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社会保障论文篇1

关键词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全球化收入转移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

(一)经济全国化条件下的社会需求

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多种社会需求的回应。这些需求有些是经济性的，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来自于劳动者，有些来自于当权者(Rimlinger，1971；周弘，1989)。

从劳动者角度看，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伴随着各种收入风险。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劳动者造成的工伤事故远多于传统农业社会，所以工业劳动者对必要的劳动保护，包括医疗和伤残津贴，产生需求。其次，劳动者的工业劳动寿命短于农业劳动寿命，因此年老的工业劳动者对养老保障产生需求。此外，在工业社会，劳动者的收入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市场价格的波动导致某些产品的停产，从而导致某些生产技能的过时和某些产业工人的失业。对于失去传统土地保障的劳动者，失业和老龄都可能构成陷入赤贫的社会风险。不仅如此，由于劳动者开始背井离乡在工厂、矿区工作，传统的家庭保护、小型的社区互助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由于工业劳动者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农业劳动者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需要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保障制度。

从当权者角度看，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同时又因为缺乏保护而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如果劳动者沦入贫困而又缺乏可靠的预期，那么他们就可能发动革命。大工业劳动者在集中的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很容易形成劳动者自己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所以，当权者需要根据社会大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制度，调解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防止劳动者的反叛，保证基本生产方式的稳定和发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当权者获得的不仅是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命令、管理”，建立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威”(Allsopp，1984)。

除社会安全外，国家还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其他的社会目标。例如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国家要在竞争中获胜就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有时，国家还需要刺激或抑制人口增长。政府以社会再分配政策作为手段，鼓励或惩罚某些国民的某些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保障的多重需求最后汇合成一个多目标的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被赋予包括社会稳定、人力资源发展以及劳动者保护和政治力量平衡在内的多重使命。

(二)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需求

在全球化目前的发展水平上，超出国界的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世界人口的流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以及与新经济俱来的其他风险。

从流动人口看，人数呈增长趋势。流动人口的情况相差很大，有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有的随资本流动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有的在不发达国家间或地区间流动，有的从不发达穷国向工业化富国流动。这些流动人口从事的工作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社会需求也各不相同。

从发达的福利国家流出的劳动者通常受到比较好的保护。他们的去向如果是另外一个福利国家，在那里享受到的社会保护与在母国相差不多。在社会保护水平相近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还签订了有关连接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协议，就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金的分担、最低保护标准、住房、健康等进行制度安排。如果福利国家公民的去向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可以利用“国民资格”，继续享受母国的社会保障。

从不发达国家流出的既有劳动人口，也有非劳动人口。他们有的流入发达的福利国家，有的则在贫困地区流动。流入福利国家的人一部分被那里的社会保障网覆盖，另一部分脱离劳工市场成为“地下劳动者”。目前，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约有5—10％的居民是没有公民身份的“黑户”。当然，他们就不可能享受到任何保护。大批没有流入发达国家的流动人口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群体，面临的不仅是收入的风险，而且是生命的风险。他们不是在失业和老龄时感到无助，需要的也不是工伤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而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条件。瘟疫的肆虐、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一切可以创造价值的要素匮乏使他们挣扎在饥饿和贫困之中。

可以看出，人口流动给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压力是不均衡的。这是因为世界上人们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和水平很不一样，而全球人口的流动冲破了自我保护的福利国家边界，使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结果在福利国家中造成了被迫降低福利待遇和收缩福利国家功能的局面。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排斥现象”愈来愈严重，解决社会边缘人的问题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突出的社会需求。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承担着人口流动的压力，而且承受着产品和服务流量增加的压力。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劳动成本变成一个重要的全球竞争因素，从而产生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产品对福利国家进行“社会倾销”的问题，导致发达的福利国家对于“国际劳工标准”和“反倾销法”的强调(Alber，2000)。

二、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素

根据一般的认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始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随着工业化在全世界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后发的工业社会根据各自的条件，不同程度地学习、效仿或采纳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要了解这种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全球化，还需要考察构成这种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进而探讨这些要素是否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它们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等实际问题。

(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素

概括地说，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因国而异，但都是在具备了一些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这些要素是：社会化大生产、压力集团、基本社会价值认同、中央政府和专业化管理机构等。

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工业化的浪潮打破了生产规模的地区特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配置资源，迫使对于劳动力的保护措施随之扩大。在生产规模全国化时代，任何画地为牢的区域性和部门性保护措施，如英国的“斯宾汉姆兰德制”和法国的行业公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向全国化的制度转变。大工业带来了大风险，迫使一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小政府”的美国最终走上了由国家承担社会再分配责任的“新政”道路(Wilensky，1965)。在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全国化成为保障和福利国家化的必要前提(Myrdal，1960)。

由工会和政党形成的压力集团是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与西欧工业化共生的工人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利用在西欧普遍实行的普选制度，提出社会政策要求，通过挑战政党的执政地位，对政府的政策纲领形成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使得政府不能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再分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加上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是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普遍根源(Hicks，1999)。

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价值认同，也称为“社会团结”，是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经过长年的相互影响达成的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和社会主流意识。欧洲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通过累进所得制实行社会再分配，自由主义虽然信奉个人的价值和权利，但是也不愿意看到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危及社会的稳定(波普，1992，中译本)。每个党派在执政期间都努力使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政策中，结果政府的社会政策中沉淀了多种利益，无论哪个执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改变上届政府的政策(周弘，2001)。即使是保守党，也会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而积极地倡导社会保障制度(丁建定，2000)。这种对于基本社会价值的公民认同在国家的范围内形成，并在国家范围内得到实践，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国家特色，成为国家的社会价值传统。我们现在看到的英美社会保障模式来自于英国的《济贫法》传统，欧洲大陆社会保障模式则来自于德国的《俾斯麦保险法》传统，北欧社会保障模式综合了上述两种国家传统，而东亚的公积金模式来自于这些国家内的“储蓄”传统。

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体系中，“国家是惟一最重要的中介”(OECD，1995)。不同形式的社会团结完成于国家。国家承担了预防社会权利不公平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任务。在国家功能发达的国家里，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税收，对全体国民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种转移支付的力度在美国达到了政府开支的28—29％，在德国达到45％左右，在瑞典等北欧国家超过50％。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收入转移是除了国家的政府以外，任何一个社会行为者都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的政府是在逐步获得了军事、警察、政治等权威之后才获得了社会权威的。这种权威赋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社会再分配的必要手段。

有效的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网络产生于国家的社会权威，又服务于国家的社会权威。国家承诺对国民实行大规模的收入转移，事实上是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用社会保障制度把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Polanyi，1957)，从而确立了国家的社会权威。国家的社会权威体现在国家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功能上，而这个功能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社会行政体系得以体现。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体现了工业社会的新功能和新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形式中，以另外一种道德交易，代表交换礼品和相互承担义务的概念，以此来建立和维护社会和社区的关系”(Titmuss，1968)，这种关系促进了新兴的社会专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技术成为全国教育和培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得这些专门的人才成为国家实施社会功能、提供社会服务、维护政府社会权威的必要工具。

以上讨论的是西欧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共有的要素，也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生产规模从地方性发展到全国性，就替代了局部的保护措施；劳动者在大生产的条件下组成自己的团体和政党，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斗争，就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政治压力；国家内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交互影响，结果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利用政府权威进行全国性的社会再分配，根据政治制度的形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宏观层面上干预和调控经济；而这种建立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社会制度又要通过建立国家社会行政和社会工作体系得以实施。

(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是否具备上述要素

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当世界上许多后发地区还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痛苦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从工业化产业向信息化和知识化产业、从大规模生产向小型化和分散化生产的转型。这种转型的范围如果扩大，将会动摇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这是因为，随着“泰勒制”的生产方式向灵活的生产方式的转移，建筑在“泰勒制”大生产基础上的西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能全面地反映并保护复杂的现实社会。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增加。积累性职业养老基金正在将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方式退回到传统的职业化的养老方式。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它们的主要行为方式还是接受驻在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Gilpin，1987)。90年代后，全球化市场对于劳动标准的压力使它们开始在驻在国的子公司实行发达市场通行的社会规则，并且把对全球市场的控制作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涉及劳动者的行业规范(OECD，2001)。

国家性的压力集团正在受到削弱。在全球化趋势中，资本流动大大快于劳动力流动，跨国公司虽然带动了职业福利的全球化，但是劳动力和他们的社会组织仍然保留在国家的制度之内。工人党和左翼社会党很难跟随资本的流向，跨越国境进行社会动员。即使在它们各自的国家内，由于生产方式在信息时代的分散化、小型化和家庭化，传统组织也受到了削弱。电脑和网络正在取代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挑战着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世界上，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向右转，拖曳着整个世界继续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国际上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但是这些压力集团本身除了反历史潮流的抗议和局部利益要求外，并没有提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的社会保护措施，也尚未形成对于国际资本的有力量和有组织的挑战。

缺乏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全球范围内社会压力的分散化说明，世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性、区域性和地缘性的。人类在全球的基本利益并不一致。虽然目前全球性的环境和贫困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些领域里的主流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在一些对劳动者实行社会保障的传统领域里远没有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和标准，也不存在共同观念和标准的必要条件。米尔达的“在全球进行经济规划”，通过“世界公民的资格”的认定来实现“福利世界”等预言目前仍然停留在预言和理想状态。对于世界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权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是达成了口头上和纸面上的认同，没有也不可能像在福利国家，就“社会团结”制度本身达成协议。

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政府缺位。在全球化时代，产品和服务开始大量地跨越国界，资本的外流和企业的跨国兼并速度也正在加快，甚至劳动力也流动起来。但是，国家的政府功能继续受到国际政治秩序的限制，社会权威仍然是国家化的，它们支配资源、调节收入的功能被其他的活跃要素抛在国内，它们对于资本进行约束和对市场进行补充的功能仍然局限在传统的国家疆界之内。即使是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如欧洲联盟)中，位于布鲁塞尔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像国家的政府那样，通过普遍税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周弘，2000)。

波兰尼描述的用社会制度连接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代西方国家制度，由于经济因素的活跃受到巨大的冲击，却由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得以延续。福利国家都在经历着削减而不是废弃的改革。国家内社会再分配的架构依然存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再分配因为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政治权力而无法制度化。没有哪个国际性的组织具备越过国家疆界，直接干预经济政策和社会分配的能力。即使是在欧洲联盟，上述权力也被明文规定为属于国家权力和责任的范畴(周弘，2001)。

