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范文
时间：2023-02-23 18:23:17
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据专家计算，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2∶1，2004年和2005年这一比率分别是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
其次，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虽然近几年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的力度，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国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7191.77元；最低的是甘肃，为3152.52元，收入之比是2.28∶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20667.91元；最低的是新疆，为8871.27元，收入之比为2.33∶1。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4245.61元；最低的是甘肃为880.34元，比例是4.82∶1。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9138.65元；最低的是贵州，为1984.62元，收入差距为4.60∶1。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稍有下降，但绝对差额从1995年的3365.27元扩大到2006年的71540.3元。地区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再次，行业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我国职工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76∶1，2006年我国职工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2.94∶1，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收入差距更大。
Robert·Barro（1997）研究发现，当人均GDP低于某一临界值（按1985年美元计算为2070美元）时，基尼系数与随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系，但是当人均GDP超过此临界值之后，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变为正向关系。这暗示，在低收入国家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国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也许有积极作用。而我国2005年人均GDP为1700美元，尚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上述规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1991年，Persson和brllini利用包括美国等国家的19世纪中叶历史证据和二战后的数据分析表明，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并不显著，但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它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存在显著的关系，而且由于资产不平等带来的负向作用会直接减少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从政治经济机制看
税前收入差距越大，要求重新分配的呼声就越高，从而导致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调整，包括政府公共项目、立法管制，税收政策的调整等。富人为阻止政府的再分配可能会进行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活动，使经济信号发生扭曲，投资减少，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相应的消耗资源并产生腐败的情况也越普遍，的成本也就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世界银行估计，在一个相对腐败的国家，投资者的成本可能要增加20%。而透明国际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的芬兰（9.7分），排名垫底的是第145位的孟加拉国和海地（1.5分），我国以3.4分排在71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由此可见，我国的腐败成本非常高，不可避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
税前收入差距较大，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通常是采取高税率，而高税率将挫伤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意愿和工作积极性，并降低工作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二）从社会冲突机制看
BourguignonandMorrisson（1998）对全球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不平等的地区远高于相对平等的地区。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从而对社会充满各种不满情绪甚至怨恨，这样就很容易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问题，同时也有可能引起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这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时，就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动摇性的负面影响。此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降低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甚至成为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
（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特别是在需求约束型的经济中，需求更成为经济基础增长的动力。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将出现繁荣；反之，经济将出现萎缩。在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中，由于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即派生需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收入水平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而收入水平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并且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也快于中低收入阶层。由此可见，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占少数的高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其消费剩余多会转化为储蓄，但储蓄不一定能完全转化为投资，即使转化，也大多形成中间需求。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受收入水平的限制而无法形成现实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经济增长受到制约。
（四）延滞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高低收入群体存在消费断层，致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大部分人对于彩电、冰箱、空调等的消费远未饱和，另一方面，少数高收入人群有能力购买汽车、别墅等高价商品，但其市场规模还有限。于是，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但又不能退出市场，只好压价竞争，如彩电行业。现在人们经常用“利润比纸还薄”来形容家电行业的处境。另一些产业如轿车产业尚未成长为主导产业，产业升级脱节，产业技术在低层次徘徊。第二产业的结构发展升级受到限制，又进而影响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
（五）限制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制约经济增长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过低的收入水平会限制低收入人群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他们只能拥有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会影响他们及其子女的素质。在我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已经十多年了，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仍存在大量问题，学生辍学率依然比较高。据中央党校课题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在不平等经济中，穷人比例越大，人力资本投资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
（六）三大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影响到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村市场发育迟缓。目前我国共有约3.4亿个家庭，其中农村家庭2.3亿个，占67.6%。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市场具有消费者数量多、发展潜力大。然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农村市场萎缩，不利于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2、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首先，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一方面，地区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收、涵养能力，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得大批人才及大量资金、技术向东部地区流动，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的短缺，从而增加了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相对较低，地区市场规模有限，制约着中西部地区面向本地市场的产业发展，同时中西部地区又远离规模和潜力巨大的主要市场即东部市场，区域劣势明显。所以，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其次，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区域之间居民的需求结构差异度较大，某些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在东部区域市场上已趋于饱和，而在西部区域市场上却缺乏有效需求，导致新兴耐用消费品的区域性传导及消费的地区间梯度转移出现梗阻，造成区域差别性市场之间的“断裂”，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3、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扭曲就业观念，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由于行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劳动者收入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以及工作条件的好坏，而主要由所在的行业和部门决定。因此，多数人在选择职业时宁愿用非所学，也要选择高收入的行业，从而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经济发展。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加大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力度已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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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增长，结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过5年负增长的剧烈阵痛，1997年呈现回暖态势。尽管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再次掉头下滑，但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已不可逆转，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正增长。特别是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已连续5年增长，这似乎向世人昭示，俄罗斯经济已摆脱经济滑坡的阴影，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俄罗斯在享受连续经济增长辉煌成果的同时，也察觉到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结构上的隐忧。结构问题不解决，对俄罗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表1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环比指数)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5.0
