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1篇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伴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包括：第一阶段（1978-1984）：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首次提出，代表了农村经济制度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1985-1992）：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实现了对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同时将土地承包实践延长为15年。在这个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机制被引入到农村市场，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了更多机遇。第三阶段（1993-1998）：这个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不仅将土地承包时间延长到30年，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改革基础，同时也形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条件。第四阶段（1998-至今）：这一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阶段，无论是在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在农村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日益丰富，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劲射方面都距离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越来越近。

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如今，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代表农村经济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

2.1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由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变农村市场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市场分散化经营的转变，农民逐渐成为是市场的主体，他们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分散的生产和经营模式直接导致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的获取市场信息，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2缺少健全的农产品市场

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产品数量的快速增加，但是由于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与资源配置，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技术不强，使得农产品的流通率较低，这对于农村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民的积极性。

2.3缺乏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为农村生产和农民提供足够的组织机构与金融服务，但是从当前农村市场的发展来看，尚未形成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无法为农村提供专业的、规范的服务。同时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无法形成科学金融服务体系，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2.4城乡经济发展体制的完善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无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更多利益，容易形成消极的情绪，不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协同生产的实现，无形中拖慢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农村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如何协调农村与农民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关键问题，通过农村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可以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平台。首先，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村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集体统一组织的关系逐渐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演变为单一的农民直接面对市场，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村经营的生产成本，小农户要直接进入市场造成了资源和产品的浪费；其次，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分散式经营方式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这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经济效益的损失，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效率的提升，而且不利于现代种植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另外，农村地区的信息沟通渠道不够顺畅，这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民对于市场的多变性不能很好的掌握，容易造成生产决策的失误，导致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脱节。因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村资源的科学配置，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自由和健康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下，可以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更好的平台，而这与农村市场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契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市场的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作者:徐丽华 单位: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人文本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1

一、经济制度改革回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一1984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一个举措。

第二阶段(1984一1991年)为改革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

第三阶段(1992一至今)为改革的深化阶段。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阶段。

二、经济制度改革的意义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改变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贫富差距扩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影响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二者的关系十分关注。他们观察到，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力度很大，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力度不大。美国学者利茨坦斯丁观察到，中国是经济改革大大超前于政治改革。他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平衡。

3.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把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消极思想引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巨大混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 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不能否定市场经济改革选择的方向。

2.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

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普遍存在，而且在不少竞争性行业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垄断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的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规划和完善。

3.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经济转轨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抑制和划界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和矛盾，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4.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和环节，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治改革是应按照宪法精神和框架稳步、有序地进行。中国改革已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人民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证，正在成为起动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政府体制改革在宪法和法制框架内，逐步展开，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完善，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5.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前提下，造就每一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体制环境。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要坚持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要强调对结果不平等进行校正和分配调节，使广大社会成员能普遍享受改革的成果。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

参考文献：

[1]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江佐中.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刘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宋德勇.经济转型问题研究[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5]谷书堂.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6]黄新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2(01).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3篇

《经济体制改革》（CN：51-1027/F）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经济体制改革》辟有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产权改革探讨、宏观经济管理与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改革、股票与证券、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学家改革思想介绍等。适合经济研究人员和经济工作者阅读。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4篇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加强工作协调，使各项改革协同配套，使改革与宏观经济运行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协同推进”。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各领域改革的辩证关系，为狠抓改革落实提供了行动指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咬定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才得以不断推进改革事业。从现实国情来看，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这清楚表明了发展仍是破解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两会会场内外，代表委员热议、广大群众关切的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问题，寻根究底，大都与经济体制不完善、转型发展不到位密切相关。改革的主战场和关键点，依然集中在经济领域。一子落而满盘活，经济体制是社会各种体制的“连接点”和基础。只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才能传导改革正能量，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向深化改革要动力，首先就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牵引力。

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推进，就越触及深层次矛盾，越带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有亮出行政审批“权力家底”，经济管理“负面清单”才能有的放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以来，从改革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清除“唯GDP”发展误区，到简政放权激发创业活力，再到改作风推动调整消费结构，无不说明唱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需要形成各领域改革协调配套、齐头并进的强大势场，这才有落地有声的实干行动、精彩纷呈的改革大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资源配置层面的时代创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5篇

一、深化对改革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依靠体制机制先发优势，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改革不够到位、体制不够完善、机制不够协调的问题仍然存在，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再创我市体制机制新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深化改革。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的决心推动改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在改革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新一轮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增强改革的协调性，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形成改革的整体合力。

