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肯定不是给《教学与研究》投稿最多的作者，但绝对是与《教学与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作者之一。我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割不断的不解情缘。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哲学系资料室工作。当时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以外，还做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点追踪工作，譬如做一些资料卡片、写一些内部的研究综述等。

1989年底，当时该杂志的哲学编辑周蔚华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综述。在那个时代，实践唯物主义是整个哲学界的“显学”，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又是国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引领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发展路向。对于一个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接受这一任务，既兴奋又引以为豪。很快，我就利用工作之便，将资料室里的杂志翻了个遍，写出了“当前实践范畴讨论情况综述”(1990年第2期)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刊登在《教学与研究》上，是我的幸运。

没想到这篇处女作竟改变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后不久，一位日本教授突然到资料室造访。他就是东京都立商科短期大学的山口勇先生，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访学。他会讲一些中文，跟我谈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并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肖前、黄楞森、高清海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尽自己可能，边写边比划着对他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受民主德国的影响，也曾讨论过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末了，先生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学。那个时代到海外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当时自己压根儿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发展情况，但机会难得，于是就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建议，于1992年赴日本一桥大学留学，那里是日本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一发展机遇，是我当初写作这篇论文时绝然没有预想到的。

留学日本并没有隔断我与《教学与研究》的联系，相反由于这一经历使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机缘。这跟著名的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以及《教学与研究》的资深编辑王学敏老师有关。朱先生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是研究亚当·斯密、李斯特和《资本论》的专家。2009年4月23日，我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日本对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一文，没想到引起朱先生的注意和重视。朱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并约我到他家里畅谈。先生对我很关照，将他在“东京一高”(东京帝国大学预科，战前日本的“秀才班”)的旗帜送给我，勉励我做好马克思的研究。后来我又带日本学者到先生家拜访过一次，也曾通过电话聆听过先生的教诲。2012年3月，我突然接到王学敏老师的一个电话，得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先生已经在2011年11月初去世，而那时我正在日本访学。王老师提到朱先生的家人决定要将朱先生的一部分著作赠给我，并说朱先生生前也有此意。我一方面万分感激，感谢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厚爱；另一方面又有些惭愧和不安，恐辜负了朱先生及其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不敢接受。在电话中，我才得知王老师竟然是朱先生的儿媳，而且是通过陈翔云找到我的。后来，我又到了朱先生的家，与王老师一起缅怀了朱先生，顺便聊起了《教学与研究》的很多事。正是《教学与研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纽带，我才能继承朱先生的一部分宝贵的藏书。　说起来惭愧，我第二次在《教学与研究》，是梁树发老师做主编的时候。距第一次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20年。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教学与研究》写论文，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总觉得自己的选题跟《教学与研究》的办刊宗旨及其学术风格不太相符，或者觉得写出的论文达不到杂志的要求。加上我与《教学与研究》的上述关系，一旦自己的稿子不合适，会难为了编辑，这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来，反倒不敢向《教学与研究》投稿。2010年，我终于有了一个跟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选题：“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上)”(2011年第1期)，于是就斗胆交给了孔伟编辑，所幸被采纳。也算延续了20年前所建立起的那份缘分。

写到这里，我很想谈谈《教学与研究》现任的编辑们。与一般的杂志编辑部不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除了主编以外，其他的4位编辑李文苓、陈翔云、孔伟、刘蔚然都是女性。她们不仅敬业，富有合作精神，而且个个都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活泼。我与她们的结识，也有着某些缘分。

李文苓是我最早认识的。我初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工作时，资料室在人文楼(原资料楼)的7层，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8层。碰巧的是，编辑部的办公室正好在资料室的头上。当时，资料室的阅览室靠近北侧的楼梯，我常在那里看书，开着门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文苓的笑声。2011年与编辑部一块儿到新疆开会，我发现文苓还是那样，爽快且爱笑。

孔伟是自己的学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4级”的，我是“83级”的。尽管认识孔伟要比文苓早，但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2005年以后。那时，我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经常能见到她，因此和她聊得也最多。她不仅为人正直，而且也很仗义。我经常很自豪地向圈里的人表明，她是我的学妹；而她也在很多场合坚定地支持我，认同我这个学兄。我总觉得应该写好稿子给她，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她对我的帮助。

