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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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

《经济与社会发展》(双月刊)创刊于2003年,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管,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CN刊号为:45-1319/C,自创刊以来,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经济与社会发展》是评论经济运行体制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的刊物。本刊全面解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文化发展,教育进步等方面的相互促进与制约。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3篇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作者:李联华 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4篇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CN:14-1367/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办刊方针是:解读政策导向,报道社会经济发展;分享前沿经济信息,追踪企业动态;交流管理经验,弘扬企业文化;打造学术平台,展现研究成果。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山东省;经济规划;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14.3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山东地处沿黄河经济带与环渤海经济区的交汇点,海岸线长达3000多公里,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和能源基地,制造业基础雄厚。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攀升,2010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39416.2亿元,年均增长13.1%,投资消费拉动作用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社会民生建设、节能减排和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当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分析山东省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以后山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关经济规划的理论阐述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所以构建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理论的空间很大,它融合了博弈论、组织论、信息论、实证主义、机会主义和集体决策论等。

系统论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由多产业、部门、地区和环节构成的复杂的系统,要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形成经济控制,保持经济系统原有的状态,一旦发生偏离,就要使它复原,把国民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的体统,把握整体、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工业化理论认为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过半;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殷格哈特于1997年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

二、山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的发展,山东省经济已具相当规模,产业体系更加完备,跨越提升的物质技术基础更为坚实;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更为强劲;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全面提速,山东省发展空间更为广阔[[1] 姜大明同志在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2011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N].大众日报,2011年2月13日.][1]。“十一五”时期,山东的发展进程极不平凡,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1、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全省生产总值接连突破2万亿和3万亿,2010年达到39416.2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生产总值由”十五”末的24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749.3亿元,年均增长2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3279.1亿元,年均增长2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211.6亿元,年均增长18.9%;进出口总额1889.5亿美元,年均增长19.6%;实际利用外资累计463.9亿美元。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2、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

财政对民生投入累计达到7004.5亿元,2010年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总额的51%。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趋于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946元、6990元,年均分别增长13.2%、12.2%。累计新增城镇就业550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710万人。解决了52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近400万户农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3、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结构逐年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趋于协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传统产业调整振兴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35.2%;服务业发展提质增量,增加值所占比重比“十五”末提高4.3个百分点。“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三、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山东省要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因此,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带动转变;扩大消费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看,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努力形成“一体”带动、“两翼”齐飞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将是山东面临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山东省要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达到25%,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展现生态山东、绿色山东的新形象,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政府工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未来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要致力于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有效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就业机制,降低失业率,促进充分就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面广、层次多、持续性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修正,使人民成为医保的真正受益者。

四、山东省经济发展规划的措施建议

(一)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优势

山东是农业大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和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以优化结构、提升层次为重点,以进一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为保障,加快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1)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2)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突出资源优势和特色品牌导向;(3)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4)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搞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创业创收能力;(5)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

(二)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工业是山东省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产业调整振兴,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三)扩大规模与提高水平并重,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

服务业是山东省发展的薄弱环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强载体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大力发展面向生产、面向生活、面向农村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层次,较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四)发挥山东优势,推动文化繁荣和创新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立足山东文化资源富集优势,全面提升文化的引领力、竞争力和创新力,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五)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6篇

准确研判发展形势:

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建议》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即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下的新形势,依然强调指出“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判断是十分清醒也是十分必要的。未来5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这一战略机遇期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其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全球经济需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同时,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还面临结构转型时期的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只有坚持发展不动摇,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只有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期,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明确提出发展原则: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

就怎样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提出必须遵循六大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这六大原则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第一位,既彰显了我们党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基本原则,也凸显了改革发展成果要与人民公平共享的基本宗旨。

“这六大原则,是我们党首次就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他认为,原则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行动的依据、准绳和规范。《建议》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六大原则”的总结和提炼,深刻反映和总结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保证。

清晰确定发展新目标:

符合国情、贴近百姓、问题导向

《建议》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主要包括五大方面:一是提出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三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四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五是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指出,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这次《建议》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新目标要求。这些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是符合国情。深入分析国内国外发展环境,既充分考虑“十二五”发展的延续性,又与时俱进丰富了目标内涵。第二是贴近百姓。目标要求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的目标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需要做的、使人民群众看得见、能受惠的实事。第三是问题导向。《建议》在目标设定上突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短板问题,提出了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等,这些目标都体现了问题导向。

重点完善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建议》指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和深入推进“五大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着重强调发展保障: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7篇

关键词:治水 旱灾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9(a)-0228-02

1 从湖北的历史上看,不治水、治不好水就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1 湖北历史上的水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据历史记载,千百年来,湖北省境内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特别是利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其间也常有干旱。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以上的洪、涝灾害337次,平均15年1次。1949―1995年的46年间,湖北全省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8次(1949年、1954年、1964年、1969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5年),平均不到6年1次;而洪、涝、旱灾发生的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

1931年7月―8月发生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沿程溃决漫溢354处,城陵矶至汉口一片,汉口市内行舟,汉口站最高水位28.28 m,为186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湖北70个县中就有50个县受灾。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洪水浸泡达3个月之久。死亡14.5万人。

1935年7月3至7日,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及汉江中下游地区。鄂西五峰站实测最大五天雨量1281.8 mm,为中国著名的大暴雨之一。潜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堤防溃决,两岸一片。长江荆江段,由于干支流洪水遭遇,宣泄不及,决口20余处,荆北一片。此次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

1948年湖北春夏淫雨,内湖水位增高,低洼田地多被淹没。大汛期间,江、湘并涨,汉水继之,致中游洪水泛滥。全省受灾30多县,农田55.3万公顷,人口370余万人。汉口最高水位27.03 m,为80年来第三次超过27.0 m。

1954年7月18日武汉关水位突破1931年的28.28 m的历史最高水位。虽然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长江、汉江多处溃口和扒口,荆江大堤沙市水位仍达44.67 m的历史最高水位,而且超44 m高水位持续半月之久。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 m。“全省因灾死3.3万人,死耕畜16000多头。倒塌民房220多万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0多万斤,国营商业财产损失2134062万元合作部门损失1465468万元。9所中等学校房屋全部倒塌,14所部分倒塌。小学校舍遭毁的占灾区原有校舍总数的50%以上全省受灾田地2223万余亩占全省总田亩35%强,受灾人口10347000余人,占全省总人口35%强。”

1998年长江流域自6月11日进入梅雨期后,各地暴雨频繁。7月份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出现的次数最多,仅7月11日间歇一天。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为64天,占暴雨日总数的86%,特大暴雨日为18天,占暴雨日总数的24%。湖北省有66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3688万,死亡345人。农作物受灾254万公顷,绝收58.8万公顷,倒塌房屋122万间。全省有545个民垸堤溃或扒口行洪,淹没面积20.4万公顷,涉及受灾人口545万。被水围困589.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77.8万人,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武汉市7月21至23日的特大暴雨,导致武汉三镇一片,被淹面积46 km2,占总城区面积的1/5,渍水1.3亿立方米。

1.2 历史上的旱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湖北的旱灾也十分严重,从1470年到1948的47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26次,平均18年一次,从1949年到1990的41年间发生重大旱灾12次,平均3.5年一次,从1990年到1998的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4次,平均2.2年一次,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损失也越来越大。

1988年旱灾,全省受灾面积269.8万亩,粮食减产30亿公斤,棉花减产1.7万吨,受灾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1%以上。

1998年鄂北地区干旱严重,379.3万亩减产或绝收。

2000湖北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春旱,鄂北地区的旱情是“重中之重”,夏收作物大幅减产,春耕春播严重受阻,农业经济损失66亿元多。

2011湖北全省遭遇冬春连旱,降水量50年来最少,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7县(市、区)989万人受灾;6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1800万亩,其中绝收39万亩;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武钢2009年的利润76亿元相当。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次水灾不但淹没房屋和人口,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卷走人产居留地的一切物品,包括粮食,并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洪水还会破坏工厂厂房、通讯与交通设施,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直接破坏。一次旱灾,不但可以造成农牧业减产,人畜饮水发生困难,使农牧民群众陷于贫困之中,还能够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能够给湖北这个特殊的省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所说在湖北表现尤甚,不治水或治不好水将直接影响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从湖北治水的实践上看,治水、治好水就能产生减灾效益