-14.5
-8.7
-12.7
-4.1
-3.6
1.4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3
6.4
10.0
5.1
4.7
7.3
7.1
资料来源：1991～1995年数据根据许新主编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整理；1996～2004年数据来自《俄罗斯统计年鉴》，俄罗斯统计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303页。
表2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定基指数(以1991年为10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00
85.5
78.06
68.15
65.35
63.00
63.88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60.50
64.37
70.80
74.42
77.91
83.60
89.54
注：根据表1数据计算。
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定基指数可以反映出转轨后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情况。2004年俄罗斯经济仅相当于转轨之前的近90%，仍没有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
一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优化包括结构高级化和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在三次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率的依次更替，即产值和就业的比率由第一产业为主体产业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产业，再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体产业的结构性转换。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本质特征，即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内部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包括：产业部门的数量增加、分工细化，产业结构规模扩大，产业关联日益复杂化；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由低变高，呈现出由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关联到资金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关联，再到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关联关系的质的变化；产业之间聚合程度越来越高，结构内部关联关系由松散变为日益紧密。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用两个指标反映，即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
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同英国等一些老牌国家相比，美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实际上是欧洲的殖民地。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就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跃居世界首位。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0多年里，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适时采取不同产业政策，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合理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畸形的产业结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其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随着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小私有化的完成，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于其他产业，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91年的35.9%增长到2003年的49.6%。而第二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化不大，1991～2003年一直处于40%～49%之间，2003年仍占45.4%。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不断下降，由1991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5.0%(见表3)。
表3俄罗斯三次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一产业
13.4
7.32
7.55
5.97
7.5
7.7
7.2
第二产业
45.8
40.9
39.9
40.2
48.6
47.1
45.6
第三产业
35.9
52.7
46.3
48.8
43.9
45.2
47.2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6.8
7.4
6.3
6.1
5.5
5.0
第二产业
44.8
46.7
48.0
47.2
45.5
45.4
第三产业
48.4
45.9
45.7
46.7
49.0
49.6
资料来源：1991～1994年数据转引自许新主编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1995～2003年数据根据《俄罗斯统计年鉴》，俄罗斯统计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306～307页计算。
从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由1991年的44.6%上升到2003年的59%，第二产业相应由1991年的41.9%下降到2003年的29.6%，第一产业维持在12%左右(见表4)。
表4俄罗斯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一产业
13.5
14.3
14.6
15.4
15.1
14.4
13.7
第二产业
41.9
40.6
39.5
37.0
35.1
33.7
31.7
第三产业
44.6
45.1
45.9
47.6
49.8
51.9
54.6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14.1
13.7
13.4
12.7
12.2
11.4
第二产业
30.2
30.3
30.4
30.5
29.8
29.6
第三产业
55.7
56.0
56.2
56.8
58.0
59.0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数字》，俄罗斯统计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80页计算整理。
以上分析表明，俄罗斯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第二阶段，即产值和就业的比率由第二产业为主体产业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体产业。从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看，这种转换不很明显，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换略大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换。而从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这一指标来看，这种转换非常显著。尽管以上两个高级化的指标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种进展是值得肯定的。
俄罗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现倒退。特别是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和畜牧业是俄罗斯农业中的两大主要生产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两大部门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关系是：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而畜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约为40：60)。但是，1990～1995年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逆向变化，即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而畜牧业产值比重则不断下降(约为55：45)；1996—2003年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见表5)。在第二产业内部，基础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快于加工工业部门，近三年“原材料部门的增长比加工部门快0.5～1倍，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公共饮食服务业发展较快，而交通运输业和高新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表5俄罗斯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年份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种植业
43
41
42
39
37
53
55
55
50
54
55
53
53
55
畜牧业
57
59
58
61
63
47
45
45
50
46
45
47
47
45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统计年鉴》，俄罗斯统计出版社2004年俄文版，第417页数据计算。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高级化的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任何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高级化与合理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要实现高级化，先要合理化，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求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要实现合理化，则要求在高级化过程中进行合理化。因此，合理化是一个不断调整产业内比例和提高产业间比例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
二内需和外需与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学一般把总需求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4个部门。
消费是指居民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或支出，包括耐用消费品支出、非耐用消费品支出、住房租金以及对其他劳务的支出。根据西方经济学家对长期消费统计资料分析，在总需求中消费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
投资是厂商对投资品的需求或支出，包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存货投资(用于原材料、半成品及未销售成品的投资)。投资在经济中波动比较大。
政府支出是指政府对各种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或者说是政府购买产品和劳务的支出。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或减弱，总需求中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在变化。
出口在总需求分析中是指净出口，即出口与进口的差额。
通常我们把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称为内需；净出口称为外需。
内需和外需之间、内需各个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个合理协调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是一个动态值，而不是一个固定值。每一个国家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不同，在不同时期这个比例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的关键是这“四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否能够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就对四部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日、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和投资，由于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为负；日本经济在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的同时，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支出的作用逐步淡出；在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没有突出的推动因素。
