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范文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1篇

董仲舒强调用“义”即教化来限制和约束人的非分的欲望。此外，他还主张用政令、刑罚尤其是等级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但政令、刑罚不是他最为提倡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的道德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是道德所必须遵循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加以考察。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说：“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 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所以“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不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吗。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度制》），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无论是在社会的政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

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服制》）。按照这种上下尊卑关系，“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度制》）。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四、“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经济政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11］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政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多。思想敏锐的董仲舒如实地看到了这一在当时日见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主张，并把这一主张作为衡量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是非的重要标准。

（一）“与民争利”的表现

董仲舒所讲的“与民争利”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民争利，二是“食禄者”与民争利，三是地主与民争利。除了未提到商人，董仲舒所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主要是指国家行为和代表国家办事的官吏行为方面的。正是这样，他的“不与民争利”主张才具有了明确的政策针对性。

国家与民争利，首先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主要指工商业者。很明显，这是轻重政策带来的结果。董仲舒没有讲到工商业者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的情况，而是把他们当作被国家争夺去利的“民”来看待，由此更可见出他的重点是放在国家行为上。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是封建国家财政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说的“赋敛无度以夺民财”（《五形相胜》），“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再一个表现是徭役过度，“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五形相胜》），徭役之征更胜于租税，是“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

“食禄者”与民争利，即是指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工商业者和小农争利。董仲舒明确指出当时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董仲舒传》）。

地主与民争利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民”是小生产者即自耕农。事实上当时参与兼并土地的还有商人，董仲舒只提到官僚和地主，《管子·轻重》和《史记·货殖列传》则又只提到商人。把这两方面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就可看到了当时土地兼并势力的全貌。土地兼并是当时最普遍的“与民争利”现象，也是封建政权巩固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上》）。他清楚地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公有的土地“井田”变成了私有，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这个逻辑从土地私有制正确说明了土地商品关系，又从土地商品关系正确地说明了土地兼并的客观趋势，并且指明土地兼并的主要手段是土地买卖。

（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

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反对“与民争利”，不可避免地，他也讲了一些经济方面的理由，这主要就是：与民争利阻碍了人民的谋生之路。

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这里董仲舒主要是指遭受土地兼并之害的农村贫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富有的资财和权力地位，“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K，??以大穷”（《董仲舒传》）。他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的谋生之路已经由于被争而受到了严重侵害。

（三）反对“与民争利”的道德依据

董仲舒虽然大胆而真实地揭示了农民的贫困状况，并指出其直接的原因是封建国家、食禄者和地主所共同进行的“与民争利”。但他反对“与民争利”的根本着眼点却不在这里。他主要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证与民争利对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巨大危害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认识，他才把这一主张作为其经济政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这个准则体现的是仁和义的要求，而不是富民的思想。

第一，“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

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的“与民争利”还没有演变成为象西汉中期那样，以土地兼并为特点而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门去；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董仲舒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求财利、与民争利，不仅直接践踏和损害了“义”，而且还是老百姓犯法作乱，也跟着争利害“义”的原因。他说，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就会偷盗无所不为。另一方面，食禄之君“忘义而殉利”破坏了“化民”的大事，“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玉英》）。因此“与民争利”本身就带了违背仁义的坏头，从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坏影响，加之经济上断绝生路，就必然要“弃理而走邪”了。

第二，“与民争利”破坏了等级伦理规范。

按照董仲舒的等级制经济伦理，每类人以至每个人的立足点都是被等级之网固定着的，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应有、所立足的位置上付出和获取。下不能超越等级侵占上的利益，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董仲舒尤其强调的是，上也不能侵占下的利益。

在董仲舒看来，食禄者与民争利，这是上级争夺下级的利益，因此破坏了等级名分。他认为，和谐等级制的主要危险来自上层等级。这些富贵之人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力量兼并贫弱者，他们的“下侵”行为不仅本身直接破坏了等级秩序，而且百姓的违礼犯法行为也是受他们“下侵”行为的影响和逼迫出来的。可见在上者与民争利的“下侵”行为跟害“义”行为一样，在伦理上犯了双重的错误。

董仲舒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则当为“君子之行”即“义”；若“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祸患必至也”（《董仲舒传》）。他讲的“祸患”，一方面是指由于“与民争利”行为对等级秩序的破环，必然将会破坏理想的和谐有序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动乱，最终也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因此董仲舒极力劝解各种食禄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须安守其位，重义轻财，不能只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等级秩序，从而牺牲长远利益。

第三，“与民争利”违背了“天意”。

“天论”是董仲舒学说思想的一大特色。“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也被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和论证。

董仲舒的“天”论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天”有两种，一是物质之天，一是精神之天；物质之天指自然现象，精神之天指物质意识。他的用意是要把人事附会天意，为一定的人事寻找“客观”依据。他的具体做法是，把物质之天本身及其运动形式与人及其人事进行类比，这就是“天人相类”；然后得出人事变化都是天意安排的结论，即“天人相通”、“天人感应”。这正是他所说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一”就正是他要为人事寻求的根据，某一人间之事合理与否，该不该存在，就要看天人之间在此能否“一”。他在找天人相类之处的时候，“天”还是物质之天；而当他把人事比附天意，物质之天便上升为精神之天，于是陷入唯心主义。

从形式上看，“天人”相类、相通（如天不重与，人亦不可占双份）是从伦理上判断“与民争利”违背天意的依据。而事实上，董仲舒把“与民争利”从伦理上判断为非，完全是根据仁义礼的规定以及这种行为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天意来认识，就正是把这一判断标准作为过度中介的。他的逻辑是，遵循仁义礼就是合乎天意的，否则就违背了天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依据作为中介性标准，那么是否违背天意就无从可知了。这样看来，天意就是一种假托。“假托”天意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在他看来，人间社会的事情应该不应该如此，最大的依据莫过于天意是否如此。

于是为了寻找这种出自“天意”的依据，董仲舒就把动物界的自燃现象作出神学目的论的解释，以使天人相通、相应。他说上天的赐予是有区别的，“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董仲舒传》）。又说：“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度制》）他指出，“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董仲舒传》）可见，“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度制》）。

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强有力的依据，可见天意的安排是不允许占双份的，“与民争利”怎能行得通呢？董仲舒虽然从利民、从义、从等级等方面谈了那么多理由，但“与民争利”这种占双份行为的不可行最终还是被他归结到是因为“天不重与”。而他不可能意识到，他把客观存在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物质之天便转化为精神之天。他从寻找客观依据出发，本意是寄希望于“唯物”地说明问题，而最后却陷入了唯心主义谬说的泥潭。

