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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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人们选择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1］娄策群,桂学文.信息经济学通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Veblen）和康门斯（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oflife，或者惯）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1995,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注释：

①这篇论文后来收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一书，1997年又收入本人的论文集《传播论稿》，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详见《商业广播电视辩证》，《传播论稿》，P.176，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③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UCSD）和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已是知名国际学者了。

④此书大陆中译本现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⑤详见郭镇之：《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⑥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也有称管理研究的）这个词是由著名传播学者拉札斯费尔德（P.Lazarsfeld）合成的。他说，这种研究“是为某种公共或者私营性质的管理机构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般属于经营性质的小问题”。他称相反的研究为批判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发展出“对我们时代到处流行的各种社会趋势的一种理论”，它隐含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评价媒介“实际的或者期望的效果”。批判学者斯麦兹等具体阐述了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1.选择的问题。前者追求组织机构行为的有效性；后者追问这种行为出现的合理性。2.研究方法。前者采用新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个人性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历史性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研究结果的使用，前者保证不扰乱现状；后者呼唤根本的改变。详见Babe（1995）,p.65-66。

⑦其实并非如此。文化批判带来的思想解放作用潜力巨大。

⑧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许多已经被发达国家摒弃的冷酷观点正在以“新思想”的方式引进市场化的中国。

⑨极端的例子，如，马尔萨斯认为，瘟疫、贫困都是减少人口的天然办法，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因此政府不必对此采取措施。（Mosco.p.41）新经济学的一派也认为，对污染，污染者和受害者同样负有责任：污染者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是因为自己选择就近居住。另有一派新经济学者则主张将污染的权利市场化和商业化，以确保企业按正确的价格行使污染的权利。（Babe,1995,pp.91-94）这些理论虽然有其“真理”的成分，但难道适于大肆张扬、或者指望获得拥护吗?

⑩商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坏词”。它是指一种经济方式，或者市场过程，通常是中性的。

⑾据本人与汉城大学言论情报研究所朴承宽教授的访谈（2001年4月13日）。

⑿Adormo,Theodor(1991).TheCulturalIndudtry:selectedEssaysonMassCulture.EditedbyJ.M.Bernstein.London:Routledge.转引自Babe,1995,pp.74-74。

⒀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Boston:Massachusetts,UnwinHyman.1989,转引自Babe,1995,P.125

主要参考资料：

Babe,RobertE.(1994).(ed).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inEconomics.Bost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Babe,RobertE.(1995):Communicationand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s:EssaysinInformation,PublicPolicyandPoliticalEconomy.WestviewPres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帕累托最优”(Pareto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forProgressive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andSocialDecisionRules1960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andCompetitiveSealedTenders1961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PricingofUtilityServices.1971.2)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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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alatinM.EconomicsofInformation.MartinusNijhoffPublishing,1981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自主劳动社本需要价值

一、引言

从1981年起23年来，笔者持续地致力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这就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逻辑和基本原理，来解释实践中的现象，提炼出新的经济范畴并组成体系。现在，笔者将这一崭新的经济理论称为“新马克思经济学”。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反映在笔者以下主要著作中：《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需要价值理论》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社本论》②(人民出版社，2000年)；《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努力从事经济理论创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作为“富国裕民论”的新马克思经济学，只是一种探索。我的这种探索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在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所以，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及其基本规律。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贫困状态，已成为一门僵化的教条化的庸俗

我探索作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原理，力图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因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的统一；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当作随实践中的经济关系变动而变动的东西，亦即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加以阐明。”②因此，必须反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破除以往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僵死定义出发的研究方法，而从实际出发，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作出理论概括；三、对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必须进行扬弃，即批判地继承，改造旧范畴，创立新范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建立新的经济范畴并组织成科学的体系，为此必须提出新的见解。“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③经济科学同样如此。

二、研究对象的变革：由所有制转到生产方式

传统政治经济学否认经济范畴的两重性，脱离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特殊，所以是“所有制学”。这个基本理论错误，导致了离开生产力来空谈所有制的形而上学观点。把市场经济生产形式与公有制长期对立起来，在实践中否定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无不也与这一理论失误有关。

新马克思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实行了彻底变革：由孤立地研究所有制转向研究生产方式。

我把两种研究对象的区别列出下表，以便说明。

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形式(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生产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一般(劳动交换关系)生产关系特殊(劳动支配关系)——所有制(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产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私有制特殊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

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形式和所有制两方面，而生产形式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生产形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单纯研究所有制的传统理论，抛开了生产形式从抛开了生产力的研究。为什么传统理论长期离开生产力?我们的这一探讨说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走入歧途，因为其研究对象是错误的。

从上面这一表中可以看到，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形式和所有制两方面，生产形式和所有制又都有自己的分类。公有制是所有制的一种类型，完全可以与生产形式的某一类型相结合。和市场经济结合，就结成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

这样，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在这个命题中，“市场经济”是生产形式，“社会主义”是特殊的所有制，两方面统一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并与社会主义相对立；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公有制；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产品经济。这是严重的逻辑混乱和理论错误，因为没有划清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特殊；生产形式与所有制的界限，现在已经到了廓清混乱的时候。

三、新理论体系以“需要一般”作为始点范畴

新理论的宗旨在于富国裕民，富社会主义国家，裕全体劳动人民。

范畴“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抽象形式，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由我所确立的新价值载体。研究富国裕民，就必须研究需要价值的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社本生产最大限度的需要价值，这是社会主义致富的真谛。只有通过商品生产，用最少的费用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主联合劳动者生存和全面发展多样化的需要，才能真正使国家和人民日益富裕起来。“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

我把富国裕民作为新理论体系的目的，首先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出发，人及其需要是出发点。我把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称为“自主需要”即自主联合劳动者的自身需要，这已是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自主需要是一个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它表现需要的社会主义特性。但只有认识了需要的一般性质，才能把握需要的特殊性质。因此，新体系以“需要一般”为起点。“需要一般”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所以，我把“需要一般”，即作为经济范畴的人的需要的最简单的规定，当作为新体系的逻辑起点。

传统理论体系总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整个体系的出发点，当作始点范畴。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由两种公制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都是由公有制演绎出来的。其实，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是倒果为因。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具有复杂的规定性的总体，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从它出发，等于从生产关系总和出发。很显然，这是违背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科学方法的。这导致了将公有制变成空洞无物的概念。

