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任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任先生与侯外庐先生(1903，2.6～1987.9.14)健在时，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直接交谈，只是在有关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有过短时间的交流。1957年至1960年外庐先生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著工作，隋唐佛学部分写成后，外庐先生叮嘱：“此稿一定清任继愈先生审阅，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任先生看了稿件后，评价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庐先生很高兴，要他的助手杨超同志(这一部分的文字起稿者)按照任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任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及宗教史，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是任先生在1988年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详见任继愈著《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第523―536页)

2003年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为纪念这位老校长和著名历史学家，在百年校庆(2D02年)的金秋十月，举办了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特别邀请任继愈先生光临指导。2002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学术研讨，我主持大会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就是尊敬的任继愈先生，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第20-24页)。他一身深蓝色西服，系蓝灰色领带，温文尔雅，庄严而不矜持。因为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很了解，并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任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言辞自然恳切，引人入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一开始便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以前国内没有，它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用在政治上就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潮。……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页)

任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学术研究实践中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关于这个学派任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22页)在任先生看来，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社会史人手进行思想史研究，这二者相结合，就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任先生还指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展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人手，他所受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影响较迟，也较少。因此，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2―23页)

可以看出，任先生2002年的这个讲话，准确地评价了外庐先生的史学研究成就。这个讲话的记录稿整理毕，曾交任先生亲自审阅，他又作了一些修改，才公开发表的。任先生的这篇讲话，学界的朋友们大约很少有人读过，因此在这里我多作了一些引证。

我还想提到，1999年我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该年度《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此文开始我介绍了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拙文发表后寄给任先生，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岂之同志：

《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看过了，这是您很费心思、总揽全局的一篇大文章，我想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为今后写历史的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有些质量差的著作，不免太宽容了。

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对中国学术史，对文化史、通史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他逐渐淡忘了，有的饮水忘源，很不应该。您的文章做得很对，也看出您的治学文品有古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术界如果任凭逢蒙射羿之风滋长，就是学术界的悲哀。新年将至，祝好

任继愈

1999.12.14

这封信对我有所鼓励，认为《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也是对建国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助于把握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进展脉络和主要成果。后来，学者朋友在研究时，注意到了这种参考价值，这是令我略感欣慰的。同时，任先生也委婉地提出了一些批评，主要是认为选择的作品可能存在标准不高的欠缺，这对我是有教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里，任先生扼要地对外庐先生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不仅看到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且注意到他对中国学术史、文化史、通史等方面研究的成就。关于中国社会史，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任先生认为不能饮水忘源，应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任先生也对某种“逢蒙射羿”之风感到痛心，希望学术界能矫正不良风气，这已经超出了拙文的范围，提出了新问题。我之所以介绍任继愈先生对外庐先生的评价，是想说明，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前辈学者做出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先生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充满赞誉之情。

二、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特色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只是把自己学习、研究任先生著作，特别是他在改革 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著述，写一些笔记式的体会，还不能称之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总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观察、思考，力求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应有的评论。这就是说，这种研究紧扣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任先生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秦汉时起至清朝末年，这一长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任先生作了多年的研究，形成他自己的独特视野。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用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风格加以论述，将社会史的表述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所写的一些论文，如《朱熹与宗教》、《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武则天与宗教》、《佛教向儒教的靠拢》、《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等都是如此。

这里对《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出版)中第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作些分析(文末没有注明具体的写作年月)，其中第一节的题目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论述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任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中国的国情。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古代没有民意测验，从人民默认它，安于这种制度的行为中即可以看出，人民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多年前曾有几度民族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多民族和平共处和要求全国统一一样，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认可。”(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页)

又说：“‘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由此做出这样的论断：“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这个国情为出发点，又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时代、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

在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中，任先生有一个独特的学术观点：儒家演变为儒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完成这个演变的，是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1130～1200)。为什么会有这个演变?任先生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分析。他说：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分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儒教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3页)

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和宗教!学，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实证学科，通过应有的实验手段使研究中的假设得到证实，成为站得住脚的理论。因此，人们便要求人文学者阐述他们研究课题的本身意义，以便从这里判断出基本论点的科学性。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就是这样的人文学科。按照任先生的说法，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哲学史而言，其意义在于：“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无疑将为人们提供可贵的借鉴。看到前人如何克服错误，我们从中受到启发；看到后人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从中得到警惕。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今天看来，它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继愈：《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12页)

那么，任继愈先生研究儒学演变为儒教这个课题是为了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任先生于198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上的论文《朱熹与宗教》是一篇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其中的论点，但大家都承认它提出了新问题，促使大家去研究，去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与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任先生在该文的第四节“朱熹与新中国”中有明确的说明：

“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一步跨进社会主义了。由于缺乏西方约四百年的反对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势力的斗争的传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少麻烦。‘五四’时期提出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三年前纪念‘五四’六十周年，人们还提到‘五四’两大任务，还要继续完成。欧洲反封建反了几百年，我们才几十年。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与封建制度结合得很紧密的宗教(儒教)十分顽强，过去我们对此估计不足。衡量一下，近百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再上溯到朱熹，以后九百年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不能无所感受。哲学、宗教，看起来，高高在上，讲的问题，提出的范畴，好像远离人间，实际上它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任继愈：《朱熹与宗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26页)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任继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思考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动乱刚过去不久，人文社会科学家们都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梦?为什么出现难以理解的“造神”运动?这些问题我国现在年轻一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像任继愈先生这样饱经忧患的前辈学者，不能不思考，并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也许答案并非人们都同意，但是前辈学者在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思索中，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也许并不在于答案本身，而在于前辈学者关注祖国与民族前途的执著精神。

这里不能不提到任先生在《(中国儒教论)序》中的话：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如醉如狂的造神运动。这种种不来源于佛教也不来源于道教，而是儒教回光返照。”(任继愈：《(中国儒教论)序》，《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9页)

任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阐发了上述观点， 发表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更加通俗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在该文的末尾有这样的话：

“儒教建立后，历代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它的主张，用科举考试鼓励青年人钻研诵习，耳濡目染，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俗。人们记忆犹新的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5页)

在任先生看来，从早期中国儒家的敬天法祖，到秦汉之际的“三纲”论，到西汉时的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再到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最后到朱熹的“天理”说，便完成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儒学宗教化的历史传统成为当时“造神”运动的历史根源。

这里，我不想去评价自己老师的上述观点是否准确，因为这是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我想强调一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人走过太多曲折的道路，有不少痛心疾首的教训，他们思考的问题并非都是学术问题，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今天学人们可以对任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是否来源于儒学的传统?苏联共产党内长期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没有影响中国?总之，提出问题，才便于讨论。不过，时至21世纪初，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进行讨论，而更加关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因此，当前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任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前辈学人走过的道路，呕心沥血思考过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今天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思考着如何使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学术化、理论化，充分地显示它们的中国特色，不必仿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学。除此，今天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历史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民族复兴(含文化复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接受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使这些融合为一个整体。我国前辈学人已经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进行过思索，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体现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才是后来者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还要提到，20世纪我国人文学术史告诉我们：前辈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去理解并加以运用的。这恰恰就是唯物史观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例证。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苏联传来一个观点，提出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找出每个哲学家是属于哪个阵营的，是唯心论，或唯物论?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划分阵营的历史，是唯物与唯心相互斗争的历史。这个观点也许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思维而提出的，开始时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这个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任继愈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培养外国留学生，为他们讲解《老子》(《道德经》)，不能回避老子哲学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后来，这个问题经过我国哲学史家们的多次讨论，到2006年，当任先生年届90高龄，第四次用现代汉语翻译《老子》时，他在《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反思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争论，写下这样令人深思的论断：

“我一向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两方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如果说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任继愈：《我对认识的转变》，载任继愈著《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253―254页)

这个反思十分宝贵。我想，不仅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简单地采用“对号入座”(是唯物的一排，还是唯心的一排)，对于孔子、孟子、庄子、孙子等等都不能“对号入座”。对于丰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揭示其特点；还要向世界阐明：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思维，这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对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许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前辈学人，像任继愈先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思，我们在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上应当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离开创新，将如何表现唯物史观的生命力?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普遍性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87-07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有关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的理论，逐步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在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吕振羽在1934年对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中也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或客观规律，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18页）。马克思本人在谈及其理论的适用性时曾指出，如果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民族也都注定要走这一条发展道路，那么“会给我过多的赞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将其“普遍性”过度地延伸至任意的历史环境中势必会造成谬误。侯外庐（1903-1987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先后撰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等多部著作。针对这一问题，侯外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与合理运用，在挖掘中国历史特点的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

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中国学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学说，李达认为“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全部历史列为先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五个顺次发展阶段，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运行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特殊形态之统一，指出历史过程的统一与联结，发现历史发展一般正确之法则。”（《社会史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7～298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有关“社会发展的阶段之一般”（第18页）。运用的方法也是将中西方的历史进行直接比附。与之不同的是，侯外庐认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具体领域，整体的历史是由各个领域的专门史构成的；历史过程不等同于研究方法，在不同领域的专门史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法论”进行研究。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

首先，正确把握“方法论”的内涵。侯外庐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领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侯外庐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又以“生产方式”问题为核心，认为其可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决定着社会性质。“我们遍读《资本论》，无论讲到资本主义之（不是资本制）何种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每规定诸范畴内在关联之特质时，便首先限定着：‘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基础上’，或‘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上’，或‘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的一社会’，或‘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所居以支配的社会’；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的先决条件”。④⑥侯外庐：《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原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第2期，《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32页。“生产方法”又被称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侯外庐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论者“劳动手段（技术）决定社会形态”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对“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侯外庐在研究中意识到，运动中的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物的技术的运动过程，而且是在人类一定的关系中“被形成”的过程。④劳动手段只有在和生产对象复合成为生产手段，并在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中与劳动力结合后，才能支配一定的社会经济构造。对于“生产方式”一词，后来的学者分别从《资本论》文本逻辑、版本比较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认为其含义较为丰富，其中是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途径与方法”之义的。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王峰明：《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考释――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语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徐士兵：《从〈资本论〉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内涵》，《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11期。“生产方式”是“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生产方法是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介绍者。”侯外庐将“生产方式”认知从单一的劳动手段增加到劳动力、生产对象、劳动手段三个维度，反对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强调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劳动者与其面临的劳动对象出发来综合地对社会形态进行考察，“如果拿剩余物的分配形态，当作社会的决定条件规定着，显明是一种因果倒置论”。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的生产”的论述，“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的“方法论”。所谓“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即是“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0页。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并不能对上层建筑产生直接影响，⑨只有 “生产方式”才能支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成及需要，并对同时期的思想形态起到基础性作用。侯外庐所认知的“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现实中社会构成的“投影”，是现实中为了维持社会构成而进行的，目的性与可行性统一的精神生产。

其次，严格限定“方法论”的适用方式。侯外庐认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义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也不能妄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生产方式”正式成立并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其中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因素必须要结合。只有当特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能“随着这种结合之特殊的性质与方式而区别社会构成之种种经济的时代”；二是这种结合要在社会中占有支配或优势的地位。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48页。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于典型社会形态的描述才具有了一定的一致性。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则必须兼顾每种思想学说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以及思想自身的源流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人物”。④⑤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3、6页。侯外庐注意到思想家形成思想的个体条件，即由思想家自身的学术脉络、阶级属性与其思想的关系所构成的思想家的“能动性”。思想家在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思想性格、学术渊源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维习惯，在构造思想具体的“路径”上有所出入。这就需要以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知人论世”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于学派本身的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与风格方面的特点，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乃至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④

