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5:56:54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在本文的模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如下分析手段:一是在对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优化积累路径的一些比较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二是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教育资金的投入做重点分析,并结合湖北省当前教育培训资源发展现状,从各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与企业单位进行人力资源对接等角度,全方位探讨了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和拓宽有效使用方式的办法。

二、经济效应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从西方经济学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视经济因素中的教育、知识等因素作用的学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技巧和其熟练程度是导致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环节,而这必须通过时间和经费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60年,美国经济学者舒尔茨曾详细探讨了在1927-1953这些年间美国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术、人才和教育经费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得出的数字大约为33%,这是对传统的资本同质效应理论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罗提出“干中学”理论,将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另一位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收益规律,丰富了这一理论的构架。

2.国内文献综述

张军对中国省际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进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序列值;于桂兰、袁宁提出学习能力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可以相对平时以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艺和操作方式,从而提高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营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持续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扩散,这使得科技水平持续提高等。

三、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调查和问题

1.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机制和路径调查

从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因素来看,湖北省荆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财政支出当中的教育资金和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投入经费为主。本文在两大人力资本积累成因板块,选取了2006-2013年这8年间的关键性数据分别的形成机制进行说明。通过对荆州市的财政经费当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说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为了简便,将卫生与健康专项经费投入绘在一张图中。

2.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除发现荆州市教育经费投入有着明显与财政总支出费用不相称的缺陷外,还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机制问题:一是相关教育部门偏重教学但比较严重地忽略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申请基本教育经费困难,这类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学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反映在资金的重复利用、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网络教学等新型模式的推广步伐较为迟滞等方面;四是为知识型人才所配备的医疗和卫生设备远不能满足这类人群的现实需求,导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体素质不强;五是人力资本积累当中存在踩脚效应比较严重,企业单位的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区域内普遍缺乏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种技术被反复创造,对各行业的总体运作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

四、对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提出的新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又习惯上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阿吉翁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和内罗毕的《长期政策分析和长期增长》中都有对其详细的论证。根据该理论,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还取决于资金的利用率和知识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要素贡献率计量分析

另外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体数据之后,结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数据分别求自然对数,并且根据,两边取对数可得:其中,H(L)为人力资本流量,A(t)为技术因素,E为教育资金投入,S为医疗和卫生健康经费投入,而为随机干扰项。分别代入求了对数之后的数据,代入Eviews5.0计量分析软件,按照菜单指示,设置方程样,年份选取2006-2013年,这样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教育资金和医疗卫生健康经费投入在人力资本存量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6.47%与35.10%。根据Eviews5.0软件中得出的结论,不拒绝零假设的概率为0.23,所以拒绝零假设。另外,杜宾检验和可决系数都正常。本文还针对参数的准确性进行了置信区间计算和平稳度检验,证明了上述测算结果跟实际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关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主要政策建议

1.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积极寻找扩大资金来源的方式

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积极寻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过、社会教育基金等形式扩大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征收为兴办教育和扩建教育设施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税,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资金利用状况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2.营造较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

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为主要参考指标。在教学期间或者指导科研活动期间,教师可以施行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促进学生情感交流、提高学生协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医疗卫生要消除歧视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个学生和科研人员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从而避免人才流失导致的生产要素损失。相关部门应该对在科研和创新领域有着较突出能力和已经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给予特殊的医疗照顾。

4.重视教育科研机构的师资力量建设和硬件设施完善等

工作样本年份期间荆州市的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低下,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教学质量和教育资源的使用问题,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在于对师资力量的培养和重视。因此,相关部门和负责人应转变思路,要让管理手段与宏观经济增长方式挂钩,要按照教育和科研实际要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工作。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1.1安徽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是华东地区跨江临海的内陆省份,也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纵深和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国民经济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为17212.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1%,排名全国14位。其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2178.7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9404亿元,增长14.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5629.4亿元,增长1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3.2∶54.3∶32.5调整为12.7∶54.6∶32.7,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大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向合理。人均生产总值为28792元,比上年增加3133元。见下图。安徽省经济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是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总水平较低。从发展历程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1.2安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1.2.1人力资本数量劳动力是人力资本的主体。假定人力资本是同质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没有差别,那么人力资本的数量状态就可以近似地从劳动力的数量反映。安徽省是我国第8大人口大省。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1万人。城镇人口有2673.7万人,比例为44.8%,农村人口有3294.3万人,比例为55.2%。年末全省从业人员4120.9万人,比上年增加70.9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62.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4.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2%。人口年龄构成是,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9%,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41%。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资源丰富,且增速较快。2011年,中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79‰,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6.4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独立子女保健费,制定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充分实现了环境“减负”,发展“减压”。

1.2.2人力资本质量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因素很多,本文主要是从教育素质和医疗保健两方面来分析的。第一,教育素质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体现。近几年,随着“科教兴皖”战略的实施,安徽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就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大量增加,未上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的教育素质得到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客观现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医疗保健方面。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基本投资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和生产效率,减少疾病,增强工作能力,并使其智力投资得以维持。由于医疗是人们应对或化解健康风险的最直接的手段,医疗服务投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近些年,随着人们对健康和保健的重视,安徽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扩大卫生机构的覆盖面,完善基本服务设施,扩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队伍。1949年,安徽省仅有卫生机构31个、卫生技术人员310人、床位190张,而到2012年,卫生机构增加到23277个,床位数增加到22.2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增加到23.63万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保障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见表3)。

1.3初步分析结果结合以上分析和统计年鉴中的其他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各项人力资本投资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方式仍带有明显的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粗放式的特征。因而,安徽省应当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第二,安徽省人口总量庞大,多年来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所导致的健康状况无法保障。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由于受制于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安徽处于“人才洼地”的劣势中,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吸纳外地优秀人力资本的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较为优厚的政策,引入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以外部动力提升本地区人才积累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三,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明显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和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实现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实证与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并逐步加深,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下降,未来经济的增长必将越来越依赖于劳动力的质量因素,长期以来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将被扭转。为了探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安徽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有效劳动模型作为本文的核心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联机制,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合理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指标选取和度量

2.1.1经济增长总量Y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剔除了中间产品的计算,计算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具有准确性和完整性,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如表4所示。

2.1.2物质资本存量K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经济学家认为,分析产出和投入要素关系时,物质资本存量等于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在各类统计年鉴上无法找到关于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流动资本的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都极为不规范,统计口径也不够一致。因而本文将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物质资本存量。这样可能会降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不会影响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如表5所示。3.1.3人力资本存量H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和数据易获得性的不同,目前对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界定有多种方法: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最常见的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人力资本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来体现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从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度量,主要有教育经费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受教育年限法。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法:将劳动者按受教育程度分类,然后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不考虑知识的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

2.2模型检验与分析在前文得到的GDP、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劳动模型。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计算出各项数据的自然对数值。根据以上回归方程结果(2)可知,方程的R2为0.990,指总离差平方和99.0%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仅仅有1%未被解释。方程也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说明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显著性水平分别为Sig=0.000<0.05、Sig=0.017<0.05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备强大的解释力。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在回归方程中序列无自相关。从对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看,安徽省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为0.484,这就说明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484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0.917,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917个百分点,α+β>1,经济规模的发展呈递增趋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

2.3增长率及贡献率

要素(产出)增长率公式其中Gci、Ri、Ei、RG分别为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出增长率。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的各要素增长率和贡献率如表10: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2—2011年,安徽省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7.8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率为30.68%和2.57%,物质资本的贡献率83.30%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13.25%,说明安徽省10年间的物质资本投入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缓慢,这可能是受到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缓慢的影响。

3对策和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安徽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为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3.1.1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劳动者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投资能够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创造出经济价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有助于将人力资源规模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要想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教育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公共教育或基础教育上,这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在财政投资中的比例,统筹教育资源。同时,还应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不能仅靠国家投入而游离于市场之外,要充分重视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作用。

3.1.2发展非正规教育,鼓励职业培训教育培训是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开发,也是人力资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的保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专业化人才的缺乏,而紧缺人才的培养往往不是通过全日制教育产生的,而多依靠于社会上非正规教育的投入,如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企事业培训等。政府可以对这些培训加以立法约束和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中,这不仅可以引导劳动者通过终身学习提高素质,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对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弥补,给社会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劳动力。

3.1.3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卫生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提高人的劳动能力。安徽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徽省应扩大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规模,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善人们的医疗环境和条件,特别是基层卫生条件和人力结构,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开展预防和保健活动,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引导人们主动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为安徽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3.2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3.2.1调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必将成为吸纳的主力。近年来,安徽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必须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同就业结构错位的现象,一般化的人力资本数量过多,而急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却处于短缺状态,现有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远远不能满足相关产业的需求。所以,安徽省应该加大具有较强科研、管理和各种专业技术创新才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的结构,使之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

3.2.2平衡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二者必须协调结合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替代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确保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协调。在扩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扩大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递增收益和外溢作用。针对安徽省实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比例。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大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注重二者协调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投资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注重加大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和科技投入的力度,向基层员工培训倾斜。

3.3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环境

3.3.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人力资源市场是提供优质人力资本的主要场所,政府是人力市场的管理者。安徽地处中部,客观上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动率比较低,优秀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人才流失现象普遍。为了健全就业机制和人口流动机制,省政府可以和就业指导部门共同制定有关人力资本流动的专门指导政策,引入发达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本,共享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本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降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另外,为了提高人力资本流动效率,政府可以定期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其他中介组织,向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人力资本个人公布有效、准确的就业信息,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于人力资本迁移过程中的成本,政府可以考虑投入部分资金。虽然人力资本流动费用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通过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在宏观上,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在微观上,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它是人力资本价值和增值的必要条件。

3.3.2制定特殊政策,扩大对人力资本的吸纳能力由安徽省人力资本的现状可知,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研究资源充足,人力资本存量较大,但是经济发展较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徽省吸纳人力资本的能力较弱,这和安徽省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所处地理位置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安徽省作为发展中地区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留住、用好人力资源,又要吸引人才,而吸引人力关键在于创业环境和激励机制的完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物质激励制度,如薪酬激励、福利待遇,也包括精神激励制度,如工作平台、同事关系、事业发展前景等,进一步优化招贤育才的大环境。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C-D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1]。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1964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2],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1929-195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1986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3]。1988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4]。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Rauch,Rauch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国200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3%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3%~5%之间[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6]。Barro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IQ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7]。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2)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3)促使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还应鼓励全社会力量进行投资。虽然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在个人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逐渐受到了收入水平的制约,为此,必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鼓励企业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税收或补贴政策,减少企业因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企业不能全部取得投资收益或投资成本不能得到补偿而出现亏损的现象。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牛年春节前夕,《中关村》杂志卫汉青社长送来萧灼基教授新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传》。翻开扉页,有萧老的题词,望着那熟悉的笔迹,蓦然生发无限的感慨。去年曾听汉青先生说,萧老近来身体欠安,在病榻上还坚持工作,这部60余万字中国版的《马克思传》就是辛勤劳作伏案笔耕的丰硕成果,用萧老“自序”中的话说――“是我近50年来的最大心愿”。我来《中关村》杂志打工的7年间,感同身受萧老对《中关村》的爱护、支持和办刊的指导,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