在俄罗斯，普京执政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外需，内需的作用十分有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年份保持在50%以上，最近两年甚至达到70%。在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构成中，80%是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而这些产品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一直看好，这是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外部条件。但这种有利的外部条件是十分脆弱和容易变化的，完全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内需和外需之间、内需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必将会给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带来变数。
表62004年1～6月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国别
美国
季度
第-季度
第二季度
经济增长率
消费
投资
政府支出
净出口
4.5
64.4
42.2
11.1
-17.7
3.3
33.3
87.9
12.1
-33.3
资料来源：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全球经济指标》(2004年10月)提供的数据计算。
注：四部门的贡献率之和为100%。
表7俄罗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50
30
50
75
70
资料来源：李建民：《阿甘别吉扬谈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3期
三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
任何生产行为都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具有互补关系，如果只增加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加另一种生产要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之间还存在替代关系，生产的技术决定了对某种生产要素需求的大小，如果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则对资本的需求量大；如果技术是劳动密集型的，则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本身的价格，厂商一般要用价格低的生产要素替代价格高的生产要素。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俄罗斯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除土地、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外，其他生产要素都比较短缺，主要表现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主要是民用技术)的匮乏上。
与所有转型国家一样，资金短缺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据预测，从2002年开始的20～25年，至少需要2.5万亿美元的投资才能保证俄罗斯经济稳定增长，即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俄罗斯200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7624万亿卢布(按当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31.78卢布计算，约合555亿美元)，2003年为2.1862万亿卢布(约合742亿美元)，2004年为2.7298万亿卢布(约合948亿美元)，没有一年达到1000亿美元，投资不足略见一斑。
表81999—2004年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固定资产投资(万亿卢布)
0.6704
1.1652
1.5995
1.7587
2.1862
2.7298
美元与卢布年均汇率
24.6
28.1
29.2
31.4
30.7
28.8
固定资产投资(亿美元)
273
415
548
560
712
948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统计年鉴》，俄罗斯统计出版引：2004年俄文版，第613、695页数据计算。
经济的持续增长以人口的持续增长所提供的劳动力和相应消费需求为前提。俄罗斯劳动力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截至2004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境内常住人口为1.441682亿人。其中，城市人口占73.4%，为1.05818亿人；农村人口占26.6%，为3835万人。2004年1月俄罗斯人口总量比2003年同期减少了79.3万，比2002年10月第8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99.9万，下降幅度达6.88%。平均每月减少6万多人。俄罗斯的人口减少不是个别地区的局部现象，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2002年人口普查时，在89个联邦主体中有66个出现负增长。到2004年1月，人口下降的联邦主体达到75个，只有9个联邦主体人口获得了增长，另外5个联邦主体人口数量没有变化。据估计，人口下降过程将持续到2015—2020年，有劳动能力人口的下降将持续到2035年。
从宏观层面看，由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使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减弱，用于科学研究的开支在不断减少，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从微观层面看，只有5%的企业在搞新产品的开发，且规模都很小，俄罗斯在世界高科技民用产品市场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占36%，日本占30%田。在俄罗斯的工业中，除原子能、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工业、木材工业以及航空航天等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外，其他工业部门均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由于俄罗斯生产要素供给状况不均衡，供给量大、价格较低的要素更多的替代紧缺要素，这就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为主，且难以改变的原因。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不从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其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四地区结构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由于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生产力布局的状况，也继承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落差。一些拥有资源优势、市场经济观念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投资吸引力也较大，经济发展就较快。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经济规模看，2002年中央联邦区集中了全国34%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远东联邦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
俄罗斯《专家》杂志对2004年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定，其设定了8个评价指标，即劳动力潜力(指地区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居民受教育程度)；消费潜力(指地区居民实际购买力)；生产潜力(指地区产品生产能力)；财政潜力(指税源规模、预算收入及企业赢利水平)；制度潜力(指地区市场机构健全程度及运行状况)；创新潜力(指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基础设施潜力(指地区交通和运输便利状况及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资源潜力(指地区自然资源总量及自然资源对投资的保障程度)。通过对上述8个指标分值的加总，得出了各联邦主体在俄罗斯总投资潜力中的排名。在俄罗斯总投资潜力中，89个联邦主体所占份额相差较大。其中，莫斯科市所占份额最大，为17.781%；科里亚克自治区最低，仅占0.047%，两者相差378倍。从89个联邦主体投资潜力的分布看，在总投资潜力中占据1%以上份额的只有28个联邦主体，其他61个联邦主体都在1%以下。
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统一社会经济空间的建立，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制约。
五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与经济增长
不同规模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企业规模的大与小、强与弱都是相对存在、相辅相成的。若干年前人们眼中的大企业，按现代标准衡量很可能是小企业。任何时候，如果没有小企业的存在，就无从认定多大规模才是大企业。纵观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它不仅是一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中小企业大量存在、不断提高素质、逐步与现代企业体系融合的历史。
在市场经济中，各类企业严格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在进入和退出。其中，中小企业的新旧更替频率最高，也最活跃，成为经济的增长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大企业不加限制地过度发展必将限制自由竞争，致使企业活力下降，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有中小企业的存在才能创造充分的竞争环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合理流动，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翻阅各国的企业史可以看到，许多巨型企业，如日本的丰田、索尼、松下，德国的阿迪达斯、宝马，美国的微软以及中国的海尔都是从小企业起家的。
1991年年底，俄罗斯小企业数仅为25万家，到了1994年猛增到99.69万家，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但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滑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小企业数量逐年减少。1999年为86.8万家，2002年降为84.3万家，2003—2004年小企业数量又开始逐步增加，分别为88.2万家和89.1万家。按照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俄罗斯应有300万家以上的中小企业，要保证2200万人口就业，其产值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然而俄罗斯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却不令人满意。2003年小企业数量仅为88.2万家，吸纳劳动力人数为743万人，只占俄罗斯就业人口的10.5%，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俄罗斯小企业还有50%-70%的发展空间。
六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道路的选择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本身的基础是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俄罗斯经济增长基础的脆弱主要体现在结构改革的滞后上。未来俄罗斯经济增长道路的选择只能走结构改革之路。从《2003—2005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中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指标就可以捕捉到结构调整的步伐和节奏。
从表9的结构调整指标看，它涉及了产业间结构的调整、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以及外需结构的调整。此外，在普京近几年的国情咨文中也都涉及了有关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如投资问题、地区发展问题和人口问题等。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必须鼓励公民将其积累的资本投入本国的经济。应当允许公民以简化方式申报他们往年积累的资产。申报时只有两个附加条件：缴纳13%的所得税和将资金划入俄罗斯银行的账户。这些钱应当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而不应当在海外‘闲逛’。俄罗斯特别希望包括外国投资在内的私人投资大量涌入。”关于联邦主体合并问题，普京指出，“应当记住，联邦主体不是为了合并而合并，而是为了优化管理，为了更有效地执行社会经济政策，最终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的情况，普京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在各领域推行政策若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解决最尖锐的人口问题。俄罗斯妇女和男子的平均寿命分别比西欧国家低10岁和16岁，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为鼓励生育、降低死亡率和规范移民而采取的措施要同时进行。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将日趋稳定。”