再次，整体对待各学科的“方法论”。侯外庐在进行中国历史研究之前，曾经从事过有关《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帮助侯外庐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后来从事的史学研究奠定基础。⑤《资本论》作为一个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构成的设计分析的历史的“构造性模式”，与旨在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推动“社会的忠诚的整合”的革命的“两级性模式”相比，更注重说明社会构成中复杂的互动关系。[美]阿里夫・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202页。这使得侯外庐脱离了之前学界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而产生的从单一的经济动因出发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理论，意在描述人与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所构成的“有机体”社会的整合与运转。英国学者S・H・里格比曾指出，将社会描述成“有机体”也有自身危险，导致“社会根据自身不可抗拒的逻辑完成它的自我实现，个体不会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3页。侯外庐则在承认这种“有机体”的结构的同时，强调了满足这种结构的具体条件，以增加偶然性的方式，避免了使其成为一种绝对的社会决定论，表现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这种偶然性的方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也就成为了“特殊”的路径。侯外庐在40年代末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时曾指出“我个人有一个经验，作为一个写作家，初步最重要的练达，切勿自作聪明，一来就批判或延长古人思想，而应该多看大思想家如何处理具体材料的范例，然后在学习中‘举一反三’……自然，理论原则的陶薰是不可忽略的，忽略了要使你‘画虎不成反类狗’，然而利用理论非从范例自己的特例，用集中的思考力去运用不可的”。侯外庐：《我的研究经验》，《展望》1948年第8期。在具体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仅要从其方法论出发，而且要把握研究对象自身的特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将经典中的方法论具体转化为研究工具。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法论”基础上，侯外庐运用其对中国社会史与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

二、“倾向律”下的普遍性

在解释“生产方式”概念的作用时，侯外庐认为《资本论》中把它和生物学上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等同，是一种“倾向律”，是规定着社会性质的前提条件。只有满足某种“倾向律”的条件，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才会有共同的特征，也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侯外庐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史在特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欧洲社会的论述具有社会形态的类似特征，遵循着相同的“倾向”律。中国思想史上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如西周时期的官府之学、春秋时期的|绅之学、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两汉时期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相联系的。

古代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当作工具使用的劳动力，和奴隶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之间的结合；②③④⑥详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二章“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应于中国历史，侯外庐认为殷代的生产方式是氏族成员主要的共同劳动力，与氏族公社所有的畜牧和农业生产资料二者之间的结合。②并且由于其中的劳动力因素是氏族成员与奴隶的结合，还带有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是古代社会的初级阶段。商周时期，生产资料是氏族贵族所有的土地国有制，劳动力是建立在俘获基础上、以家室计的集体族奴，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典型的古代社会特征；③春秋战国时期，殖民到了饱和状态且土地的扩张受到限制，劳动力逐渐与土地结合，奴隶上升到隶农的地位，侯外庐认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示的“农奴的过渡形态”一致，成为古代社会解体、封建社会萌芽的时期；④思想史方面，古希腊在梭伦变法之后，国民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产生了“古典”古代的民主制与希腊古代文化；中国社会虽然因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民阶级晚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国民阶级思想家，也创造出了代表国民阶级立场的诸子百家之“显学”思潮。B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182页。

封建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与私有的劳动工具相联的劳动力和地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侯外庐将其对应于中国社会，认为秦汉之际，血缘的氏族转化为地缘的家族，“汉代使农民安土作业束缚于自然经济”，农民作为劳动力，与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财产形态一起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秦汉社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⑧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80，147页。在从秦汉到明末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的土地占有权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土地的所有制与劳动力的支配制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该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⑧思想史方面，在西方的中世纪，出现了半自由身份而遭受超经济剥削的农民阶级，为了对付农民的不可忍受的贫困的反抗，“中世纪宗教成为精神的解救，或把贫困表现做涂了油的圣光”，基督教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形态；产生了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烦琐哲学；在中国的西汉中期，董仲舒及“五经博士”也好像“基督教的僧侣”，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的方式创立了“中世纪正宗思想”，并经白虎观会议加以“国教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2、98、132页。之后魏晋玄学的出现也只是“|绅经学的章句烦琐主义被名流玄学的名理烦琐主义所批判”，仍属封建社会内部的精神生产。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页。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当正统思想出现“法度化”和庸俗化时，就会产生反抗其的异端思想，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有着一个事物本身到事物在自身发展中导出转化的自身对立物的过程。B11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正宗思想到王充异端思想的演进，也经历了两汉之际郑兴、尹敏、桓谭对神学正宗的“离心”及东汉初年经古文学左派的过渡过程。

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自由工资的劳动力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⑦⑧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49，6，32，42页。侯外庐认为在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社会，土地向国有方面集中与私营土地的发展并存，官营手工业管制加强与私营手工业作用加强并存，内外商业的兴盛也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9页。形成了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局面。中国社会也随之形成启蒙运动的思潮。中国的启蒙学者，如明代的何心隐、李贽，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也拥有对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事物的仇视，对教育、自治和自由的拥护，对人民利益的同情等思想倾向，以及旧形式与新内容并存的思维形式特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学者一样，“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36页。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对应着欧洲社会从中古宗教世界到科学世界过渡中所经历的宗教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并存的泛神论时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39页。

三、“路径说”下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侯外庐认为，在没有出现典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是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应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历史阶段本身没有独立的社会与思想特征。在历史规律上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既必须遵循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又需要判别具体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⑥通向符合典型“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的“路径”之中所体现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特征，就是“缩短与减轻”或“延长与加重”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之所在。

首先，中国历史进入典型社会形态的“路径”具有特殊性。在氏族社会发展为古代社会的过程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对于“东方的、古典的、日耳曼”三种形态的平列，认为古典的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路径。前者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言，伴随着氏族共有土地向私人占有土地的转化和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化，完成了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形成的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与国民阶级的结合的“古典的古代”（古代社会）最繁荣的时期；后者由于热带、河流、黄土地带、四周种族繁荣林立、宗教等“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氏族社会的大土地所有制被保留了下来，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氏族公社与氏族贵族也保留下来，形成了家庭奴隶的劳动力与氏族贵族生产资料所有制二者之间结合的关系。古典的路径是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中国的路径是和公社的密切结合。⑦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家族制和土地国有制的保留是后者区别于前者的最大特点。由于进入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也与西方古代社会思想史有不同的特点。在文明起源之时，由于氏族公社的解体，“在西洋希腊古罗马社会，国家和氏族制度之间有严密的痕迹把两者区别开……国家创造的公共的强制权利，使文明国家的法律神圣地位代替了氏族祖先崇拜的神圣地位”；⑧而中国社会由于走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路径，则在保留氏族的同时把氏族公社的祖先神一并保留了下来，“宗教的职能”是东方文明遵循的路径。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商周时期的官方思想形态是氏族贵族专有的“氏族的宗教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代表国民阶级的诸子之学，其思想中却仍保留着作为“宗教的死形式”的先王观。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53、64、80、95，235、305、399页。侯外庐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宗教性”对于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在典型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社会的构成有特殊“路径”的调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唐代中期生产力的发展，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瓦解，社会构成出现变化，具有了一定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与恩格斯所述欧洲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组织大都采取野蛮的军事组织形式”明显不同。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以此为据，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进入了“近世”，发生了类似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化。[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58页。侯外庐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对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⑦⑧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23、57、599页。皇族仍是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仍旧维持着封建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对劳动力的支配方式从军事手段转向经济手段，⑥形成“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⑦劳动力方面，原来在等级上只与农民有同等占有权的庶族地主实力增强，逐渐取得政治地位上的优势，与豪族地主联合成为品级性的地主的统治阶级，原来地位低下的流民人身权提高，与农民一同形成了被统治阶级，形成“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的过程。唐宋之际变化的实质是“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⑧成为一种与欧洲不同的封建社会构成，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的特殊“路径”，宋明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与典型的“封建社会思想”所不同的特点。侯外庐认为朱熹与黑格尔都有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那种“用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完成的过程”的思维形式；⑨但是与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不同，朱熹的思辨的叙述中并未包含多少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内核，而完全是一个先验式造成的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朱熹与黑格尔的思想在形式上都是在对中世纪正统神学思想的反动中产生的思辨哲学，都是对于绝对神学观念的反动；另一方面，朱熹处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1世纪，遵循着权威原理，黑格尔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8世纪，遵循着个人主义原理，二者需求的不同造成了其内容上有本质的差异。“走出中古，未入近世”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一个特点。

再次，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思想家本身的“能动性”，使得其在构造满足社会需要思想时也有着特殊“路径”。古代社会末期，由于思想家阶级立场不同，导致解读社会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路径。⑩墨子维护国民阶级的利益批判氏族传统，以“取名予实”的方法论建立知识的客观标准；老子代表着没落的公社农民，以“相对的”的形式消解现实中的对立，从而获得“绝对的”调和；孟子则站在贵族君子的立场上，构建“先验的无类比附逻辑”德治主义，这些逻辑思想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社会时期的所形成的“形式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封建社会时期，同为了适应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现实而将佛教思想“国教化”为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学术积淀不同，北朝社会处于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自身文化遗产贫乏，对于佛教最重净行与皈依，南朝已经是身份地主把持的豪门，只需要与玄学一样“形而上的烦琐哲学”，佛教富有名理性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2～360页。近代启蒙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学术渊源不同，康有为的思想源头方面为宋明理学，影响方面为万国新学，“以陆王心学为本，以西学史学为用”。谭嗣同的思想则是“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泛神论，糅合了佛教、耶教；在人生哲学上，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在政治思想上，接受黄梨洲的论断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服膺着《公羊》学派的大义而极不忠实。”同是提倡变法论，康有为以维持现状的神圣性为前提，谭嗣同则以使现状的矛盾暴露为条件。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04、105页。谭嗣同思想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学术渊源使得其往往发挥着进步的要素。

四、结语

侯外庐认为，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过程中，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集・自序》，《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侯外庐将研究原理的的普遍性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典型形态的普遍性与完成路径的特殊性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与发展，探索出中国历史的特征与中国文明发展途径，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解释的简化，获得深化理论与开拓实践的双赢效果。不可否认的是，侯外庐所认为的典型形态本身，例如典型的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典型的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于欧洲历史进行总结时得出的理论，带着欧洲史实痕迹；认为这种典型结构一定在中国历史中存在，说明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科学方法转化为一种可以在任何历史阶段下都能使用的史学方法，仍然受到“方法论”自身“欧洲中心说”理论背景的束缚。只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能够做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知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侯外庐已经是把这种对特殊法则的探讨推向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了。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20世纪30年代末 “学术中国化”运动勃兴，运用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理论做出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需要的研究与发展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季刊，1939年第1卷第1期（创刊号）。侯外庐的治史路径与同时期出现的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一道，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与民族意识上自觉阶段的到来，希望“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这是中国学者努力摆脱其马克思主义本身历史背景的桎梏，创立独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进程的开端。瞿林东先生指出，“侯外庐给予人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则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探寻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路径，既有利于梳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形成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如何利用多学科方法进行跨学科史学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4篇