“寒冬时节好读书”。利用春节长假时间,一口气读完《马克思传》,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其实,这句话是借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俞吾金教授的研究结论。俞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明快地说,“当我们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时,不但没有消去我们作为当代人的生活旨趣,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自觉地带着这种生活旨趣去认识马克思的。在这一认识的视野中,马克思的理论形象不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突然变得透明了,特别是他思想中与当代人的生活情趣有联系的侧面,十分清楚地向我们显现出来。”俞教授还借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话来旁证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

萧灼基教授正是用自己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发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众所周知,萧教授1981年发表的《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借贷资本两权分离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国内学术界最早提出“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经营权)归企业”。1989年发表《商品经济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必须突破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两年后即1991年,发表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更加透辟、明快、详尽地论述了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功能。

今天,当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在中华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令世界瞩目的时刻,我们重读萧灼基教授中国版的《马克思传》,更感到亲切无比――“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结论令人信服。

“风格就是人”。马克思的“求学”、“择业”乃至“择偶”

无不贯穿一种精神――“为人类服务才是最幸福的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特利尔城。马克思的学生时代,正是德国民主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准备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资产阶级”。马克思出身在一个“富裕文明但不是革命的”家庭。在风华正茂的中学读书时期,马克思的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历史和地理知识“相当令人满意”。更表现出“数学天分”和“外语才能”,写成“许多篇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数学论文”;视“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能够熟练地运用德、英、法三种文字写作。

1835年秋天,马克思中学毕业前夕,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表达了“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众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激励他的一生,成为“为人类服务”的光辉榜样。

1841年春天,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博士论文》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德漠克利特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认为“我们所以服从自然,是为了实现必要的愿望,也是为了实现自然的愿望,只要它们不是有害的;如果它们是有害的,那就要严加制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是吸纳了先哲们的唯物主义思想观念,“坚决反对宗教迷信,把无神论贯彻到底”。《博士论文》张扬“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大胆的自由精神”。萧灼基教授认为――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了解了辩证法的革命意义,重笔指出:辩证法也是湍急的洪流,它把无数的和有限的事物击破,把独立的形式,把一切都沉没于一个永恒的大海中。他从这一点出发,论证了革命对改造现实的作用。他在《博士论文》中“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他的语言表现出那种为黑格尔所特有而他的学生们早已失去的活力。”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扬弃了唯心主义,吸纳了辩证法,终于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

1841年的4月,马克思结束了大学生活,走进广阔的社会大舞台,开始了“十足的奋不顾身的革命者”的新生活。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政论家赫斯见过马克思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所崇拜的马克思,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力量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最机敏的才智与最深的哲学严肃性结合起来。你想一想,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马克思传》的精彩实录,证明了这位政论家的预言完全正确!

萧灼基教授用“一个灿烂辉煌的名字――燕妮”为题,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马克思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是一个保证始终如一、保证将来认真努力的人”。马克思用一生的大爱做到了!“诗言志,歌永言”。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如果说《魔女》写出了燕妮光彩夺目的形象,《思念》迸发出火一样的激情,那末,《致燕妮》则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情挚爱。“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燕妮回答道,“你的形象矗立在我面前,是那样光辉,充满着胜利的力量,我的心渴望着时刻跟你在一起,每当想到再见到你,我便欣喜若狂,这颗心担忧地到处追随着你。”

《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

义的“幽灵”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人间正道是沧桑”。

萧灼基教授编著的中国版《马克思传》,最鲜明的特点是“注重把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结合起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科学的理论来自丰富的实践。“马克思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会立即放下研究工作,从事实际活动”。《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则是最好的证明。

青年马克思踏入社会生活以后,“以‘批判的热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诸如,在舆论上揭露最伪善的封建专制君主――威廉四世,撰写出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莱茵报》上发表评论,最为著名的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揭露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实质,“为了枯死的树枝,不惜把许多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间只有一年,担任主编不过5个月,却引起普鲁士政府的极度恐慌。马克思坚持“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的办报方针,有计划地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引导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为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和积蓄力量。因之,《莱茵报》遭遇查封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接着创办了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德法年鉴》。虽然只付梓了1-2期合刊号就停刊了,然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论犹太人的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明晰的意见,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1884年,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与革命事业的终生战友恩格斯会晤,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备的理论与实践的党纲。

萧灼基教授在《马克思传》中用饱蘸激情的笔触和简约明快的文字,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过程。“马克思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思想材料,并且赞同恩格斯的意见,采用宣言的形式而不是传统教义问答形式来阐述新原则,把新的宣言定名为《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著作是两位革命导师共同劳动的结晶。”并引用列宁的话说,《共产党宣言》以“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萧灼基教授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共产党宣言》中贯彻始终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社会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同样是社会的进步。萧灼基教授以史为鉴,“182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地周期重演,表明了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驾驭这一庞大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办法支配自己用咒符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有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经济危机,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用来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萧灼基教授坚定不移地认为,“《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一百多年,但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全世界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遭遇处于低谷,只要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就会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甚至还在童年,似乎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

《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的

“圣经”。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人类历史的丰碑。

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传》中,萧灼基教授用大量的篇幅、严谨的文字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塑造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资本论》。

萧灼基教授对产生《资本论》的动因有精辟的概括:一是“为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利益”;二是“为了探索人类发展的规律”;三是“解剖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四是“为无产阶级政党获得科学上的胜利”;五是“指导‘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萧教授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某些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用的情况。”“马克思还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问题。”今天读来仍觉振聋发聩,启迪思路,有利于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

萧灼基教授对“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都有高屋建瓴、通俗易懂、科学严谨的概括和解读,是一部难得的向大众普及《资本论》的优秀著作。

在“资本生产过程”的章节中,对“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以及“货币本质论”、“资本本质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都有“定义性”的解读,终于让读者明白“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即“无产阶级贫困化论”;也终于让读者明白“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章节里,通过对“利润论”、“生产价格论”、“商业资本论”、“借贷资本论”、“级差地租论”、“绝对地租论”的解读,为我们学习理解马克思最精彩的篇章――《剩余价值理论》,做好了科学的、基本概念性的基础知识准备。

《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灵魂。萧灼基教授认为,“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建立了科学的生产价格理论。”“《剩余价值论》作为一部理论批判史和历史文献史,不仅考察和评论了17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经济学派、重要经济学家、重要经济学著作和重要经济学观点,而且对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经济学重要理论从不同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是一部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完美结合的卓越著作。”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剩余价值”条目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初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提出)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的学说。马克思遵循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人的劳动是经济价值的来源。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工人的劳动添加在商品上的价值,一般仅够维持工人的生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补偿只占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一部分,相当于工人的生活资料。其余的部分是剩余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为了取得利润,资本家占有这个剩余价值,从而剥削劳动者。”

《资本论》是“理论创作的光辉典范”。――萧灼基教授如是说。那是因为,“马克思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无与伦比的刻苦钻研精神,极端严谨的科学态度贯穿创作的始终,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萧灼基教授认为《资本论》――第一,“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密切结合”。马克思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立即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从事实际活动。第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唯物主义要求尊重客观事实,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第三,“不畏劳苦攀登科学高峰”。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读了1500本以上的书籍,《资本论》是长期脑力劳动的结晶,科学的高峰就是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攀登的结果。第四,“科学研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1851年4月,马克思计划5个星期完成经济学研究,结果用了32年,超过原来计划的320倍!第五,“理论创新,精益求精,不断完善”。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终极真理”。

……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资本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在中国的运用,印证了《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资本论》在中国最伟大的传播者之一同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曾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今年的5月,我们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91周年时,读萧灼基教授中国版的《马克思传》,联想到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风暴”,更有一种新意在心头。我们希望读中国版的《马克思传》,“重新理解马克思”,能改变“对《资本论》惊讶的人多,读它的人少;惊叹的人多,理解的人少”之“怪现状”。让《资本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引发更大的轰动!

编稿感言

萧灼基:踏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进

编讫《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让我们十分敬佩萧灼基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和热情宣传。无庸讳言,当今世界,在前苏联“易帜”、东欧“裂变”后,马克思主义遭遇空前的“寒流”,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资本论》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惟独在13亿人口的中国,笃信《资本论》的科学性,一以贯之,执政党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次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共克时艰之时,《资本论》更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引起世界的瞩目。《环球时报》报道,《资本论》在西方发达国家骤然热销,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柏林出现“洛阳纸贵”的景象。

萧灼基教授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撰写《马克思传》,历时50年,即使去年“健康欠佳”,在病榻上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终于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年之际,卷帙浩繁约60万字的《马克思传》付梓。摆在读者面前的中国版的《马克思传》,更具中国特色,读来更觉亲切,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难得的科学普及的精品读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萧灼基教授正是这样的学者。为撰写《马克思传》,他不仅沉浸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等文献资料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且“不知老之将至”,在1998年65岁高龄时,还专程到欧洲考察。萧教授有一段独白:“沿着革命导师当年走过的路程,从特利尔到波恩、从科隆到布鲁塞尔、从巴黎到伦敦,在他每一处曾经学习、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都尽可能地去寻找他所遗留下来的历史足迹。”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萧灼基教授作为中国“非共产党”人士,更加笃信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改革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他从1981年发表《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提出“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理论”;之后的10年,又在《商品经济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必须突破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不是商品的理论”;1991年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特征、功能作了详尽的论述”。萧灼基教授多次殊荣“首届孙冶方优秀论文奖”等经济学科奖,正是他把《资本论》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应用的结果。

“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读完《马克思传》,我们更加感到这是符合实际的结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指明一条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科学发展观”则为我们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设计出“以人为本”的完美“路线图”。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论文主要是针对《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跋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首先是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跋的写作背景入手,了解它出现的时代条件,在了解其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再更进一步去挖掘第一版序言和跋所要论述的具体内容,并从它的内中去解读其存在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跋

众所周知,《资本论》在学术与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是任何著作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恩格斯也曾这样说过:“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1]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资本论》的存在价值并不局限于当世的价值性,对于后世也有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最近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资本论》正文的研究著述颇丰,对于《资本论》序言和跋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但在我看来,对于《资本论》序言和跋的深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序言和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正文的补充和说明,可以说对于序言和跋的研究必将有利于对《资本论》正文的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2]

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的写作背景

当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快速崛起,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同时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也暴露出来并日益尖锐化。社会财富也被少数资本家所掌控,因而引起工人不满,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愈演愈烈。而当时社会出现的各种学说,并不符合社会实际状况,无法为工人开展斗争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于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为给广大工人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别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典型地点英国的现状作了深入的剖析。