表9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动态指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8
GDP的生产结构
商品生产
服务生产
40.2
49.2
38.3
51.0
36.5
54.0
36.2
54.6
35.9
55.1
35.5
55.8
34.6
56.9
工业生产结构
采矿部门
加工部门
50.4
49.6
49.7
50.3
50.1
49.9
49.8
50.2
49.4
50.6
48.8
51.2
46.5
53.5
出口结构
原材料
机械技术产品
91.4
8.6
89.8
10.2
90.7
9.3
89.1
10.9
88.5
11.5
88.0
12.0
86.0
14.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欧洲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发展规划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实际利率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一、引言
实际利率（RealInterestRate）是资金的价格，是借贷的成本，也是经济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对于作为资本市场关键变量的实际利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方向上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理论界长期意见不一。传统的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强调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动关系。凯恩斯（1936）认为，实物投资的效益体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MarginalEfficiencyofCapital)，投资成本为利率水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性质决定了利率水平必须相应下调，才能保证实物投资的利润，否则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采取以降低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扩张需求、刺激产出增加之目的。麦金农（1973）和肖（1973）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时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经济严重分割，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缺乏金融工具，在不同的资金市场存在不同的利率。大企业较易融资，而大量的中小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融资渠道单一，甚至难以获得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作为资本价格信号的实际利率被严重低估，储蓄和投资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有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我国的利率变动比较频繁并且波动幅度较大：1978-1989年是利率水平逐步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央行先后7次调高了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达到了11.34%的历史最高点；1990～1995年是利率适应性调整阶段。在此期间，利率短时间内3次下调又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差距拉大；1996～2003年利率下调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由1995年的10.98%下调至1.98%，1年期贷款利率由12.06%下调至5.31%，降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2004年至今是利率上调阶段。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次上调，表明开始进入一轮新的加息通道。本文所要分析的，是我国利率频繁和大幅度变动，究竟对经济增长在什么方向上和多大程度上产生作用。
本文以下的安排是：第二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综述，第三节是研究指标的选取与所用数据的描述；第四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五节是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
McCallum（1983）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力(Litterman&Weiss，1985)。Lanyi和Samcoglu(1983)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进行研究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即实际利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Gellb（1989）利用34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数据对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认为较高实际利率主要是通过资本产出效率的改善而使经济获得较高的实际增长的。世界银行（1990）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1965-1985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水平呈正相关。Taylor（1993）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即泰勒规则。
商德文和王惠平（1996）对我国1985-199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利率被人为压低，不能反映出资本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宾国强（1999）对1978-1996年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实际利率每提高1%，金融深化速度提高0.784%，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879%的结论。研究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利率与增长率之间关系出现背离的现实，没有考虑市场背景的变化可能使现实脱离原有的理论研究范围，将近20年的数据进行笼统地处理，从而导致其结论的显著性降低。沈坤荣、汪建（2000）运用1978-1998年的中国数据，对实际利率水平、利率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经济计量检验，发现1989年以前的十年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步，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推动了当期的经济实际增长，而1991-1998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
三、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在利率的选择方面，主要选取能够对宏观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利率，即商业银行对市场主体的存贷款利率。以年利率为分析对象，按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定期存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月度加权平均而得到，实际存贷款利率等于年名义存贷款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再除以1加上通货膨胀率。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选取实际贷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时，所指的利率一般是实际贷款利率，因为利率传导机制为：利率投资经济增长，影响投资的利率为贷款利率。
选取GDP作为影响市场化利率的宏观经济变量，它同利率之间存在间接的传导关系，选取年度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通货膨胀率指标方面，国内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衡量通货膨胀率。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因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更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二者与GDP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GDP之间关系更密切。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反映通货膨胀率，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具有可得性。名义和实际存贷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参见表1：
注：1.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实行的时间作加权平均；2.实际存/贷款利率=(名义存/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1+通货膨胀率)。3.通货膨胀率等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减去1。
四、实际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首先对观察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而在1990年以后没有这种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建立模型时，考虑到图1所显示的分时期特点，分别以1978-1990和1991-2005年作为考察期，来检验利率与经济增长的整体相关关系。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将实际存贷款利率的滞后一期也纳入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第一阶段的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0.233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726个百分点，这一点符合实际利率的提高有解除金融抑制、促进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但是，也要看到的是，第一阶段的线性拟合效果不太好；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较好，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1.272个百分点，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14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并且现期的货币政策效应更大。实际贷款利率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减少1.397个百分点。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1978-1990年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水平降低了当期经济增长，反而推动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实施时，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确实降低了投资意愿。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商品短缺、资金紧张、市场均衡利率高，而实际利率被压低，此时提高低估的利率符合金融深化理论。实际存款利率之所以对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起作用，是因为货币政策实施的滞后性。
1991年-2005年，实际存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金融深化理论的观点，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更加符合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说明1991年以后,我国逐渐摆脱了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产品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投资利润率降低，市场资金逐渐过剩，市场均衡利率开始下降，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将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和储蓄意愿的上升。其中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提高实际贷款利率有助于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参考文献：
[1]Gellb,A.,FinancialPolicies,GrowthandEfficiency,WorldBankWorkingPaper,WPS(202),1989.
[2]McCallum,B.T.,1983:AReconsiderationofSims’EvidenceConcerningMonetarisms,EconomicsLetters,pp67－71.
[3]宾国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1999,(3).
