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范文

经济周期范文第1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渐进式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计划所具有的强制性逐渐弱化，计划指标、计划手段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始向指导性、预测性、灵活性转变。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深刻变革，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波动形成机理呈现出新的特点。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的第9轮周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轮周期。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2％，达到这次周期的高峰，此后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速度，但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1％，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但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出现回落为7.3％。根据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7％左右。因此，从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基本走势分析和预测，本轮周期是否已经走出谷底，形势还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与前几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将大大延长，经济将在低谷持续运行一段时期，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潜力较前几轮周期缓和。人们通常把一个周期中出现的经济较长时期处于低谷的徘徊状态，称为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制度、供求关系、分配体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的新特点，选择若干月度经济指标来构造一个综合指数，据此进一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的具体特征。

二、短期经济波动测定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周期类型的选择

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增长周期两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就属于现代增长周期。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

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

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1）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研究阶梯周期也有这一步骤）；（2）求出序列在各期的趋势值；（3）求相对数｛（1）／（2）｝，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平滑过程阶梯周期也不能免）。

如果对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研究，会发现这两者的测量结果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是：（1）序列周期转折点在出现的时间上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2）两种方法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不一样。阶梯周期比离差周期敏感（注：）。阶梯周期分析中，有的以序列的各期值与前一期对比，以月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有的则是以每月值同前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数值进行对比得出的季距、半年距或年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我们采用阶梯周期分析中的年距发展速度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9轮周期波动。

（二）短期波动指标体系设计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能够通过统计指标（变量）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反之，统计指标的变化亦是一定范围内某种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在建立短期经济波动指标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而且要顾及指标间反映经济波动的非重复性，尽可能使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为指标集中的最小完备集。

1.指标体系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连锁过程，既受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如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等，又受系统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等。虽然准确测度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困难的，但反映其变动的数量特征尤其是发展趋势，则可通过统计指标变动规律的研究来实现。事实上，统计指标具有刻画经济变动规律这一功能，已被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明，经济“脉搏”的跳动频率是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亦是统计指标变化特征的综合反映。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统计指标作为认识经济规律的基本变量，在具体测度经济“脉搏”跳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不同的客观总体，有些反映较为全面、准确，有些则不然。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主要源于经济客观总体与刻画手段两个方面。经济波动现象的发生，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元化的影响不会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结果，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现出不一致的结论。在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总体。一般而言，统计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其他属性的，它只能反映总体的某个侧面，不能也不可能反映全貌；只有当它们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反映总体的主要面貌。因此，在经济波动研究中，统计指标体系肩负着刻画经济变动规律的重任，是度量经济变动数量特征的神经网络，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2.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反映经济波动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构成指标体系，这项工作必须遵循指标体系的特征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首先，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指标的记录应足够长。我们知道，一个短期波动周期往往需要几年，要确认周期波动的存在，并研究其波动规律性往往需要几年的数据。从这样长的时间内发现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是否重复发生，这种重复性在统计上是否可能性很大，只有以相当大的把握认为周期波动确实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周期波动的统计规律性。

（2）指标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指标应具有较明显的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以便能够观察到其周期波动形式确实存在。

（3）指标的周期波动应比较稳定。以大体上一致的波长作重复性的周期波动。

符合以上3点的指标均可作为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众多的指标中，具有这3种特征的指标可能很多，因此，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经济涵义的重要性。不同指标反映经济活动的不同侧面与内容的变化特征，并且对于同一活动所起的作用或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选择具有重要经济涵义、对经济增长波动作用贡献大的指标尤为重要。

第二，变动的协调性。研究经济波动就是要分析与经济总体变动特性相关的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按指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之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将指标划分为3大类：一是，在时间上和波动起伏上基本一致，即指标的扩张和收缩与经济总体的扩张和收缩大致同时同向变动；二是，在时间轴上经过平移后其轨迹能基本吻合，即满足第一类中的条件，这里的平移是指指标的向前或后退；三是，前两类以外的其他指标。指标变动的协调性就是指所选指标要具备第一、第二两类指标的性能，这对经济波动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变动的灵敏可靠性。经济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变动具有不同的灵敏性和可靠性，有些指标在经济总体即将发生或刚发生变动时，就表现出超前的征兆，而当它们上升或下降时，一般有较大概率预示着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研究经济波动需要有能及时捕捉经济运行变化方向且具有较高可信度功能的指标。

第四，变动的代表性。指标的变动常常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对于总体具体变动的特征，也常常表现出一个指标与几个指标或一组指标与另一组指标反映其特征几乎是等价的特性；因此指标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性。所以，选择指标既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要避免过多的重复。

第五，变动规则的稳定性。经济指标变动的轨迹大多不是呆板或机械的，诸如严格地按正弦或余弦轨迹波动的指标是没有的，并且一般指标的波动性能也不很稳定，这给经济分析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选择波动稳定性强的指标对于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大有益处。

3.指标体系的组成

经济波动来自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方面或同一方面的因素对经济波动贡献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些相差很大；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就是要对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因此，指标体系中的变量应选自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为了确保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可靠性，指标体系的构造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来选择。

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定期公布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工业。主要指标包括当月工业总产值（现为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数和同比增长率（进一步细分为轻重工业、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包括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包括全民固定资产投资（1996年以后，改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又细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第四，国内商业（现为国内贸易）。主要指标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其中又细分为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居民和社会集团两部分）和农村生产资料零售额，目前该指标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进行细分。第五，对外经济。主要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新近增加批准利用外资协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劳动工资、物价。主要指标有职工工资总额（1997年以后取消）、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35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等。1998年底，在以上6大类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又增加了两大类指标，一类是财政金融。财政类主要指标包括国内财政收入（其中单列出各项税收收入）、国内财政支出（其中单列出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金融类主要指标有现金流通量（M[,0]）余额、狭义货币（M[,1]）余额、广义货币（M[,2]）余额、金融机构存款期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期末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另一类是证券类。主要指标包括上证综合指数（月末）、深证成份指数（月末）、股票市价总值等。2000年4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开出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月度经济形势。

