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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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近代不同政权统治下，有其不同的外债政策，其中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问题由于全国分裂割据的战争形势、各军阀依附美日等列强的外交政策、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发展，与晚清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具有特殊性。
关于北洋政府外债政策的研究，相关学术论文有：《1920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陈凌《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与赈务研究》1、孙璐《北京政府时期的留日学费借款》2、周文佳《北洋政府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研究》3、苏全有《交通部与北洋时期铁路发展研究综述》4、叶朝华《北洋政府外债评析――以“西原借款”为例》、吴景平《论北洋政府的外债整理》5、贾晓国《民初善后大借款再研究》6、李金全《民初交通部研究1919―1916》7，谢晓婷《重新审视1919年铁路外债之统一问题》8，其中包括北洋政府总体外债政策、赈灾外债政策、教育借款政策、铁路外债政策4个方面的内容。
在总体外债政策上，叶朝华认为滥借外债度日是北洋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因素。为维护统治， 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为条件换取列强的债款， 陷入举借外债的恶性循环的深渊。而贾晓国认为北洋政府虽然签订了丧失的善后大借款，但其实北洋政府做过突破银行团垄断控制的努力，北洋政府尝试向英国克利斯浦公司和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以争取比银行团更平等更维护的借款，但由于中政府缺乏直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以及银行团的对华一致行动，所以最终打破垄断的努力失败。
在赈灾外债政策上，认为以往，以往学界出于对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痛恨，多笼统地认为它丝毫不顾人民死活。而1920赈灾借款借债行为的目的完全在于赈济灾民，并且其筹集过程颇费周折，债款发放也十分到位。而谢晓婷认为，北洋政府在赈灾为名目的借款完全被中饱私囊了，并且加征税收作为外债的担保，反而给灾民雪上加霜，而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开始重视赈灾问题。
在教育外债政策上，孙璐认为较清政府，北洋政府更看重留学教育问题，开始规范留学生管理，制订章程，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但是由于财政紧张，留学经费只能依靠外债，北洋政府对留日外债的态度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在皖系政府时期，由于段祺瑞依附日本所以借款数量和数额达到高潮，直系时期由于政府与日本关系不佳，因此借款减少。周文佳认为虽然北洋政府有以教育为名借外债的行为，但是经统计大部分外债用于偿还旧债、支付军费以及行政外交费用，用于教育的经费占比非常小。
在铁路外债政策上，李金全认为民初交通部奉行借债筑路的政策，交通部实行这项政策的原因是：1、舆论开始接受在侵犯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立近代交通系统。2、在一战期间日本独大的情况下，交通部希望以各列强共同借款筑路来均衡各国势力。3、募集内债的成果不理想，因此交通部只能依靠外债。该项政策虽然对近代铁路建设有帮助，但也存在条款苛刻，侵犯，款项挪用，利用率低等弊病；谢晓婷通涉及到1919年之外债统一问题。1918 年12 月18 日， 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 特在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提出了在巴黎和会上的提案， 这一提案首列破除势力范围。由于列强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 造成了中国铁路不统一的现象， 因此统一铁路被认为是打破势力范围的关键。
关于列强对华外债政策及其中的外交背景，主要涉及到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债政策。相关学术论文有：贾德威《安福会国会研究》、代娟《保罗・芮恩施与民国初年美国对华借款研究（1914―1919年）》9、钟鸣晨《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与对日关系――以西原借款为例》10、叶朝华《北洋政府外债评析――以“西原借款”为例》12、孙志鹏《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13、皮云《西原龟三与西原借款》14、王颖丽《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克利斯浦借款签订始末及夭折原因探析》15、陈太勇《一战后初期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战略转向》16、张百霞《中法实业银行始末述论》17。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北洋时期外债政策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但笔者认为该问题还存在以下研究空间：
首先，应当扩大北洋时期外债政策的资料性建设，如具体债项要件的档案整理、各国列强政府及舆论对华外债态度政策方面的海外资料收集都尚显不足。
其次，应当均衡研究各国在外债问题中与北洋政府的关系，由于北洋政府时期，中日关系问题比较突出，所借外债也较多，因此学界对中日外债政策较为关注，成果较多。但对其他外国政府的涉及较少。
再次，应当拓宽研究方向，由于北洋时期外债有着明显的政治性和超经济性，因此大部分研究成果对于铁路、军事外债较为关注，而关于民生、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外债少有专项研究，这会使学界对北洋政府外债政策的评价产生局限性。
参考文献
[1].1920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J].历史教学，2003（10）：27―30.
[2]陈凌.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与赈务研究[R].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3]孙璐.北京政府时期的留日学费借款[R].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4]周文佳.北洋政府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研究[R].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5]苏全有.交通部与北洋时期铁路发展研究综述[R].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6）：95-99
[6]叶朝华.北洋政府外债评析――以“西原借款”为例[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2―55
[7]吴景平.论北洋政府的外债整理[J].历史教学问题，2003（1）：3-7
[8]贾晓国.民初善后大借款再研究[R].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9]李金全.民初交通部研究1919―1916[R].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0]谢晓婷.重新审视1919年铁路外债之统一问题[J].衡水师专学报，2004（6）：53-55
[11]贾德威.安福会国会研究[R].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2]代娟.保罗・芮恩施与民国初年美国对华借款研究（1914―1919年）[R]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3]钟鸣晨.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与对日关系――以西原借款为例[R].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4]叶朝华.北洋政府外债评析――以“西原借款”为例[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2―55
[15]孙志鹏.外债与外交――西原借款研究[R].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6]皮云.西原龟三与西原借款[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167―170
[17]王颖丽.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克利斯浦借款签订始末及夭折原因探析[J].文史论苑，2016（12）：223―225
[18]陈太勇.一战后初期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战略转向[J].世界史研究，2016（10）：49-57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律；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经济法，革命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经济法究竟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经济法律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资本关系如何处理？本文拟作出的初步研究。
一、国家经济的弱化
最近几年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得到迅猛的提升。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超越不受到国家体质的束缚。国际经济组织有没有权利要求一个或一些会员国放弃这些原则，反映了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主要属性，也不干涉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国内管辖之内的任何事宜。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组织将利用这个机会，扩展其触角向各会员国管辖的内部事务。全球化跨国公司，以实现的最佳分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运营风险需要投资，需要到采取优势国家的土地和天然资源到其他国家，到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的资源重组的能力和领土管辖权。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在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合作伙伴，这并不奇怪。虽然现在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不仅依然存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经济日益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跨国公司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遗留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成为经济与球时代的新主人。
二、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
经济全球化主要意味着所有国家是平等的“双赢”或“多赢”的游戏，而对发达的国家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对发达国家的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在目前的生产要素的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前进，踩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被“边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在全球竞争中的资金，技术往往是很难得到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此外，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寻求改变不合理的规则，全球化正在开发另一种反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新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反映诉求的第三届世界，走向扭转了国际发展的薪酬规则全国的不利局面。
三，规则的国际经济融合过程中继续加快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挤出更多的交易。为了保证风险的最小化，确保达到预期的利益，这就促使一些规则的出台保障公平合理的交易，特别是促进世界统一的规则内跨境交易的需要。事实上，在过往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经济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统一规范的经济运作局面，主要是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倡议或统一商法规则，第二通过一些国家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规范经济和法律。第三，国家出台了相当数量的国际条约，统一的经济法律规则。加快国内经济的国家立法衔接的过程中，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四，结束语
首先，国际经济法律索要调整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而调整的主要对象就是国家。在经济贸易全球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在国家的正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许多国家得到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成果。一个安全有效合理的国际社会大团体正在一步一步的形成。国家利益有限的强调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利益，不符合这种大局面的健康发展。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而不是落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是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行为的约束将是这其中最大的阻碍，只有国家根据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自己方面做出合理的退让。才能使国际件合作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在国际间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要大得多。转移发达的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状态下大多表现出的是无奈。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国际背景下，资本的利益往往是直接和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表现。在这过程中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将越发的明显。（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黄世痈：《垒球化对国际{圭的影响》.《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辩2期.靖2—3厦。
［2］ 曾令趣：《论砖战后时代的国家）.《中圆法学》1998年第1期，第115页。
［3］ 杨颖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重构［期刊论文］-现代经济信息2009（13）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3篇
1866年11月27日，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884年，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1886年，他暂停学业而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证券业务。在工作五年之后，他返回校园继续其学业，并在1892年获得学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期间，哈特菲尔德的主要兴趣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等学科领域。鉴于其所具备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基础，他于1893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一个讲师教席。与此同时，他还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并于1897年以优等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哈特菲尔德在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即加盟芝加哥大学任教。1900年，学校派遣他出访德国考查商业教育系统，以为该校筹建商业管理学院做前期准备。1902年，哈特菲尔德晋升为副教授，并担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直至1904年。在这之后，他离开了芝加哥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在1904年至1909年间，他一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会计学的副教授，且是全美第一个会计学教授。1909年，哈特菲尔德晋升为教授，此后一直在加州大学工作，直到1937年退休。在这期间，哈特菲尔德分别在1923年和1940年获得了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律博士学位。他还两次出任加州大学商学院的院长(1909-1920，1927-1928)，三次出任教务长(1916，1917-1918，1920-1923)。
1918年7月到1919年6月，哈特菲尔德教授暂时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受聘担任战争工业委员会计划与统计部的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学术能力、管理才能以及处理同事之间关系的技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战争工业委员会停止运转之后，他在华盛顿逗留了一段时间，主要是作为税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讨论如何规划战后政府的政策性问题。
