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范文

农村经济论文篇1

在做实证检验前，需要对数据进行调整、处理,先对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和存贷比取自然对数，减少异方差性，使得数据接近正态分布。最后应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设，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RGDP、RI、FIR、LDR做一阶差分，对一阶差分做平稳性检验，从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现平稳。结果表明，文中所选数据是一阶平稳的，可以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的目的是要消除误差项中的自相关性，本文采用AIC和SC两种检验标准，确定出合理的滞后阶数是二阶。

1.协整检验

本文基于回归系数，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做协整检验。在做检验前，对RGDP、RI、FIR和LDR分别取对数，取滞后阶数2。通过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得出的协整系数：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标准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农村GDP、实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相关率和信贷比之间达到了长期均衡状态。其中，金融发展规模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变动0.284633个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动一个单位值，RGDP就会变动1.286866个点，而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一个单位值，农村经济就会增长12.25%的比例。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考察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就是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之间是否是因为受到滞后变量影响而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10%的显著水平下，FIR是农村GDP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能提高农村金融相关率。检验结果显示LDR和RGDP增长之间不能相互解释，农村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也不能解释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解释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不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在短期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内生变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动。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值，这一贡献值用方差来表示，方差越大，一个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贡献值较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金融发展效率低下，不仅不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结论与建议

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通过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及方差分析等实证检验，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相关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农村存贷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能互相解释，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长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归结果表明，陕西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方差分解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值达到38.5%，但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在第4期后就归于0，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二，陕西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陕西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壮大，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农户和个体商户参与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脉冲响应分析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的冲击由负转向正，可以看出随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也是不断上升的。在方差分解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值达到29.4%。但是，农村经济增长不能推动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

综上所述，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政府发挥辅作用，在市场主导下，完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农村经济论文篇2

一、生产费用

中国传统农业固然是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型生产。清代农学家已注意到耕作成本，章谦在《备荒通论》中说：“一亩之田……籽种有费，雇募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顾炎武说，苏南“类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

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表明，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雇工费指雇工的工资，犒赏及衣物等杂项还不包括在内。耕畜费包括耕畜资本息（以耕畜总价值的年利8%折算）和饲养费。种籽费包括自有的与购买的两项费用。肥料费仅就购买的部分而言，实际上自制的土肥占多数。农具费包括折旧费（依农具价值的8%折旧率计算）与修理费两项。农舍费包括修缮和部分租金等。根据上述统计范围，1930年清苑农民家庭农场平均每亩生产费用如下表：

1930年清苑平均每亩生产费用支出

*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2期，1936。

从上表可见，中农平均每亩生产费用1.98元。当时清苑1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8.1元，所以生产成本大约相当于其产值的1/4。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1.98元中，种籽费用最高，占30%；雇工费次之，占29%；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较富裕农户的生产支出中，雇工的费用大些，开销占第一位，但种籽费仍居第二位，而且其他方面的投入同样不足。投入产出之比与清代农业相去不远，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仍然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中，没有多少变化。

按照上述清苑每亩生产成本1.98元的数据，又知中农粮食种植面积为18.68亩，那么一个中等农户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为36.99元。按户计算，还须加上棉田生产费用的支出。30年代“满铁”在冀东的一项调查表明，棉田生产费用支出比较高，肥料、雇工费等大约每亩支出6.3元[2]。上面曾推算中农的植棉面积为1.32亩，那么棉田费用支出即为8.32元。粮、棉田合计，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作物生产费用支出为36.99+8.32=45.31元。按此计算，生产费用相当于农作物（包括棉花）总收入（167.31元）的27.08%。

张培刚利用1930年的清苑调查资料，也做了一项以农户为单位（不是以每亩为单位）的生产性支出统计。生产费也是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等若干项，每农户田场支出多少，随田场经营规模大小而不同。他以500家农户取样为例，在田场的各项支出中，仍然是种籽费和雇工费所占比例最高，与前面平均每亩生产费用的比例及其特点，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按照平均每家生产性支出的统计，并以中农为样本户，每年生产费用为50.26元[3]。巧得很，此数据与笔者按单项数据所作的中等农户生产支出的估算（即45.31元）非常接近。

上述生产成本，都未计入家庭自身劳动力的投入，清苑调查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专门统计。不过，根据调查资料中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试着进行一下这方面的间接推算，以期得出一个基本概念。1930年清苑11村共有耕地41514.36亩。而当年参加农田劳动的长住人数共3524人（常住劳动力6979人，参加农田劳动的人数占其50.4%）。参加农田耕作的劳动者可能有临时外来的雇工，同时也可能有临时外出打工的本村人，如果假定打工者流出与流入的数量相当，那么可以认为11村田间耕作者的总人数不变。农业劳作有季节性闲置，一般每个劳动者实际上全年平均131.9个劳动日[4]，以不变劳动日利用率计，3524个常住农田劳动力可折合464815.6个劳动日，或者说同等数量的人工数。这些人工数分布在耕地总面积后，平均每亩投入的人工数为11.20个。据估算，清苑三四十年代的复种指数已达126%，即11村的实际播种面积为52308.09亩。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播亩投入的人工数为8.89个。如果将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皆折为货币（包括自家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成本则是其产值的68.40%。

卜凯统计，华北三省农民平均每亩农作物产值为9.59950元，每亩的经营费用（种籽、肥料、牲畜、人工）约占每亩产值的80%以上，以80%计，每亩生产费为7.6760元[5]。

韩德章统计，深泽县梨元村28个田场，平均每个田场每作物亩农业之收入为11.657元，各项费用为10.248元，占每亩农作物收入的87.91%[6]。

二、农民实际负担

租税等赋役负担是农民家庭的另一支出，而且是一项最为不稳定的支出。

先说地租负担。租入耕地者绝大部分是下层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中农，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苛刻的条件下租入土地。租佃前，一般是租佃双方先订立契约，说明所租耕地位置、亩数、租额及地租交纳的办法。如佃户经济条件尚好，也有不订契约，只有口头协议便租种土地的。订约一般在白露前后，租期大多为一年，长期租佃的很少，这样有利于佃主收回土地或抬高租金。地租形式以定租为多，分成租很少。分成租中，如佃主提供牲畜、种子、肥料等，则依提供数量的多少而有主6佃4、主7佃3或主8佃2的分别。在通常实行的定额租中，地租的主要形式还是实物地租。但到1930-1936年间，货币地租占有主导地位，实物地租逐渐减少。1936年后，由于币值暴跌，物价不稳，实物地租又重新流行起来。

货币地租的数量在清苑1930-1936年间，多为3～5元，地租大约占收获量的一半。上缴政府的田赋等一般由佃主担负，1937年后因捐税更加繁重，所以有时佃户还要承担一部分田赋或杂税。关于地租额，当时河北省普遍采取对分制，一部分县按主6佃4比例分配产品，如赵县、大兴、宛平、苏县等。从全国情况看，各地地租额或轻或重不等，对分制仍是比较普遍采用的主佃分成比例。对30年代15省60县的地租率进行的一项统计表明，每亩地租额占产量一半以上者共34县，占统计总数的56.6%[7]，可见30年代各省的地租还是比较重的。而且，主佃之间仍然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佃户年年要给地主送鸡鸭、水果等贡品，义务当马夫、车夫，地主家遇有婚丧等事，佃户须前往帮忙等。