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
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东盟国家的电子业生产与出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电子业的发展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它们的对外依赖性强，其零部件与中间原料的进口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高度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这一生产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国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电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缓慢，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5%，其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统计局www.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ju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国1997-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和-1.8%，也远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CountryReportNo.01/147,Thailand:SelectedIssues,Aug2001.）东盟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滞后，既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
尽管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重组取得一定进展，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银行和企业结构调整缓慢，国内不良金融资产仍居高不下，据亚洲开发银行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尼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呆帐率已分别从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将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而尚未处理的呆帐计算在内，两国的呆帐率则分别高达50%和25%。而马来西亚的银行呆帐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当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宾的银行呆帐率也从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扰东盟国家经济的不良金融资产过高，与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东盟国家的公司负债率高，如印尼和泰国公司负债率（负债／自有资产）目前仍高达280%，而中小企业众多加大了债务重组的难度。同时，企业生产结构与管理体制的调整缓慢。因此，东盟国家经济的微观结构重组滞后严重阻碍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最后，金融危机后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巨变，直接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增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急剧波动。
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趋势
进入2003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已呈现逐渐复苏的迹象。对今年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经济组织一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世界银行新近的预测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马来西亚分别为4.2%和5.5%，菲律宾分别为4%和4.5%、新加坡分别为1.7%和4.9%，泰国分别为4.5%和5%。
从中长期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难以再现金融危机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指出，新加坡未来经济增长要再现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将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20日。）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说，如果2003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复苏，今后每年取得3-5%的经济增长率，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2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支撑东盟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国际上，去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战后所不多见的。此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复苏减慢，欧洲经济反弹有限，日本经济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所谓的增长衰退时期。同时，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巨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此外，东盟国家经济还将面临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从国内看，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非一蹴而就，因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需时日。许多国家不仅要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痛苦过程，还将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将面临大选。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将会有所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
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电子工业迅速衰退，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周期日益缩短，目前一个周期平均只能维持两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以电子业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周期也将缩短，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2]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经济展望》1998-2002年有关月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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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Hicklin,D.RobinsonandA.Singh.MacroeconomicIssuesfacingASEANCountries[M].WashingtonD.C.;IMF,1997.
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述评，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2]王亮: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paneldata分析[D]，2007
经济增长范文第6篇
江苏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省,江苏经济在全国经济增长中连续保持领先地位。1979-2007年间,江苏省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2.6%、16.9%、24.4%、16.9%、23.8%。2008年,江苏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省生产总值突破30000亿元,同比增长12.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近4万元,按当年汇率折算超过5700美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80元,同比增长14.1%,考虑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5%;人均消费性支出11978元,增长11.8%,其中食品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37.9%。江苏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呢?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为制定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对于江苏经济增长影响因素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工作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相关探讨。如文献至文献所示,这些文献对于分析和掌握相关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很大帮助,但他们主要是分析了某一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并没有考虑各种因素间的综合作用,因此,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江苏经济增长中的主次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回归(PLS)分析方法,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1.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索罗模型”(Solow,1956,1988)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国家或地区,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的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这一理论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是后来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思想的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罗默(B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后涌现出一大批新经济增长的文献。这些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分工演进、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从而使增长理论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2.PLS方法简介
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简称PLS)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它于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诺(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目前,它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化工、医学、市场分析、金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集中了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特点,特别当两组变量的个数很多,且变量间都存在多重相关性,而观测数据的数量偏少时,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比传统的经典回归分析方法(OLS)有更好的效果。
三、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来源
采用PLS回归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根据1990--2007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历年统计公报进行数据组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因变量Y,选取从业人员X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出口总额X3、进口总额X4、实际外商直接投资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7、财政支出X8、R&D科技投入X9、居民储蓄存款X10等作为自变量。建立江苏省经济增长模型:
Y=F(X1,X2,X3,X4,X5,X6,X7,X8,X9,X10)
2.PLS结果
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共线性诊断分析和PLS回归分析,分别得到相关系数表、共线性诊断表和偏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系数表,(详见表1,限于篇幅这里略去了前两张表)。从相关系数表中可知,绝大多数相关系数在0.95以上,表明各变量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共线性诊断表可知,最大/最小特征值=1.132/3.06E-06,远大于100,说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故宜采用PLS方法。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从表1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强到弱的依次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居民储蓄存款、R&D科技投入、出口总额、财政支出、第三产业占比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其中,进口总额的系数为负数,说明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这与经济增长理论是相符的。
从表1可知,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要素中,消费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其余依次为投资和出口。
近18年来,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该指标是反映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表示,中国将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向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江苏应积极鼓励和刺激居民消费,要采取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居民消费,从而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同时,政府消费即政府在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财政支出同样可视为内需,从表1可知政府消费对拉动内需,对推动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影响作用。
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排名第二位,特别是近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40%。江苏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加快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力度。2007年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68.07亿元,有力地拉动了全省经济的较快增长。为扩大投资需求,江苏省进一步放开了投资领域,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国家产业政策允许以及外商投资能够进入的领域,同时,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对建设资金不能平衡的工业项目和城建等基础设施项目,向全社会招标,公开选择合作投资者。在不断增加投资额力度的前提下,江苏省还进一步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据了解,全省资金重点将投向五个方面,即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城镇体系建设、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服务业。明年江苏省将建设160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近万亿元。如将开工建设泰州长江大桥、南京四桥、崇启大桥;开工建设京沪高铁、沪宁、宁杭城际铁路,开工建设淮安机场;田湾核电二期工程及一批风电、生物发电和江苏第二核电站前期工作也将推进实施;推进苏州禾发科技、无锡海力士三期等一批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建设。