有鉴于此，近年来一些同志改从社会主义商品出发，套用《资本论》的始点范畴。这也未必合理。其实，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商品出发，只是从现象或形式来说的。商品的特征是有价值，而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所以，实际上马克思是从劳动和劳动的二重性出发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自主劳动，这是由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决定的。社会主义商品已经是社会分工、交换、劳动一般、自主劳动等多重规定的综合，因而不是最简单的规定。可见社会主义商品不应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于是，有的同志主张从劳动范畴出发建立理论体系。当然，劳动一般是一个最普遍的规定，但是，劳动一般还不是最简单的抽象。因为劳动并不是目的本身，

而只是人类满足需要的一种手段。应把目的本身作为起点。抽掉了手段，目的照样存在，而抽掉了目的本身，手段就不存在。劳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假如人没有需要或需要可以通过别的手段得到满足，劳动就成为多余的。可见，劳动是由需要引起的，只有人的需要才是最本源的东西。人的需要表现为一种最始初的自然必然性。人一生下来，首先是需要吃，需要穿，需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可见，从劳动出发，也是不合理的。

只有“需要一般”，才是社会主义新理论经济学的始点范畴。这是因为：第一，它是最简单的规定，是最单纯、最少规定性的范畴；第二，它是最一般的范畴，是其他复杂规定共有的最普遍的规定；第三，它是最始初、最本源的范畴。它不以其它经济关系为前提，是最少规定性的范畴，根源于人本身的生理要求。总之，“需要一般”是最简单、最单纯、最一般的始初经济范畴。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新理论经济学体系的起点，因而“需要一般”是需要价值理论体系的始点范畴。

新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是一个圆圈或循环。这就是：以需要一般作为起点，从需要出发，必然引出自主需要与生产力的矛盾，因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致富的根本途径。通过需要价值的再生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自主需要得以满足，同时创造出新的需要，又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

展。从需要出发，又回到需要。这种矛盾运动永无止境。理论的发展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商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我从1981年起就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见解，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构成与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构成的区别，在于c+(v+m)与(c+v)+m的区别；因而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和资本主义成本范畴在于c与(c+v)的区别。这表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的特点和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①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改革的发展，各种新成本论的实践形式使这一观点得到了验证。这种观点一旦确立，势必要引起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变革。因为商品价值构成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的基因。这种新的基因，包含在作为自主联合劳动的产品的商品中。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商品是社会主义财富的原素形成。但是，这种商品是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商品，而不仅是一般商品。社会主义商品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

社会主义商品，是商品一般和商品特殊的统一。作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式范畴的商品，是不同社会形式的劳动产品。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的共性，都是用于交换的社会化劳动的产品，这是相同的。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商品一般的性质：“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①在这种共性基础上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商品是雇佣劳动的产品，社会主义商品是自主劳动的产品，这是两者的特性。

社会主义商品的一般性，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因为社会分工就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体系。社会分工使生产者从事的有用具体劳动及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成为单方面的，而生产者用于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是多方面的。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用于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②马克思认为，作为一切市场经济的基础的社会分工，是生产力范畴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③社会分工使一人为大家劳动，而大家为一人劳动。马克思说：“自从分工确立之后，属于某一个人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表现为这个人所能买到的别人的商品，也就表现为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别人的劳动的量，即物化了的别人的劳动的量。而别人劳动的这个量等于他自己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④这同样是社会主义商品的共性。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的特性，是由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自主劳动”这一新的经济范畴是由巫继学和作者率先提出的，它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劳动，即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的对立面。[1][3]所决定的。自主劳动是雇佣劳动的对立物，自主劳动就是劳动解放。本来，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劳动，是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然而，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者反而成为被奴役的奴隶。经过对剥夺者的剥夺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重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⑤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劳动者受生产资料奴役的反常现象，“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为了解放人的手段”。①劳动普遍化，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劳动成为人的平等权利和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自主劳动的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就是自主劳动的社会。因而，自主劳动关系，是贯穿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最本质的联系。这就是说，只有使劳动成为自主劳动，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社会主义。

自主劳动就是承认生产劳动中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就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自主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重大的差别就在于：是现有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从而它们只有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还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②资本主义劳动即雇佣劳动，就是生产资料变成资本，作为生产的主体而来统治工人，工人沦落为生产的客体，处于被自己手的产物统治的地位。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统治雇佣工人，工人进行雇佣劳动。社会主义就是劳动解放。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来统治和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为劳动者自己生产财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生产资料变为劳动者公共的财富，真正成为自主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时，劳动者成为自主联合劳动者，他们使用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来追加新的劳动，为自己谋福利。所以，资本的统治，可以归结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即劳动异化；劳动者的统治，可以归结为活劳动统治死劳动，即劳动解放。前者是雇佣劳动，后者是自主劳动。

资本主义劳动是雇佣的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劳动是自主的联合劳动。在这里，联合劳动是共性，区别在于雇佣劳动和自主劳动。雇佣劳动和自主劳动是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联合劳动就是社会化劳动，“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③联合劳动是由分工的发展所造成并随分工而发展的。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商品，正是这种自主联合劳动的产品。这种产品由社会分工决定了要转化商品。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的特性，正是由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即自主劳动所决定的。因此，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的商品性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商品的社会主义性质。资本主义商品是雇佣劳动的产品，即资本的产品，而社会主义商品则是自主劳动的产品。