陈翔云是负责经济学方面的稿件。早闻其大名，但接触得不多。不过，随着从2011年开始因孟捷的原因，自己参加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活动的增多，我对她的了解才多了起来。翔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细心而又善于照顾人，看似柔弱，但偶尔也有惊人之举。据说审稿相当严格，我现正在苦学政治经济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向她投稿。

与刘蔚然的相识更是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每次见到她总有一种“亲切感”，但怎么想也没能想起在哪里见到过她。直到2009年12月《教学与研究》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经人提醒，才恍然忆起与她竟然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虽然，她在《教学与研究》主要是负责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面的栏目，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毕竟也使我与《教学与研究》之间又多了一份机缘。

一位学术前辈曾开玩笑式地“告诫”我，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有“贵人相助”。通过《教学与研究》，我至少遇到了两位这样的贵人：山口先生和朱先生，他们与我素昧平生，但都对我慷慨相助。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多以追逐私人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现实主义至上”的浮躁社会里，能遇到这样的“贵人”实在是自己的幸运。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生态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当前，生态问题已成为困扰我们人类自身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建立在对生态问题的思虑之上的。借用余谋昌先生对生态哲学的定义，生态哲学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理论界的理论”。［1］要想对于生态哲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从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这两方面，以及它们双向的运动中去达到自然、人、社会的统一乃至和谐。

马克思在其著作之中并未提及“生态哲学”这个词，但是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还是很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重要的代表作，在说明经济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及社会历史理论等众多的理论的同时，还有大量对于生态哲学的深刻论述。虽然未成系统，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不可忽视的大作。

一、生态哲学的对象：自然、人和社会

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是没有对象的胡乱阐述，否则便难以称之为学问，也难以让世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是的思考》中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的存在。”［2］虽然此时受到历史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对于生态哲学对象的认识有极大的缺陷，但是至少说明早在17岁时马克思便已经在思考自然这一问题了，并将自然作为生态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自身阅历的丰富、知识的健全及世界观的逐渐转变，马克思的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单纯局限于自然，而是以自然、人、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三个研究对象向我们展现了四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从自然方面来说，马克思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对自然单纯的论述上，而是通过对人和自然的相互关联来说明自然的。这就说明了三个问题：自然、人、人与自然。马克思首先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自然界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双重的生活资料，一方面是劳动加工的对象性资料，另一方面又给予工人维持其肉体生存的资料。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表明：“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而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不致为了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这便表明了自然和人的亲密不可离的关系，“人靠自然而活”就是对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绝佳说明。最后，马克思将自然作为人类“无机身体”的延伸来看待，因而“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5］同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这是对人和自然的依赖关系开门见山式的说明。总之，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反过来人的能动性的活动又会影响着自然。是故，人和自然理应成为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

第二，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和自然一样，也是和人联系起来说明的。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还加入了社会和自然这一重关系。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7］这表明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自然和人在社会之中达到了统一，自然、社会和人三者是一种具有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统一”。［8］

环境，浅显地理解应该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么，自然和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作为联系自然和社会的中间环节，也必然会卷入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二、环境哲学的目标：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之所以被称为伟人，不仅是因为他心系天下，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在于他的理论对实践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和接受实践检验而不衰的能力。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里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9］表明他是有心怀全人类的雄心的。同时更说明马克思也不是那种“只为自己劳动”的“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他是一个“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人和社会的论述，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双向运动之中达到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而这种和谐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和不可实际操作的，而是有其实现的可能的。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于共产主义之中的，即自然、人和社会三者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之中能够进入和谐状态，而这一和谐状态最终是在共产主义中体现出来的。

对于达到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状态这一目标，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双向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关键。我们需要有一种在“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双向运动中去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10］双向运动乃是“一种自觉能动的活动”，“它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过程，永不停息，长时间的积淀”。［11］人化自然是指自然界由于人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一种属人关系，是从人与自然对立到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过程。作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便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去界定说自然、人和社会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在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放眼长远，放眼这其中对立面的此消彼长，进而把握住这个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和谐。

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彻彻底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社会”。［1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精辟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通过马克思的深刻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是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成熟，代表的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同时，人的完全的复归，标志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而这些矛盾一旦得以真正解决，加上三者达到最高的统一，便是达到了和谐的状态。