不过，从清苑的总体情况看，20世纪上半叶租佃土地的情况已远远不占主要成分。1930年出租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05%，租入耕地的农户仅占总农户的9.06%，1930年后，不仅未增加，还有减少的趋向。

由于清苑自耕农经济占绝对主体，所以农民的主要负担是政府的田赋、附加税和其他行政或驻军的临时征收。清苑农民家庭的负担有：田税、地亩捐、验契费、公债摊派费、军事特捐及其他各种杂捐等。在这些捐税负担中，以田税、地亩捐最为普遍，凡耕田者皆要交纳，而清苑农户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所以交田税和田捐者达90%以上。其次为军事特捐，交纳农户大约占一半。至于公债摊派额及其他有关杂捐，交纳的农户是少数，大约不到1/10。

田赋是农民负担的主项，田赋的数额，据清苑11村农户统计，平均每家担负6.08元；其中中农家庭负担7.77元。中农1930年户均耕地为22亩，平均一亩负担0.3532元。这个数据在华北地区有多大普遍性？

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5](445)，显然低于清苑的田赋。近年从翰香先生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则比卜凯估算的还要低。该著统计，1932年，河北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为1218.4388万元，山东省为2559.77万元，河南省为2193.837万元，共计5972.0458万元。而三省额征地亩为26470.7769万亩，故华北三省平均每亩田赋额应为0.2256元。该著又说，且此数也不能代表华北三省农民的平均赋役负担，因三省额征地亩数与实际地亩数相去甚远。河北省额征地亩数为8647.0279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0343.2万亩；山东省额征地亩数为10074.451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066.2万亩；河南省额征地亩数为7749.297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298.1万亩，如以三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与三省实际亩数32707.5万亩相平均，则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8]。

按照政府当年征收入库的赋税额，反推回去计算每亩耕地的负担，结果比卜凯调查的数据低不少，比清苑11村的统计数据更是相去甚远，低48.30%。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一，各地区的赋役负担是不平衡的，不能排除清苑或卜凯统计地区农民负担高于华北三省平均量的可能。赋役偏重的情况，各省皆有，如河南汜水县即每亩正附税合计竟有三四元之多，但衡之全省，则为罕见，不足为论。清苑有可能高一些，可似乎谈不上赋役偏重的个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考虑的黑洞因素对赋税差额的影响。从一县、一省或从数省范围内，经过层层机关最后征收上来的赋税额，与每家每户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之间，肯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落差。在之风愈演愈烈的政府时期，各级官吏瞒产漏报、巧立名目、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的情况，决非偶尔有之，因之而使农民的实际负担量比之应当征收的赋税（也就是实际入国库的赋税）增长一二成、二三成甚或更多，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大概是华北三省估算的每亩地负担低于卜凯的统计、也低于清苑统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用挨家挨户调查的方法计量而成的11村农民负担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在强调和重视农民的实际负担，即进行农户赋役实际支出量统计的时候，当年入户调查的原始记录的价值更不容忽视。由于赋税征收中的这种弹性而增加农民实际负担问题，在苛捐杂税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所谓正赋即田赋外，清苑还有验契费、公债摊派额、军事特捐、其他杂捐等四项临时性附加负担，大约平均每家负担1.24元。再加田地捐税，平均每户共负担7.32元。负担的轻重基本与各类农户的承受能力相合，中农户居中，为9.71元。

农民负担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清末传统的田亩赋役制向现代税收制转化而法治又极其不健全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突出。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

从全国来看，民国田赋总量较清代为重。大约从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田赋附加税逐渐增加，而至民国时期增长尤快，到192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09年，附加税约占正税的1/12；民国初年曾把附加税限制在30%以内；其后，该限制一再被突破，1927年不得不作出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规定。以后各省的附加税纷纷接近正税，甚至超出了这一限制。30年代，河北、山东等华北各省的附加税与正税基本相当。当时，国民政府也颁布了一些限制附加税增加的措施，并且重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关于“田赋正税附捐之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政府有关文件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标准。但在实际的田赋征收中，不少地区的田赋早已超过地价的1%。根据原中央农业试验所在1936年的调查，包括河北省在内关内各省田赋平均比正常标准高二倍以上。国民政府的这一规定，本意是对田赋的附加税进行限制，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地价并不固定，其随丰年歉年及农产品价格而浮动，不能正确反映田赋及附加税的轻重程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政府或军队向老百姓预征和借垫田赋的情况，这可视为变相增收田赋的一种形式。1929年，清苑就被当地军阀预征了一年的田赋[9]。四川军阀普遍预征田赋，最贪婪的是28军，在其防区内一年征收了59年的田赋！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向管区居民借垫田赋。民国24年（1935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通县）县政府奉财厅令，挪借田赋一万六千元解省，以应急需。当于昨日召开县政会议，讨论办法。议决：由县印刷一元、二元两种田赋借券抵借，并依例按着商二成、民八成摊筹，债券于夏忙完粮时代银通用。”同时，其他苛捐杂税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扩大的趋势。

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田赋及各种捐税确有上升，但就规定的绝对量而言，包括冀中及华北等大部分地区在内，农民的赋役负担并非过量，或者说并非畸重得难以忍受。当时，许多研究赋役的著述都指出过这一点。关于与清苑比邻的定县农民的田赋量，冯华德、李陵就曾指出：“定县人民的田赋负担，一般看来，并不为繁重”，“就把现行税率再提高一倍，以图增加收入，也不为过分。”[10]再如朱其华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也提到：“河南省田赋正附税捐统计，不过二千万元，比量民力，非为过重。”[11]一方面，人们在抱怨负担愈来愈重，“其重将何以堪”，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又不无根据地主张增加税收。答案好像还要回到刚才的话题。

问题是，在一个非法治化的国家里，制度、法令及各种规定与实际上的操作及其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相当的距离。农民的赋役负担极其不稳定，在一些地区、一些年代里，这种落差可能不明显，因而农民还能承受得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另一些年代农民的负担就有可能变得相当沉重而无法忍受。影响农民赋役负担稳定性的因素很多，在20世纪前半叶最为突出的是附加税的增加，兵差的摊派和货币价格的涨落。

以上种种，仅在说明中国农村赋役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实际负担是相当不稳定的，在实际中也是难以统计的，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笔者不能杜撰数字，也不能援引其他旁证代替之。这种不可选择性是微观研究中的无奈，也许它是偏谬的，也许它避免了更大的偏谬。无论如何，按照微观历史研究的法则，在没有获得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仍须尊重和依照1930年的原始统计，并据此继续进行农民家庭的收支核算。当年11村农户的平均赋役量是7.32元，这里仍取中农平均每户的赋役负担量，即9.71元。

三、农民家庭的剩余及余论

在对农民家庭的剩余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计算一下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这里所说的总收入系生产性收入，不外乎农作物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的收入，前者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后者包括家畜饲养、家庭织布、食品作坊、贩卖和充作工匠以及苇编、猪毛加工等手工业，还有打工的工资收入等几项。以中等农户为例，每年共收入228.97元。农民家庭的总支出包括生产费用支出、农民赋役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三项。从上文得知，按中等农户的标准计算，粮田、棉田的生产成本分别为36.99元和8.32元，共计45.31元。农民的实际负担量问题也是在本文讨论过的，除地亩捐等正税外，还包括军事捐等各种附加税，仍以中农为样本户，按照当年的统计一年大约支出9.71元，再加以生产成本两项总计55.02元。另从下表得知，以中等农户计，生活消费每年共支出194.75元。下面，综合列表如下：