五、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的特点

作为自主联合劳动产品的商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商品价值的内部构造上，通常叫作价值构成。自主劳动的性质必然要体现在商品价值构成的特点上。因为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这种特点表现为价值的内部结构。价值的共性，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它并不能体现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自主劳动的产品，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具有自己特殊的结构。这种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的特殊构成，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因。正如生物细胞的基因决定了发育完善的丰富的庞大有机体的特性一样，社会主义价值构成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反映这个体系的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的特殊构成呢?就是我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公式：W=c+(v+m),v+m=n,n=n1+n2+n3,因而W=c+n=c+(n1+n2+n3)。在这里，W表示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表示所费社本的补偿价值，v表示个人需要价值，m表示公共需要价值；n表示需要价值，n1表示社会收入，n2表示集体收入，n3表示个人收入，因而n也表示社会主义收入的总体。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就是由社本价值加需要价值所组成。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从生产一般看，劳动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分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活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当产品转化为商品后，劳动就表现为价值。因为价值公式W=c+v+m，就体现物化劳动(c)、必要劳动(v)、剩余劳动(m)。把必要价值当作一般必要劳动的凝结，剩余价值当作一般剩余劳动的凝结，商品价值W=转移价值(c)+必要价值(v)+剩余价值(m)。当然，这只是一个价值构成的一般公式，然而它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一般必要价值转化为资本主义必要价值，形成“工资”即“可变资本”范畴。因而，这个一般公式转化为资本主义价值构成公式，即W=c+(v+m)。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m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表现为资本价值加资本主义剩余价值。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已成为自主劳动，活劳动独立化为一个整体，劳动者成为生产主体，一般必要价值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转化为资本主义必要价值，而只能转化为社会主义个人需要价值，从而成为劳动者个人劳动收入，满足个体及家庭生存发展的需要。劳动成为取得这种个人收入的唯一来源和量的确定尺度。因此，这个一般价值构成公式就转化为社会主义构成公式，即W=c+(w+m)。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等于社会主义资金价值加社会主义收入。这里的关键，是必要劳动不再并入物化劳动，而并入活劳动。这是自主劳动范畴的本质要求。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主劳动使一般必要劳动和一般剩余劳动都成为劳动者必要的劳动，即都是社会主义必要劳动。马克思指出，公有制的建立将会使剩余劳动那部分劳动列入必要劳动部分，因而必要劳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活劳动部分。马克思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一般剩余劳动就转化为必要劳动，从而一般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必要价值。但这种“必要价值”已经是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不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了。这种必要价值体现了自主劳动的社会性质，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必要价值包括由一般必要价值和一般剩余价值转化来的两个部分即(v+m)。然而它们首先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出现。因此，我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必要价值”，即

“需要价值”，用n表示。②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就由社本价值加需要价值这两部分构成，即W=c+n。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自主性质，一般必要劳动并入活劳动，与一般剩余劳动并入必要劳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总之，商品价值中的v与m部分相互结合为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了。“社会主义必要价值”即“需要价值”这一新范畴的形成，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这一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最高理论概括。

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部劳动获得了必要劳动的性质。社会主义必要劳动在实质上是自主劳动，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为劳动者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劳动。但是，由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是人类一切社会劳动的共性，因而社会主义必要劳动仍然应划分为两个部分：由必要劳动转化成的个人必要劳动和由剩余劳动转化成的公共必要劳动，相应地表现为公共必要价值(m)与个人必要价值(v)。而且，因为是公有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在公共必要劳动与个人必要劳动这对非对抗性的矛盾中，公共必要劳动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因而个人必要劳动要服从公共必要劳动。这种关系，体现在社会主义必要价值即需要价值的内部的结构上，就是个人需要价值要服从公共需要价值的排列次序。这个次序为(m+v)，即表现为m在前而v在后。因为只有作了各种必要的社会扣除从而保证公制生产的基础以后，才有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因而，社会主义价值构成必须进一步修正为W=c+(m+v)的公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社会劳动成为间接的而不是

直接的社会劳动，必须通过社会中各个具有独立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来实现。因而公共自主劳动划分为两个层次：全社会范畴的整体劳动和企业范围的局部劳动，公共需要价值(m)必须相应地划分为n1和n2两个部分。n1表示公共需要价值中的国家需要价值；n2表示公共需要价值中的企业需要价值。个人需要价值v就是n3，它体现个人必要劳动。自主联合劳动应该划分为整体劳动、局部劳动、个人劳动三个层次，统一于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可见，社会主义自主联合劳动内部具有一个三层结构问题。因此，需要价值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即n=n1+n2+n3。这三部分需要价值，体现自主联合劳动的三个层次。同时，它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三个层次，即n1体现国家利益，n2体现集体利益，n3体现个人利益。这三方面的利益统一于劳动者自己的利益，即自主利益。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这三方面的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存在内部矛盾，必须兼顾。正确处理这些内部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价值的n1、n2、n3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因此，社会主义价值构成公式必须再作进一步修正为：W=c+(n1+n2+n3)。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通过发展生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劳动普遍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消费品是商品。商品生产是为交换价值进行的生产，使用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载体。没有更多的货币，满足需要只是一句空话。资本家的剩余产品不能满足资本家的需要，无限制地追求资本增殖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才能不断满足资本家的需要。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目的必须落实到商品价值的一个特定部分上。我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应落实到需要价值上。需要价值正是满足劳动者整体、局部、个人需要的产品的价值实体。这种用于满足自主劳动者的需要的价值部分，我把它称作“需要价值”。需要价值不断增长，国家富裕、企业发展、个人幸福。需要价值日益减少，则国弱民穷。需要价值是自主联合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收入的源泉。需要价值表现为企业创造的净产值，其总和也就是国民收入。这部分价值，决定着社会基金、企业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的规模，制约整个积累与消费的水平。因此，需要价值正是满足需要的，它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生产、实现尽可能多的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为需要价值而进行的生产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是由价值生产的本性，即追求同质异量的货币所决定的。可见，无限追求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动力源。从而需要价值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转轴心。总之，需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落实到价值的一个部分上面，从而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生产形式具体地统一在一个新范畴中。“需要价值规律”就是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

“资金”是一个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它就是处于再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价值的价值。“资金”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就转化为表现社会主义特点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可以叫作“社本”，即社会主义之“本”，也就是公有生产资料。这样，我们又对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作最后修正：W=c+n=c+(n1+n2+n3)，即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等于社本价值加需要价值(包括公共需要价值和个人需要价值)。由于“需要价值”是自主联合劳动所取得的成果，所以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收入，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又等于社本加收入。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收入。自主联合劳动者运用最小限度的社本生产最大限度的需要价值的无限运动，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还必须指出，社本与社会主义成本价格之间的关系，需要价值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需要价值与国家收入、集体需要价值与企业收入、个人需要价值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前者是就价值实体而言，后者是就货币价格而言；后者是前者的转化形式或现象形态。

六、需要价值：新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要把商品的一般性从而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作为前提和立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分析了这种一般性。不过，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并不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我认为应该是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根源于社会分工。我就市场经济一般作出了新的分析，从而把劳动价值论当作市场经济一般的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和立论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生产的自然生理体系，而价值规律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市场经济的生理机制原理。它们是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而与社会经济形式无关。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一般称作“社会分工制度”，①即体制。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一般的同义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但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还要在承认市场经济一般的前提下，着重分析其社会性质或形式，即从社会主义商品的特殊价值构成出发。因为这个价值构成里面包含着全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因素。在我的公式W=c+n中，价值c部分归结为社本成本价格，而价值n部分是需要价值，即社会主义收入。在市场经济形式中，需要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中超过成本价格的增加额。需要价值作为全部预付社本的增加额，从而取得了需要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这是需要价值发生转形的必然性。