二、对《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内容的分析

(一)《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形式的方法――抽象力

马克思主张在分析社会经济形式中使用抽象力的方法,把对经济形式进行分析的方法等同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只能使用科学的抽象力,才能发现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在了解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后,就可以按照事物发展规律来进行具体叙述和说明。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我国学界持有诸多观点。有人从生产关系出发,有人从劳动方式出发。在我看来,“生产方式”本身就有多重含义。而在《资本论》中的资本指的是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产生来源于剩余价值,二者紧密联系。可见在序言之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一种广义的生产关系,内含有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环节。

(四)《资本论》研究目的

马克思编写《资本论》的终极目标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虽无法越过其中的艰难环节,但至少可以尽可能减轻其带来的破坏。既然是规律,社会经济的运行必然不会被人所掌控,但对于广大工人阶级来说,深入的了解并认识经济运行规律,则能更好地在反对资本主义过程中,利用经济规律攻击资本家的软肋,减轻革命痛苦。

(五)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马克思曾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了政权,使得政治经济学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这充分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强烈的阶级性。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会有如此强烈的阶级性,或许从其发展的历程中能找到答案。15世纪的商品流通催生了重商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便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那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没有太大的裂痕,因而当时的经济学还能处在一个较为可观的时代,揭露矛盾,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但时间一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危机便暴露无遗,两个阶级的斗争也是越发激烈,这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充当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武器,庸俗政治经济学便应用而生。庸俗政治经济学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由此表现出来。

三、从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解读《资本论》的时代价值

(一)经济方面

其实,在《资本论》诞生之前,资本在生产领域的运动与循环情况一直困扰着经济理论工作者,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没有定论。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为资本做了很好的定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生产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在生产产生财富,积累财富。因而资本在生产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资本的反复积累不断扩张自己的资本,也为了使自己的资本不断庞大,资本家必然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便加大对工人的剥削。也为揭露资本家丑恶行径提供了最有利的证明。

(二)政治方面

这要从《资本论》出现的时代背景来说,它诞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当时的无产阶级又苦于没有正确科学的理论指导而陷于困境之中,《资本论》的及时出现,使得无产阶级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强大的思想武器,鼓舞广大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产积极的剥削和浩取M时,也给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敲响的丧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暴露。不仅如此,《资本论》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

通过这段时间对于《资本论》第一版序和跋的研读,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马克思的伟大思想,马克思提出分析经济形式应当运用抽象力,而不是显微镜或化学试剂的大胆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学家的资本的地位问题。并且提出了矛盾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以便向广大人民群众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中难以调和的矛盾,鼓舞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努力奋斗的大无畏精神。“也许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名言和其著作本身一样,总能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陈曦,谢元态.从序言和跋看《资本论》原著的划时代意义[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 2008 (5) :28-31.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本体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

[中图分类号]B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5 )05-0026-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呼声,也由于MEGA2陆续出版,特别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基础的深刻变化,学界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学术号召。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马克思哲学展开了多层面的深入研究,并对马克思著作、马克思本体论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等方面,作出一些新诠释。对这些新阐释和新观点进行梳理和概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著作的新阐释

20世界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读和新诠,几乎涉及马克思的绝大部分重要文本,从早期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直到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

(一)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诠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一部重要的著作,自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全文以来,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因《手稿》的一些重要片段遗失,加之涉及的内容丰富庞杂,引发了国内外学者持续长久的争论。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手稿》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看法:一是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二是认为《手稿》中尽管含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但整体上仍然属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范畴,因而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三是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1845年为界限的“认识论的断裂”.1845年以前是意识形态阶段,以后是科学阶段,而《手稿》属于意识形态阶段,因而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上述这些看法又引发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争论。

相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国内学界对《手稿》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前,研究的重点是《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手稿》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除了对《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人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论等具体思想展开探讨外,特别注重对《手稿》的历史地位、逻辑结构、版本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并作出了一些新的阐释。

对《手稿》历史地位的新认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手稿》的理解和评价主要受前苏联的影响,认为《手稿》是不成熟的著作,因而对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评价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手稿》研究的深化,对《手稿》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主要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创立实践唯物主义而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而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则在《手稿》中获得了基本表达,并在其中基本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手稿》中关于“对象性活动”的提法具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它是贯穿《手稿》的哲学主线,后来在《提纲》和《形态》中表述的“实践”原则实质上是“对象性活动”思想的提升和发挥,《手稿》因此构成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地和诞生地,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之作,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手稿》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为由而轻易打发。

对《手稿》逻辑结构的新见解。自《手稿》发表以来,《手稿》的逻辑主线一直是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在《手稿》的逻辑主线问题上,国际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持有“异化劳动主线论”,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贯穿《手稿》的逻辑主线,并把马克思的思想基调归结为人本主义。对此,国内学者在深入梳理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在《手稿》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线索外,还存在一条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因此在《手稿》中存在两条逻辑主线。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提出《手稿》不过是青年马克思最初进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思想实验过程,因而其中存在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包括自然决定的描述逻辑,人的类本质异化与复归的批判逻辑,而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一种深层的隐形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手稿》版本结构的新主张。随着MEGA2的出版,对《手稿》版本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在MEGA2中,《手稿》以两种编排方式发表:一是原始顺序版,这是按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时间和阶段顺序编排;二是逻辑改编版,这是依据思想内容和逻辑结构编排,并由编者加了标题。《手稿》的原始顺序版由三个笔记本组成,在逻辑改编版中《手稿》仍然按三个笔记或三个手稿进行编排。对此,有观点认为,现有的《手稿》版本结构存在缺陷,尤其是把《手稿》分成三部分并把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部分列入“第三手稿”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安排不能真实体现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历史,从而提出应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部分单独列出来作为“第四手稿”,并把整个手稿划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经济学手稿为主,下篇以哲学手稿为主,从而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名称相符合。

(二)对《博士论文》的新见解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直被视为马克思早年的唯心主义著作而被轻易打发。譬如,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学界普遍认为,这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博士论文》还完全从属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事实上,这一看法由来已久。例如,早在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就指出:“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梅林在《马克思传》中也指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可见,将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思想完全归属为黑格尔唯心主义,乃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盛行的主流看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一直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并主要地持有上述看法。

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尽管仍有人继续持有上述看法,但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思想不仅不是承继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本体论,相反是在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哲学精神之背离的方向上开展研究的。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把现实的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作为核心范畴,力图把黑格尔的宇宙精神还原于人及其历史和文化,从而彻底否定了外在于人的绝对精神(上帝)的存在,建立了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偶然性、可能性的深入阐发以及对人的历史生成性的深入揭示,集中表达了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原则,并因此把人的发展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我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实践哲学的本体论范式,与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本体论具有不同本质。

(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看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对《形态》研究中“赫斯问题”的新见解。所谓《形态》的“赫斯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形态》的作者不仅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包括赫斯。于是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赫斯作为《形态》第二卷批判对象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者,为何会参与《形态》有关章节的写作?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在深入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形态》第一卷中批判卢格的《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在第二卷中批判格奥尔格・库尔曼、贝克尔的《“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部分是由赫斯执笔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邀请赫斯参与写作,是因为对于这些内容赫斯很熟悉,从而具有评论的能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非常清楚他们与赫斯之间在思想状况上的异同,但总体上认为尚有诸多融通和接近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邀请赫斯参加《形态》的写作,不是所谓“利用赫斯来出版《形态》”,而是一种思想合作,因而赫斯是《形态》的思想参与者。

对“卡尔・马克思问题”的新看法。所谓“卡尔・马克思问题”是指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次思想转变以及在何时发生这种思想转变的问题,其实质是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对此,学界曾有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在从1843年秋到1844年春的德法年鉴时期。二是认为转变发生在从1845年秋到1846年夏的《形态》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清算了他们以往的哲学信仰,走上了独自创立新世界观的道路。三是认为转变发生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时期,根据在于马克思曾指出这本书中对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阐述。其中,第二种观点是目前主要和权威的看法,具有普遍影响力,包括被法国的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等学者所接受,也是我国多数学者的观点。对此,也有国内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在《巴黎手稿》、具体是在《穆勒评注》中发生的。理由是,在这里,马克思的思考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孤立个人转向社会关系,由诉诸人的内在因素转向诉诸外部的经济关系,而正是这一思维框架的深刻转变,最终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四)对《资本论》的新解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对《资本论》的文本构成和著作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新的解读。

对《资本论》文本构成的新看法。要深入揭示和把握《资本论》的深刻思想,就需要以真实、完整而权威的《资本论》文献为基础,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脱离《资本论》的大量笔记和手稿,根据后人整理的二手资料或转译的《资本论》通行本进行研究。随着MEGA2的出版,学者们对《资本论》的文本构成有了更全面的把握,并提出了新的阐释,认为《资本论》的文本由“笔记”、“初稿”、“整理、修改稿”和“书信”部分组成。其中“笔记”部分包括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是我们检索和求解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初稿”包括马克思在1857-1867年间所写下的《资本论》初稿;“整理、修改稿”则包括MEGA2第二部分5到10卷刊出的所有属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各种版本,第11到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二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以及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三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以及恩格斯出版稿;“书信部分”包括大量涉及《资本论》写作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人之间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信,提出只有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的研究中,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思想,进而深刻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及其理论核心。

对《资本论》著作性质的新诠释。《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这是理论界普遍关注和探讨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资本论》首先并且主要地被看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因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且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其手稿也经常以经济学命名,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问题在于,《资本论》是否只具有经济学的性质,而没有哲学的维度。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乃至否定了其哲学性质。随着对《资本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特别注重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性质,提出《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是作为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也有观点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集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为一体的理论巨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助批判的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和奴役人的本质和秘密,从而反对“抽象对人的统治”。而《资本论》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深入揭露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永恒性和神圣性的承认和运用,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资本论》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则聚焦在唤醒现代无产阶级的意识,进而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真正实现“自由王国”。也有观点认为,《资本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或哲学著作,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它通过对现代资本运动的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现代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因而《资本论》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上述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新诠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提出了重估马克思著作的学术要求,这一切必将深化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但是,研究中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在对马克思著作的诠释和解读中,更多的是采取文本学的解读路数,沉溺于在思想史和文本材料的逻辑结构中求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真理,不自觉地把马克思哲学研究当作是一个思想梳理或纯粹理论的阐释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向度,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陷入学术性和现实性分裂的尴尬境地。因此,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新解读,除了关注文本和注重思想史研究外,最重要的还是要立足现时代面临的问题来解读和激活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从而在现实问题和文本的思想对话中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确证其在当代的现实在场。这是我们在诠释马克思著作和思想中应该持有的自觉意识,也应成为未来研究的趋向。

二、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

本体论不仅是哲学的具体论题或论域,而且是哲学极为重要的基础部分,因而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性质和本质的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对物质本体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了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作出了新的阐释。

其一,实践本体论。这是在对物质本体论的批判中形成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看法。该观点认为,传统的物质本体论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维度,没有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也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充满着曲解和误读;马克思特别注重实践对于现存世界的基础性意义,把实践视为现实感性世界和社会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本体;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尽管是认识论的首要范畴,但首先是本体论范畴。因此,提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