*

上表中的数据难免存在误差，但它总体上还是给人以大体不差的比例关系：从支出部分看，生活消费占去78%，而饮食部分又占去生活消费支出的80.62%，因此，其恩格尔系数为绝对贫困型。饮食支出占总收入之比则是68.70%，“糊口农业”的经济特征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量化证明。近10%负储蓄率与这样的收入消费结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绝对贫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农民家庭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的剩余和积累，以及普遍地投入和扩大再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清苑负债户占村民总数的60%以上，以及为什么高利贷经济那么活跃。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笔者称冀中农业的商品化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因饥饿、负债而被迫走向市场与普遍富裕、追求利润而走向市场，自然不能期许二者产生相同的结果。英国农村商品率达到一定比值的时候，其流通结构、生产结构和阶级结构都相应发生极其深刻且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清苑农产品商品率接近60%，但对乡村传统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冲击远没有英国那么显著，其直接原因不能不归结为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显然，冀中是糊口农业，甚至是不能糊口的农业。

如按照计算企业经费的方法，将包括自家人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投入都计入成本，其结果则是更大面积和更大份额的亏损。

清苑中等水平的农户是这样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民大致又是什么状况呢？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是这样，农民以小农最多，每至春夏之交，皆感有青黄不接之苦，衣食尚感不足，春季纳粮，如非富农，未有不感困难者。以每亩之收获量而论，除去人工种子肥料等之种种费用外，实余者寥寥，或辄有不足之虞。据马扎亚尔的统计：华北“棉花每亩生产费用，平均为8.72元，每亩收入，平均为13.84元（棉13.46元，芝麻、黄豆等副产物0.38元），故每亩纯利为5.11元；稻子每亩生产费用为8.48元，收入为6.08元，亏损2.40元，晚稻纯利为0.75元，稷黍纯利为1.68元；高粱净亏2.57元；玉米净亏0.33元；菜蔬净亏0.40元”[12]。

1926-1929年，李景汉对北平西郊和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了3次调查，共调查了198户农家。1922-1924年，卜凯等人对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六省进行了13次调查，共调查了2370户农家。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这总共2568户农民家庭中，亏损户占60%以上[13]。

显然，粮食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徘徊格局。从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出率上看，近代以来，因战乱等种种原因呈下降的趋势，直到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以前才恢复到清代最高水平，何况冀中的亩产量还低于华北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即使这一时期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给农民带来一些生计，甚至小小的繁荣，但总的看颇为有限，颇为不充分，而且还有一部分虚假成分，不足以改变个体农民世世代代积贫积弱的状态。前面关于清苑一般农户每年生产储蓄率的计算以及其他地区相关情况的列举，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农民个体财产与财富的积累极其薄弱，在正常年景下都不能收支相抵，稍有三长两短，就难以度日。商品生产说到底是产品剩余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尤其如此。显然，众多农户的普遍贫困是农村市场，大概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

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没有像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农村那样，个体农民从物质到精神曾普遍经历了相当一段较为宽松、较为充分发展的时期。在那样的环境下生产者个人财产和财富普遍与持续的积累，社会地位、个人权利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中国农村既没有普遍出现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经营型农业，也没有产生一批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即使乡村中一小部分人手里聚积起了一批货币，由于缺乏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些货币也难以转化为创造利润的资本。

冀中上等农户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清苑11村的统计资料表明，富农中也有负债户，但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相当比例的剩余，逐年有了一定的积累。个别人丁兴旺的富农户，想方设法增加土地耕作面积，甚至租进土地经营，使用雇工，也有一定的土地投入，出现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

对于自耕以外的土地，是出租出去还是雇工经营，人们往往选择后者，他们认为雇工经营比土地出租更有利。人们倾向于选择雇工经济，表明已开始形成比19世纪及其以前更有利于雇佣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19世纪仍然把出租土地认作地产经营最佳的、也是惟一的选择[14]。不过，大概正是由于那样的社会条件发育还不够充分、不够成熟，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缘由，所以从整体上看农业雇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是颇为有限的。清苑农村没有出现一批面向市场、有实力、有地位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大批独立的、自由的雇工队伍。也就是说，20世纪上半叶清苑农村没有形成近代有效率有规模的生产组织，当然农村财力与人力的主体也没有向其集中；恰恰相反，就主要的资金流向而言，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储存方式中，而集中起来的货币依旧与高利贷结有不解之缘。

一部分富农和地主，尤其是拥有百亩以上田权并兼有比较活跃工副业和商业收入的大户，已经聚集起一定数量的货币。其中一部分成为农村借贷经济的来源，更大部分资金则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存储起来。值得深思的是，上等农户手中的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开发现代化农业的资本，而是进入了“沉淀状态”——埋入地下。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农业投入的风险成本过高是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普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一场战乱会使所有投入化为灰烬，更无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投入者切实获得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在生产要素上投入大本钱。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农村和农业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金。许多急待开发的农业和工副业生产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进行，甚至为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农民全家不得不饿上一年肚皮。生产性资金几近枯竭，一般小农的简单生产都常常难以为继，普遍扩大再生产的前景更是渺茫；同时，剩余资金“沉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大批闲置。

这样，在20世纪中叶，冀中农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在国内外市场诱导下，各级交易市场逐渐扩大，自然经济的平衡性进一步破坏，同时化肥良种等新的生产要素初露头角；另一方面，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政府低能腐败，缺乏基本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使大部分农业生产者入不敷出，负债挣扎，少部分上层村民稍有剩余，而资金又远离市场，陷于停滞；劳力浪费、技术陈旧、生产凋敞，广大农民仍然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徘徊。

【参考文献】

[1]备荒通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2]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部．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第2卷．

[3]社会科学杂志，1937,7(2)．

[4]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2．解放前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1988.79．

[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出版社，1937.381．

[6]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社会科学杂志，1934,5(2)．

[7]乌廷玉等．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78．

[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20、524．

[9]秦含章．中国农业经济问题．376～377．转引自乌廷玉．现代中国农业经济的演变．74．

[10]冯华德，李陵．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1936,4(3):68．

[11]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中国研究书店，1936.250.

[12]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第三章．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2．

农村经济论文篇3

我国农村山区、丘陵较多，机械化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机械化水平是衡量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我国拥有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珠江三角洲平原，占地约70万平方公里，其它区域一般为山地、丘陵等地形。对于我国农村地形，更是以山地、丘陵为主，这种地形结构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看出，在1991~1996年机械化动力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从2008年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机械化水平发展的局限性。机械化水平低除了地形原因限制外，其它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关键。如我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我国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较多，农村居民较多，而耕地少，人均耕地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均耕地不到0.4亩。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户不需要通过机械就可以完成，如果勉强使用机械化水平只会增加生产成本。城乡生活水平、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存在差距，但是差距逐渐变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差距是反映农村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而降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与生活条件差距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持，99%的农村已经实现水泥马路到家，农村师资、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并且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城乡资源共享水平越来越高，许多农村居民购物也较以前便利，很多农村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业。可以看出，在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在2002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缩小，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幅度靠近。但是，城乡的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文化水平的差距非常大。我国农业生产产量持续增加，但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农企发展困难。农业企业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农企结构和实力的改善是实现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2001~2010年期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幅超过20%，2011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已经超过15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7.6%，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的年均速度显著高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目前，我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经超过22万个，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但是我国农企发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产品加工技术落后，主要为农产品粗加工，深加工严重不足。第二，我国农业企业人才不足，管理水平有限。第三，我国农企资质不佳，在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00多个达到国家二级企业要求，所占比例不到3%。第四，我国农企规模小，融资困难，企业升级艰难，这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专业化、技术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农村商品贸易、物流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比较城镇发展情况，农村基础设施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农村企业发展的道路、水电等基本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第二，生活与娱乐设施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靠打牌等自娱自乐，缺乏政府引导，没有经常举办活动的娱乐组织；第三，医疗、教育、通信、购物条件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非常不便利。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流服务的不足，很多农村地区只有邮政可以到达，其他快递物流服务缺失，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产生了重要的限制；二是商品贸易发展的不足，农村商品存在质量无保证不合格商品充斥、商品种类与品牌单以及商品贸易环境不足等问题；三是各种中介与技术服务缺失，这对农村企业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存在的主要困难