（四）主张“不与民争利”的仁政

董仲舒充分论证“与民争利”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种种弊端，从而确立了“不与民争利”这样一条道德准则。于是他就用这条准则来检验一切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提出自己的一套经济政策主张。

第一,“盐铁皆归于民”。

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董仲舒根据“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首先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违背了“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提出“盐铁皆归于民”（《 汉书·食货志上》）的政策主张。

第二，“薄赋敛，省徭役”。

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而汉继秦之后“循而未改”的制度是力役之征“三十倍于古”，各种征税“二十倍于古”（《 汉书·食货志上》）。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

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仅看到了繁重的赋税徭役给老百姓造成的贫困，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财政与生产活动之间此消彼长的密切关系，从而阐述了过重的赋役“夺民财“、“夺民时”、“夺民力”（《五行相胜》）而最后导致影响耕织之业的连锁反应过程。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汉书·食货志上》）。

第三，“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

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是很难凑效的。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第四，“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土地兼并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即已开始出现，在《孟子》一书中就有“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的记载。孟轲的“恒产”论和“井地”方案，事实上也有针对土地兼并而发的一层意思。在孟轲的时代，距离业已被封建生产方式废除的“井田制”时期不远，因此他还寄希望于恢复这样的土地制度。针对“漫其经界”的情况，他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政策主张。

到了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虽然他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象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 汉书·食货志上》）。

董仲舒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没有具体措施，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五、结语：试评董仲舒的限田论

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大胆揭露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第一个明确提出限田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董仲舒把“不与民争利”作为限田这一政策思想的道德准则，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人民利益的作用。董仲舒限田论最具积极意义的地方，就正是在于它的基础思想是“不与民争利”的伦理主张，这即是以一种带有经济主张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人民的利益。

除此而外，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应该说“限田论”则基本上是一种倒退的主张。

从生产关系方面讲，地主土地私有制总是一种比井田制要进步的土地制度。董仲舒以井田制为标准（除开其道德准则），来反对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了。这跟西汉末年王莽针对土地兼并问题，想用“王田制”来代替土地私有制的倒退行为实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一种理论，而后者则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实践。

董仲舒说“除井田，民得买卖”，可见他清楚地知道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他要反对这一必然产物，就必然触及它的基础和土壤——土地私有制。由此可见，不管是董仲舒的“限田论”，或是后来的“均田论”，无论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或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它与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因此注定了这种理论和政策只能处在一种夹缝之间，既要限田，又要照顾兼并者的既得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执行得了的。最后暂时地解决兼并问题的还是农民战争。董仲舒只提出限田思想，而无具体主张，这也反映了他的茫然心态。

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不断的“限田”、“均田”思想和政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土地私有制是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如果说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的活动余地，还能发挥一些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只能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土地集中经营，而不是要改变私有制本身，代之以井田制、王田制之类的土地公有制。但是，在董仲舒等大思想家和封建统治者的眼界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只能看到等级制的“平均”经济结构是避免贫富进一步分化以至“民不乐生”和安定等级制社会的必要条件，即所谓“均无贫”、“安无倾”（《论语·季氏》）。而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私有制土地集中经营与大生产可能会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和社会在更高经济水平上的稳定。

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的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化过程中，新生资产阶级以其对“贫”、“倾”的大无畏气魄，在土地上积极主动地“与民争利”，渡过了小农破产、无产者无以谋生的巨大阵痛阶段，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划时代跃进。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却始终在这种恐惧阵痛的高度警觉中，萎缩徘徊于要么实施等级制平均、要么幻想绝对平均的循环怪圈中。一会“限”，一会“兼”；“兼”从没有彻底进行过，“限”也从没有真正完全实行过。然后是破坏性的战争才带来短暂的平衡，之后又是兼、限，又是战争。就这样，“兼”、“限”的矛盾就象一个怪胎，在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孵孕了两千多年，而始终没有长出一个新生产方式的机体来。

[注释]

［1］参张鸿冀《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2］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讲第三、四节。

［3］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115页。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册，第36页。

［5］《春秋繁露》中的记载是对胶西王所问，字词稍有出入。对胶西王说的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完全有可能是董仲舒在两个地方即两次做相时都说了这句话，字词稍有出入，但含义是一致的。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下册，第25页。

［7］同上，第252页。

［8］“畏罚”二字可能倒错，当为“以罚畏而不可过也”才是。

［9］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10］“三大教条”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赵靖先生所概括，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参见赵靖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第十一讲第三、四节。笔者以为用“重义轻利”论来概括董仲舒的义利思想较为确切。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大一统；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仁政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与“财富”、“生产”、“生产关系”等概念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此不同，中国儒家谈论经济问题，是将其置于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下，它不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仁、义，从人伦、等级的角度去谈物资财富的占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因此儒学中的经济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经济思想。西汉中期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这一传统，首次对伦理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见解。

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归纳起来有义利论、等级经济关系论和仁政思想三个方面。这些理论都是围绕着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目标而展开的。

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春秋繁露·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他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虽然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社会，但他从不盲目赞扬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总是以理想社会的标准来批评和要求改进现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董仲舒提出这项建议并且被采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儒家思想［1］，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上》这种委婉言辞来提醒当世的统治者。

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呢？因此治国之君必须掌握统一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

在表面上看来，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赣谒担?涔俾矣谘浴保ā渡叹?椤づ健罚?5??颐挥性は氲剑?绻?月垡宦桑?涂杀苊饩??嘎摇⒛?砸皇且约鞍傩詹恢??拥那榭觥？梢运担??乙郧耙灾劣肫渫?钡娜寮铱吹搅苏庖坏悖?⒆鞒鲆欢ㄅ?Γ???偈嬖蜃詈蠼?蠊Ω娉伞??迪至巳逖Ф雷鸬木置妗

董仲舒深知，安定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理论基础要统一。因此他选定儒学（而且唯有儒学）作为安邦定国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国家政权出发，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从而奠定了封建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在这种理想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

二、义利论，重义轻利

义、利关系论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论题，也是其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学者不是单从“利”的角度来谈论经济问题，而主要是从伦理规范、道德行为即“义”这一方面来表述他们的经济观点，并且认为“义”重于“利”。

在儒家伦理经济思想史上，孔子第一个谈论义利问题，并作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孔子的义利思想至今已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得到了科学的阐释和评价［2］。在儒家学者中，董仲舒最为全面和深入地论述过义利问题，但他关于义利的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却是基本上被否定的。

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传》），其知名度不亚于他的另一句名言“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在当代经济思想史评论中，后一句话受到褒，而前一句话却遭到贬；并且有的论者就只根据《董仲舒传》中这一句话来评判董仲舒的义利思想而予以全盘否定。