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出口业务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它比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要大。通过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经济总量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该比值越高,贸易国际化程度越高。江苏的贸易依存度相当高,2000-2007年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44.17%、44.95%、54.86%、75.61%、94.25%、102.00%、104.59%和103.29%,我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大远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因为如此,本次全球化金融危机对我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大出口力度,通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出退税率等方法,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从表1可知,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基本的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中,劳动力投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显著,其余依次为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
劳动力的投入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排名第三位。近18年来,江苏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2%以上,较高的从业人员比重对江苏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007年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达27212元,全省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同时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等生产要素的增加,技术改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则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为了实现江苏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大力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引入力度,不断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表1可知,江苏省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太显著。尽管江苏省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第一产业投入较少,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高新技术行业占份额低,经济特色不突出。三个产业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二产业。根据经典的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的升级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制度保证,因此,江苏应把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市场集群等六大生产服务业。
经济增长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08-03
近几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层面的矛盾日益突出。2005年，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已经超过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对策，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达到51．9％的高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43．4％，不仅远没有回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应该随着国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这其中除了投资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听任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来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即C=a+bY，其中C为消费，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部分消费，即基本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国民总收入。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快慢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而我国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连年下降。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愈来愈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流向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下岗职工大量存在，造成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会使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下降，在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Y增长很快，其增长的效果也会被c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正相关。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教育投资具有重大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人们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家庭及地区的教育投资也不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以下传导机制：
收入差距过大教育投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因以及知识经济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一直是广大农民后代摆脱贫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会使得广大农村子弟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从而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贫困无钱读书继续贫困”的怪圈。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也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人们在前期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决定人们在后期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人们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初始财富的临界点g。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即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使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稳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会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积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以及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境遇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这些人的社会承受力会逐渐下降，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大阻力。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基础，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必然使聚集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富人成为众矢之的。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过度的不平等会使这些暴力活动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需要花费额外的社会成本(如增加安全费用等)，这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富人们
为了保护投资产权，可能减少在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其他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二、创造条件，实现公平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这个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但是，对于不平等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减少，还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仅有少数人享有成果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
1．实现参与机会平等
所谓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追求收入，获取财富的权利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使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监控，形成一定数量通过寻租致富的权贵阶层，从而造成人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要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机会不均问题：
第一，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加快立法，规范经济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和黑市经济，使一切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对要素分配的监控，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
第三，尽快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竞争，取消各种市场准人的限制，取缔一切特权活动，以消除垄断经济和地下经济，同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推进国内市场统一的进程。
2．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期收入之间的差距表示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缓和。当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化，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取消各种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减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保证外来人口享受和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第二，建设统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功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范围内流动。
3．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当今社会，一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同经济增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务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再就业岗位选择上不可能有太多机会。所以，要实现我国的人口优势，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消除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重视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
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培训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技能和资格认证，扩大他们就业行业和职业的范围；
第三，完善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市场竞争的处境，促使新一轮竞争在相对公平的起点进行，而且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证农民有地耕种的前提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进一步规范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第三，加快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使社会保障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要适当向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阶层倾斜，使其真正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经济增长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旅游经济；增长；福建省
自2000年以来，福建省旅游经济发展迅速，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确立，福建省迎来旅游发展的新时机。福建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指出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福建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升级。因此，对福建省旅游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1．文献综述
国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旅游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对区域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JennyBriedenhan和EugeniaWickens提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以及地区间的合作。Chi-OkOh研究韩国旅游发展与韩国经济扩张的关系，发现旅游发展与韩国经济扩张没有长期的均衡关系。B.Seetanah揭示了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国外旅游经济增长研究集中于对国家或较大范围区域的旅游经济进行研究。国内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集中于旅游经济增加值的测算和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旅游经济增加值的测算，李江帆、李美云提出通过建立旅游业中各个相关行业的旅游剥离系数，来测定旅游业增加值的方法；康蓉测算区域旅游经济增加值及其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秦云峰建立MF模型，测算"黄三角"六市间旅游经济的溢出系数。对于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宋慧林、宋海岩指出旅游创新不仅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还对邻近区域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张广海、尚修竹指出江苏省旅游业表现为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增长,资源、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贡献递减；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提出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李辉分析广东产业结构的生产力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刘佳、赵金金、张广海研究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集中于旅游经济增长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收入、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本文将对福建省旅游经济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福建省旅游经济增长总体特征