第一，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需要大批量资金，但是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撑。我国城镇的发展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中央、省市等各级政策和资金都集中在城镇发展中，农村的大批量资金也进入城镇当中。但是当前，各级政府虽然在倡导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对城镇的扶持也必不可少的。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虽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是投入有限，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支撑。近年来随着医疗、教育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在上级政府的有限支持下也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资金需求。比如说每一年一个县的农村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的开支非常庞大，每年耗费数亿元。如果要增加其它各种设施，大多数县级政府都无力承担。

第二，农村企业效益水平较低，薪资水平等各方面的综合条件与城市企业存在差距，无法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吸引农户放弃农耕，导致农村土地无法集中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薪资水平一直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大批量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的关键原因。相比城市与农村企业，除了薪资水平无法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外，企业的工作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管理规范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但是农村富余劳动依然很多。农村企业对富余劳动力吸引不够，导致大量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中，导致小农经营的现状无法改变，也将影响土地的集中生产，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实现，而这些是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农村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户，信贷困难，满足率低，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农户生产条件的改善。近年宏观经济不稳定，农村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但是由于规模小，资产有限，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实现信贷，而在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较高，生产的效益无力支撑，导致农村近年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对于市场前景好的农村企业，由于信贷无法实现，融资不足，规模无法适时扩大，影响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小额贷款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但是依然供不应求。同时对于农户来说，在没有关系和担保人的情况下，基本很难实现贷款。目前我国农村的信贷满足率不到40%，这还不包括一些有贷款需求但是没有贷款意识的农户。

第四，除了信贷业务外，其他金融业务发展严重不足，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生产风险的分散（保险行业发展不足），也不利于其进行投资和融资活动。城镇各种金融业务发展迅速，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也可以作为集中零散资金的融资工具，可以说金融业务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各种金融业务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是保险业务。保险对于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来说越来越重要，可以有效降低意外风险事故，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风险。但是我国农村保险业务除了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生育保险、意外保险、大病险以及农业生产风险、企业生产风险等各种关乎居民生活和农村生产风险缺乏推广和应用。其次是金融投资与融资业务在农村的应用不足。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闲余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居民的投资意识却不高，一般存在银行等着贬值或者将现金留在身边，这样不利于农民增收，不利于改善城乡居民差距。实际上，农村闲余资金在增加的同时，农村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农户或者中小企业要扩大生产或者农户想从事非农活动，在自身资金不足时就需要向外融资，但是农村融资非常困难。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农村闲散资金和农村融资困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农村金融业务发展不足的重要体现。

三、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现状

为了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度，政策对农村金融支持在不断加强，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减免，如《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二是定向补贴和奖励支持。近年来政府对农村信贷实行贴息政策，即对常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利息给予补贴的政策。同时为了引导引导金融资金进入投入到农村地区，支持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啊站，对农村专项贷款实行贴息政策，例如自2008年起财政部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达到一定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2012年财政部将小额贷款公司也纳入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试点，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财政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定向补贴了36.21亿元，2013年已经超过了41亿元，增幅非常大。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政策已经覆盖了所有农村区域。可以看出，政策上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程度越来越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支持依然集中在国有银行的涉农贷款定向补贴，针对个人的支持度较少，此外针对地区性银行的支持度较低；二是政策的实施与规定目标偏离，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界限不明，很多银行将资金投入到县域经济而非农村经济中，但是其也能获得涉农金融政策支持；三是，虽然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的额度越来越大，支持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其支持资金相对于农村经济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实际上，我国财政力量有限，仅凭政策补贴来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满足农村发展需求的路径行不通。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依然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第一，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比较城市各种商业银行，随处可见，包括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地方性银行等各种规模的银行机构，但是农村的银行非常局限，主要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少，其网点也非常少，这不仅影响农村的金融规模，也影响农村居民办理金融业务的便利性。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县级以下区域退出。在1998~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撤出了3万个县级以下机构，近年来撤并还在继续。当前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空白。农村信用社成为勉强支持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主力军。第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总量的不足。我国城市经济依然在稳步发展当中，其中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集中投向了城市，而农村的配额非常低。例如我国农村的贷款额度，从下表可知。2013年我国农村涉农贷款余额大约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才3%，而我国金融机构总的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涉农比重为27.8%。也就说，我国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区域。第三，我国农村金融业务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首先体现在贷款上。我国农村贷款不满足率达到72.4%，也就说只有27.6%的满足程度，大部分的农村贷款得不到满足。同时在我国农村借贷中，正规借贷（金融机构借贷）的比例非常低，为27.6%，绝大部分贷款需要依靠民间借贷来完成。大部分家庭因为资质不合格不会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被拒绝。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借贷的缺口很大实际上，我国保险等其它业务的缺口更大，只是由于没有推广，潜在需求没有被开发出。

（三）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与影响

第一，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血脉，是农村经济转型重要的资金来源。从农业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储备资金不足，如果要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行扩大生产，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农业生产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等业务来分散。从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来看，虽然通过项目来实现，但是项目的实施基本需要通过银行融资贷款来完成。目前基层政府入不敷出，很多提前支出也需要依靠金融机构来实现。从农村企业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小企业扩大规模，还是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银行的参与。农村经济转型的任何方面都需要资金进行依托，而金融是资金的主导者，因此农村经济转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发展。

第二，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方向。金融直接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这是因为金融的发展情况，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程度，是否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如果金融能够大力支持农村经济转型，能够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那么农村经济转型的实施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业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这是因为资金的去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就影响了农村金融转型的方向。例如，如果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流入某个农村区域的水稻加工产业，那么该区域水稻加工产业在资金充足下会扩大规模生产，在加工技术上也能够大幅度提高，并且在加工需求下水稻种植需求也会大幅度增长。

第三，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目标和金融支持的方向是否匹配；二是金融支持的程度是否满足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要求；三是农村经济转型的战略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和匹配性。可以看出，前二者都与金融相关，并且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具体分析，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质量与效果的影响如下：金融机构与业务的丰富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后经济的稳定性，金融机构越多，其资金实力越雄厚，支持程度越高；金融机构和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实施的顺利程度。近年来经济不稳定，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不够屡见不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不稳定，存在各种风险，那么其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不能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以及其他金融服务，这将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顺利程度。

四、基于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农村经济转型环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金融支持，农村经济转型的问题需要金融来协调解决，而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还是金融问题。基于农村经济转型的需要，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笔者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构建丰富的、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问题应该从多样性着手，允许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行业，以需求为基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多样化金融市场。当前民间资金非常多，应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放宽农村的金融供给，同时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规范，加强管理。