在各种会计专业组织中，哈特菲尔德教授也非常活跃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他协助成立了美国会计学会，并曾先后担任该学会的副会长(1917-1918)和会长(1919)等职务。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评议员(1923-1928)等职。1929年，他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出席了国际商业教育大会。1933年，他代表AAA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会计师公会大会。在1941-1942学术年度里，哈特菲尔德教授受聘为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迪金森演讲者”。
1898年6月15日，他和E.A.格洛弗结为伉俪，婚后育有三个孩子。1945年12月25日，哈特菲尔德教授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莱逝世，享年79岁。因其在会计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与突出成就。被学界誉为“美国会计学泰斗”。
哈特菲尔德教授是美国会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哈特菲尔德教授的生，对美国会计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会计理论的贡献
哈特菲尔德教授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体现于《近(现)代会计学》和《会计原则的研究报告》(又译《论会计原则》)这两个重要文献之中。
首先。是其所著《近(现)代会计学》一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会计理论和实践尚处于初创阶段，会计理论与实务上主要是学习引进英国和德国的成果。1909年，哈特菲尔德编著的《近(现)代会计学》一书在纽约出版问世，旋即在美国会计界产生了极大震动。该书以资产负债表为主线，吸收了德国雪尔的“二账系学说”、西蒙与雷姆的主观价值学说，同时他还吸收了英国狄克西与皮克斯利的经验会计观，以及丘奇的成本管理思想，阐明了会计学的一系列问题，奠定了美国会计学的基础。在该书中，哈特菲尔德教授对业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书中提出，尽管业理论的基本思想几乎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直到1818年，克朗赫尔姆才在其著作《独特的复式簿记》中首次完成了对业理论的解说。《近代会计学》中完整论述业理论的思想主要包括：会计恒等式是“资产-负债=业益”；业益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会计应是为业主负责的。哈特菲尔德还认为，会计学的本质在于：一是表示某一时期的财产物资状态；二是表明某一期间经常活动之结果。其具体表现为应着重于决算表的合理编制和内容真实。1927年，哈特菲尔德将《近代会计学》修订后更名为《会计学：原理和问题》。这是本美国式的会计著作，它建立了美国会计的科学体系，从而使美国会计独立于世界会计学界。在这本书中，哈特菲尔德教授还对无形资产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述。1928年5月1日，哈特菲尔德教授的《会计学：原理和问题》一书获得“对会计学作品最具贡献”的奖项。
其次，是其参与研究形成的《会计原则的研究报告》(又译《论会计原则》)。1938年，桑德斯、哈特菲尔德和莫尔合著的《会计原则的研究报告》(又译《论会计原则》)一书由美国会计师协会出版。该书被称之为归纳会计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不仅参考了大量研究文献，而且还罗列了当时会计实务中已得到了普遍认同的会计原则，并将其分类加以汇编，力求改进当时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达到比较理想的标准，涉及的范围比较全面。
第二，在会计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哈特菲尔德教授是英语系国家里最早研究会计史的学者之一，也是早期簿记学方面的权威。他的第一篇会计史学方面的文章是用德语写的，名字叫《两位先驱》。1907年，该文发表在奥地利的一家刊物上，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美国早期的会计理论研究者曾经预料到了19世纪欧洲大陆学者的学术观点。1977年，这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并发表在《会计史学家杂志》上。1932年，哈特菲尔德与A.C.利特尔顿一起合作整理了早期簿记方面的著作。1933年，由利特尔顿出版了其经典著作《1900年前会计的演变》，该书的第一章为缩写版的《历史辩护》，主要内容就是由哈特菲尔德完成的。除此之外，哈特菲尔德教授还在1926年和1934年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两篇他关于(资本)一词的专门研究文章。证明是经济学家借用了这个会计词汇，而不是会计学家借用经济学家的词汇。
第三，对比较国际会计研究的贡献
哈特菲尔德对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会计文献和实务都非常熟悉。哈特菲尔德早在1911年就在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年会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英格兰、法国、德国以及美国会计实务的一些差异”的比较会计研究论文，这篇文章直到1966年才公开发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关于会计和财务报告方面的一些观点和作法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哈特菲尔德与美国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们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时的欧洲大陆语言不屑于从美式英语中吸取营养，而哈特菲尔德当时却相反，他并没有盲目地排外，而是把法国和德国的会计当作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第四，对会计教育的贡献
早在1902年，哈特菲尔德就开始教授会计课程。但在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并不重视会计，大学里面才刚刚开始会计教育，甚至连教材也极度缺乏，因此各方面的条件十分艰难。他为了发展会计理论与实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他为会计是一门科学而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深入研究已有的会计文献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自己精心准备会计课程的教案并授课，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他曾作过芝加哥大学商业管理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院长，培养了大量的会计人才，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被称作美国“各地会计学教师的院长”。当然，哈特菲尔德教授也曾做过些被后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例如，《会计评论》本来在1919年就会创刊发行，但由于他的反对，被整整推迟了7年，直到1926年才正式出刊。另外。美国人学会计教师联合会(简称AAUIA)在扩大成员范围、改组更名为美国会计学会，日益强调研究而不是教学等方面的规划与行为，都曾遭到了他的反对。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五卷本；探索结晶；治学之道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一、《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简介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一书（以下简称《五卷本》），分列八编，含中、英双语专论78章，共约310万字，200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其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编，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一）：含16章专论，分别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性质、基本原则、产生和发展，国际经济法几种理论的批判，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等方面探讨了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编，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二）：含13章专论，分别对中国国内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不同观点展开了分析和评论，还包括对一些具体案件的评析。
第三编，国际投资法：含15章专论，探讨了多边投资担保制度、美国海外私人投资保护制度、中国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制度，分析了涉及国际投资的几个具体案例。
第四编，国际贸易法：含7章专论，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国际贸易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合同无效、抵押及其争端管辖权、汇票承兑争端管辖权、商检结论等。
第五编，涉台经济法：含5章专论，对《台商大陆投资权益保障协议》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对我国台湾地区的适用问题，中国“入世”后海峡两岸经贸问题“政治化”之防治等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第六编，国际法学教育：含4章专论，以作者从事法学教育半个世纪多的感悟，剖析了法学教育中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七编，英文版专论选辑：这一部分包括了陈安教授原先发表于国外学术刊物上的18篇英文长篇专论。
第八编，附录：含有关本书作者论著和学术观点的报道、评论和函件等。
二、《五卷本》给读者的启示
面对厚厚的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虽当时一口答应复旦大学出版社参加笔谈，但真的坐下来，却觉得有些惶恐。要写一篇简扼的“书评”，评介蕴含在这五卷本中的陈安教授的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谈何容易！笔者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界的晚辈，早就听说了陈安教授的大名，也曾在许多会议上聆听过老师的高论，但有缘当面请教，还是近12年前的事。自那以后，在每年的国际经济法学会年会或其他学术会议期间，都有幸听到老师的发言。看着手头这五卷书，笔者在思考：我们从陈安教授辛勤探索的结晶中可以学到什么？
（一）秉持鲜明立场，独树中华一帜
只要是读过陈安教授论文的人，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他论述问题的鲜明立场。不管是他对国际经济新秩序“6C轨迹”的分析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国际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简称《一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分别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62-64页，第109-111页，第479-506页。，还是“南南联合自强”的观点［1-3］，都是鲜明地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立场出发。陈安教授的观点并不一定为每个人所能接受，而他论述问题时坚定不移的出发点，的确是我们很多学者所忽视，或至少不够重视的。但这样的出发点，不是像时下有些人那样，在某篇论文的最后简单地加上一个“我国的对策”，而是贯穿于他研究和分析的全过程。陈安教授并不轻易否定国外的各种理论，但也绝不盲从。例如，陈安教授对美国国际法学权威学者杰塞普、洛文费尔德、汉金、杰克逊等人的某些关键性理论观点和学术主张，都秉持虚心学习、严肃对待的态度, 通过独立思考，剖析批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分别见前引《陈安论国际济法学》，第12-16页，第34-37页，第370-378页。对任何一个问题，不是从表面现象看，而是做深层次的分析。比如，在《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一文中，作者将美国加入WTO之前的“大辩论”、美国“301条款”案（欧共体提出）、美国“201条款”案（欧共体、韩国、日本、中国、巴西、墨西哥、新西兰等提出的钢铁保障措施案），置放在美国一贯的经济霸权主义宏观背景下，做了深刻分析，并指出：当代来自超级大国的国家经济“淡化”、“弱化”之类的时髦说法，既不符合现实，也是很不可取的；提醒全球弱势群体国家，切忌轻信盲从，堕入理论陷阱。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66-420页。有了大量的事实和引证，这样的分析让人口服心服。何谓“独树中华一帜”？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415-420页。这就是一大典范。
（二）力求查证原始资料，养成严谨治学习惯
浏览陈安教授的每篇论文，看到大量的注释，其中不但有马列著作，有中国的历史古籍，有各个年代外国学者的著述，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朱学山教授所著《一剑淬砺三十年：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之作》以及吴焕宁教授所著《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分别见前引《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2537-2539页，第2556-2557页。，但是，我们却较少看到他引用近期其他学者的论述。这并不是陈安教授不了解近期学术动向，更不是他不看别人的文章，而是他力求运用最直接的原始“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笔者想起了最早和陈安教授探讨问题的一件事。2000年，笔者出版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其中就论及美国与欧共体之间关于“301条款”的案件［4］。在评析该案时，笔者把这个案件误认作了欧共体“荷尔蒙”案的续篇，在书中有如下论述：“1998年2月，DSB通过了荷尔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确认欧共体的某些措施不符合《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要求欧共体修改这些措施。此后，美国就曾经扬言要根据301条款对欧共体实施报复。欧共体的申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4］此后，陈安教授就不止一次打来电话，要笔者告诉他美国是在什么时候如何“扬言”的。在写此案的案件评析时，笔者原先仅仅凭着自己对一篇报道的记忆写出了上述的话。等到陈安教授细究，笔者找遍了所有材料，都无法找到美国何时、何地、如何扬言要报复欧共体“荷尔蒙”案的原始出处。后来不断继续寻找，才搞清其实是美国对欧共体“香蕉案”的执行情况不满而要求报复，导致了欧共体的申诉。反观在陈安教授的上述《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论文中，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却写得清清楚楚。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撰各篇专论，诸如：《论国际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南北矛盾》、《论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论“适用国际惯例”与“有法必依”的统一》、《论中国的涉外仲裁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再论中国涉外仲裁的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等等，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编、第二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陈安教授在研究中，对每一个细节都要努力搞清楚，这可能已经形成了习惯，但却是许多学者所不及的。
（三）紧密关注当代国际事件，善于进行多维角度分析
紧密关注当代国际事件，并以法学理论加以分析，指出对待这些事件的正确态度，这是陈安教授的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从1980年对前苏联“有限论”的剖析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82-385页。，到多哈回合谈判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421-443页。，从不同仲裁案件的裁决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涉外仲裁程序中当事人的申辩权和对质权》、《就中国涉外仲裁体制答英商问》、《论涉外仲裁个案中的偏袒伪证和纵容欺诈——CIETAC 1992-1993年个案评析》、《论涉外仲裁个案中的越权管辖、越权解释、 草率断结和有欠透明——CIETAC 2001-2002年个案评析》、《论中国法律认定的“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就广东省广信公司破产清算债务讼案问题答外商摩根公司问》等，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683-810页。，到台湾的WTO成员地位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所著《中国“入世”后海峡两岸经贸问题“政治化”之防治》，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650-1677页。，再到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批判［5-6］，书中都不是就事论事的表面介绍，而都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深入分析。陈安教授善于从历史渊源、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法的多维角度，广征博引，由此得出的综合结论不仅令人信服，而且所提出的相应对策也有理有据，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参见：1987年至2008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贸部、商务部条法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团长孙振宇大使先后致陈安教授的函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2546-2547页，第2585-2591页。
三、结论
近年以来，学术界真是奇闻不断，抄袭、造假“蔚然成风”，层出不穷，阴暗角落的诸般“潜规则”似乎就要公然登堂“转正”，纯洁的、学术的校园氛围似乎已经凋零而不复存在。但是，细细揣摩陈安教授的《五卷本》，再看看周围的同事们辛勤刻苦的工作状态，笔者的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任凭乱云飞渡，人间学术正气，仍自岿然兀立，常在长青！联想到近年来与陈安教授接触过程中的一些感悟，我深深感到，像陈安教授这样的人才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陈安.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3):55-81.
［2］ 陈安.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4):1-29.
［3］ 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14-124.