有的论者认为，董仲舒是“把封建统治阶级贪求无厌、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称为仁义之行”，而“把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和商业活动斥之为求财求利”。认为董氏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是“只要人民讲义，不要人民讲利以至取消物质利益”，因此董仲舒的义利论较之孔孟的义利论具有更加落后的一面，是“剥削阶级中最落后的论点”［3］

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先生也说：“董仲舒的基本经济观点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唯心骗人的魔话在此后两千年间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其危害性绝对不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之下。”［4］这里所说的“毒害作用”，其根源也是指董仲舒只要人民讲义、不要人民讲利，从而助长统治阶级贪求无厌、残酷剥削人民的罪恶即“义”。

综观董仲舒的全部思想资料，事实上董仲舒的义利思想却并不是只要人民讲义、不要人民讲利以至要取消物质利益。相反他的基本观点却是要求统治阶级讲义，重视物质利益尤其是人民的物质利益。他从来也没有把剥削人民这种事叫做“义”，相反却是主张行仁政，不与民争利。

（一）论“利”

综观董仲舒关于义利问题的全面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重视物质利益即“利”的。在他的论述中，“利”有两种含义。

第一，“利”指一般的、普通的物质利益。

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认为义、利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之所以“生”，是上合天理（自然规律）、下合人情的。针对利，他说“利以养其体”，“体不得利不能安”（《身之养重于义》）。养体、安体之“利”就是一般的生活资料、物资财富，这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绝对不能缺少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讲利，也跟他讲其它问题一样，总要与“天”论挂上钩，从天、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说明“利”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天生五?b以养人”（《止雨》），“五?b，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祭义》）。而且不止五?b，万物以及所有的“利”都是为人而来的。“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服制》），“天之常意在于利人”（《止雨》），自然界和人世间的“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这一切都是为着“利活民者无已”（《诸侯》）。董仲舒反复讲天、人与利的关系，就是强调“天”给“人”予“利”。人之有利、人之不可缺利、人之求利是自然、客观、必然的。“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道通三》），因此“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诸侯》）。董仲舒认为，古代的圣明君主，正是“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应当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诸侯》）。

第二，“利”有公利、私利之分。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并且公利大于私利，因此公利被他提升到“义”的高度来认识。维护天下之公利，为公利作贡献，为公利牺牲，这是符合儒家“义”的原则和要求的。董仲舒说：“量势立权，因势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尤春气之生草。”（《考功名》）可见在他的理论中，公利总是和“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倡为国家建功立业，大兴天下之公利。主张以功（公）利标准来考核国家官吏，“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明，不予之赏”（《考功名》）。

私利也有两种，即食禄者的私利和老百姓的私利。在这两种私利中，董仲舒的基本主张是抑制食禄者的私利，保障老百姓的私利。这一主张是源于儒家的等级伦理思想和义利分归的理论。虽然儒家主张教化百姓，让他们也懂得一点“义”。但在客观上，义、利还是各有所归的；而且也正是有教化的存在，有等级的存在，这本身就说明义利有分归。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T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可见义利分归是儒家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君子大夫是行仁行义的，只有小人农夫才是求财求利的，因此食禄者的私利自然要受到抑制了。

董仲舒坚决反对食禄者与民争利，其实就是反对他们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在作江都王相时，对江都王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5］，这个“利”就是私利，而“谊（义）”则包含了公利。因为当时江都王刘非有野心，他想寻求一己之私利，侵害国家天下之公利。他正是在请求董仲舒辅成他的这一阴谋时，让董仲舒给敬告上这样一句话的。因此必须具体分析这句话的背景，切不可将其作为评价董仲舒义利思想的唯一依据。若要抽象地看，他讲“不谋其利”，也不过是说，统治者不能以权谋取私利，而并非是不要人民讲利甚至要消灭物质利益。

董仲舒提出“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和“盐铁皆归于民”等政策主张，目的就是要保有人民的私利。封建社会的现实证明，统治阶级可以一边夺利，一边讲仁义，而老百姓不谋利则不能生存。老百姓不能生存，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生存。尽管教化是儒家行义的大事，但董仲舒仍主张先“饮之食之”，而后“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如果不保证老百姓的私利，那教化也是无法实行的。如果老百姓对私利无所好，那君主、食禄者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效了，“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保位权》）。

（二）论“义”

在儒家学说中，“义”的含义十分广泛，凡是符合仁、礼、忠、恕、信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都可以叫做“义”，它包括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在儒家看来是正确必要、属于“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的一切伦理原则。可以说这是儒家传统的、普遍的、超越时代和阶级性的“义”。除此而外，在董仲舒的理论中，“义”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传统普遍的“义”是基础，是原则；具体的“义”则是这些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但无论是从普遍的或具体的“义”来看，董仲舒都不是把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叫作“义”。

施教化。

董仲舒肯定利的重要性，还从“天”的角度来说明利存在的必然性。此外，他还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利。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利，一方面进一步证明利的客观必然性之外，他又辩证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并从而开始义与利的论辩，从而引出他的教化、等级思想和义重于利的结论。

18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而与此近两千年前的董仲舒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夫万民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董仲舒传》）但他们之间有两点不同。第一，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共同观点而得出的结论不同。斯密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6]；而董仲舒则认为，放任个人追逐私利必然会导致损害社会的公利。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后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就是斯密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必须“不违反正义的法律”[7]。第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同。斯密认为，运用法律能有效地制止个人追求私利可能会导致的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而董仲舒则认为教化比法律更重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精华》）。

虽然重视道德教化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但董仲舒对此论述得更为具体和深刻。他认为追逐私利如流水，若不用教化加以堤防，就会泛滥成灾。但堤防私利，并不是要消灭私利，而是防止求利行为对公利的侵害和对社会安定的破坏。

董仲舒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而教化才是主动的、治本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为政》）只用政令来开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虽然能避免犯罪，但并不觉得犯罪可耻，原因就是缺乏教化。因此只有教化才能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道德教化可以使人为善，而刑罚则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所以教化建立，堤防完善，奸邪就会止息；相反教化废弃，则奸邪并生，而“刑罚不能胜”（《董仲舒传》）。所以“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此为“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他认为社会管理的关键是“以教化为大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董仲舒传》）。圣明的统治者决不可犯这种忽视教化的错误，而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在完善了教化的基础上，用来惩罚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经过教育而仍冥顽不化的损公利己者。这样看来，如果国家举办各种教育，“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那么虽然“刑罚甚轻”，但“禁不犯”（《董仲舒传》）。这正是董仲舒所理想的行仁讲义的和谐人道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教化，还不仅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别人，只起一个传道即言教的作用，他还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去进行身教。他认为舍己奉公、有利于国家安定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必须要统治者自身起表率作用才能形成。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颜渊》）“夫上下之化，下之从上”（《董仲舒传》），他比喻如同泥在制陶器的模子中和金属在熔炉里，全靠制作冶炼者的铸造而成器。这意思一如儒家先师孔子所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守等级。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也认为人性是好利的。董仲舒说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司马迁也说人们追求财富“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二者有一个区别，这就是，司马迁直接赋予求利行为道德上的合理性，认为是有道德的表现，“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好行其德”（《史记·货殖列传》）。