自主联合劳动者使用同量社本可以生产不同量的需要价值，因而需要价值的生产有一个经济效益问题。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但活劳动必须借助于物化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如果活劳动是新价值之父，物化劳动就是其母。因而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具有必然联系。我把社本与需要价值的比率叫作“需要价值率”，用公式表示为n＇=n/c。它表示自主联合劳动创造需要价值的效率。制约这种效率的有多种因素。由于需要价值率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程度，因而必须不断提高需要价值率。从企业来讲，就是一方面尽量降低生产的物质耗费，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社会主义增产节约规律。这个规律是由需要价值规律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需要价值率，在企业具体化为资金净产值率(d/c)。提高资金净产值率是企业的生命线。净产值或净收入是企业的“牛鼻子”，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指标。每个企业都竭力提高资金净产值率。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通过竞争，必然形成平均净产值率。这种均衡的作用使等量社本要求得到等量净产值。从而净产值量就会与需要价值量发生背离。部门平均净产值的计算，则是用所用社本乘以平均社本净产值率得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的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公式，它等于成本价格(c)加平均净产值，即：w=h+d。这种新的生产价格总量，与社会商品价值总量是一致的，因为全社会的活劳动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总是一定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生产价格，体现了劳动平等和自主劳动者占有社本和收入的平等权利。新的生产价格成为调节社会主义利益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

在这个基础上，平均净产值的各个部分，再分别转化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个人收入的各种具体形式。社本同样转化为各种具体形式。这些纷繁复杂的形式，组合成社会主义社会表面各种经济现象。

需要价值范畴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联系的基本范畴，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全部过程。它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主线。社会主义再生产总过程，本质上就是需要价值的生产、实现、分配、消费过程。这种过程寄寓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之中。社会主义再生产总过程，是扩大商品再生产的劳动过程和需要价值扩大再生产的统一，同时又是需要价值扩大再生产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统一。社会主义再生产又是社本的扩大再生产。公共需要价值是社本不断增殖从而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源泉。可见，需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轴心，也就是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或中心。

经济体制是以经济杠杆体系为基础和运转条件的，经济杠杆则是以经济范畴为基础的。从我对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结构的分析出发，就有可能更新整个经济范畴体系。因为一切经济范畴是从c、v、m演变而成的，都不过是c、v、m的不同排列组合和不同转化形式而已。又因为一切经济范畴都具有两重性：作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亦即作为生产形式的范畴和作为生产关系特殊的范畴，而且是两者的统一。只要我们准确把握住经济范畴的共性，努力从实际出发去开掘经济范畴的特性，即社会形式，就有可能对范畴进行扬弃。只有从根本上更新范畴体系，新的理论体系才能建立。进而，就可以创造新的经济杠杆系统，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此之前就着手建立经济运行机制，无疑是困难的。我所阐明的社本和需要价值理论，由于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由c+n公式确立了社本和需要价值两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为整个新的经济范畴体系奠下了基础，因而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新体系。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W=c+n,n=n1+n2+n3，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社会性质的基因。因而这一公式就成为理解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体系的社会形式的枢纽。

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社会分工不会消灭，只会发展。社会分工与共产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就是共产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价值规律。同样是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不过这个范畴会发展为新的阶段，因而会具有某些新特征。需要价值不断增长的规律，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律。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只有随着分工的发展，随着需要价值的不断增长才能实现。

他的这一思想我一直是依据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两重性的论述进行分析的。马克思说：“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①我们正是将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来理解的。或许，这种理解正是社会主义新理论经济学得以寻找到出路的关键。

作为富国裕民的新经济学，旨在寻求通过新的途径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我提出的新的范畴体系，是在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上穿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的外衣。这个新体系可简单图示如下：

〖JZ〗需要价值理论体系图示

需要需要一般

利益利益一般



自主利益(利益的社会主义形式)

自主需要(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

劳动劳动一般

价值价值构成一般：c+v+m

社会主义价值构成：c+n

自主劳动(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

价值的社会主义形式社本价值

所用社本价值(C)所费社本价值(c)

需要价值(n)公共需要价值

社会需要价值(n1)

集体需要价值(n2)

个人需要价值(n3)



新生产价格社会主义成本价格(h)

平均净产值(〖AKd-〗)公共收入国家收入(d1)企业收入(d2)〖JB

)〗个人收入(d3)

我已从两个方面说明需要价值的由来。一方面是从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来说明。我指出，需要价值范畴的确立，是马克思需要范畴发展的逻辑结果。我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这种发掘和探索。也就是说，需要价值是个崭新的范畴，但它是从马克思理论中开掘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从我国经济理论界的探索中，说明了需要价值这一理论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需要，是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正象劳动、分工、交换价值等范畴一样，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范畴。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包括“需要”体系，也包括“劳动”体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与他的“需要”理论同时完成的。我的“需要价值”理论，不但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还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体系作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

需要价值的基础自主需要自主利益〖FY(〗+社会分工〖FY)〗需要价值的形成

需要价值的质需要价值的量

自主劳动

〖FY(〗+再生产过程〖FY)〗需要价值的再生产需要价值的生产需要价值的实现

需要价值的分配需要价值的消费

〖FY()+动态过程〖FY〗〗需要价值的发展趋势需要价值量的增长规律需要价值

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

结果，我形成了这样一条思想线索：人的需要是客观必然；使用价值是满足需要的对象；劳动是满足需要、实现利益的手段；分工是社会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分工是交换的基础；交换价值是实现社会需要的媒介；价值是劳动的物化；消费是需要的实现。根据卓炯关于经济范畴可以一分为二，分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的原理，我把五组范畴分为三对(见下面的表式)。

在下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系列中，由于“公共”均可划分为“国家”或“社会”与“集体”两个层次，所以，社会主义的需要、利益、劳动、价值均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这样，就在更深的层次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新价值划分公式：需要价值(n)=社会需要价值(n1)+集体需要价值(n2)+个人需要价值(n3)。而这一公式是建立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关键所在。