为了更加准确地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等，我们将根据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在这些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将以以上经济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为依据，选择部分能全面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规模。第一，工业生产。工业作为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仍占据中国GDP最大份额，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选择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第二，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与发展规模，是经济发展实力与后劲的标志。在这里，我们选择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测度建设规模的指标。

（2）市场环境。第一，商品销售。商品销售是各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反映社会购买力实现程度。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测度市场流通状况的指标。第二，物价。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里，我们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测度物价水平的指标。第三，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的通畅及其规模是经济顺利运行的条件，保证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及时到达需求者手中。我们选择货物周转量作为测度指标。

（3）开放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对于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各国经济周期波动也将部分通过进出口贸易这一渠道相互传递。这里选择进出口总额作为测度开放程度的指标。

以上是我们所构造的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当然，从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挑选出能够更全面反映短期经济波动状况的指标，但是，由于受所掌握的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经济指标数据的限制，我们暂且以这些指标构成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指标体系。

（三）短期波动综合指数的构造

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和萧条都不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而是通过许多经济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不断演化而逐渐展开的。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的状况。美国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A.F.Burns）在他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中提出了使用综合指数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根据单一指标所得到的周期时间不可能绝对可信，所以，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也许就能防止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构造综合指数必须首先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的时点，即历史上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日期。基准日期一旦确定，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确定了。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差关系的基准。

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同上面的论述，由于宏观经济是一个多侧面、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我们很难用一个单项经济时间序列全面地说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宏观经济各部分的运动常常不一致，从而给准确地确定基准转折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目前通常的作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上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这组指标计算历史扩散指数，从而初步推算出基准日期。然后根据记录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等的周期波动年表，及专家意见等综合判断来最终确定基准日期。确定了基准日期后，就可以把各个经济指标的周期波动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将指标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最终决定各个指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程度。

我们这里构造的综合指数，与以上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根据这6个指标每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率所画出的曲线可知，它们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将不再分别构造先行、同步和滞后3个综合指数，而是将6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构造1个的综合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指标的起止时间。中国建国后第8轮周期（1987～1990年）结束于1990年，第9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因此，这里采用的月度数据指标应从1991年1月开始。但是，我们考虑到年度数据与月度数据在反映经济周期波动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期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地是，为了保证周期的连贯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第9轮周期，其中也包括第8轮周期如何过渡到第9轮周期，为此月度数据指标的起始时间设为1990年2月，一直持续到2002年4月，共147个月。这一期间既包括了第9轮周期完整的波动轨迹，也包括了前一轮周期的低谷期。

第二，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这6个指标的增长率是按照它们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同期数计算得出的。由于是本年同期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因此就不存在季节调整的问题。

第三，对各个指标增长率进行调整。由于受不规则因素的影响，造成指标部分时段的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正，主要参照该时段前后几期指标增长率进行算术平均。

第四，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对6个指标分别计算其波动系数（Vt）。

第五，确定各指标权重。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V＝V[,t]，t＝1，……，6；然后，分别计算6个指标波动系数占6个指标波动系数总和的比重，即W[,t]＝V[,t]／V，这一计算结果W[,t]就是各指标的权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确定指标权重的统计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都各具特色。经过权衡，本着简单化原则，我们选择了波动系数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分别将6个指标的权重乘以其每个月的增长率，即CI[,t]＝G[,t]×W[,t]，然后加总，就得到月度综合指数CI＝CI[,t]，t＝1，……，6。在计算出综合指数之后，我们将以它作为测定本轮周期的基础，并绘制相应的周期波动曲线，以便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统计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形成机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所构造的1990年2月～2002年4月共147个月的综合指数，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进行简要的统计描述。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总体概况

按照上一节关于构造综合指数的方法，首先，我们计算147个月（1990年2月～2002年4月）的6个指标，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并对不规则变动所造成的奇高奇低的增长率进行适当调整。其次计算波动系数并确定权重，最后计算综合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2。

根据表2中147个月的综合指数，我们绘制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曲线图（见图1）。通过分析表中的数据和波动曲线图可知，与以往几轮周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进入第8轮经济周期低谷期，1990年3月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整个1990年的以后几个月经济仍在低谷徘徊。1990年底～1991年初，中国经济走出谷底，进入第9轮周期。随后，综合指数增长率迅速回升，虽然个别月份综合指数增长率有所跌落，但总体上仍处于上升趋势。1994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此后，直到1995年7月，经济一直处于繁荣阶段。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本轮周期的衰退并没有表现出像以往周期那样，在进入衰退期后急速跌入谷底，随后迅速回升，即周期的衰退阶段和扩张阶段形成一个“V”字形，而本轮周期除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下半年）经济下降速度稍快外，整个衰退相对平缓。1997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短暂的急速下降，并于1998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谷底，以后的1年，整个经济都徘徊于低谷。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小幅上升，经济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速度较慢，回升进程艰难，从波动曲线图上可以看出，1999年这一段曲线非常平缓。2000年初，经济再度出现小幅震荡上扬，综合指数增长率再上一个新台阶。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得出本轮周期已经真正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第9轮周期中，无论是从扩张阶段转入衰退阶段，还是在将来走出衰退期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本轮周期都将呈现出倒“U”字形或“U”字形的态势，且U字的底部非常平缓，即经济周期波动的峰顶和谷底将不再是一个时点的概念，而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周期运行到峰顶后，并不是立即转入衰退期而是在峰位持续一段时间；同样，当周期运行到谷底时，也并不是立即转入扩张运行，而是在谷底徘徊一段时间。因此，周期在波峰和波谷的转折将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速完成，而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且平缓的过程。