在全球范围不存在强有力的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网络。现存的专业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扩大在全球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同时在它们之间也在进行着网络化的沟通工作。但它们的功能领域十分有限，基本停留在解危、扶贫、济困等补救性的工作范畴内。这种国际组织的软弱无力来自于两个定数：其一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不平衡；其二是可能弥补这种不平衡的政治力量缺位。目前，工业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再分配制度，非工业化国家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远未完成，各个国家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政治选择也不同，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把建立国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上议事日程，用社会再分配的视角去观察整个世界，得到的是复杂多样和互不相连的制度。

三、“收入转移”从全国化向全球化发展

社会思想家达伦多夫曾提出一个问题：除西欧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外，现代社会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选择，在财富积累、社会和谐和政治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社会保障制度依据的收入转移理论、收入转移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

(一)现有的理论根据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合理性”的一个前提。市场本身具有调配资源、提供平等机会的功能。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考察市场中发现市场的竞争往往是不完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可能影响到市场的公平性，使得缺乏资源和信息，特别是有先天缺陷的弱势群体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市场竞争还导致对于资源的滥用和社会分配的不公。由于市场先天不足是一个定数，政府干预社会，扶助弱者就被看作弥补市场缺陷，使得竞争更为公平合理的工具。在现代社会里，管理社会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边际效用递减”是“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合理性”的另一个主要依据。根据从庇古到凯恩斯的论证，增加一定量的财富在穷人和富人那里得到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政府干预社会分配，在保证基本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各种转移支付手段，将一定量的收入转移到有更加需要资源的社会成员手中，可以使社会的边际效益优化。根据这些理论，政府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公共开支，增强了对社会乃至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在干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扩张导致政府干预的过度和效率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一样具有先天的缺陷，应当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对于政府不足和过失的一系列研究和基本认识导致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的私有化和社会化改革，改革也涉及政府管理的其他领域。

多年来，关于收入转移理论大多是围绕着政府的作用展开讨论的：要么是论证政府干预社会分配的合理性，要么是质询这种合理性的范畴和限度。过往的大量研究集中在政府功能领域，特别是集中在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领域。但是当我们实际地考察当今世界的收入转移形式时又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收入转移的主渠道，但是这个主渠道转移的收入比例正在逐渐缩小。

(二)收入转移的形式

在国家，收入转移的核心制度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涉足于两种收入转移：一种发生在贫富之间，一种发生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占中央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在美国是不足30％，在德国是45％左右，在瑞典超过50％(世界银行，1997)。社会保障即使是在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是中央政府的最大笔开支。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中央政府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又会发现，有大量的收入转移没有发生在社会保障制度内。中央政府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美国是21．6％，德国是32．1％，瑞典是45．2％(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8／99)。

除社会保障外，其他形式的收入转移包括：通过慈善机构进行的个人之间的志愿性收入转移，通过社区、会馆、邻里、亲朋等多种关系进行的互收入转移，通过地方政府政策和服务设施进行的局部性收入转移，通过各种职业福利实现的行业性收入转移，通过政府政策和个人账户完成的个人年代性收入转移，通过区域化的结构发展政策进行的国家间收入转移。上述这些收入转移形式也都服务于减少社会生产的不可预测性给个人和群体带来的收入风险。

(三)全球性收入转移

在对比了社会保障的需求和要素之后我们发现，作为在一国之内进行收入转移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国家的政府规模、功能的制约，所以很难实现全球化。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其他各种收入转移的形式，就又会发现，在不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收入转移领域里，转移存在着很高的灵活性，其中有多数收入转移形式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以志愿性收入转移为例。目前活跃在全球范围内的志愿者援助组织有数百个，它们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那里募集资金，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这些资金，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扶贫助学，及其他国际性紧急援助活动。

由政府从事的志愿性转移有时也会受到国际政治中强制性因素的制约，例如由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就受到联合国0．7％指标的舆论压力和援助国俱乐部主流观念的规范。1997年，全球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渠道转移的资金达到200多亿美元，其中140亿美元提供给非洲国家。根据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达成的国际共识，全球发展援助资金还要大幅度提高，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些直接地用于缓解贫困和提供医药，成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

另外一种流动性较强的收入转移要算行业性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公共养老金在多数国家都是现收现付性的，行业性和私人的养老金却是积累性的。现收现付的再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内部的“社会团结”和国家政府的社会行政力量，而积累性的收入转移有很大的灵活性。根据世界银行估算，积累性养老金要保证高于实际收入增长率两三个百分点的增长，才有可能提供有效的跨年代性保障(Reisen，1999)。为了保持这种高增长率，积累性基金必然要流向回报率高的新兴经济，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资金。这种年代性的收入转移方式目前正呈上升趋势。根据经合组织统计，199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积累性养老基金已接近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3．3万亿美元。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较小，所以私营养老金的比重较大，占了2．2万亿美元。美国现有6百万家私人企业，将近2百万家企业为员工提供这种积累性的养老基金，大约15％的工人受益。这些数字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估计在200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养老基金就已翻了一番，达到约12万亿美元(Reisen，1999)。

积累性的年代收入转移与产业的转移几乎是同步进行。经合组织的另外一项研究证明，随着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服务业的行业性养老金覆盖率也在上升。1979—1993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从占总数的30％下降到20％，而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员从总数的20％上升到33％。1979年服务业中有30％的工人享受行业养老金，这个比率增加到1993年的35％(Hinz，2000)。

除积累性养老基金外，跨国性的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其他的福利。它们的跨国子公司甚至在驻在国承担某些社会义务，例如改善环境、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等。这些行动给驻在国带来局部生活质量的改善，产生跨越国境的影响。

收入转移的多渠道跨国发展趋势使得在这些方面比较滞后的欧洲联盟国家认识到，国家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包揽一切社会责任。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明文要求欧洲的企业配合政府实现《社会议程》。这个代表着改革方向的信号直接地来自于欧洲联盟的最高决策者。欧洲联盟是由世界上最著名的民族福利国家组成的。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国家承担了主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转移支付义务。但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些曾经被当作世界社会保障楷模的国家不得不采取双重策略：除了改革本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根据欧盟成员国之间发展差距较小的特点，采取了一种国家转移支付(结构基金和社会基金)方式，平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将它们进行对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社会需求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在全球层面上的社会行为者和它们的行为方式与在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行为者大不相同。不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存在收入转移的现象，这些转移的渠道很多，而且数量也十分可观，很多转移超出了国家权力的范围，但是它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将收入转移的所有形式都考虑在内，那么关于社会保障能否全球化的问题就有两个解：一个解是以平衡各国社会保障水平为前提，像在欧洲联盟进行的整合，削减过高的福利，提高过低的福利，然后在近似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进行连通和互换；另外一个解是发展适应全球化的多元收入转移渠道，挤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进而架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用其他不受国家疆界限制的收入转移逐渐地补充，乃至取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服务。

当然，多元的收入转移渠道必然涉及多元的社会行为者。这些行为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参与收入转移的活动，它们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福祉，所以需要研究它们的行为、动机和效果。这样一来，社会保障的问题就从一个国内政治的课题转变为一个国际政治的课题。参考文献：

波普(1992)：《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丁建定(2000)：《保守党与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

世界银行(1997)：《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周弘(2000)：《第三条道路与欧洲联盟的社会模式》，《欧洲》第5期。

周弘(2001)：《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周弘(2001)：《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Alber，Jens(2000)：“SocialDumping，Catch-up，orConvergence?EuropeinaComparativeGlobalContext”，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200010(2)．

BruceAllsopp(1984)：Social／ResponsibilityandResponsibleSociety，OrielPress．

Gilpin，Robert(1987)：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Hicks，Alexander(1999)：SocialDemocracyandWelfareCapit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Itacha&．London．

HinzRichard(2000)：“OverviewoftheUnitedStatesPrivatePensionSystem"，inOECD，PrivatePensionSystemsandPolicyIssues,pp．27．

Myrdal，Gunnar(1960)：BeyondtheWelfareState—EconomicPlanningintheWelfareStatesanditsInternationalImplications，YaleUniversity．

OECD(1995)：IncomeDistributioninOECDCountries，Paris，1995．

OECD(2001)：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PartnersforProgress，Paris．

Polanyi，Karl(1957)：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BeaconPress，Boston．

Rimlinger，GastonV．(1971)：WelfarePolicyandIndustrializationinEurope,AmericaandRussiaNewYork：wiley．

Reisen，Helmut(1999)：Pensions，SavingsandCapitalFlows-FromAgeingtoEmergingMarkets，OECD．

Titmuss，RichardM．(1968)：CommitmenttoWelfare，UnwinUniversityBooks．

Wilensky，HaroldL．&CharlesN．Lebeaux(1965)：IndustrialSocietyandSocialWelfare，theFreePress．

社会保障论文篇2

1社会保障建立法治档案管理的基础探析

对社会保障管理档案进行立法的建立基础主要是社会档案保障管理相应的法律依据。因为对社会档案保障管理在立法方面的建设，主要还是在社会立法保障以及对档案进行管理立法的交叉范围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的法律以及法规，同时对地方性的立法以及一些具有规范性的相关文件。通过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我国进行社会档案保障管理方面的立法基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组成。

1.1国务院中各部委相关方面档案制定以及社会保障局方面的规章

社会档案在保障管理方面会涉及到人力资源以及国家档案局还有社会保障局和民政部几个部门，一些相关的规定也是围绕着这几个部门展开的。部门中相关的规章比较多，本文重点就两方面展开探析，一是由国家档案局加以实施，通过国务院审批的《档案法实施办法》，这一法规对社会档案在保障管理方面进行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项法规就是由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保障部还有国家的档案管理局一同制定并实施公布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这是目前在我国唯一的一部有关于社会档案保障管理方面的部门规章，是各个地方在进行社会保险的档案管理方面法制性建设的依据。

1.2省以及自治区和直辖市有关社会保障法制性建设地方性的法规

在进行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方面相关建设的时候，在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都是有着明确的档案调理的；在对社会进行救助方面，每一个省以及自治区和直辖市都专项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的办法”以及“社会救助办法”这些规章制度。对社会保险进行制定的管理方面，各个省份以及自治区还有直辖市也相应的制定了“失业保险加以实施方法”，在进行各个地方的社会档案保障管理立法建设方面这些地方性立法也提供了比较重要的依据。