第二，鼓励农村金融创新，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建立适宜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比如我国保险业应该针对农业经济设立各种保险业务，以分散农村生产风险。各种金融融资工具和业务可以适度创新，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和放贷能力。

第三，为加强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匹配性，应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在此政府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农村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好三者联系的桥梁，实现资金与需求的对接，使得农村金融真正落实在农村，服务于农村。

第四，加强政府行政与司法监督，营造“有借有还”的诚信信贷环境，同时建立农村金融的监督和风险预警体系，保障农村资金借贷的安全性。呆账率一直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实行谨慎贷款的重要限制性因素。要全面提高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必须打破呆账率高的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政府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大对恶意拖欠贷款行为的打击，以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降低农村呆账率。

农村经济论文篇4

当前，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其发展的水平并不高。目前，农村的大部分贷款集中流向于第二三产业，真正投入到农业发展上的贷款很少，这就致使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其规模与数量都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制不够完善，其缓慢的发展速度致使农村金融的优势作用无法实现。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创新性成果推进了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深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前，有必要明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从整体上掌握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采用线型回归分析法，从农副业、种植业以及农民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当前，金融机构在进行农业贷款时，除农副影响值为正以外，对农业以及农民收入总量的影响都为负值，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并不大。这就充分说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而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也只有正确的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推上崭新的高度。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增长机制的影响上。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从而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了提升，进而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金融的功能逐渐丰富化，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自身的吸储能力。而储蓄率的提升就会使储蓄份额不断加大，这就带动了农村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资本的流动性变强，进而金融风险得到分散，而储户能够根据自己所需随着在金融机构取得现金，这就使储蓄率下降。利率是影响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利率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储蓄率的升降是非固定性的，但是无论储蓄率升降，都能够充分的证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影响到了储蓄率，从而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还通过“转化率”的方式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金融储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金融投资转化，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时，其投资的转化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金融体系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具体转化过程为：金融体系首先通过吸储的方式，实现成本积累，通过支付信息成本来实现对所吸储蓄的控制，这样实现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获得了利润。而在所获得资源中，存在着一部分无法控制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利润的转化，因而便以存贷差的方式转入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商。在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金融的运作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通过成本的降低，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就为提高农业经济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综合当前现有数据分析结果，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尚未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是当前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要想充分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就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的加大贷款的力度，从而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收入，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注重与农村乡镇企业实现合作，全力支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的提高自身的贷款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论文篇5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借鉴工业质量标准理念，加强农业质量管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坚持效益为先理念，讲求农业成本核算，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改变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相互割裂的封闭经营方式，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转化增值。引入工业市场营销理念，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推进农产品营销。牢固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打造农产品知名品牌。

农村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在城乡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同时，在农村内部，农业和非农产业也呈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在此前提下，中国农民也因其是否从事农业生产而出现分化。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个村庄的调查，对农村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民分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而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在众多原因，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更为突出。在二元结构下，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一般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划分都是以城市和农村为划分标准，然而我国在城乡经济二元化的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二元分化。上海财经大学李静霞曾经在《中国二元经济演化进程分析》中指出我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从而从农和非农两个角度对二元经济进行了划分，而根据利特尔(Little，1982)曾经对二元经济的定义：“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这样的划分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方面的含义。

在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同时，农民也因为其从事的产业出现了分化。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在《论中国农民分化的多元化特征》中提出，非农化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根本动力”。完成非农化的三种村庄—城村、镇村、工业村与传统的农业村出现了分化，而在一个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也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了分化。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全国20个村庄的调查进行研究，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化条件下的农民分化进行分析，试图为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提出可行的方法和对策。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以南京大学2006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展开研究。该调查在全国选择了经过典型抽样的十个地方共二十个村庄的农民作为样本展开调查。这十个地方都是我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分别是：山东邹平，陕北南泥湾，河北遵化西铺村，河南七里营，山西大寨，安徽小岗，天津大邱庄，河南，江苏华西村和广东顺德。这些名村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印记，这样保证了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样本量。

除了选择这十个名村之外，项目组在每个名村的附近选择一个可以代表当地农村一般水平的村庄作为对照。这样又保证了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样本量。

在研究方法上，项目组以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型访谈为工具来收集原始资料。最终使用的有效问卷925份，其中还在种地的农民534人，不再种地的农民391人。

调查结果分析

在家庭收入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生产的农民2005年人均收入为7971.31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3322.65元，低于非农业生产农民41.6%，同时，在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的拥有情况方面，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普遍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且部分电器的拥有情况差别非常悬殊。这说明他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成果的程度上出现了分化。在此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中有327人感觉有家庭经济压力，占到受调查种地农民的61.7%，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128人有同样的感受，占非农业生产农民的33.5%。（经卡方检验，PearsonChi-Square=70.567，df=1，Asymp.Sig.(2-sided)=0.000。问题只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调查情况不再列表显示，下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倾斜向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政策和对户籍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以及我国有限的耕地状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困难不断加大，在经济上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差距不断拉大，同时还引发了其他方面的分化。居住条件方面，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住房造价明显地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当然，这与非农化的村庄的整体住房造价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整体住房造价也在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与非农产业的分化。在住房质量方面，63.9%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居住在楼房，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18.9%。在这种情况下，386位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占到86.1%，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362人对居住条件满意，百分比为68.3%（PearsonChi-Square=76.031，df=3，Asymp.Sig.(2-sided)=0.000）。

生活环境方面，由于部分村庄整体城镇化，绝大多数居民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明显好于还在传统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调查显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生活垃圾处理状况、公共设施使用状况等方面的情况都明显较好，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也较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更多地希望生活在城市，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更多（69.9%）表示与城市相比更愿意生活在本村。

在关于家中是否有失学或辍学儿童的调查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中有13人表示家中有辍学儿童，只占到受调查对象3.4%，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65人家中还有辍学儿童，比例为12.2%（PearsonChi-Square=22.613，df=1，Asymp.Sig.(2-sided)=0.000），同时他们对当地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的满意程度也较高。另外，访谈资料显示，很多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的子女在县城或市里读书而不是本村。在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上，二者的二元分化趋势明显。

在政治权利方面，253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表示村财政没有公开，占50.1%，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表示财政没有公开的有114人，比例为31.5%。在关于如何对待村干部可能发生的的调查中，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有23.4%选择了“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而从事农业生产农民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占到46.4%。经过对访谈资料的研究，笔者还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方面都明显更加淡薄，而正当权力的行使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发生的频率也相对更高。

在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拥有上，二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和中高级宾馆拥有状况的调查中，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民所在的村庄相差非常悬殊。在村民日常文化娱乐活动方面，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状况明显更好。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生活则相对比较单一，看电视成为了最主要的文娱活动。同时调查还显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参与的人数也要更多。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旅游机会和频率方面则更高。

结论与建议

（一）产生分化的原因

首先，在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小农经济由于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有限，这就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收入。在国家不断减免农业税的情况下，农民增收依旧困难。而限制农民收入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收入的增加速度相对较慢，从而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出现较大差距。

