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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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论文

一、计量经济学的内容简介

(一)计量经济模型的设计

(设模)计量经济模型是以变量来表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结果,以方程式或方程组表述这些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其最基础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单方程模型中,它一般是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1.变量反映我们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数据,构成了模型的变量要素,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解释变量(ExplanatoryVariable)代表着系统中影响研究核心的各种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观察一个因素影响的回归分析叫做一元回归分析,而对两个及以上的因素分析叫做多元回归分析。在分析中要观察解释变量的不同控制下,相应的被解释变量的反映,所以说解释变量是确定性的变量。但在经济现象观察中,我们很难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被解释变量(ExplainedVariable)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对其观察所得到的现实数据,但是其被动的地位是确定的,即它是系统中的被影响结果。且因受随机性的各种干扰而表现出随机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寻求的总体回归方程将是一种平均意义上的期望方程。

2.回归方程及其形式反映研究对象各变量关系的方程是模型的主体部分,它就是由统计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回归方程。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常常隐含着未知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系统,在影响系统的各因素作用下,都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对这一稳定状态的形成机制的寻找过程,已成为现代回归分析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回归分析中,人们常将系统的稳定关系,以方程式的形式来表示。且以研究对象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起解释变量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以方程中的参数来反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寻求对系统的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线性关系的回归方程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是基础,且简单容易理解,所以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却常表现为非线性的特点,要准确描绘这些复杂形式,需要我们研究和开发更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如解释变量的一元与多元,被解释变量的线性与非线性、确定与随机、二元选择与多元选择等。这些变量之间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方程的形式,需要我们不断的调算或检验才能确定。

3.经济参数经济参数是在各类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它反映着我们要探求的经济规律,是我们必须求解才能得到的内容,如模型中各回归系数等。该要素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分析的最终成果,但它关系到我们经济分析的恰当有效性。

4.模型的误差项计量经济模型所探究的是如何使用回归方程,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随机因素的干扰,会使系统产生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被我们称之为模型的误差。误差的大小及稳定程度,表明随机性干扰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的作用程度。由上述四大要素构成的,能真实反映总体经济关系的理想模型,被我们称之为总体经济模型,它往往是未知的,是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寻找的模型。而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要通过经济理论或经验来设定总体模型的可能形式,再用样本数据来实证我们设定的模型是否正确。可见模型的设定是我们建立模型的基础和灵魂,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关键环节。

(二)模型参数的估计

(算模)由方程式或方程组构成的各类经济模型,本身只能表明现象之间是否有联系,而方程中各类参数才是真正说明现象之间具体关系的内容。所以说各参数是反映经济规律的主体,更是我们建模所追求的目标。而利用样本观察到的各类数据有着很多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本来并不明确的数量关系都变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统计方法,将这种隐含的关系查找到,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这就是模型参数的估计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距估计法等。

(三)模型的检验

(验模)我们设计和估算的模型是否科学合理,以及如何改进模型使其达到更加科学合理,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检验和监测工作。所以对模型进行各类检验的学习,将占据计量经济课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并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主体内容。具体的检验内容包含如下四部分:

1.统计显著性检验当我们根据样本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算时,该样本的特征是否能够代表总体特征的检验就是统计显著性检验。由于模型参数的估算是根据样本数据进行的,那么某个参数是否显著,以及参数整体上或模型整体上是否显著等都需要进行统计检验,而这类检验实质上就是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的检验。

2.经济意义检验当我们估算出模型的各参数时,其数值的大小、符号的方向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经济理论或经验的要求,以及根据理论或经验的认知能否得到样本资料的支持等方面的检验,就是经济意义的检验。

3.模型要素的计量检验经济模型是由方程式或方程组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对各方程中的基本要素,及方程之间的各要素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我们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检验就是要素的计量检验。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我们要探寻很多方法来完成。