2社会保障在立法管理建设方面现状分析

在党以及政府方面的文件中对于社会保障的表述有着并不统一的特性，但是通常会将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救助还有社会福利作为比较基础的相关制度。本文就这几方面的制度进行讨论，对社会保障在进行法制性建设管理方面的现状加以分析。对社会保障档案进行管理的工作是在社会保障工作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对其制度化方面的建设相对是比较晚的。浙江省是对社会档案保障管理工作比较重视的，也是比较早在这方面加强建设的省份，其早在十五计划开始之前，就有了“关于加强社会保障档案工作的意见”这样的制定内容。十七大将对民生加快改进步伐作为社会建设的工作重心之后，部级档案局就了关于加强民生的档案管理方面工作意见，在全国范围进行对社会保障在档案管理方面法制性的建设，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也都相应的有这一方面立法活动，在民政局以及办公厅都有相关的一些法规建设。地方性的各级政府相继了关于本地区对最低的生活保障方面档案管理的建设办法。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人力资源，在国家档案局《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实施之后，地方性各级政府分别推出有关对社会保险业务方面进行规范的档案管理的建设文件。社会保障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具有比较广阔包含内容的体制，并对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这几大领域进行体系构建。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五险以及新农合还有新农保这些方面的内容。社会救助是对低保以及五保还有灾害救助方面的内容进行构建。社会福利主要是对老人以及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提供一定的福利。不过，就目前的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联合性社会档案在保障管理方面的法规性文件分析，主要有几方面内容的构建，首先就是对最低保障方面档案管理进行构建。我国的国家性档案局在相关最低保障生活方面的通知中，就曾明确的对最低生活保障档案加以分级进行管理，采用主要将基层作为主导，分级的进行负责，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细则以及实施办法。目前浙江以及上海还有甘肃多地都已经推出了这一方面的相关文件。其次就是要将社会保险在业务领域方面的档案加以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保障局推出《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以后，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对相关方面立法加以推行的积极性。比如北京还有河北和青海很多省份都就社会保险方面的业务档案提出了实施办法，以及管理方案。

3对社会管理档案进行完善立法管理的途径分析

社会保障在档案管理方面进行法制化的建设是可以通过各个部门之间进行相互协作，从而完成推进作用的，下面本文就具体对社会管理档案进行完善立法管理途径进行分析。

3.1认识内涵，构建基础

认识内涵主要是对社会保障档案方面内涵要认清。我国的中央政府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命名并没有比较明确的法规，以及比较规范的文件。在地方的一些政府，也只有浙江省的劳动保障厅以及档案局联合制订了浙江省方面的社会保障管理办法，对有关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还有失业保险方面业务的办理，通过文字以及影像多种形式进行管理记录。在这样的对保障档案方面的建设，是混淆了保险同保障的概念，这样档案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将进行社会保障的管理范围缩小了，因此加强对社会保障方面的内涵认识，是对档案管理进行立法的重要前提，也是实施法制化基础建设的前提。

3.2规划统筹，避免分割

对统筹的规划主要就是中央对国家档案局进行统筹的规划，相应的出台一些法规条例对一些救助方面的档案加以管理规范，在进行社会救助方面管理档案建设时应该避免出现分割立法的现象。现在很多立法在低保档案进行管理方面都是有着比较灵活的方法的，但是大部分档案并不包含其他社会救助方面的内容，也就使得出现了分割立法的形式，因此要加强对统筹的规划，尽量避免分割的出现。

3.3三步战略，循序推进

第一步就是对平行的单项部门法规进行制定，也就是社会保险相关的业务在档案管理方面的规定，社会在业务救助相关的档案规定，社会福利方面档案滚利规定，通过各地方政府统一构建。第二步就是要把相关内容记录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基本法中，在实施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对社会人员进行缴费档案的管理要有明确的登记记录以及支付结算方面的凭证。在社会保险的档案建立方面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依据。第三步主要就是要在前两步构建基础之上，当时机成熟时，由国务院对社会保障进行统一的在社会保障档案立法方面管理的建设工作。

4结语

基于对社会保障多方面建设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本文就这一方面建设提出相应的民生改善方法，对社会保障管理档案的法制性作用加以分析，总结出相应的办法，希望可以有助于我国社会对档案进行法制性建设的立法实施。

社会保障论文篇3

（一）制度设计上

制度全覆盖已经实现，但制度间衔接不畅通我国的社会保障是基于1951年《劳动保障条例》建立起来的，主要保障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保障相对缺失。随着2003年新农合的实施、2007年城镇居民医保的建立、2009年新农保的试点推行和2011年城居保的开展，自此公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全覆盖。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第一步，但居民和职工保障制度仍无法对接。由于在筹资标准、缴费方式上的差异使得制度无法有效衔接，此外，地域分割管理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异地保障的失效，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维护社会生态平衡带来了威胁。

（二）保障水平上

各保障制度水平均有提高，但城乡差异大随着我国近年来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职工养老金截至2014年已连续10年增长；医疗保障报销比例连续提高，报销范围不断扩大，其中门诊报销也纳入到统筹范围；此外，特殊人群诸如城乡低保、残疾人保障等保障水平都在不断增强。但是从各类保障制度不同保障人群来看，城乡间的保障水平差异仍然比较大，就养老保障来说，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连续十年上调养老金水平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显得捉襟见肘；从养老保障的调节机制上来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水平已随着工资等水平的上涨逐步调整，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取决于自身缴费能力和地方政府的补助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严重缺乏张力的，若没有合理的调节机制的指标，未来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性能缺失，从而制约了社会生态平衡的形成和维护。

（三）覆盖范围上

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但存在制度空白点从保障人群上看，按照传统的职业性质、户籍区分，目前已经建立起来了由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城镇职工“三驾马车”托起的全民基本保障，据人社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超过了13亿，养老保险覆盖人群达到了8亿多，全民基本保障已基本实现。但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着这一进程出现了两大新型社会群体,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保障依然没有妥善解决，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处于无耕、无保、无岗的状态，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同时，“农民工”由于自身工作的流动性大，社会保障难以落实，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状态。这两大社会群体保障的缺失，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阻碍了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基金储备上

财政投入力度增强，但资金储备仍有限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重视民生的工作越来越强化，中央财政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事业比重也不断加强，但是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主要依托地方政府投入和农民自身经济能力，而其他各类资金来源如慈善、社会捐赠等又难以落实的农村，加之人口老龄程度的日益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资金缴费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事业资金储备明显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资金储备不足，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也会进一步阻碍公平合理有序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五）管理服务上

信息化程度增强，但权属责任难辨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增强，在社会保障的管理与服务上，近年来，各地区都已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为广大参保者提供了便利，也加强了社会保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率。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目标的推进，制度间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日益明显。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管理分散、政出多源，由劳动部、民政、卫生、计生等多个部门管理，相互间不衔接，制度运行不统一，尤其到基层，更是管理权属不清晰，责任难辨，导致了社会保障管理混乱，直接损害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社会生态的平衡。

二、新时期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完善路径

（一）整合“碎片化”

建立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基础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所谓的碎片化，不仅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居民、农民工等大制度层面的碎片化，也包括各地区、各市区建立起来的地方社会保障税呈现出的碎片化。碎片化的局面使得社会保障的管理成本增大、保障的效率降低，同时，也使得不同制度的管理责任难辨，制度间衔接不畅通，影响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因此，需要整合社会保障基础，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基础养老、大病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基础社会保障，并实行统一的制度框架，以体现公民权利的公平性，而整合社会保障基础，也应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在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方面，要整合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避免政出多门降低保障效率，同时，设立统一的监督机构，确保社会保障的有序运行；在管理模式方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用以支持最低生活保障的国家财政划拨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的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在城乡应该是统一的，在此基础上，由企业或集体经济承担的责任在城乡间可以有所差别；在基金的管理方面，应该有统一的社会保障监督机构对政策的执行和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此外在管理方式上，应实行城乡统一的技术手段与服务方式。

（二）修复“断裂化”

建立梯度的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序列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职业、户口等特征归属于不同的制度中，各制度的缴费来源、保障标准、管理责任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待遇序列的断裂。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不能够有效衔接，带来社会保障关系的断裂；另一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保障水平差异比较大，造成待遇上的断裂。因此，在设计社会保障待遇标准时，应该根据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承受能力、部门和企业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个人收入承受能力设置合理的梯度待遇标准，同时，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以随着劳动者的迁移而迁移，以确保个人社会保障能有效转移衔接。

（三）树立“法制化”

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目标的实现整体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性不够强，尤其是农村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大多出自于政府的政策性文件，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力，因此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方面，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是战略性目标，是维护整个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需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特征来保障目标的实现。尤其是要建立专门的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法律，来确保城市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农民工、失地农民、个体经营者等群体社会保障的落实，同时要运用法律手段为新型农民工建立完善的工伤、失业、生育等其他保障措施，逐步实现农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维护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化存在断裂化、碎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不断凸显，亟需通过统筹规划进行改革，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调节和再分配功能的实现。只有不断整合“碎片化”、修复“断裂化”、树立“法制化”，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发展，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差距，从而发挥社会保障在建立合理有序的分配制度和保障民生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生态持续、平衡发展，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

社会保障论文篇4

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说我们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是为了让老百姓有工作、有住处、吃饱喝足、能够感受到幸福，那么社会保障就是为了保持和提升人们的这种幸福感。社会保障其本质就是出于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一种保障与救助，体现了对最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尊重和保护，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保障民生的“神兵利器”，只有每个人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我们整个社会才能稳定、和谐。保障民生，从宏观上来看应首先建立起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分别对待的做法不仅造成了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产生“重视城市，忽视农村”的倾向，还出现了由于城乡制度的非衔接性严重损害了流动人口的保障问题，这既不利于我国的民生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我国应建立一个城乡居民普遍覆盖、城市和农村相互协调、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使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化与规范化。此外、政府应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在加强社会保险费征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征收一定的社会保障税、开拓新的投资领域从而扩大资金来源、招标有资信的金融机构经营基金等途径使人们的保险基金步入良性循环。从微观上来看，一是要健全与完善好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为主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是保障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二是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推动建立城乡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市场菜篮子法”来确定老百姓的最低生活标准，并要随着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调整。三是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同时，不断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二安民生

为民生的发展营造安稳的社会环境社会发展的前提在于社会安全，民生发展的成果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享受，安民生的宗旨就在于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幸福民生创造出安稳的社会环境。保障国家安全，营造安稳的社会环境。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与保证，加强我国国防建设应坚持科技强军，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先进化;坚持从严治军，实现军事过硬，部队不仅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对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关键在于要依法治国，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还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行为，严厉打击各种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犯罪活动。建立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应急机制。针对以自然灾害(如地震、旱灾、洪涝灾害等)、社会安全事件(如重大火灾事件、大规模的、学校安全事件等)、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疾病的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动物疫情等危害人类健康的事件)为主的突发灾害事件，要加快相应预警机制的构建，从而减少由于灾害带来的损失，在事件爆发后应有章可循，积极处理，救助与安置灾民。安全生产与生产安全。安全生产关乎的是人，要求我们采取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从而保证劳动人民在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避免伤害和财产损失。生产安全关乎的是产品质量，我们的产品要达到国家的相关标准，质量合格，不会危害人们的健康。