其次，新中国建国以来，为了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长期以来经济政策向工业倾斜，“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限制了农民的增收。虽然过去加在农民身上沉重的赋税已经取消，但长期的政策倾斜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缺乏政策的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非常困难，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分化。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国一直以来“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进一步拉开了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成功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更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二）加快非农化发展的建议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非农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二元化和农民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现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会制约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汗和拉尼斯曾经提出：“现代部门扩张的同时必须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步”。所以，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努力着手解决农民分化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大力发展非农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同时协调城乡发展，使其趋向一元化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非农化是农村出现分化的动力，同时又是解决农村分化的有效途径。农村的分化是由于非农化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发展非农化，使其逐渐趋向平衡，经济结构即可逐渐趋向一元化，最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分化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通过各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基础。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小农经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现有的耕地状况下，实现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解放劳动力，才可能进行进一步非农化的发展。在调查中发现，农业产业化程度的区域差别较大，东南沿海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落后，还有很多农村保持着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这样的情况要得到改变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非农经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次，努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必要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只有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结构一元化的发展。在调查中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家庭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化，剩余劳动力越少，家庭收入也就越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必然有限，进城打工的人数太多也会使城市膨胀，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农村自身非农经济的发展。其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保证进城打工的农民可以转化为市民的基础上，要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促进中小城镇协调持续的发展。同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依靠对农民的职业教育的加强。在调查中，72.7%的农民认为农民现在很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所以，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必然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好地转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国家政策也要促进非农化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D·盖尔·约翰逊等.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商务印书馆，2004

农村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地租、税费、经济权力

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该法案所蕴含的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性质，这种特别的性质，不仅使它与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质上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出租等权限，而这些权限，在过去绝大部分是归村委会的。进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实际上剥夺的村委会关于对土地各种权限的权力，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辉之处。但是，依据产权理论，如果不使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也需要有效地保护产权。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数权利归属于农民，但是并不能保证农民能够真正地拥有这些权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规定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权属，如土地承包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但是由于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保护自己的权利代价太大，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会剥夺了这项权力——未到承包期强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碍农民不能确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权利的障碍有两个：（1）农民不能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或者说村委会或乡政府越权行使自己的权力，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产权；（2）乡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收取各项税费侵占或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变相侵占农民的土地产权。

本文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研究农村的方案设计问题，指出一些流行观点的错误，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租、税、费之间的关系

为了清楚地说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关系，本人先从一个简化的关系入手分析：假设农村土地制度只存在两个当事人：村集体（村委会）和个体农民。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其经济关系是市场关系，交易费用为零。在如此假设下，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如果村委会不自己耕种农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由农民耕种，农民和村委会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土地的租赁关系。如果村委会除了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能将农地转作他用，那么，这个村的土地供给就是既定的，因此面临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如果将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出租方，农民作为租赁方，租金率就是市场的均衡租金率R，农民按这个地租率交纳地租给村委会，村委会按此地租率收取农民的地租。当然这暗含了在此地租率下农民愿意租赁的土地数量都可以被满足，因为租地农民的租地数量若多于村委会拥有的土地数量，均衡地租率会上升；而租地数量少于村委会的土地数量，则均衡地租率会下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此时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经济是有效率的。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加进政府，政府以征税人的身份出现，政府征收一个为T的数量税（征收从价税与从量税的道理完全相同），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税负T完全由村委会承担，农民的收入不受影响，土地的配置效率也不变，此时，村委会获得的实际地租为R-T。

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T等于地租，则村委会得到的地租率就为零，即R-T=0。若政府征收的税收T大于R，则村委会每出租一亩土地将赔钱T-R块钱，这样村委会将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从而政府也将不会拥有税收，因为无人耕种土地。因此从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的税收不会高于地租率R，一般地说应该小于地租率。

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将土地承包给农民，收取一定的土地承包费F，政府对农民征收一定的农业税。按中央文件，村委会承包给本村农民的土地所收取的承包费用是非常低的，若加进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仍然低于市场上的租金率，即R-T-F>0。由于村委会除了征收土地承包费外不再征收地租，因此，农民的土地净收益扣除了村委会的承包费F和政府的税收后，净收益大于零，这意味着农民获得了部分的地租，或者说农民拥有土地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土地的这部分地租并没有完全地归属于农民，村委会除了向农民代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和为村集体征收的承包费之外，还向农民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费用名义繁多，基本上包括税、费和义务工三部分，扣除农业税外，还需征收：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费部分指乡政府征收的乡统筹和村提留，包括：民兵巡联费、计划生育费、五保户、现役军人费、教育附加费、城乡道路费等五统；村集体征收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提；义务工包括：10个标准工作日的义务工和20个标准工作日的劳动累积工，另外还需加进各种集资款及不定期的杂费收取等等（部分项目在税费改革中已经被消除了），这些已演变成目前我国农村越演越烈的农民负担沉重问题。这些费用，有些是按人口征收的，可看作人头税，有些是按土地征收的，可看作是土地税。若令按土地征收的费用为H，则一亩土地的收费总额为：政府税T+承包费F+其他各项按土地征收的费用H。如果土地租金R扣除这些税费项目后还有盈余，即R-T-F-H>0,农民还拥有部分土地净收益，因此，农民还会继续耕种农田，但是，如果R-T-F-H<0，说明农民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为负，即每耕种一亩农田将赔钱，农民就会弃荒土地。就前者而言，因为农民拥有部分土地的净收益或部分土地剩余，这就为村委会滥收费提供了空间，村委会各项收费项目就有可能增加。若令H上升，直到R-T-F-H=0为止，农民处于放弃农地的边际上，这一点就是村委会增加各项收费的边界点，只要收费项目低于这一点，村委会增加收费项目就不会使农民放弃土地，只要高于这一点，农民就会放弃土地。

如果进一步假设，农业税T和承包费F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变化的收费项目就是H，只要存在R-T-F-H>0，村委会就会增加H项目，直到R-T-F-H=0为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地区农民负担会越来越重的原因，村委会在不断攫取农民的土地净收益。

若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村委会是否就不能攫取农民的净收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税和租的区别。

无论土地的所有权归谁，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农民就拥有了土地的收益权、使用权、转让权。土地的转让权包括土地的出卖权、出租权和废弃权。如果农民自己耕种土地，土地的收益扣除土地的各项投入还有剩余，这剩余部分就是土地的地租，因为农民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因此地租归农民所有。如果农民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或耕种，就会收取地租并归农民所有。如果政府开征税收，税赋负担将完全的落入农民头上，而不论农民自己耕种土地还是租给他用。假设政府的税收低于农民获得的地租，则农民将继续耕种或拥有土地；若税收高于地租，则农民就会将土地弃荒，不仅不会耕种，也不可能出租，若税收等与地租，则农民处于耕种与弃荒的边界。

同理，如果政府税收低于地租，但是村委会拥有继续征收其他土地费用的权力，那么村委会所征收的这些费用就相当于向土地的征税，这些费用依然用承包费F和其他杂费H表示，则总税费为T+F+H。

这些总税费将由拥有土地私有产权的农民负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

这个结论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农民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还是村委会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只要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就将负担税赋，如果农民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那么农民将支付所有的税赋，但是税赋的最高支付率等于市场的地租率。由此而得出如下推论：

土地税赋支付者支付的最高税赋率等于市场地租率。

三、流行的观点

目前，流行着形形的关于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问题的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土地私有化、税费改革、制定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取消镇政府村委会、加强基层的民主化进程等等。本文的这部分，将详细论证各观点的利弊及其在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