1998年,湖北省受灾最严重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98湖北水利工程抗灾减灾效益就达1009亿元,2012年武钢的利润为17亿元,抗灾减灾效益接近60个武钢2012年的利润。

2007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经过初步测算,今年入汛以来全省水利工程设施共减少淹没耕地980.5万亩,减少受灾人口736.3万人,避免34座城市进水,实现减灾经济效益159.7亿元。2007年减灾经济效益相当于2012年武钢的利润的9.2倍,显示了水利工程设施在防洪减灾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

2008年湖北省气候异常,4月至8月频现13场暴雨洪水,有4个站点的降雨强度超过百年和450年一遇、25年一遇或者为当地历史第一;有近千条河溪突发山洪,沮漳河等9条主要中小河流多次现峰,有的超历史最高0.05 m;先后有1590座水库、17座水电站水位突破汛限,省内四条主要湖泊水位超汛限最高2.02 m,其中长湖超保证0.03 m,为历史第三高。防汛工作初步总结中获悉,今年该省在抗御多场次暴雨洪水中,通过人力防守和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保护了下游21座县级以上城市、223万亩农田和166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举解除了沿岸125家大中型企业、50万亩农田和5万居民用水污染,维护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与近十年洪涝灾害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值、死亡人数均值相比,分别降低约30个百分点、79个百分点,防洪减灾社会效益达83.7亿元。防洪减灾社会效益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5倍。

2010,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抗御今年洪涝灾害中,堤防防洪减灾效益达248亿元,全省水库保护了下游337万人、52.5万亩农田、13座县城的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08亿元,泵站通过田湖统筹排涝,减灾效益296亿元,解除了1850万亩农田渍涝,占受渍涝威胁2399.5万亩农田的77.1%。全省水利工程设施防洪减灾效益高达652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38倍。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历史性地减轻了湖北的防洪压力,带动了钢结构桥梁、升船机制造等新型产业的等一批重点企业崛起,促进了旅游产业做大做强。2010年7月,流量达7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进入三峡水库。这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的最大一次洪峰,峰值流量甚至超过1931年、1954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峰。三峡水库削掉了每秒3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当年累计拦洪260多亿立方米,防洪经济效益266.3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15.6倍。

从以上各年的防洪减灾所产生的效益看,治水就能够减灾,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3 从湖北的地貌特点和社会经济布局上看,治水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3.1 湖北的地貌特点

湖北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的盆地。其中西部山地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般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3105 m,为华中第一高峰;北部有大洪山、桐柏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九官山,一般海拔500 m以上,高峰在1500 m左右。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沿湖北中、南部,过阳新、黄梅后进入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流程1046 km;汉江从陕西白河县入境,自西向东,纳丹江后折向东南,于武汉汇入长江,在省境内流程864 km。在长江、汉江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称之为“江汉平原”。据匡算,全省海拔400 m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50 m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山区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岗地,面积占垒省总自然面积的24%。4300余条长度在5 km以上的中小河流,一般都从山区发源,从南、北、东、西向长江、汉江和中南部的平原湖区汇流;史称湖北为“千湖之省”,就因省境内中南部低平,四周中小河流汇注于此,壅塞成千百个积水洼地,形成“水袋子”之故。

3.2 湖北社会经济布局

正是这极易遭受洪、涝以及干旱之灾的平原湖区及丘陵区,由于取水较易、交通方便以及其他有利条件,历来成为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省会武汉,位于长江、汉江交汇之处,黄石、荆州、宜昌、襄樊、鄂州等重要工业城市,和武钢、江汉油田等大型厂矿,都分布于两江畔胖;全省2/3以上的人口都在这一地区生产活动,70%的粮食、80%的棉花都生产于这一区域;京广、汉丹、武南铁路和宜黄高等级公路等交通干线,都从这一区域通过。一旦遭灾,损失就十分惨重。