2000年，福建省国内旅游人次为2942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231亿元，国内游客人均花费785元；入境旅游人次为161.3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为8.9亿美元。2014年，福建省国内旅游人次为22888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2406亿元，国内游客人均花费1051元；入境旅游人次为544.98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为49.1亿美元。福建省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收入和人数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总体均呈上升趋势。由于“非典”影响，2003年福建省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收入和人数均小幅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使旅游收入上升趋势放缓。2000年至2015年，根据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可知，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变化不显著，入境旅游人均消费小幅增长。
3．福建省各设区市旅游经济增长分析
2015年，福建省各设区市的旅游的总收入、总人数和人均消费数位居前列的是福州市、厦门市和泉州市。在旅游总收入方面，厦门市超过780亿元，泉州市和福州市均超过500亿元，南平超过360亿元，漳州接近240亿元，龙岩、莆田、三明、宁德处于150亿元至200亿元之间，平潭约为25亿元。大多数设区市的旅游总收入比增超过15%。在旅游总人数方面，达到4000万人次以上的有福州、厦门，3000万至4000万人次的有泉州，南平，龙岩、漳州处于2000万人次至3000万人次之间，莆田、三明、宁德处于1000万人次至2000万人次之间，平潭为250多万人次。在全省范围，旅游总人数比增14%。由于合福高铁开通等因素拉动，南平市旅游总人数增速为16.6%，位居全省首位。在旅游人均花费方面，厦门市、泉州市、南平市、福州市和漳州市的人均花费均超过1000元。与2014年相比，绝大多数设区市人均花费小幅增长；厦门市人均花费增幅最高，为5.4%。总体上，全省各设区市的旅游总收入和总人数与2014年相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大多数设区市旅游人均花费小幅增长；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体量较小，旅游总收入和总人数在全省所占比重都很小。
4.福建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借鉴经济增长理论和已有相关研究，国内旅游经济受经济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交通条件、科技水平等影响。经济水平影响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旅游消费，物价水平影响旅游消费价格，产业规模、结构反映旅游业发展状况。除此之外，政策、民俗文化、法律、闲暇时间等等对旅游经济发展也产生一定作用。选取主要影响因素，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将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作为因变量（用Y表示），全国人均GDP、旅客周转量、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住宿和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自变量（分别用X1、X2、X3、X4表示），分析每个因素对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对因变量和各个自变量取对数，建立对数线性模型：lnY=α+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各变量采用2000-2015年的统计数据，估计各参数，结果如下。lnY=-9.399+0.375lnX1+1.592lnX2+0.182lnX3-0.081lnX4判定系数为0.99，说明拟合程度好。模型中各系数的经济含义为弹性。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对全国人均GDP的弹性为正，系数为0.375，表示全国人均GDP增加1%，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增加0.375%，说明总体经济发展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国内旅游收入对旅客周转量的弹性为正，系数为1.592，表示旅客周转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增加1.592%，说明旅游六要素中的行对增加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具有一定影响，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旅游人数、人均旅游消费增加，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国内旅游收入对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的弹性为正，系数为0.182，表示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增加0.182%，科技投入对国内旅游收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国内旅游收入对住宿和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弹性接近于零，系数为-0.081，表示住宿和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国内旅游收入影响不明显，说明旅游六要素中的食、住对增加国内旅游收入的作用降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影响因素主要有汇率、客源国收入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旅游产品价格、交通条件等，此外，还有政策、法律、科技、文化、闲暇时间等因素。相对于国内旅游收入，着重研究汇率的影响。2000-2004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各年均为8.27左右，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各年均在10亿美元上下波动；2005-2015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19逐步降低为6.23，而福建省各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从13.1亿增加为55.6亿美元。由此可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对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有一定影响，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降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加。除了汇率，收入水平、价格、产业发展、交通、科技等因素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影响机理，可以借鉴国内旅游的影响因素分析。
5.结论
2000年至2015年期间，福建省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收入和人数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变化不显著，入境旅游人均消费小幅增长。2015年全省各设区市的旅游总人数与2014年相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大多数各设区市的旅游总收入比增超过15%，旅游人均花费小幅增长。福建省国内旅游经济受经济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交通条件、科技水平、政策、文化、法律、闲暇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总体经济水平和科技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旅游六要素中的行对增加福建省国内旅游收入具有一定影响，交通条件的改善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旅游六要素中的食、住对增加国内旅游收入的作用降低。与国内旅游经济比较，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还受到汇率的影响，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降低，福建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逐渐增加。因此，提高经济水平，增加科技投入，改善交通条件，稳定汇率，有利于福建省旅游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范文第9篇
对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美国等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同人均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Long和Summers,1992),并且这种相关性显示了从投资率到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内,蒋晓华通过协整回归、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效应;姚娜将固定资产分为国有固定资产、集体固定资产和个体固定资产,研究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国民经济总值的影响,得出公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实际GDP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其中以国有和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二者对GDP的产出有较大影响作用;苗敬毅利用单整PP检验和协整EG检验分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反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影响机制的传递函数模型。
另外,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以对河南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杨芳揭示了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刺激河南农村居民消费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王慧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对河南省城镇居民各类商品年消费支出与年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出现新型家电及电脑产品消费趋势,现代通讯工具及上网需求日趋旺盛,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增多等新热点;田萍、廖靖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河南省17个地市级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统计分析,得到了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消费结构、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
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对区域的研究较少;二是把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联合起来进行协整分析的研究较少;三是现有研究文献大多针对居民消费,没有涵盖政府消费,这样从数量方面来研究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四是由于在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消费时以存在动态稳定性为前提,而实际上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大多数经济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所以直接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一定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将GDP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方面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弥补传统计量经济方法的不足,从而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及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
本文所用的样本取自1978-2006年度的数据(来源于历年《河南统计年鉴》),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投资状况,用最终消费总额反映最终消费状况,用宏观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数据全部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以消除物价变动对其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又可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Yt、lnIt和lnCt,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dlnYt、dlnIt和dlnCt。
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选取的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这类宏观经济变量,其时间序列大多都不是平稳的,随着时间的位移而持续增长。但是这些变量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经济出现突发性震荡,受到冲击的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可能逐渐回到它们的长期增长趋势上去,也可能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若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还用普通OLS进行回归,许多参数统计量的分布不再是标准分布,所作的回归被认为是“伪回归”,为克服这一现象,使回归有意义,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这样做可以使差分序列趋于平稳,但缺点是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协整理论,而要进行协整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有多种方法,如DF法、ADF法、PP法,本文采用ADF法来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如对于非平稳变量,还需检验其一阶差分(或增长率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该变量有单位根,所有变量都一阶差分平稳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运用上述方法和数据,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Yt、lnIt和lnCt的ADF单位根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而dlnYt、dlnIt和dlnCt的ADF统计量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变量lnYt、lnIt和lnCt是不平稳的,存在单位根I(1)。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所以需要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EG两步法,它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另一种是JJ检验法,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JJ检验法可以对系统中所有独立的变量关系作总体分析,并且不事先假定系统中变量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有较普遍的适用性。因为lnYt、lnIt和lnCt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因此可使用Johansen检验或JJ法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该三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协整检验从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展开。从零假设H0∶r=0开始,检验统计量的值大于1%和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H1∶r≥1。在接下来的检验中,零假设H0∶r≤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接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可以确信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是:
LnYt=0.726+0.664LnCt+0.342LnIt(1)
(2.08)(3.82)(5.55)
通过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可以看出,lnYt、lnIt和lnCt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长期有正的影响,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342个单位。同理,当最终消费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664个单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适度上升,能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即经济增长幅度的变化增加。
(三)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协整关系必然可以表示为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描述变量围绕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短期动态调整的过程。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Mt=LnYt-(0.726+0.664LnCt+
0.342LnIt)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其估计结果如下:lnIt和lnCt对lnYt的短期效应为:
LnYt=0.6462lnCt+0.2640lnIt-
(5.55)(3.43)
0.2530ECMt-1(2)
(-1.74)
即LnYt=0.6462lnCt+0.2640lnIt-0.2530lnYt-1+0.168lnCt-1+0.087lnIt+
0.184
在式(2)中解释变量lnCt和lnIt的系数分别表示lnC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6462,lnI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2640,而长期弹性为0.2530,而误差修正项象征着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如果其系数是显著的,就认为GDP与最终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时期里的失衡分别有多大比例可在下一个时期里得到修正。由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知:在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两者对经济增长率有刺激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增加,能推动经济增长率上升。
结论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式(1)中的斜率在经济上可以解释为弹性。具体说来,由式(1)可知,河南省最终消费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664%;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342%。可见,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密切的,投资、消费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经济增长范文第10篇
目前，新疆与世界上的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开发区3个。口岸过货能力明显增强，边境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是继黑龙江省之后我国第二大边境贸易区，出口贸易长足发展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新疆出口贸易额从1993年的28.53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是1993年的20.27倍，年均增长33%（几何平均）。新疆的GDP总额从1993年的50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306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9%（几何平均）。新疆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新疆GDP的年均增长，是新疆GDP增长的2.8倍。出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18.88%，是1996年的3.36倍。出口贡献率由1993年的3.4%到2007年的36.29%。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1993年的14%到2006年的41.7%，出口拉动新疆GDP增长百分点从1996年的0.35个百分点，上升到2006的3.24个百分点。1993—2007年出口贸易的显著增加为新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拉动GDP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从相关指标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
1994年以来，新疆外贸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5.6%，3.4%和0.35%，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西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拓展周边市场方针的引导下，新疆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新进展，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8.88%，36.29%和3.24%。虽然和全国水平比较，各项指标仍然比较落后，但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出口依存度分析
出口依存度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反映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即用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越大。
1994年以来，新疆的出口贸易稳步上升，出口额由1994的28.53亿元人民币升至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1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7%。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口依存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新疆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加并且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出口依存度较低，1994年全国为15.3%，而新疆5.6%，两者相差百分点9.7%；2007年全国为37.95%，而新疆18.88%，两者相差19.07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这说明新疆的出口依存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出口贸易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新疆必须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积极利用西部大开发有利的政策，有效地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出口贡献率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不同，出口贡献率可以反映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通过计算新疆1994—2007各年的出口贡献率可以发现新疆外贸出口贡献率总体大于零，1994—2007年出口贡献率平均值18.48%。特别是2001年以后，周边国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在这期间,新疆的边境贸易国也采取了政府投入，扩大内需等宏观调控政策,使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所需物资大量进口,从而使新疆的出口贸易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又回升到了47%。2005年至今。受国家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的影响，2005年新疆对外贸易保持大幅度增长,相当于“十五”初期的2001年贸易规模的4.4倍,比上年增长41%。外贸进出口总值位居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增速位居全国之首。新疆利用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加大对地产品出口、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自主出口品牌建设；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扶持力度，政策效应十分明显。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3．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相比，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是在计算出口贡献率和GDP增长率的基础上经运算得出的，这项指标侧重于反映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变化关系，说明出口增长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出口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百分点在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波动的频率快于全国的水平。199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1.37，1996年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降为-1.36，而2001年为由于受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影响也出现了负值为-2.97。
总体看来，新疆的这一曲线位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并且近几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年间新疆这一指标的平均数为1.48%，而全国的平均数却为5.03%，是新疆的3.4倍之多，这说明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不够。这也跟新疆的工业基础薄，未完全实现产业升级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新疆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使出口贸易成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亮点。
（二）从出口商品的构成出发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商品的构成指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的构成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亦有所不同。1990—2005年间，新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升高，初级产品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35.1%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9.7%。自1996年起，出口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2004年、2005年机械运输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明显增加，进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这与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机械运输，电器设备等需求增加，促进新疆出口有关。但据统计，2007年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棉花（原棉）、棉纱、棉坯布、肠衣、食糖、番茄酱、电视机、地毯、药材、鞋类等，出口商品多是农副产品、轻工、食品等一般性产品，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品质优良的产品不多。
总体上，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已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结构已趋于合理。从2000年以来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尽管逐年攀升,但其质量不但未能提高,反而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出口商品结构从出口粗加工产品向出口精加工产品的转变，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增长。
（三）从行业看不同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1998—2007年，新疆各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0.1%以上的共四个，农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第一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经过计算，全行业合计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5％。但分析各年份的数值，其数值波动之大也居于各行业之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疆各年份农业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其出口量在有的年份大起大落，从而导致了该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正有负，且波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441%，是所有出口行业中最低的，分析各年份的数值，该行业从2001年开始起出现负值，虽然这两年该行业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数值仍然是负的。这主要是由于新疆纺织业出口量的不断萎缩造成的。说明纺织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但是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对GDP的平均贡献仅次于农业，说明该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三、发展出口贸易，带动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及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战略,调整并优化我区出口商品结构
新疆自然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宜农荒地有7300万亩，占全国可垦荒地的13.9%；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全国已发现的162种矿产中，新疆有122种，其中石油、煤炭资源储量相当可观。因此，新疆应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特色农矿产品出口。当前，新疆林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以环塔里木盆地为重点的特色林果基地。为支持林果业发展，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将向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及特色资源深加工项目倾斜，同时安排西部促进资金支持农产品、林果产品加工出口，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品牌发展资金鼓励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企业到境外考察,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境外广告宣传和商标注册、认证等。
（二）改善传统产业，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新疆农业产品、食品制造、烟草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出口份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高。从整体来看，新疆产品出口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的出口比例小，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大。因此，一方面，对于农轻纺产品等传统产业应该运用农轻纺产品贸易促进资金支持企业和中介组织建立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出口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东哈洲建立果蔬保鲜库,稳定和扩大对周边国家林果产品出口，支持塔城、阿勒泰、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州拓展周边国家肉类产品市场，支持特色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家具、石化产品、矿产品、有色金属等的深加工,做好各类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工作，支持一批利于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化的项目以及扩大地产品出口的项目。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有实力、有潜力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疆应该加大力度生产具有高附加值、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重视特变电工等新签的一批境外大型成套工程承包项目，发展移动通讯，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引进大企业的名牌产品，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
运用“出口品牌发展资金”，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服务机构，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在国内“广交会”、“乌洽会”等重点展会和国际知名展会上展示企业和品牌形象。鼓励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进研发人才，配置必要资源，积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提高自主出口品牌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引进大企业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经营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营销活动,开发市场,做好售后服务,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形象，改变目前中国产品在中亚、西亚国家无序竞争的现状。
（四）把握“新丝绸之路”历史机遇，加强东西交流，增强国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