1.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主张土地私有化者有之，反对土地私有化者亦有之。本人对土地私有化持赞成态度，但本人主张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产权是可以分开的，只是将土地的私有产权界定给农民，而政府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的宗旨也正是如此。本人所以坚持土地的私有产权，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村政府会产生更大的收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人拥护土地的私有产权。但是土地的产权私有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国农村所存在的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两大难题，其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制度或合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产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产权，否则制度或合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将会发生。实际上，在我国农村虽然土地的私有产权没有清楚地界定给农民，但是，农民和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法案中的各项权利的确实是相当清楚的。就土地承包年限而言，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法案还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法案，都确切地规定了承包年限，中央文件也规定了第一轮承包期是15年不变，第二轮承包期是30年并且不变。但是，中国许多村庄不仅没有忠实地履行土地承包合约也没有忠实地执行中央文件。就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缘于两个原因：其一，村委会不能忠实地传达中央文件，故意或非故意地剥夺了农民的知情权（因为农民文化低、农村信息缺乏）。其二，农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或者保护他的权利成本太高而放弃保护。如农村村民因土地承包纠纷而打官司将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不安全问题。

第二，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无论土地的私有产权归谁，各种税赋将完全由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一方承担，而不是由产权所有者承担。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但村委会拥有对土地征收税费的权力，那么土地所产生的所有剩余——地租，在理论上讲完全可能归村委会所有。或者说村委会通过它的征收税费权力，成功地将地租全部归其所有。

因此，土地产权私有化尽管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土地纠纷问题和税费负担沉重的问题。

2．税费改革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或降低各项税费是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热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解决农民负担沉重的唯一出路。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法案有关问题的通知，接下来，中央接连下发了关于税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从实践上看，有些地区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有普及的趋势，有些地区为了防止滥收费，采取了一事一议和各项收费登记在册，农民人手一册，而未登记在册的收费农民有权拒交等具体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明显，手续也相当繁琐，交易成本较高。另外，本质上也并没有更本解决农民的负担沉重的问题。或许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农民税费总额，但是却比必然意味着农民不再承担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不过直到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数据说明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税费负担下降。而且，有些税费虽然被改革掉了，村委会还会变换花样收取其他的费用，因此，农民的总税费可能并未减少。

3.关于制订详尽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案

这一建议的目的是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但是，产权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因此，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村委会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4.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

有些学者将农村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须实行的。但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代价昂贵的。并且农村基层的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整体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在整个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一个村的民主自治组织并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

5．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

这项措施与前几项措施比较，不仅相当极端，而且也比较孤立，难以取得较多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一项极端的改革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该观点的人士认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可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没有给出其论断的实证分析，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明。本人认为，从经验上说，撤销乡政府和村委会，由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其行政管理费用将是巨大的，行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明清时期，行政设置就已经建设在乡一级了，而各个村也有公共机构，虽然它不是一级政府行政机构，但是可以协调人际关系、邻里关系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农村的行政结构基本上采用了明清以来的行政结构形式，对于这种行政结构形式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因此，极端地提出取消乡政府和村委会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四、政策建议：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

根据本文的分析，本人提出一个交易成本较低、并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它包括如下几项措施：

1．剥夺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国家拥有农用土地转作他用的审批权、有制止破坏农地的干涉权等少数几项宏观调控的权利，而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村委会只是签约方——国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签约权，而不具有任何的变更合约期限、合约数量和合约人等权力，这就从根本上制止了村委会凭借土地所有权而任意变更土地承包合约的违约行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为。

2．剥夺村委会的任何征收费用权，不仅村委会没有权力征收除国家税收外的费用，任何行政机构均没有任意向农民征收费用的权利。实际上也要剥夺乡政府变相向农民征收各项费用的权力。

3．村委会和其他行政机构，尤其是乡政府，均不得以建立农村公共设施为借口而强行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向农民征收法律上农民必须支付的农业税的权力，村委会只是代国家征收农业税，除此项权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许和法律允许的收费权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农民不交国家税收而被村委会制裁的权力，只有国家指定的机构（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才拥有制裁的权力。

4．还村委会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自治组织。村长只是农民自治组织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至于这个组织的公共事务，由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投票解决或协商解决，任何公共事务决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公共组织决定共同分摊公共设施费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没有执行，则不得对这些农民强制执行收费，更不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迫使其缴费，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也许有人说，实行这样的方案，村委会的工作几乎将陷于瘫痪。而有许多农村必需的工作将无法进行：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农民的养老保障、计划生育、道路水利建设等等。其实不然，就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有些工作做了反倒不如不做，据一些权威统计资料看（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土地承包制施行以来，我国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设施、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投资增长相当缓慢，一些农村的公共教育，如小学校，除了一些赞助商投资或希望工程项目外，村里或乡里基本上没有投入，虽然在三提五统的乡村收费中有教育费一项，但是这项费用是否完全被用于教育，在大多数农村是说不清楚的，然而可观察的事实却是破旧低矮的小学校，长期拖欠的民办教师费用，因陋就简的教学设施等等。从公共福利和养老保险来说，除了给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一些最基本的保证生命安全的补贴以外，大多数农村基本上没有解决农民退休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及其其他的公共福利问题。

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但是农民获得的公共福利却不见有效增长，有些地区整体的福利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反观村委会成员的行为，大吃二喝的现象是屡禁不止的，挥霍公共积累、私分卖地款项、设置私刑、随意处罚所谓违规的农民，甚至触犯刑律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不仅如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村村委会的班子成员，基本上是7人班子，他们都是拿年薪的，据我在甘肃省偏远农村的调查，年收入最低的班子成员是2000元以上，而在这个村一个普通农民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

大量的事实说明，村委会的工作是相当不称职的，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承担起解决公共事务和实现村民自治的职能，随着对农民收取费用的增加，也没有将提高的公共积累完全用于公共设施上，因此依赖于村委会来解决公共设施和村民自治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农村改革20年来村委会的作为已经击碎了我们的梦想，剥夺村委会的经济权力不仅不会妨碍农村的经济改革进程，也不会妨碍农村的各项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对此本人的意见是：

1．农村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退休制度和公共水利等设施的建立可以通过三方解决：政府解决一部分，因为农民是纳税人，政府有义务投资农村的公共设施和福利。第二部分由一些赞助商和社会慈善机构解决，如希望工程兴办的教育等等，第三部分由农民自己负担。

2．将农村的公共设施尽可能地推向市场，实行谁使用谁交费的原则，比如对一些使用水利设施的人收费、适当收取一些学生的学费。

3．取消各种人为的城乡差别和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对于农民负担的公共设施费用，必须采取农民公决的方式，而不是由农民代表决定，村长或村委会只有召集集会权，而不具有决定权，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可能。

主要参考文献：

1．Y·巴泽尔，1996：《考核费用与市场组织》，《企业制度与市场组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戈登·塔洛克，1999：《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3．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

卷，总第8期。

4．王询，1994：《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乔治·斯蒂格勒，1989：《价格理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6．O·哈特，约翰·穆勒，1996：《产权与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7．许合进，1999：《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思考》，《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8．党国英，1997：《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化与农村稳定》，《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农村经济论文篇8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还不能满足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问题，可以在一个新的视野中思考从“信任”“网络”及“规则”等三个途径来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

农村经纪人是活跃在农村经济领域，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农产品产加销中介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市场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农村经纪人对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尤其重要。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关注在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现状，从而进一步探讨通过社会资本投资来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