表16个月度指标波动系数和权重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表2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综合指数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附图

图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

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概况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明，中国在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经济运行机制与新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相互磨合，已经从开始的不相适应到逐步适应，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基本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市场机制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到20世纪末期，中国所经历的20多年的由“计划—供给”型周期向“市场—需求”型周期的转变过程基本完成，“市场—需求”型周期基本定型。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周期阶段划分

通过划分周期的各个阶段、准确把握周期的转折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周期波动发生的变化。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缓，但是周期的各个阶段还是明显的。

1987～1990年的第8轮周期于1987年达到波峰，到198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一直处于过热的高峰区，但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难以为继。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从1988年10月起，经济增长开始降温，总体经济增长的降落，持续了大约17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期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低（负增长）的状况大致维持了半年时间，即从1989年第4季度到1990年第1季度。1990年初，政府采取了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紧缩力度和结构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年3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回升不断加快。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从表2也可以看出，1990年3月起，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小幅回升。纵观1990年的经济形势，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总体经济已经越过低谷，开始局部回升。1991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回升，进入第9轮周期。

1991年1月～1993年1月为本轮周期的复苏阶段，即在1990年走出上一轮周期的低谷阶段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并开始恢复性增长，1991年12个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接近10％且波动很小，1992年1月～1993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2％～14％的水平。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走出低谷后迅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10月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加之3年的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秩序得到有效调整并趋于合理。

1993年2月～1995年8月，本轮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其间31个月的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从1993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经济进一步扩张，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峰顶，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本轮周期的扩张是历次周期中较强劲的一次。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直到1995年6月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1月～1995年8月，中国经济保持了5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历次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表3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附图

1993年下半年，面对经济过快增长以及严重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过热”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到15％左右，本轮周期进入收缩期。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9月～1996年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幅度较大，回落了近8个百分点，综合指数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此后，综合指数增长率降幅都没有超过2％。1996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一个适度的区间，当年GDP增长率为9.6％，物价水平回落到6.1％。此后直到1997年1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稳中略降的态势，月度之间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为了进一步巩固“软着陆”取得的成果，防止通货膨胀反弹，国家确定1997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初。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力量的出口，也急剧下降。中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也开始萎缩，需求对经济的约束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乏力。1997年底～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中国表现出来。1998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明显的急剧下滑，从1997年12月的6.69％下降到－0.06％，达到本轮周期的谷底。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1998年1月达到周期谷底，这一段时期是本轮周期的衰退阶段，共持续29个月。

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本轮周期进入萧条阶段，整整1年整个经济都在谷底徘徊，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波动幅度较小。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小幅回升，当月为6.73％，增幅达4.62个百分点，2月份又回落到5.91％，随后直到1999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都保持在5％左右。2000年1月，经济增长又出现一次小幅回升，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到10.34％，2～4月份增长率又回落到6％左右，此后到年底的几个月增长率再次回升到9％左右。2001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又下降到6.11％，到3月份上升到9.24％，随后直到年底又逐月回落到5.39％。2002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较大幅度回升，为10.06％，随后又出现回落，4月份为6.76％。

第9轮周期在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缓慢回升，最高达到10.34％（2000年1月）。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持续几个月（最长一次为1998年5月～1998年11月，连续6个月增长），随即又伴随几个月的回落，表明整个增长形势很不稳定，尚未真正走上新一轮周期持续增长的扩张阶段。到2002年4月，整个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的萧条阶段，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2002年4月，本轮周期的整个收缩期共持续了80个月，也是9轮周期中，收缩期最长的一次。

从1998年下半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调低利率，都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对于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作出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的结论。

四、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主要特征

中国第9轮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从1991年开始的，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1992年本轮周期迅速达到高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2％，仅次于1984年的15.2％；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于1994年1月达到高峰，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为28.57％。1992年下半年，经济呈现出过热状态，1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终于在1996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保证了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快速增长。但是，其间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难以走出低谷。依据我国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周期持续时间一般在5～6年左右，1996年经济应该达到这一轮周期的谷底，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但是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并未改观，1997和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走低。2000年经济开始出现小幅回升，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前景尚不明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这一轮周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本轮周期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1978年，全国GDP仅为3624.1亿元，1990年上升为18547.9亿元，年均增长9.2％。同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除国有经济外，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基本扭转了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的状况，第三产业日益受到重视，为一、二产业服务的功能逐渐增强。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短缺”的困绕，这种“短缺”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991年开始的第9轮经济周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连续登上了几个台阶，1991年全国GDP为2.2万亿元，2001年达9.5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目前，我国在12天时间内创造的GDP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长期困绕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大于求，即一定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据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1999年上半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分析，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67种，占27.6％，只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占0.17％。另据国家统计局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普查，27.7％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18.1％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19.1％的产品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热点产品，市场很快就达到饱和，生产能力发生过剩。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且这一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从波型上看，这一轮仍然是一个“前峰型”周期

“前峰型”周期是指在每轮周期中，如果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高峰的位置大多处于第1年或第2年，也就是说，往往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直接跃入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1953～1981年的6轮周期波动看，其波型大多为“前峰型”，1982～1990年的两轮周期，其波型大多为“中峰型”，即高峰在每次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低谷与高峰之间、高峰与下一轮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这一轮周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回升——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而高峰位置靠前，即按年度增长率计算，1990年经济达到上一轮周期的谷底后（经济增长率仅为3.8％），就于1992年达到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谷底到高峰，经济增长率变化了10.2个百分点。如果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高峰出现在1994年1月，即第37个月，而本轮周期已经经历了136个月（1991年1月～2002年4月）。因此，即使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也属于“前峰型”周期。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化，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三）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是一个“增长型”周期，也是一个“弱周期”