［4］ 朱榄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61.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家责任 国际法 国际法律责任
从广义上讲，“国家责任是指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从狭义上讲，国家责任是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王铁崖先生在给国家责任下定义时指出，“这种不法行为在国际法上产生一定的后果”。《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认为：“不遵守一项国际义务即构成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由此对该国产生某些法律后果。”约翰·奥布赖恩指出：“国家责任的主题涉及国家可能被判定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和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结果。”本文将从广义角度来研究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问题，即研究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
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主要有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和国际损害行为责任两种。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是指一个国家违反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给其他国际法主体造成损害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不法行为：只要存在违背国际义务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该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可以归因于国家，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件：①客观要件—违反国际义务，具体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内容包括违反一般性的国际法原则、国际规则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此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国的行为依据国内法是合法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此行为不合法，此时应如何认定这一行为?多数学者认为，根据国际法的效力优先于国内法的效力这一基本原则，应判定此行为属于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国际不法行为按照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的国际不法行为和犯罪行为。②主观要件—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即一国受到的损害是由别国的不法行为直接造成的。国际法委员会的草案使用“归因于”（attribution）一词，将某一作为（actions）或不作为（omissions）与一国联系起来。在国际实践、国际仲裁或司法判例中，也使用过“归咎于”（imputation）一词。但是，“归因于”一词显得更为客观，如果使用“归咎于”一词，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行为同某国的联系是虚构的，或认为该行为“实际上”应归于另一国。
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可以分为作为或不作为。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可以包括一项或多项作为或不作为或两者兼而有之。根据不作为援引一国国际责任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在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认为，阿尔巴尼亚知道或应该已经知道其领海中有水雷，却没有妥为公布这一可能危及领海航行的危险情况，因而应当承担责任。
国际损害行为责任是指国家由于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他国损害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其内容包括：①国际损害行为通常是潜在的、特别危险的活动。②国际损害行为本身都是现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由国家或实体在其本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从事，但其危害具有跨国性。国际损害行为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方无需举证。但如果加害方能够举证证明受害方有过错，则加害方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
国际损害行为责任可以分为以下三种：①国家专属责任—由非政府团体所引起的国家责任，完全由国家来承担。如1972年的《空间问题造成损害的国际公约》，则是一项国际法依据。②双重责任—国家与经营者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维也纳核损害双重赔偿责任公约》，则是一项国际法依据。③国家刑事责任—由于国家的不法行为而引起，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包括严重违反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奴役、种族灭绝、种族隔离；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如大规模环境破坏。国家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者是刑事责任的主要负责人，主要有国家元首、行为的具体实施者。由国家来承担刑罚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如国家犯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通常，国家承担的都是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责任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是可以免除的。根据《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受害者同意实施的行为，国家可以免除责任。但受害者的同意必须是合法的且不能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做出同意的主体需是合法、拥有独立的政府，具体表现为国内法上正式的权力机关；受害者必须是自愿做出同意的且没有受到胁迫和欺诈。国家作为自卫人给对方造成了损害也可以免除责任，要求自卫行为必须是针对国际不法行为而实施的、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在程度上要做到适度和对称。具体指受害方针对加害方所犯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不得不采取的某种不符合自己对他国愿意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对应行为。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他国损害的，国家也可以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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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国家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有以下几种：①限制国家，国家是指国家所享有的对内最高统治权、对外独立权以及反抗任何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权利。国家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司法三个方面。限制国家则是指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国家的行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②中止不当行为，这一责任的履行并不取决于整个行为是否完成，除非有关的国际权利或义务已经被修改、终止或不法行为得到谅可，国家一旦实施了不法行为就有停止这一不法行为的义务，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停止不法行为不影响被停止的行为已经引起的责任，只是减轻了该行为的责任。③恢复原状，是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把被侵害的事物恢复到实施不法行为前所存在的状况。受害国有权要求从事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赔偿造成的损失，恢复原状。此方式要求必须在事实上可行，要基于公平原则，不应当损害赔偿国的政治独立及经济稳定。④赔偿，常设国际法院通过霍茹夫工厂案提出一项国际法原则，即违反了承诺就要引起给予充分赔偿的义务。这里的充分是指将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消除掉。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不承认国内法规则的效力。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对完全是由于非法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充分赔偿。对于完全是由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尽管这些损害后果与该行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与其一系列相关联的和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相连，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赔偿，还要考虑到受害人是否有过失行为。⑤道歉，作为一种国际实践中普遍适用的法律责任形式，是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家向受害国为其行为表示歉意，给受害者以精神上的满足的责任形式。这是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理论上适用于一切损害行为。如中美海南撞机事件，我国要求美国以公开方式道歉。
研究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责任问题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中国论文联盟
[1]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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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炳华.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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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爱琴海上的岛屿星罗棋布，同时也充满着争议
按照岛屿的属性，世界岛屿争端可以被分为以下4种类型：第一，群岛型岛争。如南沙群岛、爱琴海诸岛的争端;第二，适居型岛争。即争议的岛屿上有居民居住，如克里米亚半岛、马尔维纳斯岛等几乎等同于一个地区、但却存在着争议的岛屿;第三，近岸型岛争。即岛屿离争议国的距离都很近，往往位于一国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或者其归属会影响到海域划分的岛屿，如、蛇岛、阿韦斯岛等;第四，飞地型岛屿的争端。即远离争议国中至少一方的岛屿，如特罗姆林岛、威克岛等。 群岛型岛争
群岛型岛屿的争端是指涉及到一群彼此相互关联的岛屿的争端，其突出的特点是争议区域内的各个岛礁和水域在地理、政治、经济上构成一个整体。
由于群岛型岛屿占据着大片海域，群岛型岛屿往往具有很高的航运价值，蕴藏着丰富的潜在资源。群岛型岛屿争端产生的年代一般比较久远，而产生的原因也与各争端方对历史权利和现状的不同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根据争议群岛所处的地缘环境，争议方有时只涉及两个国家，在开放的海域，更多的情况下争端会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
群岛型岛屿争端的典型代表有爱琴海争端。爱琴海面积约12万平方千米，海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其中2400多个属于希腊，另有60余个属于土耳其。对土耳其而言，爱琴海是其从北部和西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可以保证爱琴海航海和航空自由权，实现海上和空中出入畅通无阻，对土耳其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历史上的条约对爱琴海众多岛屿做了有利于希腊的划分，土耳其认为需就岛屿归属问题与希腊谈判。所以，爱琴海划界问题与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非常敏感和棘手。 适居型岛争
顾名思义，适居型岛争指的是涉及到拥有一定数量常住居民的岛屿的归属争端。与一般的岛屿争端相比，适居型岛争类似于大陆上某个具有争议的民族地区的归属问题。适居型岛争的判断标准，第一是看该岛屿上是否有常住人口，第二是岛上常住人口的意愿是否会影响到岛屿归属问题。
有常住居民的岛屿通常具有相对较大的面积、较好的生存环境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准。因此，这类岛屿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战略价值。如同所有的岛屿争端一样，这类岛屿争议产生的原因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对于有居民的岛屿来说，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是推动这些争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
适居型岛争离不开对民族自决权的讨论，因为争议的核心在于岛民的全民公投是否具有合法性。民族自决权与国家同作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却是一对矛盾体，因为没有限度的民族自决原则客观上助长了民族分裂，从而使得国家进一步分化。
这种争端的典型代表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最南部的黑海北岸，面积2.5万平方千米，人口220.56万，居民以俄罗斯族为主 。克里米亚半岛在历史上不断被吞并和争夺。1954年2月，为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苏联决定将克里米亚作为“礼物”赠送给乌克兰。随着苏联解体、俄乌分家，克里米亚半岛彻底脱离了俄罗斯，这成为双方矛盾的一个重要源头。2014年3月，克里米亚就自身地位举行全民公投，超过96%的投票者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乌克兰认定公投非法，美、德、法等国组成的七国集团不承认公投结果。俄方则表示，将尊重并支持克里米亚人民的选择。 近岸型岛争
在国际海洋领土争端中，最常见的就是近岸型岛屿的争端，即争议的岛礁离争议国距离都很近，位于一国大陆架上或专属经济区内，或者其归属会影响到海域划分。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国家争夺近岸型的岛屿，是因为这些国家争夺的不仅仅是岛屿本身，还包括以这些岛屿作为基点和基线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这类争端变得越来越激烈往往与这样几个国际背景分不开：一是国际海洋法的发展，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让沿岸国对其周边海域的占有范围扩大到200海里甚至更多，这导致沿岸国开始注意其周边的岛屿和礁石。向联合国申报领海基线、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诉求的重要时间节点往往是国际岛屿争端冲突最严重的时期。二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尽管目前深海石油开采还面临一定的技术难题，各国政府坚信埋藏在大陆架下的能源资源有朝一日能成为本国发展的战略资源。
近岸型岛屿的争端的典型案例有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关阿韦斯岛的争议。阿韦斯岛位于加勒比海的东北部，该岛长580米，最宽处为130米，最窄处只有30米，面积仅4公顷。委内瑞拉认为阿韦斯岛历来属于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对该岛行使已有136年的历史。尽管阿韦斯岛距离委内瑞拉本土565千米，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荒岛，但仅仅是因为这一小岛的存在，就使委内瑞拉的领海扩大了将近1/3，经济专属区增加了17万平方千米。东加勒比国家认为，阿韦斯岛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小安的利斯群岛，从距离上讲该岛离东加勒比国家多米尼克只有113千米，因此阿韦斯岛归东加勒比国家更合乎情理。 飞地型岛争
飞地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个地理区划境内有一块隶属于他地的区域。借用这个概念，飞地型岛争指的是远离争议各国至少一方的岛屿争端。远离至少一个争议国是飞地型岛争的重要判断标准。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组织法律化；欧盟；超国家性；联邦性；欧盟性质
一 国际组织与欧盟法律化之概况
1.国际组织法律化界定。
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势来看，国家是国际法治中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是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随着国际组织的均势和全球化的加深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快速发展壮大。国际组织法律化是一个政治和法律互动的过程，国际组织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衡量国际组织法律化的标准，有三：即规则约束力的大小，含义明确程度以及是否有第三方负责规则的执行。从这三个衡量标准判断，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发展，国际组织法律化越来越明显。
2.欧盟法律化。
欧盟的法律化，表现在欧盟的经济、文化、环境、人权等领域，核心的表现是政治关系的法律化。首先，欧盟组织的各项规则约束力，相当于国家的约束力，欧盟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欧盟。其次，从欧盟的成立来看，欧盟国际组织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西欧国家为了自强，开始走向一体化的道路.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经济集团，它不但是经济实体，也是政治实体，是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性质的组织，合作内容囊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最后，在规则执行上，司法制度的执行表现得最明显，设有专门的司法执行机关，对成员国有强制的执行力。
从立法资源上看，欧盟的法律渊源十分丰富。欧盟法的渊源主要是成员国之间缔结的条约，主要是建立欧共体的三个基础条约、建立欧盟的《马约》、修改欧盟条约的《尼斯条约》、《里斯本条约》。这些法律是欧盟组织的基本法律，起着国家中的宪法宝典的作用。欧盟的法律文件很多，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效力等级：条约的法律效力最高，效力在成员国的一般法律甚至是宪法之上；欧盟的条理被认为是基础条约的实施细则，条例一但产生法律效力，就自动成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部分，并且在整个欧盟组织中直接适用；欧盟的指令只是对特定的成员国具有拘束力，为了保障欧盟条约的实施，欧盟的指令要求特定的成员国在相对的期限内将指令转化成国内立法，只是对要求达到的目的和结果有约束力。
从司法领域上看，欧盟的法律化表现在欧洲法院的建立。欧洲法院，是欧盟司法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整个欧盟的法治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对欧洲一体化和法治的实现展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欧洲法院主要的职权就是处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机构之间、成员国之间的法律纠纷。根据欧盟的条约，欧洲法院还具有司法审查权，就是根据成员国之间制定的条约规定，对条例、指令和决定，欧洲法院有权对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的所有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在司法的审查过程中，欧洲法院通过法律、判例等形式不断的创设各种法律规范，对法律体系进行不断的解释和完善，丰富了欧盟法律，弥补了欧盟基础条约的不足，明确了欧洲的司法与成员国各国的法院的关系，保证欧盟法律有效实施和适用。
二 国际组织法律化之欧盟超国家性
1.欧盟司法制度的超国家性。
欧盟司法制度的超国家性，集中表现在为欧洲联盟的最高司法机关即欧洲法院职能的广泛性、强制性，与成员国司法机关的密切联系，以及其判例的造法强大的作用。欧洲法院是欧洲联盟的最高司法机关，主要审理以成员国为当事人的违反欧盟法律的案件，确保遵守欧洲联盟的法律如各共同体的成立条约，成员国签订或参加的条约，以及共同体依法定职权制定的法律；并将其作为司法的基础。欧洲法院的公民，可以成为欧洲法院的诉讼主体，这区别于国际组织的司法机关。在对物的管辖权上，欧洲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先予裁决权、合同仲裁权、民事审判权、咨询权和对欧盟法律的解释权的等。
欧洲法院与成员国司法机关，在组织上建立了一种新颖的合作关系，为实现欧盟法律秩序共同目标。首先，欧洲法院对其成员国司法机关的要求，必须就案件有关的欧盟法律问题，自行做出公正有理的裁决。而且，如果受理的司法机关是成员国的终身机关，则提出此种请求是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其次，欧洲法院的裁决，必须由成员国法院进行执行，这样有力的保证了欧洲法院的判决得到有效执行，也展现欧洲法院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其成员国法院的判决效力。