三强民生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重民生、保民生、安民生强调的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强民生是对生存需求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旨在夯实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强化人们政治生活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曾说过:“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都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坚持。”可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诚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的确实现了极大的飞跃发展，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是以GDP的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忽视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尊重，忽视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造成了生态环境被破坏、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人们贫富差距大等现象。因此，我们应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经济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处理好资源、效益、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保障后，人们就会产生对文化的需求，寻求其精神上的满足。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是传授人们知识技能、提高人们知识水平、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发展教育事业，一是要转变教育理念。育人先育德，教学生如何做人，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父母、爱社会、爱祖国;增加学生的实践课程，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创新能力。二是要加大教育上的投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保障学校正常运行经费的同时，改善学校的硬件条件，提高教师的待遇，增加奖学金鼓励学生进步，使素质教育在全国范围得以实现。三是要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平衡各地资源配置，加大对偏远山区、贫穷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完善其教学配置，确保我国的青少年都能接受到义务教育。除了教育事业外，还应在学校、各单位、社会组织内开展各类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带动人们的业余生活，满足人们的科学需求、艺术需求、审美需求等。推进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明建设。“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她可以从政治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依法治国，是为了用法律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实现民主的法制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确保整个社会都能有效运作。可见，政治文明的实质与核心就是政治民主化，即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人全面发展的政治保障，离开了自由民主的表达渠道，人们的需求将无法表达，人们的利益也将无法得到保障，更谈不上物质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满足，唯有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才能保证其它各种权利的实现，社会才能得以和谐。民主其本身就体现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从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可以得知，人民群众经历了被奴役、被管理，再到如今人们政治觉悟的觉醒，努力为自己争取各种合法权利，参政议政，人民群众实现了从“被管理者”到“管理者”的身份转换，这些都说明了人们群众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成熟，各项能力都在进步与发展。

四和民生

完善民意表达与回应机制，顺民心，畅民意中国历来就有和颜悦色、和气致祥、和蔼可亲、和衷共济等富含哲理的成语，人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处事方式和人生境界，可以看出“和”思想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瑰宝。和民生是民生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和谐社会的精髓体现，要求我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用心去倾听老百姓内心的诉求，解决人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处理好人们遇到的各种不公问题，消除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种种矛盾，开创出一幅官民互信，官民互助，和睦共处，共同为发展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出谋划策的和谐景象。用心构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民意表达体系。在民意表达渠道方面，健全与完善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行政听证会制度、司法制度组成的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同时开辟新式的渠道，如可以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党员在听取身边群众的需求与意见后将其反映给支部，党支部全力为人民解决，解决不了的再逐级向上反映;开通市长专线、省长邮箱之类的民意热线;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如政府创办各种民意论坛、微博、博客等方式去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在民意的表达过程中，各部门要划清领域，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正确引导老百姓，避免各部门“踢足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百姓们“有病乱投医”现象的出现;在民意表达的意向方面，长期以来都是民求官，甚至存在着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待群众时消极、冷漠、不闻不问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仅打击了老百姓反映问题的积极性，而且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相反，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去了解民意，如果各个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都能及时主动地去走访了解人们的实际情况、了解人们的切实需求、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那么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整个社会的氛围也将更加地和谐。加强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理念是建设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前提，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回应，公平公正地对待人民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制度上要减少管理的层次，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将权力下放，尽可能地让基层部门去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也扩宽了管理的整体幅度;政府在回应的过程中，要实现政务责任化、公开化、效率化，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并将处理的进程告知群众，限时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在互联网上为老百姓们答疑解难，了解人们群众的想法。

社会保障论文篇5

1.1、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综合上述各国对社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其重要的内容。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或政策体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制度。

1.2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莫尼汉（Moynihan）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会保障作为近现代的社会文明和重要社会标志，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首先创立社会保障制度后，现今已风靡全世界并引发起多次改革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一样，缺乏法律体系的国家必然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伴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保障作为兼顾效益和公平并促进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这其中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针对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洲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降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农村还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但随着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92年1月民政部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整顿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降不但没有得以普及，参保率反而呈下降趋势，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农村养老保险的模式问题，究竟应该运用何种模式来解决我国农民的养老难题，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为何会遭受重大挫折，究竟是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本身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还是我国目前根本就不具备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的重要措施，其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在农村普及养老保险，有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顺利实施。

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重点是农村，但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阻力却非常大，究其原因，除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外，还与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重要关系。计划生育形成的“4-2-1”式的家庭结构使育龄农民对未来养老的预期风险加大，必将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如果在农村普及了养老保险，农民的老年生活由社会养老保险金保障，不必再依靠儿女养老，无疑会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在农村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可有效解决农民年青时手中剩余资金投资无门与老年后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的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我国大多数农村由于受环境影响，信息比较闭塞，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市场意识、投资意识比较差，加上农民手中剩余资金一般数量不大。所以，这部分钱除储蓄外，难以找到其它的投资途径。由于近年来低利率及通货膨胀等预期因素的存在，使农民准备养老的资金缺乏保值增值能力而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过国家给予农村养老保险在财力、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并承担起农村养老金保值增值的义务，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使农民也可以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从而消除城乡在养老保险待遇上存在的本质的不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地位的巩固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和城镇的两种保险制度必将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趋于一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要看到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也是最大的保障对象群体。研究解决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既是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对农村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明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索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缓和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生育观念的冲突，促进农村生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存在。

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1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历史，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怎样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1998年我国老年系数就达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阵营。而农村老年人口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左右，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人们的观念中，子女承担父母的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养儿防老”已不太可能。而这又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全国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养老保险的经验，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养老保险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基金积累，时间越短越被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国外传统的，也不同于中国城市职工的社会养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条保障之路。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己经开始了，然而这些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真正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探索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推出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部分省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1月，民政部总结试点经验，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实践证明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制度安排，而且连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截止2003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己接近6000万人，基金积累额260亿元，共有140多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由于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中仍有许多方面函待改进和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及立法滞后等，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村老龄人口享有与其消费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养老保障，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农心”，有利于农业基础目前，我国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一种观点是条件已经具备。农村能否顺利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二是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目前我国已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因此，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从现在做起，切实推进并逐步完善，以便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二种观点是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尚未成熟。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应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此，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集体和农民在制度建立和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应如何分工?有学者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降低保障水平，这样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如何体现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如何纠正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也需进一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关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目前有很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继续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学者建议要发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另外，有些学者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住房换保障”等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应如何运用，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方式。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上一直是由一个部门(1998年前是民政部，后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独立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基金安全难以保障，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怎样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些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问题。

另外，通过哪些渠道筹集基金?怎样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失地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失地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正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他们的养老问题。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对于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根据其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还是直接融入城镇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之中，享有城镇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基本权利?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现在我国城镇与农村实行的是并行的、封闭的两套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镇，这种分隔式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然会成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但是目前关于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统筹发展，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案。

2.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流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着重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经验描述为主。而新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对各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上。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政治经济学派主导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新古典学派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的某些观点;政治经济学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精华，两派理论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已极为明显。目前，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另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很多。众多的研究都指出，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妇女劳动参与等原因导致了以妇女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

老年福利政策是国外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尤其是现行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方面。以欧洲为例，福利国家已经或正在改变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如严格规定用于照料的财政限额、减少公共机构照料、向社区照料转移、鼓励家庭和非正式服务网络的发展等措施。AllenWalker通过对欧盟各国的研究提出:首先，应明确从公共部分转移给营利或非营利照料服务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虑到家庭几乎已在满负荷地提供照料，无法继续接纳转移来的照料服务份额了。再次，应根据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决定提供何种种类和水平的服务，即应该建立服务使用者导向的居家照料服务体系。总的来说，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研究呈现多视野、多学科的特色;二是在经济保障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西方国家对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顾和料理方面;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渐认识到家庭在老年人保障中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家庭对老年人承担与实施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四是经济社会的转变给农村老年人尤其贫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3.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

3.1有关养老保险的基本概念

保险(Insurance)是在社会经济互助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其主要经济职能在于当危险事故发生引起经济损失时，能通过所积累的资金给予补偿，保障经济生活的安定。每个人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都有可能面临生活来源不确定或不持续的危险，这种生存危险用保险的方式予以分散承担即称之为养老保险，按照经济补偿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两种。社会养老保险(SocialPensionInsurance)是指劳动者为预防年老不能再从事劳动由养老需要时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缴纳部分保险金，在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离开工作岗位后有权向国家或有关保险机构申请领取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最稳定、享受保险时间最长、费用开支最大的项目。社会养老保险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由政府组织，国家给予税收等优惠，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出资，保险基金的增值部分主要用于保险对象。社会养老保险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养老保险(CommercialEndowmentInsurance)是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采取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给付约定金额的一种人身保险。

3.2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险的负担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保障、集体养老、社会救济、个人商业保险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一、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实质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养老资源在家庭范围内的互助和代际交换。家庭养老的生命之源是它不仅是一种利益机制，还是一种文化机制。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儿子，其次分别为配偶、女儿、孙子辈子女、儿媳女婿等。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形式，并且可以预见，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我国农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养老方式正在出现弱化的趋势。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家庭养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养老能力退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2-1’的家庭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孩子的同时要赡养四位老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农村中60岁及以的老人养老仍依赖于家庭，对核心家庭来说无论是经济供养还是生活照料服务都将是难以承受的，最终也将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最后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削弱了家庭成员的互助功能。二、土地保障土地保障目前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基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土地养老保的功能严重不足。一是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2亩,全国共有666个县人均耕地在国际警戒线0.8亩以下；二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有而且还将有大片土地被征用；三是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农民不能变卖土地养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三、集体养老在时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养老保险，是典型的农村社区养老。但是，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这种农村社区养老已经基本解体。改革方法以来，农村社区养老只在少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南方地区继续存在，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四、“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五保”老人的供养主要靠乡统筹和村提留，大多数地区只能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社会救济则面窄量少，不可能解决多数农民的养老问题。五、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面临中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单纯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需求。从很多西方国家建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经验来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缓解财政压力、完善老年保障体系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应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的养老等保障方式将发生较大变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养儿防老”转向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但是这也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农民收入普遍偏低，缺乏基本保障，也不能够很好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如浙江、广东等地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福建省就已经基本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主要是生活陷入绝对贫困的社会群体，而且保障水平一般比较低，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需求。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保”）到目前为止，“农保”依然是曾经试图覆盖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推行困难重重。“农保”的法律基础是1992年民政部制定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该方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3.3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3.3.1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挑战，需建立新的养老方式