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未出现绝对下降，而仅表现为增长率的减缓，这就是“增长型”周期。虽然本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在这一轮周期的以后阶段，预计年度GDP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来分析，本轮周期谷底综合指数增长率为－0.06％（1998年1月），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造成中国进出口大幅度下降，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也是一个原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工业的增长，仍然保持了正增长（在9轮周期中，我们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得出的“古典型”周期，工业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我们仍把本轮周期划归“增长型”周期。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看，在相邻的两个周期中，前一个周期为“弱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后的第二个周期为“强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本轮周期的走势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在这一轮周期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可能收缩在7％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本轮周期的波谷收敛在7％这一水平上，那么，此轮周期将是9轮周期中，除第7轮周期外（1982～1986年），谷位最高的一次（第7轮周期的谷位收敛在8.8％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抗衰退能力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在未来要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本轮周期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

从我国前8轮周期波动来看，4轮周期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相等，即第3轮周期（1963～1968年）、第4轮周期（1969～1972年）、第5轮周期（1973～1976年）和第8轮周期（1987～1990年）；3轮周期的扩张期小于收缩期，即第1轮周期（1953～1957年）、第2轮周期（1958～1962年）和第6轮周期（1977～1981年）；1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即第7轮周期（1982～1986年）。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来看，每当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时，随着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一般而言，经济都能迅速走出低谷。但是，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扩张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在第三年就转为收缩，到目前为止，收缩期已经持续了9年，是9轮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如果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扩张期也仅为37个月，收缩期长达99个月，即使我们以1995年9月本轮周期开始出现明显衰退迹象为转折点计算，本轮周期扩张期也仅持续了56个月，收缩期为80个月。因此，无论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还是以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都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短扩张型”周期。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虽然本轮周期的收缩期较长，但收缩比较平缓。从1992年周期达到高峰后，直到1999年，年度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的收缩期最长，收缩力度却相对较弱，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的趋势。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相同，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波动逐渐由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向平缓型波动转变，周期的扩张进程相对艰难，收缩期相对延长。

（五）本轮周期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既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又经历了严重通货紧缩

前8轮周期中，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是第2轮周期（1958～1962年）中的1961年，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6.2％，以及第8轮周期（1987～1990年）中的1988年，为18.5％。第9轮周期波峰年过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续3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993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3.2％，随后的1994年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21.7％。以月度物价指数计算，1994年10月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当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5.2％和27.7％。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采用“急刹车”式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调控方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造成经济的突然猛烈下滑，即“硬着陆”，而是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1994年10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止升回落，1997年10月份开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0％。从1994年的高峰到1999年的低谷，物价波动幅度达24.7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次。2000年1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非常缓慢且力度较弱，此后零售物价指数时升时降，除个别月份外，零售物价指数都为负增长。现在通货紧缩就像当初通货膨胀一样，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直是西方国家“专利”的通货紧缩的困扰。

五、简要结论

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收缩期延长，长期未能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即出现所谓“宽带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当经济周期步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惯性作用在增强，经济调整期相应延长，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对延迟。

第二，在本轮周期中，经济持续几年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收缩期延长，“宽带现象”出现。

第三，在本轮周期中，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过去“急刹车”式的大动作向微调转变，但在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政策搭配等方面尚处于摸索中。

第四，在本轮周期中，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出现“宽带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走势，我们认为将发生以下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

第二，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经济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第三，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周期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增强，抗御外在干扰的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第四，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五，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等编著：《经济周期与预警研究——理论、方法、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1990年。

（3）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张塞主编：《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5）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经济周期范文第2篇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一般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现在一般也叫做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所有市场和产品的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同时指出经济波动仅仅是指某些个别市场或产品的繁荣和萧条,这种繁荣和萧条是非普遍性的。所以,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有本质区别。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此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在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

1.奥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起源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门格尔的高级财货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论和维克塞尔货币和利率的关系等。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定义了“财货”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需求品。门格尔进一步引出了归算思想,即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为低级财货所制约。再进一步,由高级财货的需求派生理论,是资本的迂回生产理论。庞巴维克吸收了门格尔的迂回生产理论,提出了资本与利息的理论。维克赛尔提出了两个利率概念,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当两种利率相一致时,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积累过程理论”。

2.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

米塞斯借鉴了货币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威克塞尔关于自然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区别,同时结合企业家的精神,展开对繁荣一萧条经济周期的研究,并认为其是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的必然产物。这种扩张人为地压低利率,不仅导致在消费商品上投资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级别资本品上不恰当的投资过度,也就是所谓的“不恰当投资”。对此,米塞斯认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不可避免,首先要停止货币扩张,但不必要急剧紧缩,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投资,让经济自动恢复正常状态。米塞斯进一步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3.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认为,通过信贷市场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新货币会降低利率水平,从而导致资源的错误时际配置。因为利率降低后,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成本下降了,这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在资本报酬率较高、生产周期较短的投资项目的资金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会把钱投入生产过程较长的新增项目,构成了一个繁荣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某些生产要素会供不应求,这些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增加信贷需求。如果此时投资者撤回投资,这样做的后果是,已经投入的成本很多是不可收回的,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与这些资源相配套的就业人员也将失业,经济将陷入萧条。

三、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和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一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所以就必然能做出一些预测。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到了。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

当今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如彼得•席夫、威家、KrassmirPetrov等同样预测到了去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罗斯巴德认为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人们疯狂地借钱买房和进行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