从以上可以看出,治水不但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确保工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更是解决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治水始终关系湖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始终关系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治水就成为湖北人民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扭曲的政绩观 社会进步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41-02

近年来,房价日益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见面打招呼早巳由改革开放前的“吃7吗?”改为“买了房子吗?”。与持续增长的GDP相时照的是环境污染、国民财富的流失、人们的幸福指数下降。

一、解构GDP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Stone)在其撰写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中给出著名的GDP支出法公式:GDP=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府与企业的投资+消费支出。但是,一些地方GDP挂帅已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片面追求顺差带来环境污染、财富的流失、创新精神的丧失与外汇储备的风险;促进消费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堵城”与无谓的浪费;为促投资而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在劫贫济富,投资腐败,造成浪费与环境污染――与大兴土木伴随而来的尘土飞扬危害居民的身心健康,拆迁自焚频现。出现“楱爬爬”、“垃圾桥”、“胶水桥”,无谓地重复地挖地没有创造财富,反而破坏生态……

1、片面追求顺差,带来环境污染与财富的流失。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为追求GDP而扩大出口与对外资的种种超国民待遇,不但使得某些既得利益者得以廉价地使用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剥削农民工,造成财富的流失,透支了劳工权益,而且透支了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ESI追踪21项环境永续的元素,包括自然资源、过去与现在的污染程度、环境管理努力、对国际会共事务的环保贡献,以及历年来改善环境绩效的社会能力。2008年,在全球149个国家中,中国的ESI指教位列第105名。

更有甚者,依赖于贴牌的加工模式导致创新精神的丧失。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累积了极大的风险。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军。亏损外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许多亏损外企的投资增长率近几年平均每年30%―40%。通过转让定价使税款损失1000亿元。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缘于政绩需要却引资热度不减。吸引外资本是为了提升内企技术水平,而国内企业普遍存在有制造无创新、有创新无产权、有产权无应用、有应用无保护的状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专利申请的只有2.6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8.8‰我国对外专利申请量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明显不相称。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各国向我国每出口1亿美元在我国申请发明专利22.1件,而我国向欧盟每出口1亿美元申请发明专利却不到0.5件。

2、一些投资领域的腐败,造成环境污染。为了促进投资而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必须降低存款利率,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存款居民很可怜。笔者认为:双低利率实际上是劫贫济富,是在掠夺储户的财产。

房地产捆绑了地方政府的公权、金融部门的扶持以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从其诞生起就过多地享受了政策的扶持、垄断交易权利。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谋取暴利,这样的交易不是充分竞争的产物,因而不是市场经济,已然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些地方政府和房产商的交易是拿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楼歪歪”、“楼脆脆”层出不穷,征地、拆迁引发了一连串的和极端暴力事件。长远来看,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高潜藏危机――畸形的经济结构挤压其他消费和相关产业。是要一时的繁荣。还是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能源与之匹配。科技部石定寰秘书长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家。煤的利润越高,企业越想加大生产,结果就越导致事故发生。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等5市名列世界污染严重的城市之列。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主要工业行业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则高40%。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西部畅想低碳: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特别报道低碳经济与绿色建筑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现在中国每年新建的建筑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中国的建筑能耗占中国全社会能耗总量的40%,年产数亿吨建筑垃圾,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环境威胁。而中国新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132年,美国的建筑物寿命也有74年),商品房的产权70年比其平均寿命还长40年。中国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随意、短视、混乱:一些地方领导换一届,规划就调一回;设计缺陷,开发商为谋取个人利润最大化而牺牲建筑的某些功能;盲目拆迁、新建筑屡屡被拆都是建筑短命的要因。

二、仅有GDP无法反映国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1、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鲜明的区别。从内涵上看。经济增长内涵较窄,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既有数量的概念又有质量的概念。从因果关系上看,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和手段,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可是,即便有了经济增长也未必会有经济的发展。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增长,但是应该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