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的任务绝大部分是由家庭来承担，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赡养和土地收入，然而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两种养老经济来源不论是在保障能力还是在保障的可靠性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很难再维系农村未来的养老需要。其中体现在:

3.3.1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有学者指出，农村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了一种交易的结果。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让渡的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来说是带来收入的重要财富，所以均分土地充当了有效的退休保障。可是，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这直接影响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按照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我国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权对上地进行自由买卖，因此农民在生病或年老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能靠变卖土地以供所需。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收成。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负担，显然要通过从事土地经营所获得的收益，而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状况又如何呢?研究表明，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甚至是绝对亏本。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但与此同时，在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之下，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势头，却一直比较强劲，由此导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过大。在价格、成本双重因素的夹击下，我国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已经越来越低。以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10村资料为例，1995年亩均净收益为680.04元，到1999年己经下降到505.71元，4年间减幅达26.69%;如扣除人工和物质费用因素，则农地经营的亩均纯收益，1995年34.51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174.72元;农地经营处于绝对亏本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感到承包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甚至将土地撂荒。其实，导致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土地承载负担重，土地首先是生产资料，只有先具备生产资料的功能，才能发挥其保障功能，但现在承包土地承载的农业税以及其他社会负担很重，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也主要分摊到田亩之中，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很难起到保障功能。

3.3.2家庭养老功能衰退

家庭养老是家庭范围内的代际交换，它建立在道德约束力基础之上，是由子女信用作保证的。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该模式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运行良好，按费孝通教授的解释: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主要是“孝”文化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但到20世纪末其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出现动摇。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不仅解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农村生产生活型态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不复存在，年龄在生产中的优势己不如从前，多样化的社会化分工已使等级式父子关系出现松动。1990年我国农村家庭户平均人口为4.18人，1998年降低到3.63人，2000年降为3.44人，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方式越来越缺乏充分的照料源。其次，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跨地区或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不断上涨，这种转移使农村家庭养老应有的凝聚力逐渐降低，同时这种生活上的长期分离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纽带逐渐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子女尊老、敬老传统的弱化。第三，农村家庭养老的思想基础发生了转变，受商品货币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农民己不再认为多子多福，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思想怪圈，迫切要求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家庭养老保障模式。

3.3.3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

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公民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灾害和困难时，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帮助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仍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农民作为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为社会提供劳动、为社会生产财富的同时，他们同样会遭遇到自然风险以及失业、年老、伤残、疾病等经济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理应合法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险权利，这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况且，农民一直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享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长期以来，据有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始终优越于农村居民，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全中国人口划分为两种等级，即“农村人”与“城里人”，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包含着两类人的实质性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城市人口的生、老、病、死、伤、残都是有保障的，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除极少数“五保”老人政府给予一定的照顾外，对其他人群的社会保障则几乎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贫困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全面推行了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始终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工业化建设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有关研究表明，建国以来，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税、储畜方式等途径，上缴给国家1.3万亿元，养活了十几亿中国人，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本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贡献出1亿亩耕地，地价差额达上万亿元，农业资金转移严重，为此农民蒙受了巨大损失，而国家不仅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社会保障，还让农民在自身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五保户、军烈属提供生活被助和救济，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3.3.4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

农村经济需发展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有稳定资金投放，二是要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可靠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帮助他们抵御年老的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农民就会将其收入储蓄起来，用来养老防老，不愿意投入到生产进程中，这就使得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村居民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巨大差异使得一部分有一技之长、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而城镇中的人才因为农村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不愿到农村工作，所以城乡保障的差异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得农村经济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4.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

在明确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后，对于其内容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以“自我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资原则

即养老金的主要部分来自农民。在此基础上，集体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比例不做统一规定，随集体经济状况的好坏而定。在集体经济状况较好多地方或时期，助标准应相对提高；反之，补助比例可以下调，甚至不设底线。国家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对乡镇企业给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集体补助，可以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予以税前列支，具体做法也有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筹资原则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强制性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对集体补助比例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本地企业的经济负担，尽量缩小这一比例，甚至缩为零。随着这一部分补助的减少，国家对农村养老费的“政策扶持”也失去现实作用。农村养老费筹资原则也有所规定的“个人缴费”为主变为实际上的“全部个人缴费”。如山东省《平阳农村社会保险斩行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保险费集体确无力补助，由个人全部缴纳”。这样，农村养老保险由原本设计上的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变为由个人完全承担。

二、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

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金每月缴费方式采取多档次的方式，即从2元到20元，每2元设置一个档次。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制定的，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缴费可以多一点，较为贫困的地区，则可以相对低一点。但是，这种缴费方式在设计时忽略了农村的另一现实，即相当部分农民养老观念落后，把自己未来养老寄予子女后代身上，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认同感，存在心理疑虑。因此，在实践中，大多数农民都倾向于转向低档次的缴费标准。而以如此之低的投保水平，是根本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未来养老需要的。

三、在筹资方式上实行“完全积累制”

“完全积累制”，也称个人账户储蓄积累制，是指受保者在其劳动年龄（一般是指60岁之前）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作为长期积累的基金，待受保者达到法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时，按照个人账户积累总额（包括保险金年金和利息）以年金的方式逐月发给个人。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以收定支，筹资规模和保险金比较稳定，不会引起养老金的代际转嫁矛盾，当然也存在着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四、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主要实行县级统筹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重点。我国现行的办法是在县（市、区）建立养老保险的专业机构，负责收取和发放养老金的工作，以县为单位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这无疑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建立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养老金收发机制尚不可能；但是由于基层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手段相对落后，因此在资金的管理和运营中出现了诸多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5.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5.1保障水平过低

《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提出了“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出发点是以政策扶持进行激励，但不增加财政负担，政府不进行财政补贴和兜底。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社会养老保险不同于商业养老保险，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必须的，因为仅仅通过农民自身筹集到的养老基金根本难以应对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要求。而且，在养老金支出高峰期出现支付困难时，政府都必须以财政兜底的方式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温克勒(winkler)在总结欧洲国家农民养老金的财政状况时说“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机构能只依赖所缴费用来承担农民养老金的支出，他们都需要依赖政府补助和其他方式来补贴”。通过财政补贴，调动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1992年以来，在财政不补贴不兜底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有所推动，但这种推动属于半强制性的，农民越来越没有积极性。现在许多地方不再坚持《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原则，纷纷采取了政策扶持加财政支持的双重做法，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民自身而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信心等原因，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基本方案》规定，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缴纳保险费，从2元-20元，每两元一个档次进行缴费。多数地区农民在投保时都选择了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2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个数额是很难起到养老的作用。若考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经济因素，最终拿到的养老金更少。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6年全年共有35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共支付养老金30亿元，人均仅845元;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按投保人数计算人均仅659元。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上根本起不到多大的养老保险作用。

5.2制度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具有法律强制性、保障基本性和国家保证性特点。例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把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先后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农村经济现代化、社会化程度还较低，尚不具备建立国家统一立法、强制实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所以，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作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虽然它由政府部门组织，但不具法律上的强制性，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条文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对政府和农民都缺乏普遍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因而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对农民投保的信心缺乏足够的支持。

5.3、“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

我国当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目标人群的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农村采取的是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甚至“出现富裕户不想保、年轻人不愿保、中年人不肯保、贫困户不能保和疑虑户不敢保的局面。”即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则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而社会保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显然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这一目标是相违背的，不符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另一方面，于我国采取自愿原则参保，也直接导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农民，而真正面临养老困难的贫困农民却无力参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为真正解决未来农村养老的难题。并且从覆盖范围上看，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农民投保金额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5.4对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监管不力

一方面，按《基本方案》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办法，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能用于投资，但是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在这部分投资中，大部分没有投资收益，而且连本金也无法收回；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养老县级农保机构基本上包揽了从政策制定、实施到养老保险资金的收、发、管、放以及行政监督等各环节、全方位的工作。这种管理方式，既缺乏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也没有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制约，其结果极其容易造成农保基金被挪用和挤占。综合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从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到存在问题都说明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各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适应现实需要，必区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真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准法律依据。主要有1992年1月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和1995年10月19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如十七大报告中“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保问题的讲话。总体而言，1992年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许多地方在实践中行不通;各种文件和领导讲话的内容则过于笼统和原则，难以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和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无法找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因此，各地对农村养老保险法规的出台、变更和撤消，基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发放等都只能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官员的个人意愿执行的，而并没有与农民形成一种规范性、持久性的契约形式。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5.5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差

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工作普遍以县级为单位来管理。全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分散在全国1900多个县市。1998年以后，虽然大多数省已将农村社保的管理划归社会保障部门，但是很多地县和乡一级未能实现顺利交接，造成不少地区社保管理秩序混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管理体制未理顺问题严重。由于制度变动频繁、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社保基金的违法违规时有发生，基金管理秩序混乱。2005年发生的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中，有1.7亿元农保资金损失。2006年云南红河州也曾发生挪用4280万农保基金建豪华办公楼案。而此前的信托、证券公司整顿也波及到农保基金。2004年德隆崩盘殃及的恒信证券案，就涉及青岛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直接威胁到3000万元农保基金的安全。《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基金使用，必须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同时要建立监督保障机制。”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偏低从2002年以来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可以看出我国2002年一2005年社保基金收益率一直都维持在5%以下，扣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就更低了，甚至2004年仅有2.43%，低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3.3%。虽然2006年、2007年的收益率上升很快，但伴随着出现的是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不断上调，因此，社保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实际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除了依法存银行、买国债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农保基金主要用于直接放贷、抵押担保、机构经费占用以及存入当地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划入地方财政专户。据统计，至2001年底，全国216.07亿元农保基金总额中，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和交财政管理的占87%，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购买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委托贷款、购买股票、直接投资和拆借挪用等占13%。2000年，可正常收回本息的占基金总额的92.93%;收回本息有因难的占基金总额的6.39%;己确定不能收回的基金占基金总额的0.68%。此外，基金管理运营层次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在县级管理，管理手段缺乏，易于受到当地行政干涉，难以防止基金挪用等弊端，基金管理运营效率普遍偏低。