二、加强组织领导，总揽改革全局

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指导和协调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审议全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审议决定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及试点范围；适时听取有关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情况汇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提出重大改革建议；研究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重大事项。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改革办”）。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日常工作。市级各部门要明确承担本部门改革工作责任的专门处室。

各县区要加快建立以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改革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将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协调，以科学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不断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三、建立工作机制，合力推进改革

（一）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市改革办要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改革决策，促进各项改革措施有机衔接、相互配套。一要制订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提出全市性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各县区重大改革和市级部门专项改革统一纳入年度改革实施意见，经批准后组织实施；二要加强综合协调。加强与县区政府和市级部门的联系，及时掌握全市改革动态，做好总体改革和专项改革以及各专项改革之间的衔接配套；三要突出改革重点。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加强重点改革课题研究，每年要突出抓好几项有亮点、有特色、有影响的重大改革；四要加强指导监督。协调督促全市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和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对重要改革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五要开展总结评估。全面客观分析、评估有关改革项目的实际成效，总结利弊得失，不断提高改革工作水平。

（二）建立改革工作责任制。根据年度改革实施意见，县区和市级部门要按职能分工组织实施，制订改革推进计划，细化落实改革任务，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工作进度。对已经启动实施的改革事项，要集中精力、认真实施，确保抓出成效；对条件已经成熟的改革事项，要精心设计方案，加快启动，尽快实施；对条件尚不成熟但又必须实施的改革事项，要深入调研，提出对策建议。

（三）建立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改革项目的牵头部门和参与单位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做好改革工作。牵头部门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主动和参与单位协商沟通，深入开展调研，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各参与单位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共同为完成承担的改革项目任务而努力。

（四）建立改革信息交流制度。各县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定期向市改革办反馈改革信息，通过定期召开会议或其他方式，及时交流改革情况，分析改革形势，研究协调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布置阶段性工作，共同推进改革工作。

四、规范工作程序，有序推进改革

探索重大改革事项前期工作、协调论证和后评估制度。重大改革事项由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书面向市改革办申报，市改革办结合国家和省对下一年度改革工作的部署综合考虑，于每年年底前，起草下一年度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进入报批程序。

综合性改革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拟定；专项改革方案由市级有关部门负责拟定，市改革办参与协调方案的论证。改革方案需市委、市政府审批的，由牵头部门按程序报批。其中市委、市政府专项改革领导小组推进的改革事项，按有关规定报批；不需市委、市政府审批的改革项目，改革方案报市改革办备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改革方案，以公示和听证等形式引入科学决策机制；对风险较大的改革事项，坚持先试点后推广，引入试点纠错机制。

对实施一段时间或基本完成后的重大改革事项启动后评估机制，牵头部门要及时向市改革办书面报告工作情况。市改革办要加强改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对改革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适时组织评估，对存在问题较多的方案，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要切实增强改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参与度，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协调各方利益，逐步实现改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五、完善政策配套，保障改革实施

（一）保障改革工作经费。市财政设立经济体制改革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改革规划编制、课题研究、改革方案的制订、论证以及改革绩效评估等。全市性综合改革项目由财政保障工作经费，各单项改革的牵头部门要在部门业务经费中安排落实改革项目工作经费。

（二）建立改革监督检查机制。重大改革的督查工作由市委、市政府督查机构负责。市改革办要加强日常督促检查，并做好重大改革监督检查的基础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市两办督查机构报告，由市两办督查机构向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发出督办通知，落实整改，推动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建立改革学习培训制度。加强对各县区、市级部门有关改革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工作交流，广泛学习先进地区改革经验，推动本地本部门改革的进行。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6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的起源地，总是在行动上与这片土地的天然气质带着一丝牵连，怀柔而含蓄。

说到中国的改革，势必会立刻联想到当下谈的最热的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倘若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律的解释，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会说，中国改革走到目前这种状况，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从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开始，从传统政权势力最不关心的地方和领域开始，最后接触到中国改革最核心问题。

不论采取的是什么途径，要想取得改革的实质性成功，最终必将触碰到维持社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现阶段放入历史中来考量，中国正在走的是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动作为最终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探究中国这种如同“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如何能够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将中国这种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

这不同于前苏联休克式疗法，搞一夜之间的大巨变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是有好处的。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历程，虽然改革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线却相当清晰，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改革的目标也愈加彰显。改革从微观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观领域，这在逻辑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们改革措施和强度都是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承受能力来确定的。也许正是这种怀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的方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以这种方式步入法治经济。

