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18:35:18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知识和占有知识的人才,是知识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本。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资本,主要依靠同代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建立全国人才信息网,以期利用这一电子人才信息平台,使林业人才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人才资源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hm2,森林蓄积量10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国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等8个省已跨入生态系统行列。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绝对值是可观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国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蓄积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属于森林资源严重缺乏的少林国家。全国现有沙漠化面积达171.1km2,占国土总面积17.85%,其中风沙化土地5.4万km2,沙尘暴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沙区每年有460多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风沙危害,其中重灾年份毁种面积达40多万亩,300多万亩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质退化,载畜量减少,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林业厅提供)。林业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加上长期单一生产结构,致使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业,建设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林林,必须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其次,加快整体性林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开发利用创新型人才,坚持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主题,发挥人才的潜能,提高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鼓励支持人才开展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让科技人才自觉参与国家林业创新体系建设,在林业领域保持技术优势,促进部分学科、专业有重大突破。让知识资本参与分配,知识经济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以知识为资本将高技术成果产业化,高技术成果可作无形资产参与项目产业化投资,依据效益应获得相应的股权收益。开发国内外两个人才市场,吸引人才为林业经济建设服务,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坚持以调整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以市场为依托,以需要为导向,通过市场机制合理调整人才结构与布局,既保证人才分布的动态平衡。人才要坚定不移地稳步推向市场,以实现人才资源市场化,优质化。加强对人才的宏观调控与科学管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及基层对人才的需要,两种手段结合并用,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再次,加快培养高素质的林业科技人才。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收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培养林业各类(含短缺学科)专业人才。要加强继续教育法律法、规范化管理,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围绕创新能力建设,认真搞好高层次次林业学术,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培养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年轻创新型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敢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林业科技人才队伍。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基于博弈论来探索防范有效货币合作向逆效合作蜕变的研究也富有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凯德兰(F.Kydland)和普里斯克特(E.Prescott)等。凯德兰和普里斯克特等在早期研究中指出,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国之间进行的,那么违约国会认为其余众多的非违约国不会因为一个成员的违约就放弃共同政策。解决违约问题可以用“有效吓阻”的方法。此外豪萨姆(G.Holtham)等(1987)认为可以用排除“不牢固”货币合作规则的方法来提高合作的有效性。而高斯(A.Ghosh)和梅森(P.Masson,1988)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在设计货币合作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那么合作的有效性可能会有显著的提高。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00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

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研究发

>> 环渤海区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证研究展望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演进趋势研究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一个最新综述 降低地方债风险 取缔地方保护,构建统一市场 破局地方保护 区域环境 保护区域环境 推进生态公路建设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探讨 如何创设区域环境 关于环境污染防治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分析 “环保风暴”直击“地方保护” 美国治理地方保护主义的立法和举措 都市报的“地域歧视”和“地方保护”现象 研发绩效决定因素研究——基于区域环境的理论研究 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完善区域环境和材料投放是区域活动的前提 降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对策浅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以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马林 金培振")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 《经济研究》2016年12期

研究发F:1.中国各区域以要素市场分割刻画的地方保护水平呈较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发散而后收敛的态势。

2.并无直接证据证实地方保护和资源错配影响了区域宏观经济绩效。相较之下,地方保护及其引致的资源错配,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有显著抑制效应,证明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提升地方保护水平也将扭曲区域环境福利绩效。地方保护可能在短期内起到扩大产出规模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绩效改善或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环境污染对区域发展的抑制效应,区域居民将承受环境福利受损的发展代价。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制度变迁; 会计改革; 会计制度; 会计文化; 会计文化建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和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包括艺术、文学、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制度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性思维习惯,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以及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将文化进一步划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义相同,是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化的东西,具体的文化(即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观。从两者的定义上看,由于制度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例如:法律和习俗、宗教、社会价值观,因此,正式制度应该属于物质文化,而具体文化,即群体的价值观应该属于精神文化。对会计制度和狭义会计文化的探讨实际上是对文化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探讨,其必然遵循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本文从此角度出发,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会计制度变迁史,对会计制度和具体会计文化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其存在的内在联系和问题。