在这次危机中,有人直指根源是按揭的住房消费信贷,把危机的矛头直指次级信用的住房抵押贷款。但是就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贷款的对象无论是信用评级高的优质客户,还是评级低的次级客户,都发生了信用扩张,势必造成错误投资。投资银行又青睐房产项目,通过各种证券打包业务把风险分摊或者转移到其它保险公司及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当经济处于高涨时,高风险带来高利润。而当处于低落时,放贷居民还贷压力不断加强,最终导致房产市场不景气,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资源浪费。

经济周期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防经济 周期

一百多年前，克莱门特·朱格拉在资本主义世界屡次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发现了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之后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应运而生。作为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成分，国防经济也存在自身的周期性规律。

一、国防经济周期的界定

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总产量指标来反映经济周期，而总产量即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所有最终消费品的市场价值总和。与国民经济一样，国防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也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但不同的是，国防经济的市场主体为军队、军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民用企业，交易的对象为生产战斗力的军需用品。国防经济的总产量与国民经济在涵盖的范围上有所不同。吴鸣在《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中，用“国防经济规模”代替总产量指标，指出国防经济周期是“国防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由国防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或者由于国防经济运行反复偏离均衡状态而导致的波动。”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对国防经济周期进行较为规范的定义，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国防经济研究的基本内涵。但其中的个别观点，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该定义认为国防经济周期是国防经济运行反复偏离均衡状态的表现形式，而国防经济均衡就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状态，只要国防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不相等，国防经济就会出现周期性波动。首先，现实生活中影响国防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各种因素始终都在变化，初始条件的变化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也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最终总需求和总供给会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均衡。如图1所示：不管是初始条件一还是初始条件二，只要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相交，国防经济就会达到均衡，图中的m和m’即为均衡点。换句话说，国防经济存在，任何时候都是均衡的（当然均衡的效率另当别论）。其次，即使国防经济完全沿着均衡状态运行是否就意味着其运行轨迹是线性的，而不存在周期波动呢？显然不是。理想的国防经济产量会随着国防经济客观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即使实际产量与理想产量相等，其运行轨迹也是上下波动的。

因此，这里笔者在经济周期定义的基础上，对国防经济周期做出如下定义：国防经济周期是多种随机冲击而引起的产出和其他国防经济变量的总量或者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变化。其中，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防经济周期是一种时间序列变化。与经济周期一样，国防经济周期也是多种随机冲击导致总体经济扩张和收缩反复出现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各种经济变量在总量或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国防经济周期同样具有波动性、共变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二是反映国防经济周期的指标是国防经济产出以及其他国防经济变量。国防经济产出与国民经济产出有很大的不同。国民经济产出是在一段时间内所有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总和，最终产品的消费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国防经济产出是一段时间内在战斗力生成环节上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总和。两者在涵盖范围上有所不同。另外其他国防经济变量包括国防费、武器装备的价格、服役人员的数量与工资，与国民经济中的物价、股价、就业有所区别。

二、国防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

国防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既有内生因素的挠动，也有外生因素的冲击。内生方面主要是军事战略的周期性调整、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周期性变迁，外生方面则包括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冲击。在外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防经济的均衡状态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周期性波动。

1、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国民经济是国防经济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防经济的发展。首先，国防经济的运行过程包括国防费供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国防费供给是起点。国防费规模越大，国防经济发展的动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国防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其次，国防工业尽管相对于民用工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并不能脱离于民用工业而独立存在。国防工业所需要的人才、资源、技术等要素大部分依赖于民用工业的供给。总的来说，国民经济发达程度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支撑力度就大，国家可提供的国防费规模就相对较大，制约力就小；反之，支撑力度就小，制约力就大。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扩张、收缩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决定了国防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2、军事战略的周期性调整

军事战略是一国为维护安全利益进而支持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制定的长期军事计划。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国家会更加关注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而军事战略方针的不断调整势必会对国防经济运行波动产生巨大影响。当安全形势比较严峻时，国家便会制定出积极主动的军事战略。这意味国家的宏观政策可能向国防领域倾斜。在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经济资源将会进入国防经济系统，从而使得国防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反之，当国际局势平稳、环境缓和，为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可能制定相对消极的军事战略。此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进程比较缓慢，对国防经济的需求不高，因此国防经济总量开始收缩。当前国际社会，各国之间总会因为利益一致或者利益背离而交替上演着合作与竞争，这便促使各国进行军事战略的周期性调整，从而造成国防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3、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周期性变迁

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是国家或军队在国防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决策制度、组织制定、调节制度、管理制度的总和。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是形成国防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一项好的制度能够有效整合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降低交易成本，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国防经济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约束，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效益问题。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会通过确立正确的战略方向，优化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提高国防经济效益，促进国防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管理体制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影响国防经济的发展。判断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的依据，则是看其能够适应当时国防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采用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国防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逐渐引入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从而为了国防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是形成国防经济周期波动的又一重要原因。

4、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冲击

技术创新包括资本、劳动投入的质量改变，新的管理方法的采用，新产品的开发及生产新工艺的引进。熊彼特在其经济周期理论中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采用最先进的分析技术进一步论证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形成的作用，指出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国防科技创新对于国防经济周期意义同样如此。首先，科技创新能为相应的市场主体带来大量的盈利机遇，丰厚的超额利润。这将促使其他主体争相效仿，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又会引起新一轮国防投资的增加，从而推动国防经济迅速扩张。当市场主体所获得的盈利机遇和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后，国防投资的速度降低，从而导致国防经济开始收缩。直到下一次创新的出现，国防经济才再次进入扩张状态。3D打印机是新世纪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技术，它大幅降低了武器装备研发风险和生产成本，具有极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效应。为抢占制高点，我国将大量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向该领域，使3D打印技术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我国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在军队新式武器装备的代表——空警-2000型预警机的生产过程中3D打印技术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该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其政治、军事、经济效应也会逐渐减弱。