2.欧盟立法与决策的超国家性。
欧盟的立法与决策的超国家性集中表现在自主性上，区别于一般国际组织的决议的协调一致性。
（1）欧盟的决策与立法机关是由部长理事会组成，并非单一的国家代表机构。欧盟的决策与立法，一方面是成员国政府间协调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使欧盟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当的成分，因为欧洲会议和欧盟委员会是完全独立于成员国的机构。
（2）欧盟的决策与立法具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决策与立法机关只有在欧盟委员会决议的基础上，经与欧洲议会协商后，才能做出决策或者进行立法。欧洲议会在决策与立法上具有协商作用，还享有对该项立法的否决权。这种决策与立法的相互制衡原则在其他国际组织中是十分独特的。
（3）欧盟的决策，根据决策的目的和内容分别采用条理、决定、指令等法规形式，分门别类采用立法的称谓，相当于采用国内法的效力等级划分标准。这些决策，经国《欧洲共同体官方公报》公布后，立即生效。欧盟的决策与立法，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成员国政府职能在具体的实施方式进行裁量，不能超越欧盟的规定的具体期限和条件，必须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
3.欧盟外交的超国家性。
纵观各个国际组织，大部分国际组织的章程对组织的职权规定得十分具体；在对外关系方面，大部分都是宏观指导或者是简要概述。在外交上，欧盟不仅有精心设计的章程做法律基础，而且有权威的司法机关作为具体执行机关。欧盟在对外关系权上，首先是在对外渔业政策、交通运输政策和国际商品协定领域不仅享有对外关系权，而且此等权力是排他性的，这是欧盟对外关系的排他权利原则；第二是欧盟对外关系的混合权力原则，其性质是“分享权力”，指由欧盟及其成员共同行使相当事项的对外关系权，这些事项由欧盟和成员国同时享有管辖权，欧盟不具有排他的管辖权。此外，如果成员国因为受欧盟章程的约束，不能擅自行使权利，由欧盟与成员国共同做出对外决定。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强度和频率及其一体化成分，使得欧盟外交成为一种特殊的超国家的外交关系。
在态势上，欧盟外交从积极开拓渐变为谨慎应对。由于欧盟利益多元化日益明显，欧盟在诸如气候变化、金融体系改革、反恐以及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的“发声”较前明显减弱，态度也更趋谨慎。这也表明欧盟在处理外交上更加成熟，与积极应对各种问题。欧盟的这些对外关系除了有“明示权力”的法律依据以外，还有“隐含权力”的法律依据。欧盟的各项政策的外交关系，具有明确的规定，在没有规定的事项上，欧盟提倡协商合作，谋求超国家统一外交，更好保障各国的利益。
三 国际组织法律化之欧盟联邦性
所谓的联邦国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有独立的机关，被赋予对各成员国的权利。这种联合体首先是以各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条约为根据的。欧盟拥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是各成员国联合建立起来，具有联邦性质。
1.从欧盟的内部关系看。
欧盟的一体化随着国家组织的不断融合与扩张， 其拥有的权力也在不断扩大。各成员国根据签定基本条约而获得相关权利， 成员国严格遵守条约中规定的义务， 对各成员国的加以限制， 欧盟因此获得了成员国让渡的。
欧盟法的主要法律渊源于条约和机构的立法， 这些立法的效力直接及于成员国和成员国的公民， 无须通过国内程序的转化，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于成员国的法律，体现了区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欧盟联邦性。未授予欧盟的权利，由成员国自行行使，欧盟只行使成员国让渡的权利，与成员国之间没有竞争性的权限，这样的划权类似于联邦的分权理论。
2.从欧盟的外部关系看。
欧盟具有国家的的特性，行使权利类似于一个国家，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超过国家。在缔结条约上，欧盟在成员国参与下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缔结协定或加入国家多边条约。如果一些条约内容部分由欧盟管辖， 一些属于成员国权力范围时， 欧盟或其成员国均无权独立缔结和执行这种条约， 只能由双方共同成为缔约主体。
在派遣外交代表上，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不发生国际法上的使团关系。成员国在欧盟代表以“常驻代表委员会”的名义构成理事会下设立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直接代表成员国参与欧盟的立法与决策程序。欧盟将成员国在欧盟里面设立机构，当作是欧盟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因为对外关系的建结， 欧盟经常派遣特别使团， 有的是欧盟自主授权派往， 有的由欧盟与成员国代表共同授权派往。在加入国际组织上，通常情况下国际组织不能像国家那样取得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而只是以其他身份参与某些国家间活动。但是，欧盟是与其成员国经常以混合身份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例如以欧盟的名义加入关贸总协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欧盟的国际组织法律化高度发展，主要表现在司法制度的超国家性、立法与决策的超国家性、外交的超国家性；欧盟的联邦性，无论是内部的立法与司法，还是外交的缔结，都表明欧盟会不断地壮大，成员国强强联手，塑造一个经济强大、组织完善的超级国际组织。
四 欧盟之遐想
欧盟是一个区域的超国家组织，在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合与发展中，实现了欧洲联盟组织的法律治理，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具有独特模式的国际组织。欧洲法院为保证欧盟法的统一解释和实施发挥判例造法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欧盟法的两大原则：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效力原则，被众多国家与学者称为欧盟法的两大基石。总的来说，欧盟新颖的司法体制展现了国际法区别于国内法的特色，国际私法与国内司法机关的分权管辖。
欧盟经过交流、对话、倡导立法与政策方向，组织与推进国际社会立法等一系列方式为国际社会的法治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监督，影响国家行为和认同、帮助监督和执行国际协议。尤其是在各种利益冲突角色间促成协调和妥协，促进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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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国国际法杂志 南海问题 领土 海洋法
中图分类号：DF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138-13
引 言
南海又名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因位于中国南部而得名。中国传统上将南海区域密集的一些岛、礁、滩、沙及其他海洋地物（insular features）分为四大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①目前，针对南海区域的领土与海洋权利，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6个周边国家间存在争议性主张。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步勘探出这些岛礁附近存在巨大的油气资源时，国际上还对这些岛屿鲜有关注。②事实上，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只在一两个国家间存在争议，因为它们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③相比较而言，南沙群岛包括了数量最多的声索国，情势最为复杂。④
南海问题最近因菲律宾提出“仲裁案”而倍受关注。2015年10月29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成立的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宣布对菲方提出的15项请求中至少有7项具有管辖权（其他议题尚待进一步确认）。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PCA case No 2013-19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fore an arbitri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to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506，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4日。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该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http：//wwwfmprcgovcn/ce/cech/chn/ssyw/t131047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14日。 尽管中方一再明确表示不接受菲方要求，不承认、不参与仲裁，但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求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理论上而言，菲单方所提仲裁程序并不因中方反对而简单停止。宋燕辉：《由〈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论“菲律宾诉中国案”仲裁法庭之管辖权问题》，载《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5页。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依据《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的规定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提交了一份仲裁通知书和主张声明，要求成立仲裁法庭审理菲律宾在南海所主张的海洋管辖权而与中国所发生之争端。SFA Statement on the UNCLOS Arbitral Proceeding against Chi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January 22， 2013， https：//wwwdfagovph/indexphp/2013-06-27-21-50-36/unclos，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7月8日。当月，《美国国际法杂志》（AJIL）了一期南海专刊（2013年第1期，第107卷）。该专刊共计68页，除编者前言外，共有3篇论文集中探讨南海问题。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 Agora： The South China Sea， Editors Int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1， 2013， pp95―97 其中，中国学者高之国与贾兵兵合著的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与法律含义（下文简称为高与贾文）。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107， No 1， 2013， pp 98―124 作者在文中以“九段线（nine-dash line）”来表述我国在地图上所标绘的南海那U形的断续线，同时也标注了“断续线（dashed-line）”等其他的不同称呼。为了保持名称的统一性和标准性，本文一律以“断续线”指称“九段线”或南海“U形线”等。除非需要特别说明，下文不再专门标注。 其他两篇分别是由弗洛里安・杜帕（Florian Dupuy）和皮埃尔-马瑞・杜帕（Pierre-Marie Dupuy）合著的《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法律分析》（下文简称为杜文），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 A Legal Analysis of Chinas Historic Rights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2013， pp124―141及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独著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海洋争端》（下文简称为贝文），Robert Beckma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7， No1， 2013， pp142―163 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美国国际法杂志》的这期南海专刊发表于菲律宾单方启动“南海仲裁案”的大背景之下，其发表的时机和对立观点的代表性，说明这期专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学界至今却少有文章对这些论文进行专门探讨。为此，笔者致力于将这几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加以归纳，再比较和思考观点差异的原因、逻辑和思路，最后再加以总结和评论。
一、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含义与法律相关性
（一）质疑与批判性观点
尽管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四个群岛正式划入领土范围的中国官方地图可以溯及到20世纪30年代，但南海专刊上的作者们均提及，“断续线（nine-dash line or dashed-line）”在专刊文章中，“断续线”也被称为“九段线”、“U型线”、“断续线”、“舌型线”等等，本文统一将其表述为“断续线”。 从2009年才开始正式受到争议。2009年5月6日，马来西亚和越南就南海南部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共同声明，5月7日，越南就南海北部大陆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分单独声明。作为回应，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委员会对它们的请求不予考虑，“断续线”标示于这份照会的附件地图上。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5、131； 前引⑨Lori Fisler Damrosch and Bernard H Oxman文， p97
“断续线”地图在杜文和贝文中几乎受到全方位的质疑。杜文直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断续线”所标示的地理范围具体是什么？“断续线”与中国主张是否存在相关性？“断续线”如何在法律层面构成对中国主张的支持？针对中国的权利主张，“断续线”如何产生说服力？等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31 之后，作者又针对“断续线”的起源、设计、含义与法律基础进行了逐项批驳。
杜文首先用怪异（peculiarity）来形容这种用九根“断续线”来划定南海的几乎所有岛屿和大部分水域的设计。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5 “‘断续线’几乎难以证明中国主张的确切界限，不管是地理层面的还是法律层面的”，“这个地图仅仅是加重了对中国主张的迷惑”。作者进一步阐述其理由：1关于“断续线”的含义，中国从来没有给过确切的解释和说明，譬如，它是划定中国主张的水域界线呢，还是只圈定属于中国的那些线内的岛礁？2关于地图和历史性权利的关系，中国的意图也不明确，这种不确切性所引起的问题是，地图和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到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2
其次，杜文还质疑了“断续线”地图的来源，认为它的作者和出处都不清楚（unknown）。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131 与此类似，贝文也指出，中国提交的这个地图的名字是“中国南海岛屿位置图”，说明这个图最初的意思是描绘中国在南海所主张的那些岛屿的地理位置，它很难说明中国维护“断续线”内的水域以及下面的自然资源的管辖与权利。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4
此外，杜文又对“断续线”作为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证据之证明力加以否定。作者指出，削弱这个地图的证据效力的主要因素是其来源的“公正性（impartiality）”问题。“断续线”地图不是，也从来没有被宣称是独立的地图绘制者的作品。中国学者宣称地图最早在1948年由中国内政部出版，承认地图是中国单方面的有关界限的宣告。据此，地图不符合“公正性”标准。该标准在1933年由查尔斯・切尼・海德在《国际边界争端中的地图证据》一文中提出：“拥有必要地理数据的制图者制定表达政治以及地理状况的地图时，其作为见证者的可靠度应当依赖于制图时的公正性”。杜文还指出，“断续线”以缺乏地理坐标、很厚的线等很不精确的方式画就，根据它无法确定其所圈定的区域内的确切范围。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32，134 文章继续提到，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断续线”的解释也莫衷一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指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这种地位与《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相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断续线”只是用来标示其范围内岛屿的归属，如果这样，海洋主张将只是对《公约》的简单适用问题。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1―135 这些阐述与“断续线”并无关联，或者不能说明“断续线”的法律意义何在。
（二） 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作为对应，高与贾文集中论述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及其含义，进而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进行分析。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98―124 他们认为，不管是从发现、占领的习惯国际法，还是从历史性的权利依据与来源上，或者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来看，“断续线”在国际法上始终拥有法律依据。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98
关于“断续线”的特殊设计，高与贾文中首先详实地介绍了该地图在中国实践中的历史进化过程，并将它具体区分为三个阶段：1935年前中国对南海和平和有效的利用；1936年至1956年的发展；1958年至2011年“断续线”的进化。以此证明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等四大群岛是如何被中国人命名、利用，又如何以“断续线”的方法描绘于地图上用以标示中国的界限，以及如何逐渐被中国通过官方管理和立法活动加以确认。他们指出，“断续线”地图在公布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其他国家所尊重，受默认（acquiescence）、承认（recognition）和禁止反言（estoppel）等习惯国际法所支持。而且，这些事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客观存在，目前其他国家并无有力证据可以。不管是越南还是菲律宾，从1948年到2009年间均没有对“断续线”提出过反对。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6
关于“断续线”的法律关联性，杜文认为，“断续线”地图的证据效力很低，因为它作为中国对其界限的单方描述，违背了见证人应具备的独立的“公正性”标准。高与贾文则认为“断续线”地图由内政部这样的官方部门绘制，正好符合在国际法的领土取得上之“有效占领”的要求。因为官方行为是可以归属于国家的行为，达到以发现和占领取得领土的条件。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1、102、110 高与贾文指出：经过了60年的进化，“断续线”已经成为中国在南海区域长久以来的主张的同义词，指中国一直拥有这些群岛，并对这些群岛及其邻近水域享有捕鱼、航行和其他海洋活动（包括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等）的历史性权利。“断续线”同时具备可能成为潜在的海洋边界线的剩余功能。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08
关于“断续线”的含义，高与贾文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考量因素：（1）地图在中国管理与立法实践当中具有持续连贯性；（2）在2009年的照会提出以前，南海区域相关国家间的争端一直是仅涉及到岛屿或海洋特征的问题，而不涉及到“断续线”的问题；（3）关于中国所运用的相关术语的确切含义，譬如“邻近水域”、“相关水域及其海床和底土”等，从来没有被中国正式定义，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要将这些水域通过国内法而作为内水的一部分来对待（即如果将历史性权利主张解读为等同于内水地位的历史性海湾等，均是误读。笔者注）；（4）正如1947年中国内政部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中国南海领土的边界直到曾母暗沙”，这只是说明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断续线”及其前身可能被视作历史性水域的界限；（5）有证据表明，绘制于1948年地图上的断续线是作为这些群岛与对岸邻国海岸的中间线，从而表明该线具有潜在的划界意图。前引⑩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08―109
最后，高与贾文提出“断续线”可能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它表示中国对“断续线”以内的岛屿、岩礁等拥有，同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邻近岛屿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享有管辖权；其二，它表示中国保留在线内的海域进行捕鱼、航海以及诸如在大陆架开发油气资源等其他活动的历史性权利；其三，它还拥有一种剩余功能，可能成为潜在的海洋划界界线。