2、GDP与社会发展。首先,GDP只不过是经济学人杜撰出来,用以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之一,却被某些官员奉为圭臬。GDP的高速增长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再者,即便有了经济的发展,也不一定就会带来社会的进步,相反。对GDP的疯狂追求更有可能造成社会的退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了只有民生改善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3、工业污染严重。我国16个省区2.7亿人口遭到沙尘天气的侵袭。2010年悉尼碳农业大会说中国土壤的流失速度比自然补充的速度高57倍,退耕还林赶不上土地沙化的速度。地质调查部门实施的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显示,国土面积13%的土壤存在污染。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频发镉、汞等重金属中毒问题,贫困农村和边远地带受到砷、氟等

地方病的困扰。2004年湖南浏阳市一化工厂周围树木枯死、两住村民因镉污染中毒身亡。陕西风翔县一冶炼公司铅污染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湖南嘉采县一炼铅企业引发250名儿童血铅超标。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说,我国大部分的重金属污染来自于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及后期产品加工企业。重金属污染生态环境后,修复的治理技术非常复杂,成本也非常高。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自2005年松花江发生重大苯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超过140起水污染事故,平均两到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黄河的污染情况不断加重,干流近四成的河段基本丧失了水体功能。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些欠发达地区,把别人淘汰的东西当作发展经济、实现政绩的“法宝”。环境污染的幕后“推手”是错误的、有害的政绩观。环境污染在损坏人们健康的同时也破坏社会的和谐,环境污染祸及当代也殃及子孙。

4、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GDP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IMF还是WBG的2007年按PPP计算的人均GDP,中国都只位于世界第99位,但是奢侈品消费居然占世界第一。为追求GDP而扩大消费可能造成无谓的社会财富的浪费。

近十年的中国,无论是地区、城,还是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已经突破合理限度。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据统计,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财富到了少数企业和少数人手里,很容易滋生马太效应。将社会卷入恶性循环。分配格局扭曲失衡不但影响个人的积极性、影响企业的效益。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不患寡而忠不均,如果劳动不能致富,勤劳难以生存,何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格局必然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

贫富分化会严重威胁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必须将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与问责的目标。不断健全国家分配体系,在一次社会分配比例中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增加劳动者报酬,取缔非法收入、抑制灰色收入。要利用公开透明的税收制度调节二次分配,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保投入、发展慈善事业,使百姓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群体获得生活保障,逐步消除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

三、改革考核指标,重视民生与社会和谐

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问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我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办社会包袱,当企业从办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功能。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地方有意或无意地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来保障GDP的增长。教育产业化、医疗卫生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GDP主义盛行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7年数据的基础上编制,2009年10月5日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涵盖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HDI位列第92位。

一些地方错误的政绩现已到了“血铅中毒”的程度。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不惜牺牲环境,其根源在于扭曲的发展现与政绩观。笔者认为,给“中毒”的政绩观消毒的关键在于从源头“治污”――改革考核政绩的传统模式,实现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让公众对环保的监督落到实处;考核人文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和谐指数。

[本文为江大人文社科基金:《基于波动非对称性的中国股市监管研究》JDR2010007]

参考文献:

1.产值能耗世界最高,中国节能任务重,省略.2003.7.22

2.中国国土面积13%土壤存在污染.中国新闻网,2010.3.28

3.汪永晨:沙尘暴源头不确定难治理凤凰卫视,2010.03.24

4.汪永晨.西南大旱,三个人为因素不可忽视,凤凰卫视,2010.3.27

5.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连降22年.www.省略.来源:广东卫视.2010.5.12

6.石齐平.GDP概念.未反映中国收入分配差,距2010.1.1

7.吕宁思.GDP主义将中国社会领域商品.化.2010.2.4

8.政绩观的“血铅中毒”最可怕.中国青年报,2010.3.21

9.守住贫富差距红线,就是守护社会公平.中国经济网,深白.2010.5.11

10.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2010.5010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9篇