6.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中担负重要的职责

虽然，“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同样重要。”首先，要从政策上提供条件，支持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积极建立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和社会保险救济网络，为促进农民养老保险向社会转化提供必要服务；其次，创新农村养老险模式和体制，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农村养老的风险；再次，努力加快社区建设，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优化社区养老机制，使农村老人的生活服务，由家庭“独揽”变为家庭与社区共同承担；最后，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提高这个方面工作的宣传力度，要在社会开展对农民养老工作的宣传，使各方面都来关心和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

二、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事分开

正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是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就养老保险方面看，国务院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分设”的目标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始终未能分开，监督体系也终未形成。要改变这一局面，真正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功能相互结合、互相制约的高效、透明、公正的运作机制，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使之由直接经营转变为间接调控，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和推动国家立法的途径，明确自身作的指导和监督职责。

三、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并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对于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城镇一样，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也要依法行事。”改革与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与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养老保险改革决策与法制建设相统一，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健康发展。同时，要重视农村养老社会保险的法制体系建设，包括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使养老保险逐步走上完善的法制化轨道，并通过依法治理养老保险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通过制订法律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提高广大农民对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心。

四、多渠道筹集并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运营

首先，在目前农民生活还不很富裕的情况下,除建立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相辅,政府适当支持的三方负责的保险金缴费制度外,还需探索多渠道的农村保费供应。“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国家应鼓励本国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社会保障，包括参与分担缴费、参与经办保障事务、参与管理和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等，社会保障不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这种做法使社会保障事业具备更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工作，通过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职责；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核算、审计监督等项制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购买国债或金融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增值；最后，还要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过程中的监管工作,严禁基层组织和政府其它机构挪用基金,严禁任何人打着养老保险的幌子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为了提高农民的认识和支持程度,必须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重点应放在示范、推广和操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保险金发放的及时性上。做好示范、推广工作,使农民都能明白参加养老保险是为了自己,这样养老保险的工作也就能顺利开展。

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就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具体实际来看，应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即加大发展集体企业和补助养老保险以及发展储畜养老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坚持城乡有别和与家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可以采取强制性原则。但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水平的不同，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亦可以推行地方性的自愿性保险。地方自愿性保险既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导，也可以允许民间团体主导，作为全国性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商业保险能否进入农村领域，取决于是否有钱可赚。政府应当消除一些限制保险市场的法规，同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保险公司进入农村。

7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对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我国十几年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本人对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探索。具体内容如下:

7.1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专门制度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农村和城市之间在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上没有共同基础，不具备建立统一型和统分结合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物质条件。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是针对农民的专门制度，而不能与城市养同运用一套社保制度。目前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不能建立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熟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保费征缴和养老金给付上也不具备实行统一标准的条件。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在尊重我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上，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总结此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经验，根据各地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初步达到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目的。

7.2边试边行，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面临的背景极具特殊。其他国家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所需要应对的只是前述背景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而我国则必须综合考虑上述所有的问题，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再次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边试边行。首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然后再从经验中发现规律，最后用这些规律、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一系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青岛、苏州、马鞍山等已经开始在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前一阶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出台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具有指南性质的文件，比如国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角色定位，地方各级政府责任范围等等。

7.3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

社会保险的特点是国家从劳动者和企业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政支持，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旨在创造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生活环境，有利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延续。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还不具备，无法建立健全的覆盖所有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既要强调社会养老，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中国尤其是农村家庭观敬老的优良传统，家庭养老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在家庭养老的过程卑厂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交流，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联合国的高度称赞，联合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家庭养老模式是全世界的榜样。家庭养老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老敬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方面可以借鉴韩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经验。韩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国家，家庭以家长为中心，政府鼓励孝敬父母、稳定家庭。另外，韩国国民普通信奉佛教、儒教，这成为修心祟善的人文基础，政府提倡善德的传统信仰，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鼓励社会办慈善事业，从而稳定了家庭和社会，使家庭和慈善事业成了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7.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我国在近期内还不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我们可以仿效日本由部分到整体、由差别到统一的发展思路，分对象、分阶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避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经济，应立即着手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在经济状况和群众保险意识允许的条件下，甚至可以选择性地进行强制性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自愿储蓄为补充，为今后城乡统筹发展积累经验。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方，仍然实行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同时政府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各地必须在认真研究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可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制度，逐步发展，不冒进也不滞后。针对农村中不同产业的从业人员要进行区别对待，这既是国外实践的经验，也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业范围多样化的需要。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从业人员应该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范围内。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在乡镇企业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基本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己经不再属于“农民”这个范畴，也应该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倾斜。

7.5土地政策与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

土地政策是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功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尤其是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很多都把土地政策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农民以户为单位独立经营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出现了土地经营规模过小使土地效益下降的现象。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与日本、德国和法国相类似的“土地换社保”的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解决现有的土地细化与规模化经营的矛盾;同时也促进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我国土地政策的施行，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龄设定，另一方面是农民放弃经营权之后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如何设计。针对前一个向题，可以参照我国职工的一般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农村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为防止出现土地被出让后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现象，可以适当的将退休年龄推后一至两年。针对后一个问题，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直接增加农民领取养老金的数额;另一种施行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更受农民的青睐，那就是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进行管理。各地可以根据经济水平设定适合的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优惠方案。因此，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强调土地政策的作用，既可以提高老年农民的保障水平，又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现实保障能力。

7.6国家、地方、农民三方筹资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上，西方各国政府都通过立法，除规定投保者个人缴费外，还辅之以国家的财政支持或其他补助，以确保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与其他从业者的实质平等。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要坚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和农民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的原则进行养老基金的筹集，同时还要开辟其他筹资渠道。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税制后，税种和各税种形成的税收收入分别按照立法、管理和使用支配权，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税款收入按照管理体制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中央税归中央政府管理和支配，地方税归地方政府管理的支配。分税制改革，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分税制改革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地方和个人具体缴费标准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有关标准进行操作。首先是缴费基数的确定。由于农民没有工资的概念，无法确定“平均工资水平”，因此可以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平均收入来确定缴费基数。由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可以将上年度当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为缴费基数的上限，防止在基数上就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形。最低的缴费基数则按照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水平。其次是各方缴费总额的确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农村社会养老可继续沿用8%一10%这个比例，具体选择多少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距来确定，以对家庭养老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为基本原则。最后是三方各自承担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确定。一般情况下，个人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在缴费总额的一半左右，最低不得低于1/3，最高不能超2/3;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出和地方财政应该根据各地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确定剩余比例承担份额，总体原则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7.7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论文篇6

1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阶段

韩国政府在1948年建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韩国宪法第19条规定“政府依法保障因老龄、疾病以及其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但宪法规定的该项基本权利由于战争和经济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有关医疗保障政策只是出现在学术层面，如大学教科书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1950年代前半期。1960年代前后韩国才出现有关医疗保障理论方面的探讨。1959年秋，每周四由韩国保健社会部议政局主持召开的有关引进健康保险制度的研究会，被视为政府层面就医疗保障进行政策性咨询的开端。由于当时韩国刚刚经历战后恢复的困难阶段，受经济力量不足的制约，韩国政府不仅无法满足大多数公民的医疗需求，而且也没有能力提出解决公民医疗问题的政策性构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医疗保险法的颁布实施。韩国医疗保障的对象大多局限于特殊人群，如对战争难民、流浪者、灾民等的医疗救助，以及一部分医科大学学生举行的农村医疗服务上。

2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

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始于1963年，经历了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两个阶段。在自愿保险阶段，由于缺乏加入保险制度的强制性，该阶段基本处于发展的空白期。自1977年开始，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强制性加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正式实施，其后强制加入的范围逐渐扩大到300人、100人、16人、5人，以及全体公务员和公民（见表1［1］）。由此可见，韩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由局部人群逐渐扩大到全体公民、由分散的多头管理走向保险对象集中管理的发展之路，到1989年全体公民都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给付待遇。1963年医疗保险法颁布后的12年里，韩国分阶段快速地完成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的目标。该阶段的医疗保险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发展规划由政府统一制定，并由国家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排除了由于适用对象的不同步造成的各种干扰。但这一阶段在保证了医疗保险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如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待遇问题，过度保障大企业职员、公务员、公办学校教职工的利益等。

3社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阶段

进入199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发展进入低速平稳阶段，同时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社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呼吁公平均等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1997年12月韩国制定颁布了国民医疗保险法，并以此法为基础，于1998年10月组建国民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对既有的227个劳动组合保险和公务员、教职工团体医疗保险公团进行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1月1日，以1999年2月制定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为本，对公民健康保险管理运营体系实施了一体化管理。从2000年7月起，所有医疗保险组合的管理、运营都纳入到国民健康保险管理公团，实现了医疗保险组合的再次整合。在管理和运营整合统一的基础之上，依据2002年1月出台的国民健康保险财政健全化特别法，韩国于2003年7月对健康保险财政实行统一管理，健康保险制度最终实现了管理、运营、财政的高度整合，韩国医疗保障走入新的历史阶段。健康保险管理公团的设立，保障了韩国公民平等享有健康的权利，既存的“碎片化”“局部化”现象得到缓解。“韩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借鉴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形式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同时，还追求公平性和效率性，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值得其他国家借鉴”［2］。韩国医疗保障制度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且成效较大，除得益于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之外，还与其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韩国社会历史文化特性

1民族主体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韩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半岛，自古以来与我国存在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儒教、佛教等宗教，以及济困制度等都是通过中国或者从中国引入到韩国的。另外，韩国还与其南部的日本存在诸多交流。东亚秩序自汉朝形成并发展以来，以“朝贡”“册封”为特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和支配的体系，韩国自三国时代开始被纳入该体系之内，这是中国周边弱小国家为避免其被直接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也是直到19世纪维持亚洲和平的一种外交典范，被称为“等级安全机制”［4］。这种秩序是以不侵犯为前提而存在的一种东亚共存关系，一般仅指政治关系，并不会影响到经济、文化及科技之间的交流。但中国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强或削弱，会间接对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数千年间韩国并没有被中国合并或者同化，一直作为民族国家生存下来，这得益于韩国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主体性，即使在被日本完全吞并的时代，这种民族主体性仍然得以保持。韩民族所具有的对外部势力进行抵抗和斗争的强烈意识，使其在面对压迫或不公平对待时很容易产生万众一心的意识和行动。