根据高与贾文的阐释，南海“断续线”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与法律背景下，基于主张和维护南海区域四大群岛的领土与海洋权利而形成，早已为2009年前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其他国家并不能提供证据否定或超越中国的南海“断续线”，甚至诸多证据可以证明，周边国家有明显的承认及默认的表现。同时，“断续线”的法律含义亦需要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具有复合性、多层次性，并不为单一的历史性权利概念所囊括。
二、中国 “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含义及性质
（一）质疑与批判性观点
杜文从地理范围和法律框架两个角度分解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认为中国的主张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标准；中国学者们所援引的为数不多的那些称作历史证据的资料，对于在“断续线”以内的南海水域建立是不够的；中国所重申和强调的模糊主张甚至缺乏最低限度的说服力。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41
中国“历史性权利”术语的模糊性首先受到批判。杜文和贝文均指出，中国的官方声明、意见以及国内法，乃至学术界，在南海问题上所运用的术语不但模糊而且多变，难以运用现代国际公法理论，或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法律词汇与概念进行理解。他们指出，中国官方及学界在说明南海立场时有以下概念同时或交错使用，具体含义、界限或相互关系不明确：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历史性权利依据（historic title）、也有将“historic title”翻译为“历史性所有权”。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关于历史性权利的依据与来源，在特定的上下文背景下，它有时候也等同于“历史性权利”。为了与“historic right”相区别，本文统一将其翻译为“历史性权利依据”。具体还可参见罗欢欣：《国际法上的领土权利来源：理论内涵与基本类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166―180页。 历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历史性的（historic）和历史上的（historical）概念；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pp124、128、135 中国的（Chinas sovereignty）、权利（sovereign rights）、权利与相关主张（rights and relevant claims）、南海区域管辖权（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邻近水域（adjacent waters）、相关水域以及海床和底土（relevant waters as well as the seabed and subsoil thereof）等概念。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5―157 术语的不统一和模糊使中国声明乃至国内立法都过于笼统和宽泛。
杜文认为，因为中国的主张一直没有运用清楚的法律术语加以阐述，只能从中国的官方声明、行为或是学术文献中推测其潜在的法律理由。从中国的官方声明、实践以及数不清的中国学者的著作观点来看，中国的主张是某种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权利（some sort of entitlement based on history）。这种语言的运用导致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按照中国的观点，什么是历史因素（historic factors）的法律相关性（ legal relevance） ？第二，中国所运用的这种模糊与变化的术语，是意在说清楚领土主张（territorial claim）、海洋主张（Maritime claim），还是两者兼有？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8
杜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土主张的范围是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而最近的声明表明，中国所主张相关海洋权利不仅包括岛屿周围的领海和毗连区，还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6―127 这种宽泛的主张导致的问题是，中国没有区分哪些是可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享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岛屿，哪些是只能享有领海和毗连区的岩礁。并且，因为“断续线”地图以及偶尔提及的它与“历史性水域”的联系，在“断续线”是否具有划分中国领水的功能方面，导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鉴于中国没有对“断续线”作出确切说明，其结果便是中国的海洋主张在本质上是不清楚的。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5
接下来，杜文分析了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作者指出，从海洋法上说，历史性权利术语源自“历史性水域”这一狭窄部门，该部门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然而并不存在一致接受的“历史性水域”的定义，并且“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水域”的法律体系，从来没有在某个国际条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阐述清楚。不管是规定直线基线问题的第7条，还是规定海湾的第10条，均没有关于这些概念的定义。
在领土取得背景下的“历史性权利”往往指一国对其具有远古渊源的领土之法律依据，也指主张国通过真实的、持续的权力展示以及第三国的默认等形成的“历史的创造”或者“固化”的过程。前者涉及到法律文书，例如割让条约，而后者涉及领土取得的模式，可是，“历史权利固化”一直是高度争议的，并且在国际法院的案例中被多次拒绝适用。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7―138 因此，针对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杜文分别探讨了“对‘断续线’内的海域”、“对‘断续线’内的岛屿”、“作为中国在南海享有自然的历史证据”等几种解释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中国的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其不确定性让人迷惑”。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36―141
贝克曼也从类似的角度批判了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模糊性”。他主要分析了中国2009年照会的两种潜在的解释，他认为，一方面，照会提出对岛屿及其邻近水域主张，这个水域可能是指领海；中国陈述包含这些岛屿享有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意思，这无关于“断续线”地图，可能表明中国会根据《公约》提出海洋主张。另一方面，中国陈述称“中国在南海的和相关权利以及管辖权被大量的历史和法律证据所支持”，也表明中国可能将它的海洋主张建立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这些潜在的解释可能性，表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保持着一种战略性模糊的政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55―156
（二） 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高与贾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问题。首先，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自远古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from time immemorial），就如国际法院在厄里特里亚和也门案件中所提及的，一项历史性权利可以潜在地通过拥有领土的共识（common knowledge of the possession of a territory）来建立。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3 关于这种历史性权利的类型，他们以中国渤海为例，在过去的历史上，包括1958年的中国关于领海的声明在内，渤海一直被视作中国的内水。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他们强调，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也提出历史性权利主张，比较起来，其他这些国家的主张都不具备这些特征，证据上有明显瑕疵。例如，越南所声称其占领西沙群岛某些岛屿的最早的行为的证据是在1816年，但是，这根本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行为来证明其所谓的“占领”主张，因为越南在1884年前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同样，在1887年和1954年之间，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事实上，1887年的中法条约是将这些岛屿以及南海的其他群岛分配给中国，所以，越南建立在历史性权利依据上的主张本身剥夺了1887年中法条约的效力。此外，1933年，法国以 “无主地”为借口占领南沙九小岛的事件并不能成为其取得领土的依据，因为中国在此之前早就发现了这些岛屿并实施了权利。1947年，当中国内政部正式宣告拥有四个群岛的并将它们置于广东省管辖之下时，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均没有任何回应。实际上，从1933年到1956年，法国并没有在该区域实施任何行为。所以，到1974年，法国向英国承认，它已经丧失了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依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1
其次，高贾文提出历史性权利在中国的主张中只是扮演着补充（supplementary role）的角色。他们指出，在论证“断续线”时，中国律师们也考虑到了历史性权利学说的相关性。但是，基于中国的发现以及和平和持续的展示，历史性权利学说在此承担补充性的角色，以证明中国长期践行的所有权实践已经成为符合发现和占领要件的权利根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114 并且，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不只是及于这些群岛，还为其他附带性的权利主张提供了依据，譬如该区域的中国公民世代建立起来的赖以生存的设施和设备等。
为了证明这种历史性权利的形成方式，高与贾文以1998年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作出的厄里特里亚和也门仲裁案为例。在该案中，仲裁庭的意见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某些历史性权利可以通过历史固化的过程累积形成，这种权利形态未及于完全的领土，但为维持某些（在该案中，针对红海两岸的人口而言）存在了世纪之久的“共有物 （res communis）”类型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从而，仲裁庭认为应该永久保留一些传统渔区，尽管这些岛屿周围的水域判给也门，但为了那些勤苦人们的秩序与利益，也门有必要保证厄里特里亚和也门双方的渔民都享有自由出入和捕鱼等相关权利。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 pp121―122
再次，针对概念和术语运用上的质疑，高与贾文提出，中国在南海的权利自古沿袭而来，形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自然无法完全套用海洋法公约的规则、概念或定义。虽然历史性权利这一概念在《公约》中有提及，但其内容并不完善。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由持续的、长期的中国实践所形成，这种按照习惯法、通过历史而形成的状态既包括权利资格、依据（title），也包括实践中所实际拥有的权利（rights）。并且，将“historic rights” 和 “historic title”这两种术语交换使用的做法，不但在厄里特里亚和也门案件中存在，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国际司法案例当中。例如，1982年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大陆架案件中，国际法院认为，因为长期的利用，历史性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权利与权利根据及于地中海的游动和附着物种。同时，尽管突尼斯提出的历史性渔权（historic fishing rights）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并不影响双方提出的大陆架划界，但在海洋主张的背景下，对那些可以接触到这些资源的人而言则意义重大。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2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
（一）批判与质疑性观点
贝文专门探讨南海争端中《公约》及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作者简要回顾了南海各声索国的主张，认为南海争端既包括领土争端，也包括海洋划界争端，因此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争端应该放在一起讨论。然而，《公约》并不规定陆地领土归属事宜，为了将南海争端放在公约的框架下分析，贝克曼又指出，尽管《公约》中未对陆地领土归属问题作出直接规定，但其诸多的条款涉及到领土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关问题。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p142―143 据此，贝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前提假设：
如果各南海划界国家能够善意地适用《公约》的规定，那么海洋主张将被区分出来，从而可以使各声索国撇开有关岛屿的领土争端，建立一种在海洋主张重叠的区域进行合作的框架。相反，如果一国或者多国在海洋划界中强调其海洋主张不以《公约》为依据，其他国家为了使主张的有效性获得一个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将没有选择而只能诉诸《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43
接下来，贝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这个假设的验证与探讨：
首先，作者概述争端各国的主张，指出总体的争议为岛屿争端与海洋划界争端的混合，并认为：尽管所有声索国在南海划界时都主张从它们的群岛基线或者大陆沿海基线计算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这些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确切位置都是不清楚的。据“陆地决定海洋”的原则，海洋区间只能根据一国范围内的陆地领土计算。因此，不同的沿岸海域的地理特征，例如岛屿、岩石、低潮高地、人工岛屿、设施与构造、暗礁等，在《公约》中的法律意义差别很大。那么，南海区域近海的海洋地物可以导致哪些海洋区间呢？因为，在南海的大多数地理特征在高潮时都不露出水面，声索国也都没有说明他们认为哪些是岛屿，亦没有澄清他们根据这些岛屿主张哪些海洋区间。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1
其次，贝文考察了各声索国在南海划界上的立场演变。作者先介绍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情况，之后才是中国。有意思的是，在此作者又提出了一个前提假设，即：如果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认定离他们的大陆或者群岛基线遥远的符合岛屿定义的海洋特征仅仅只享有领海而没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将符合它们的利益，使大多数富含油气资源的地点位于争议的区域之外。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2
事实上，一系列的证据也证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正逐步走向以上假定的立场。“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是，正如它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所提交的声明中所述，马来西亚和越南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只是从他们的大陆沿岸基线起算，而没有根据大陆沿岸基线以外由它们主张的其他任何岛屿起算”。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p152―153
然后，贝克曼批判中国在南海的立场遵从着不同的演变路线。他指出，“尽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逐步和《公约》的规定保持一致，但中国仿佛要将其海洋主张不仅仅建立在《公约》，还要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3
进而他从“岛屿”定义的角度质疑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取得依据：
一些声明指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是针对这四个群岛的所有岛屿、岩石、暗礁以及沙洲等，但是，其中的部分地貌特征并不符合国际法上对于岛屿的定义。例如，中国所主张的四个群岛中一个是马科斯菲尔德沙洲（Macclesfield Bank，即中国所称的中沙群岛，笔者注），报道称，它是由下陷的暗礁所组成，即便是在低潮时期也完全淹没在海水下，如果是这样，这将不能成为一项主张，因为主张只能针对陆地领土。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54
对此，杜文也有提及。该文指出，中国未根据《公约》对其在南海主张的海洋特征进行区分，哪些是“岛屿”（可以赋予全部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哪些是“岩礁”（只能赋予内水和领海），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p127―128 从而批判中国的主张是不明确（uncertainty）的。
贝克曼还结合南海争端与《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协商与暂时共同开发的途径过多地依赖于中国是否在南海区域依据《公约》进行划界。如果中国按照《公约》规定对其主张进行限制，则不能对符合《公约》定义的岛屿以外的海洋地物主张，也不能对那样的一些海洋区域和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根据2009年的中国照会及行动，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为三个维度：一是中国主张岛屿及其邻近水域的，这个类似于领海；二是这些岛屿将各自授予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三是以某种历史性权利为基础，中国还主张对“断续线”内水域和资源享有进行控制的权利与管辖权。结合《公约》的规定，中国主张的这三个维度均不确切。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57 贝克曼对中国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国自身为《公约》的适用设置了一个重大障碍。它似乎基于历史性权利而对南海的水域、海床和底土主张管辖权，且这种权利来源先于《公约》和现代海洋法。中国的主张威胁到建立在《公约》基础上的整个体系。在海洋法上，它所牵涉的根本利益不仅是相关国家在中国南海的划界问题，而且关系到海洋法和《公约》之持续有效性框架下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除非中国愿意使其主张与《公约》保持一致，否则冲突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 p163
（二）与质疑观点相对应的论证
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高与贾文从两个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阐述。他们首先提出“没有任何条约可以穷尽国际法规则”。中国所主张的在“断续线”内的群岛及相关水域的权利是以包括但不限于《公约》的国际法为基础的。关于群岛的领土问题，例如岛屿发现和占领，主要以习惯国际法为依据；对于线内的海域空间，《公约》的相关条款以及历史性权利理论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不能穷尽国际法，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的权利依据及权利（title and rights）形成于《公约》以前，它与中国在《公约》下的义务不相矛盾，是对《公约》的一种补充。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9、123
接着，高与贾文又对中国主张的权利依据进行了具体阐述。首先，关于发现和占领的证据与事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南海一直享有和践行着某些权利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质疑。中国发现南海这些岛屿的时间要比菲律宾和越南早了许多年，这是不容否认的，“断续线”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以国家身份在南海宣布的重要证据。在现代国际法的早期阶段，发现就足以有效地建立领土依据，此后，在国际法上逐步形成占领的概念。然而，一国通过占领取得领土同样必须以对“无主地”的发现为前提，对“无主地”的发现是占领国进行占领的时机。“无主地”区别于无人地，指不属于其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下的陆地，对此不能进行轻易的假定。如果“无主地”是因为某国对领土的丧失或放弃而形成，这种放弃或抛弃必须有肯定的意愿及行为表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是一种自然的最早发现，之间不存在他国提前发现或者自身放弃或抛弃领土等情况，故这种最早类型的发现只要配合以象征性并入（symbolic annexation），哪怕是国家对权利的微小的确切实践，即足以满足发现与占领取得领土的效果。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p110―111 所以，“断续线”地图作为国家行为的产物，在中国表达国家占领的意愿和行动上都具有明显意义。
