看贸易额的大小，而是要发展广泛的合作关系，这种农业合作关系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农业本身。中国农业在整体上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比东盟的一些成员国还是先进不少，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向这些国家输出农业技术，帮助其培训技术人才，改进农业技术手段，对于巩固和加深双方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强化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合作和支持，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老挝北部地区是全球有名的“毒三角”，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与缅、老两国通过开展农业合作，进行替代种植，使“毒三角”变成高效农业的“金三角”这是减少国际社会犯罪和危害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自1990年以来，云南省各沿边地州，在当地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按照“平等有偿，互利互惠“的原则，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在境外投入约3亿元人民币，替代种植水稻、橡胶甘蔗、茶叶、咖啡西瓜、魔芋等粮食、经济作物1.2万公顷，取得明显成效，扼制了，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进步，已经证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受到联合国禁毒署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1999年4月，联合国禁毒署在云南省思茅市召开了“中国/缅甸替展项目合作会议”中、缅、泰、越、老、联合国禁毒署及云南省的官员、专家出席了会议，就替代种植的合作进行了多国协商。目前，在自由贸易区和农业协定框架内，中国与东盟有关各方就替代种植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为减少危害做出个更大贡献。

四、加强与东盟国家农业合作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业在资金、技术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与东盟国家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国家农业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的农业经营形式。整体的农业技术水平不及中国，但东盟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很不平衡。中国与东盟的马、泰、印尼发展程度相近，主要体现在依靠发挥劳动密集优势来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但越、老、柬、缅的产品的差距比较大。中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开发等方面，与东盟多数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为中国开展与东盟的农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东盟一些国家农机、化肥、农药、种子等的消费还处在起步上升阶段，市场需求量很大，这为中国在这些农业生产资料的出口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农产品品种上来看，我国蔬菜、水果、花卉、肉类、水产品和部分农产品加工品等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对东盟的玉米出口占了全部玉米出口的1/3以上，并且从2002年开始向东盟出口优质小麦。东南亚的马铃薯市场，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每年大约需要进口一亿粒微型种薯，主要从欧洲和北美进口，荷兰出口价是30~40美分/粒，而我国的质量并不差，但出口价只有1.2~2.4美分/粒，但出口量还非常小，存在较大的出口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香米、橡胶、咖啡、胡椒、热带水果等中国本土条件不能生产或质量和效益较低的农产品，通过适当进口，可以满足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值得重视的是，通过农业合作，中国可以获得新的种植资源，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基因库存和生物多样性，培养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水稻育种栽培和农业机械方面，中国也有一定优势。我国在农田作业机械化、动力机械化、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等方面有较强实力。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尽管水稻育种栽培历史很长，但整体研究水平不及中国。在生产条件方面，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农业机械化不适应东盟国家小规模农户的需要。而中国在农业文化、经营规模、耕作制度等方面与东盟国家的情况，都差异不大。东盟国家普遍认为，我国的农机产品性价比高，实力强，适合东盟国家的农业生产规模、农艺要求和投资能力以及维修水平，历来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在具体的合作方式或途径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曾实践过农业技术援助、农业技术培训、农业贸易、农业投资和农业理念输出等多种形式。从农业合作的实施策略上来讲，过去很大部分是“请进来”的形式，今后无论是农业技术援助、农业技术培训还是农业理念输出，要加强农业“走出去”的合作形式，把农业合作援助资金和资源更多地投向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东盟各国开展各项活动。对企业到境外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政府的作用是了解并提供东盟各国农业的投资环境信息和投资协助，制定相关的境外优惠政策以鼓励国内企业到东盟各国去投资，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企业的利益影响，不断完善与东盟各国农业贸易的政策法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