一、概念界定

对会计制度和会计文化的探讨,首先需要对会计制度和会计文化进行界定。会计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方法和程序的总称,分为广义的会计制度和狭义的会计制度。广义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和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在与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本部门的会计规范,它包括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狭义的会计制度仅指对会计核算制度的规范。本文所指的会计制度是广义的会计制度,是对社会会计活动总体情况的制度考察。对于会计文化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从文化的定义出发,将会计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创造出的有关会计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所指的会计文化仅指狭义的会计文化,即会计文化的精神方面,是指会计活动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制度安排及文化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了会计制度建设的步伐,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50—1978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会计制度恢复及改革阶段。

(一)1950—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阶段

1950年3月,中财委了制定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至1951年上半年,中财委先后实施了13个部门所属企业的统一会计制度,为进一步满足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统一各部门的规章制度,1952年全国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颁布了《国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暂行办法》、《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等规章制度。1953—1957年,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财政部确立了计划经济的会计模式。1955年财政部对原国营企业会计制度作了彻底的修改,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和《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统一会计报表和说明草案》。为满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制定了《中央主管部门所属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标准账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和《地方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简易会计制度》等。经过近七年的会计改革,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会计制度体系基本形成。1958—1977年,我国进入了“”和“”的特殊历史时期,会计制度几经波折,多次废立。1973年财政部为恢复会计制度,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三项制度,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会计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几经波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和3月,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应用自己的会计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的文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会计界发生的最早的思想萌动,掀起了建立新中国会计核算方法的讨论热潮,会计学科的阶级性也成为这一时期会计讨论的热点问题。1951年后,我国政府开始全面引入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大量的苏联会计教材被翻译和引入。为推动会计制度建设,发展会计文化,一批会计类杂志纷纷创刊。1952年1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主办的《工业会计》创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本全国性会计月刊。1957年1月财政部接办《工业会计》,于1959年1月改名为《企业会计》,受影响,1959年年底停刊,并入《财政》杂志。1963年中央为转变时期发生的错误,于1964年1月创建《会计》杂志,由财政部发行,1966年8月,“”开始不久后又被停刊。《工业会计》以工业会计工作为主,前期主要介绍和传播苏联工业会计核算理论和经验,被财政部接办后,增加了介绍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为新中国会计理论和统一会计制度服务。《会计》杂志主要报道各个行业的会计及财务工作。1956—1966年,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会计在上交国家税利中的监管作用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计划的有效执行,会计论文研究主要围绕成本管理、财务管理和健全企业规章制度等展开。1966—1978年,在的影响下,会计研究停滞。

(二)1978年至今,会计制度恢复及改革阶段

1978年后,我国会计制度进入了恢复及改革阶段,这一历史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会计制度体系恢复及多元化阶段;1992—2000年,适应市场经济及与国际通用准则接轨阶段;2000—2006年,统一企业会计制度并与国际惯例相协调阶段;2006年以后,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阶段。

1.1978—1992年,会计制度体系恢复及多元化阶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面结束了“”时期所带来的动荡局面,我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0年财政部对当时的会计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同年9月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1981—1982年又相继颁布了国营供销、施工、建设单位等企业会计制度,1984年了《会计人员工作规则》、《会计档案管理办法》。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会计法》,将会计法规建设推向了高潮。1982—1987年,财政部还针对国营承包企业和新兴的外资企业颁布了相应的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会计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大量专门致力于会计研究的杂志纷纷创刊,如:财务与会计(1979年,财政部主办)、会计研究(1980年,会计学会主办)、财会月刊(1980年,武汉市财政局主办)、财会研究(1980年,甘肃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商业会计(1980年,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财务部、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粮食分会主办)、中国审计(1983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主办)、审计研究(1985年,中国审计学会主办)、审计与经济研究(1985年,南京审计学院主办)、审计月刊(1985年,湖北省审计科研所主办)等,结束了只有政府创办会计杂志的历史,为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平台,会计文化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百家争鸣的景象。1978—1992年间,发表的有关会计方面的论文共12 506篇(会计论文8 453篇,审计论文2 925篇,财务管理论文1 128篇),年均2 501篇(见表1),1990年首次出现了关于会计文化的论文,会计文化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多集中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职能、会计制度建设、会计监督等方面,介绍管理会计、加强传统财务管理的内容居多。1984年开始出现了对财务管理本质的探讨,1984年之前的会计监督也主要围绕着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监督展开。会计文化的发展并未先于会计制度的变革,而且呈现出相对滞后的现象。