1991年4月的一天，按导师萧超然教授的指点，我骑车从北大出发，追溯1919年5月4日学生的游行路线，并寻访当年被捕的院落、陈独秀居住的平房、北大红楼等历史遗迹。将近一天的奔走，已是人困马乏。到五四书店买书并休息，我被书架上《文集》和《陈独秀文章选编》吸引住了。可是囊中羞涩，只得与服务员交涉留一套，下次再买。服务员没有理睬。

旁边的一位长者看我那么执着，忍不住说：“同志，你就给她留一套吧！”服务员仍没有应允。他无奈地转过脸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对、陈独秀感兴趣？”我告诉他，是北京大学萧超然先生带的史和大革命史研究生。老先生立刻来了情绪：“萧老师呀，我们认识。前些日子，他还托人送过来一篇研究生的文章，是写与民粹主义的。”“真巧，那就是我写的！”我忍不住答道。说话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我们出了五四书店，站在马路边上闲聊起来。他说：“你的论文选题非常好，西方许多学者都在论说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应对研究不多。胡绳同志很重视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他自己也在思考。”我告诉他，除了这篇文章外，我的毕业论文也涉及到民粹主义，不过已经超出个人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而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他鼓励我说：“看来你很注重理论思考，不过要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还要下功夫读书，特别要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问题。”

我们还谈到了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他们终生能够保持的友谊，也谈了陈独秀与对爱国心的论争等等。他若有所思地说：“人们大都重视研究作为革命家的、陈独秀，而他们的文化底蕴深邃，好像研究不多。这可能就是一些人论说‘救亡压倒启蒙’的由头之一吧。七十多年过去了，‘五四’启蒙的一面，也应该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了。”谈到“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自然又说起李泽厚近年的研究，我很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表示，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写得不错，而《近代思想史论》和《现代思想史论》就略显粗糙，有些观点缺乏论证。

起风了，天昏黄得怕人，沙尘暴就要来了。我们走到红旗杂志社家属区门口，他劝我到他家里坐坐，等风沙小了再走。我怕打搅他，就推说还有别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再拜访。说起来有点荒唐，谈了许久的话，握手告别时，我竟连老先生的尊姓大名、工作单位都没问。而他却很认真地叮嘱我：“这么大风沙，你小心骑车。其实五四游行路线，人民大学的彭明有书记载，你可以参考一下，自己摸黑转这么半天，多浪费精力呀！”

后来，我从萧超然那里知道，这位长者叫郑惠，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编。不久，我的《五四时期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论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

1992年4月，我正式分配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由于很复杂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再也没有那么无拘无束的交谈。我曾把有关研究民粹主义的文章送给他，一直没有回音。郑惠同志后来办《百年潮》杂志，也几次约我写关于“六教授”的文章，我则因种种原因拖至今日仍未动笔。

1999年5月，胡绳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文章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我想写文章参加讨论，并与一位老领导谈及想法，他也表示胡绳同志的观点可以商量，他本人就当面提出过疑义。鉴于剑拔弩张的不同意见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朋友劝我不要卷入原本可以在学术范围解决而实际扩展到了政治层面的争端。

2002年5月，湖南有一本杂志改版，郑惠同志约我写一篇“两弹一星”方面的文章，由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又多了起来。7月的一天，他找张化，张不在，他就到隔壁我的办公室来闲谈。我们的主要话题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彼此深感尚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发生严重变异，他表示了极度的隐忧。我们还探讨了已经为官的知识分子，其个人私欲的多寡对政治人格乃至社会的消极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必要张力。他说：“‘张力’这个词用得好，有点哲学意味，给出了人可以保持良心自由的余地。我也不赞成对知识分子从政的绝对批评，关键是要有作为社会良知的底线，不能一味媚俗。”

这次谈话，我们又涉及到民粹主义话题。我表示，由于民粹主义已经远远超出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后发国家以种种面貌出现的世界性思潮，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民粹主义思潮相呼应，而国内外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流行，所以我没有放弃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当然这里涉及到与胡绳同志的不同观点。郑惠同志听到这儿，淡淡一笑说：“胡绳同志也跟你一样，首先是个学者，他发表的不过是自己多年思考的成果。同样，你也有权发表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与他争鸣。在写那篇文章时，你锐气十足，敢于挑战外国学者，为什么跟自己家里人（指胡绳同志生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有不同意见，就那么顾虑重重？没必要嘛！该写就写。”

听了这番话，我沉默良久。在既往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中，正常的学术研究、人际交往等等都带上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观点划圈子，以圈子划界线。种种由学术观点相异到关系疏远的经历，使自己感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痛苦，仿佛学术观点相异就是对往昔友情的背弃，那些曾经给予你各种帮助和理解的老师、朋友，似乎成为陌路人。这种无奈留给人品格高贵的空间那样狭小，我自己的为人也因此多了许多暮气和圆滑，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地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却莫名其妙地踟躅。看来天天高喊启蒙的人，面临着自身启蒙的难题。

我感慨地告诉他，其实我特别欣赏《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后来发展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共产主义在内涵上当然不能兼收并蓄，但在外延上一定是海纳百川的事业，她鄙弃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孤家寡人，它应该能够而且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作为个人来说，以宽容之心推己及人，让自己身边多些刚直不阿的君子，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啊！

这次握手告别时，我发现他瘦得厉害，所以连连劝说：“您多保重啊！等我的民粹主义研究成文后，一定请您多指教。”他诙谐地说，即便你给我看，我也没有权力给你发表，只有好好学习了。并表示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天南地北闲聊了，下次要专门抽时间扯扯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

没过多久，郑惠同志因患肝癌住进了医院。其间，我随二部同志前去探望。2003年元旦，我第一次给他寄了贺年卡，表达了敬意和祝福。春节前，他托人把新著《程门立雪忆胡绳》送给我。春节过后，传来郑惠同志去世的噩耗。我感到愕然和悲痛，思绪又定格在那年五四书店的偶然相遇，往事历历在目。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接受美学的理论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大学，主要创立者是联邦德国学者H・R・姚斯和伊瑟尔。姚斯在《论接受美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更多地像是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26可贵的是，段永升博士能够活学活用，将这一理论用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在该著作中，作者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接受对象，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接受主体，凸显了唐代诗人诗歌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能动接受问题，从而使“道家道教思想”这一接受对象在唐代诗歌的解读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接受客体的“道家道教思想”在唐代诗人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多彩多姿的表现形式。作者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解读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凸显了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从接受美学角度阐释唐代诗人的不同个体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之后，其诗歌风貌千差万别的深层次原因。

又如在分析“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这一问题时，作者分别从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三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概括出了三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15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71-106。正是因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动因各不相同，所以其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存在各取所需的千差万别。这就为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再如作者在阐释“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时，既有宏观的分析，又有微观的解读，然而都凸显了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如第六章第三节“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中，通过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有一批诗人对道家道教义理的精研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道教法术和炼丹服食的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求仙问道的热情至死不渝；有一批诗人对神仙生活的渴慕之心始终未变[2]195-197。

总而言之，作者能将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深刻阐释了唐代诗人诗歌与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从史论角度揭示了其中的规律性。因此，新颖的研究视角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该著作以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用接受美W、宗教学、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探究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得出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唐前诗歌接受史进行简要梳理，又分别从文化学、美学、接受学、宗教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角度，对目前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对古今中外唐诗与道家道教思想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作者还就该著作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使用的理论等做了介绍。这样，作者就将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置于一个综合交错、时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下讨论。

若就具体问题研究而言，作者能从大处着眼，层层深入地分析问题。如第四章在探讨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形式的接受时，作者就运用接受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理论进行解读。该章第一节《对道家道教语词的接受》中唐诗“对道教神仙及名物的熟稔”的讨论中，作者首先对作为接受对象的道教神仙谱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爬梳，指出道教神仙谱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南北朝以前为第一期，是道教神仙谱系的草创阶段；南北朝至唐末为第二期，是道教神仙谱系框架的建构阶段；两宋以后为第三期，是道教神仙谱系定型、丰富和完善阶段”[2]P110。这是对哲学、宗教学、史学等学科理论的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唐代诗人接受道教神仙谱系及名物问题做了探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结合王绩、李白等人的诗歌创作深入细致地阐明了此问题，把接受美学、宗教学与唐代诗歌研究进行了结合。

综上所述，该著作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所做的研究，都能充分体现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素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且有学术价值的新结论。

三、通脱的学术思考

如果一项研究仅针对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而没有从理论高度和史论层面做出思考和提升，那么这样的研究终究会是一种遗憾。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有着理论层面的思考。该著作不仅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对宏观问题的综合探究，更有对整体内容的理论思考，从而体现作者通脱达观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素养。

首先，论著能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作者在研究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时，能够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第三章第二节对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进行研究时，就从五个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即寻求终南捷径、渴望心灵解脱、梦想长生成仙、追求独立人格、家世出身影响等。在具体探究每一种接受原因时，作者则能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如对由于“追求独立人格”而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探究中，作者选取了王绩、李白等人为代表，做了重点阐释；其次又能旁及陈子昂、常建、白居易、李商隐、杜荀鹤等诗人。这样的论述，点面结合，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其次，对一类问题做综合探究。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研究时，作者能全方位思考，以期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如“对道教义理的诗化阐释”这一问题的分析，作者便从方外诗人和文士诗人两大类诗人出发，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方外诗人与文士诗人虽都借助诗歌形式表达对道家道教义理的体悟与实践，而两者之间由于身份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诗人诗歌中多有对成仙飞升、修道体验的描绘，其着眼点多是对道教义理的信奉，且如痴如醉；文士诗人诗歌的着眼点则是对世俗生活的逃避，以修道、成仙作为自己应对世俗社会的方式。

再次，对整体内容作规律性思考。在以上两种问题探究的基础上，作者还能站在史论的高度，对整部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思考，从而总结出整体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的规律性》的研究中，作者分四节讨论这一问题。前三节是对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规律性的探究，而第四节作者则从总体上探讨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照应了主题，体现出了作者对整体研究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把握。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结语》中，作者对整部著作前六章的分析做了一个高度的凝练与提升，从而分析了“唐诗何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瑰丽奇崛的新风貌”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作者通脱的学术思考，不仅对著作的观点进行了归纳，而且提升了著作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

四、谨严的学术态度

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段永升博士以谨严的学术态度，一切从文本出发、从材料出发，客观准确地分析、阐释问题，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首先，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引用科学合理。该著作引用文献资料准确。著作中使用的文献资料涵盖了文、史、哲、宗教、美学等多门学科，共参考了200种学术著作和论文。作者都能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每一种文献资料的运用都能结合论述的问题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述具体文献资料时，始终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一本26万多字的著作没有一条资料是转引的，作者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运用统计法，材料富有说服力。该著作的一个亮点在于作者精心制作了《附录》中的统计表。既是统计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又是澜餮术态度的很好体现。在《附录一》中，作者一共制作了四个统计表，分别是《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道教神仙谱系演变表》、《仙境系统列表》和《唐代公主入道、早卒、改嫁情况统计表》。这些统计表与著作正文中的相关论述密切配合，既为相关问题的论述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基础，又为更深刻地论述该问题提供了依据。如作者在结合《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分析“唐代帝王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时，就充分用数据说话：“唐代21位帝王，除了唐顺宗李诵等4位帝王或因在位时间短，或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崇道活动外，其余17位帝王均有过崇道活动，总次数为146次。从高祖李渊起至玄宗李隆基止，初盛唐共有7位帝王，而崇道活动则有89次，占崇道次数的61%；从唐肃宗李亨至唐哀帝李堑闹型硖剖逼冢共14位帝王，其崇道活动则仅有57次，占崇道次数的39%。”最后得出结论：“唐代帝王的崇道活动与唐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政策宽松、自由之时，唐代帝王的诗歌创作和崇道活动就相对多一些；反之，则诗歌创作与崇道活动也会相对减少”[2]184。因为作者用数据说话、用事实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准确、客观。其他几个附表的运用，都能达到同样的论证效果，从而显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注释：