〖HT5”〗经济

范畴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

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个别利益社会利益必

要劳动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剩余产品必要价值剩余

价值

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资本主义范畴：

必要需要奢侈需要必要利益奢侈利益有

酬劳动无酬劳动有酬产品无酬产品有酬价值无酬

价值

社会主义范畴：个人需要公共需要个人利益公共利益〖JB)

〗个人自主劳动公共自主劳动个人需要产品公共需要产品

个人需要价值公共需要价值

〖HT〗

七、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与社本的类别

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范畴是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是雇佣联合劳动的对立物，它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在自主劳动关系下，资金就转化为社本。因此，社本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形式，自主联合劳动是活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社本与自主联合劳动相结合，就是需要价值的生产过程。社本，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必然是一种混合经济。

我们已经知道，资金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相结合，就形成作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社会主义资本，即“社本”。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因而社本就表现为混合的形式。

(一)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是一种混合经济。混合经济与纯粹的经济形态不同，它是一种复合型的经济形态。混合经济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体制性混合经济，另一种是制度性混合经济。

所谓体制混合经济，是指由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混合而成的经济形态，通常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或结合。因为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都是指不同的经济体制而言，而与社会经济制度无关。在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界使用的“混合经济”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引进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计划管理和调控而形成的一种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或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或优势互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体制性混合经济。这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

所谓制度性混合经济，是指分属于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制度或所有制的混合。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社会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以统一。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互相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和平共处”。这种制度性混合经济，通常指的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现在我们所说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指这种制度性的混合经济类型。不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有一个显著特征作为限定条件，那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形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实行所有制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双重的混合经济，不仅是体制性经济，同时也是制度性混合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证明，这种混合经济是有生命力的。究其原因，一是它能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长处于一身，既能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又能发挥计划的控制协调作用；二是它能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各自的长处，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的国情，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能保持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又能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各方面动员力量，尽快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不仅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一步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把这一方针进一步提升和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要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一个来自社会实践经验总结的伟大创举。长期以来，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纯粹的公有制。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一直是外在的补充，决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回答。

实行这一新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要求调整所有制结构，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只要注重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和控制力，就能保证公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混合经济好比一架飞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处机头的地位，起导航作用，而机舱则很大，好比容纳大量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这架飞机载客量又大，方向又正确。这就可以使我们达到加快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以下几种主要的所有制经济形式：

(1)国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即国有国营经济；也包括国有民营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大量国有经济单位将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比重将减少而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将大大提高。但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有支配地位。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必然大大加强，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将会有力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

(2)集体所有制经济。它的特征是其财富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属于一种局部的较低层次的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双层经营的承包农户、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经济、合作社经济等。

(3)个体经济。即城乡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不雇工或少量雇工的经济，俗称“个体户”。

(4)私有经济。指城乡生产资料完全私人所有并雇工经营的经济。其规模大小不一。

(5)股份制经济。各种股份公司，其产权是多元化的，投资人是分散的，是一种不同所有制组合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6)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包括独资的外资经济和与我国某种经济成份合资的经济。

(7)各种基金组织。属于社会所有制或共有制经济。

(二)社本的分类与结构

依据不同的标准，社本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1．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对社会的分类

社本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属性划分，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1)国有社本；(2)集体社本；(3)个体社本；(4)私人社本；(5)股份社本；(6)外资社本；(7)基金社本。

以上可列下表图示：

社本结构国有社本国有独资社本国有合资社本

集体社本集体社本合作社本股份合作社本

个体社本城市个体社本农村个体社本私人社本城市私人社

本农村私人社本

股份社本

外资社本独资社本合资社本合作社本

基金社本(社会社本)

也可以表述为另一种社本结构：

社本结构公有社本国有社本集体社本股份合作社本基金社本〖JB

)〗

私有社本私人社本外资社本混合社本(股份社本)个体社本



2．按其他标准对社本的各种分类

(1)生产社本和流通社本。前者指处于生产领域并在其发生职能作用的社本，即产业社本。后者指在流通领域中发生职能作用的社本，包括商品社本和货币社本。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社本独立化为商业社本，货币社本独立化为银行社本(生息社本)。

(2)个别社本和社会总社本。前者指在相互独立、相互依赖的社会分工实体即企业中起职能作用的社本。后者指全社会范围的个别社本的总和。

(3)固定社本和流通社本。前者指其实物形态全部参加生产过程，而其价值在多次生产过程中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次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生产社本。它以固定资产形态存在。后者指通过一次生产过程其价值一次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生产社本。它以原料、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等流动资产形态存在。

(4)所用社本和所费社本。前者指生产需要价值所使用的全部社本，即预付社本，用于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的投资。后者指商品生产所耗费的生产社本，它等于生产中的所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所费社本作为商品的生产费用转化为社会主义商品的成本价格。

(5)原有社本和追加社本。前者指预付社本或垫支社本。后者指增殖了的社本部分。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所创造的需要价值实现以后，进入分配过程。通过分配过程，需要价值划分为积累和消费两个部分。用于积累的那部分需要价值转化为社本，便形成追加社本。

参考文献：

[1]李炳炎：《需要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石》[J]，载《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

[2]李炳炎：《需要价值理论体系概述》[J]，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3]李炳炎：《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的始点范畴》[J]，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

[4]李炳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自主劳动”范畴》[J]，载《苏中学刊》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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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价值”这一新的经济范畴，是作者于1986年提出的，它是指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新创造价值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范畴。[1][2]。

②“社本”这一新的经济范畴，是由卓炯于1983年、作者于1985年提出的，它是指资本一般（资金）范畴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所形成的新范畴[1]。

“科学”。它离开生产力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从公有制出发，又以公有制为归宿，是“公有制经济学”；它离开市场来研究社会主义，把两者对立起来，成为僵化的旧体制的理论概括，因而实质上是“产品经济学”；它脱离实际，搞“规律排队”、“政策汇编”，又照搬与雇佣劳动相适应的有关范畴，变成干瘪的条条，因而又是“形而上学的经济学”。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同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因而必须进行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①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具有八十年的历史，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的事后思索，已经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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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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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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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1年第4期；《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载《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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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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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66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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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