而董仲舒则不是这样，他认为必须把人们的求利行为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必然造成动乱和纷争。因此遵守等级之礼也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并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认为“礼重于身”（《楚庄王》），也即是说义重于利，因为利是养身的。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行为本身，因此“君子笃于礼，薄于利”（《王道》）。

行仁政。

仁政的中心原则是“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必仁且智》），“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仁政就是“仁”的原则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具体体现，所针对的对象是“民”即老百姓。

在董仲舒的学说中，仁政的主要内容是以“不与民争利”为道德准则的经济方面的仁政（参见本文第四节）。除此而外，他的仁政思想还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要求统治者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体现出爱民。在董仲舒看来，君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水融的仁爱关系。“君者，民之心的也；民者，君之体也”，因此“君民者”应该“贵孝悌而好仁义”（《为人者天》）。爱民是仁政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就是五帝三皇那样的圣明君主，也不敢有“君民之心”（《王道》），而要对人民竭尽仁爱之情。他赞扬春秋时齐倾公“内爱百姓，问疾吊丧”，这种爱民有道的良好政治给他带来的结果，是“卒终其身”而“国家安宁”（《竹林》）。“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保位权》），因此要得国家安宁，必须实行仁政，讲求恩德，平政爱民。

他还讲到要安民、乐民。“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为人者天》）强调治人要“懂能愿”，“使人心说（悦）而安之，无使人心恐”（《基义》）。“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所憎”，这样就能“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正贯》）。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保位权》）“德”就是要安民、乐民。“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因此“为人君者”必须“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

其次，是要消除暴政。消除暴政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仁政。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老百姓有作恶犯法行为也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出来的，因此必须除患，只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盟会要》）。

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废弃教化，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动乱。“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但他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使用刑罚，只不过他主张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既然人都是有所好有所恶的，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并且他还主张“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8]（《保位权》）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

暴政之二是战伐。“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竹林》），因此争战是违背义的。他认为，过重的赋税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恶之，况杀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他主张对那些不归顺者应“仁义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不是这样，而“断断以战伐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义也。”（《竹林》）但董仲舒同样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战伐。因为在他看来，战伐里边也还有义和非义、道与非道之分。例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些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夫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三）重义轻利论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董仲舒的义利思想中，并非是不要利，而是义利兼顾的。但义与利两相比较而言，他又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利，一般指私利；因为即使是一般、普通的利，只要是个人所追求的，都是私利。义有两方面，特殊、具体之义是君主国家行为方面的义；普通、抽象之义主要是个人修养方面的义。

在君主和国家行为方面，施教化之义、守等级之义、行仁政之义，这一切都远重于任何私利，这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董仲舒还特别强调在人生修养方面，义重于利的问题。

董仲舒在肯定“利以养其体”之后，同时指出“义以养其心”。认为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都各有其用，“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但二者相比，则“义”重于“利”，这是因为“体莫贵于心”，所以“养莫重于义”。既然“心”贵于“体”，那么养心之义就要贵于养体之利，“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身之养重于义》）

董仲舒特别强调，“义”是用来进行修养自我、培养品德、陶冶情操的。他提出从道德上治人的两个方面，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义法》），这两个方面都重于安人与养体之利。而在这两者中，“正我”又先于“安人”，如果自己不正，还要用义安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可见在董仲舒的义利思想中，修心养性之义处于最突出的地位。他还明确指出，人之所以追求义，正是人之有别于动物的地方，人不是象鸟兽那样“荀为生荀为利而已”，“天之为人性命”，总还要“使行仁义而羞可耻”（《竹林》）。他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有的人却缺乏义的行为，究其原因，是“利败之也”（《王英》）。这就是追求私利从而败坏了道德。

他由此还揭露了封建官吏贪财忘义的严重问题。董仲舒认为，任何统治者的一切恶行，诸如苛政、暴政、与民争利、等等，都是因为重利而轻义，“利者盗之本也”（《王道施》）。有不少贪官污吏“去理而走邪”，就是因为“亡义而徇利”（《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对封建统治者“弃义贪财，轻民命”（《五行变数》）、贪脏枉法、损公肥私等不义之行怀着愤懑之情，偶尔会有过激之辞。因此不能凭一两句偏激之语来评价和判断其基本思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改良现实的愿望，要求重视道德教育、净化社会风气，要求政府官吏行仁政，廉洁奉公，即重义而轻利，这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而这正是董仲舒主张统治者要“重仁廉而轻财利”（《为人者天》）、“正其谊不谋其利”之本心所在。他偶尔的一些偏激之辞，正是为了痛击和改造统治者的不义之行，他是出自一种良好的愿望，是“诚心”而不是“存心”，是先正我然后正人，在他看来这种良心本身就是符合义的。对此他自己已经讲得最明白不过了：“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玉杯》）

在董仲舒的伦理经济思想中，义和利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义重于利，说明义是儒学的最高文化精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精神财富，它本身具有内在的重于利的价值。有的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论证董仲舒以至整个儒家的义利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从而予以批判否定。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正如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所说：“在伦理学领域内，仅仅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肯定精神生活具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9］董仲舒正是充分地肯定了“义”具有高于“利”的价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有无“义”这种文化精神和精神财富，是根本不一样的。如果人类社会中没有良心友爱之仁，没有克己奉公之义，没有制度规矩之礼，没有明辨是非之智，没有遵守诺言之信，总之，没有这些广泛的“义”，那么在于社会国家将不能长治久安，在于个人将不能自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正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与其“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俞序》），与其“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竹林》）。正是明白了这样一些深刻的道理，所以董仲舒才毫不含糊地断定：义“大于利而厚于财也”（《生之养重于义》）。

既然义如此重于利，那为什么人们会“亡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呢？董仲舒认为这并非一概是不忠，“则其智之所不能明也”，“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义为大，利为小，而对普通人来说，“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正是这样才需要教化，所以“圣人事明义，以?菀?渌?怠保ā渡???赜谝濉罚?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朱F基；经济思想；研究综述

[DOI]10.13939/ki.zgsc.2015.34.024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社会经济历经重大变革，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实现经济体制成功转型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朱F基在这一期间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立足中国经济实情，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研究朱F基的经济思想对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平稳发展、经济难题的顺利解决大有裨益。