三、对国防经济周期波动的认识

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总是伴随着大量的失业、生产过剩、物价不稳，因此部分经济学家试着通过研究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寻找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方法。但国民经济正是通过周期波动的运动方式进行优胜劣汰，涤荡发展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也有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当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政府不应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因为经济波动不是总量水平对长期趋势的短暂偏离，其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状态，失业、物价波动是经济主体对外生冲击的理性反应，政府的干预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加剧波动。

第一，国防经济周期波动是国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有事情的发展不是一层不变，而是以周期的形式向前不断推进。国防经济周期波动是在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军事战略的周期性调整、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周期性变迁、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冲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消除国防经济周期波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只能顺应周期波动的规律，促进国防经济健康发展。同时，根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系统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建设性的因素，是一种进化过程。国防经济通过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国防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一方面可使理论学者对国防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从而为制定国防经济发展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国防经济系统可以随时以较小的波动来检查和维持自身的稳定性。

第二，国防经济周期波动不是对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均衡产量自身的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不是经济系统对长期发展趋势的短期偏离，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状态，由于实际因素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函数，在此情况下，理性经济主体会根据实际因素的变化做出最优反应，而这种反应将以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经济波动不是失衡，而是均衡的一种表现。国防经济同样如此，受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军事战略的调整、国防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影响，理性的决策主体会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做出最优的选择而使国防经济上下波动，因此国防经济周期波动就是国防经济的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 陈波：国防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 吴鸣：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M].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3] 张中元、杜超：经济周期对国防费支出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国防经济，2005（2）.

经济周期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 大宗商品 债券 股票 现金

一、文献综述

经济周期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还在经历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第四季度便同全球经济一起走入通货紧缩。针对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者应如何配置资产以控制风险、提高收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适合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资产选择，并联系中国实际说明了其运用实例。

经济周期是某些国家总量经济活动中可以发现的一种波动，在这些国家中经济工作主要以实业企业的形式来组织：一个周期包括同时发生在许多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接下来是同样一般性的衰退、紧缩和复苏，复苏又溶入下一个周期的扩张之中；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周期性的，但并不是定期的。在持续时间上各周期不同，从多于一年到十年或十二年；它们不能再分为更短的与具有相同特征的周期。经济周期分为四阶段：衰退、复苏、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滞胀。衰退指总量活动下降的阶段，持续至少一年并对经济有广泛的扩散作用；复苏指经济活动的回升阶段，其特征是价格相对平稳、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指扩张中的一个阶段，其间制约生产能力的因素引起价格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滞胀指增长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慢，但通货膨胀水平仍较高的阶段。

目前，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成因、测度和政策建议方面。就其成因而言，分为单一原因理论，如农业、心里和纯货币原因；实业周期理论，如价格成本关系和存货周期；强调储蓄投资过程的理论，包括前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理论，有货币主义、实际经济周期、供给学派、政治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这些学派针对各自提出的原因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

根据梅耶和温伯格的经济周期四阶段划分方法，本文对衰退、复苏、通胀和滞胀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并提出适合该阶段的资产配置方法。由于在中国国内市场，金融产品种类少，门槛高，因此本文论述的可选择资产只包括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债券、股票和现金，不涉及期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品。

在经济衰退阶段，股票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资产价值低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超额的生产能力和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引起通货紧缩，企业赢利微弱并且实际收益率下降。中央银行消减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股票市场适于观望和少量加仓。

在经济复苏阶段，股票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资产价值仍然低估，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然而，通胀率继续下降，因为空置的生产能力还未耗尽，周期性的生产能力扩充也变得强劲。企业盈利大幅上升，债券的收益率仍处于低位，但中央银行仍保持宽松政策。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股票市场适于大量买进并持有。

在通货膨胀阶段，股票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资产价值高估，企业生产能力增长减慢，开始面临产能约束，通胀抬头。中央银行加息以求将经济拉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上来，此时的gdp增长仍坚定地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并变得平缓，债券的表现非常糟糕，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强劲的利润增长与估值评级不断下降的权衡比较。此时，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股票应该卖出。

在经济滞胀的阶段，股票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资产价值仍然高估，gdp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通常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归于石油危机。产量下滑，企业为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价格螺旋式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放松货币，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缓步伐。此时，企业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现金是最佳选择，股票市场适于空仓等待。

三、实例分析——2005－2007年的中国经济

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把我国2005年四季度至2007年二季度归为经济复苏阶段，2007年三季度至2007年四季度划归为通货膨胀阶段，2008年一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归为经济滞涨阶段，2008年三季度至2008年四季度归为经济衰退阶段。

2005年四季度至2007年二季度，经济复苏上行，通胀温和上行，在四种资产中，股票是最好的投资资产，a股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牛市，上证指数从1000点上涨到接近4000点。

在2007年三季度至2007四季度通货膨胀阶段，经济增长在高位，通胀水平也在较高水平，并继续上行，各类资产中大宗商品是最好的投资标的。虽然股票在2007年三季度仍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但已经脱离理性，达到了牛市的顶部，并在2007年十月创造了历史高点后掉头向下。而债券在这段时间内表现为震荡，也没有出现较强的走势，大宗商品的表现最强，原油价格不断上行。从2008年开始，原油价格如脱缰之马，迅速突破100美元并一路上涨到140美元上方。

在2008年的一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经济滞胀阶段，现金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当时有“现金为王”的说法。企业纷纷收缩生产规模变现获取现金流。当然，这段时间原油是很好的投资标的。

在2008年三季度至2008年四季度经济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大幅下滑，通胀压力缓解，cpi不断下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不断降息，这段时间债券是最好的投资资产。从2008年8月开始，债券大幅上涨，各类债券指数直线向上拉升。