其二,社会存在本体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哲学把解释世界作为自己的理论主题和使命,而马克思则通过对传统哲学的革命和超越,把哲学的关注重心转移到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实现了哲学主题和使命的根本转变,把改变世界、解放人类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使命,并从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的角度求解自然本体和领会思想意识的根本,以实践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出发,把人的社会存在和生命存在融为一体来思考和规范其哲学本体论的,因而是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其三,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这种观点是在对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与物质本体论相比较,实践本体论是一种进步,但是按照传统的哲学观念,本体论是从属于超验的形而上学,但“实践”是一个具有经验性的概念,因而实践本体论的提法存在内在缺陷。而“社会存在本体论”尽管比“实践本体论”更深刻地领悟了马克思哲学,但它仍然立足于自然存在本体论上,并把超验性的社会存在导回到经验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加以理解,本质上依然是“实践本体论”。由此,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的主张,认为一切社会存在形式本质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即在具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现实的生产。所以,马克思是从“社会存在”概念深入到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关系”,又从“社会关系”进一步深入到作为其根据的“社会生产关系”,最终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确立了自己的本体论。所以,马克思的本体论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

其四,生存论本体论。这种观点也是对实践本体论的进一步推进,认为马克思着眼于人的现实生活而批判地对待传统的实体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集中探究人的具体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以及人的生存的“实然”与“应然”等鲜活的生存问题,开启了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及其样式中领会“存在”的意义,从而把“事物”、“生活世界”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内在地加以链接,呈现出人的生存实践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及其历史性存在。马克思生存论本体论的开启,则彻底瓦解了传统实体论的形而上学的超验性、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唯理主义、绝对主义和非历史性的内在原则,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外,学界还有“物质一实践本体论”、“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等看法。同时,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也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是从“关系”、“过程”、“生成”和“人”的层面看待本体,而不是从“实体”、“静止”、“预成”和“物”的角度看待本体。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作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物质本体论的新阐释和新主张,这些新的阐释和观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视野和新的思维方式,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和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特别是突显了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维度,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理性和人文关怀,使得马克思哲学更亲近人、更注重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些新的诠释和主张也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它们在反对物质本体论的过程中,从“实践”、“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生存”等出发来阐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时候,放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然观基础,从而把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社会哲学或唯物史观,否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性质。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是不是一种世界观?马克思哲学是否就仅仅是社会历史哲学而不包含自然观内容?在这些问题上,学界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争论必将持续,分歧也仍将存在。问题的可能出路在于,如何在承认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较好地阐发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实践性和人文性等本质属性,使得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人文性获得有机统一。

三、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新思考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即“马恩对立论”和“马恩一致论”。“马恩对立论”最初是由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一些晚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他们认为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化和庸俗化,二者在世界观、辩证法、历史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对立。这种观点随着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了国内一些学者,并成为他们的基本主张。

“马恩同质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主流的看法,也是国内一些学者坚持的基本看法。持“马恩同质论”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差别,并对各种“马恩对立论”观点进行反驳和批判。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早期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宣告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都是两人合作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原则相同,步调如一”,二人在哲学基本观点和世界观上是一致的。同样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但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创立的,二者也都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旨趣,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从人出发”,而恩格斯“从物质出发”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阅历、气质、志趣、特长、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们在哲学的基础性的和本质性方面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所谓“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或“恩格斯背叛马克思”的问题。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讨论的展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问题上,国内哲学界提出了一种既不赞同“对立论”,也不赞同“同质论”的“差异论”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尽管恩格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也把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仍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的学术思想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一种具有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关系。差异主要表现在:在哲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上,马克思以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恩格斯则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去探索哲学问题;在哲学发展趋向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出发,去探究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根本问题,而恩格斯认为哲学发展并非围绕人及其实践活动而展开,未来哲学除了实证哲学以外,剩下的只是“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在如何看待自然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因为人们是通过社会实践为媒介而与自然打交道并发生关系的,因而现实的自然是一个“人化的自然”,恩格斯则撇开社会实践对自然的影响,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从而专注于对自然本身运动的考察;在自由问题上,马克思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本体论层面去考查和分析自由问题,特别是集中探索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恩格斯是从认识论角度,也就是从人对自然的求知关系中去认识自由问题的。

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提出的“差异论”,相较于以往的“对立论”和“完全一致论”来讲,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需要进一步深究的是,这种差异是本质的差异还是非本质的差异,若差异是本质的,最终会倒向“对立论”的立场,若差异是非本质的,则与“一致论”相一致。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细致深入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以及这种相同或相异的所属性质。事实上,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认识,是与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紧密相关的,这不全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涉意识形态考量的问题,同时与现实的社会实践进程密切关联。因此,如何深入文本,结合现实的实践境遇,在对“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作出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7篇

1979年创立的《社会科学》系上海社科院院刊,除发表院内学术稿件,还采纳外稿。主编为党内资深新闻人士钦本立(后兼《世界经济导报》总编)。我于1981年进《社会科学》编辑部,乃恢复高考后第一位分配入院的文科毕业生。《社会科学》编辑部平均年龄五十岁以上,且多为落实政策的“”,因此学术空气相对宽松,创刊以来一直保持思想解放姿态,刊发过不少耳目一新的理论文章,一些观点颇引争议。因而声望日增,当时最高发行量达2.4万余册,覆盖境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地方社科刊物中高居首位。

在每期编前会上,编辑部有时也争论激烈,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为决定某文是否刊发产生争执,十二级干部的钦本立对十级干部大声说:“我是主编还是你是主编?!”

接到稿件

1983年,负责经济栏二审的副主编温崇实从来稿中发现黑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熊映梧的《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来稿,文中对理论界这一时期的《资本论》研究发出不同的声音,触及当时无人敢于涉足的理论:如何用改革开放的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熊文认为,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不能再用几十年不变的方法和材料来解读《资本论》。现在看来,乃是ABC级的初级阶段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大胆的思想解放”。熊文实际是要提出用“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资本论》研究,不能将《资本论》绝对神化。

熊映梧(1929—2003),湖北松滋人,1949年3月中学毕业投奔解放区,入华北革大,1950年入党,1956年入中央党校师资班,1962—196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班进修。“”初期,因反对个人崇拜“顶峰论”遭省内批判,“”中是“全程批斗”的“对象”。但他未放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结束,成果迭出,连发文章,1978年晋升副教授,1982年晋升教授,年过半百的他立志“拼将余生著新说”,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观点与开创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已在学界广受瞩目。

熊文投来之前,他已在《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11期、《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经济科学》1980年第2期连发三文,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济学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的观点,暗含放弃“政治第一”价值标准。于是,熊映梧的观点“理所当然”地被认为离经叛道,被斥为“雅罗申柯分子”。接着在1981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熊发表《生产力系统论》,将系统论引入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并出版一系列有关生产力经济学专著,受到钱学森高度评价,被学界誉为新时期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学科创建人之一。

发表熊文

熊先生在《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中,认为《资本论》有些结论已不适应变化的现实。在学校上课时,面对学生的提问他无以作答,常常出现无法继续上课的尴尬。熊文从四个方面阐述观点:一、《资本论》某些原理乃是根据资本主义前期情况概括得出,未必适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二、《资本论》个别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够成立;三、《资本论》及马克思一些著作对未来的预测属于“未来学”范畴,有待今后社会实践检验;四、《资本论》采取的方法基本上为“静态分析”,不免存在局限性。熊文对四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刚结束的理论界,有人对斯大林、及列宁的个别观点大胆提出质疑,但还未出现对马克思经典原著进行商榷的文章。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王志平研究员,也是对《资本论》颇有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资深学者,他虽然对熊文观点有所保留,但对其解放思想的精神深表敬佩。王志平与熊映梧曾有交往,听说我们收到这篇文章,即向编辑反映该文先后投给多家刊物,惟被中国社科院内刊《未定稿》所采用(1982年11月),公开刊物尚无一家接纳。听说编辑部打算发表此文,王志平对温崇实说,熊映梧正在上海,可带我们去拜访。编辑部一些老“运动员”考虑到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也本着对熊负责,温崇实决定不与熊直接接触,文章交经济栏蓝青为责编,经温崇实二审,钦本立终审,一字不改刊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编辑部精心编排这期文章顺序,特意将熊文紧跟在一组“主旋律”文章之后,即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研究”专栏,以示与中央保持一致。

风起蘋末

熊文发表后,钦本立、温崇实等出席《世界经济导报》在宁波主办的经济学研讨会,将第七期《社会科学》赠给与会学人。中国社科院一位资深学者阅后对温崇实说:“你们要闯祸了!”他建议对熊文不要太张扬,偷偷“捂”过去算了。温崇实则认为熊文没什么政治问题,应该让学术界公开讨论,回沪后便催促写文摘的青年编辑投稿《文摘报》,未见回音,温让这位编辑再写再投。不久,两篇文摘先后刊载在《文摘报》的显著地位。

最先作出反应的竟是境外媒体。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凭着敏感分别自北京、香港往东京发消息,两家报纸均刊登有关熊文的消息。两家日媒根据熊文在《文摘报》的位置——排在邓小平谈解放思想之文下方,猜测熊文的发表与邓小平解放思想有关,这有可能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步骤,先在北京以外的刊物上吹吹风(当时重大政策出台时的惯例)。两家日媒的报道立即引起海外各大媒体关注,新华社《参考资料》(限厅级以上干部阅读的“大参考” )注意到外媒这一动态,亦予报道,熊文由是“出口转内销”。

两个月后,香港政论刊物《争鸣》1983年第9期,以《评〈资本论〉的不足之处》为题,摘转熊文片段。该刊同期社论亦发出呼应性的社论《喜见突破》:“希望中南海诸公,肯定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实际上是维护权威的理论勇气,公开表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鼓励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熊映梧站出来……”该期《争鸣》封面要目中醒目标注《中国三十多年来第一篇批评〈资本论〉文章》。

黑云压城

外媒与港刊《争鸣》的敏感反应,引起长的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理论主管部门以外媒的“迅速反应”(尤其得到《争鸣》的欢呼),责难熊文和《社会科学》。邓力群在会上说:“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指《社会科学》),掌握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让没有党性的人控制了,其它地方没人碰,就上海有人碰!(指熊文“碰”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副部长曾德林受命撰文,于1983年第20期《半月谈》(新华社主办)代表表态,署名署职务地发表题为《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文章第二部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借口“解放思想”,把四项原则说成“紧箍咒”,要加以冲破,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可是有人公然要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论》,对于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篇副部长之文虽然没有声色俱厉的高调,但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将熊文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冒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一位上海市领导在报上点名批评《社会科学》,并派员调查编辑部。不久,开展了席卷全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社科院领导接到上级指示,认定《社会科学》发表熊文是一次政治事故,要组织文章进行“讨论”。院党委书记找了院内各所十几位学者,逐一排查《社会科学》五年来发表的文章,结论为“仅此一篇”。院里还组织两次理论座谈会,听取学者意见。本院青年学者周建明对熊文某些观点略示赞同时,当场受到其老师的严厉批驳。