2事大主义倾向

在强烈的民族主体性引导之下，民众很容易对别的民族理解不深从而产生排斥性，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当时的朝鲜过度崇拜明朝及华夏民族，而对其他国家（王朝）和民族则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在朝鲜的《经国大典》里就明确记录“事大（明朝）”的条款。明朝灭亡之后，韩民族看不起曾经作为“蛮夷”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反清运动一直持续，更将自己称为“小中华”，因为作为“中华正宗”的明朝已经灭亡，而满族又为蛮夷之族，所以朝鲜就理应成为“中华传统”的主体，之后在中（清政府）、日、俄之间摇摆，1945年解放后直到现在，又一直在“事大”美国。事大主义思考方式意味着自主思考和活动的缺乏，明显的表现就是20世纪初韩国的路边树木全部是七叶树，＂路边树木？七叶树啊！＂的思维几乎占据全部韩国人的头脑，当社会成员缺乏自主性时，就很容易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一种事情之中。

3儒教文化

韩国自古以来就深受来自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影响。在中国三国时代和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佛教对韩国的影响尤其强，将佛教定为国教；朝鲜建国之后压制佛教，将儒教作为国教，这种政策持续了数百年，韩国现在仍自称为“儒教之国”，但这种“儒教”与孔孟的教导和思想并不一致，后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的伦理规范，成为对公民行使绝对支配权的工具，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朝鲜时代统治阶层的文化和百姓的文化是完全分离的，是将统治进行合理化、组织化的文化，强调＂身份社会＂，我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是其典型代表，崇奉身份差异，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视身份而定。

4家族主义

家族主义与儒家文化紧密相连，主张对于家族的关爱压倒其他欲望和行动，把家族利益作为行动的主导［5］。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例如，韩国过重的家庭教育费用就表明，父母将年老后的生活负担过多寄托于子女的成功上，这是韩国家族主义在精神意识方面的遗留物。家族主义还强调对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的一种“善待”，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存在一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他们“劳苦功高”，这造成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倾斜。5．政治社会意识中央集权制度在韩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朝鲜时代，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朝鲜王朝是一个“国弱官强”的社会，与国王相比，其下的两班阶级（古朝鲜的世族阶级）的权力更大，大力压制反对社会不合理旧秩序的反抗运动。而当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崩溃之后，长期受到压抑的反抗意识便会集中爆发，推动统治阶级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决定。韩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民主化之后民众受到压制的反抗意识得以大规模发泄，社会民主运动不断发生。但经历了长期集权统治的民众，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缺乏理解，将民主简单理解为罢工、罢课、集会、示威等活动，在野党无条件反对执政党，民众无条件反对政府，其民主运动是不成熟的。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民主体系，韩国不成熟的民主运动往往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成为阻碍社会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因素之一。

三、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其一，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争取更大的医疗福利而设立的各种协会、公会、行会等大幅增加，集体诉求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为政府提供制定和推行政策的必要支持。医、药分离政策的实施就体现了这一点。医、药分离政策由于触及到医生的利益而受到相当大的抵制，而政府之所以能强有力地推行该政策，正是基于该政策代表了范围最广的老百姓的利益。1984年，韩国各种劳动组合（工会）的数量为2365个，到1988年增加到6142个，有关医疗保险的诉求不断涌现，这些诉求直接推动了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受惠人群的扩大和待遇的提高。［6］从表1中可以看出，韩国医疗保险到1989年基本实现了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包括之前未被纳入医疗保险制度的中小企业员工与农渔民等。

其二，受事大主义倾向影响，韩国较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韩国事大主义倾向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是将福利问题和解决方案寄予大国，但由于社会制度有自身的生存土壤，外国的制度和解决方案难以在韩国扎根，会造成一系列的不适应症。美国学者Mintrom指出，政策制定者为学者或者专家时，政策实施的速度比政策制定者为官员时还要快［7］，而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是由学者及专家推动的。1990年代之后，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取得快速发展与此相关，这种现象表明韩国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中保留的许多有关社会福利制度及思想关心不足，沉溺于先进国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文献研究，机械引用照搬，忽视了国内相关研究。在韩国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中，学术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韩国国内研究医疗保障政策的学者和专家多出身于国外或有国外生活学习经历，如著名的医保专家金泰诚、俞光浩等都是从国外毕业后回国在高等学校任教，同时又担任政府咨询委员。韩国最初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都是参考先进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博取众长而集于一身。而韩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的调整整合，较好地解决了国外各项先进医疗制度的本土化问题，比如1990年代末进行的医疗保险适用对象的整合，以及财政和管理机关的整合等。

其三，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儒教文化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反福利文化”［8］，其带来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尊民卑论调。受这种论调影响，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障首先考虑对公职人员的优待，医疗保障的首要适用对象为公务员和公立院校教职工。二是男尊女卑文化。儒教原本强调的是“男女有别”，而不是“男女差别”，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实际表现出来的都是男女之间巨大的差别。体现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实施初期男性加入医疗保障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从属于男性的医保待遇，剥夺了女性加入医疗保障的权利，这当然与男尊女卑文化下的女性就业率较低有一定的关系。三是地区差别问题。与中国相比，韩国地区差别更大，这种差别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更是指在这种差别文化之下，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同一地区，即所谓的“地缘关系”“学缘关系”，以及重点发展京畿地区而忽视地方。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后逐渐扩大到较小城市及农村地区，这也成为导致医疗保障资源配置不均的文化性因素之一。

与我国台湾地区将普通劳工人员作为医疗保险优先适用对象不同，韩国在制定和实施医疗保险政策之初，把公务员作为首先适用对象，笼络了政府公务人员，这是韩国官尊民卑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将公务员、公立学校教职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大企业和小企业员工、无业人士和农渔民等群体先后于不同时期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还视不同的群体设立不同的保险组合，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险待遇，使得差别化问题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成为之后韩国医疗保险改革“碎片化”“局部化”的渊源。

其四，家族主义对于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障来说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就促进作用来说，实施医疗保障时必须考虑被保险人的家庭抚养问题，即家庭主妇和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会促使医疗保障政策制定者出台较好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而就阻碍作用来说，家族主义阻碍了社会连带性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医疗保障的多样性发展。因为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这与医疗保障强调的互济性理念相冲突。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造成男性的家庭负担过大，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据统计，2001年脱保和不纳保的韩国家庭为1613户，而2009年达到2023户［9］，其中大多是家庭收入较高、缴纳保险费较多、可以为医疗保险连带性做出较大贡献的家庭。

其五，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这种转变造成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社会福利政策是否实施，主要依据于统治官僚是否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百姓的统治。金一哲［10］曾指出，韩国社会是受政治权力影响非常大的“政治社会”，政治权力的变动对一般公民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先进国家。受这种政治社会意识影响，公民会将过多的医疗保障目标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而当这种目标无法得以实现时，又会通过自发的政治性运动来实现，比如罢工。

在199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前，医疗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群体间不公平问题，但医疗保障制度的总体目标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得到了顺利实施，为韩国后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化之后，韩国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对自己医疗诉求的渠道和方式愈加重视，而政府不再是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医疗诉求的多元性和政府主导力量的弱化，造成医疗保障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全民性医疗共识成为政府追求的艰难目标。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久远形成的社会群体间的共性要素，它对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韩国传统历史文化在促使韩国医疗保障制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是导致韩国当今政府制定的政策难以顺利推行的一大因素。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在促进民众共识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增强民众的互济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协同氛围，以群众性的支持来推进医疗改革，坚持政府主导之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同时注重吸收国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动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

社会保障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人民,国家,文明社会,社会秩序

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建立和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进一步的法律化、制度化。这是执政党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执政为民的鲜明体现,也是我国向和谐社会迈进的基本举措。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1)有学者在总结创设与保护社会权(社会保障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权)的理论根据时认为有四点理由,即:“(1)人类对生存与发展的要求;(2)自然威胁与社会威胁(含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脆弱性;(3)资源和权利的稀缺性;(4)道德与理性对人类需要的表达和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社会保障权被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明文规定。社会保障权作为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家庭保障功能日趋式微的必然产物,其出现和产生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否认的合法性。其合法性基础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与国家关系中的“民本主义”

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统治将社会与人民淹没于其中,忽视了社会与人民的存在及其价值,不符合人性及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被人类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从人类进步到现代社会以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存,以及对“人民原则”的遵循,符合人性即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顺应了民主文明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再是从社会中产生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政治力量,它只不过是人类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随着民主和文明的发展,社会将把国家政权收回,人民群众将把国家政权收回。这不过是被异化了的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复归而已。

从国家产生的意义上讲,正如霍布斯所言,国家并非由神意创造,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予自然权利建成的,其本质目的在于人们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以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法国革命家罗伯斯比尔也认为,“人民是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3)在对待国家和人民关系方面,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4)“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5)国家或政府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以及丰富的民主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这种从来就不曾有过的民主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就一定会根深蒂固,任何复辟和倒退都是不可能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状况,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或者说,国家在维护和保障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联系的“守夜人”,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调控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新形势与新要求的产生,消极的“守夜人”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不能充分实现政府成立的职能和目的,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必须发挥“裁判者”或“调节者”的角色职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正义。“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其目的在于消除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病,为此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6)无论国家职能如何变迁,其目的和宗旨始终是单一的,那就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

正是基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服务关系以及手段与目的关系,才有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并将对处于逆境中的、基本生活无法继续的公民的救助的义务,义无反顾地落到了国家的身上,国家在此种情况下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文明社会中的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指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辞海》中这样解释。当一个人不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时,也许就因此没了性命,也许只得沿街乞讨,这是不符合人性的。如果此时没有人去帮助或救济他,而使他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也是不人道的表现。“在如此之状态下,一切权利和自由就有可能变成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7)社会保障正是基于对公民的生命、人格和权利的保护而产生的一种国家制度,并将此项国家义务用法律的方式规定下来,公民因此而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至于使得公民因食不果腹、衣不避体而丧失人的尊严或人格,更毋论生命。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有法律明确规范的权利与义务,更有体现人文精神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对具体的个人如此,对国家更是这样。不爱护人的生命、不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这一点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这样。当一个公民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也许有好心而善良的人来帮助他,使其摆脱了困境;但是,当有一大批人因此而落入窘境时,就不能期望这样的好人帮忙,“天上不会总有馅饼”,即使有也未必够这么多的人享用,于是,人类不能期待这样一种或然性的救援,而需要一种制度性的、有保障的保障。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并将国家作为公民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公民将不会再有生活无着的忧虑和窘迫,并能够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三、社会秩序中的稳定与和谐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自然状态”,也不愿经历战争等所造成的混乱和无序,人类的生活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以及和谐而安全的人际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两大主题。和平,意味着秩序,意味着稳定的环境以及和谐的关系。和平既是发展的前提,又是发展的目的,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才可能变为现实。而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和平与幸福,任何社会发展与进步都只不过是也应该是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手段。