2.1992—2000年,适应市场经济及与国际通用准则接轨阶段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出现了新中国首批上市公司。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为有效规范上市公司会计核算及其会计信息的披露,1992年5月财政部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开启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全面改革的序幕。同年11月,财政部以财政部长令的形式,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并制定了分别适用于工业、商品流通业、房地产开发业、农业等13个行业的全国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和10个行业的财务制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会计准则全面建设的序幕由此展开。从1997年开始,财政部先后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等9项具体会计准则,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财政部于1998年实施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我国会计法制建设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3年修订的《会计法》的基础上,对《会计法》又进行了新的修订,二次修订后的《会计法》对会计行为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对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配合新修订的《会计法》的实施,规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2000年6月国务院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同年底,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取代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暂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执行。

上市公司的出现,以及如何规范其信息披露,在理论界掀起了讨论热潮,这一时期的会计文化开始走向繁荣兴盛,发表的关于会计方面的论文共64 562篇(其中会计论文31 813篇,审计论文25 109篇,财务管理论文7 640篇)(见表1),年均8 070篇,环比增长222.66%,(其中,审计论文环比增长436.52%,财务管理论文环比增长323.32%,会计论文环比增长135.22%),是会计类论文增速最快的一段时期。如何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这一时期会计文化界关注的焦点,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也是这一时期会计论文研究的重点。财务管理研究开始突破传统财务管理研究,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财务管理研究的主线。1985年通过了首篇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专门研究会计文化方面的论文也获得了快速增长(见表3及图1),环比增长266.67%,超过了会计论文的增长速度。

3.2000—2006年,统一企业会计制度并与国际惯例相协调阶段

1992—2000年的会计制度改革,实现了在形式上与国际通用规则的接轨,而2000—2006年的会计改革则实现了会计准则与国际通用规则在实质上的接轨。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4年了《小企业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至此,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与此同时,财政部先后颁布了租赁、借款费用、无形资产、或有事项、存货、固定资产和中期报告7个具体会计准则,形成了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并行的会计规范体系。

在这一时期,我国会计制度建设蓬勃发展,会计文化领域也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发表的会计类论文共119 659篇(其中会计论文62 292篇,审计论文 43 409篇,财务管理论文13 958篇)(见表2),年均19 943篇,环比增长147.12%(其中,会计论文环比增长161.08%,较上期增速提高,财务管理论文环比增长130.51%,审计论文环比增长143.60%,均较前期增速放缓),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成为这一时期讨论的焦点(2003年中国总会计师杂志创刊)。然而,这一时期,关于会计文化研究的论文却增速缓慢,6年间发表的论文仅94篇,年均15.7篇,环比增长42.42%(见表3)。

4.2006年以后,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阶段

我国加入WTO之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为满足这一要求,2006年财政部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会计制度建设日趋成熟。

会计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稳定增长、日益成熟的态势,会计类论文共130 585篇(其中,会计论文65 139篇,审计论文45 957篇,财务管理论文19 489篇)(见表2),年均26 117篇,环比增长30.96%(其中,会计论文环比增长25.48%,财务管理论文环比增长67.55%,审计论文环比增长27.04%),会计准则超越会计制度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从2006年开始,专门研究会计文化的论文呈上升趋势(见图1),2007年出现了首篇系统研究会计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2007—2011年会计文化论文比上期环比增长141.28%(见表3),增速超过会计类论文的增长速度。综合性的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等,也开始关注会计问题,加大了对会计专业论文的刊载频度。