我们的市场经济现阶段来讲发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基石，比如缺少商业传统、公民民主与公平意识，政治体制传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服务市场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体系的失衡。在产权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13条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虽然法条上有明确体现，但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在哪里？又如国家的一种无形产权，如国旗、国徽、“中国”字号等，商誉就意味钱，这也属于国有资产。因而不应只将国有企业限于国有资产，它还包括国企外很多内容。在市场准入、交易与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刚颁布不久的《反垄断法》，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来保护或者说培育竞争文化，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法律有效调控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我们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很先进与科学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才是优法与恶法的关键。倘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被高高挂起、虚置一旁，很难实现其调控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价值。还有，法律对一些特殊主体保护过宽，如“三资”企业法应给国民、外国人统一的待遇，统一标准、规格，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展开公平竞争。此外，还有作为法治经济精神基石的诚信的缺失。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创新的过程，而且只要我们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对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设计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间就发生彻底的变化的。任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承继性。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确认和保障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法律需要变，确认和保障市场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法律需要变，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而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需要变，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活动中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需要变。因为这种历史的变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向着法治化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且只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微观主体发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不像以往暴风骤雨那般。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8篇

一、研究概况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多从实证的角度，描述改革的过程，并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二是外国，多从比较角度，探索中国的改革。

（一）国内研究方面，又可分为两种研究，一是搞研究的学者型论著；二是参与决策的官员型回顾和描述。

第一类的代表作有：学者方面的有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汤应武的《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等。第二类的代表作有：《薛暮桥回忆录》、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等。

“九五”期间，受纪念改革开放20年和建国50年的推动，国内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

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辉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宋承先的《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邹东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在丛书方面，则有：理论局组织著名学者或部门领导编写的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丛书(作者有桂世镛、龙永图、王梦奎等，学习出版社，1998)；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其中属于经济类的有：《中国农村改革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2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年》、《中国就业体制改革20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国财政改革2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中国对外开放20年》；伍柏麟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0种：伍柏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张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李慧中的《中国价格改革的逻辑》、石磊的《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张晖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袁志刚、方颍的《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张杰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华民的《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尹翔硕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陆德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此外，还有：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高尚全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总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韩志国等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周振华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王全火等主编的《跨越贫困－－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胡耀苏、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江瑞平等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国的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李义平的《中国的经济过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于渝生等的《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001年，又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中共党史研究再兴热潮，研究成果纷呈。以“七一讲话”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代表，中共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做了科学的论断。

（二）国外研究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8：研究热烈，以赞扬为主；1989－1991年：由赞扬为主到批评为主；1992－2000年：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冷热冲击和感情变化，恢复冷静、客观，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刻(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从大陆来的学者参与)，水平和成果进入一个新时期。

从研究方法和观点来看，欧美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1)左(激进流派)：维克多·李皮特，卡尔·里斯金，斯蒂芬·安多斯等。这个流派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在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持肯定和赞赏态度。改革开放以后失落，有些观点仍难以完全转变。(2)中(实证主义流派)：艾克斯坦，珀金斯，罗斯基，尼古拉斯·拉迪，哈里·哈丁，德恩伯格，罗伯特·菲尔德，肯尼斯·沃尔克，约翰·格利， 邹至庄，钱颖一等。这个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在政府里还是在学术界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广泛的影响，是主流学派。 (3)右(保守流派)：拉曼·迈尔斯，简·普里帕拉，加林森，郑竹园，吴元黎，刘大中，叶孔嘉，安东尼·唐，肖喻明等。这个学派人数也不是很多，影响也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现出程度不等的敌意或反感，当他们看到成绩时，承认的语气也不是那么情愿的。其中一些人是来自台湾的学者。

（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两条线索和方法（或可成两个流派）：一是以中国的改革理论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研究改革方式和过渡目标为中心。这条线索和方法，一开始就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使用我们熟悉的理论、语言和逻辑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改革的现状、战略和目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政策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二是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和科斯为代表）为主导，用比较成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和提出政策建议。由于这条线索和方法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内在一致性、先进的分析工具和较强的解释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前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主，后者以国外学者为主，9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其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研究中国的改革。[1]

二、关于改革起点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与等国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因为“”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的突出特点。[2]

郑有贵和关海庭则对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这个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关海庭认为：“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围绕着制度、体制的一种公共选择行为，必然影响到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改革方案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选择社会阻力较小，多数人都能受益，又能带动全社会变革的改革方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愈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这种合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3]