4.模型的实践性检验根据样本观察所建立的经济模型,如果能够通过上述三类的检验,基本上就是很优秀的模型了。然而为了模型在现实应用中能够达到更优秀的理想要求,有必要在实践的环节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和改进。而进行这类实践应用性的检验,主要是通过预测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实用性等使用环节进行的,它是我们检验体系的最后一关,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真正的通过了检验的模型,是指通过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检验,才是合格的可以使用的模型。

(四)模型的使用

1.经济结构分析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一个经济系统的模拟,其各构成要素与系统整体的数量关系,都可以体现为数量结构和作用程度的关系。这是经济结构分析最为理想的条件,是其他经济分析方法所无法做到的。因此说计量经济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经济结构分析成为了可能。

2.经济预测分析经济预测与其他预测一样,多是对未来或未知领域的推测和估算,是人类对未知领域探求的重要手段。而在众多的预测方法中,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最为有效的,它不但可以做出以精确的数值成果的预测,还能够做出其预测结果的把握程度分析。经济预测有时对精度的要求不高,所以对精度较高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说,预测是其最为简单的应用。

3.经济政策的评价与决策参考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往往是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各种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则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因此在经济政策制定、评价和模拟测算中,计量经济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主要工具之一。

4.经济理论的检验与发展任何经济理论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需要以实验的方式或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检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测算过程就是针对各类假设进行的,其检验的结果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或学说。所以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是经济理论是否科学的检验方法。

二、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

(一)经济思想与理论经济思想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活动规律的一种初步认识,而经济理论是对经济规律性概括的一种学说体系。由于我们对经济生活观察的视角不同,认识上的差距和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经济思想或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得到实践的验证。只有经过检验得到证实的理论,才能称做定律,才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而这种实证过程就是计量经济的建模过程,也是我们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就是对我们或别人已有的或不成熟的经济理论、思想、假设、假说等进行实证性质的检验过程。而这些不成熟的待验理论或思想,不仅是经济研究的对象,更是经济建模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建模工作的第一要素,这也说明经济理论必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二)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统计观察对现实经济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统计数据。它作为经济现象本身的反映,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依据。由于多数统计数据都是取样观察的结果,数据都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即是否能全面、系统反映需验证的经济理论的本质特征。由于统计观察的局限性,现实统计数据的属性与经济理论是有关联的,所以不同的数据只能验证其特有的经济理论。例如描述各空间分布状况的截面数据,只能验证现象之间静态经济规律;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可以用于验证动态的规律性;那么面板数据才是较全面的统计数据,适合于动静结合的理论验证。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是区分数据类型进行的,即有截面计量分析、时序计量分析及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等内容。这三类数据的建模的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即截面数据(同一时间对总体中的各不同单位的观察)只能建立静态关系的模型;时间序列(某一机构单位的不同时间表现的数据)可以建立许多具有良好预测性能的简单的基础性模型,例如自回归、移动平均、随机游走等模型;而面板数据(截面空间个体i、时间t、指标信息k的数据结构)可以同时对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探索。

(三)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经济理论与统计数据之间,进行实际验证的方法有很多。而较为科学的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计量经济方法,它是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结合多种检验所形成的实证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实证方法的科学与否,不仅要适合经济理论和统计数据的要求,还要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来约束和提升各类方法的科学与合理性。这种评价体系可以用于各种猜测的模型之间,以及单一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并在判断及不断的改进中选择适合我们要求的理想模型。所以这些标准的建立和使用,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了。