三、结论

(一)我国传统文化决定着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宏观文化是在长期的岁月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基础文化的根基越深厚,对制度变革的影响就越大。我国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主义,权距较大,对不明朗因素反映强烈,决定了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式的。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今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即可窥见一斑,无论是1978年会计制度改革前的会计制度变迁史,还是之后的会计改革史,我国采取的都是循序渐进的制度变迁路径,首先从局部进行改革,从局部改革的成功推进到全局的改革,分步骤、分阶段地实施改革,在探索中逐渐、逐步实现会计制度的变革。传统文化对会计制度变迁影响深厚。

(二)会计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着会计文化发展的方向

新制度的建立需要文化的依托,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而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又会引起制度的变革,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史和会计文化的发展来看,每一次新会计制度的制定,都会在文化方面引起相应的连锁反应,带来会计思想上的萌动,掀起文化界在此方面的讨论热潮。在微观层面上,会计制度的变革推动着会计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会计思想的繁盛,引导着会计文化发展的方向。而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文化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却不是十分明显,会计制度制定的动因来自于政府,而不是新文化的引入和繁荣,会计制度的变革往往先于会计文化的发展。在微观会计文化和会计制度之间的关系上,我国的会计文化和会计制度属于制度主导文化型。

(三)会计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会计制度恢复和改革以来,我国会计文化逐渐走向了繁荣和兴盛,大量高质量的文章不断涌现,会计类期刊蓬勃发展。但从2001—2011年发表的关于会计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来看,会计文化研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且,会计文化研究主要局限于会计文化的概念、内容、要素、划分、特征等基本问题,关于会计文化建设的论文较少,也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会计文化理论架构。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文化体系应该如何建立,如何通过会计文化建设推动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仍然是尚待解决的课题,发表会计文化类论文的权威刊物也很少。这一现状影响了会计文化对会计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会计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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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小华.关于文化的定义[J].学习时报,2004(2).

[3] 葛蓓.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历程与任务[J].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报,2010(3).

[4] 李玉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回顾与评价[J].会计研究,2001(9).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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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一个投入产出分析”

《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中国日益恶化的地区间竞次,导致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不断下降,进而严重压低了中国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持续贬值,尽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近年来存在大幅度低估。

竞次指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地区间的商业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各国各地区政府都有强烈动机去竞相放松或降低对生产过程和方法的监管标准,以帮助境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相对的产品价格优势。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统一监管权力的缺失,导致中国在劳动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地区间竞次。在缺乏有效治理下,地区间的攀比效应使得上述竞次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监管标准降低的幅度越来越大,涉及地区越来越多。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日益减少,而平均成本与产品价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由于多种因素同时影响成本与价格,如进口投入品价格、货币供给量、技术进步等,这一趋势并不能完全解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实际汇率长期走低。

竞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竞次所造成的中间投入减少在实物量方面也存在“投入乘数效应”,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造成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这可能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失衡、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

第二,竞次还形成了对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巨额“节约”。反过来,消除竞次将使这些物资的消耗量急剧上升以至于可能超过全球的供给能力。要维持中国目前的产出结构,竞次是一个必要条件,消除竞次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实现结构转型。 制度

再分配政策待改进

中央财经大学 张琼

“中国居民收入的政府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个体需求差异的评估”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34号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中起到了较显著作用。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以及社会救济收入等补贴政策的再调节,效果最为显著,但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等税收政策的效果非常不明显。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因为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而有所逆转。

中国政府应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开征以财富为税基的税种,改变目前工薪收入阶层为纳税主体,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高收入人群游离纳税义务外的格局,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累进征税的功能;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改变中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效果极其不明显的税种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缴费环节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缴费负担,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并思考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补贴力度。 观点

个人产权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 Shing-Yi Wang

“产权与家庭内部的议价”

NBER工作论文第19427号

土地和房产在家庭持有的资产中占很大份额。

在中国,房产占城市和农村家庭资产的比例分别达45%和80%。房产在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改革,包括土地私有化,旨在鼓励家庭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房产。而个人产权的加强也影响了权利人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中国正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允许租用单位宿舍的员工购买单位房产。这些权利被授予某个特定的员工,因此这一产权是在个人层面,而不是家庭层面。