关于为什么要改革，周业安认为：“在研究过渡过程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足不够的，合于逻辑的应该足首先回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人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厂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有人还通过对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其结沦，发现合作社由于赋予了社员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多层委托关系，那么，委托层次越多，体制的总成本就越大。这类模型实际上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但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产权理论应用的—些条件，即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似乎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撇开产权有效性的争沦，传统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机制是否存在?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还强调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当委托人赋予人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空间时，人出于工作的需要会建立—个关系网，以确保低成本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市场机会，这种关系网一旦形成，就会给委托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经营环境在变动的制度环境中，高不确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赖关系来监督人，这就使人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人凭借其关系资源逐步获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在这种理沦看来，内部人控制不仅要从度量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去理解，而且还要从社会网络上去寻求答案，而社会网络其实就是非正式合同关系。不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还不清楚。”[4]

林毅夫等则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点问题。

而彭柱年则认为：“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5] 实际上，苏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只是推不动，才转而从政治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秦晖则从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水平低（实际上“命令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6]

外国对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有关专家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7]

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企业；有的则认为时代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8]

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收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9]

三、关于改革过程和特点的分析

中国的学者多从实证的角度，以一种亲身参与的兴奋和喜悦来关注和研究。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赵凌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强。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与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整体上判断，市场因素的成长与作用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短缺现象已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初见端倪。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2)市场性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占支配地位。就生产资料的配置来看，1997年，我国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有11种，到1998年，下降为5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展开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道路实际上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谈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道路，实际上是谈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由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较之原苏联“版本”来说更具有灵活性，例如地方经济权限相对较大、集体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体制外成长”的方式来培育新的经济体制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尝试，例如，1956年，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发生学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形态学特征。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影响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即是如此。“”结束后有关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恢复形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出的土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削弱了原有体制的基础，客观上要求改革体制。政社分开的改革要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因此，改革推展到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来。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又决定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路径。国有企业改革与转轨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色。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特色决定了改革只能从放权让利入手。这不仅因为历史上（1956年）曾有过这种设想，而且因为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企业缺乏自利。放权让利是改革之初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且最易于实施的改革步骤。放权让利的实施以及原有计划体制的松动逐渐增强了企业的市场主体性质，这又决定了接下来的改革步骤，即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主体性的成长进一步要求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与之相适应。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是遵循放权让利构建市场主体性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路径展开的。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过程的铺展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色彩，在此不再详述。

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是在70年代末改革之初就已确立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程度，则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即由补充性作用的认识深化到基础性作用的认识。而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几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0]

洪银兴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11]

盛斌则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改革的“政治逻辑”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实验主义说”与“趋同主义说”的差异。盛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如表1所示，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理论突破而开始的。”[12]

表1 改革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

年份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改革目标 发挥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 “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1997年：“国有产权的多种形式”1999年：“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修宪）

改革阶段 改革初始阶段：农村经济改革 改革高涨阶段：城市经济改革 改革停滞阶段：治理整顿 改革深化阶段：全面市场化

经济周期 周期一 周期二 周期三 周期四 周期五

贸易改革 边际改革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贸易自由化

外国学者（多为中国问题专家）则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3]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他们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更选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的）：（1）转向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1987年1月—1989年6月）；（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1989年6月—1991年9月） ；（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1年9月—） 。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 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14]

另外，国外一些所谓“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迟批评态度。

四、关于改革效果的分析

周业安认为：“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15]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关于教训：他非常赞同薛暮桥的分析，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他甚至称这两条为“改革的误区”。 [16]

关于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曹子坚则从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2）“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至改革少使一个人受益但同时至少一个人受损）：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事实上不受损害；又称“卡尔多改革”。（3）“不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补偿不足以弥补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甚至没有补偿）；又称“非卡尔多改革”。按照上述分类，他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帕累托改革到卡尔多改革再到非卡尔多改革的过程。”“1、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期阶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显的卡尔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补偿能力，改革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非卡尔多改革的性质。”[17]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统计数字看法不同。国外的有关机构和学者，在非正式场合多对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表示怀疑甚至否定，不过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7）就认为中国1979—1995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9·9 %修正到8·2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则认为同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为7·5%。[18] 国内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讨论也很热烈，但多是从体制、微观或个案角度，针对地方或部门的虚报浮夸现象，提出批评或质疑。从总体和大跨度上来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数字的（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前1953—1977年），是孟连和王小鲁2000年发表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他们通过测算，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有“虚增”问题，因此，1978—199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应由统计局公布的9·9%调整为8·4%，其中1979—1991年期间应由9·2% 下调为8·2%，1992—1997年期间虚增明显，应由11·5 %下调为9 %。[19]