未来两三年为中国经济的恢复期,但并不会大起大落,会保持平稳增长,增长率将会保持在7.5%-8.2%之间。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未来1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期,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剧带来的商机。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联系,而且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以及由此综合形成的产品产量或产值也存在着数量比例关系。因此,把包括产业的构成、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结构特征概括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一直不尽合理,小散差乱,原因是缺少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机制,甚至逆淘汰,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在目前大背景下,各类企业都现了原形,彼此彼此、好赖不分的假象暴露无遗,企业分化加剧,被迫退出市场的企业为急于进入的企业提供了绝好条件。这正是国内各个行业、有作为的企业收购兼并或强强联手、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好时机。

第二,国际市场重新洗牌带来的商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或陷入困境,让出了繁荣时期很难得到的极大市场空间,使得国际市场进入的门槛大为降低。而国际化的资源重组加快,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基础行业及其把持企业大为弱化,这些也将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

中国应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彻底结束在国际市场总是消极被动地被别人利用的时代,切实把讲了多年的“要有效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首先是利用好国际市场”这句话落到实处。一是应当抓住机遇大举采购原来拒绝转让的核心技术,引进高新技术和相关人才;二是大举采购储备大宗商品,例如石油、矿石、粮食,并巩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主导权、话语权;三是通过收购兼并跨国工商企业集团,加快在全球布点,建立粮食、原油、矿石等大宗产品的海外资源基地。

与此同时,要构筑中国主导的分销、采购网络渠道,推出中国企业主导的自主创新品牌,并将已有的自主知名品牌实现国际化延伸,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影响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长期可靠的有利局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显示,自主采购分销渠道和自主品牌同样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只要掌握命脉就能把利益留住,把利润大头留住,把生态环境留住,而不再流失。当然,海外投资要认真研究所在国的投资环境、文化背景和本土化策略。

第三,产业影响力是最大的商机。以纺织行业为例,对纺织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信心,国民经济和民生对纺织行业的高度依赖,这就是影响力。要保持冷静、保持信心,切忌盲目跟风。纺织行业已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微利时代,要利用调整时期加快向以相对指标为主导的内涵化发展方式转变。改进流程、缩短流程,实行精准化战略。以信息化、精确化采购为主导,打造多方当事人参与的供应链,从粗放流程向精细化、精确化转变。企业在开展这项活动的过程中,需紧密结合实际,切实办好两件具体事。这两件事对企业具有普遍意义,只要认真去做都会有所收获。

一是流程创新。目前企业流程粗放、跑冒滴漏、周转缓慢、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情况十分普遍。对此,要做好“流程创新”这件具体事。即凭借信息技术,开展精确化采购、降低库存、科学促销、加快周转、降低成本的试验和调研。

二是细节创新。目前纺织行业要向服务型企业转变,关注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切实真正放下身段、做到换位思考。对此,要做好“细节创新”这件具体事,即认真全天候跟踪研究所有顾客群购物消费的行为、心理和缘由,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包括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询问、每一个抱怨等等。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进每一个细节,切实把“转变服务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培训,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技能,讲求服务效果”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

三是应对严峻形势,要充分认识先行指数研究的重要性,采取领先一步的反周期措施,为后危机时代做好前瞻性的各项准备。目前各行各业的预测和宏观调控方式已经过时,所采用的“过去时数据”“现在时数据”两类指标已经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必须将预测和调控建立在“将来时数据”指标的基础上,如国民经济PMI、本行业PMI等等。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10篇

(一)中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地位上升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扩大而后缩小的态势,2005年以来差距缩小态势尤为明显。四大地带经济总量占全国(为各地区加总数)比重的变化情况反映了这一情况。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先由2000年的17.1%下降为2005年的16.9%,但2006年后呈现持续提高态势,到2010年达到18.6%,10年间总体为上升态势。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同样为先降后升,由2000年的20.4%下降为2006年的18.7%后持续上升,2010年为19.7%。与之对应,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先升后降,由2000年的52.5%上升为2007年的55.7%后逐年下降,2010年为53.1%(参见图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近,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10.0%下降为2010年的8.6%。

(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提升主要是因其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快。