而家庭中,最终受益人是谁,将带来不同结果。当女性为受益人时,家庭消费受男性青睐的商品,尤其是香烟和酒,就会大幅降低。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 会计评论 对比分析

一、引言

通过学术期刊透视某一专业理论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过程已成为综述文献的一种类型,不仅梳理了某一领域的研究脉络,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的选题方向。赵西卜等(2003)对1992年至2001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130篇论文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杨雄胜等(2005)对1980年至2002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902篇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王化成等(2001)对发表《会计研究》、《财会通讯》等7种期刊上的393篇财务理论文章进行了梳理分析;王化成(2010)对《会计研究》近30年刊载的财务理论文献进行了述评,归纳出财务理论研究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范丽娟等(2011)则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1980-2009 年)《会计研究》的3511篇论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上述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内会计领域的研究态势,没有涉及国际会计研究的主流趋势。本文选择了《会计研究》与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为载体,对2001年至2011年刊发的学术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希望从国内动态与国际视野两个视角梳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取向与发展态势,为未来的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会计研究》是我国会计领域、甚至是管理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根据吴溪(2010)的研究,1998年至2007年间会计研究所发论文1557篇,在该期间共得到4827次引用,其中被《会计研究》自引1151次,占总被引频次的23.8%,被其他CSSCI期刊引用3676次,总比为76.2%。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会计研究》的影响力明显提高,在权威期刊中的被引率同比上升56.24%;高被引文献数占经济与管理类期刊总数的14.16%,仅次于《经济研究》(王化成等,2010),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会计研究》的影响因子为5.909,排在全部期刊的第二位。《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是全球24家核心会计期刊中创刊最早的学术期刊,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被会计学界与实务界视为会计研究及解释其相关研究方法的主要期刊。这两种权威期刊对于国内与国际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最新动态都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剔除了书评、会议征文等非学术论文后,本文共获得2001年至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论文1355篇、《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发表的论文521篇。下文分别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作者情况及论文引用情况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中外会计理论研究动态与趋势分析

( 一 )研究主题的对比分析 参照《会计研究》的栏目划分及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将《会计研究》(2001-2011年)的论文划分为十二个研究主题:会计准则(制度)、会计改革、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注册会计师及审计、会计新领域、会计教育、其他问题。其中,会计新领域主要涵盖了有关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交叉学科、新兴领域的研究。具体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据了总样本的半壁江山,其中财务管理占31%,财务会计占19%。排在其后的分别是注册会计师及审计(9%)、基本理论(8%)、会计准则(制度)(6%)、内部控制(6%)等。参照国内研究的主题分类,结合《会计评论》所的具体情况,本文将《会计评论》刊发论文的主题分为9类,分别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准则、审计、基本理论、会计改革、内部控制以及其他。在过去11年间,国际会计研究的主题分布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与国内研究相类似,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到了总论文量的半数左右,其中财务管理论文占比28%,财务会计论文占比22%,排在其后的是占比16%的审计主题论文,其他类型论文占比也高达19%,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分别占比6%。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美)克里斯多夫·多德等著,周楠等译,重庆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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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新经典

《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美)克里斯多夫·多德等著,周楠等译,重庆出版社2013年8月

作者多德之父曾以律师团成员身份在纽伦堡参加大审判,并一度担任美国次席检察官,在绵延十余月的审判过程中,每晚写下审判进展及自己的看法,将其邮寄给妻子。作者发现这些珍贵史料后,将其整理成书,以细腻和人性化的视角再现了那场大审判。此书是关于“纽伦堡大审判”所有著作中最独特的一部。

丘吉尔曾支持草率处决所有战犯,苏联也赞成立即处决。深受父亲熏陶的克里斯多夫则认为,父亲参与的审判不仅是寻求惩处战犯,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即使全世界的复仇之声一呼四应,同盟军仍能遵守并坚持法律原则;文明的国家仍然会对大屠杀的凶手进行公正的审判,即便他的罪行令人发指。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吴经熊著,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