另外，关于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国内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比价，以及由此折算成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显然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就采取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20美元，[20] 而按照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率(100美元＝835．07元人民币)计算，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746．9元人民币，折合美元568．4元。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地图集》采用的方法，199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0美元(当年价格)[21] ，与按官方汇率计算的数字相差不多。根据近些年国内比较认可的估计，1995年绝对购买力平价为一美元合4．2元人民币[22] ，照此计算，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30．2美元。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认为最后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准确。[23]

五、关于改革的中外比较

近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这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门学问。目前过渡问题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过渡的性质、目标、过渡方式和条件，也有对过渡的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不仅有对过渡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过渡特点的实证研究。

中国和苏联（后为俄国）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1992年俄罗斯改变了1991年前实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国民经济遇到了连续的高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负增长。与此相反，中国经过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俄两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殊途同归和效果差异巨大，自然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将二者作为比较的对象。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美国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国家要穷得多。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

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却花了大约14年的时间。[24]

刘、袁庆寿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由政治剧变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大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紧缩货币、财政，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推进的过渡。中国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中国的改革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2)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体制转轨；(3)经济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激进式过渡方式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它与采取渐进式过渡方式的中国相比不仅在过渡方式、过渡内容、过渡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在过渡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改革实践结果形成较大反差，主要表现在：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较高增长率，这种增长速度只有在60年代日本和70年代‘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奇迹’时才出现过。而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以外，经济一直大幅下滑，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呈现为负的增长率。这种过渡的效果差异使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25]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两个国家经济改革及效果的比较，刘、袁庆寿对其研究成果做了如下系统地综述：

沿着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差异及其原因这—线索，国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过渡方式、过渡性质、过渡目标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与性质

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之前，国情、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轨政策与结局不同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改革”的设计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以及另一位学者胡永泰(1996)。钱颖一(1993)等人则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初始条件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巨大影响。这—观点普遍流行。世界银行编写的《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宣称：“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而CEE国家和NIS更果敢的改革国家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

一批中国学者则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性质上的差异，寻找中国改革成功、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俄罗斯改革则把私有化定为目标，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较为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代表首推张宇博士(1997)。与张宇的观点相似，周振华博士(1998)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探讨。他认为属于“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的国家，改革的合法性只能是从局部、逐渐的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的推行改革政策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改革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的改革开始的全面体制改革往往适得其反，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

(二)改革方式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来考察，两国改革的明显差异之一即是改革方式。从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人手解释两国不同的改革效果是当前理论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样，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市场化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改革方式的相异性。由于改革方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从理论到经验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差别进行了多种解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基于经验性认识论角度。渐进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过试点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这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皮沃瓦罗娃(1997)在深刻比较中俄两国改革过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以阿巴尔金(1993)为代表的俄罗斯改革温和派在总结俄罗斯改革政策失误时也持相似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默雷尔教授(1992)。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巾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经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提出：“当用于改变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迅速重组的资源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改革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探讨渐进改革优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樊纲(1993)。邹薇和庄子银(1995)进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改革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样。正因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论上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问题，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1994)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可以解释过渡速度会给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激进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进而投资减少。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正是首先导致了国有部门产出的急剧下降。中国学者左大培(1995)在《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沦》—文中，揭示了大爆炸式改革战略速度问题：一步放开物价导致经济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并发的恶果。左大培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的改革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个人消费品的求过于供，另一方面则是公共开支物品的供过于求，在这样一个特殊经济结构之下，不可能靠大爆炸战略一下子将传统计划经济改造为有序的市场经济。

4．基于信息角度。代表人物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沦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应用于转型经济(激进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载问题”，或者说，渐进式改革避免了信息损失，而这种损失在激进改革时必然会发生 (斯蒂格利茨，1994)。与斯蒂格利茨观点相同的美国另两位经济学家莫西米兰和诺顿，早在1992年便已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根据一个时间表进行—揽子改革的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

5．基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角度。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用成功的“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樊纲，1993；林毅夫等， 1994；盛洪，1992；苗壮，1992)。俄罗斯—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同。例如：皮沃瓦罗娃教授 (1997)在总结中国改革的七点成功经验时就谈到：“中国集中精力建设新的体制，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批评和破坏旧体制”，“改革初期的实践已证明，走向市场经济正常的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

6．基于价格双轨制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较早从价格双轨制角度考察中国渐进改革优势的是陈抗、杰弗逊和辛格(1993)合写的著名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在论文中作者们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代表一种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人市场体制的折衷；(2)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继陈抗等人之后，诺顿(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概括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时，重点指出了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也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寻找中国改革成功的答案。由初始改革保留双轨制，而达到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的改革，这一成功的改革范式，以及与之相反的使价格一步到位而导致宏观经济紊乱的激进改革，由麦金农(1997)在另一部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中得以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述。与麦金农的著作出版几乎同时的中国学者张军(1997)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价格双轨制与实现经济稳定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张军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反映在其著作《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中。[26]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将改革视为一个过程，采取了渐进的、“次优”的办法，“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27]