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通胀已经不是问题，cpi处于历史底部，债券价格不能延续去年下半年的涨势，开始掉头向下。股票价格相对于实体经济资产价值仍然低估，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权益类的资产——股票和大宗商品上。

四、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总是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每一轮经济周期又要经历复苏、通胀、滞胀和衰退四个阶段。在经济衰退阶段，债券是最佳选择，股票市场适于观望和少量加仓；在经济复苏阶段，股票是最佳选择，适于大量买进并持有；在通货膨胀阶段，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股票应该卖出；在经济滞胀的阶段，现金是最佳选择，股票市场适于空仓等待。

参考文献：

[1][美]亚瑟•f•伯恩斯，韦斯利•c•米切尔.经济周期的计量[m].纽约：nber，1946：3.

[2][美]约翰•r•梅耶，丹尼尔•h•温伯格.关于进来周期经历的分类[r].纽约：nber，1975：1-8.

经济周期范文第5篇

然而，若拉长历史来看，会发现经济回落还是有底的。正是因为经济的波动既有底也有顶，就形成了经济波动的周期。经济周期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一般把短周期称为库存周期(kitchin cycle)，平均3-5年为一周期；中周期(Juglar cycle)称为投资周期，一般7-11年为一周期；长周期(kuznets cycle)也称建筑周期，15-25年为一周期。关于中国的长周期如何区分，争议较大，按笔者的分法，这轮长周期的起点是2000年，2010年达到高点，之后则开始进入周期下行阶段。与之对应的是M2增速的回落和实物投资高收益时代的结束。当然，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就是劳动人口占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人口向东部迁移开始放缓等。

关于中周期的划分，相对容易辨别，如上两轮周期分别是1982-1990年和1991-2001年。从2002年开始的本轮中周期，上行6年至2007年为周期高点，而下行周期至今已经5年，从以往两轮周期中下行周期长于上行周期的特征看，本轮下行周期的持续时间是否还会偏长呢？笔者的判断是明年或后年为本轮中周期的低点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今后两年GDP的增速呈现L型的概率较大。

至于短周期即库存周期，还可分为四个阶段：主动去库存、被动去库存、主动补库存和被动补库存。笔者的判断是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主动去库存的末期，二季度应该是这轮库存周期中GDP增速的低点，三季度需求将触底反弹，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四季度GDP增速即有明显回升。

由于库存周期是一个短周期，难以改变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因此，2012年全年的GDP走势将是一个浅U型的走势，这也是笔者年初的判断。有人说经济周期研究无意义，因为有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存在，但政府的政策之手在于平滑波动曲线而不能改变中长期波动的方向。例如，09年的两年4万亿投资，也没有改变经济增速自2010年第四季度起逐级回落的局面。从今年的情况看，前5个月经济回落幅度超预期，故政策也已经出手，如两次下调存准率、一次减息，同时财政支出增速也保持较高水平，城投债等地方性债券发行规模扩大等。因此，短周期的下行阶段有望提前结束，但由于政策的过频干预，使得短周期的回升被提前了，这样或许会导致中周期的见底回升延后。

经济周期范文第6篇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总需求的减少对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总需求的减少首先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左移动。总需求的减少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价格下降，非计划存货增加，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减少供给。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适应性左移。而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同时左移，就意味着经

经济周期范文第7篇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总需求的减少对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总需求的减少首先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左移动。总需求的减少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价格下降，非计划存货增加，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减少供给。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适应性左移。而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同时左移，就意味着经

经济周期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货币；经济周期；信用创造；中央银行

1.货币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

传统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通过影响一般物价水平来影响经济的。因此，只要保证货币数量的稳定供给，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稳定，货币就是中性的，就不会影响实体经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也认为，变动的货币量会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来破坏经济原有的稳定状态，引发经济波动。但是，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不是通过改变一般价格水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动使得两种相互替代的商品A、B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例如A的价格上升，B的价格下降），即使总体物价水平不变，人们也会消费更多的A和更少的B，从而使得更多的生产资料流向生产A的企业。

事实上，传统货币数量论者和货币学派要求的控制货币数量来稳定物价水平，要求货币数量的变动及时且准确地发生在商品数量变动的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没人能够预知经济中全部的影响产出和需求的因素，从而及时且准确的调整相应的货币数量。实际上，任何货币的数量变化，总是从经济运行的某一处开始的，然后在经济体中慢慢扩散开来。无论货币从经济体的何处进入经济运行，一旦超额货币进入经济运行，就会打破各类经济主体之间原有的货币对比平衡，也即破坏原来的货币需求结构。

货币影响经济运行的方式，正是通过货币的变动引起的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的。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的货币购买力对比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原有的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不同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引发不同资源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价格是市场信号，是引导资源配置的风向标。在相对价格变化的指引下，更多资源会流向价格更低、汇报更高的部门，从而导致原有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打破原本稳定的经济状态。

2.货币引致危机的根由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经济体，任何一个经济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因此，货币数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根据什么公式测算出来的，而是根据人们的货币需求进行调整，或者说围绕人们的消费偏好的变化进行调整。如非如此，货币数量的变化就会引起购买力对比的变动，从而引发相对价格变化。这种价格变动实质上就是一种价格扭曲。由于扭曲的相对价格并不反映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而，当扭曲力量减弱时，经济运行会按照实际各类经济主体供给资源的能力和对资源的需求来重新调整相对价格水平和资源配置。这也就是说，受到货币需求结构扭曲的经济会在货币影响褪去时进行回调：并且，货币需求结构变化对相对价格产生的扭曲影响越大，回调的幅度就越大：如果进入经济体的超额货币数量多到足以影响绝大多数的部门，那么在回调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巨大的危机。