吴经熊,浙江鄞县人,现代中国享有世界盛誉的法学家。1920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次年赴美留学,1925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后历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及国内东吴法学院教授,曾任上海临时法院代院长。

吴经熊是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学者,更是一位跨越东西方文明的奇才。《超越东西方》是他晚年的自传性著作,主要是皈依天主教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现代基督宗教灵修文学杰作。吴经熊以信仰的虔诚叙述了对基督宗教的体验和见证,同时论及儒、佛、道三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精神真谛的体会。 知识与情趣

《未名湖畔的青春》,朱家雄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

朱家雄,生于20世纪70年代,湖南涟源人,作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校花们》、小说集《毕业前后》。主编并出版《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情诗》《北大日记》等。

本书是“品尚书系”之一种,集合名家自选随笔文章,以探讨新时期、后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文化及文艺为重心,立体展现出丛书作者各自的精神风采与人文底蕴。这本书是作者对文学长期实践、观察和思考的各类文章精选集,题材、体裁丰富多样,均围绕北大、青春、成长、校园、70后、80后等核心词而作,直击读者的青春与内心。 《金融e时代: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变局》,万建华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

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和普及应用,数字化、信息化与金融活动日益交汇融合,数据信息正在成为金融业的基础设施、生存环境乃至存在形式。中国金融业3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金融电子化的历程。

本书全面呈现了驱动金融业发展和金融行业格局改变的重要力量,深刻洞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公司等多个金融业态的发展趋势和演进方向,并且对平台经济、账户体系、虚拟货币、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的金融驱动力做了生动介绍,为洞察金融未来提供独特视角和有价值的思考。 《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伍戈、李斌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6月

伍戈, 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李斌,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人民大学 姚东等

“存款保险制度还

>> 学术观点导读 学术观点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学术观点 2013年31期 学术观点 2013年31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引入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 姚东等

“存款保险制度还是央行直接救市?——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27号

当发生系统性危机时,一国货币当局是选择央行直接救市这种隐性的全额担保制度,还是在事前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在中国,政府对银行的隐性全额担保是客观存在的制度。与这种隐性全额担保相比,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央行对于银行行为调控的不可预知性,使调控的结果变得单一,也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所能得到的最优结果。

这是因为央行关注银行的系统风险暴露程度及其内部治理水平,但商业银行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商业银行降低其系统性风险暴露水平是有外部性的——单个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水平越高,其自身收益就越高,降低自身的系统性风险暴露水平只会使得危机过后央行救助的成本降低,而不会给银行自身带来任何好处。

存款保险制度的引入,使商业银行追求高利润的行为有了成本——其给存款保险公司缴纳的保费,并且这一保费的数量恰好等于其救助成本。因此,商业银行必然会选择一个恰当的系统性风险暴露水平使得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这就控制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在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商业银行会自发地选择最能满足激励相容约束的风险水平,因为在商业银行控制自身系统性风险暴露水平的同时,努力工作的期望收益变高,所以商业银行会提高自身的内部治理水平。这也意味着相比中国现行的隐性全额担保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低,这是因为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银行管理者的偷懒成本为零,而保费的存在使得银行的偷懒行为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

因此,随着中国利率市场的逐渐开放以及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废除当前的隐性全额保险制度,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制度 寻求本地支持促进经济发展

复旦大学 章奇等

“民营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来自浙江省的证据”

《世界经济》2012年第7期

现实中,尤其是在大国,统治精英是通过不同级别的人来进行统治的。浙江省自建国后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本地精英无法在体制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力量,其就会从本地基层寻求支持,而为此在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努力,可以创造出一个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环境。

一般而言,地方精英是否为本地人并不重要。只有在本地政治精英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无法通过现有体制保障其政治利益时,他们才会具有保护本地经济利益的动机和冲动,因此他们的政治考虑是第一位的,经济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一个内生的结果。