丁明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突破口”选对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28]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转轨的代价，秦晖和金雁则从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过程、改革手段、改革目标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比较，是笔者近年来看到的比较好的论述。 在国外，1998年科勒德克出版了《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该书的论述重点是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但同时也将这一历程与中国、越南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了比较。该书虽然将大量的讨论集中于1989—1998年这段时间，但是回顾和前瞻的时限则扩展到1950—2020年左右，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纵深、更开阔的视角。

总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却保证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之一；但是，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有许多事情今天还看不清楚，因此关于它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樊 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5）张 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张 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张 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8）张 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9）邹东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0）汤应武：《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11）吴敬琏：《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8。

（1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13）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4）刘仲藜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5）《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7）邹薇、庄子银：《中国改革过程的性质、特征与动态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18）盛 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19）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20）周振华：《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21）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22）刘、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3）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24）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5）樊 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6）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27）刘、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8）王梅枝：《中俄两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比较与思考》，《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4期。

（29）盛 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

（30）曾国安、郑美琴：《中国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比较》，《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31）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5期。

注释

[1] 参见孙良：《中国制度变迁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

[2] 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 郑有贵：《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率先进行首获成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关海庭、吴群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9期。

[4]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5] 彭柱年：《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计划与市场》1996年第4期。

[6]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

[7]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迈尔斯主编：《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佛研究所，1991。转引自王景伦：《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19—20页，时事出版社，1996。

[8] 参见Andrew Walder:《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9]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作用》，第40—4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0] 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11] 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12] 盛 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

[13] 转引自王景伦：《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32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4] 转引自〔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树著，韩凤琴摘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5]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16]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17] 曹子坚：《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对受损者的补偿》，《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

[18] 世界银行：《200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Angus Maddison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Publication ,France, 1998 。转引自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9]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20]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1] 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1997)》，第8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 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23]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第1133-11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4]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25] 刘、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6] 刘、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7] 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8] 丁 明：《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改革 经济体制 双轨制

引言：改革是改掉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是以极端的方式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体制之内实行变革。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

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巨大的改革和腾飞，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最成功的体制转型，随后不断的体制创新强有力地增强了我国经济活力，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带来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社会长期稳定，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一、渐进式改革的体现

我国的改革采取了先易后难、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试验后推广（先点后面）的非均衡体制变革推进战略，即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这一改革战略的具体特点是，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迅速而彻底地摧毁旧计划经济体制作为首要目标，在整个过程中也不拒绝采用过渡性体制安排（如价格“双轨制”），整个改革过程中遵循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的演进主义逻辑。

1、 在改革路径上，采取了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的路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许多领域的改革，一般都是在实践中自发进行改革探索，然后将改革的成功信息向上传递，逐渐为上层接受并转化为推进改革的意志。同时，我国的改革也是先从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开始的，因为这些领域涉及的利益关联部门少，但是对百姓的生活影响大，比如说通过承包制增加工农产品生产；通过市场化改革，扩大城乡商品流通；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等等。而涉及利益关联部门多、改革阻力大的社会体制以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范围展开的。

2、 在改革顺序上，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等其它领域的顺序

农村改革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而后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促使国家改革统购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成功又推动了原有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带动了农村税费、教育、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城市改革先在国营工厂开始，企业经营承包制改革的成功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原材料购进、产品销售、收入分配等制度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的初步成功又促进城市甚至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甚至政治领域的改革。

3、 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方法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构建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已经从上至下形成了极强的刚性结构，很难依靠一时一项改革迅速打破这种僵化的体制结构。于是，我国在生产、流通、信贷、汇率等领域采取了“双轨制”的改革模式，比如在生产领域，对增产部分部分实行市场价格，对计划内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内生产购进物资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外生产购进物资实行市场调节价格；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先稳定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优先鼓励发展个体户和民营经济；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国有企业开始实行“一厂两制”，对新建部分实行股份制，对原有存量部分保持国有制性质。众所周知，增量改革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参加增量改革的群体分享到的利益也大于原有体制。因此，存量部分为了获得改革的好处，也纷纷要求改革，由此增量改革也带动了存量改革。