①该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参考文献：

[1]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滕守尧，审校.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6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曲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按照研究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从1977年到现在。长期以来，不论研究和教学，中国近代史下限到前，此后为中国现代史。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下限也止于，后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本文所论重在之前，兼及以后，特予说明。

（一）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斐民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

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内容，学习和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展的路线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忍之、徐宗勉指出《提纲》存在三方面的缺憾：一是研究客体不全面。文章认为，《提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正确的，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新的先进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除了有新的进步的思想，还有反映旧经济、旧政治的反动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的奴化思想。《提纲》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研究和讨论进步的思想在跟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也是片面的；因为前者的斗争只是新的进步思想内部的斗争，后者的斗争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二是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编者没有系统地说明各个时期思想的继承关系，形成为思潮及思潮的发展和衰落过程，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对整个思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这样便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社会思想的全貌。三是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缺乏深入具体的说明，没有充分说明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1）。

上述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弥补了《提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如新旧思想的斗争、思想家与思潮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一直是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一阶段里，没有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面世，而人物思想的研究却颇为活跃。除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这些论文涉及的人物很广泛，不仅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的思想有不少研究，次要人物如冯桂芬、宋恕等的思想也有所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对人物思想的论析有独到见解，颇有学术价值。广泛而有一定深度的人物思想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对有些人物的思想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思想的阶级属性，冯桂芬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和评价，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当时还颇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在不少问题上都能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但是从以是列举的争论的问题来看，不难发现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反映了思路相对狭隘，而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解、把握也存在简单化的偏向。1965年，有些刊物对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中“”为了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在此影响下出现的文章将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思想家都纳入儒法斗争中，定之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这是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极不严肃。

在专门的思想史领域，也有研究成果出版。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论述近代经济思想的专著。而关于改良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有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两部专著。《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作者的论断并不都准确，但在分析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思想家时纵横对比，寻同求异，颇能切中肯綮，找出各自的特征。

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是刘大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2）。

（二）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二三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1、1978年至80年代末

1978年，侯外庐上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许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介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3）。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

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地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产生、发展、成熟和转变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持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尽管书中的论断未必都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在书中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对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近20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而发表的成果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专章论述无政府主义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这几部著作都是在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张锡勤等撰写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清晰的阐述，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问题，的确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益的。

（四）

新中国建立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所无法比拟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本文为了把研究情况讲得具体些，不能不举若干著作或论文为例以说明问题，意不存褒贬。或许有些论著更具代表性，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主题，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是突出不是唯一的，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意见也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看来这还需要加以探讨。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还牵涉到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继承和相互碰撞与融和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5）。这个定义，跟前两种关于社会思潮的界定也不一样。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第四，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都有其主观观念，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析人物的思想并不容易。由于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集，加上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偏爱，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则为之开脱、辩解，这种状况应力求避免。

注释：

（1）《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2）《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3）《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86页。

（4）汪林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四个转折点》，《求是学刊》1985年第5期。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梁启超；侯外庐；萧S父；明清启蒙；文化主体

自2008年萧S父先生归隐道山以来，学界已经着手整理萧先生的思想遗产。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集中讨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专文较多。W者根据自己对萧先生著作的理解，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萧先生“启蒙论说”作了多层次的阐发。本文在吸收消化前辈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比较萧S父与梁启超、侯外庐等“启蒙”论说的异同，揭示萧S父明清“启蒙”说的思想个性。

一、引言

就中国思想史进程来说，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已经过去的20世纪将会是中国思想史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陈寅恪称之为“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具体到明清思想史领域，它与“近代性”紧密相关的“特质”，以及明清思想史本身承古启今、中西交会的转折性质，一直是学界关切所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诸多学者，分别以自己所承续的学术源流为出发点，爬梳整理，形成了明清思想史的多种诠释路向。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众多论题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1873―1929）、侯外庐（1903―1987）、萧S父（1924―2008）三位。①对于这三位学人来说，近代以来迄今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大历史”，是其共同的客观历史处境，同时又因其各自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以致他们在明清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思想个性的差异。

对于这些异同，本文拟首先选取“概念界定”“选定范围”“思潮主题”“人物择取”“研究方法”“代表著作”“写作背景”等角度，做一较为直观的区分。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梁、侯、萧明清思想史观等多方面的若干相似之处。从学术脉络的角度看，三位均主张明清思想具有“近代性”的特质。因此，在学术脉络上，三者可归为一种在思想史上有先后承续关系的共同诠释路径（萧S父在己著中也对梁启超、侯外庐的致思方向较为肯定B11）。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梁、侯、萧均就“启蒙”主题与明清思想的关联，形成了“相似”的学术进路，但他们各自的“启蒙”论说本身存在不同的旨趣，主要体现在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上。

二、“政治现象”与“学术变迁”：梁启超论“启蒙”

就三位对“启蒙”的概念界定来说，如果我们不只是注意到上述表格中含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字眼的表述，而且联系到这三位学人明清思想史观的形成背景和论述思路，我们就会首先发现他们各自对“启蒙”的理解，各不一致。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写于梁氏1920年欧游归来后。不少学者认为，这次欧游标志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法国学者巴斯蒂认为，以欧游为分水岭，“梁启超的活动和撰述从那时候起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即定向于思考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过去，而不是思考从西方的借鉴。”B12欧游之前，梁启超曾经到访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亲眼目睹这些国家的繁荣景象。但梁氏这次欧游，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又处于欧洲一战刚刚结束后的萧条时期。西方各国先进与落后、发达与衰败、战争与繁荣的鲜明对比，对他产生了较大的触动。因此，梁启超在结束欧洲访问抵沪后，旋即应邀赴吴淞中国公学，发表了回国后的首次演讲，他说：

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B13

又说：

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B14

在演讲的结尾又提出期望：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个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以也。B15

晚年的梁启超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认识，已经不是1903年初次访美时的情形。在1898年至1912年间，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曾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汇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有下列表述：

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创归纳法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考证之学，其价值自有固不可诬者也。何也？以其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学者犹不免而涉于诡辩，陷于空想，自倍根兴而始一矫之。有明末叶，自中国诡辩空想时代也。乃明之亡，顾、黄、颜、王、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得其大者；阎、胡、二万、王、梅诸君，同时蔚起，各明其一体。其时代与培根同。其学统组织之变更，亦颇相类。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销沉。非归纳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者误之涂径也。B16

对比梁启超将近20年前后的表述，可看出梁启超此时的思考重心，已经由“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销沉”等类似问题，转变为思考“中国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梁认为，“归纳法”中西各国都有，却走向不同结局，原因就在于“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欧洲）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因此对于他国文化的优长，应“就（本国）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此外，梁启超还指出欧洲文化也有种种弊端（“个人享乐主义”等），对比欧洲文化的负面性，更应注意发掘“中国人之所长”。

梁启超以上认识，以及梁氏在《欧游心影录》所记录的种种感观，一起构成了梁启超写作《概论》和《学术史》的大致思想背景。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结语中，梁启超这样表述他的“感想”：

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B17

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学问当有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B18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晚年对本国学术史的态度有着怎样的转变。毋庸讳言，梁启超本人一生思想芜杂，其思想的复杂多变，如同其政治经历一样，二者几乎等量齐观。这位学宗常州今文经学学派的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一变为大力鼓吹“新民说”、“进化论”、“公德说”的报人，次变为与乃师康有为组建保皇党的流亡政客，再变为与乃师分道扬镳而拥袁、倒袁的财政总长，终变为民国整理国故、研究学术之清华国学院首席导师（早年曾与古文经学旗手章太炎为敌，晚年又握手言和）。梁启超的一生，几乎堪称清末民初思潮变迁的缩影，上述演讲所流露的思想，基本可以算作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晚年基调。

需要指出，梁启超并没有明确用“启蒙”或者“启蒙运动”来指涉明清思想史。首次使用“启蒙”概括和描述明清思想史的学者，是侯外庐。与侯外庐相比，梁启超多使用“文艺复兴”一词，他所使用的“启蒙”，只是用来描述清代学术史四分期中的第一期“启蒙期”――梁启超同时也借佛学术语“生”来表述。“启蒙”在梁启超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对旧有思潮的“反动”和“破坏”；而“”一词，则被用来概括晚明清初的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若干人，以和清代中期“正统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相对举。梁启超说：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B19

又说：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B20

梁启超进而论述清代“思潮”的特点以及形成的主要因素：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B21

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B22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B23

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从晚明1623年之后算起的三百年）的种种“风气”，其之所以发轫、兴盛、灭亡、蜕变，而后“循此历程迭相流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政治现象”。事实上，梁启超《学术史》与《概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学术史》专门花了三章的篇幅，以“清代学术变迁和政治的影响”为题，说明清代学术思潮变迁的背景。梁启超对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很透彻，早在流亡日本时，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B24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不同点，就在于“学术”受“政治”主导。梁启超这一认识，在他的明清思想史论述中最为深切。

综上所述，在通过对梁启超明清学术史观进行大致梳理后，笔者认为：虽然梁、侯、萧均以“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词描述明清思想史，但就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来说，可以被粗略概括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以梁启超清学史著作所列举的人物来说，其学术路径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关。所谓“”，是“为政治而作学问”B25，因对晚明腐朽政治、外族入侵不满，而转向“经世致用”；所谓“正统派”（考据学派），则是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汉学相合拍而兴盛的；所谓“蜕分期”，则主要由晚清今文学派康有为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之类人物（包括梁本人）引领；所谓“衰落期”，则指正统派俞樾等人最后“死守之壁垒也”。

通观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论述，我们还要注意到梁与侯、萧另一明显不同之处――他们对18世纪清代考据思潮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梁启超认为清代考据学代表着“科学”，他曾说：“自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基本要素。”B26此外，梁启超用“全盛期”一词来指涉18世纪的考据学，也可见一斑；而侯、萧则将18世纪的清代考据学，分别描述为明清思想史的“学术暗流”和“历史洄流”。以今天学界的观点看，清代考据学方法是否能够成为“科学”成立之基本因素，是另一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要努力发掘中国文化也有与西方科学相类比的资源，以跟随世界“先进潮流”，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从尊重本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出发，找到一个引进科学最适合的渠道。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最合适的途径。

三、社会运动与社会实践：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指向

侯外庐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50年代重新整理并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两书中，谈到了他对清代考据学的认识：

第17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应作特独研究，是为第一编；第18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戴（东原）章（实斋）二子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梁任公谓清代的学术极盛时代，不确），是为第二编；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直于现在文化相连，是为第三编。B27

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牛角尖里的所谓“汉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经皆王制”的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区别开来。B28

毋庸讳言，侯外庐对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评价较低。他甚至不同意把清代考据学的源头溯源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说：“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B29侯外庐认为“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因此，18世纪的专门汉学，看起来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但实际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侯外庐为此强调：“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B30甚至据此批评梁启超、章炳麟、胡适等人，认为章炳麟将“汉学家的治学精神理想化了”，而梁、胡则是把“这种汉学家的治学精神，吹捧成了什么‘近代的科学方法’了。”B31与此形成对比，萧S父在80年代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则将清代考据学称之为“洄流”：