1 国（境）内对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概论

由于朱F基特殊的领导职位和影响力，国（境）内学术界对朱F基的关注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一步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1998年第10期的《华夏星火》转载了《南方窗》的一篇短文――《朱F基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却可以说是对朱F基某一方面思想的首次系统研究。2009年《朱F基答记者问》一书发行后，对朱F基语言风格以及其所展现的朱F基自身性格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2011年，《朱F基讲话实录》（4卷本）的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对朱F基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国内学术界存在一定数量的对朱F基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其廉政思想研究、教育思想研究、语言风格研究、朱F基讲话策略研究、朱F基领导魅力研究等。相比之下，对于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则相对冷清。可以说，对于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

1.1 经济改革思想研究现状

朱F基有关经济改革的思想主要涉及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体制等方面。朱F基积极推动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内容涉及朱F基在任期间所主持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内容，《朱F基答记者问》、《朱F基讲话实录》涉及了朱F基有关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南方周末》记者王媛曾提到朱F基经济改革思想，提出了五条措施，注重农民问题的解决。此外，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也具体涉及了关于朱F基的国有企业改革思想，吴晓波、孙敬水聚焦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政策“抓大放小”上，对该政策的背景、作用、意义等进行了探索，中国台湾蔡增祺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改革效率分析――朱F基国企三年改革到位的评量》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企业改革效率进行分析、萧郁莹的学位论文《朱F基的国有企业改革》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对朱F基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探究。

1.2 宏观调控思想研究现状

朱F基的宏观调控思想主要涉及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财政体制、完善金融体系和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力度等方面。《朱F基答记者问》、《朱F基讲话实录》均涉及了朱F基有关转变政府职能的思想。刘仲、刘克崮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具体运作、主要内容和所面临的问题等，使我们对财税体制改革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朱F基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注重整顿金融秩序。龚浩成以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朱F基在主持上海经济工作时处理两个主要难题的过程，这两个难题为：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朱F基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有先见之明地抑制通货膨胀，促使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同时朱F基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打击泡沫经济，使中国避开亚洲经济危机，成功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在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方面，戴军对朱F基宏观调控的艺术有简要的描写。杨帆详细介绍了朱F基的五大经济政策，使我们对其控制我国通货膨胀、避开亚洲经济危机有了清晰的认识。

1.3 统筹发展思想研究现状

朱F基的统筹发展思想主要涉及三农问题、生态发展、区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其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朱F基关注的重点。朱F基主管经济工作以后，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朱F基讲话实录》中有数篇涉及这个问题。《南方周末》记者王媛提到朱F基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点明其注重农民问题的解决，为我们理解他的三农政策提供有利条件。朱F基也十分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在《朱F基讲话实录》、《朱F基答记者问》都涉及了生态建设的相关内容。朱F基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推进西部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加强经济体制转型，突出其对区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重视。

1.4 对外开放思想研究现状

正是朱F基这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其中的曲折历程也着重体现在与美国的谈判上。《朱F基讲话实录》中记录了许多朱F基亲自与美方进行谈判的细节。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市场的梦想。朱F基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涉及做好外汇管理、提高出口贸易、吸引国外投资和保证开放中自保等方面。《朱F基讲话实录》中强调要从“要继续扩大开放”、“要加快改革和开放的速度”到“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反映了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思想。戴军通过回顾朱F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十年，阐述了其对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成就。马立诚高度赞扬朱F基在其任期内积极推进我国成功加入WTO，并认为从此开始登上世界金融体系舞台，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国（境）外对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概论

国（境）外学术界、媒体和政要等对于朱F基有较高的评价，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于朱F基的研究相比国内较少，关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则更少。在经济改革思想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是美国人龙志武介绍了在1992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朱F基进行改革的魄力，让中国的经济实现转型到了市场化的道路。他还指出朱F基是中国当代经济的重要操盘手，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此外，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为《朱F基传――朱F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写序时对朱F基做出如下评价：在的领导下，朱F基采取了务实的方式，以邓小平的有效原则作为基础进行经济改革。他的任期已经结束，承继者们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继续他不可思议却又卓有成效的成功之路。在朱F基的对外开放方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瑞E.戈登认为朱F基“以近乎超人的手段在现代全球化上留下了一笔：他使中国稳定而成功地开放”。《独立报》认为朱F基领导中国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泰晤士报》把朱F基誉为“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中国过去20年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家”。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发表评论说朱F基总理完全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部分西方人眼中，朱F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开拓了中国新时代，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飞越。国外关于朱F基的宏观调控思想、统筹发展思想研究较少，尚未有相关著作、论文和评论发表。

总的来说，我国（境）内外学者对于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实施经济宏观调控、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内需、抑制通货膨胀、加入WTO等方面，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不够深入、全面，相比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研究来说研究力度不够，研究范围不宽，因此加强对朱F基经济思想的研究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朱F基讲话实录》编辑组.朱F基讲话实录（第1至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朱F基讲话实录》编辑组.朱F基答记者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朱F基上海讲话实录》编辑组.朱F基上海讲话实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出版社，2011.

[4]赵朝峰，周良书.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现代化建设新步伐：1992―200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6]吴晓波.朱F基“放小”放出大文章[J].领导荟萃，2011（5）.

[7]孙敬水.关于抓大放小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3）.

[8]刘仲藜，汪文庆，刘一丁.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J].百年潮，2009（4）.

[9]刘克崮.1994年前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J].中共党史资料，2009（4）.

[10]戴军.我国改革开放与朱F基经济思想[J].长沙大学学报，2013（1）.

[11]杨帆.中国经济政策与朱F基经济思想（上）[J].改革与理论，1998（11）.

[12]杨帆.中国经济政策与朱F基经济思想（下）[J].改革与理论，1998（12）.

[13]刘茂松.试论朱F基以内因为主导的企业治理思想[J].湖湘论坛，2012（3 ）.