三、环境哲学的实现：劳动、异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扬弃

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前的哲学，其关注的不是“解释世界”的问题，而是“在于改变世界”［14］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对立与统一的新的认识理论。通过对“劳动-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的扬弃”的运动过程的分析，表明了他对于解决环境新陈代谢过程的思考。

（一）劳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于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结论：那些所谓的“原动力”并不是“绝对精神”，也非“自我意识”，而是人本身，是人的劳动。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创造人本身”和“人猿相揖别”的标志。［15］

劳动一方面将人和自然界、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劳动是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虽然改造过程之中的消极作用不可避免，但还是瑕不掩瑜。由于主体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才会“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从而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在人的劳动的作用下，自然已经不是那个天然的自然了，而是深深打上了人的活动足迹的自然界。正是人类有意识地劳动，才创造了克服了动物的片面的生产，才能创造“对象世界”和改造现存的“无机界”。这是人对于动物的超越也是动物无法企及的。这个过程便表现为自然界的不断人化。

此外，对于劳动的改造作用的理解不能片面地认为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劳动是对自然纯粹积极的改造。我们还应该看到人的劳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终究还是免不了要“靠自然而活”，还是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之中，我们不仅要学会“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16］，而且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而构造出符合“美”的东西，达到自然、人和社会的统一之美，即和谐。这便是自然不断反作用于人本身，使人不断自然化的过程。

总之，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在遵循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能动地改造自然，在自然的不断人化和人的不断自然化过程之中，使自然、人和社会达成一种自由自觉的和谐。

（二）异化劳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的变异。

对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原初的统一，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历史不会停留一样。社会的发展总会出现曲折，这是避免不了的。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后，作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发生了异化。

“异化劳动”夺去了工人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们的类生活”，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资本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活动，赚取更大的利润是他的唯一目标。正是因为建立在这样的一种需求上面，劳动已不是原来的劳动了，而是变了味的异化了的劳动，从而使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劳动行为本身和劳动者，人的类本质和人，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者支配主体本身”。［17］“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又是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他不仅是人同自己身体，同他的之外的自然界，同他的精神本质及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还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异化”。［18］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己所用，反而越受制于自然，而不能达到目的。异化劳动使得原本的自然、人和社会三者能够达到统一的那种平衡界限被打破，不仅使人和自然间的辩证统一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城市环境污染普遍，对大城市里的工人而且空气、光、清洁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被“文明污浊毒气污染”。［19］

虽然异化劳动的确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种种不幸，但是我们又不能忽略其积极的一方面。首先，它让我们明白虽然异化劳动不是实现自然、人和社会统一的条件，但却是在实现自然、人和社会统一的道路上必经的阶段，是达到自然、人和社会更高层次统一的前提。其次，既然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应该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应该点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把人的一切的需要压缩为对物的贪求。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求，不断地刺激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大肆消费，大量废弃”。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环境危机的实质”。［20］

（三）异化劳动的扬弃：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自由自觉统一的复归。

在讨论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后，马克思即着手探讨共产主义的问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马克思所说的“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2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又回到了他理论的落脚点――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是共产主义”。［22］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是人向人合乎本性的复归，是消除了异化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即与自然的本质相一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而是在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自由自觉统一的复归。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出符合“美”的东西，这样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得到了合理的控制和解决。“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而是成了人道主义实现的纽带；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而成了自然主义实现的基础”。［23］这样的社会中，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在双向的作用中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自然、人和社会应该是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抑或是说实践）作为关键点，探讨了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在对这三者的研究中不仅找出了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明路。就像韩永进先生所言，他找出了“以‘人与人的和解’为前提，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用无愧于人的方式对待自然，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根本出路”。［24］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33-3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5：3.

［3］［4］［5］［7］［8］［13］［16］［19］［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2：53、56、105、83、83、81、58、121、7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1：38-39.

［9］［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1982.5：7.

［10］［11］陶德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人民出版社，2005.8：71.

［12］曾建平.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论要――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M］，2009.5，VOL30，（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6（第2版）：57.

［15］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5.

［17］黄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8.

［18］［美］John Bellamy Foster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3.

［20］［23］肖和伟，周爱国.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环境哲学思想［J］.湖北社会科学［M］.2003.5.