二、渐进式改革推进的主要特征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体上实行的是渐进式的办法，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由局部改革逐步过渡到整体配套改革，通过“双轨制”进行体制的转型过渡，这种改革方式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计划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在新增资源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比重的办法来稳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分部门、分企业、分区域各个突破，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化。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稳步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分步推进，先试验后推广，并根据时间的需要不断地调整目标与思路。

三、 渐进式改革推进方式的问题和缺陷

鉴于改革的探索性、复杂性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要想使改革顺利进行，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在此之上必须考虑如何把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平稳的过渡。如果采取过激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

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改个实践，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冲击的前提下，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确立。中国独有的渐进式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当然，这种改革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一些改革相互不关联；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缺乏阶段性筹划等等。具体表现在：

1、 改革设计不充分或盲目导致实践上的不成功

改革不需要设计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一边改革一边设计，在短时间内可能效果是很瞩目的，由于没有整体的规划，各项改革措施之间无法协调和连接，难免会出现漏洞，增加改革的阻力。改革不仅仅涉及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还涉及到了理念思维上的调整。改革是中国的二次革命，一定要在理论指导下不断前行。

2、 既得利益集团的做大容易是改革走上歧途

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力量，因此民生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改革的前途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必须认清这种潮流对于我们前途和未来影响。

3、 渐进式改革导致劳动和资本结构矛盾长期积累

渐进式改革导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进展不一，尽管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之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程度。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机制下形成流转和对接的通道，导致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的形势。社会分化严重，甚至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导致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瓶颈，处理不慎可能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4、 非平衡推进容易衰竭改革动力

中国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整体社会制度全面变迁的历史过程。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先进行，但从整体而论，不可以单独进行。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进改革，长时间不解决改革中深层次上的问题会使改革缺乏内在的动力而最终以失败告终。

四、新阶段要求转变体制改革的推进方式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需要自下而上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容易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减少，而需要由上而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到的范围广，利益群体大，改革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客观上也需要新的推进方式。

1、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大任务。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大趋势。利益博弈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甚至到政治领域。因此，必须更新改革观念，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和有序性。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方式上做出调整：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向小经济手段为主；由政府推进为主转向为小社会推进为主；以目标推进为主转向小战略推进为主。

2、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注重成本效益分析，正视改革难点，并将其选定为改革目标，集中力量突破一系列在根本上阻碍改革进程的枷锁。这种急剧的改革方式可能使得改革的成本迅速上升，但却可以改变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徘徊不前的局面，并重新赢得巨大的改革效益，这事实上就是选择了高成本获取高利益。

参考文献

[1]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比较与借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布良成：《渐进式改革的张力――中国改革的特点、风险以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

经济体制改革范文第10篇

我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合理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广覆盖、多层次、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体制保障。为此要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使区经济体制改革在新时期、新阶段取得新的突破。

1、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各项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体制改革的着眼点要兼顾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创新体制，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在搞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使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发展的各项举措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以推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为重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继续以"放心、放手、放开、放胆"的姿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抓紧清理有关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研究制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的扶持政策。进一步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发展。加大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力度，切实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和以民引外，帮助其做大做强。引导民营企业创新体制，规范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进一步调整全区所有制结构。

3、以完善国资管理和营运体系为重点，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国资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及其控股、参股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确权责关系。逐步创造条件对现有授权经营主体打破行业界限，进行资产重组。扩大其资本规模，提高营运效率。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继续完善国有股权代表的激励机制，使其责、权、利得到统一。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对未纳入授权范围的资产要进行委托管理。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切实解决企业改制中的遗留问题。对已改制企业要通过国有股减持等形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对垄断行业要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继续引导已改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以文化卫生等系统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深化社会事业领域体制改革。一是继续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在对事业单位按监督管理、社会公益和中介服务、生产经营进行分类定位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的改革目标。对可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型、社会中介服务型，以及事业单位附属的"三产"单位要加快转企改制的步伐。同时进行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文化领域的准入限制，充分利用我市非公经济发达的优势，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文化，促进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要把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改造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企业。继续整合现有文化资源，组建若干个文化产业集团，并以文化产业集团做大做强为契机，促进我市文化名城建设。三是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救助体制改革。对市属公立医院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选择1至2家市属医院作为试点，吸引民间资本，改为股份制营利性医院。继续搞好药品集中招标工作，切实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问题。要完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制，解决弱势群体的治病难问题。全面实施市区退休人员门诊医疗费社会统筹，尽快实施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同时，继续搞好农村卫生院改革，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卫生保健网络。四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实现办学模式和投入体制的多元化，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同时，市属校办工厂的改革要有实质性的突破。