②参见拙著：《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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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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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9篇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产生和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福利行政法观就是从这一时期的警察行政法观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经济学思想在警察行政法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十七至十九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封建复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一切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上，他们必须以代表其自身利益的，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取代维护封建主阶级利益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宗旨的重商主义学说。这一任务是由代表那个时代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完成的。他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以“经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为依据，以“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为核心，系统地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论证了行政权力的扩张对于公共利益的危害。他认为，每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所推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势力。他坚信，如果给予人们以追求私利的自由，就会形成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政府无法代劳的。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在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斯密的思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大法系行政法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各国也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制度。于是，在英法两国分别形成了“控权论”和“公共权力说”。这一时期，行政法治理论的主题是通过立法权或者司法权将行政权的作用范围限制在国防、外交、治安、税收等有限的领域内，我们称之为“警察行政法观”。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经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也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随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就业、教育、交通以及环境等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对资本主义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既能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又能提出有效的对策，从而缓解和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于是，经济学上和行政法学上都在酝酿一场深刻的“革命”。

二、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实践中的政府干预

在经济学家眼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古典学派“寿终正寝”的时候。受边际主义革命，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rlas）提出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理性思考，宏观经济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其中“自由放任”的思想内核却被以后的宏观经济学说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是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在这里，“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指的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旧的学说”指的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的解释”不过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头换面，提出新的主张而已。由此，马歇尔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在经济学界占据了“正统”地位，“以至他们的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对手开始染上一种怕迫害的过敏症。”

然而，面对这样一些“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资产阶级要设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也确实要执行国家干预的政策。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实践和经济理论便发生了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国家干预经济；另一方面，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说却反对国家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受到了挑战。以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为基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等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们的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他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迎合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评价这些经济学家时说：“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极其接近于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他们大多数是从切身经验中认识这种实际的。他们的著作充满现实主义和机敏的气氛，由此而部分地弥补了科学灵感的不足。”因此，“所有各国的经济学界都是拥护同自由主义相反的趋势的，而不是拥护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趋势。……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联盟……已经瓦解了”，而“政治家们很少会喜欢一个不是维护自由贸易，就是沉迷于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派别。”所以，非“正统”的学说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也就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一些公共事业方面的活动。英国法学家韦德(H.W.R.Wade)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曾说道：“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但是，……到了1914年，大量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则是20世纪的特征。国家学校的教师、国家的保险官员、职业介绍所、卫生和工厂检查员以及他们必不可少的同事——税收员就是这些外在、可见的变化。现代行政国家正在形成，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端是政府的职责，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不仅为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推动了行政法治理论的演变。

三、福利行政法观的萌芽——“公务说”

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拓展同样使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与资本主义实践发生了矛盾。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行政法学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界定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于是，“公务说”在法国就应运而生了。

1873年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在布朗哥(Blanco)案的判决中，提出了“公务”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对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法的标准。然而，对公务概念的理论论证，却是由法学家狄骥(L.Duguit)来完成的。

受杜尔克姆（E.Durkheim）的社会连带关系理论的影响，狄骥对那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说：“在每一个国家之中，一种经济变革都在不断地发生，……即在几乎每一个活动领域之内，民族经济都逐渐地在替代家庭经济。所伴随的结果是，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更加增强了相互依赖，即使是出于他们日常的和基本的需要。”

狄骥还以一个法学家的视角对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极其过时的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提供国防、外交与司法服务以外，国家不再负有其他职责，其他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让个人自己来进行安排。因为通常情况下个人的这些安排足以保证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对于这样的种种理论而言，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因为现代意识是拒绝接受它们的。现代意识有着其他的一些需要，例如，要求国家不再将教育看成是私人的事情，并且在物质领域要求国家来组织慈善工作。”

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中，狄骥发展了社会连带关系理论。他指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并且只可能生活在社会之中。组成社会的个人只有适合社会存在的规律，才能使社会存在下去。”人们有着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他们只能为社会连带关系的维持而努力。因而调整这种社会连带关系的法也只能是一种义务法，而不能是关于权利或权利义务的法。

狄骥还认为，社会连带关系理论是行政法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他提出并发展了“公务说”。他认为，“一旦人们认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概念的含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对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行了阐述：

第一，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他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与工业的深刻变迁逐渐创设出各种新的、政府所负担的义务。人们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利益的连带关系、不断加强的商业联系、智力成果与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都向国家施加了组织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以及长期保障国际交流的责任。”他还说：“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每个人都作为其自身的‘公共运输员''''的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了。”在狄骥眼里，“公共服务”成了“政府干预”的代名词。

第二，行政法是有关公共服务的法。狄骥认为，行政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者来加以执行的大量规则。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

第三，行政行为也是一种服务。狄骥说：“所有的行政管理行为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因为它们所实现的是某个相似的、公共的目标。……政府及其官员不再是向其臣民命令的人们的主人。……他们只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而已。”他还认为，公众不必为行政权的日益膨胀而担忧，因为“国家行为的延伸与扩张不会必然强化政府的权力。虽然政府的事务增加了，其职责范围扩大了，但它的控制权却消失了，因为没有人会再信奉这种权力。……增加政府功能，就是使某项公共服务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同时保证这项服务能够不间断地得到开展。”从而，行政行为也就成了“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

第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狄骥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那么它也就“只能通过其臣民对于统治者履行他们所负职责的确信来维持自身的存在。无论这种确信是否正确，实际情况都是如此。”他说：“如果政府的权力已经走向衰落的话，它的义务仍然保留下来。……掌权者不能合法地要求服从，除非他们以履行某些职责作为回报，并且只能在他们履行这些职责的范围内要求人们服从。”

按照上述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政府的职能在于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公务关系；行政法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确定“公共权力”的限度，而是使行政行为忠实于公共服务的目的；行政审判所制裁的行为也不再是“越权行为”，而是违反公共服务之目的的行为。“公共服务的概念取代了的概念而成为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从而，公务观念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国行政法学的主流观点，并影响到了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此发生了行政法观念的世纪性伟大变革。

四、渗透了福利观念的“控权论”

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经营的过程中，英美等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这种似乎是不得以而采取的非“正统”的经济理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逐步占据了主流经济学说的舞台。

社会现实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引起了行政权力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权力划分原则逐步被打破。在美国，以1886年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新兴行政机构越来越多地行使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议会独享的立法权和法院独享的司法权。“现代行政机构的显著特点是，它拥有对私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权，通常是采取制定规则或者作出裁决的方式。典型的行政机构既享有立法权，也享有裁判权。……在行政权的范围之内，行政机关制定法令和执行裁判的权力，在重要性上至少可以和立法机关、审判机关行使的权力相比。”另一方面，政府承担的日益广泛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的任务，使得政府的职能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在日益专业化、复杂化的行政事务面前，立法和司法不得不让位于行政。被传统行政法理论“冻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较少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也日益突破了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有限范围。而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多样化，又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