一、社会资本与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内在联系

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则和网络等三种要素“。由于社会资本理论能够提供一个可供广泛讨论的研究视角，兼之其本身所具有的通适性，近年来，它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实践活动中。本文主要从“信任”、“网络”以及“规则”等三个维度来考量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社会资本，从而探讨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新途径。

（一）“信任”是农村经纪人中介活动的基本前提在市场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农村经纪人作为促成市场交易的中介者，关键在于利用经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协调“买卖”行为，促成交易达成。在此过程中，买卖双方对农村经纪人的信任程度是交易顺利完成的关键。也就是说，对于农村经纪人这样一个中介者的角色而言，是否具有广泛的信任关系，较高的信任度与口碑，直接决定了他们在交易过程中的协调活动能否顺利进行，也影响着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信任”是农村经纪人中介活动的基本前提。

（二）“网络”是农村经纪人中介活动的组织基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业领域交易行为日趋复杂，许多涉农行业的联系也愈加紧密。这意味着现代农业发展使得农村市场呈现出各生产环节、各行业互动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的是，需要有足够数量、相互协调的农村经纪人担当农村经济交易网络中的联结点。农村经纪人之间形成的跨行业、跨区域、多渠道的相互协作网络是活跃农村经济、促成市场交易的组织基础。

（三）“规则”是农村经纪人中介活动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农村经纪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中介主体，其行为必须在相应的规则框架内进行。完善的制度可以限制农村经纪人因片面求取佣金而发生的违法违规活动，引导农村经纪人进行诚信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培育和发展一个庞大的高素质农村经纪人队伍，使得农村经济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的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一）信任范围狭窄，信誉度比较低西部地区乡村社会中传统文化氛围还较为浓厚，乡村人际关系在很多欠发达地区还是以血缘联系为主，往往以宗族血缘作为群体活动的边界。血缘边界以内有着较高的信任关系，而对边界外人员的信任则大打折扣。很多农村经纪人其实最开始也是由那些家族内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的人组织族内亲戚的农产品交易开始的。因此，农村经纪人的信任范围往往局限于家族内部，对于血缘范围外的“外人”便以利润最大化为处事原则，有时难免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发生，时间一长，血缘内外市场交易中的猜忌怀疑、互不信任逐渐增多，很多农村经纪人的信誉度便越来越低了。

此外，一些农村经纪人在市场活动中片面追求利益，有时连血缘亲情也不顾了，不讲职业道德，为了争客户抢市场而不择手段，搞不正当竞争，甚至有少数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失信于买卖双方，严重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纪人的形象，制约了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化程度低，经营范围有限近年来，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农产品深加工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市场契机。相关行业生产及交换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农村市场交易网络正在形成。相比之下，农村经纪人队伍的规模与蓬勃发展的农村市场形成了巨大反差，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云南西双版纳州为例，截止2008年，全州竞只有1户在工商局注册的经纪人]。当然，在实际交易中的无证经纪人数量远远不止此。但是，有限的农村经纪人队伍确实成为了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再者，如上所述，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信任范围较窄，加之本身缺乏专业素养，协作意识差，很难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的网络化交易平台。从当前情况来看，大多数地方的农村经纪人还处于“家庭单干型”、“松散型”等单打独斗的状态。各自仅限于自己所处的某乡或某村，靠着单一农产品的经营来“小富即安”。新技术、新行业缺乏相应的农村经纪人提供中介服务。总之，不能形成组织化发展的相互协作的经纪人交易网络，是当前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制度供给不足，行业缺乏规范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起步较晚，相关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目前主要管理制度是国家工商总局2004年颁布实施的《纪人管理办法》，其内容较为笼统，在农村经纪人具体问题的指导性上不够详尽，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此外，各地政府有一些相应的地方性行政规章，对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有～定促进作用，但是内容各有侧重，适用性有限，缺乏法律效力，还不能较好地适应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需要。从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来看，现行制度设计主要缺乏农村经纪人的专门立法，同时对于农村经纪人的权利义务规定、组织建立与发展、资金筹集、信用规定以及相应的保险救济等方面配套制度都比较缺乏。由于缺乏相应制度安排，西部地区农村市场交易中的中介者很多都没有经纪人执照，存在很多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和类似于旧式经营中的掮客。这些现象又使得行业不规范行为增多，加剧了市场主体间的不信任，从而影响农村经纪人整体形象，阻碍农村经纪人的有序发展。

三、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力度，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

（一）建立广泛的信任关系，树立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良好形象

第一，加强外部引导，促使血缘信任关系向契约信任关系转变。狭隘的宗族血缘群体观念很难适应规模化、高效率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因此，乡镇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但要重点发展农村经济，还应当重视对农民生活观念转变的宣传引导，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开展丰富的社区活动，充实村民闲暇时间，进而可以建立更为宽广的社会网络，把传统观念中珍视亲情友情的传统传递到新的社会网络中，同时，宗族血缘信任关系通过新的社会网络内得以扩大，有助于讲求信用的市场经济网络的形成，以利于契约型市场关系的建立发展。

第二，进行教育培训，提升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业务能力与职业道德。教育投资是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资本投资。西部地区经纪人行业起步较晚，整体素质不高，宗族血缘关系限制了信任范围。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的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主要在于培养和提高两方面的能力水平：一是提高经纪人的业务能力，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掌握网络技术，学会网上交易，同时，要引导他们进入一些新兴行业，比如新型农产品的市场开发、新技术的推广，农村劳动力中介市场等。二是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强化经纪人法律意识，培养职业道德，杜绝经纪人损害农民利益、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发生，树立诚信经营的经纪人形象。

（二）培育网络化组织形式，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自我管理一是加大扶持力度，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经纪人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提供较为完备的管理与服务来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针对农村经纪人队伍分散活动，组织化程度低的现实，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业务交流。根据各地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定期举行业务洽谈会、农产品交易会以及技术经验交流会等活动。以政府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为契机，经纪人之问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交易网络，从而使得行业资源、信息能够得到更为快速而广泛地传递，刺激农村市场的充分发育。二是鼓励组织化发展，实现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自我管理与服务。如前所述，经纪人队伍组织化发展是农村市场网络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交易行为的日趋复杂，单干型经纪人会逐渐丧失信息占有优势，最终会被淘汰出经纪人队伍。农村经纪人组织化可以产生聚集效应，提高经纪人整体效能。此，政府应该鼓励引导农村经纪人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实现自我管理与服务。农村经纪人行业协会可以培育自身的社会资本，通过制定协会组织规则来规范成员交易行为，实现诚信经营；通过组织内部培训来提高成员业务能力。总之，组织化发展可以整合经纪人资源，形成合力，实现经纪人队伍的有序发展。

（三）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优化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制度环境一要制定专门的农村经纪人管理制度，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行业规范发展。从政府管理的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制定专门的农村经纪人管理制度，形成以专门法律制度为基础，各项配套政策规定以及地方政策措施相互协调的“规则”体系。在此基础上，西部地区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经纪人信用评价制度，从制度渠道来引导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培养信用意识，改善融资状况，消除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规范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二是建立农村经纪人的激励制度，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发展壮大。要壮大西部地区农村经纪人队伍，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经纪人的外部激励制度与内部激励制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农村经纪人的激励制度，从外部来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运用各种积极措施来激励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另～方面，农村经纪人行业协会及其自主组织要建立自身的奖惩制度，通过农村经纪人内部的自我激励来实现行业的发展壮大。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