5、以完善产权交易规则为重点，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结合我市前一阶段企业改制的实际，要围绕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规范产权交易和监管的办法。从我市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际出发，要以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指针，认真处理好国有股权转让、经营者持大股、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三者关系。既要坚持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原则，同时也要体现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要求，抓紧制定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规定和制度，并精心组织实施。要从进一步加大宣传和规范政策入手，在提高持股职工风险意识，实施规范管理的同时，不断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尊重广大持股职工的意愿为基础，鼓励职工所持股权依法向企业经营技术骨干集中或转让给外来投资者。

6、以吸引外资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深化外经贸管理体制和外经贸企业改革。充分利用外资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契机，实施大项目推进策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利用外资大项目的领导、协调、决策机制；实施重点区域策略，确立利用外资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实施开发区主战场策略，发挥各部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招商引资本的龙头作用；实施领域多元化策略，从较早以工业为主的利用外资，向全方位、多领域利用外资转变；实施以外引外策略，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效的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机制，促进其增资扩股，同时，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桥梁作用、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努力使外企成为招商主体。从而使我市利用外资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继续加大外贸和外经工作的力度，创造对外经贸工作的新局面，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完善。

7、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推行电子政务为契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要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创新审批方式，提高行政审批工作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性审批。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或者不应当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去做。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惯例和wto要求，制订保护公平竞争的各项地方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在政策上消除所有制歧视，鼓励各类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得到健康发展。

8、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为重点，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着重解决还具有浓重计划色彩缺乏市场效率的城建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体制。对国有单一投资的项目公司要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公司制改造。要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通过项目法人制度吸引社会资金直接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鼓励采用特许经营权、资产经营权、收费权有偿转让等方式筹集资金，盘活存量资产吸引外部资金。对经营性、准经营性、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为社会资本提供可供选择的介入领域。要改革现行的投资规模控制方式，建立投资分类管理体制，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要探索发展包括银行、证券、信托、债券、基金、风险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力度，促进我市大都市建设步伐。建立拟上市企业资源的发掘和培育机制，充分利用国内外证券市场的筹融资功能，鼓励和推进我市各类优质企业到境内外上市。加快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增强其持续融资能力。要发挥市工商信托公司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在境内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根据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积极探索和争取设立杭州证券投资基金。建立和引进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开辟风险投资资金渠道，积极吸引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建立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选择基础产业和优势企业，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要加大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要以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交流为契机，改革我市的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想方设法从上海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来杭设办事处、内资银行业务总部或地区总部迁杭，争取金融机构来杭发展。鼓励杭州地方金融机构"走出去"，到外地设立窗口。市商业银行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引社会资金参股，条件成熟时也可引进外资参股，并争取上市。不断推进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要稳步推进产权交易，提升我市产权交易中心的功能，完善交易方式，拓展经营领域，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产权交易机构。积极探索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为改制企业股权流动和我市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提供平台。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体系，保证产权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9、以提升要素市场功能为重点，规范和完善市场体系。 一是重点培育发展各类要素市场。对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地产市场等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规范和发展。要打破垄断，逐步改变要素市场依附于相关主管部门的现象，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要不断提升市场的功能，增强市场的辐射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经济发展。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逐步深化，尤其要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方式。除继续完善对现有企业经营者的录用、评价、考核、激励办法外，要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为各类企业选人用人提供服务。二是重组现有商品专业市场。要推动现有商品批发市场的布局调整和资产重组，促进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市场上规模、上档次，并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市场交易主体向公司企业转变，推进竞买制、拍卖制和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有型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扩大市场的辐射范围和交易规模。三是规范发展行业协会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对经济的发展、市场秩序的规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加入wto的宏观背景下，亟需发展和健全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我市要在调查研究摸清现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制订有关指导意见和促进政策。在此基础上，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行业协会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改制转型，强化其自律机制。要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做到管而有度、放而有序，努力营造有利于市场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四是继续发展现代流通业态，稳步推进电子商务、连锁超市和和现代物流配送。

10、抓好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积极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要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新途径、新办法。通过完善职工持股制度，保证职工包括经营者以按股分红的途径增强对企业的凝聚力，获得应有的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试行技术入股办法，把技术专利和科技成果作价折股由科技发明者和贡献者持有。探索管理要素作价入股的方法、方式，体现经营者管理要素在企业效益中的重要作用。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同时，提倡建立各类商业保险在内的补充社会保险，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编织牢固的"安全网"。要做好职工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广泛开展就业培训，继续推行政府出资金购买就业岗位的举措，开辟非正规组织就业，通过政府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职工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关注和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积极探索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构筑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网络。同时，要研究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失土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