[14]杨结.朱F基国有企业改革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现代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87－05

刘诗白教授是我国享有盛誉、功勋卓著的经济学大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性论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现代财富论》等等。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体制转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

刘诗白教授的论著理论深邃系统、论述高屋建瓴、阐释植根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启发和教导了一批批中青年学子，培育了不少经济学骨干与精英。对刘诗白教授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难以用简短的文字进行归纳与凝练。我们在品读刘诗白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现代财富观和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等学术论著的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刘诗白教授无愧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权理论与现代财富观的开拓大家。

一、刘诗白教授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

刘诗白教授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独具特色，其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所佐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刘诗白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与功能进行科学解读。刘诗白教授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刘诗白教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教授很早就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一，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教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刘诗白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其二，对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发展商品经济更为必要。欠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刘诗白教授认为：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所以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重要保证，是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历经的阶段。

在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中，刘诗白教授还以他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创新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刘诗白教授指出，社会主义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市场和市场机制。同时，他也认为，市场机制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调节机制，不能因为强调市场而否认计划指导的作用，还必须发挥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他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具有各自的特点，具有互不相同的和互不替代的功能，从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领域；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状况和要求，分别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形式，使计划机制的调节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各得其所，互相配合，彼此补充，使二者的调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仅如此，刘诗白教授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体系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设性贡献。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看来，刘诗白教授的许多学术思想与学术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企业经营实体化。刘诗白教授在充分考察和归纳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运行机制后认为，由于国家对生产、销售实行指令性计划，使企业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国家难以掌握市场的真正需求，也使企业的责、权、利非对称甚至缺位。企业作为商品经济中的独立生产者，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主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整的机制与功能，对市场变化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刘诗白教授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确立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危言；商办；西学为用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属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1886年，汤寿潜成为山东巡抚张曜的幕僚，后考中举人、进士，先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担任过3个月的青阳县知县。1890年他首次刊行《危言》，1896年完成《理财百策》。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一系列变革主张。1905年，任“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1911年杭州新军起义，被举为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虽被任命为交通总长，但他并未到任，反而应股东之邀继续担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他的好友张謇为其作传时曾给出 “夙以时务著称，晚以铁路见贤”的评价。汤寿潜一生虽有多次机会从政，但他都“辞未就”，他认为“非富不能求强”，将目光投向了经济时务和铁路运动，并由此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工商经济思想。

一、“任官不如任商”的商办思想

与经元善一样，汤寿潜对于当时官督商办的企业所存在的问题也深有所感。但是，与经元善不同，汤寿潜于20岁左右便开始游历各地，同时也并未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任职，这样的视野和身份让他在反对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模式上立场更鲜明，在指陈其弊端时语气更尖锐，在提出商办主张时态度也更为坚决。如他曾立场鲜明地指出“财者朝廷之大命，行于商则通，藏于民则富，而壅于官则乱。”，进而提出了“任官不如任商”的经济主张。

汤寿潜曾多次在文中抨击官督商办的弊端。如他《危言·开矿第十八》中说 “大抵泥于官督商办之说，而无事不由官总其成，遍招商股以资成本；矿匠多滥竽也，机器无实济也；总办、会办、支应、文案，名目既繁，开销自巨，但论情势为任用，不问贤否之混淆。”“西人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而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为戏人之猴焉而已。”在这里，汤寿潜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已然是一种官把商人当猴耍的把戏，对于官督商办弊端的揭露不可谓不深刻。此外，汤寿潜还以上海招商局为例，认为该局自光绪二年归并骑昌后，“所有活本皆成呆产，而门面愈阔，糜费愈滋，事事以官行之，委员多要津之竿椟……买办必居总之私人……节节剥耗，层层侵蚀，不过于南北交冲设此送往迎来之公所。”将官督商办的企业比成“送往迎来之公所”，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大部分官督商办企业的真正性质，将当时官督商办企业“事事以官为之”、“ 位置闲员”、“报销帑币”以及“挂名得干修者动以数十员计”的弊端一言蔽之。

汤寿潜认为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而官本、商本，皆如盐著水中，可见而不可掬，殆不终日之势哉。”长此以往，必然是 “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因此，他发出了“任官不如任商”的呼号，提出了“今请以官发其专、举其事，而既任之商，不以官与”的商办主张。

对于“任官不如任商”的商办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可视为其主要的经济思想之一。汤寿潜认为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实业领域都应该实行商办。如对于开矿业，他认为应由官员勘定矿产，然后刊发矿帖“由商民认地具领。计所入岁必不资，或集资伙办，或独立开采，听其便。”对于轮船招商局等官督商办的商局，首先应请清廉刚直的大臣核实局内的官本和商本，“估定后，招有力华商，合同洋商，代为包办，岁认交租银若干成。”在这里，汤寿潜还提出了 “专任华商不如兼任洋商”的主张，他认为洋商参股的好处是倘若遇到海警，包自洋商，仍可照常行驶，这充分体现了他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务实精神。在谈到内地商船的问题时，汤寿潜认为当时的官方商局“但知与西人分江海之利，而并不就内河筹自擅之利”的感慨。当时外国商船不能私自进入非通商口岸，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也有进入非通商口岸的需求。汤寿潜认为这是发展内地水运的好时机，可要求商船的客货由小轮拖带进入内河，“小轮收商船之利，商船仍收客货之利。”在方式上，则“就近招商包办，而岁挹其所余”。汤寿潜认为在内河商船的承包上，应“由商局禀请各省督抚，酌定口岸，以商承揽，凡事有局维持，无不乐于从事。包定成数，或先缴半价、或估产抵押，众擎易举，操纵在我，直可坐享其成。”汤寿潜的后半生曾致力于铁路事业的发展，关于商办铁路的思想，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也早有所论述。如在《危言·铁路第四十》中，汤寿潜认为，修建铁路是一项耗费巨资的工程，“每中里约须洋银一万元左右”。如此高昂的费用显然不可能由清政府的财政拨付。由此，汤寿潜提出了“节省三策”，其一，便是由地主附股。将铁路所需征用的地主的土地以股份的方式折在建造费用中，一方面可以节省土地的征用费用，一方面地主可在铁路建成之后，分享铁路的营运利润。如他说“造路必先购地……今不妨谕令地主附入股份，由总局为计其地之值，而予之以券，俟成路得利，按值分息。”其二，商人通过捐资入股参与铁路的修建工程，由此获得铁路建成之后的营运权，即“现由官筹造，造既成，自以招商营运……窃谓招之于已成，何妨招之于未成，先行逐段勘估每里工料车价，一面筹款垫造，一面招商认造，以所造之路权利属之，而岁输所入之几于官。”无论是地主附股还是商人入股，汤寿潜都强调了铁路的商办属性，总之，是“事事听商人好自为之”。这种“任官不如任商”的商办思想后来也体现在了他的争路权、修铁路的实践中。