其次，承认、默认和禁止反言也是中国重要的权利依据。关于承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887到1959年间法国和越南对中国在南海的岛屿的承认，特别是1887年的《中法边界条约》以及越南对中国1958年《关于领海的声明》的承认。同时，标示中国对这些群岛拥有的地图被全世界广泛复制，包括1912年英国海军舰队制作的“中国航海图”等。关于默认，从1948年到2009年，不管是菲律宾还是越南都没有对中国的“断续线”提出任何反对。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6 可以说，“断续线”所标示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和历史性权利，在二战以后的60多年里进一步得到巩固，也从来没有被其他国家抗议过（直到2009年）。同样，基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这种长期实践，历史性权利固化理论也可以具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尽管这个理论存在争议。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14
高与贾文进一步说明，中国没有忽视或者违反《公约》的条款。尽管《公约》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法律文件，但它是各国在谈判中达成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包含海洋法中的所有问题。《公约》条款中也指出，对于其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各国应遵循习惯国际法。中国绘制的“断续线”地图主要建立在习惯国际法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与《公约》并不矛盾，甚至，中国有关“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与实践可以为《公约》以外发展习惯国际法提供空间，填补在1982年时不能放入《公约》条款的空白理论。前引⑩ 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文，p123
四、比较与评述：专刊观点与南海其他相关议题
（一）菲律宾单方所提仲裁请求的相应法理
《美国国际法杂志》南海专刊的出刊同月，菲律宾单方提起“南海仲裁案”。细加考察，菲律宾所提出的15项仲裁请求主要包括：要求认定中国主张的南海“断续线”内的权利、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南薰礁、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高地（不符合岛屿定义），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中国非法地干扰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权利等等。参见Notification and Statement of Claim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22 January 2013，http：//wwwgovph/2013/01/22/dfa-notification-and-statement-claim-on-west-philippine-sea-january-22-2013/，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8日。
菲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一一考察，但就其请求的内容来看，其单方申请仲裁的目的，即是要求在《公约》的框架下，否定南海“断续线”的历史与法律意义，否定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以及从岛屿定义的角度否定中国在相关岛礁及附近海域应享有的、权利与管辖权（主要是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权利）。可以说，菲仲裁请求的法理思路即是从前述三大争议焦点来否定中国主张，与南海专刊中杜文与贝文所持的观点非常相应。从这个意义上看，杜文和贝文为菲律宾所提仲裁请求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学理支持。当然，有必要说明，笔者并不推测文章作者与菲律宾之间有什么联系，此处完全是基于学理观点上的相应性而探讨，由此，至少可以发现，《美国国际法杂志》所刊文章的学术代表性与影响力还是值得重视的。
（二）美国《南海报告》的相应观点
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对外发表了题为《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Limits in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专门报告（简称美国《南海报告》）。该报告由美国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撰写，特别质疑了中国地图上的南海“断续线”，其基本观点与专刊中的杜文和贝文如出一辙。只是，相比于南海专刊60多页的篇幅，美国《南海报告》正文共24页，文字内容上更为精炼，同时增加了诸多具体的地图与图片比较。参见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c 5， 2014
其中，“断续线”地图是其分析的首要出发点，特别是对地理坐标、精确度及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比较。报告在第一部分即专门对1947年中国地图上的南海“断续线”与2009年地图的“断续线”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列出全图、比较图和局部图，并且对各图所绘“断续线”的数量、线条之间的距离、线条与沿岸国的距离、“断续线”本身的位置等进行了细致比较，进而指出中国不同年代的地图上所绘的南海“断续线”在宽度、位置等方面均不精确、不统一。参见前引B60， pp3―9 以此为基础，报告接着从《公约》出发，提出中国并未明确其“断续线”主张的性质与范围，从而围绕岛屿归属线、国界线、历史性主张线等几种可能性展开推测性探讨（这与贝文的假设性论述在逻辑上颇为相似），最后提出，中国的主张要在海洋法上找到依据，应该只能从岛屿归属的角度来理解南海“断续线”，再依据《公约》定义来划定相关海域的界限。
然而，美国《南海报告》并没有回应高与贾文的论点，未分析《公约》适用的非溯及性和内容的局限性，未对中国“断续线”形成前后的特定历史与法律条件进行考量，未对周边其他国家所提历史性权利的概念和证据进行比较，亦没有讨论高与贾文中所提出的承认、默认及禁止反言等问题。
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中的请求，因为中国是被申请方，它所取的否定中国的立场无可非议。但是，美国《南海报告》，从分析主题、问题取舍和所适用法律等多个角度来看，几乎完全呼应了专刊中杜文与贝文的思路和观点（质疑性观点），却忽视高与贾文的观点（支持性观点）。如果以客观中立的标准来评价，不能不说这份分析报告在逻辑上还欠完整，在内容上还欠全面。
（三）比较与总结
综合来看，南海专刊文章显现了理论观点上的鲜明对立。为什么针对同一主题，会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很大意义上，国际法的不确定性是其作用受到质疑的焦点。作为批判法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著名国际法教授马丁・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曾提出：“国际法的目的基于不同的立场而存在差别。国际法无法避免不同的国际行为者的偏好、利益与政治价值。”Martti Koskenniemi，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 Malcolm 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2 所以，对同样的法律规则，不同的律师或法学家完全可能做出不一样的解释。
这一点，在南海专刊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例如，关于“断续线”地图问题，杜文指出，因为该地图的起源具有政府背景，不符合国际法上关于地图证据的“公正”要求，从而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与贾文则认为，正是因为“断续线”地图具有政府背景，从而符合国际法上有关领土占领取得的国家行为要件，是国家行使意志的体现。又例如，关于对中国“断续线”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杜文与贝文坚持用《公约》上的“岛屿”定义，“历史性权利”与“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等概念及其理论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模糊、不确定”；高与贾文则指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及“断续线”地图形成于《公约》之前，该公约主要针对海洋划界、海洋资源共享，由各国通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妥协方案，它不解决岛屿归属问题，亦不能规范一切海洋问题。
此外，前文也提到了美国《南海报告》与南海专刊中的杜文与贝文在论点与思路上颇具一致性，而对高与贾文中的视角少有关注。如果用科斯肯涅米的批判性法学观点来解释美国《南海报告》的内容、分析方法与结论，可以认为，该报告方所持的目的、立场、政治利益及偏好可能会影响到报告在问题与思路上的取舍。
综合说来，比较正反两类观点之间的主要矛盾，《公约》的局限性不容忽视，因为南海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与争议现状是独特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注意或进一步探讨：
1时际法问题与证据优势的相对性
时际法关注的不是时间的有效性，而是某项规则的适用时间。如果有法律交互作用以任何形式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而同时相关的法律规则进行了进化或改变，那么是适用原来的旧法还是现有法的问题就会产生。当法律的作用形式依原来的法律规定是合法的，或至少是不被禁止的，而现在被禁止了，这个问题就至为关键。Markus Kotzur， Intertemporal Law， wwwmpepilco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6日。早在1899年，国际仲裁机构认为，圭亚那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应该按照“取得当时”的领土规则来解决。 Délimitation de la Guyane anglaise [Grande-Bretagne， Vénezuela]，http：//legalunorg/riaa/cases/vol_XXVIII/331-340pdf， p338 1928年有名的帕尔马斯岛案中，著名的瑞士仲裁员马克斯-胡伯概括国际法上的时际法规则为“司法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与事实同时代的法律，而不是争端发生或解决时实施的法律”。Award of 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 22 AJIL1928， p845
就南海问题而言，在1982年《公约》之前，世界上并无统一的、受到普遍接受的关于“岛屿”“群岛”等概念的定义，更不用说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了。因此，在中国最早制定“断续线”地图以宣示在南海的年代，并没有区分岛屿、非岛屿岩礁或者其他海洋地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且，不管概念或用语如何，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所有的这些岛屿、岩礁或暗礁等视作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等四个群岛的一部分来看待。中国多次宣告，这四个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不管是越南、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等国，都没有超越性的证据可以形成对抗。从而，按照施瓦曾伯格（Schwarzenberger）的观点，领土争端中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往往不是对领土管理之通常规则的解释问题，而是在相比较之下，争议双方谁的证据更优的问题。Georg 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ition， 1957， p290 也就是说，南海争议各国之间在法律上应该最终关注相对性证据优势的问题。
2关于不符合岛屿定义的岩礁及其他海洋地物是否适用领土取得规则
南海的一些小岛、岩石、暗礁、沙滩可能不符合《公约》中有关“岛屿”的定义，但是否就能够认为这些海洋特征不能作为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对象呢？事实上，国际法上的领土概念指的是“空间（space）”，并不局限于陆地领土。参见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th edition， 2013， p216 而且，《公约》对“岛屿（island）”进行定义，其目的在于对海域的测量和划界，并未说明那些不符合“岛屿”定义的岩、礁、沙、滩等不属于“领土（territory）”范畴。这一点，在英法大陆架案件中就有过阐述。在该案中，英国在反驳法国的观点时提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包括运用低潮线时的岛屿周边作为海洋区域），英国人在事实上存在着将艾迪岩（Eddystone Rock）作为岛屿对待的当代实践。尽管国际仲裁法庭没有确切地对艾迪岩的法律地位阐明立场，但法庭提出在该海峡划定大陆架边界时，艾迪岩应当作为一个关联基点对待（relevant-point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 in the Channel）。参见Anglo-French Continental Shelf Case （United Kingdom v France） （1977， 1978） 18 RIAA 3， p 271； E D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1： Introductory Manual， X edition， Dartmouth Publishing Co， 1994， pp153―154； Barry Hart Dubner， The Spratly “Rocks” Dispute-A “Rockapelago” Defies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 9， 1995， p301
3.如何对南海的特殊地貌进行定性并划定领海基线
按照《公约》第46条，“群岛（archipelago）”的定义是：一群岛屿，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相连的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彼此密切相关，以致这种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按此定义，中国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全都符合“群岛”的条件。那么，即便不谈“岛屿”定义的争论，“群岛”是否可以整体地作为一种“陆地领土”来对待呢？这些问题在既有理论及实践中都鲜有确定性，是当前海洋法局限性的体现，但是，不能因为法律规定不明而对中国的权利予以简单抹煞，或以其他概念生搬硬套。
如果将“群岛”这个整体概念作为领土取得的对象来看待，再依据“陆地决定海洋”的规则，只要陆地领土能够确定，海洋边界的确定就是关于《公约》的简单适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中国的主张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国至少对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个群岛作为整体的陆地领土主张（区别于海洋主张）是肯定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对这四大群岛的发现及占领等问题，高与贾文的探讨比较详实，甚至杜文也对此进行了肯定。前引B11 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文， p127 对此，美国《南海报告》也在一定意义上给予了肯定，至少认可了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可以是一种“岛屿归属线”，前引B60， p11 因为岛屿的法律意义与陆地领土一致。事实上，如果有关群岛归属的“整体性”主张成立，相关岛礁因为都隶属于群岛，岛屿的单独定义问题也不再有意义，而有关中国主张模糊的质疑则只是属于中国未宣布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部边界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表态将南海“断续线”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外部边界相等同。并且，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宣布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部边界。前引B12 Robert Beckman文，p147按照《公约》，何时宣布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精确外部边界与坐标是中国自己的权利，如果因为中国没有宣布这样的精确边界而单方面地批评中国的主张含糊或不确切，显然没有依据且有失公平。事实上，中国在1996年已经宣布了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PRC Straight Baseline Declaration （15 May 1996） 只是南沙的领海基线和划法中国暂时都还没有公布。
总之，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很大一部分属于《公约》所没有规定的事项，例如：“群岛”的领土取得与领土归属问题；因历史而形成的群岛“附近水域”的经济权利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范畴）；在一国的领土内既包含大陆领土又包含若干远洋群岛（这种状态并非海洋法公约中的“群岛国”定义所能涵盖）的情况下，如何划定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问题等等。所以，如果简单地套用《公约》的概念、名词与规则，必然产生某种混乱或对中国的“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主张难以理解。
《美国国际法杂志》发表的南海专刊体现出国际学界对中国南海问题的关注。尽管一些文章对中国观点提出尖锐质疑，但这种讨论有助于对南海问题的多元认识，有益于促进中西学界的学术对话，亦可以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加强对不同观点的研读与回应。对于我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高与贾文论据详实、逻辑清晰、说理客观，可以说为我国南海问题的澄清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高与贾文已经以中英文的形式出版。参见高之国、贾兵兵：《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
国际法是一种“平权”社会的法，没有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具备独立权威的立法、司法与执法机关，国际法的产生取决于国家的意思，国家既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约束的对象。实际上，正是因为《公约》的局限性和南海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在表述上相对比较复杂，层次比较多。但是，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解释上的困难，不应该成为一揽子予以否定的理由。相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理论立场，应该是丰富和发展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实践，可以为国际社会积累有益经验。
Abstract：On Oct. 29， 2015，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The Hague made an arbitration award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as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filed by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s mad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creasingly complex. Dating back to the same month of 2013 when the Philippines unilaterally proposed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JIL） issued a special series （Agor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which those articles have deeply discuss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dicating sharply contrasting opin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The critical views against Chinas position can be summarized to be ra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arbitration claim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highly similar to views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Report made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namely the Limits of the Seas，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d on the Dec. 5， 2014.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AJIL is world-widely recognized， but unfortunately， this special series have not been particularly analyzed and studied domestically.