《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发表署名陆丁的《掌握〈资本论〉的活的灵魂》。此文乃两位复旦研究生应约五天之内赶制出来,经再三修改刊出,得到院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首肯。该文首先肯定熊映梧“不把《资本论》当圣经的探索精神”,但认为熊映梧没有把握《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对马克思因历史局限形成的一些失误没用辩证逻辑予以观照,没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动态体系,没掌握《资本论》活的灵魂。最后,该文赞同熊先生“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经济理论”。全文力求“以理服人”,院领导希望将这场讨论限于学术研讨范畴。

随着形势发展,《社会科学》第11期转载原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的《有关学习〈资本论〉的几点意见》,并配发“编者按”:《社会科学》杂志转载该文,是针对当前《资本论》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但李文本身并非专门针对熊文。同期另一篇胡秉熙的《〈资本论〉研究中的几个是非问题》,对熊文“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劳资的阶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的前途问题” 等三方面观点进行批评,全盘否定熊文。

接着,院里又组织一组批熊文章,配以两次座谈会纪要与港刊《争鸣》社论,发在《社会科学》内刊《来稿专辑》。刚经历“”的“老运动员”,一个个心存余悸,有些人出于自保“宁左勿右”,违心批判熊文。一些作者交稿一拖再拖,私下纷纷找编辑部成员表白:“奉命作文,并非本意,务请理解!”有人干脆打了退堂鼓。《来稿专辑》在小范围内分发,亦寄熊映梧,他未作任何答辩。

批判升级

10月,“清污”进入高潮,各地“清污”领导小组由宣传部长挂帅。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因病住院,上海“清污领导小组”易人挂帅。熊文难逃厄运,与复旦哲学系一批硕士生发言(中国科技大学认识论研讨会)同列上海“清污”主靶,批判升格了。

市委宣传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全市理论界“清污”动员大会,上面规定钦本立必须到会,编辑部大部分同仁抱着共赴厄难的心情自发“伴会”。钦本立入场后坐在南面后排,主持会议的上海社联理论处长郭加复多次请钦坐前排中心作靶子,老钦坚持不动。会议中,郭多次递话筒请钦发言,推辞不掉,钦简单说了几点意见:“我们拥护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我们拥护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全场一阵热烈掌声,批判会变成了拥护会,体现了绝大多数上海理论界人士对“解放思想”的态度。副主编温崇实没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发表熊文的具体策划者,他拒作任何检查。

根据市委宣传部精神,上海社科院党委对《社会科学》派出工作组,重组领导班子。免去钦本立的《社会科学》主编,专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温崇实、苗立沉两位副主编,以年龄到点不久先后离休。工作组正副组长留任《社会科学》正副主编。此后,《社会科学》一改风格,失去走在理论前沿的锋芒,多年未发表有商榷价值的文章。

余波回声

不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微妙变化,“清污”走低,对熊文的“商榷”渐渐销声匿迹。虽然没人公开宣布熊已“解脱”,但媒体上未再出现批熊文章,反而有人在文章中不断引用熊映梧的一些观点。

此时,一位日本记者找到,试探性提出日本有人想请熊映梧去讲学。总书记回答:“这事用不着找我,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他。”无疑,这是一则中央级信号:熊映梧并没受到任何人身限制。理论界开始对熊文进行郑重研讨,肯定之声渐渐大起来。这场风波最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收官。

难能可贵的是黑龙江省委顶住压力,李力安书记自始至终保护熊映梧教授。偌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污”运动,熊映梧始终“岿然不动”,未受任何政治处理。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力的提高,熊映梧在学术上渐渐翻身,最终得到充分肯定。风波过后,解除种种不公正的压力,熊映梧释放出新一波学术能量,硕果累累,获奖连连。1986年获“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称号,1988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5年获全国生产力经济学优秀著作特等奖;历任黑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省社联主席、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两年后,熊映梧应《社会科学》要求,于1985年第7期头条发表《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重申观点,对《资本论》的历史局限作了具体阐述:

……不禁使人想起中的一件怪事:那时大讲思想的精髓是“一分为二”,但就是不准对一分为二,不准对著作一分为二,有人说可以一分为二,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果说《资本论》结束了历史局限性,岂不是说《资本论》是永恒真理的化身,辩证法到此不是中断了吗?

一部《资本论》治天下(不知是否包括“外星人”社会?),还需要什么发展呢?……科学史上不乏空前伟大的佳作,但是从无绝后的天书。

熊映梧在《发展与改革丛书》总序中写到:“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乍暖还寒的1980年代前期,真要去做一个社科研究的“傻瓜”,是那么不易。

以今天的眼光,当然不能对马克思搞“两个凡是”,《资本论》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对熊映梧先生的“清污”乃是极左思潮最后的回光返照。事实上,熊先生的学术研究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启大门,迈出“”后的艰难并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2004年,我赴哈尔滨开会,打算拜访熊映梧先生,电话叩家,家属告知熊教授已于2003年4月8日去世。抱憾之余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谨以此文纪念之。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本论;文艺美学;文心雕龙;中国文化传统;王元化;西马;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资本论》与美学之关系并非一个陌生话题。我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论著中多有涉及或引鉴《资本论》。老一辈学者中,例如朱光潜曾预言《资本论》“对未来美学的发展具有我们多数人还没有想象到的重大意义”;①蔡仪认为《资本论》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其美学意义超越了《巴黎手稿》;②蒋孔阳曾以《资本论》逻辑思维“光辉典范”以比照说明艺术思维特征;③李泽厚最早的《论美感、美和艺术》论文采用了“类似《资本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④。新世纪初期的2006年,北京“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纪要中写道:“包括《资本论》的许多重要论著都谈到了美学问题。”⑤这表明中国学界在《资本论》美学价值问题上已然形成某种共识。本文尝试考察王元化文艺美学中的《资本论》因素,期望有所新认知。⑥

一、《资本论》与王元化的文艺美学生涯

中国文学传统历来要求文艺家承担社会责任,并因此而格外推重文艺家生涯中的诗意。这一传统在诗文理论中的表现诸如:倡导“知人论世”的读诗方法(孟子),重视“工夫在诗外”的生活实践(陆游),以“诗品出于人品”为金科玉律(刘熙载),乃至提出“能文不为文人”的主张(顾炎武)。与追求“理念”的西方美学传统不同,中国文学所推重的诗意内涵集中表现于“情志”范畴。情志意味着理想引导的情感与情感渗透的理想。⑦从这一文艺美学观考察王元化生涯,我们不难发现其文艺历程不仅贯穿“情志”,而且其情志的内涵特质与《资本论》因素密切相关。

王元化18岁于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文委,其时为抗战爆发第二年(1938),该年也正是《资本论》最早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时。这个“巧合”意味着王元化人生理想最初与《资本论》的潜在关联。⑧王元化在40年代反思左翼文艺中的“机械论”偏颇,反思结果之一是,在文艺思想上“主张回到马恩原初理论上去”,而《资本论》是马恩原初理论的最主要经典。五十年代他因胡风案牵连而陷入“精神危机”,由此反省过去形成的价值观念,其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资本论》,相关笔记写了“十来本”。⑨

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王元化在20世纪60年代初步完成的。该书后记中明确告白:“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这段话是:“任何科学的批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会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可见《资本论》对于王元化提供的不仅是某种思想观点的依据,更是学术精神方面的“良箴”。

王元化与夫人张可的共同作品是《读莎士比亚》⑩,而马克思夫妇也是莎士比亚爱好者。B11《读莎士比亚》是王元化张可夫妇在沦为“政治贱民”的患难时期所共同撰写的,马克思则称他在燕妮默默支撑下的《资本论》研究历程是“下地狱”、“在坟墓边徘徊”。B12王元化对夫人张可怀抱歉疚:“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马克思叹息过他一生最大遗憾是:“触上了毁灭妻子燕妮一生幸福的暗礁”。B13燕妮出身德国贵族,张可长于江南世家;而莎士比亚戏剧主人公多为宫廷帝王与贵族。五四时期提倡“平民文学”的胡适、鲁迅等并不看重莎士比亚;出身城市平民的王元化真正研读并对莎剧产生强烈共鸣,是在他投入研读《资本论》的隔离时期。而《资本论》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是出自莎士比亚戏剧。仅此可见他当时读莎士比亚与读《资本论》并非无关。

上世纪90年代王元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其理论资源包括《资本论》。例如该时期他所做工作之一是“领导完成了《王国维全集》的编校”,B14而同时期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文中强调:王国维家的书案上有德文版《资本论》;陈寅恪在外国留学时于20世纪20年代初读过《资本论》;曾经担任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化学老师、当时已经八十岁高龄的汪公岩老先生,他的北平家中书架上也有不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译本”。B15

王元化晚年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其时所作答谢辞《走自己的路》依然以《资本论》序言为“良箴”。其中写道:“我希望自己一本初衷,始终能够遵照一位哲人在他那部伟大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话去做。那就是――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B16其时的王元化是把马克思称为“哲人”,《资本论》则被敬重为“伟大著作”。

进入新世纪后,王元化在悼念一位著名学者去世的文章中,写下了对《资本论》的新思考:“《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意义,被不断发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人文理想。”B17在王元化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沉思与反思》中收录有写于1980年的《人性札记》,后者开篇起句是:“《资本论》第三卷提出过‘最与人性适合也最光荣的条件’。”该书前言中说明,“这个单行本是想选出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的文字”。B18

王元化晚年多次回忆:“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B19据一位作家的访谈文章,王先生去世前特别赞赏“马克思女儿劳拉与女婿拉法格所选择的保持尊严的辞世方式”。B20而拉法格是《资本论》思想的最初阐释和发挥者之一。B21由此可见,《资本论》因素贯穿影响至王元化生涯之终,它不仅是王元化文艺历程中的标志性经典,而且也是其情志内涵的核心所在。

二、《资本论》与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

王元化生涯中历时最久、倾注心力最多的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该书先后六度修订出版,时间跨度近三十年。B22它们区别于同类研究的显著特征是频繁借鉴《资本论》。B23

例如在准确使用理论术语方面,《资本论》的一条注释中写道:“把一个专门名词用在不同意义上是容易引起误会的,但没有一种科学能把这个缺陷完全免掉。把高级数学和低级数学比较看看。”马克思因此而对同一“必要劳动时间”术语的两种含义作了严格区分,即“生产一般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产特殊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B24王元化由此反观《文心雕龙》而指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可能是“理论研究工作最大困难之一”,“我国古代论著由于用语缺乏科学性,同语异义的专门名词更是屡见不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随文抉择,才不致望文生解。”B25

再如关于马克思“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的观点,B26在《资本论》中它被用以解释“商品”现象何以成为历史之迷的原因;即何以历史上早就出现“商品”,而人类对它的认识却是当商品经由货币而发展到资本的现代形态后才有所进展。王元化于此借鉴而引申发挥:“按照这一方法,我们除了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察外,还需要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这种比较和考辨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B2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王元化将黑格尔等近现代美学思想引入《文心雕龙》研究,后者以往历来限于中国古典学术范围。