汤寿潜不仅在实业领域强调商办，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税收、金融领域，他也强调完全商办。这使得他的商办思想突破了官商之争的狭隘视野，而具有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如始于咸丰三年（1852年）的厘捐（商品通过税）是当时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收入，也是民间的一项重要负担。汤寿潜提出了“包厘”的做法，将各地厘捐包给坐贾，坐贾再捐之于行商，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贪官污吏的剥削。更进一步的，汤寿潜还提出了改“官库”为“官号”的设想。如他说“今请自内部以至州县，所有管库，悉改为官号，撤去司库之官若吏，招殷商任其事，其集股而成者听。恐商或外强中干也，须验其实在所积本银若干数。一商承之，必以其地殷商数家联环保结，稍有亏耗，唯保商是问，方给凭照，以库权委之。 得商周转于官与民之间，收解平色，均有定章，有大市，无所用其伎俩。”官号其实相当于国库及省库业务的商业银行，汤寿潜认为它由商人承办可以避免官场的流弊。事实上，官号和包厘一样，具有相当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汤寿潜认为“吾民之信朝廷，每不如其信商号”，因此当“官库”为“官号”时，汤寿潜还提出了他的发行国债和政府债券的想法。在《危言·国债第二十一》和《理财百策·股票》中，他认为西方国家是“国债愈多，则民心愈固”，所以中国也可就此仿效“公司之股票……户部譬则总公司也，二十二行省譬则分公司也。请饬下户部创印股票十万纸，每纸准银百两为一股，十万纸准银千万两，令京外大吏及地方有司先行倡借贷若干，于戚好中认劝若干，并酌各省、府、州、县之繁简，以上、中、下俵给股票”同时，股票按年支付利息，“其息按年由州县于地粮项下坐支，饬役按股送给”，作为有价证券，股票还可以自由买卖，“股票得转相买卖，随时呈之官，即以票给买者，官于册上更其名另给印券黏票尾，随呈随给。”尽管汤寿潜混淆了股票和政府债券的概念，但是他对于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探索和认识在当时还是具有先进性的。

二、汤寿潜的对外开放思想

由于拥有开放的商业心态，汤寿潜能够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为时人所诟病的“口岸通商”和外商在中国设厂等问题，能够提出“海禁之开，大利在中国。”这样的在当时颇为另类的观点，由此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对外开放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对此，许多官吏、文人多有所诟病，反对开放通商口岸是一种主流的论调。而汤寿潜则更多的从开放通商口岸的利处去分析，提出了“幸赖口岸之多，中国犹为失半而得半”的论调。他认为口岸开放并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多开放口岸可以打破少数洋商的垄断，他们互相竞争会导致洋货的贬值求售；其次，洋商的房屋工厂等不动产最终必将留在中国；再次，发生对外战争时，通商口岸往往成为局外之地，可以稍微减轻战争损失。因此，他再一次大胆提出应“重门洞开，广为招徕”，令洋商们“自相牵制，互相倾轧”，而中国则可收渔翁之利。他对于反对增开口岸的人颇为不屑，提出以后西人若以增加口岸为要挟，都可如其所请。但是应“以交涉事之有益于我者，或加重进口税则，或照中律以断在华西人等款以抵偿之。”总之，在开放口岸时，要尽力保证自己的权利。

对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汤寿潜也持欢迎的态度。“窃谓中国不如招徕洋商洋匠”对于有愿在通商各口岸开设制造局厂的外国人，汤寿潜认为政府和各领事馆应给予拍照，准许其合法经营。汤寿潜还列举了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的五大好处：一是，如遇战争，所需军火可在内地买到，不用担心海警阻截；二是，中国子弟可就近入局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模式，不必出洋学习；三是，学成之后，可举隅三反、青出于蓝、“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四是，厂内非技术含量的粗重活计可以为中国穷民开一生路；五是，“官厂商厂，林立中国，洋货不能居奇，庶免巨帑漏入外洋”，在防止利税外流的同时还可以带动中国工业的发展。

如果说对于开放口岸和外国人开设工厂的论述，还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目的，属于“西学为用”的范畴。那么，汤寿潜对于国外专利权的欣赏和希望在中国发展科技的想法就具有了学习西方先进体制的进步色彩。在《危言·华工第三十七》中，他认为当时西方国家的兴起，船坚炮利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在于国家对于科技，特别是科技专利的保护和鼓励。他说“西人以机械治其国……非西人之才力聪明驾吾华而上之也，以艺成能就，即举而白之于官，果为独出之奇，由官给予赏牌护照，俾独售此技若干年；即国家欲秘其技，不令另售，亦必给予巨资，以酬其劳而偿其费。”他认为“夫般尔之巧，中国人未必不相及”，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抑商思想以及缺乏必要的激励，使得国内缺乏发展自主创新技术的土壤，“乃当道但知乞水，不愿凿井。”他认为只要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经商务工于外洋且学习制造的华侨一定会“翩然来仪”。

汤寿潜对于口岸开放的认可是基于贸易平等的基础，而贸易平等首先需要说则的平等。当时各国采取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重于进口以遏客货，轻于出口以畅土货，大抵以值百取二十为通行之则。”而中国当时各通商口岸的税率按约定仅为“值百抽五”，按值市价，仅值百抽三、四而已。他汤寿潜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改约而加重税则则势固万不能行，守约而更定税则理必在所当允。”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缅甸与法国签订条约，两国货物均值百抽五。他由此看到希望，“请商自各使臣，嗣后中国商船运货前往各国，亦援值百抽五之约。”并发出“值百抽五，来而不往，礼乎？非礼乎？”的感叹。此外，他还要求对于雪茄烟、啤酒、金银器皿、面饼等当时免税的物品，除公使自用的货物之外，约定一定数量，“逾此者税如约”。在不改变条约的前提下，通过更定税则来变相增加口岸的税收收入，以尽可能的减轻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

综上，他的这些主张发掘了对外通商的有利因素，对于加强中外经济联系，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马伯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赵靖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钟祥财.汤寿潜的经济思想.江淮论坛，1995，1

[6]姚培峰.略论汤寿潜与浙江收回路权运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21）.2.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6篇

关键词：恩格斯；早期经济思想；研究动态；文献评析；研究意义

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也是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协作完成者。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先后写下了《乌培河谷来信》《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等著作。特别是1842年冬，恩格斯根据父亲的安排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之后，目睹了英国的社会状况和工业生产及阶级矛盾，考察工人们艰辛工作和苦难生活，参加各种工人集会，并开始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因此，恩格斯的早期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他到英国之后所写的著作中。尤其是他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一篇文献。

1.国外研究动态

（1）国外西方“马克思学”恩格斯研究阶段。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恩格斯研究只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附属物，没有专著来进行教科书式、规范的表述，而主要是出现在争辩学者相互的论战性著作中，学者的普遍主张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根本性差异。根据张亮教授在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探究：一个批判的评价》一文中分析，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70～1980年、1981～1991年、1992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作为“恩格斯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研究不够深入，但是研究恩格斯的专著较以前明显增多，并且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结论。接下来的10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学者仍坚持“对立论”，但稍有理性的主张从文献中对马恩两人之间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整理，取得的成果表现为和“对立论”不一样的声音开始出现。1992年至今，属于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格局的变化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致论”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2）国外对恩格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国外，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一股早期马克思发现、研究而试图找出一个别样的马克思，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思潮之后，又有一些人开始了对早期恩格斯的挖掘，跟前者一样，也要找出一个既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又迥然不同于早期马克思的所谓早期恩格斯。最早系统地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是保尔・巴尔特。俄国“民粹派”人物切尔诺夫在1907年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中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完全不同，说恩格斯所代表的是最粗陋的唯物主义的独断主义。