事实上,市场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或者说采取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尤其强调和平的、可预期的环境,稳定而安全的交易环境是市场的存续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市场所需之和平、安全的环境,一方面是市场自身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在市场失灵之处,国家是唯一的且有效的救世主。市场所带来的竞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由此而导致的贫富分化、工人失业,以及由于市场自身的特点所造成的市场主体“惟利是图”,等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市场自身所能解决。

当一个公民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他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子,当一群公民面临此问题时,就变成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当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时,就成为了一个确实的社会稳定的威胁因素。然而,这样的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依靠市场就能解决。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公民的救助是国家的义务,是民主的国家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国家为维持市场稳定有序的发展,而营造的市场环境秩序所必需的举措。贫富分化、工人失业对市场秩序是一种威胁,而那些处于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的人群则变成了社会和市场秩序稳定与和谐的直接危险。所以,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使国家承担起对公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的基本要求。“因本世纪是‘社会安全’世纪,实施社会安全,殆已成为世界各国之中心政策。尤其从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了有关社会安全之章节条款后,各国宪法大多起而依袭沿用;遂使宪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由昔日只消极地力求保障人自由不受国家不当干预,演变成今日积极地力求国家实施社会安全政策,以保障个人之生存权。换言之,即要求国家使人人获得适当工作,可以安适生活;一旦因年老力衰无法工作,或因罹患疾病失业等事情,可以借国家社会力量加以援助救济,以谋整个社会之安全和谐。”(8)

四、市场分配制度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权利一开始便与正义有着不解之缘,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罗马法的功劳在于将正义和法学结合起来,使法学开始有了权利这个概念。(9)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在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要求国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国家以公共财物而赋予部分人的制度。从另一个侧面讲,则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一种为谋求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的再分配。

正义是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10)在伦理上,正义即善,被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和人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的、公平的满足。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是指一种与社会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11)正义是具体的,并非空泛的口号或不可捉摸的理想目标,而是要具体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人类具体的物质与精神的利益和欲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稀缺,产权的界定,以及竞争的激烈与严酷,使得社会必然产生财富的集中与贫富分化,于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平衡与正义,保障少数人的生存与人格尊严,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的物质帮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魏玛宪法第151条第12项明揭:“经济生活之秩序,以使各人独得人类应得之生活为目的,并须适合正义之原则。”

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正义的理解是: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受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12)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和重建平衡或均衡,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当然,我们需要对之补上“不同情况不同对待”。(13)社会保障权是弱者的权利,是国家给予弱者的帮助和救济,是国家对于弱者的一种“仁慈”。“仁慈是正义的女儿;它是从正义生出,并且不能与正义作对。”(14)

注释:

〔1〕郑秉文,和春雷.社会保障分析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

〔2〕刘俊海.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J〕.刘海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2.

〔3〕〔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8.

〔4〕〔5〕〔英〕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1,80.

〔6〕〔7〕〔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12.

〔8〕李鸿禧.宪法与人权〔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444.

〔9〕〔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2.

〔10〕孙国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321.

〔11〕章若龙,李积桓.新编法理学〔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224.

〔12〕〔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一卷(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4-85.

〔13〕〔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58.

社会保障论文篇8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因筹资方式而导致的问题尤显突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突破口。一、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效率选择1．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的保障同时并存，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三层安全网。一般来说，受财力的制约，在不发达国家，政府只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但是，不论保障层次高低、范围宽窄，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即提供社会保障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办法全盘复制前苏联模式，实行与就业高度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实体；不可能长期承担社会职能，也不应担负为本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况且，由于企业时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也往往负不起这一责任。因此，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职能。2．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税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但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新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再就业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在目前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另外，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199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2010年以后，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将剧增，现实的老人赡养压力或“养老”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3．社会保障税是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途径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的方式。其弊端是：由于筹资的方式、制度多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征收力量不足，手段缺乏刚性的情况下，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受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十分艰难。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筹资方式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正是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缺乏应有的保障，其资金管理和收支平衡也存在巨大的困难。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将在如下方面显示较大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采用税收的形式进行，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强有力的手段。第二，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第三，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第四，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第五，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第六，有助于在中国加入WTO后为各类企业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二、国际社会的基本做法及值得借鉴的经验自19世纪末德国首创社会保障(险)税以来，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正是社会保障税自身的优越性，促进了这一税种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1．基本做法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承担的基本职能，其共同性使各国社会保障税的做法有许多共通之处。第一，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通常是参加本国社会保险，并存在雇佣关系的雇主和雇员在本国支付和取得的工资，薪金及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业主的所得，雇主和雇员的纳税义务一般以境内就业为标准，即凡在征税国境内就业的雇主和雇员，不论国籍和居住地何在，都必须在该国承担社会保险纳税义务。而对于本国居民为本国居民雇主雇佣但在国外工作取得的工资、薪金，则除个别国家外一般不列入课税范围，第二，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相适应，其课税对象主要是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额、雇员取得的工薪收入额及自营业主的事业纯收益额。在具体实施中，尽管各国社会保障税的模式不同，课税对象规定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一是课税对象不包括纳税人工资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即不包括由雇主和雇员工资薪金以外的投资所得、资本利得等所得项目，但作为税基的工资薪金既包括由雇主支付的现金，还包括具有工资薪金性质的实物性及其他等价物的收入。二是应税工资薪金通常规定最高限额，超过部分不缴纳社会保险税。三是一般不规定个人宽免额和扣除额。因为社会保险税实行专税专用原则，筹集的保险基金将全部返还给纳税人。第三，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规定高低不等的差别比例税率。但也有少数国家，如英国采用多种税率形式并举的制度。第四，社会保险税的征收方法由于社会保险税主要纳税人为雇主和雇员，因而雇员税款大多实行源泉扣缴法，即由雇员所在公司负责扣缴，雇主应纳的税款由公司直接缴纳；而对于自营业主及其社会成员应纳的社会保险税，则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方法。从总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一般都由多个税种组成，这些税种各有不同的税率、税目和使用方向，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设立。因此，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实际上是独立的一个税类。和其他税类相比，其主要特点是该类税收自成收支体系，虽然划入财政收支盘子，但专款专用。2．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国际社会的社会保障实践已逾百年，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以下五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国借鉴的。(1)社会保障税名为税或费，但不能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社会保障筹资手段的名称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有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缴款(社会保障费)、工薪税三种。尽管名称不同，但实质上并无根本差别。都具有强制性、基金性等基本特点。而且，无论是社会保障税，还是社会保障费，其实质均不同于税或费的原有含义。社会保障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缴费，是在政府的法律强制规定下为自身需要进行积累，并带有一定程度互济性质的缴款，它不同于公民为直接交换某种政府服务而付出代价的一般财政收入中的规费；社会保障税的专用性与直接返还性也是一般税收所不具有的，因而也不同于一般税收。因此，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应该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2)严格规定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与界限是维护福利国家的最佳方式。就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区域而言，欧洲建立社会保障的时间较早。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推进较早的综合结果，因为恰恰是工业化的推进造就了产业工人大军，而市场化的推进则集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对峙。在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向工业化的迈进，致使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失业救济和退休养老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只能依靠政府。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始终坚持足够的工作收入是福利的根本基础这一原则。(3)社会保障的内容因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异。从国际社会来看，尽管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层保障同时并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情的不同，各国社会保障内容与范围有很大差别。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办法，保障对象遍及全民，保障项目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家庭津贴、住房津贴、职业培训、公益性社会服务等，社会保障项目十分广泛而全面。相反，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相对较少。而且，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其社会保障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与调整的。(4)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应享有的一种权利。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史上，以二战为分水岭，战前、战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一是战后公民权利的范围大为扩大，享受现代文明福利生活成为新的权利内容。二是从最初针对少数经济困难的个人实行社会救助，发展到对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均有社会保障，又进一步发展到社会全体成员均有权享受国家给付的各种福利待遇。三是战后开始随着物价、工资波动而调整年金，以保障劳动者和公民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准，以保证一切公民都有权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5)多支柱体系，分散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养老保险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对此，世界各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验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今后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趋向应为三大支柱：一是强制性公营的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支柱。二是强制性私营的完全积累的支柱，用于储蓄。三是自愿性储蓄支柱，用于那些有资金也有愿望储蓄，并想在老年时得到更多保护的人。这三大支柱构成养老保障的多支柱体系，可共同抵御老年人面临的多种风险，而且，这种多支柱体系共同担负着防范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总体风险，如政府和市场崩溃、财政来源枯竭，投资策略偏差等。三、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初创阶段，现存的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巨大的社会保障需求，将对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产生极大的压力。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社会保障功能的定位是保障而不是公平社会保障一直强调社会公平的原则，一百余年来，税和税收规则作为福利国家的工具，被大多数福利国家用来影响收入分配，试图通过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政策评价都表明再分配的效果不好，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初，强调并明确社会保障的功能是保障而非公平，是一个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普遍关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2．增强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传统的社会救助，不承认救济事业是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不承认要求社会救济是一项公民权利。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济贫法》，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阶段的标志，首创了认定要求社会救助属于公民合法权利，社会救助是应尽义务的新准则。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起步较晚，树立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有助于明确一个观念：即社会保障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权宜之计，而是现代政府必须长期承担的义务，是一项积极的福利举措。也因此必须从长计议。3．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与低水平的原则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表明，社会保障范围与程度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层次是逐步提高的。由于我国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而人员基数过大，因此，我国应特别注意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且低水平保障应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原则。4．建立社会保障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的家庭养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是，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又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严重的现实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当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最迫切，但从长远来看，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项目，将首推养老。由于保险易升不易降，因此，在我国创建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时，不仅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而且尤其应重视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其现实在于：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传统是指中国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不仅至今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有生命力。我国老年人已有一亿多人，并且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着，如此众多的老龄人口都由国家包下来、养起来，是不现实的。而家庭养老，一直得到我国农村老人的广泛认同，且农村老人又是我国老年人的主体，这种观念势必影响我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加之我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家庭和睦，也很注重孝敬老人，因此，家庭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而且是精神蔚籍的主要源泉，这一点也是社会养老所难以替代的。从城市老人来看，尽管他们有退休金作保障，但仍把家庭当作生活的支柱。这说明，中国家庭养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逐步创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种现实与传统使得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应注意低起点，而且必须继续鼓励家庭养老保险方式。总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建立，即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在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不仅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而且，必须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水平，逐渐实现广覆盖，以避免出现福利国家已经出现过而我国自身可以预见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