《资本论》序言中提出并阐述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王元化认为其中包含的“由分析而进入综合”的阶段尤为重要:“马克思认为,科学上的正确方法,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分析上,而必须由抽象上升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需要由分析而进入综合。”B28《资本论》作者自认是“黑格尔的学生”,王元化循此而追溯考察黑格尔美学的理论基础《小逻辑》,由此发现马克思的该方法是来源于黑格尔哲学提出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范畴,而《资本论》关于价值形态的论述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黑格尔这一辩证方法”。B29基于对《资本论》方法的借鉴,王元化反观当时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以论代史”风气,认为其病灶在于“孤立的、抽象的考察事物的知性方法”,B30并针对性地提出“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要求打通各种相关专业的隔离,追求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呈现出广涉古今中外文史哲的独特风貌,乃是作者受《资本论》方法论启发后的自觉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曾以国外新兴的“比较文学”概念评赞该书独创性,王元化却毫不讳言并多次强调他的方法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极大启发”。B31

《资本论》对于王元化的“良箴”之义更在于求真知精神。马克思当年写道:“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所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愿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B32可见对于《资本论》研究目标而言,困难不仅在于揭示“隐蔽的”经济学规律,更在于因揭示经济规律而将遭遇的学术领域以外的“攻击”。基于对研究目标“特殊性”的认识,马克思接着写下了那段“走你的路,让人们说去!”的格言。这段格言之所以被王元化引为“良箴”,无疑也与当时中国语境中“文艺规律”问题之“特殊性”相关,当时的“文艺规律”问题通常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所在。如果说对于《资本论》著者而言,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意味着可能遭遇的潜在危险,那么对于《文心雕龙创作论》作者而言,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则已经导致了“政治贱民”的处境。《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手稿名为《文心雕龙柬释》,它完成于作者因胡风案而被剥夺写作权的60年代前期,“”中因遭遇“抄家”而被没收。作者回顾:“当时我未,……那时我深感我们的文艺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体系,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词滥调,我企图通过《文心雕龙创作论》尽力去纠正文学理论的这种情况。”B33由此可见,《资本论》初版序言的“走你的路,让人们说去!”,它之所以作为“良箴”而被引鉴于《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并且也是作为结语而出现于该后记文末,这种对应性意味着王元化对《资本论》学术精神的真切体验和由衷心仪。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的历次再版中,尽管作者对其中诸多篇章的文字频频修订,而最初引鉴自勉的该《资本论》“良箴”,却始终可见而一字未移。

《资本论》学术精神的另一表征是撰写与修订历程之漫长。马克思当年在关于《资本论》的通信中多次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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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第一卷(指《资本论》前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1846年8月1日)

我有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新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失。(1862年4月28日)

《资本论》的第二册在德国不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980年6月27日)B34

以上三段话是马克思先后写于1846、1862、1980年,前后时间长达三十四年。与此相应对照的是,王元化在最终版《读文心雕龙》的小引中,对自己研究《文心雕龙》的历程有如下回顾:[HK18*2][HT5”,5K]

本书的酝酿是在四十年代,写作是在六十年代,出版则是七十年代,至于我再重新加以校订,作为今天这样的本子出版则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了。B35

可见即便从开始撰写的20世纪60年初算起,迄至最终修订版的2007年,也有近半个世纪了。

《资本论》研究历程中至少三易书名,先后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虽然巧合却不无意味的是,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著作出版后也曾三易书名,依次为《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文心雕龙讲疏》(1992)、《读文心雕龙》(2007)。而在最终版《读文心雕龙》“小引”中,已过耄耋之年而力不从心的作者依然祈望继续修订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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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妄自菲薄,我曾以多年的心血写成的这本著作,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无论在材料上、方法上、观点上,我在当时是用尽力气去做的,我的劳力没有白费,它们对今后的读者可能还有些参考价值。但我也感到有不足的方面,我没有将我近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对中国文论的新看法表述在本书中。B36

由此可见,在研究历程之漫长、内容修订之频繁等方面,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也颇有相似,这种相似无疑也表征了《资本论》精神对王元化学术追求的潜在影响。

《资本论》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当时欧洲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中国语境中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探讨的是起源于欧洲现代社会的的根本问题;《文心雕龙创作论》则是深切感触中国语境中的时代性问题而发。《资本论》在当初欧洲政治经济学界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当年中国文艺界与潮流迥异。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资本论》精神对王元化具有多方面潜在而深刻的影响。B37

《文心雕龙》与《资本论》都堪称魅力长久的经典。然而两者在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两者关系通常被认为风马牛不相关。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沟通研讨的文字。就此背景而言,王元化将《资本论》引进《文心雕龙》研究,堪称中国文艺美学界的一个开拓性尝试。

三、《资本论》与王元化“人文理想”

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对晚年王元化的一个著名评点是“既沉潜而英锐,既激烈而雍容”。B38这一评点某种程度上也可谓《资本论》作者的精神风貌之表征。例如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长年累月伏案伦敦博物馆图书室,是可谓“沉潜而雍容”;《资本论》目标不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还期望在理论上“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不能翻身的打击”,B39是又足称“英锐而激烈”。

如果说早年王元化作为抗日和革命的文学青年更具有“激烈”倾向,B40那么晚年的他则是依然保持了“英锐”的精神风貌。在他新世纪初发表的《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写道:

不管什么样的知识人,我以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其为知识者的公共声音。公共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的主动的知情和热心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问题的省思。B41

王元化对文明发展“大问题”的省思,其思想资源依然可以追溯到《资本论》。这里以上引文字中出现的“公共声音”、“公共关怀”词语为线索考察。“公共”(Public)一词是现代汉语外来词,该词在王元化于20世纪50年代读《资本论》时已经成为关键词。当时他的重大收获之一是认识到:[HK18*2][HT5”,5K]

《资本论》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医师,就是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B42

王元化从《资本论》中读出了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公共卫生医师”(Public health physician)的存在。这个发现不仅是当年王元化反驳极左文艺观的主要论据,更是他据以评断“资产阶级”这一罪名之谬误的主要论据。根据当时的阶级论,作为知识者的“公共卫生医师”属于“资产阶级”;因而在马克思最主要原典《资本论》中发现“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公共卫生医师”的存在,在当时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重大的理论意义。

据笔者考察,“公共卫生医师”在《资本论》叙事中堪称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它的所指是受英国政府聘请担任公共卫生调查之责的医师群体。该群体在《资本论》中被直接提到姓名并引用其报告者多达30名以上。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公共卫生医师报告(Reporting of public health doctors)的大量引用甚至构成了该书叙事风格的显著特点。例如其中对一位“汉特医师”报告的引用就达40多处。这个频度甚至超过了《资本论》对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两位最著名经济学家著作的引用。B43“公共卫生报告”代表的是“公共声音”(Public voice),“公共卫生医师”的职业伦理无疑需要“公共关怀”(Public care)。因而《资本论》对公共卫生医师报告的大量引用意味着,马克思对这个医师群体之“公共关怀”的高度推重和钦敬。马克思甚至将这些医师的报告称为“划时代的报告”。B44这一切意味着,晚年王元化倡导的“公共声音”与“公共关怀”,其思想资源不仅与《资本论》潜在关联,而且后者依然是其精神上的“良箴”。

《资本论》大量引用公共卫生报告所集中关注的是贫民区的“工业病理学”问题。其中一则是:

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窟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么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B45

而王元化晚年提倡“公共关怀”主要思考的是则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后的“人文精神”问题。2003年他以书法方式《为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题词》: [HK18*2][HT5”,5K]

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繁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B46

上面两段文字的语境背景和关注焦点虽然迥异,但是两者提出的都是“现代性”市场经济中的“大问题”,两者的忧思也都及于整个社会的未来前景。与《资本论》中直观描述性的公共卫生医师报告不同,王元化对“人文精神”的阐释更具思辨性与洞察力:“人文精神”之所以被强调,不仅因为它与“生产力”逻辑不同,更因为构成现代公共社会法则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观念,都必需“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素质或条件。

这一论点就其思想资源而言,在《资本论》中不仅有迹可循而且触处可见。兹以其中公共卫生医师报告中的所思所及为例。下面一段表明了对法律与人道之关系的自觉意识:

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自己已婚人居住的房屋。B47

法律的根本依据在于人道,因而后者是评断前者的基本尺度:[HK18*2][HT5”,5K]

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这难道能说是人道的吗?B48

公民意识或公民责任理应以“增加国家和个人幸福的总量”为目标:[HK18*2][HT5”,5K]

公众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还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幸福的总量吗?B49

公民义务的实行有赖“公众的同情心”:

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心,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公民义务的事情。B50

《资本论》中的公共卫生医师们的责任伦理和敬业精神,是基于他们的人道情感: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激愤的心情怎样也平静不下来。B51

一位最受马克思称道的医师在“职业观点”与“最普通人道”相矛盾时选择了后者:[HK18*2][HT5”,5K]

虽然我的职业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这种状况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B52

由此已然可见,尽管《资本论》中译本中鲜见“人文精神”一词,尽管王元化晚年思考“人文精神”问题时很少直接引鉴《资本论》,但是前者与后者在“人文精神”上的连续性,以及前者相对于后者的思想资源之价值,却是毫无疑问。王元化对《资本论》思想资源中的“人文精神”之当代价值的自觉意识,从他下面一段话中足见一斑:

《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意义,被不断发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人文理想。B53

四、《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资本论》是马克思学说的最主要经典,它也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基本原典。B54王元化文艺美学中的《资本论》因素可能表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新途径。

西马美学的基本特征是以《资本论》为主要思想资源。西马美学代表人物著述中多有承传创新《资本论》思想的理论建树。例如:卢卡奇核心概念“物化”来自《资本论》;布莱希特“陌生化”技巧与“间离效果”的词根“Verfremdung”与《资本论》“异化”相关;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论著,标题可见《资本论》影响;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有“资本论”专章;赛义德被称为“后殖民主义”,而《资本论》第一卷末章标题为“现代殖民理论”;福柯对“不正常人”的分析启发了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而《资本论》大篇幅描述了“工业病理学”;德里达《不合时宜的格言》重新阐释了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莎剧也是《资本论》频繁引用文学典故的对象;伊格尔顿《希斯克利夫与》文中强调《呼啸山庄》的背景是爱尔兰,后者在《资本论》中与“资本积累过程”相关。巴赫金“狂欢”理论论与《资本论》“自由王国”概念未必无关;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等概念发挥了《资本论》的核心范畴;詹明信代表著之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女性主义者盖欧・如宾《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其立论依据直接来自《资本论》。可以说,西马美学代表性论者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因而王元化文艺美学中的《资本论》因素可谓与西马美学殊途同归。

管见所及西马美学另有三个基本特征:

1、其理论创新源起于思考各自语境中的“大问题”。例如阿多诺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之说,其思想背景是二战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B55