18世纪的历史洄流，表现为社会经济新因素由大破坏到复苏、民族关系由落后族的征服到被融合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回光返照地稳定了一段，伴之而来的是程朱理学的权威竟得以在“御纂”、“钦定”的形势下恢复。B32

对比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对18世纪考据学的思想史的定位问题上，侯外庐、萧S父与梁启超存在较大的距离。众所周知，侯外庐的致思方向，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范式”，诠释明清思想史。侯外庐特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原则，即首先分析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动情况，再据此分析该时期的学术思潮。以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侯外庐的明清思想史著作，“社会史”成分多于“思想史”成分。

就对整个清代思想的总体认识来说，虽然侯外庐与梁启超一致：“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媲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以来的成果”B33，但二者实际上存在鸿沟。笔者以为，就侯外庐所标举的“早期启蒙”说而言，应首先关注其具体论述，是要解决中国思想史上的什么问题。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切都得回到侯外庐当时的撰写背景。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原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在1944年11月，就已经出版上卷了。B34在这之前，侯外庐已经有一系列关于明清思想的论文相继发表。B35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当时，研究和撰写这一段思想史，我感到有强大的动力在推动自己，一则，“近代”问题的研究更能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这一点颇令人鼓舞；二则，在认识上，我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思想是可以分别同希腊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的文化媲美的。这是两个历史剧变时代惊心动魄的文化遗产，确实有必要先行整理。B36

可见，侯外庐撰写《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动力有两个，除了明清思想史本身的特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力是“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这里所说的“为革命斗争的需要”，主要是指抗战时期至建国之前，包括侯外庐在内的马克思左翼学者反对胡适、陈立夫等人的学术观。B37事实上，侯外庐撰写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切入点，就是从评价清代考据学开始的。早在1939年，侯外庐就于重庆《理论与现实》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认为：

清代学人的汉学运动，有人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学术的退休性，固然经过康熙以来的文字之狱以及封建文化的统制政策，被学术的“历史”觉醒所刺激，而这一觉醒却是一般的知识真理之形式发展（如严密性的治学方法，文字学），没有进步历史的布尔乔亚自觉手段的觉醒内容（如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运动内容）。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包括文字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他方面缺乏进步自觉手段的觉醒，而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又是长期退休的停滞条件。B38

侯外]所使用的“退休性”一词，可理解为“落后”；“代数学”，则可理解为“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徒有其表未有其实”。在侯外庐看来，所谓“清代学人的汉学运动”，并不能够代表历史的进步――恰恰相反，清代考据学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而清代朴学方法最大的价值，只是“中国学术反对愚昧的‘代数学’”，并无“时代的进步意义”。B39接下来，侯外庐又对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的学术观提出批评：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自觉手段，因了封建反动的复古，没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巨潮配合，却采取了两个路线：一即仍承继着中国古典学术的退休历史，回到历史学的探求中，从梁漱溟胡适之的整理国故（最极端的是拘束于戴东原的遗产），一直到顾颉刚的古史辨，都表明了这一特点：知识阶级和社会运动脱节而在形式知识中的代数学中避难；……B40

在该文中，侯外庐同时还就“知行”等问题，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对孙中山的“知易行难”“先行后知”均表示肯定，并提倡“革命的人文主义的哲学”的学术运动。最后，侯外庐在该文末尾第六部分“现阶段的学术运动”中，提出了期望：

现阶段的学术运动，不但要把中国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代数学继承起来，而且要批判这一学术精神和实践社会相隔离的矛盾；……B41

由此可见，侯外庐对“清代学人汉学运动”评价过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阶级和社会运动脱节”“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学术精神与实践社会相隔离”等等。毋庸讳言，侯外庐在抗战至建国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明清思想史论述，几乎均带有为当时政党之间意识形态舆论斗争服务的性质。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特性（这里指侯外庐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实践性”“革命性”的强调，以及主张发动社会运动以改变现实这一特质，投射至学术研究领域，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学术进路。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之所以特别重视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原因就在于其思想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性（虽然“经世致用”不完全就等同于“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侯外庐格外注意强调，所谓中国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绝不能用来形容清代的汉学运动，而应该指向晚明清初顾、黄、王、颜等人重实践（主要是指社会运动）的学术潮流。

为了申述这一点，笔者摘引侯外庐《早期思想启蒙史》第一章第三节“启蒙思潮的特点”的部分论述如下：

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

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动。

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

傅山虽然敢在京师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误会为中小地主）；颜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城市平民反对派。B42

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侯外庐所使用的马列理论“术语”（例如“资产阶级”“近代市民”“城市平民”等），我们可以看到，侯外庐诠释明清思想史时，一种暗而不彰的思路在于：注重挖掘明清思想史中明确反映社会运动、社会实践的思想资源，以及着重强调以哲学思维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家。前者以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偏重于亲身参与社会实践；后者以王夫之、方以智等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偏重于以哲学思维批判现实。通观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书中均多处体现了这一思路。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以大致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

前文说过，对于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认识上，侯、萧二者分别使用“暗流”和“洄流”一词指涉这一时期，此二词表面上看均含有贬低意味，但各自指向不同。“暗流”一词，与“主流”相悖反，或许还起着干扰作用。B43（侯外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暗流”一词）；而“洄流”则意味着暂时的“洄游”，本身和“主流”方向相一致。萧S父以“历史的洄流”一词描述清代考据学时说：

17世纪的启蒙哲学，穿过了18世纪的洄流而在19世纪后期的维新运动乃至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火光，18世纪乾嘉朴学中被扭曲了的科学方法，穿过19世纪的政治风浪而在20世纪初酝酿史学革命时发生了重要作用……B44

此外，萧S父与许苏民合作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以明清思想史的“学术流变”为题，也颇能说明这一点。该书以明清启蒙学术为主潮，将明清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并描述了第三阶段的特点：

第三阶段：清中叶时期（即从乾隆至道光二十年，约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其思想动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执著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游而心游未来，其思想旗帜，可以戴震为代表。B45

由此可见，萧S父与侯外庐不同，他将18世纪的考据学，放在17、18、19三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并理解为明清之际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虽然“身处洄游”，但其“承上启下”的思想史地位却很重要。萧S父的这种理解，导源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双重吸收，主要是“否定之否定”的观念和“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可见，萧S父之所以重视18世纪考据学，背后蕴含的深意是――明清思想史应被凸显为一个整体的、连续的观念，其内部并不存在断裂和二元对立的现象。

以清代考据学巨擘戴震为例，侯外庐在评价戴震思想说：

我们认为戴震思想的天地，比之王夫之、颜元更狭隘些。我们对戴震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光芒虽不能忽视，但对其哲学体系则不能不说比清初大儒的成就是有逊色的。B46

又说：

戴震哲学的理论范畴显得贫乏，没有夫之变化学说的丰富，但他q解道器之说，提出‘谓之’的字义，却补充了夫之‘谓之’的解释。”B47

此外，侯外庐还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论题“道器论”来说，王夫之的道器论是统一的，戴震所讲的“道器”是分裂的。就社会历史来说，侯外庐同样认为戴震与王夫之相比，缺乏“历史的发展理论”：

王夫之的生化论，是生化史的秩序论，是说明条理法则的日新日成，日变日革，器变而道亦变。戴震的生化论却没有历史的发展理论。B48

读者可以注意到，侯外庐在评述戴震思想时，几乎处处是以王夫之作为参照进行对比。侯外庐将戴震思想“劈成两半”，持一种较为对立的评判：“戴震的社会哲学‘理’论，颇有人文主义的思想色彩，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才是他真正继承了清初大儒的宏图，而他的考据学则是末节小技。”B49其实早在1944年，侯外庐就在《乾嘉时代的汉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一文中，专门将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李二曲等人对经典的注解、疏解工作，与阎若璩、毛奇龄等人的考据学术区分开来，并认为“首开汉学家之风气”阎百诗等人，已经“遗忘了清初大儒的中心传统”。B50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与侯不同，萧S父则认为戴震是我国18世纪杰出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启蒙思想家，B51并将戴震明确作为启蒙思潮第二期的代表人物。《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已对戴震的学术思想予以全新认识：“戴震所提倡的‘察分理’，为行将日益增多的具体科学门类的诞生提供了哲学依据”“从戴震所强调的明辨真伪、分析精微的‘心知’，到章学诚注重的史学研究的‘别裁精识’，大大凸显了‘我’作为求‘真’的知性主体的地位，为中国学术进一步走向‘察分理’式的专家之学和体现巨大历史感的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开了先路。”B52萧、侯明清思想史观的不同，同样也体现在二者对王夫之思想的不同理解。笔者曾在拙文《萧S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中对这一点予以初步分疏：与侯外庐相比，萧S父深化了船山思想与启蒙思潮的联系，将王夫之思想进一步明确为明清启蒙思潮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而侯外庐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角度，判定船山“启蒙学者”的身份，但在具体论述“启蒙”思潮与王夫之思想存在怎样的关联时，主题并不明晰。B53由此可见，萧、侯处理“启蒙”与明清思想家的关系时，前者对后者不仅是时代的超越，更是宏观认识上的超越。

四、启蒙与启蒙反思：萧S父“启蒙”论说的“变奏”

关于侯、萧早期启蒙论说的异同，蒋国保先生已经予以详细疏解，并将萧S父的启蒙论说概括为“坎坷启蒙说”。蒋先生首先区分了二者对明清之际时代划分范围的不同，并指出二者的启蒙标准分别依据于列宁和康德各自的表述，最后指出萧对早期启蒙的把握是立体的，对各个启蒙思想家，在相同的启蒙理念下所呈现的不同的启蒙取向，做了整体的分析和概括。B54郭齐勇先生则就萧S父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进行了发掘，指出其启蒙论说存在显、隐两层，其隐性的一层便是走出现代性，蕴含着启蒙反思的意蕴。郭先生还着重指出，萧S父晚年认为自己并不属于侯外庐学派。B55上述学者对萧S父启蒙论说的独特意蕴的揭示，对本文有重要启发。

以笔者肤浅的了解来看，萧S父的明清思想史观以及“启蒙”论说，有其独特的思想个性，其思想内部存在一定的张力。萧S父的“启蒙”论说，可大致归纳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B56上述概括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但笔者认为它或许能够代表萧先生“启蒙”论说的全部风貌。

诚然，萧S父曾表明他继承“侯门血脉”B57，但如果我们联系萧S父的整体思路，深入解读萧S父“启蒙”论说的一些关键性表述，就会发现：我们过去对于萧S父“启蒙”论说的了解，大多流于就“启蒙”而言启蒙。萧S父的“启蒙”论说，其意义绝不是仅从明清之际思想资源中，发掘出与“启蒙”相关的思想资源，而倒过来说，其更宏大的意义在于――以“启蒙”为话题，为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找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据，背后蕴含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可贵的主体意识。

萧S父的明清启蒙说，论说主体是中国的“启蒙”，又是从中国思想史的明清阶段，寻找现代化的原初生长点，力图打通传统和现代，这就在主旨上必然会对“启蒙”作一番传统哲学的再吸收和重铸。萧S父“启蒙”论说的出发点，首先是拒斥西化狂潮和复古逆流，他说：

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的论争中，不少人在西化狂潮和复古逆流的汹涌夹击之下，目眩神移，无所归依，正是由于在文化心态上失去了民族主体意识，以致陷入了种种误区。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B58