Key words：the AJIL Issu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law of the sea
[作者简介]刘蕊，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海南省委党校讲师。
① 参见[日]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朱恒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② 程维荣：《两汉赎刑考》，载《西北政法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南北矛盾；经济；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陈安教授积30年之功蔚为大观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五卷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南北问题为主线，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深刻论证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作者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理念和追求。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问题
如所周知，中国特色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尽管具有“国际性”，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同样是马克思主义。
早在20世纪40年代，作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时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在50至70年代，曾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民族殖民地及理论学养深厚，是其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优势。在80年代以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援引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辟论述，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及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一）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既是国际经济法借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又是国际经济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细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三大主要阶段（即早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众多弱小民族的独立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变化），并深刻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进程客观事实的科学总结”，“是对各国社会进行解剖的利器，也是对国际社会实行科学分析的指南”［1］。
（二）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基于历史事实，作者以激扬的文字历数15世纪以来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十大罪恶行径，称为“殖民十恶”（即“欺蒙诈骗，以贱易贵”、“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践踏，霸占领土”、“横征暴敛，榨取脂膏”、“强制劳役，敲骨吸髓”、“猎取活人，贩卖奴隶”、“垄断贸易，单一经济”、“种毒贩毒，戕民攫利”、“毁灭文化，精神侵略”和“血腥屠杀，种族灭绝”）［1］46-54，进而总结认为，“漫漫数百年，一部殖民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史，也就是欧美列强和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史的主要内容。”［1］53“15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欧洲列强在亚、非、美广大地区实行殖民掠夺的历史，是一部火与剑的历史，也是一部血与泪的历史。”［1］46
在中外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居于道义制高点，以如此犀利的笔触历数殖民之恶，似为仅见。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政治学或史学的内容，但笔者以为，殖民掠夺史在西方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讳莫如深，却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应有的立论根基。正本清源，温故知新。只有回顾和铭记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认清西方列强罄竹难书的罪恶“发家史”及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欠下的巨大“历史债务”，也才能深刻理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当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法理上，殖民掠夺史是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铺陈。
（三）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陈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和论述，重点强调民族自决权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作者研讨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主张，即十分强调尊重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等形形的霸权主义。
在专著《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1981年）中，陈安教授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列宁1895到1924年期间关于弱小民族国家问题的学说，重点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长期论战，研究国际公法上有关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争鸣辩论，侧重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论战过程及其发展历史。陈安.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书已辑入《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题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第136-342页。
在专论《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 （1981年）中，作者回顾和缕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形形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多次论战的历史事实，追本溯源，探讨曾经猖獗一时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揭露它既是对国际法原则的粗暴践踏，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彻底背离［2］。
应当指出, 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和国际法上的弱小民族国家学说，有助于理解当展中国家的历史来由、现实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及相关学说，有助于认清当前全球化趋势下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先导”与前者的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不难看出，作者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强调经济原则，深刻批判美国经济霸权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谬论，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理解和研究积淀。
二、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不容否认，作为法学学科之一，国际经济法学具有普世价值，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当有共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基于此，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增强共识，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
同样不容否认，作为法律规范之一，国际经济法既是发达国家巩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现了新旧法律规则并存、冲突的状况。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相应地，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并非居于同一的、纯粹的、超脱的法的立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家利益、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各有其不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法学者对其立场，或直言不讳，或犹抱琵琶。在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一向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体现了“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和胸怀。
（一）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
20世纪90年代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安教授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从而使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首先，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前苏联在1991年瓦解之后，美国遂成为第一世界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过共同的经历，当前又面临着共同的斗争。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时间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利害，决定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59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世纪之交，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争斗进入新的回合。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冷战已告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各种新“包装”下有新的发展，“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不时肆虐；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1］60-61。
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学界有不同的解读，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和“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但他们在总体上都不提“三个世界”、南北问题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另辟蹊径，以所谓“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理论淡化或否定国家。陈安教授针对上述各说，逐一辨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宣扬全面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的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说教及其实践，实质上乃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当代的更新和翻版，充其量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或‘换汤不换药’罢了。”
针对“WTO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WTO秩序”论的先天性缺陷和致命性弱点在于，它忽略了当代WTO体制及其规则缺乏坚实的、真正的民主基础；WTO体制虽然素来被称为摆脱了“权力导向”，转而实行“规则导向”，但其“立法”完全是“权力导向”之下的产物，带着先天的不公胎记，其“司法”和“执法”实践也出现过“财大者力大气粗”、霸权或强权国家不受约束或规避制裁的弊端，实际上体现了“规则导向”向“权力导向”的异化、转化；“WTO秩序”论要求将贸易自由宪法化、最高化、绝对化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关于WTO体制的进一步剖析，参见: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
针对“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其实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他认为，把“经济民族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特别是各弱小民族坚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坚持国际经济，是基本正确的。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20-134页。
笔者以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是正确认识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问题的必要前提。基于“三个世界”理论，才能深入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强势主导的形形的“国际经济秩序新论”，也才能坚持和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鉴于南北问题仍然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寻求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和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近年以来，西方学者除上述“国际经济秩序”论外，还提出了所谓“全球治理”论。例如，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提出了所谓“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治理体系”（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FDI）的概念，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是由BITs构成的。（参见：Axel Berger. China’s New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me: Substance, Rational and Im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 Law Making［R］.Paper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roup(ASIL IELIG) 2008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Next Four Years”,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14-15, 2008.） ，不能回避南北问题，更不能回避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早在《国际经济法总论》（1991年）中，陈安教授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在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权国家保持和扩大既得经济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和确保经济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合作而告终，妥协合作之后又因新的利害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产生新的争斗，如此循环往复不已，每一次循环往复，均是螺旋式上升，都把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法规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和专著《国际经济法学专论》（2007年）中，陈安教授总结万隆会议以来的南北斗争史，进一步提出了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及其特点，强调南南联合自强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观点可概要如下：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是在南北矛盾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南北国家之间既有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一面。因此，南北矛盾斗争的每一个回合，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国际经济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除旧布新而告终。妥协之后经过一段期间，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矛盾斗争。南北矛盾上述规律性的发展进程，可概括称为螺旋式的“6C轨迹”或“6C律”，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当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也就是在此种“6C律”的基础上和支配下，不断经历着新旧交替、吐故纳新、弃旧图新和破旧立新的进程。 参见：陈安.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00-502;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上编（总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6,324-326.南北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南北国家基于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要在南北经济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只有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和增强在南北合作中的谈判地位和能力。与此同时，要大力加强南南合作，以求联合自强和共同发展。关于南南合作问题的系统论述，参见:An Chen.Weak versus Strong at the WTO, The South-South Coalition from Bandung to Hong Kong［J］.The Geneva Post Quarterly: The Journal of World Affaires, 2006,(1):55-107.
“6C律”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指明发展中国家“斗争中求生存，合作中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南北国家之间在矛盾、冲突之后是磋商、妥协、合作和协调，张弛有度，循环往复，反映了南北双方既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合作的客观现实和南北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第二，揭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斗争是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破旧立新的原动力。发达国家为保持和发展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自然会固守和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劣势地位，必然成为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第三，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长远来看，在上述“6C律”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南北国家在矛盾、斗争中此强彼弱，此消彼长，在发达国家占上风的情况下，则可能出现下行态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个进步，都需要艰辛的斗争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或名存实亡。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应有战略眼光和充分准备。
（三）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特别是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学者见仁见智。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某些西方学者热衷于强调中国的“领导作用”和“大国责任”，甚至提出“中国威胁”论，其用意发人深思。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考察，参见:陈安.“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J］.现代法学,2011,(6)：10-36；An Chen. On the Source, Essence of “Yellow Peril” Doctrine and Its Latest Hegemony “Variant” – the “China Threat” Doctr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instream of Sino-Foreign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herent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2012,13,(1):1-58.中国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惠者、维护者、改良者、改革者，抑或革命者？众说纷纭。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相关视角和论述富有启迪意义。
首先，陈安教授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角度具有启迪意义。在论述“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时，陈安教授指出：“从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上来考虑问题，作为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一个中坚成员，中国在本国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显然不宜、不必、不应、不容明文规定对外资绝对不实行征用或国有化。”［4］由此可见，陈安教授所主张的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三个角度分别是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和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第三世界中坚成员”。
其次，鉴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延续，有必要考察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一贯立场。陈安教授指出：“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论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8.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陈安教授在论述古代中国的自我定位和近现代中国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独特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应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中国与全球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应当坚定不移，韧性斗争，百折不挠，既应当坚持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战术的灵活性。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该文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09-120页。在该文发表之后，作者相继发表有关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战略定位的专论，包括：陈安.再论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陈安.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 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An Chen. What Should Be China’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With Comments on Neo-liberalistic Economic Order,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WTO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s Disturbance of Globalization［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9,10(3); An Chen.Some Jurisprudential Thoughts upon WTO’s Law-governing, Law-making, Law-enforcing, Law-abiding and Law-reforming［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10,11(2).