［24］韩永进.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之生态阐释［J］.哲学研究［M］.2010，（11）.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在近些年译为中文的经济学学术著作中，《经济学的哲学》是一本难得的珍品。

这部书的编者豪斯曼(DanielM.Hausman)，曾任在国际上甚有影响的《经济学与哲学》杂志编辑十多年，由这位行内专家所精心收编的文集，荟萃了诸多经济学思想大师的经典之作，覆盖了经济学最深层面上的诸多“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问题。

收入这部文集的第一篇文献是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就笔者管窥所见这是迄今为止对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把握得较为精当和到位的一篇经典论文，从中，我们大致能解读出自马歇尔之后兴盛起来的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精神“萌芽”。韦伯对经济学的客观性的探究，则引领人们反思经济现象的客观性与经济学分析的主管理论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这一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可以说预示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繁盛和发展。尽管奈特讨论人类行为与经济分析之关系的文章与经济学的主流精神有些相悖但如韦伯的文章一样，他的洞见，同样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类社会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问题。

在豪斯曼这本书的中译本封底上载有句非常到位的评语；“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我非常同意这一判断。我想补充的一点是经济学的哲学，或简称“经济哲学”，如若有，并不仅只是经济学的方法论!而且经济哲学既不只是编者从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视角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也不完全是佛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孔德詹姆斯和杜威式的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理论审视。

当然，豪斯曼本人较多地从科学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视角来看待和谈论经济的方法论问题这可以理解。因为，自老凯恩斯(约翰・梅纳的・凯恩斯的父亲)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最早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见解以来，无论是英国的哈奇森和布劳格，还是美国的佛里德曼考德威尔和豪斯曼，经济学家们大都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来思考经济学的问题。只有继承了康德先验哲学传统的奥地利学派大经济学家米塞斯，英国天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韦伯和奈特等少数思想家，才是例外。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经验科学，而是有关人类行为的一门抽象学问，即它所言的“praxeology”。凯恩斯则明确主张经济学在本质上不同于物理学，而是处理人类内省、动机、预期和价值等等问题的“一门道德科学”。

在这本文集的“导言”中，豪斯曼一上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他之所以再提这样一个为许多经济学家常常自问的问题，原因在于，“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

这个问号之所以一再出现，与社会科学中一个深层问题有关：人的自由意志是否使社会科学成为可能?如果说这一问题只是个佯谬的话，那么，这里确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真问题：有着自由意志和个人行动原则的人类的行为，是否是经济学与成为如物理学那样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的努力误入了歧途?

就此话题而论，收入这部文集的罗森伯格的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疑问，与佛里德曼的经典名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其分量可能还要重一些。如果说理解了佛里德曼的那篇扛鼎之作，就能理解当代经济学为什么会是目前这个样子的话，读过罗森伯格的这篇力作，也就大致知道当代经济学的问题出在那里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部分遮蔽了中国理论界的视界，中国社会的当下繁荣，也似乎使忙忙碌碌的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时间来反思“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个“形而上”问题。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批判哲学；分析与考察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过，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正是这一批判精神被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所继承和运用。然而，随着现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种理论之间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随着这些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浪潮所遮蔽，渐渐陷入了只从批判的字面意义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背后的历史过程，也就抛弃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实质。

一、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历史原像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是他思想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批判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道的思想理论。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部带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还原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发表了大量对现实问题的评论性文章，他的某些语言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以致于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这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道路。在受德国的专制制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并对国家和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些研究的过程和思想轨迹，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感觉到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的法的局限性，从而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中，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法的变迁。其中，第一、二本笔记是关于政治史的摘记，摘录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和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第三、四本笔记主要是关于法国史的记载，如施密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和兰齐措勒的《论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此外还有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耶尔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笔记的内容涉及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1〕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成为了之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述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摘录了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后评述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2〕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对施密特的《法国史》做了大量的摘录，特别是对下述的一段摘录打上了着重号：“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之后，马克思写下了下面两段话：第一段说，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说，在瑞典“由于财政状况而具有影响的一切东西，……在债主、封建者、承租者、企业头头身上变成了中间的权利，政府依赖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与考察时，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了记载，这一记载也表明了，马克思已初步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细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法哲学问题的方法，即重新设置“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对比和考察中，最终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笔记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早期的写作中，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另外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它带有批判性是因为：在文中马克思述诸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历史的，阶段性的产物。我们就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