针对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论争的历史教训，萧S父指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失去了民族主体意识”。由此，他进而强调：“所谓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即指民族文化绵延发展中形成的独立自主意识，是一个民族能够涵化外来文化、更新传统文化的能动的创造精神。”B5980年代曾兴起一股西化思潮，类似五四时期激进的“全盘西化”，又卷土重来。针对学界的质疑，萧S父不改初衷，坚持认为：

尽管17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代谢中起过重大的引发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蜕变只能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B60

可见，萧S父对本民族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贯坚持。也因为如此，在进行具体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萧S父非常注重强调双方地位平等的重要性。他曾借对比中西科学的成就时指出：“如果仅就中西科学的早期汇合而言，明清之际确属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因当时双方大体处于平等地位，从事和平的文化交流，易于显示出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既有古代的、中世纪的积极成果，也有一些近代化的新进展，当时中国科学从总体上也达到这一水平，这就易于比较双方的异同――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易于比较中西双方的科学传统。”B61萧S父这一认识，在80、90年代西化思潮比较严重的背景下，客观上有利于驳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事事不如人”的心理。

萧S父说：“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B62萧S父对“启蒙”的定义，虽然采用马列人类史观的五个社会阶段的划分，但却是通过对比各国的历史道路，从“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一个特殊阶段”这一论断出发，作了明确而又严格的界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重在强调“批判”的“自我批判”，凸显“启蒙在我”的主体身份。

在萧S父看来，中国的启蒙，要靠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而不是套用别国模式。他为此进而论述：“人类总要走出封建社会，但走出的途径各不相同”，“如果对比西方，我国与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走出中世纪的办法迥然不同，却近似于德意志和俄罗斯。”B63可见，萧S父的“启蒙”论说，从一开始就自觉排拒抽象、同一的“启蒙”理念，并拒斥西方“启蒙”学说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在《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一文中，萧S父引用章学诚对黄宗羲的评价说：

这里，两个“合而一之”，一个“综会诸家”，显示出他（笔者按：章学诚）所见到的黄宗羲学术堂庑之广大，超出了汉学、宋学以及宋学诸流派的藩篱；至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则表露出黄宗羲所追求的新哲学体系，对于九流百家的思想都试图融摄包容，驰骋古今，不拘家派，“其于象数图纬，无所不工，以至二者之藏，亦披抉殆尽”。这正是启蒙学者的探索精神和恢宏气象。B64

上述论述中使用“合而一之”“综会诸家”“融摄包容”“九流百家可以返于一贯”等词，在《周易》《老子》《中庸》等经典中，均可找到根源性的表述。它背后蕴含独特的认识论、境界论以及深层底蕴，恰恰是西方启蒙学说中较为匮乏的思想资源。由于萧S父大力阐扬中国本土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学说，必然会在内容上与西方“启蒙”学说相区别，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学说，在很大程度又来源于对古典思想的熔铸和再创造，这使其学说在客观上就已经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已有之的独特内涵，例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文化成”“相反相待”“杂以成纯、异以贞同”“一本万殊”等表述。

除了阐扬明清之际思想家本身的学说之外，萧S父“启蒙”论说的另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儒门《易》《庸》之学及道家思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萧S父对道家思想尤为关注，发表了《易蕴管窥》等一系列文章，着重探讨了儒、道之学与明清启蒙学说的关联。在《儒门〈易〉〈庸〉之学片论》一文中，萧S父指出《易》《庸》等儒门之学与明清启蒙学说的内在思想渊源：

《易》《庸》之学的多元文化史观的优秀传统，在明清之际所引发的学术思想变化中的新的整合；也可以说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者冲破了儒家道统一尊的囚缚，在学术文化史观上向《易》《庸》之学的复归。B65

萧S父从传统先秦经典著作中，追溯明清启蒙学说的思想起源，在梁、侯的明清思想史论述中，是没有这一点的。除儒学思想资源之外，萧S父还指出明清之际学者本身的思想，离不开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吸取。在《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文中，萧S父指出道家思想的“异端”性格，有利于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在学术资源上，也常常儒道互补、佛道共融。更重要的是，萧S父认为，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子学的复d”，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想重新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论述道：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破块启蒙”的思想异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空前的变局中，学术思想出现了新的整合，活跃于整个中世纪的思想异端，开始蜕化为力图冲决网罗、走出中世纪的新的启蒙意识。这一思想的重新整合和蜕变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但先秦子学的复d，长期被目为异端的《老》《f》《列》思想的引起重视和重新咀嚼，无疑是一个促进的重要因素。B66

此外，萧先生特别重视传统易学的思想价值，他把传统易学按照现代眼光，分为科学易、人文易和诗化易，并认为“科学易”是明清启蒙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他说：“‘科学易’作为近现代易学流派，乃是近代科学思潮冲荡的产物。在中国，17世纪崛起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说是“科学易”的雏形。方孔荨⒎揭灾恰⒎街型ǖ龋三代相承，精研易理，著述很多，自成体系，其根本趋向在于将传统易学的象数思维模式与西方传入的新兴质测之学相结合。……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学，用以论证和发挥中华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近代“科学易”的致思趋向。”B67以上种种论述，都说明萧S父的“启蒙”论说，并没有局限于“启蒙”本身，而是在更广阔的思想史维度上，寻求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更多的坚实的历史依据。

近年来，学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讨论热烈，因其是在全球环境日益污染严重、生态失衡、科技理性膨胀的严峻现实背景下展开，而具有重要的学术讨论意义。B68启蒙反思所批评的“启蒙心态”，主要是指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滥用。在这方面，晚年的萧S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启蒙反思”的字眼，但他已经借助儒、道资源，表达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他说：

（道家）由此，展开其认识论、方法论上的一系列如何突破片面、局限的自我超越；展开其美学上的一系列由“技”进乎“道”、由工具理性进到价值理性，实现求真与审美统一的自由理想；……这一切，以其对文明社会中异化现象的警省，以其对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的敏感，以其对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对人类寻回精神家园的渴望，都有助于现代人走出自己的哲学困境，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文化基因。B69

可见，在萧S父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富有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是对 “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的敏感“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以及对市场经济社会金钱物化、异化等现象的“警省”，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本已有之的独特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启蒙反思”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萧S父的“启蒙”论说，其实在深层次上扬弃了西方启蒙学说，发扬了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超越了西方启蒙思想。

五、结语

通过对梁启超、侯外庐、萧S父三者“启蒙”论说的纵向比较，可以看出：萧S父在学术脉络上，吸取了梁启超和侯外庐有关明清思想史论述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将明清思想史以“启蒙”为主题，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螺旋上升的思想史进程，纠正了梁启超将思想史看成是平面循环之“迭相流转”的偏颇；另一方面克服了侯外庐抬高顾黄王、贬低清代考据学的对立评判，充分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价值，并淡化社会经济史的色彩，强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B70，提升早期启蒙思潮的论域，将“启蒙”从“社会实践”“社会解放”的范畴，转向为以“人”为核心的一系列论题――“人”的发现、肯定人的主体性、“新人学”等等。

由于萧S父的学思历程主要处于整个20世纪后半叶乃至世纪之交，因此其思想更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其更宏大的文化维度和现实意义在于――以本土传统哲学为底色的“中国启蒙”为话题，为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找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据，树立了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主体意识。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萧S父的明清启蒙说，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萧S父对明清思想和宋明理学（按：这里指以朱熹为宗的狭义理学）持对立评判。在宋明理学内部，萧S父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评价又有区分。B71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注意区分意识形态化的“理学”和宋明理学思想本身，其“伦理异化”“伦文主义”的相关论述，更多的是抨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和学说，它是否与理学思想本身存在本质上的相关，尚需认真讨论。这一点，是我们扬弃和发扬萧S父明清“启蒙”说应注意的地方之一。

【 注 释 】

①从宽泛意义上说，这里其实还应包括熊十力、胡适、钱穆、嵇文甫、谢国桢、吕振羽，以及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人，但因其学术旨趣并非明确就“启蒙”与明清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主题，故暂未纳入讨论范围。

②B26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第160页。

③B28B29B30B31B42B46B47B48B4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7、34、403、404、416、26―36、430、433、435、452页。

④B32B44B60B62B64B66萧S父：《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2―15、25、33、343、14―15、322、170页。

⑤以上人物选自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以及《儒家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部分篇章。

⑥以上人物选自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和《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下）的部分篇章。

⑦以上人物选自萧S父、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侯外庐于1935年曾出版《经济学成立及其发展》（国际学社出版），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重农学派、古典学派等早期经济思想史的介绍和评判，引入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剩余价值”等新学说。在侯外庐的思想史著作中，大多都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变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进而分析该时期的学术思潮。

⑨侯外庐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哈尔滨返回北平后，加入左翼教师联合会，1932年12月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被捕入狱，次年8月出狱。通观侯外庐1930年代的活动、事迹，侯外庐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由陈伯达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并与左翼人士同声相求。参见杜运辉编著：《侯外庐先生学谱》“1930年―1937年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侯外庐在40年代与郭沫若等也有论战，主要是关于墨子“明鬼”论的讨论。

B11详见萧S父《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观》、《侯外庐新版〈船山学案〉读后》、《“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与许苏民合作）等文。

B12巴斯蒂：《梁启超1919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18―237页。巴斯蒂说：“我找到的文件主要收藏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和巴黎的国家档案馆，目的是厘清梁氏思想发生转折的具体情况。”见该书第219页。

B13B14B15梁启超：《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刊于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版，第578、579、580页。

B16梁启超著、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3页。另，根据石云艳的整理资料，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发表的文章，多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和文章，累积达40多部，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介绍各国政治理论以及革命状况的内容。详见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1页。

B17B18B19B20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9、161、5、2―3页。

B21B22B23B25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0、26、15页。

B24粱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B27B33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5年版，第1页、自序第1页。

B34杜运辉著：《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B35侯外庐《船山学案》于1944年出版。同年7月，侯于《中苏文化》1944年第15卷第5期，发表《颜习斋反玄学底基本思想》；8月又于《大学》杂志1944年卷第7、8期合刊，发表《第十九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龚定庵思想的历史说明》；10月，又于《中苏文化》1944年第15卷第6、7合刊，发表《黄梨洲底哲W思想与近代的思维方法》等。

B36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90页。

B37陈立夫当时提出“唯生论”等观点。

B38B39B40B41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载《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第7页，该文占据十个版面，共分为六部分。文献来源：武汉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全文期刊数据库”， 第8、9、16页。

B43侯外庐说：“对于它（18世纪考据学）的历史地位的了解，要分清问题的主流和因此主流而派生的副产物。”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B45B58B59B61B63B65B67B69萧S父：《吹沙二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57、418、418、536、40、103、115、231页。

B50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B51萧S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B52萧S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653页。

B53B56具体论述请参阅拙文：《萧S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

B54详见蒋国保先生《“坎坷启蒙说”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和超越》文，该文就侯、萧“启蒙”论说的不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此外，还有新加坡学者李绰然文《从清谈到经世：晚明思想变迁的再检讨》，就萧S父与余英时各自的“内在理路”等论述，作了比较。此二文载吴根友主编：《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版。又，请参阅吴根友先生《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该文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归为20世纪明清思想研究三种影响较大的范式，载氏著《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第11―30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B55郭齐勇：《萧S父教授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哲学动态》2009年第1期。