然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对行政权有着天然的畏惧和敌视，经济学界关于自由放任的呼声也从未销声匿迹。面对政府干预的日益扩大，周期性经济危机却愈演愈烈的现实，“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形成体系。而且，随着英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地位的上升，那里又成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A.V.Hayek)就是当时“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他对传统的“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每个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的假定容易引起误解。他说：“个人主义者论断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尝试和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否认强制力量的必要性，但是都希望限制它，即把它约束在某些范围内，在这些范围内必须有其他人来制止强权，以便将其总量减少至最低限度。”总之，新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不再因循古典经济学把政府权力限制在最小限度，只充当社会“守夜人”的认识，但是却仍然坚持个人行为形成的市场及其竞争规则是最稳定的，最适应于自我调节的制度，而政府干预只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做一些外在的、辅的工作。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得行政法领域中一度有所松动的“控权”观念重新受到重视。然而，有一成不变的言语和词句，却没有一成不变的理念。当时，狄骥的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改良主义者拉斯基(Laski)对狄骥的理论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在美国，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庞德(R.Pound)也接受了社会连带主义。他认为，“今后法学的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合作是二十世纪法律的文明观念。他说：“我们现在对合作所赋予的价值，是在上一世纪赋予自由的个人自我主张那种价值如此之高，以至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东西，而在当时看起来却不算是过高代价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谈及法的作用时，庞德还强调了“公共利益”的观念。他说：“在前世纪，更确切地说前两个世纪，法的职能被理解为保障和维护个人权利”，但是，“在本世纪，随着社会法哲学的兴起，我们所听到的法已不是这种意义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即为了维护在文明社会中从社会生活角度所提出的愿望与需要。”

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对“服务与合作”、“公共利益”等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他们在强调行政法控权功能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已与传统观念有着相当的分歧。拉斯基、罗布森(W.A.Robson)和詹宁斯（W.I.Jennings）等一些比较现实的学者对传统的控权理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行政权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是正当的，“行政法的作用不在于对抗干预主义的国家，而是给予政府行为以便利。”在他们看来，“法学家的任务不是宣布现代干预主义是有害的，而是看到所有现代国家都采用的政策的情况下，就保证政策效率和赋予个人以正义所必需的技术性设置提出建议。……一种融合效率和公正的人道行政成为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的目标。”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另一个层面上则表现为，行政合理性原则被纳入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体系中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权一方面是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必需，它应该随着公共利益范围的扩大而拓展其作用范围。而且，面对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行政事务，还有必要赋予行政主体以自由裁量权。但是，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控制，又将会被滥用，去侵害相对人权利，进而也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对行政权应该既控制，又保障。对此，传统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已经无能为力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应运而生，“法治原则”的含义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指导下，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开始更多地关注行政程序。它要求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通过赋予相对人以一定的程序权利和为行政主体设置一定的程序义务，通过一系列程序机制的设计，来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而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杰斐（Jaffe）所说的那样，“每个人有他关于政府的观念，有他自己的目标，这在现实中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法律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于行政官员比立法和司法人员享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力，同时受到更多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所以经常会发生权力滥用的行为。正是基于此，行政法是用来规定指导性原则和程序的法，以控制行政官员的‘冲动''''。”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控权是动态的控权，控制行政权的运作过程是这一阶段“控权论”的主题。从此，行政程序成了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导致了战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控权论”的中心也由此而逐渐转移到了美国。

至此，两大法系的行政法学在逻辑起点——社会连带关系，行政法的目的或功能——服务，以及行政法的价值评判标准——公共利益等方面取得了一致。这无疑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碰撞、对接以及趋同创造了条件。

五、“凯恩斯革命”与福利行政法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干预政策却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经济危机的“阵痛”。面对严峻的挑战，经济自由主义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真正地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得以应付，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塑造。

1932年，倡导改革的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开始实施新的内政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新政”是一系列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和对外经济政策、法令的总称，其基本精神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力来调节国民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怀纳(J.Viner)、克拉克(J.Clark)等提出的，有关国家应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的经济顾问们。特别是他们关于公共工程投资反萧条作用的论述，以及关于公共工程投资“经济稳定器”的设想则对行政私法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学上进行了论证。

由此，“新政”使行政权的扩大从实践中的必要发展为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罗斯福政府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管制。以此为契机，系统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得以建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洛克腾堡所说的那样，“1933至1938年这六年，标志着美国制度上的巨变。……首先是大大扩展联邦政府的权力，加强国家的作用。……30年代的改革者们几乎毫不怀疑地运用国家的强制作用，以达到改革的目的。……运用政府的权力，不仅管束企业界，而且支持成立工会，给上年纪的人发放养老金，救助伤残人，救济穷苦人，向被遗忘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他认为，“新政”“使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让位于强调社会保障的集体行动”。

虽然“新政”实现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但是“新政”时期的经济学说却未能引起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变革。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常常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据此，他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凯恩斯的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并且，以1944年英国政府《就业政策白皮书》的发表以及1946年美国《就业法》的通过为标志，它成为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政府干预主义终于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地位，从而实现了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我们认为，如果说“新政”为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实践基础的话，那么“凯恩斯革命”则为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扩大在经济学上提供了理论论证和依据。

从此，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政府又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更加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经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福利国家论”认为，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国家不仅应该保障个人自由，而且还应为个人提供充分的生存条件或福利保障，以促进个人幸福，并为此可限制个人自由。具体地讲，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中，行政主体被认为几乎只有义务、职责或责任，即不断为公民谋取“福利”；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着行政法的性质及其发展，也决定了行政职能不断扩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经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公共利益说”、“新公共权力说”等相继产生，并由此出现了行政法治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是，行政法治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即使习惯于从行政程序角度理解行政法的英美等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服务项目，如帮助残疾人、分配福利、资助需抚养的儿童、医疗服务等都放在行政程序的监护之下。人们对环境保护事务越来越关注，这又导致了具有更大权力的新机关的诞生。传统的管理领域，与正在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领域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在学者们看来，“这种现代社会只要不否定行政本来是追求实现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行政的公共性），今后仍将不断通过各种理由继续且必须介入我们的社会与经济生活。”