我们现在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加入的，这一部分著述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多部经济学著作进行摘录时，所写下的具有评论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摘录的痕迹。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七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大致情况如下：第一册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第二部分为斯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最后一部分为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第二册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第三册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部分《国富论》摘录；第四册第一部分为色诺分尼的《雅典的色诺分尼著作选》摘录，第二部分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第三部分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第五册第一部分为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摘录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的摘录；第六册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摘录；第七册为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3〕这七册的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也会有少许评论性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三部手稿，这三部分的手稿，马克思一边摘录，一边做了评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是在摘录大量政治经济学资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看来，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以积累劳动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出现——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的理论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一样。”〔4〕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评论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处于愚钝的奴役状态，肉体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财产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财产。”〔5〕

纵观整部《巴黎手稿》，马克思在决定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后，便进入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自己习惯的摘录著作加以评论的方法，最终产生了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理论。虽然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看来还处于“未成熟”阶段，但就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论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实内涵：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论起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评，提出意见。然而，作为哲学语言的“批判”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作为现代哲学语言的“批判”，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扬弃”，即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是对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说“否定的继承”。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发展及运用于马克思。但就批判这一词句，或就“批判哲学”而言，其鼻祖应该归属于康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

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两条路线：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的路线发端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的发展，结论于莱布尼茨。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与经验无关，却最终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的路线发源于洛克，经贝克莱的发展，结论于休谟。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最终走向了怀疑论。康德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两种路线之上，却又从不轻信于任一理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都不单独探讨理性能力，而简单地肯定（独断论）或否定（怀疑论）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康德的任务就是要探讨、分析、审查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产生了“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理论理性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可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第二种理性认识能力，之后，为了达到两种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沟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顾名思义，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从内容上讲，的确包含有对前者理论，特别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否定与继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讲，批判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分析与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和体系的批判，而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6〕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强调了其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而是与独断论对立，也就是说，与凭借一种从概念（哲学概念）出发的纯粹知识按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权利就能前进的僭妄对立”〔7〕在这里，康德把“批判”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显然，是要说明批判的“分析与考察”的意义。

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了大致的阐述之后，我们对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义有了明确的理解，就是“分析与考察”。而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这一点，他把“分析与考察”这一批判的方法论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学与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批判的这一方法论特性。

《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其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古希腊哲学的一致看法是认为古代哲学的顶峰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而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晚期，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出现了衰落。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晚期的自然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自然哲学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两者思想的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其中蕴含着的自由的思想，从而述斥了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带有否定的批判含义。那么，再来看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历史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完这些笔记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许多附注，内容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原子论，还写下了一部手稿，内容是评述普罗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思想展开的论战。除了这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外，马克思还写下了《柏林笔记》。《柏林笔记》是马克思摘录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笔记汇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8〕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详细地考察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思想，当然，在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分析与考察”的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扬弃”，不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学”一样，还是只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但在之后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便走出了这一困境。

三、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内在特性

上文已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有着分析与考察的过程，在马克思要写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须经过大量的研读和摘录，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就其一种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讲，马克思的批判是自觉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特性。

自觉性是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那些新的观点和批判性的理论是自发地形成，并不带有先验的独断性。更具体一点，马克思在所写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观点是他在对这一理论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时，在马克思做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对这些摘录和评述的重新整合和进一步阐明。而与自觉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说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种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理论进行先行的断定，从而就只是为了论证这一论断而去考察和分析，这样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反而会对这一理论思想造成误解，导致批判的片面性。这其实也是带有独断论的倾向。

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马克思在对他人的著作进行摘录和评论时确实已经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处就不再说明。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的真实内涵与其特性，即“分析与考察”与“自觉性”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与考察”是批判的自觉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考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彻，产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两方面的联系，忽视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会有失偏颇；如果并没有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肤浅的，片面的知识体系而进行的批判必将是片面的，而倘若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论，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将导致批判的局限性。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批判思维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产生的，没错，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我们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学语句中理解其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批判”的实质，与其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学术的态度和作风。

〔参 考 文 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4〕 〔5〕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44，45.