2、其思想资源并不限于通常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吸纳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或古老或新颖的成果。例如马尔库塞《与文明》吸纳了弗洛伊德理论。B56

3、西马美学家多有将《资本论》思想资源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新颖阐释中。例如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以波德莱尔《恶之花》为对象B57,阿多诺、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把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的主人公阐释为“资产阶级的原型”。B58

西马美学的基本特征显然可见于前述王元化文艺美学中。这里以其写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性札记》一文为例。B59《人性札记》起句为:

《资本论》第三卷提出过“最与人性适合也最光荣的条件”。

该文对美国学者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提出批评:“弗洛姆……把人的不变的欲望解释作饥饿和性的冲动,认为只有这个不变的方面才构成人性的内容。这是弗洛伊德所谓人被生物的、本能的冲动所支配的人性观点来附会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概念。我以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旨的。”

该文由此对美国作家欧斯金・考德威尔《烟草路》作出如下评断:

这部作品就是按照人的生物学或生理学的自然属性去表现饥饿和性的冲动的。它在西方曾经轰动一时。这部作品描写一个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家族:穷困、污秽、懒惰、退化。他们的形状也是丑恶的:没有光泽的棕黑色的皮肤、坚硬的头发,生着一颗颗玉蜀黍疹的面孔,长着从嘴唇中部直到鼻子左面大条裂缝的豁嘴……这些人只有低级的本能和强烈的,为了抢食几个蔓菁来塞饱肚子,像狗一样在地上滚着咬起来。至于那些的色情描写,更使人感到愤慨。作者把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性一时硬栽在这些下层人民身上,叫他们公开展览令人作呕的肉市场。这部作品说明如果经过抽象使人的自然属性还原为动物的机能,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否定人的地步。

上段评论写于1980年,当时中国学界对包括弗洛姆在内的西马美学著述鲜有所读;B60因而其时王元化对弗洛姆的批评堪称是中国美学界对西马理论的较早回应之一。

然而如果以王元化学术为参照反观西马美学,我们不难发现后者的盲点所在。西马美学最大盲点在于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和对中国语境问题的疏离。这一盲点的显著表征是,西马美学著述中鲜有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者。B61这一盲点的另一表征是,当代西马著名学者雅克・德里达的一段话:“在近四十年的这种逐渐国际化过程中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对此我是意识到了的,尽管我无法弥补。”B62与西马美学相比照,仅就王元化以《资本论》为“良箴”而研究的《文心雕龙》而言,迄今不啻西马美学家范围鲜有问津者。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不乏堪与“西马美学”媲美者,甚至更有超越西马美学视阈局限者,那么率先将《资本论》导入文艺美学领域的王元化,其思想历程和研究实绩启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新途径。(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朱光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见《谈美书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② 蔡仪美学论文中写道:“马克思对于产生价值的劳动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发现,商品两种价值的根源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因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的‘劳动’概念,我认为《手稿》中是绝没有的。”(《蔡仪文集》第四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杨曾宪《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的几点浅识》:“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中国美术家网:www.省略/index.php?act=app&appid=264&mid=5129&p=view&said=98&debug=1)

③ 蒋孔阳《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④ 赵士林《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网:www.省略/news/160895.htm)。李泽厚早年认为:“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是美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入分析和正确解决是研究美学科学的关键问题”;美是以“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为基础和根据的”;“凭借着形象思维典型化而创造的葛朗台老头这一巨大的艺术形象,就跟《资本论》凭着逻辑思维的抽象所分析的资本家一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样达到了人类认识的理性高级阶段。”《论美感、美和艺术》,《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杨曾宪《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的几点浅识》认为李泽厚该论文关键词是“美的二重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力量不能小看,李就是学马克思的‘劳动两重性’和‘价值两重性’的”;“改革开放以后他《美学论集》刊布了一些当年没有发表的文稿,也是分别地按照这个两重性撰写。”(中国美术家网:www.省略/index.php?act=app&appid=264&mid=5129&p=view&said=98&debug=1)

⑤ 程朝霞《“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召开》一文,见中国文学网网页:www.省略.cn/Article.aspx?id=10446。

⑥ 王元化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间七度获上海市及全国性学术奖,依次为:1、首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2、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之“荣誉奖”(1990);3、上海文学艺术奖之“优秀成果奖”(1995);4、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5);5、国家图书奖(1995);6、上海文学艺术奖之“杰出贡献奖”(1998);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学术贡献奖”(2006)。(参见李平《王元化著作获奖史实辨正》,《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0月29日)

⑦ “情志”为“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王元化《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又:“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⑧ 王元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期间参加过上海文艺通讯总站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奔流》、《万人月刊》、《联合晚报》副刊、《展望周刊》、《地下文萃》等报刊杂志的文艺编辑工作。《资本论》最早中文全译本(译者郭大力、王亚南)是1938年在上海出版(参见刘大明、范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出版史料》,2001年1期)。王元化五十年代所读是郭、王合译《资本论》的1953年版(见张可、王元化合译《读莎士比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文献是《资本论》第一版序,刊于1920年上海《国民》月刊(宋涛、胡钧《〈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东南学术》,2002年01期)。

⑨ 王元化《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⑩ 张可、王元化《读莎士比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B11 傅俊荣《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的文艺评论文章》,《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1期。

B12 马克思《致齐格菲里特・迈耶尔》,《马恩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9页。

B13 马列著作编辑室编《马克思家书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B14 房鑫亮《王元化先生与〈王国维全集〉》,《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王元化为《王国维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房鑫亮为20卷本《王国维全集》主编之一;该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5月完成出版。

B15 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B16 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B17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B18 王元化《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B19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B20 陈丹燕《王元化先生在病中》,《新民晚报》,2008年5月13-14日。

B21 保尔・拉法格(1842-1911)著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宗教和资本》、《财产及其起源》等。1911年即将年满70岁时与夫人劳拉双双注射了氢氰酸毒剂,在自己的卧室里平静地与世长辞。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我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死去,深信我为之奋斗了45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参见百度网:baike.省略/view/146200.htm#3。

B22 六次修订出版先后为《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文心雕龙讲疏》改订版(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文心雕疏》日文版(日本汲古书院,2005年版)、《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B23 陆晓光《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中的〈资本论〉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B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B25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B26 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该书为《资本论》前期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这部著作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B27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B28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151页。

B29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B30 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B31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该书初版于1990年获中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之“荣誉奖”。

B32 《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B33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4页。

B3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页、第158页、第366页。

B35 王元化《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B36 王元化《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B37 陆晓光《有情志有理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现代人文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B38 钱谷融《谈王元化》,钱钢《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B3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9页。

B40 “在陷入胡风案前,我们都倾向于激进派,思想偏激,不赞成也不大懂得容忍和宽恕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我们在文章中有时甚至会滥用嫉恶如仇的激情去叱责那些仅仅由于看法不同而被视为敌人的对手,一定要把话说得淋漓尽致刻骨镂心才称心意。”(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B41 王元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3页。

B42 王元化《我的三次反思》,见《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B43 参阅陆晓光《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重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8年第8期。

B4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4页。

B45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3页。

B46 王元化《思辨录》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B4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9页。

B4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9页。

B4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6页。

B5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5页。

B5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

B5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3页。

B53 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B54 陆晓光《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重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8年第8期。

B55 阿多诺写道:“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日]细见和之著,谢海静、李浩原译《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B56 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明译《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B57 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其中一段对《恶之花》作为“现代主义英雄”而描述的“该隐”意象的评论是:“该隐,这个圣经中被剥夺继承权的人的祖先,……它指的就是无产者”;“这种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此外不拥有任何商品。”(本书第39页)另一段关于“赌徒”意像的阐释是:“哪儿还能找到比机器旁的单调工作与之间的矛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呢?……工人在机器旁的震颤动作很象中掷骰子的动作。”“机器旁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从前一个动作照搬下来的,就像里掷骰子的动作与先前的总是一摸一样,因而劳动的单调足以和的单调相提并论。两者都同样缺乏一种实质性的内容。”(本书第149页)

B58 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章写道:“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书第47页)“奥德修斯就是资产阶级的原型。”(本书第75页)

B59 王元化《人性札记》,《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0页。

B60 爱利希・弗洛姆(1900-1980)曾是西马著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其著作中译本较早在中国出版的是张燕,赵鑫珊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B61 布莱希特可能迄今是唯一例外。其戏剧革新理论中著名的“陌生化”和“间离技巧”等受到中国京剧艺术的启发。据载布氏对中国古典诗歌也有所研读,参见谢芳《文化接受中有选择的认同――从布莱希特所译的白居易的四首诗谈起》,《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B62 庄国欧《抵抗解构:解读德里达和王元化的对话》,《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张宁《德里达访谈》,《视界》第三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Capital" and Wang Yuanhua's Literal Aesthetics

LU Xiao-gu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Wang Yuanhua benefitted a lot from "Capital". There were lot factors of "Capital" in his literal aesthetics. His research upon "The Carving of Dragons" first introduced "Capital" to the field of Chinese aesthetics. We could also see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his "humanistic thought" advocated in his late years to "Capital". Almost every western Marxist reads "Capital". "Capital" factors in Wang Yuanhua's academic studying inspire a new way that Marxism aesthetics becomes a Chinese one.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Joan,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G.,ThePoliticalElementinEconomicDoctrine,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W.,“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XXVIII,Mar.1938.)

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J.M.,1933,EssaysinPersuasion,London,1933,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P.A.,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M.,MarxianEconomicTheory,London,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F.(ed.),Sulcapitale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Bari,1971,p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K.,EconomicsandMarxism,Englishtranslation,MacmillanPressLtd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J.C.,Introductionà?analyse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卓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贡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014;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78―06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改开放后30年。改革开放后30年的改革总思路,是破除产品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前30年,总体上是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但是,同志从1957年起就开始反思这种传统体制的弊端。在1957―1960年期间,卓炯就酝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1961年公开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从那时起到1987年6月逝世,卓炯一生做出了十大理论贡献。本文就此十大理论贡献逐一作出述评。下面对卓炯先生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卓炯在1961年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这一重大命题,成为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先驱。

卓炯先生在1961年11月18日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商品经济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可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把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来论述商品经济,在逻辑上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因而我相信我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经典作家在论述商品经济时基本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就是私有制论者的一个主要根据,但他们要强调私有制就不能不抛弃社会分工,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弱点。……

我们应该承认,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把商品经济作为私有制的特征形态是主要的,把商品经济作为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形态是次要的。我们过去之所以把商品经济当作私有制的特征形态,而忽视它的本质形态;甚至把特征形态当作本质形态,就是由于没有划清这个界线。我们知道,经典作家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当然不能离开历史和现实而空谈未来的商品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临了社会主义的现实,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来继承经典作家把商品经济作为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本质形态的这一面,即作为组织生产的工具的这一面。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只要把商品、货币、价值、价格这些范畴区分它们的广义和狭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从广义来说,商品经济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要社会分工存在,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它来作工具,而且它们和公有制结合以后,又会显现它们的公有制的特征。……