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0篇

一

以下的经典数学结果依照阿罗、德布鲁五十年代的定义和证明,本文只对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间R是l维Euclid空间。

经济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费者i的消费集；是生产者j的生产集；≥i是消费者i的偏好关系；w是经济的总禀赋。满足：

（1）Xi凸，闭且下有界；

（2）≥i连续，凸；

（3）

（4）凸，闭；

（5）

（6）。

可行状态(,）满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是可行状态，且不存在可行状态()满足有,并有。

瓦尔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经济下的一个均衡，其中消费者i以股份θij拥有企业j，满足：

（A）在i的预算集{}上使偏好≥i极大，

其中。

(B)使j的利润极大；

(C)，是i的初始禀赋。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经济（条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消费束，且在其消费集内部都有一个初始禀赋，那么上述定义的瓦尔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竞争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个说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错误的模型。

[模型S]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B；厂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数

B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B各自完全拥有企业X,Y。

A初始拥有xA=0.5,,B初始拥有vB=1。

以上的假设均满足Arrow-Debreu模型条件。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为“*”。

论证：如果本模型存在瓦尔拉斯均衡，根据是否为0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先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显然有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Y的生产和B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二)再设瓦尔拉斯均衡价格=0，此时

，

因当事人均为“价格领受者”，=0意味着y不被生产，

设模型的另一个状态为并保持X的生产和A的所得不变，则有

说明该状态优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综合以上情况，说明本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结论]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标准假设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们把上述论证翻译成关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个寓言：

鲁宾逊A、鲁宾逊B分别生活于两个孤岛A、B。

假定：

（1）岛A上有1个单位的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x），如该岛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x生产面包（y）或黄油（z），其生产函数为;

A初始拥有1个单位的黄油（z）

对A而言，黄油和面包是补充品，A的效用函数为

（2）岛B上有1个单位不可运输的生产性资源（v），如该岛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产技术，使他可以运用资源v生产面包y或奶酪（w），其生产函数为;

B初始拥有为0；

对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数

（3）产品的运输和交易是完全无成本的；

（4）存在一个完全无成本并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定价者P。

该经济可以按照两种模式运行，即

（甲）“鲁宾逊模式”，即A、B各自以封闭的方式生产消费而不理会P所的价格。

（乙）“瓦尔拉斯模式”，即A、B作为价格领受者，完全依据P的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况。

显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并与初始拥有1个单位黄油同时消费；B最大化的满足是自己生产1单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不为0，B将生产1单位的面包；A将生产少于1单位的面包，但其生产的一小部分黄油，却无法交换出去，A比模式（甲）的满足程度为低。“瓦尔拉斯模式”将劣于“鲁滨逊模式”。

如果P的价格中面包的价格为0，A的满足同于模式（甲）；但B将生产1单位的奶酪，这时B的满足又将低于模式（甲）。

这样，完全市场方式的“瓦尔拉斯模式”劣于“鲁宾逊模式”，经济退回至鲁宾逊的自足经济中。这当然也构成了对Arrow-Debreu模型的一个反例。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虑模型S中消费者直接生产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批评认为：由于消费者分别完全拥有厂商，故厂商的生产决策由消费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该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利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所以消费者都应该在自己的禀赋及生产集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实上，根据Arrow-DebreuModel的标准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是分离的，厂商和消费者一样是完全独立的当事人，它的行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论消费者是否完全拥有企业，他绝对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来确定厂商的行为，厂商的行为必须也只能按利润最大化来决定。除非批评认为反例中的厂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设而加以取消。但这批评只需将模型S稍作变形便可化解。

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要把原经济放大N倍，A和B各变成N个孪生兄弟（但不是复制经济，厂商仍只有两个），他们各拥有1/N的股份，其余不变。

[模型N]生产–交换经济e。

商品；x,y,z,v,w。

当事人：消费者Ai，Bj,其中i,j=1,2,…，N；厂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数

Bj的偏好函数。

生产函数：X的生产函数（α）x1是投入；y1，z1是产出

Y的生产函数（β）v2是投入；y2，w2是产出

初始禀赋:Ai，Bj分别拥有企业X,Y各1/N的股份。

每个Ai初始拥有xA=0.5N,,Bj初始拥有vB=1。

论证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必须服从利润最大化，特别是N极大时厂商的生产决策直接由消费者作出是极其荒谬的。

其次讨论模型假设的现实性。

对于大多数把理论作为预言和解释工具的现代学者而言，假设的现实性不值得加以考虑。但在模型构造过程中，现实性的考虑有助于模型不被当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论，两种商品成为补充品是普通的。一种商品为某消费者必需却被另一消费者视作无价值可以因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类食品），也可以因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产品则几乎是古代一直到现在制造业的共性。

最后我们考虑凸性。

在严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补充品造成某种商品（y）价格为0。B作为价格领受者，依据价格信号生产并试图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可能的设想是让w的价格为0，但这很容易造成价格系统的崩溃。可设想位于孤岛C上的鲁宾逊C可利用岛上的资源v’生产w和w’:v’=w+w’,但C更偏好w’，这又使w’的价格为0。设定一串“岛链”后以此类推，价格体系则不再能成为指导生产和消费的信号系统。三

现代经济科学的核心无疑是一般均衡理论，它主要研究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罗－德布鲁理论（Arrow-DebreuModel）则在寻求其数学阐述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进展，就形式的优美、表述的简洁、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逻辑上的严谨而言，被誉为经济理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反映新古典主义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现代均衡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它在获得“边际革命”（特别是瓦尔拉斯）的推动和现代数学工具的有力帮助后迅速发展。整个学说发展史与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华的经济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经济理论领域也肯定是最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其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者，象萨缪尔森、希克斯、阿来、纳什、阿罗和德布鲁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条：

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即新古典的假设范围内，指个人理性、完全竞争、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业、规模不经济等）可数学证明竞争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私有经济的帕累托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状态一致。在恰当的形式化后，竞争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为几个数学定理。瓦尔拉斯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市场价格体系充当“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本文构造的数理模型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数学证明有错误，两个定理不能同时成立。这个结果显然对于微观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它意味着Arrow-DebreuModel应当进行重大改造，而这种改造无疑会在一般均衡经济学领域中引发一场重大的理论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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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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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5]安德鲁.斯-科莱尔，迈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微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G.德布鲁，《价值理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