〔6〕〔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23.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这实际上提出了令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是解释世界，追求科学，还是改造世界，实现人文？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成全教授所著《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运用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对此做出了科学的、精辟的解释。该书认为，经济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更具有人文性。作者指出，如果忽视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就会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经济学若想摆脱当今的“科学困境”，就必须走向人文。J．M．布坎南在《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说：“假如我们围绕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打转……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性――科学的追求；另一方面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即缺乏伦理学的内容。现代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应当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必须和人文结合起来。朱成全教授在其专著中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1．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经济学是什么”一直是经济学哲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争论、困惑和危机都会上升到这一问题及对其回答。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会体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前者。这就是说，应该从这两大文化背景来理解经济学。

从两大文化思潮的对立、影响，可以得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努力改造对方的做法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科学与人文是有区别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明科学与人文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与人文的相对确定性的区别表现在：科学多是以外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多是以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而人文主要以解释学方法为主；科学的认识成果一般具有共识性，而人文的结论通常是个别性的；科学往往要根据实验或实践来判别，而人文往往很难通过设计实验的方法来进行判别。简单地说，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被称为“工具理性”，人文被称为“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或人类社会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是因为从科学的划分标准来看，经济学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检验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或解释世界，以至于能够指导人们改造世界。

但是，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而经济学却往往很难做到。所以，如果经济学完全具有科学性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必将导致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摆脱经济学“科学困境”的出路就在于经济学还具有人文性，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表明了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学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还应从人文角度来进行理解。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是人学，毕竟具有人文性，经济学中充满了价值分析和道德特质。

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科学，就是科学主义的理解，必将使经济学走向“科学困境”，而缺乏人文性。如果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人文，就是人文主义理解，必将使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不少学者乃至“大家”都有与此相近的观点。盛洪认为，经济学就其最高境界来说，不是科学，而是人文，他大呼“经济学精神”；汪丁丁认为经济学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他也直言“作为人文精神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2．阐明了经济学的境界

依据冯有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经济学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西方经济学还处在功利境界，具有科学性，但尚未进入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缺乏人文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有人文追求，但是，这从属于科学追求，且局限于功利追求，所以，西方经济学仍然缺乏合理的人文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有科学追求，又有人文追求，并且强调通过科学来实现人文追求，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3．经济学不仅要应用科学方法，更要应用人文方法

由于人文学科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而不能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科必须遵循的历史学科的原则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文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4．要从“经济人”与“道德人”、“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同时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来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具有西方文化特色，我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照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每一种文化的合理思想，这样，才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学。

5．西方经济学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西方经济学要从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应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人际协调、道德修养”思想、“义利”思想、“中庸”思想、“自由经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意象语言，进而，当今西方经济学才能克服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科学与功利境界的缺陷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是一种介于概念（或科学）语言与诗性（或人文语言）语言之间的一种语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语言有可能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本质。

6．广义的人文指标

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人文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科学标准，而科学应该以人文为价值规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又称功利与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功利与人文，又称为“功利”与“超功利”的关系。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同时还要有超功利。所以，超功利的终极关怀固然表现为对功利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是内含有功利追求的，其使命就在于实现从功利物欲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由于科学是人的事业，所以，对科学进行批判，就必然会揭示出科学中的人性内容，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人文。冯友兰先生指出，学科学的目的，是使人能成为有一定职业的人，这至多是人的“生存意义”，而学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生活得更有价值。由“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指导科学”可知：科学是人文的基础，人文规范科学。

既然人文以科学为基础，人文因素也就包含着科学因素，当然包含着经济因素。所以，可以将包含经济等在内的人文因素视为广义的人文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一直在开展“国际人文因素项目”研究。“人文因素”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层面上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人文发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资源消费保障，如一定数量的营养、医疗、住房、衣物等，而最根本的则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人文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一方面，不同的个体、社区、国家或国家集团使人文发展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一旦人文发展的潜力得到基本实现，生物学上的物理扩张,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营养需要应该是一定的，营养过剩对身体反而有害；住房也并非越大越好。这就是说，奢侈性或浪费性消费不属于基本的物质需求。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第四，考核方式改革是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方式是学习方式的“指挥棒”，它既可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可能迟滞和阻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由于我们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提升作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所以，我们全面引入和施行综合评价方式，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宣传，不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努力把能力强、能力发展全面的学生，而非记忆力强、只会考高分的学生，评价出来。经过几个学期的实验，综合评价方式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有力提升了教师和学生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认同，为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和继续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认识基础。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人权观;历史唯物;萌芽;形成