B57萧S父：《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8―37页。

B68关于“启蒙反思”比较集中的讨论，可参阅《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刊出杜维明和黄万盛的长篇学术对话《启蒙的反思》后，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协同《开放时代》和《世界哲学》杂志社，于2005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等辩论文章，后集中刊载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参阅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胡治洪主编：《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B70萧S父曾使用“思想的内在理路”之语，在其专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目录中有三个导论章，分别以“明代中晚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清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为标题。

B71与朱熹理学相较，萧S父对陆九渊和阳明心学的思想旨趣，较为肯定。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 创建过程 内容配置 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追求并建设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和规律性的一门学科，简单说就是研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老百姓追求过好日子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形式；是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基本实践与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政治经济学国别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国学的经济理论部分。

2014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导释》（以下简称《导释》）是武教授的最新力作。作者武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他创建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学科并建立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导释》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认识与再阐述，是作者最新的一本系统的专业性、学术性著作，该书创作的时间近30年，计57万余字，书中有不少理念与见解在学术界首次提出或说明，并得到各方关注。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导释的创建过程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延伸与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现代部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它不仅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也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1987年在陈岱孙、何炼成、吴光辉等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和指导下，由武教授主编，青海社科院、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21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青年教师联合攻关、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于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写历经四年，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1998―1993年，作者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青海人民出版社，分3年出版），这些专著分别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独创性、科学性地对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做了论述；还重点研究了、、刘少奇等11位领导人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系列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首开先河。

1997年，武教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编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系列研究》（共8册，南方出版社），解开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的新篇章。而后2004年又出版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探索》（香港新风出版社），该书收入专题性论文31篇，计30余万字，初步阐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专题研究及人物评论等内容。2010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探索》的姊妹篇――《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研究》较《探索》来说，充实了内容、更新了学术观点，使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与透彻。

从1984年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算起，作者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已整整三十年。《导释》的出版就意味着学科架构及主要内容基本确立，科学建设的主要问题也基本解决，今后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就转向丰富、深化、完善和提升等使之更臻科学的方向。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导释的内容配置

《导释》一书从结构上看，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背景与平台、架构与要素、专论与趋向。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背景与平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经济与历史相融合的学科，因此学科背景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现代部分，但也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滋生出来的，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也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导释》中提到辛亥革命了260多年的清朝专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后，发展的矛盾由稳定的封建经济转变为谋求资本主义经济，这使后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因此把辛亥革命确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限就有了必然性。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首先取决于对客观环境与实际情况的把握，阐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国情基础是深入研究该学科的重要理论前提，概括其基本情况、特征、变化及其趋势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都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需要探寻的背景及前提。

2、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架构与要素

每一门学科都会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新生儿”，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其他学科不同，在学科任务、研究方法、时期划分、逻辑架构、理论主线、核心范畴等要素方面也有自己独到之处。作者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限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研究对象是1911年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与学说；其任务是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系统概括、总结近百年的奋斗历程；而研究方法则采用了独特的过程法及评论法等。了解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架构与要素，是把握这门学科的框架及方向的前提，对于概括和总结这门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学科有重要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专论与趋向

武教授概括性地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总结为“七大理论”。首先，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归纳为三方面：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及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对根据地、解放区及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概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预测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过程、方法、步骤的理论；其次，对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其变化；再者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1992年“三农”问题还未提出时，作者就在其论文中表明：在中国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三农”问题举足轻重，必须放置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理论这一章中作者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重大成就，就实践层面考虑，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理论层面考察，是邓小平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以及市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理念、新认识。开放实际上是改革的内容、过程与体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而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内容在新时期发展与完善的新成果，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升华与结晶。除此之外，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已成为世界各国资源配置的主体方式，也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形式。最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的新概括，是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在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必然产物与战略指南。

三、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导释的创新及意义

每一个学科都具有其特殊的学术逻辑与学术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亦是如此。理论主线、核心范畴、研究方法等都是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中独创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止，武教授清晰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他从价值规律的双重规定性出发，从价值决定于价值实现的角度解释了计划于市场之间的关系，理论主线的提出，富有学术创新性与开拓性，实践证明既是准确的，也是有理论性与预见性的。同时，核心范畴这一概念也创造性地被提出，核心范畴是指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的理论概括。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可以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因为这既能够揭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又一大特色便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作者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基础方法上，独创了过程法与评论法，并将其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这十六个字。这些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对具体的经济观点和思想作比较，能够把握其发展变化、揭示其联系与差异，了解其由来和发展，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意义重大。

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有助于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还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一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的实际体现，也是“中国理论和中国声音”的确切表达。特别是十报告后，再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强调要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恰恰是理论自信的表现，其内容就是说明并论证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的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性与实践性。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与十报告高度的一致，更加证明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导释》是值得读、值得品、值得研究的一本好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值得学、值得钻、值得探索的一门好学科。

【参考文献】

[1] 叶世昌、何宝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J].中国社会科学，1989（5）.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9篇

科学史分为内史与外史。所谓内史主要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历史，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发展史；所谓外史则研究科学在社会中的发展史也即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80年代以来，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第四任主编r·p·马尔特霍夫（r·p·multhauf；在谈到他任主编15年（1964—1978）的感触时说，“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科学史研究开始出现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1] 《isis》第五任主编a·撒克利（a·tharchary）在 《创造历史》一文中总结这一转向时说，“科学史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的思想史转向了复杂的文化整体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2] 他这里所说的“内部思想史”即内史，“复杂的文化整体的社会学或人类学”即外史。为了证实这一转向的真实性，笔者专门对《isis》杂志1913—1992年80年的论文和书评内容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80年代以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以后以外史研究为主[3]。我国也有人对1981—1990年的《isis 》杂志和英国的《科学史》杂志的论文进行了内容计量分析，结论是：80年代以后，国外科学史研究侧重于外史，国内侧重于内史[4] 这些内容计量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科学史研究确实从内史转向了外史。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兼社会学家p·弗曼（paul ferman）在对科学史这种转向作评价时说，“我们科学史家都说科学史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从内史转向了外史，从智力思想史转向了社会史，……。然而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5] 笔者对内史转向外史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与研究，认为这一现象蕴含着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内史为什么先于外史即为什么先研究内史，后研究外史？其二、内史为什么会转向外史？其三、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下面对这三个问题逐一加以讨论。

1　内史为什么先于外史

从内史转向外史首先必须是内史先于外史，但内史为什么先于外史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从本体论来看，科学史研究的对象宏观上是科学发展历史这个实在，微观上是科学史事实在，即通过比较、分析科学史事来揭示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准确地说是立足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史事实在及其之间的联系。这样，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因此，科学史不先研究内史就等于失去了作为一门专门性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本和前提。著名内史大师库瓦雷（a·koyre）主张的科学史应先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而后再研究它们产生的社会根源是很有道理的。

其二、从认识论来看，在科学史创立初期，科学史研究只能从科学的史事实在出发，在史事实在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由科学史的内在发展规律——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和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决定和要求的。科学史在没有对科学史事实在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进而研究科学知识本身产生的内部因素之时就来研究它们产生的外部社会经济因素，会使科学史失去基础，失去“逻辑”和“理性”味，因而也就违背了认识规律。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科学史是立足于历史视角来审视科学的，因而十分注重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发展方法的结合。科学史研究中常采用的编史学方法、概念分析方法和基旨分析方法等均属于内史分析方法。这些内史方法的成功运用，显示了内史研究的威力和存在的基础性，也充分说明内史是科学史研究的开端。而外史方法的不成熟恰好说明了外史研究的滞后性和后继性。萨顿主张的以内史研究为基础、外史研究为主导的综合方法和库瓦雷倡导的内史为主外史为辅的概念分析方法本身就蕴涵了内史是基础，内史先于外史的思想。

其四、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各门自然科学是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的产生过程是从私人性到社会性，由小科学到大科学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科学史是以科学整体的发展为主线，无疑先从分析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开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地由内向外扩展，也即由内史向外史扩展。正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说内史是外史研究的基础，内史先于外史就是很自然的了。

最后，从科学史自身发展来看，科学史是在科学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它最早只是一些科学家的业余爱好，而且他们写的多是学科史（主要是内史）。到了19世纪中叶。惠威尔（w·whe-well ）的《归纳科学史》才有了综合（即通史）的性质， 但也多是以内史为主。 20世纪初。萨顿继承了惠威尔综合科学史的特点，致力于一种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新人文主义”综合科学史。尽管这种综合科学史会有较多外史的成份，但仍以内史为主。同时代的库瓦雷更是以内史研究而著称，外史在他看来只是内史的补充，是次要的东西。1931年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时，前苏联的科学史家黑森（hesson）关于“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外史研究的兴趣。随后，美国的默顿（r ·k·merton）和英国的贝尔纳（j·d·bernal ）也致力于外史方面的研究，外史逐渐从内史中分化出来，而且愈来愈强大。60年代库恩（t ·s·kuhn）历史主义出现后，对内史转向外史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此后，外史研究不断升级，到80年代，外史已超过了内史。然而内史并没有因外史的兴起而消失，二者出现了综合的迹象，科学史发展表现出“内史外史内—外史”的发展模式。从科学史发展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内史先于外史而存在，外史是内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分化出的产物，只有到了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富源时，人们才会去系统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出现以内史为主到以外史为主的转向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内史是科学史的基础和出发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到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自来的。因此说内史先于外史。

2　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

由于内史是基础，先于外史而存在，内史转向外史自然就蕴含于其中了，是前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向呢？原因又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促使了这一转向的实现。

（1）科学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随着科学迅猛的发展，科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科学不断社会化，社会也不断科学化。也就是说，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越来越明显和重要，二者在互动的关系中协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传统的内史研究模式受到了外史研究的挑战，科学史不研究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外史将面临生存的危机。这种发展环境迫使科学史研究人员改变研究方向，转向应用性较强的外史研究，科学史不仅要研究过去，更要研究现在，预测未来。这是科学史发生从内史到外史转向的最重要的背景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转向也是科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正如萨顿在其巨著《科学史导论》中指出的那样，“在一般科学史中，人文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则更为强大有力，因为一般科学史不仅涉及科学的各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要讨论它们全部接受的所有各种社会影响与哲学影响的冲击。每一个伟大的发现都以多种方式溢出它原来的领域”。[6] 的确，科学史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溢出原来传统内史的研究范围。科学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冲击，使得科学史家很容易而且往往很愿意转而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科学史的外史也就是说，社会对科学史研究的冲击到了科学史家不改变研究方向，不进行研究范式转换“非此不行”的地步。这是科学史发生转向的根本原因。

（2）科学史本身发展的影响。尽管科学史产生于科学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但一旦分化和独立出来，便会永存下去（once forevr）， 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据笔者对《isis》杂志1913—1992年内容计量研究表明：科学史发生了从物理学向生物学，从古代向近现代，从欧洲向美国，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见[3]）。这种转向不是偶然的， 除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外，科学史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才是转向的根据。我们知道，科学史是一个整体，内史只是它的一个主要方面。仅有内史的科学史是不全面的，内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出现外史研究作补充与完善。内史与外史在科学史这个整体中彼此互补、协同和竞争，进行内部的自组织协调，达到量变与质变、对立与统一、否定与肯定的和谐统一。内史向外史的转向正是这一自组织过程的外观表现，也正是通过科学史内部的自组织的演变实现了宏观上的转向。此外，科学史研究人员面临的职业危机也是转向发生的一个外部因素，职业危机导致他们将研究方向转向应用性较强的外史研究。内部的自织织动力因素与外部的环境压力因素的交汇，促使了科学史研究的转向。