(三)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2005年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加快,各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扭转了2000年后扩大的局面,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如表1所示,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为156.5%,2004年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值为159.8%,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下降为142.2%。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的比值则先降后升,2003分别下降为近10年的最低值65.7%和59.2%,之后逐年上升,2010年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4%和69.0%。2000年后,省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保持上升,2004年有所下降后继续上升,但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2010年为0.44,已明显低于2000年时0.57的水平,表明本世纪10年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缩小。

(四)沿海-内地之间差距缩小是主要因素锡尔(Theil)系数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带之间和地带内差距。计算锡尔系数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沿海和内地差距缩小所带来的。反映地区发展全部差距的曲线与变异系数反映的态势大体相同,即在2004年时有所上升,之后基本为持续下降态势,2010年全部差距的锡尔系数为0.037,明显低于2000年时0.050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态势。

二、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未有明显缩小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仍有所扩大与2005年相比,2010年西部地区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量有所提升,但生师比仍在提高;中部地区生师比虽然没有提高,但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藏量则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则均略有下降。从小学教育看,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师比仍在提高,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和生均图书数量则有所下降。分城乡来看,四大地带在教育软、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尽相同。以生师比代表教育的软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县镇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和农村。2010年普通初中生师比东部县镇比西部低2.3,而东部城市比西部低2.0,东部农村比西部低2.2。以生均校舍面积代表硬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城市间差距大于县镇和农村差距。2010年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东部城市比西部高4平方米,东部县镇比西部高2.2平方米,东部农村比西部高2平方米。

(二)区域间医疗人员方面差距明显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方面的差距已有所缩小,但西部地区万人医生数量仍在下降。

(三)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仍相对滞后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在提高,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反而有所扩大,2009年与2005年相比,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东部地区提高了6.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只提高了2.95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较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了10.42和5.59个百分点,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提高16.28和17.8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幅度相对不高;失业保险的参保率中西部地区呈下降态势,这与东部地区12.37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三、区域政策的取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不同变化态势,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一)提高区域政策的区域瞄准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相继提出和实施了以四大地带为政策实施区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政策操作中很难按地带进行,而实际上是按政策目标或区域类型进行。在当前地带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应在以四大地带为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下,细分政策实施区域,提高政策的区域瞄准性。可以考虑按县级单元为基础单元确定受援地区。建议逐步以县级单元为政策基础单元,特别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面更需如此,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和受益群体利益。可将全国各县按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排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比例(如75%)的地区列为资助地区,接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助额度与这些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成正比。当然,细分政策区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障这些区域有信息量充分的统计数据,提高县级统计数据质量是提高区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二)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水平,一是需要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改善其生活办公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农村教师职称晋升、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在继续实施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外,完善教师编制核定办法,适当增加西部农村地区教师编制。三是实施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完善师资培训网络。四是改善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教育经费各项目均分别投入的方式,采取中央财政负担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的方式,即中央根据教师工作的艰苦程度确定工资和津贴标准,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负担其工资的方式,以此保障教师队伍稳定,从而加快提升贫困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

(三)加强中西部地区县镇办学条件的改善从生师比和校舍情况看,县镇的区域差距大于农村地区。虽然目前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集中办学有所争议,但人口向县镇集中符合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需要,为此需要把提高县镇义务教育师资和设施水平作为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区域差距的重点。在学校硬件建设上,在加强校舍等设施建设外,需要根据目前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和配套水平。对于边远地区和山区而言,针对目前小学生远距离就读的实际困难,可增加这些地区小学数量和改善其办学条件。

(四)加强中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与教育发展情况类似,中西部地区在以人均医生数量为代表的软件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因此,缩小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差距的重点应是加强中西部地区基层的医疗卫生人才和机构建设。一是落实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扩大基层全科医生数量,保障中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均全科医生数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完善吸引医疗卫生人才下基层的制度。三是从中西部地区开始着手将村卫生室从业人员纳入国家基层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队伍序列,提高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的福利保障和专业素质。四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可采取与义务教育阶段老师工资由中央全部负责的办法,由中央全部或大部分承担起农村地区医生及相关技术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并逐步加大村卫生人员的补贴,以此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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