1.马克思人权观的萌芽

1.1博士论文时期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一部“自由哲学宣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第一个哲学成果和人权思想的最早萌芽。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的自由观的论述，把自由这一重要问题上升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他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理解为以强调人的意志精神的绝对自主性为特质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马克思对伊壁鸠鲁思想中的自由因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同时他认为，自由问题，不仅要考虑主体自身，也需要考虑到具有实在可能性的客体，因为真正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1]，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全面交往过程之中的，为此，“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它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2]。

1.2《莱茵报》时期

1841年4月，马克思正式在《莱茵报》接触社会政治生活，起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有沿袭其博士论文的思想，专门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自由的问题，认为自由不仅是主体的权利，也是客体的权利。有代表性的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固有的本质，没有一个人会去反对自由，即使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就像他认为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所以出版自由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则是违背人性的，是不自由的体现。他说：“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3]由此可见，在当时各种自由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这些自由有时表现为等级特权，有时则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马克思在这时通过自由与特权、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的对立，已经看到了等级对立。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开始为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辩护。他开始从单纯的理论中跳脱出来，开始从理性批判进入到了物质利益的内容。这比起单纯从精神本性来考察人权问题前进了一步。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对人权的思考在黑格尔的影响下，从历史观而言仍是唯心的，带有思辨的性质，从刚开始，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他把自由看成是精神上的自由，自我意识的自由，没有看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对人类自由的决定作用，到后来，从理性批判进入物质利益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为贫苦群众争取权益的战斗精神，这也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人权观的逻辑开端。

2.马克思人权观的形成

2.1德法年鉴

1843年5月底，马克思移居到莱茵省的一个小城镇克罗茨纳赫。正是在克罗茨纳赫的短短五个月期间，马克思通过对马基雅维利、孟德斯少鸣、卢梭的政治理论进行研究和摘录，同时还对英国、法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将这些研究成果装订成了题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五个笔记本，并在此基础之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此书中，马克思主要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国家法”（第261—313节）部分进行批判的。他初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直接批判的焦点是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三者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所在，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奠定了人权现象的市民社会基础。

在分析、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分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异化的现象，也就是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统一的人被分裂，具有了两重身份：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正如马克思所言：“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本质二重化。”[4]这正是马克思人权观发生转折与质变的重要开始。

随后，马克思于1843年10月中至12月中写下了《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首次系统的对人权进行了解构，马克思人权思想在这一时期系统的形成。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立的事实，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以及对鲍威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分析，论证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才能使这个问题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5]。只有当现实的个人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而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在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中也同时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原有力量组织成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同自己分开的时候，现实的个人才由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真正的人，这样，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然而，如何实现人类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了这一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对人类解放的未来社会的预测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物，把人的解放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复归，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根本的逻辑起点就是争取无产阶级的人权。

2.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

建构主义，或称社会建构论，是20世纪以来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理论。借由建构主义理论的启发性，科学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本身予以社会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进路发扬光大，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驻到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的研究。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四、结语

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始于对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禁忌的打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关于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促成了STS研究在当代的显学地位。建构主义极具批判性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也为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发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掌握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是理解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新近理论主张的核心和关键。

参考文献

[1] Steven Shap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M].History of Science，1982.

[2] 曹天予，白彤东译，范岱年校.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一个批判性的评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

[3] 古克礼.转变科学史的建构：对李约瑟生活和工作的若干思考[J].清华大学报告.北京：清华大学，2006（11）.

[4] 史蒂夫・夏平，赵万里等译.真理的社会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内蒙古师范大学引进人才科研专项课题项目”资助。

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博士论文》：自由要在定在此之中实现

应当承认，《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仍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始终把意识的自由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它的创立者康德，就把自由作为整个哲学大厦的“拱顶石”，同样，自由也是费希特全部哲学的出发点、核心和最终目的，就连政治上保守的黑格尔，也将自由视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和历史前进的最终目的，这种自由精神被马克思继承下来。

马克思选择比较德谟克立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内容，并不是要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本体论，而是为了论证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高地位。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其目的就是要论证人的自我意识的至高地位，自我意识为人摆脱必然性的束缚，为拯救自由，提供了可能。