概言之，历史已然成就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地位。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中国的基本立场理应是：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原则，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无论将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发生怎样的改变，应该有始终如一的、坚定的立场和目标。以国际投资关系为例，中国必须坚持和强调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原则，不能因为居于资本输出国地位就片面强调资本输出国的权益，要求资本输入国限制其。中国一向反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同样，也要引以为戒，严格自律。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变，对外经济政策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但立场要坚定，不因经济地位的转变而变化，不因利益的诱导而变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立场”意识，政府主管部门在国际经济实践中也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坚定立场。
三、论证南北矛盾中形成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一般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陈安教授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5］；“在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更新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斗争，乃是当代世界性‘南北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5］346陈安教授强调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在南北矛盾中形成的，旨在强调其“发展性”和“动态性”，强调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特色。以下概述陈安教授有关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的部分重要观点。
（一）经济原则
如所周知，是国际法的基石。当前，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西方国家以理论为先导，提出了否定或淡化的种种理论［6］。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维护《联合国》确立的国家原则［7］。
关于经济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及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1. 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
发展中国家强调和坚持经济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相继挣脱殖民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遭受原宗主国的控制，不同程度地处于从属或附庸地位。政治是经济的前提，经济是政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实质上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继续和必然发展［5］347-348。
根据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陈安教授概括国家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5］351-359。
2. 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
近年以来，陈安教授以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针对当前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国家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以WTO体制运作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作为中心，综合评析美国“1994年大辩论”、1998-2000年“301条款”争端案及2002-2003年“201条款”争端案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指出这三次交锋的实质，都是美国经济“”（经济霸权）与各国群体经济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植根于美国早在1994年“入世”之初就确立的其单边主义政策高于其WTO义务的既定方针。这场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激烈论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迪是：增强忧患意识，珍惜经济；力争对全球经贸大政决策权实行公平的国际再分配；善用经济保护民族权益，抵御霸权欺凌和其他风险；警惕理论陷阱，摒除经济“淡化”论［8］。
“过时”论、“废弃”论的主旨在于彻底解除弱小民族的思想武装，好让当代霸权主义在全球通行无阻；“淡化”论和“弱化”论的“发展方向”，正是归宿于“过时”论和“废弃”论。这种归宿绝不是弱小民族之福，而是善良的人们不能预见其后果的理论陷阱［8］420。
3. 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不言而喻，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经济原则。无论是在国内立法实践方面，或是国际条约实践方面，中国都要坚持经济原则。
针对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陈安教授主张，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不应明文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外资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其主要理由是：从外资国有化问题的论战史、中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西方国家对“国有化”的理解及中国的宪法精神和现有政策等方面看，不适宜、不必要、不应当、不容许作此规定。鉴于东道国在必要时有权依法征收境内外资，并且给予适当补偿，乃是当代国家经济权利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中国不应通过立法自行“弃权”；“务必留权在手，但决不任意滥用！”［9］
在国际实践方面，陈安教授主张，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应坚持经济原则：“中国是牢牢在握的独立国家，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不易的权利……尽管‘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旷日持久，难关重重，中国坚持经济原则，有关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立场和方针不变。”［10］
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迅速，其趋向值得密切关注。传统国际投资法本来就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其海外投资者的产物，带有与生俱来的片面维护资本输出国权益的烙印，其新近发展并未起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关系的作用，而是更加片面地强调保护发达国家和外国投资者的权益，进一步限制东道国的。通过此类规范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以实现其国家利益。近来，双边投资条约普遍规定接受“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管辖，甚至规定投资者可以单方面启动ICSID程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的某些国际实践顺应了西方国家主导和推波助澜的所谓“时代潮流”。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的新发展，陈安教授明确提出，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的“逐案审批同意”、“当地救济优先”、“东道国法律适用”和“重大安全例外”等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11］；进而主张，区分南、北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明文排除最惠国条款对争端程序的普遍适用，切实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12］ 。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在“公平”这一传统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互利”概念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强调实质上的平等，进一步明确了平等互利的含义，是平等互利原则的新发展。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及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1. 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
陈安教授在分析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指出，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仅仅从或主要从政治角度强调平等原则，往往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平等，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在某些场合，发达国家往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应从经济角度、从实质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原则，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互利原则由此产生。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只有真正地实行互利，才算是贯彻了平等的原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13］。
把传统国际法上分立的平等原则与互利原则结合成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标志着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新发展［14］。陈安教授特别指出中国有关平等互利原则的实践对公平互利原则形成的贡献。在国内法实践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把平等互利规定为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及对外经济交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国际法实践方面，1954年4至6月，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率先把平等互利原则与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逐渐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3］444。
2. 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究其主要宗旨，端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对于经济实力相当、实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实际地位不平等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13］449 。
在论证公平互利原则时，陈安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平等观，是切合客观实际需要的，是科学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早在百余年前，马克思在剖析平等权利时，就曾经指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和要求先天禀赋各异、后天负担不同的劳动者，势必造成各种不平等的弊病，并且断言：‘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的这种精辟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贯彻公平互利原则、实行非互惠普惠制等正义要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3］449-450对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平等”地用同一尺度去衡量，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实行绝对的、无差别的“平等待遇”的实际效果，“有如要求先天不足、大病初愈的弱女与体魄强健、训练有素的壮汉，在同一起跑点上‘平等’地赛跑，从而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不平等的实质。”［13］448-449
（三）全球合作原则
全球合作原则是1974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倡导的一项富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基于南北问题的实际情况，要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必须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实践全球合作原则。
关于全球合作原则，陈安教授重点论证如下两点：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1.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与少数强者之间在不同阶段的互相妥协和互相让步；就其内在实质而言，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也是对弱肉强食规则缓慢的逐步否定［15］。
南北合作的依据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极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补益关系。这决定了南北国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南北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终究要相互妥协，并作出“南北合作”的选择，从而解决各个相应阶段的南北矛盾。
南北合作的阻力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相对而言，在第二世界的政界、法界中，出现了一些能较冷静地正视南北互相依存现实的明智人士。
关于南北合作的成效，基于对《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的研究，陈安教授在肯定南北合作生命力之后，深刻指出：“《洛美协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双方之间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距离实现彻底公平互利的南北合作从而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目标，还有相当漫长、艰辛的路程”［16］。
2. 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南南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之间的互济互助，以共同应对或联合反抗来自强者或霸者的弱肉强食。在论述南南合作的战略意义时，陈安教授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要改变它，首先也要靠实力；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联合自强的道路，才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南南合作把各个分散的、在经济上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可望提高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和能力；南南合作建立在弱者互助互济、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是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体现［15］46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中，陈安教授回顾近50年来南北矛盾与南北合作的史实，总结贯穿全程并将长期存在的发展轨迹，深刻指出：南北矛盾和冲突，南北力量对比上的“南弱北强”，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存在，鉴此，在南北角力的进程中，南南联合自强者务必树立起“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逐步更新国际经济立法、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是南南联合自强［17］。
四、知识报国、兼济天下，发出中国和南方学者的时代强音
从陈安教授的治学立场、理念和追求以及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杰出贡献，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更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宽广襟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陈安教授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当今发达国家国际经济法诸多论著的共同基本特点，是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发达国家权益的分析和论证。反观中国，作为积弱积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员，这样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幼弱阶段，远未能适应我国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和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18］陈安教授正是怀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30多年如一日，身体力行，殚精竭虑，致力于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主要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的概念、术语、原则、规则等大多来自西方。汲取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理论，首先要有“扬弃”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安教授之所以能取得独树一帜的国际经济法研究成果，成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坚持“扬弃”精神，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和勇气，不迷信权威，不附和所谓“主流理论”，既能深入钻研西方国际经济法理论，又能摆脱西方学者立场、视野所决定的法律观念或思维定式，特别是摆脱阻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观念的羁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创建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观念和理论。
（二）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服务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在吸收西方国家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目标的研究方法。在种种研究方法中，对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尤为重要的，当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
如前所述，陈安教授对南北问题、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论述，无不采取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老一辈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注点、敏感度和立场或有不同。老一辈学者曾经历过“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对西方列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中青年学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西方的法学教育或理论成果，更容易接受西方主导建构的所谓“主流理论”。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南北矛盾、国家等的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的“扬弃”精神，中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尚有一定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结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际经济法的缘起、发展及其实质，从中探求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
（三）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
鉴于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特色，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见解，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安教授大学期间专攻法学，外语主修俄语，自学英语、日语，1981年以“知天命”之年负笈于美国哈佛大学，即与国际学术同行开展平等交流和对话，受到该校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副所长F. K. Upham教授的高度评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斯托利讲座教授、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0月25日）”， “（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东亚法学研究所前所长F. K. Upham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1月29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二十六）、（二十五）部分，第2613-2614页。一直以来，陈安教授力倡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的学术成果“走出国门”。自1981年在美国《国际法与比较法学报》首次发表英文论文以来，陈安教授持续发表和出版英文论著，成果丰硕。。特别是2006-2010年间，在享誉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世界投资与贸易学刊》（瑞士日内瓦出版）发表6篇重要论文，创该期刊同期数的最高记录［19］。其英文论著立场坚定，论证严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发展中国家智库“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先生认为，有关南南联合自强的论述“能给人以清晰鲜明的方针政策性的启示，会使‘南方中心’公报的读者们很感兴趣，特别因为这是您从一个正在崛起的举足轻重的大国发出的大声呐喊！” “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致陈安教授函（2006年2月1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二）部分，第2591-2592页。更为难得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先生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法律顾问A. Parra先生等同样对陈安教授的学术主张和水平表示由衷赞赏和信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致陈安教授函（2004年5月12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法律顾问A. Parra致陈安教授函（1990年3月22日，1990年8月22日）”，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七）、（二十）部分，第2599-2602页、第2599-2602页。
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缺少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参与和奉献。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使命，是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紧密联系中国和国际实践，汲取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经济法学精华，维护和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经济法原则，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经济法实践的健康发展。
这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人矢志不移、坚持不懈的努力。陈安教授等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筚路蓝缕，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亦成为后学之师范。近年以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学术团队的青年教师积极向国外学术刊物投稿，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显示出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自2002年以来，厦门大学法学院辩论队连续参加Willem C.Vis 国际商事模拟辩论赛、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和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等国际性专业大赛，形成优良传统，屡获佳绩，如荣获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Hardy C. Dillard最佳书状奖第一名”（2006年）和“反方诉状第一名”（2011年），为我国的法学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也给国人莫大的启示和鼓舞。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辩论赛均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西式“游戏规则”的演练和竞争。鉴此，在研究和掌握这些规则以求“知彼”的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明确“己方”的信念、追求和使命，力求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增强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担负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相比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和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学者，青年学者和学生后来居上，具有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他们若能专心致志，自强不息，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方面当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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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刻研究,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因此,高校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等做出合乎时展的调整,增强教育实效性。
奥运会期间,中美女排的“和平大战”可谓万众瞩目,2008年8月15日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直播的该场比赛成为当日赛事收视之冠,近两个半小时的比赛汇聚了2.4亿观众收看。
曾经联手带领中国女排走出低谷的好朋友郎平和和,这次各带一支队伍跑到北京奥运赛场上来对决。而郎平带来的恰恰是我们的老对手——美国队。这使我们这些热爱中国女排、热爱郎平的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实质上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和有待我们加深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矛盾。因此,高校必须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等做出合乎时展的调整。
一、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学生爱国主义现状
1.大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有所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少大学生对全球化理论有一定的接触,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在网络上的虚拟现实面前他们错误地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如今世界市场已经建立,各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联系进一步紧密,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应当用地球村意识取代民族国家意识。这些错误认识,影响了大学生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使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冲击。
2.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所弱化
在全球化大潮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这种思想意识也已广泛被大学生认可和接受,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成果共享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安全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民族国家过时论”、“人权高于”等理论观点直接与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这些观点容易使一些大学生产生错觉,认为追求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无须再提民族国家的与利益。不少大学生仅看到世界和平的一面,而忽视了世界仍然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和充满危机的事实,国家安危意识较为淡薄。
3.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情感受到冲击
全球化进程中大学生的世界情结日益增长,他们关心世界安全与和平,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应当以爱世界为主,认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同时,各种异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消极文化糟粕的侵害,使得不少大学生意识形态处于“认同危机”之中,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风光不再”。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失落,必然影响大学生的爱国情,使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危机与挑战。
4.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观日益淡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的独立性渐遭到削弱,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的优势,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大肆推行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势国家的文化输出必然带来西方的观念价值。
二、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思考
1.系统化层次化地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当代大学生已具备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容的构建和选择上要符合大学生思想发展的系统化和层次化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大学生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大学生要把爱国落实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具体行动上,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高校要重视人文社会课程的开设,注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尤其要让大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古迹,读史明理,知史爱国。
2.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开辟爱国主义教育新途径
信息时代,因特网快速在我国普及,上网成为大学生的时尚。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削弱了部分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要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的舆论导向,善于应用高科技手段,让大学生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接受教育,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现在不少高校已经兴起创办“红色网站”的热潮,这就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兴起、建设好我们的网络教育阵地。在全球化形势下,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主动开辟、利用、净化和占领网络这个新阵地。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既给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带来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充分利用能使我们对受教育者思想的把握更具体、更全面,使教育更具针对性、时效性,更能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
3.以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或事件为契机,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环境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灌输教育,缺乏情感教育的环境。而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良好的环境使人们受到积极的陶冶和感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几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及连续两年特大的自然灾害的考验,从容应对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实现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申办 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圆满成功,战胜“非典”,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反对日入常全球签名等所有这些,无不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高校应抓住一切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展开切实有效的教育活动,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环境,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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