我在处理具体商品经济时,也是承认所有制和社会分工两个条件的,不过不像机械的二元论者一样把它们的作用等同起来,而是加以区别,即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

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为有计划的市场,在那时,由于物品的极大丰富,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自由地取得他个人消费部分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他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消灭城乡差别,也在于使农村都市化,而不是都市农村化。我觉得我们对商品经济的误解,就在于把私有制和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一些罪恶现象,不加分析地写在商品经济的账上。

我们已经生活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很多年,多的几十年,少的十多年,每日都要接触社会主义的商品来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而我们竟对它不发生一点感情,却偏偏把它当做一个脏东西,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去消灭它,这真使人有些百思而不得其解。

当然,经典作家也曾提出消灭商品生产的问题,比如恩格斯就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生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就将被消除。’如果是从文字上去理解,商品生产当然是要被消灭的。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全面地分析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一方面还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后者特别重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从以上引述课件,卓炯在1961年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的重要命题,与1978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关键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义的,然而却早了许多年。卓炯正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作为思想解放的武器从而获得了成功。这也是解决其他领域包括政治领域我国改革过程中思想解放问题的理论武器,至今仍有现实指导作用。

二、卓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创者,他于19161年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范畴在中国大地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给世界范围内近一个世纪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画了句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不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航向,也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从形成到确立经过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果断决策的历史过程。先由少数学者提出,学术界不断争鸣,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理论逐渐普及并在多数人中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界与最高决策层互相呼应,党中央提倡、支持并果断决策;最后由中央文件做出决议,宪法加以确认,在全党全国正式确立。卓炯就是属于这样的少数学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

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酝酿于上世纪50年底末,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他从经济建设实践出发,批判了产品经济论,创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这一理论开辟了一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

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 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1962年写道:“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②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在1957―1964年期间,卓炯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统一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由此可见,卓炯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是1961年。

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右倾思想的“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思想解放的环境,他才恢复名誉、得以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发表文章。“”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价值规律与四个现代化》。1979年他在文章中首次使用“市场经济”术语,他在4月份无锡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提供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文,其中写道:“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概括出了旧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1979年他在多篇文章中对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进行了分析和展开。他认为“我们要进行经济改革,把国家计划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以便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取代计划产品经济。这是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战略大思路。

1981年他尖锐地批评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他写道:“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但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自然经济,因而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经济,于是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互相排斥的,似乎计划调节起作用的地方市场就不存在了,而市场存在的地方就没有计划调节了。我认为这样理解是不科学的,这一方面会削弱计划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会缩小市场的范围。其实,计划调节也好,市场调节也好,归根到底,都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计划调节离开了市场,计划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主观臆测;市场离开了计划调节,市场就要呈现无政府状态”,“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计划调节也就是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他提出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是:国家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计划调节产品,即国家一市场一企业模式。这一模式比东欧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更为彻底。他反复阐明的这些观点,其见解何等深刻而精辟!

1982年卓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统一市场,“一种是计划性较强的市场,一种是计划性较弱的市场,这样就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反对“主辅论”、“板块论”等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的观点,说:“不要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计划就是市场计划,市场就是计划市场。”1984年10月,卓炯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5年以后,卓炯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推进和深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新的理论体系。他1986年指出:“其实,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只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其实并无褒贬的含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纳入计划,克服它的无政府状态。”

如上所述,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公开的最早时间是1961年。但他的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酝酿时期是1957―1960年期间。举例来说,卓炯在其1957年3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署名孟光)一书中,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点,指出计划经济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卓炯于1959年6月21日写成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尚未公开发表),文中也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点。

三、卓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创立了“社本论”,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卓炯从1962年起到1987年6月逝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探索。

“社本”即“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理论发现,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创新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卓炯先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资本”范畴被认同和由政府采用,再次证明了这位我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者的远见卓识。卓炯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见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不仅是一个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体系,而且更是一个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共同经济规律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这种体系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资本论》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体系,它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共同经济规律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体系,它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但必须加以改造。这种改造的功夫,是卓炯所精心下的,即在这个属于“资本一般”的体系上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使之形成一种新的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体系,即“社会主义资本论”,卓炯把它简称为“社本论”。这就成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这种经过创新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改革,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某个学说为理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将马克思《资本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理论,并不能照抄照搬100多年前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因为其中的狭义“资本”范畴对社会主义已不适用。这就需要对《资本论》加以创新。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建设工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正是卓炯先生,从60年代初起,就数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以求地在从事《资本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理论创新。终于在他逝世前完成了这项重大理论成果,即《(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巨著,实现了他的夙愿。卓炯先生作为一位以时代、社会与祖国振兴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超前地预见到了《资本论》的生命力。在别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他主动承担了如此重大的。“马工程”理论创新课题,获 得了成功,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时间和社会实践,是最公正的判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需要“社本”范畴,需要创新的《资本论》体系即“社本论”体系,越来越证明了卓炯的理论观点和预见的正确性、科学性。改革在呼唤理论创新,呼唤“社本”范畴,呼唤《资本论》新体系。请回《资本论》,回到马克思!这就是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演变轨迹的大趋势。

1961年提出资本和资本循环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卓炯在1961年写作、1981年才得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从肯定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这一角度切入,提出了“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客观存在。他将“资本一般”改称为“资金”范畴,以利于人们接受。卓炯这样写道:“我觉得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原理,对于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生产是不是商品生产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对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一直没有被重视。”

1962年提出:《资本论》范畴体系经过改造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在1962年写作的论文《从劳动范畴来试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一文中,提出了要对《资本论》进行再认识。他写道:对于资本这一范畴来说,“列宁在这里分明指出了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种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一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当然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但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往往以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为基础,例如资本就是这样。

1964年提出用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解决社会主义价格形成问题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的理论问题。1978―1979年卓炯提出了“社会主义资金(本)”“可变资金(本)”等概念。1980年他同意“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经过改造的《资本论》体系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武器。1981年卓炯重申,《资本论》体系经改造后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应着重指出,1983年卓炯将社会主义资本这一新范畴正式命名为“社本”,为将《资本论》改写成《社本论》最后确定了框架。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时候,为了总结前一段时期对《资本论》体系探索的心得,卓炯写作了一篇重要论文。它就是发表于《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的论文《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探讨》。在这篇重要论文中,“社本”作为一个崭新的经济范畴:是首先由卓炯命名并使用的。卓炯指出:“资本(Capital)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与资本相对立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我把它叫做社本(soeialEapital)。社本是资本的否定,也就是由公有性代替私有性,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资本是资本主义之本,而社本便是社会主义之本。至于资金我把它作为资本和社本的一般范畴。”卓炯把资金作为一个中性范畴即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看待,而把资本或社本都作为资金的不同社会形式。

卓炯还说:“马克思在讲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时,有时也把社会总资本简称为社会资本。为了区别起见,在这个场合还是称为社会总资本(TheAggregateSocialCapital)为好。总之,我把社会资本(简称社本)作为社会主义(资本)的专用语。”卓炯把资金作为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资金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转化为资本;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叫做“社本”。

1984年卓炯继续阐发,认为脱去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范畴适用于社会主义,“资本一般”可以叫做“资金”。1985年卓炯进一步阐发了“社本本”范畴,并详细分析了社本的价值增殖功能,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家应是社会主义资本的运营家。

在1985年6月新出版的卓炯的专著《政治经济学新探》一书中,他进一步阐发社本概念说:“从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扩大商品生产,就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一般劳动过程的经济范畴,这个范畴可以命名为资金。货币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经济范畴,不可能直接过渡到资本,因为资本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社会主义公有制,私人资本已转化为社会资本,可以简称为‘社本’,它才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

四、卓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公共必要价值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论)。

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从他的科学的方法论出发,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观点,连续发表了《对剩余价值的再认识》’、《再论剩余价值》、《三论剩余价值》等战斗檄文,引起理论界一场广泛讨论。目前,大部分同志已同意卓炯的观点。

卓炯认为,剩余价值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而与剥削不剥削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他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观点,指出一般剩余价值是一般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归工人自己占有,从而为自己的论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传统说法只承认社会主义利润而不承认剩余价值,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产品,随着产品转化为商品,剩余劳动就表现为剩余价值了。

他认为剩余价值只是扩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还必须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所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应该叫“无偿占有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应该叫“公共必要价值”。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已经消失,全部劳动都获得了必要劳动的性质,即都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因而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卓炯在1961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一文中,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和“个人必要价值”两个新范畴。以后,他不断丰富这些理论,并把“公共必要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

“公共必要价值”范畴的确立,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难题,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又一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等范畴,都是社会主义平均利润的转化形式,而平均利润是个别利润通过竞争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利润的本质是“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是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组成的。没有平均利润,就没有生产价格。而没有“公共必要价值”,也就没有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可见,经济体制改革中无论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企业体制改革、商业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地租制度,运用利润、价格、利息、地租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都必须以“公共必要价值”为理论基础。因此,卓炯的这一创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将对科学社会主 义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五、卓炯提出了市场经济论的“社会分工说”,为建立“卓炯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何概括卓炯的经济理论?我认为完全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其含义是: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释关于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经济学说。

这是因为:第一,卓炯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而且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已称得上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不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独树一帜的观点,还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与其他种种经济学说相区别。卓炯的经济理论已具备这种品格。

第二,卓炯自称“社会分工派”,即当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分工论学派。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沿袭苏联教科书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的思路,而卓炯则是另辟了一条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思路。沿着这条思路,卓炯不断地进行拨乱反正,处处与产品经济论划清界限,树立了彻底的市场经济论。他无疑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最早的旗手。在社会分工论的旗帜下,赞同和运用卓炯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的已远不止他自己一人,而是一批研究者。研究队伍正在木断扩大,研究成果随着愈来愈多的观点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日益被更多的经济学者认同,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这一学派在卓炯逝世后,未曾因为他的离开人世而停止发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日益扩大,显示出勃勃生机。卓炯逝世20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由处于的“异端邪说”一跃而转变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根本原因,是党和国家作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决策,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自然有资格成为现今“正统”的经济理论。“社会分工学派”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正在发展壮大。

第三,卓炯一开始研究,就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参照,从中抽象出一个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而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是卓炯的独特范畴,其主要特征是有价值增殖,有资本一般(卓炯称为“资金”)和剩余价值一般,已存在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说明商品生产已处于发达阶段。所以,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就等于市场经济范畴。从历史上看,《资本论》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处于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第四,卓炯是“宽派”,历来主张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因此,卓炯在6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他在1979年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两者是一码事,而不是两码事,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形态而已。由于卓炯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论,先研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再研究其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所以,卓炯的市场经济论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从理论经济学看,是属于比较经济学。这种“宽派”的市场经济论以社会分工为理论基础,所以,可以总称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

六、卓炯提,出了“生产形式”学说,从经济范畴上论证了由产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革命。

从1983年起,卓炯将由列宁著作的启发而形成的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引进其商品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使卓炯学说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他明确认为,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经济都是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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