虽然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大加赞赏，但是并不同意伊壁鸠鲁的自由观。伊壁鸠鲁认为，“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不是即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为定在之光所照明。”也就是说，伊壁鸠鲁的自由是使自我意识逃离现实从而实现心灵的宁静，这种自由是遁世的消极的自由。“正像原子从直线中抽象出来，脱离了直线而倾斜，从而将其自身从它的相对存在、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自由不应脱离定在，而应在定在此之中实现，“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也就是说，自由应是通过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可以实现。马克思指出，哲学作为自我意识“永远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个要求是转向世界，另一个要求是转向哲学本身”，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一方面，哲学在作用于世界时，把自己的原则付诸实施，使世界理性化，成为哲学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把自己时代的特质转给了哲学，促使哲学世界化。可见，《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初涉哲学殿堂，但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现实感和革命精神，他的自由只能在定在中实现的观点，已经蕴涵了将自由的实现奠基于实践的思想，可以说，《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向世界发出的自由宣言。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

大学毕业之后，马克思怀着自由的理想，投入了实际的斗争中，在斗争中逐渐深化了对自由的理解，到了1844年，马克思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由理论的基本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了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指出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实践，是有意识的人的一种全面的、自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活动，而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将这种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对象化于外部世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从而使自由得到实现。

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同时，“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于是人的生产变成了动物式的片面的生产，人也片面化了。因此，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使人的类本质得到实现。这种实现，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来理解自由，认为扬弃了异化的自主劳动是实现自由的根本途径，这是在自由理论上的一大突破，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最高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开始从经济领域分析人的异化现象，但仍然以理想的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而不是从现实的人的出发，这就难以说明异化的产生原因，更找不到扬弃异化的现实道路。异化如何产生，怎样才能扬弃异化从而实现自由？这成为马克思进一步要思考和解决的中心问题。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消灭分工是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的根本之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转换了理论视角，以现实的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继续寻找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现实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由于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马克思看到劳动首先是现实的人维持生存的手段，这种劳动在现阶段采取分工的形式，而愈来愈专门化的分工使劳动异化“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因此，要实现自主劳动和自由，消除异化，必须消灭分工。

具体来说，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工这个新的切入点，阐明了分工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异化现象。因此，受分工制约的各个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即扩大的生产力，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联合的力量，而是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的力量、物的力量，异化从而产生了。

既然分工是异化产生的原因，那么，要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就要消灭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分工、进而恢复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并使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由于分工的程度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把自由的实现寄托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上，这样，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基，来寻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就成了马克思下一步要探讨的主题。

四、《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自由时间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写作的最初手稿，在这部篇幅很长的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主题，深入研究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寻找实现人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成果。

首先，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它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此时个人还没有获得对他人的独立性，从而也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的自由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阶段，此时人们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对他人的独立性，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这是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同时，“物的依赖关系”的存在，又意味着人的独立性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独立性，它使得人的自由发展远没有得到实现。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才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阶段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作用，“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正是这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毫不相关的人发生联系，从而扩大的生产和交往的范围，而日益扩大的生产和交往关系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

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自由时间的理论，从新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自由时间的增长，从而为自由个性的社会阶段的实现、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驱使着它不断追求剩余劳动，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使得资本主义的财富多少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多少，而剩余劳动时间增多的同时是自由时间的增多。这样，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现在的尺度是自由时间。这样，资本就成了“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这样，马克思通过自由时间理论，从而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寻找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五、《资本论》：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规定。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在人类活动的不同样态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求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并提出了著名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断。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这个必然性王国……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可见，必然王国是一个以谋生手段为主体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人的劳动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所规定的，为了生存，人必须花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来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生命，尽管人可能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缩短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有限的自由，但无法消除劳动时间，因此，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领域，在这里，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全面发展人的能力，这种劳动是自主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因此自由王国是一个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领域，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将自由王国的实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相反，马克思找到了联结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桥梁――自由时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自由时间是供个人发展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因而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人类只有不断增加自由时间，才能为自身的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才能逐步由必然走向自由；人类只有充分地获得自由时间，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因此，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越，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缩短工作日，就是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因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这样，马克思通过缩短工作日以增加自由时间这一途径，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连接了起来，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找到了现实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