一个反事实的推理是,如果1949年后,本地政治精英在省级统治精英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保护本地经济利益的激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会牺牲本地经济利益而追求所谓的政绩。其实,这种情形在浙江以外的地方很常见。 观点 团队合作失败对合作者的影响

马里兰大学 金哲等

“马太效应反作用:科学合作团队的

灾难和后果”

NBER工作论文19489号

团队合作会引发一些挑战,比如合作过程中的搭便车和事后荣誉分享不均等问题。在个人付出不能被直接观察的情境下,合作者的声誉不仅是付出努力的激励,也是团队内荣誉分配的基石。

按照“马太效应”,出色成员获得了合作作品的荣誉,但却是以损害不太出色成员为代价的。而事实上,有些成员尽管不太出色,但没有他们,合作成果同样无法成功。

反过来,如果一篇学术文章被撤稿,对出色成员和非出色成员的影响又如何?当合作文章被撤回时,“马太效应”起了反作用。科学不端行为对出色的合作者,所产生的引用率惩罚影响较小;而不出色的合作者则面临其之前工作的引用率急剧减少的后果,尤其当被撤回的文章是与一位出色作者一起合作时。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北京大学 刘明兴等

“中国县乡政府绩效

>> 学术观点导读 学术观点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学术观点 2013年29期 学术观点 2013年29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干部考核有待改变

北京大学 刘明兴等

“中国县乡政府绩效考核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1期

基层政府干部考核的内容重点,同时受到基层政府自身偏好和中央政府政策目标变化的影响。

在基层两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中,提供公共服务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县、乡政府对下级的考核,均未能充分体现近年来中央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两级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都没有增强。县政府对于农民增收的重视程度逐步衰减,而中央三农政策变革对乡村考核的影响要大于县乡考核。

其次,县乡和乡村考核的内容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对于两级政府考核的影响也是异质性的。税改前后,县乡考核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类指标不断强化,财政压力性指标没有削弱,县际之间的差异趋于缩小。

在乡村考核中,财政压力性指标逐步弱化,招商引资、农民增收、合作医疗等指标有所提升,而廉政建设、政治组织工作、发展集体经济等指标均有所下降。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考核指标在地区之间的变异在扩大,而这种趋势在县乡考核之中并不明显。

再次,县乡和乡村考核之间并非简单的压力传导关系。县政府在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社会稳定等工作上不断对乡镇政府施压;但乡镇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对村干部“一票否决”考核的力度,部分地分散自身维稳的政治压力,但因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在行政和财政能力上的固有差异,这种政治压力难以完全转嫁给村干部。

近年来,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源于市县政府的政策不合理。若村干部自身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受侵害,他们可能会在维稳工作中起负面作用。这些均导致社会维稳工作难度增加,实际效果越来越差。单纯依靠压力型的考核体制来推动经济发展,在长期内是难以持续的。 制度 政绩考核诱发污染

厦门大学 踪家峰等

“地区竞争、资本倚重与普遍污染”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42号

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标尺竞争格局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用降低税收来争取投资的动机。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作用被不断放大,造成高名义税率、低征管效率的局面,由此引发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环境的极度恶化。

对2003年-2010年中国271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投资每增加一单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烟尘排放分别上升33.9151单位、22.5439单位和15.5032单位。地方政府实际税率每提高一单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烟尘排放分别减少942.378单位、1149.82单位和425.066单位。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导致为增长而污染的现象,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导致政府引致型的污染。而降低污染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现有分税制体制和环境规制体制,建立更为科学的政绩考核体制与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 观点 灾后的商品可得性

麻省理工学院 Alberto Cavallo等

“自然灾害期间的价格和供给中断”

NBER工作论文第19474号

2010年智利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对超市商品价格和商品可得性会有什么影响?

对这两次自然灾害过后的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对商品可得性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持久的影响。

在地震发生61天后,可销售商品的数量在智利下降了32%,至其最低点;而在日本,地震18天后,可销售商品的数量就下降了17%,至其最低点。商品可得性的恢复过程缓慢,半年后一大部分商品脱销。相比之下,灾后几个月内商品的价格都比较稳定,甚至那些严重短缺的商品,价格也相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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