2.国内研究动态及其内容

总体上说，我国学界对恩格斯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西方“马克思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研究；关于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关于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贡献的研究等。我国学者关于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1985年，商德文、李善明等人在恩格斯逝世90周年时候，编著《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一书，该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卓越贡献。阐明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阶段的特殊作用。著作还论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创立阶段参加创作和编纂《资本论》的活动和理论贡献，以及恩格斯晚年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了经济论证。

3.文献评析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考察顺序， 把恩格斯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盲目“看马不见恩”的研究传统和“马克思是天才，恩格斯是能手”的传统观点，推动学界深入研究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思想观点、理论成就和学术影响， 有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研究的视界。

4.恩格斯早期经济思想对于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具体而言，对于我国发展新型经济模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协调经济发展，通过规模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竞争力都有积极作用。尽管恩格斯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没有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却为后来的马克思理论提供了研究基础。所以它同样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当时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吴德慧.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06）.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合作社；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50-02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工业文明的经济组织之一，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当今，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经济都广泛存在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在广泛的资本统治背景下，以劳动者合作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合作化运动，是基于多种合作经济理念综合支持的产物，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构成这一综合的主要内容之一。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缘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与中国落后的国情相结合，对合作经济形式和合作化道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在中共中央高层掀起了一场关于“先合作化还是先机械化”的大讨论，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此，在理论界也开始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的著作，国内最早的当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社理论与历史教研室翻译苏联学者柯卡列夫的《合作社理论与历史》第1分册[1]。但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合作经济形式在城乡基本消失，因此，学界也鲜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学者们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经济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持续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并一度形成了关于马恩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高潮。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WTO，广大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提高分散的小规模经济与大市场抗衡的能力，众多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由此又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小高潮。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再次引起了学界学者研究的兴趣。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主要内容

（一）关于合作经济相关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专门论述合作经济的著作，也没有对合作经济下过定义，这就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有学者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制，有的把合作经济等同于合作社。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是劳动者通过协作的方式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自身权利的活动过程，其内涵是合作制外延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实践。目前，第三种定义被普遍接受。

关于合作社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社会劳动的特定组织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具有独特的组织章程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经济实体[2]。有学者认为合作社是一种使用者所有、使用者控制和基于使用进行分配的企业[3]。现在普遍采用的是195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大会上，学者一致通过的定义：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

关于合作制的定义，并没有太大分歧，学界普遍认为，合作制就是生产者联合劳动的制度，要以这种制度代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可见，合作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二）关于合作经济与所有制关系

1.合作制是否属于集体所有制：围绕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前者是关于劳动组织而言，后者是关于所有制而言[4][5]。有学者认为，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合作经济并不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概念，合作经济与全民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6]。有学者则认为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7]，也有的认为集体所有制是合作社的高级形式[8]。黄道霞认为，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是两个独立的却又互相关联的经济概念，它们包含的内容既一致又有些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主要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合作占有，即土地占有上的差别[9]。

2.合作经济就是股份所有制经济，如黄文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带有鲜明的过渡性特点，是一种处在商品货币关系下的过渡经济，由于农户和手工业者既有股金联合又有劳动联合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实际上是股份合作制[7]。

（三）关于合作经济性质的研究

1.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如朱晓鹏认为社会主义和合作制都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由此得出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10]。

2.合作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学者认为在马恩那里合作社更多的是被视为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但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合作社就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11]。

3.合作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学者指出马恩合作社理论是从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出发，包括在工业方面、在大土地所有制国家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各自通过相应的合作社形式作为中间环节，分步骤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其核心是通过合作社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不仅仅是改造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理论[12]。朱晓鹏也认为合作制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和中间环节[10]。

4.合作制既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王志毅认为合作生产既不是“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他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由此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生产必然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5]。

学界之所以对合作制到底是通向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过渡有所争议，缘于对恩格斯“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句话的理解不同。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是通用的。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作制在本质上是中性的，其社会属性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政权性质[13]。也有学者认为合作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而是过渡性的经济形式，不能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来抽象地判断合作经济组织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14]。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国富等认为恩格斯农民合作经济理论对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16]。罗骏从合作经济的制度、组织与所有制、实现过程、分配等方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思想并指出合作经济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7]。谢元态从合作制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进行了论述，认为合作制的发展对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18]。朱修国认为马恩关于合作经济的论述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19]。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卓越地运营于人类合作社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需要与时俱进。借鉴马恩合作经济思想基本精髓，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对于当前我国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绍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思想发展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蒋玉珉.合作经济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3]章志平.合作社管理基础[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4]杨坚白.关于商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J].财贸战线，1984，

（6）.

[5]王志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集体所有制设想的再思考[J].1994，（9）.

[6]国鲁来.合作经济概念不反映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J].农村经济问题，1987，（3）.

[7]黄文忠.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理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4）.

[8]刘国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再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8，（1）.

[9]黄道霞.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制―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考证[J].经济研究，1984，（1）.

[10]朱晓鹏.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9，（10）.

[11]国鲁来.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3）.

[12]尹世洪.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理论新探[J].江西社会科学，1994，（2）.

[13]杨继瑞.马克思恩格斯的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的若干论述的辨析[J].财贸研究，1991，（4）.

[14]陆学艺，张晓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J].哲学研究，1984，（4）.

[15]张国富.恩格斯农民合作经济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6）.

[16]吴德慧.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6）.

[17]罗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合作经济思想探究[J].四川大学学报，2005，（6）.

[18]谢元态，彭成娅.股份制与合作制：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点[J].中国《资本论》年刊，2011.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学；统计思想；探讨

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统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政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图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来做出最初结论，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参考文献：

[1]龚友运.概率与统计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J].大学教育，2016，02(10)：131-132.

[2]李原，何锦义.经济统计学的现状和出路[J].统计研究，2016，05(11)：19-22.

[3]王璐.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著名经济学家柳欣教授学术思想回顾[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12(03)：196-223.

[4]屠建勇.浅谈中国古代统计思想文化发展[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5，06(04)：63.

[5]姚冬梅.数学建模思想在概率统计教学中的应用[J].西部素质教育，2015，09(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