(四)实证分析的程序软件计量经济的实证分析是通过大量的现实观察的数据进行的,这就需要分析人员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和挖掘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主要表现就是统计软件使用和程序的设计与编制。从目前流行的软件来看,EVeiws软件是最普及的计量经济分析软件了,它以界面的友善、使用的简单而著称。基本上是傻瓜式操作,但是非常实用,处理回归方程是它的长处;特别是它的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模型、ARIMA模型,很是适用。不过这个软件的劣势在于它的处理过程是个黑箱,出来的结果可能会不够精确,有的人可能会为得到一些希望的结论而捏造一些结果,可信度不是很高;另一个不足是主要以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为主的软件,使得其它数据的处理不那么直观。此外,还有部分人使用SAS、SPSS、STATA等软件来实现,但是由于上述软件都很昂贵,且受开发领域、更新速度及编程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认为相比之下R软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它是由Auckland大学统计系的RobertGentleman和RossIhaka在1995年编制的,目前由R核心开发小组RDCT(RDevelopmentCoreTeam)维护。基本特点有:(1)R是完全免费的,可通过其官网得到最新版本和各类软件包;(2)R的版本多样化,支持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MAC、LINUX和WINDOWS系列;(3)R嵌入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帮助系统;(4)R具有很强的作图能力;(5)可以将R程序容易地移植到S-Plus程序中,反之S的许多过程直接或稍作修改也可以用于R的程序中;(6)通过R语言的许多内嵌统计函数,很容易学习和掌握R语言的语法;(7)R语言创新性强,使用者可以自创函数来完成特殊的工作,同时还可以不断完善各专业的函数库,目前它拥有五千多个专业函数包,是目前最大的软件资源库,这也正是该软件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王涛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学家VS经济学

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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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杰出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认为,这一学科为了便利而假设人是理性最优化者的模型,其实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行为。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责同侪过度强调金融产品的好处,导致了社会动荡。

经济学巨擘的这些批判性考察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特别是在这个常常缺乏自我反省的领域。我也常常把目标对准经济学的“圣域”―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对于这轮新批判,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潜台词需要澄清―并且拒绝。经济学不是那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模型的科学。问题不在于“达成关于哪个模型是对的的共识”(罗默语),而是指出哪个模型最适合给定的条件。而这样做永远带有一些艺术而非科学的成分,特别是不得不实时做出决定的时候。

社会世界与物理世界不同,因为它是人造的,因此有几乎无穷种可能。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科学进步不是来自用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扩大模型数量,每个模型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不同的社会现象。

比如,我们现在有许多关于竞争不完美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意味着基于完美竞争假设的旧模型过时或不重要。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不同环境需要不同模型。

类似地,强调启发式决策的行为模型让我们能更好地分析那些这一因素可能十分重要的环境。它们并没有取性选择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也仍然是其他条件下的首选工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型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拙劣指导。强调预期的模型有时最好用于分析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在其他时候,具备凯恩斯主义要素的模型会更好。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写过一则短故事―只有一段的短故事―也许能作为科学方法的最佳指导。在这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一篇遥远的陆地,在那里,地图学达到了荒谬的极端。一个省的地图详细到需要用整整一个市的面积才能把它展开。帝国全景地图需要整个省的面积才能展开。

而地图师的目标更加宏大:他们绘制了一张精确的一比一比例的帝国全图。博尔赫斯讽刺地写道,子孙后代根本找不到这张笨重的地图的实际用处。于是这张地图就这样烂在了沙漠中,和它所代表的地理学一起随风而逝。

许多当今社会学家无法抓住博尔赫斯的中心思想:理解需要简化。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最佳办法不是设计详尽无比的模型,而是了解不同的因果关系在每一次如何起作用,然后指出哪些在某个具体环境中最重要。

我们在上下班路上使用某张地图,在去另一个城市旅行时使用另一张地图。但如果我们是骑车、步行或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地图。

在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中导航―选择哪个模型更有效―比选择正确的地图难得多。经济学者用各种技巧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实证方法。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中,我批评了经济学训练没有让学生具备该学科所要求的实证诊断能力。

但经济学的内部批评者宣称经济学错在经济学家没有形成关于“正确的”模型(当然也就是他们所钟爱的模型)的共识,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珍视经济学的多样性―理性人和行为人、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最优和次优、正统和非正统―把精力用在更明智地选择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框架上。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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