（3）相邻学科发展的影响　与科学史联系紧密的相邻学科是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史的发展与转向。我们知道，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均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只是审视科学的立足点不同（历史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和研究的方法不同（实证的、逻辑分析的和定量的）因而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间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先看科学哲学对科学史转向的影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经历了波普（k·popper ）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几个流派的发展，这一发展的脉胳几乎与科学史从内史到外史的发展脉胳相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的对科学知识结构作静态的逻辑分析以建立精确科学哲学的观点与科学史内史论主张对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的内部机制的分析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上也正好重合，表明科学史内史与逻辑实主义哲学相互影响。内史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科学哲学逻辑分析方法在科学史上的运用。尽管两种方法不尽相同，但极为相似，是双方彼此借鉴与渗透的结果。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主张对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作动态的逻辑分析。批判理性主义可以看成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恰好相应于科学史内史到外史转向的过渡时期。无疑这对于科学史从内史转向外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科学是怎样发展的，即科学的发展模式或范式如何，主张从动态的历史视角审视科学，主张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心理学及社会学的结合，反对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分析。历史主义的出现不仅对科学哲学从对科学的逻辑分析转向赋于科学理性以历史感与社会感有重大影响，而且对科学史从内史转向外史也影响颇大，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可以看成是这一转向的转折点。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拉卡托斯（i·lakatos）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对科学史进行合理的重建。他的科学史观很有外史的味道，促进了转向的发展。综观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哲学的发展轨迹与科学史的发展轨迹不谋而合，即从逻辑实证主义“内史”式的科学哲学到历史主义“外史”式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相重合，这种重合恰好说明这两门学科的相互影响程度之大（见下图）。

再看科学社会学的兴起对科学史转向的影响。人们一般将默顿1938年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看作科学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在科学史发展史上，也将这篇文章作为外史研究的一篇杰作，对外史的兴起起到了催化作用。这样一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就与外史的兴起几乎同步了，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社会学就是科学的社会史，是外史的延伸和扩展。科学社会学与外史研究的交相呼应，有力地促进了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果说科学内史是对科学知识发展的纵向研究，那么外史与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社会史）是对科学史事间的横向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正是这种纵横的内外史研究，构成了科学史的整体之网。随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外史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不少科学史研究人员将研究兴趣转向外史研究领域，加快了内史向外史的转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对科学史转向的影响见下图。

（附图　）

（4）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甚至于自然科学界广为流传，影响颇大。科学史不能不受到它的波及与影响。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以反现代性、反理性、反决定性，主张非理性、非线性和非决定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反映到科学史上就是它反对60年代以前科学被看成是理性活动及其产品的累积进步过程，对在科学史中引入心理的、社会的和非理性的方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因而对内史向外史的转向有相当的影响。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科学史家把研究重心从科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分析转向了科学实践的实验、技术与应用开发、共同体和机构以及科学政策等，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更新了科学史，拓宽了科学史研究范围，把科学史中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提高到显著地位。后现代主义还在科学史中引入人种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史走向内外史的综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现代主义科学史观将科学史的转向看成是范式的转变，使人们越来越强调实践而非观念，强调社会因素而非思想和理性，强调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而非事实的收集和概念的分析。它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传统理解有了改变，理性不再是孤立的命题和单个术语的逻辑推演，而是由概念框架、科学共同体和文化传统所代替。科学不再被看成是理性的进步，而是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所构成。这样，内史向外史转向的核心就是观念的转变，而这种观念的更新有其内在动力的自主理性和对科学进步的深刻怀疑批判性。正是这种怀疑或批判向科学史的传统内史观念或方法提出了挑战，引起了关于内外史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观念对实践、思想对社会、内部对外部、发现对建构等两极对立。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史转向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打乱了科学史与相邻学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之间的界线，一个新的综合科学史出现了。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范围集思想、实践、机构、社会、政策、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历史、哲学等于一身，熔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百科式学科。这种学科能否存在值得怀疑。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新的学科构建，而是萨顿新人文主义综合科学史的翻版。但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确对科学史的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3　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

以上对内史的基础性和内史转向外史的原因作了讨论，那么内史与外史的关系怎样呢？下面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在科学史发展史上，内外史之争由来已久，围绕着这一争论及其解决，科学史展开了自己的历史。综观科学史的发展，笔者认为在内外史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观点：内史论、外史论、折衷论和综合论。下面对这四种观点分别加以讨论。

（1）内史论　内史论又可分为强内史论和弱内史论。强内史论主张科学史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机制，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史研究是属于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或范围，并不是科学史的研究对象。这样，强内史论将外史拒斥在科学史研究大门之外。弱内史论一般不拒斥科学史的外史研究，只是认为外史研究是内史的补充，是次要的，有时也强调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意义上的“权宜的婚配”而已。然而强内史论与弱内史论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线。强内史论的代表人物是库瓦雷，他以概念分析的内史方法而著称，被誉为科学史内史大师。但他一般也不绝对地在科学史研究中拒斥外史，认为外史可以作为补充。《科学家传记词典》的主编、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吉利斯皮（c ·c ·gillispie）是一个典型的强内史论者， 他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外史研究有使科学史失去科学味的危险，主张应从科学史中剔除，因为外史研究完全忽略了科学内在的逻辑性，只注重历史的、外在的东西，而外在的东西很少有逻辑和理性的成份。[7] 对萨顿有人认为是外史论者，有人认为是内史论者，在笔者看来他是一个弱内史论者。尽管他主张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综合科学史，即主张把方法论、社会学及哲学的观点和纯史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史，但从他的巨著《科学史导论》来看，则是含有更多的内史成份，因此说他是一个弱内史论者更为合适。但不管哪种内史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内史的作用，而低估了外史的潜在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外史论　坚持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外部社会经济因素以及这些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研究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问题。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苏联的一些科学史家如黑森（hesson）等，特别是黑森1931年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可看作是外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对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作了深入分析，说明了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外史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贝尔纳，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两部著作是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美国的一些科学史家也坚持科学史的外史论。如m·鲁道威克（martin rudwich）认为纯内史的科学史是神秘的，它会使科学失去士赖存在的社会基础，主张科学史应研究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史的社会性[8]。g·巴萨拉（g·basalla）也认为科学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科学的社会背景对科学产生的影响问题以及科学对于社会产生的结果上即研究科学的社会史[9]。外史论夸大了社会环境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作用，忽视了科学自身内在的逻辑性，注重非理性而忽视了理性，也具有一定的卡面性。

（3）折衷论　承认内史与外史都是科学史的研究领域，但既不主张内史论也不主张外史论，对内外史之争持“任其发展”的折衷态度，主张跳出内外史的圈子，从第三条道路如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和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科学史。这种观点尽管态度不可取，但从多视角来审视科学史的方法是值得重视的，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其代表人物有默顿、普赖斯（d·price）等。默顿认为内史与外史均是科学史研究的有效方法与途径，离开它们科学史就不完整，主张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科学史。他开创的科学社会学实际上是一条研究科学社会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科学史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在普赖斯看来，内史与外史各代表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它们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抬高一个而贬低另一个。他主张从科学计量学角度研究科学史，使科学史研究定量化。的确，他创立的科学计量学为科学史的计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近年来，国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境况主义（contex-tuolist）”编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史，以解决内外史之争。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亚文化”，一种相对自主的、具有自身内部微观结构和动力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紧密相连，从而消除内史与外史的界线。这种观点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总而言之，不论从那种角度来研究科学史，折衷论说到底是一种变相的外史论，不过它立足于一种新的学科来考察科学史问题的多元方法论是可取的，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科学与科学史本来就是多层次、多元的，一元的研究方法会窒息科学史研究。

（4）综合论　主张内史与外史的有机结合，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真正的科学史。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史家很多，如库恩，拉卡托斯、撒克利、罗森博格（c·rosenberg）和米库林斯基等。库恩对科学史作了历史主义的考察，将科学发展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又将考察内部因素称作“内部方法”，考察外部因素称为“外部方法”。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内部因素是重要的，但也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两种因素或方法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彼此结合使用。在他看来，科学活动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活动，应当把科学活动看作社会历史现象，放到人类整个社会活动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重视分析其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否则像哥白尼革命就会因没有文艺复兴、解放思想那种社会环境和气氛而难以产生，如果不是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近代科学也不会出现。因此，库恩主张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科学史，主张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力图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探讨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拉卡托斯继承和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方法论，将科学史分为内因史和外因史。在他看来，内因史是主要的，外因史是必要的，内因史起决定作用，它决定外因史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外因史则起影响作用。因而他主张科学史家既不要忽视内因史，也不要忽视外因史，“内因史总是必须以经验的外因史作补充的”，[10] 内因史与外因史必须结合，否则科学史上许多事件如孟德尔遗传学在50年代前苏联的消失没有外史作补充就没法解释。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第五任主编a·撒克利和第六任主编c·罗森博格也坚持内史与外史的结合与协同发展。罗森博格形象地用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来比喻科学与社会、内史与外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指出，不理解科学与历史、科学与社会，内史与外史的联系，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与现代科学，只有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才能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11]。前苏联的科学史家米库林斯基认为单一的内史论或外史论都是不充分的，应加强二者的有机结合。他主张用系统分析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史或对科学史进行反思，因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有希望将内外史结合统一起来，从而解决内外史之争。[12]

在笔者看来，内史论或外史论割裂了科学史的整体性，过份夸大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具有片面性。折衰论不理解内史与外史在不同发展时期所起的作用，不理解二者的关系应放到科学发展的链条中来理解，从科学发展的整体中去理解，简单地认为从内外史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研究科学史才是科学史的唯一出路。实际上折衷论所主张的科学史是外史的延续。综合论是正确的，符合内外史综合发展的趋势，也与科学由分化到综合发展相一致。从自组织观点看，科学史应是一个自组织开放系统，从内史转向外史是一个不可逆过程。纯内史研究是一个封密系统，若不与开放的外史研究相结合，就会因得不到环境的负熵补充而窒息或走向无序。纯外史研究是一个完全开放系统，若不与内史结合，就会成为环境或另外系统的一部分，科学史的相对自主与独立性就会丧失殆尽，便谈不上什么自组织发展了。因此科学史走内史或外史的两个极端都是危险的，都会使科学史走向衰落。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科学史研究既不应封闭也不应完全开放，掌握适当的开放度才能自组织地发展。内外史的综合体现了科学史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这一综合要求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等联合起来，积极合作，共同解决内外史争端，使科学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r·p·multhauf, editoral, isis, 1978, 69:485.

[2]a·tharchary, "making history", isis, 1981, 72:9

[3]魏屹东，邢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 1913—1992年内容计量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4]方敏：《对两份有影响的科学史杂志的内容分析》，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2,9（4）：25—29。

[5]paul ferman, "independence, not　trancedence for the historian of science", isis, 1991, 82..71—86.

[6]g·萨顿：《科学史教学是可能的吗？》，《科学与哲学》，1984,4:36—37。

[7]c·c·gillispie,　"history　of　science　losting its science", science, 1980, 207:389.

[8]critical problem in the histong of science isis, 1981, 72(2): 267—283.

[9]g.basalla,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ue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is, 1974, 65:467—469.

[10]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8，英文版，114页。

[11]charles e.rosenberg, "woods or trces? ideas and actor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988, 79:565—570.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