我们没有办法对“足以影响绝大多数部门”的具体数额给出准确的判断。实际上，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给出这个准确的数额，而在于探明：为什么货币变化有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以及怎样达到那样的程度？人们持有货币或接受货币，是因为货币具有购买力。米塞斯认为，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货币的购买力。但是，与传统实物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从而具有购买力的情形不同，现代货币的购买力完全基于发行者的信用。货币为人们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因而人们会有“消费”（即使用和持有）货币的需求，于是就会有“生产”（即发行）货币的供给。货币的“生产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一样，投入“成本”，“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产品”来获得利润。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生产者”的收益是借贷利息差和服务费用：而其成本，除了制作和管理货币流通的成本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信用的投入，这其中也包括为了维持长久信用而拒绝短期利润诱惑的成本。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一旦货币的信用受损，货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而这又会对其发行货币的收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当货币发行者通过经济的某个地方注入一笔超额货币时，人们并不立即感受到货币购买力的受损：只有当这笔超额货币已经影响到绝大多数部门时，人们才会发现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一个货币发行商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体制中，货币发行商并不会出于货币贬值的时滞来超发货币。因为一旦人们发现货币贬值，货币发行者损失的不仅仅是“发行服务费”，还包括用于发钞储备的真金白银。然而，如果货币发行商可以避免承担超发货币的惩罚，也即不会因为超发货币而损失发钞储备（甚至不损失“发行服务费”），那么超发货币就具有可能性了。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货币体系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央银行体系下的货币发行以政府信用和国家储备为基础，并且作为唯一的法定债务偿还凭据：即便人们发现货币贬值，也没有替代物可供选择。因此，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下，发行货币的收益和超发货币的成本出现错位――中央银行获得了发行货币的好处，货币使用者承担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正是这种“收益――成本”的不匹配，使得货币超发成为可能。

经济周期范文第9篇

周期性行业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性很高，体现在股价上，其股价会随着经济周期的盛衰而涨落。

从行业的属性来看，与经济增长中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关度较高的行业周期性比较明显，主要包括有色、煤炭、钢铁、建材、建筑、纯碱、氯碱、建筑机械、重型机械。

研究表明，这些行业的需求或产品价格，均与投资相关活动密切相关。周期性行业的成长能力指标――收入增速及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均表现出随投资增速波动的情况。

因此，在决定投资周期性行业之前首先要对宏观经济趋势进行判断。那么，中国宏观经济又处于什么样的周期呢?

周期转折区域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上一轮经济周期末期、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启动的转折点区域。”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

梳理一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2002年开始到现在的这一轮周期跟1992-2001年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末期，典型特征就是产能过剩严重、有效需求不足、新的增长点还没找到。

高善文认为，从大的周期看，在未来几年内，资本市场出现以估值中枢上升为特征的单边上涨的机会比较小。即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在未来一两年时间里能够启动，但因为在启动初期的产能短缺和经济过热，整个股票市场在估值层面上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2002-2004年期间市场在估值层面上所承受的压力一样。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高善文预计，到今年底GDP增速会降到8.5％-9％之间。工业减速过程已经开始，到年底工业增速很可能会下降到15％以下的水平。出口的减速过程也很快就会开始，特别是受欧债危机影响，下半年出口增速的下降会非常猛烈，从出口增速的高点到低点这一落差很可能在25-30个百分点，今年年底出口增速肯定是个位数水平。

高善文认为，从生产资料价格PPI趋势来看，高点可能正在出现，随后PPI就会经历大幅下降。除了美元汇率的升值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外，很关键的原因在于需求减速，今年年底当月PPI涨幅很可能会下降到零附近。

在需求萎缩背景下所形成的PPI下降，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在普遍下降，意味着未来盈利增速将大幅度下降，也意味着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风险在上升，信用风险很可能也在上升。

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市场需要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不断下调对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盈利预期。“所以很难说现在这个点位估值就已经见底了，因为上半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很好，下半年如果往下走的话，PE就会上升。”高善文说。

显然，宏观经济不支持周期行业的转强，尽管从市场调整以来，周期股已成为下跌的领跑者，估值也跌到了接近历史底部。

周期股投资时钟

如果进一步分析，周期股的大投资逻辑在于把握固定资产投资周期。

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报告称，周期股的投资根本上是把握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因此如何提前预判固定资产投资周期非常重要。

分析师研究了经济增长中货币、投资、通胀3个周期近10年来的数据后发现，货币供应周期领先于投资增长周期，领先于通胀周期。这反映了政策干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由于投资周期落后于货币周期，领先于通胀周期，可以根据货币、通胀周期判断投资周期，从而确定周期股的投资时钟。即。周期股最佳投资时机是M1已经加速、固定资产投资刚刚加速时期，而当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回落、CPI仍继续上升时为卖出信号。具体在本轮周期中，2008年12月为买入信号，2009年12月为卖出信号。总结从2002年以来的3个周期，可以看到，“买卖点”进行操作后的收益远高于期间持有收益。

仍有反弹机会

华泰联合证券报告认为，目前虽然城市化推进中固定资产投资空间仍较大，但“调结构”下投资增速短期内面临下滑。据预测，今年下半年M1、固定资产投资处于下降的阶段，而CPI虽在四季度有所回落，但总体处加速上升阶段，尤其是三季度将出现全年高点。并且2011年总体上，M1、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滑，CPI维持在较高位置。因此，今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周期股都难以迎来2006-2007年及2009年的那种趋势性机会。

经济周期范文第10篇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总需求的减少对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总需求的减少首先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左移动。总需求的减少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价格下降，非计划存货增加，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减少供给。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适应性左移。而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同时左移，就意味着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