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5 17:54:12

经济思想论文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一、普京经济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www.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www.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www.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www.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的专家看法与上述预测有所不同,认为2010年前,俄经济将一直面临如何在促进增长与加快结构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为保障经济增长,政府将继续执行鼓励能源和军工生产及出口的政策,但能源生产成本将逐年增加。如每桶俄原油的成本价有可能从2001年的13.6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5.9美元和2010年的19.5美元,而石油产量却不会大幅增加,相反可能减少。按俄联邦“能源效益经济”计划预计,俄石油产量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60亿吨和2010年的3.60-3.70亿吨;而能源部“2020年前能源战略”预计,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3.08-3.27亿吨和2010年的3.05-3.35亿吨。(注:“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1999-2001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19-27.)能源部认为,如果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能维持在23美元以上,2010年前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能维持2-3%。

显然,从上述三种意见可以看出,俄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力不可低估,但存在的困难也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俄政府能否在未来3-5年内对经济结构予以成功改造,能否营造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的良好环境,能否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如果一切比较顺利,在未来5-10年内俄经济实现平均5%及以上的增长就有可能。还应看到,经济增长率不是衡量经济优劣的唯一标准,练好质量效益“内功”似乎更重要,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在转型期,常常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俄追求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协调和平衡,要走的路还很长。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3]《文献通考》卷十九《征榷考•版帐钱》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一、国际贸易理论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①JohnS.Chipman,“Asurveyof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etrica,July,Oct.1965;Jan.1966.

②-,“Internationaltrade”,InJ.Eatwell,M.Milgate,andP.Newman(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MacmillanPress,1987),Vol.2.

③-,“FactorpricesequalizationandtheStolper-Samuelsontheorem”,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Oct.1969.

④-,“Onleastsquareswithinsufficientobsen,a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Dec.1964.

⑤-,“Efficiencyofleast-squaresestimationoflineartrendwhenresidualsarecorrelated”,Econometrica,Jan.1979.

⑥-,“Thetreatmentoflinearrestrictionsinregressionanalysis”,Econometrica,Jan,1964.

⑦-,“Externaleconomiesofscaleandcompetitiveequilibriu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1970.

⑧-,“Compensatingvariation,consumer''''ssurplus,andwelfare”,withJ.C.Moore,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1980.

⑨-,“Arenewalmodelofeconomicgrowth:thecontinuouscase”,Econometrica,45(March.1977.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信仰/宗教

【正文】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

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

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⑨⑩[11][16][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9页、19页、19页、20页、21页、21-22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440页、442页。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正因为艾尔斯在以上几方面的贡献,才使得始于凡伯伦的制度主义成为了一个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艾尔斯坚持凡伯伦的基本思想,同时又将这一思想加以扩展和完善,使坚持凡伯伦传统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基本定型,从而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得以形成。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1.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不久后被‘马克思主义’憎恶的资本主义中等阶层。马克思在一个相对自由、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本打算从事学术性职业,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恩格斯属于资本主义上等阶层”,“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让他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L.Heilbroner,1919-)说,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中国学者何正斌的译著《经济学300年》中也这样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个思想保守的正统教派家庭,父亲是工厂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一个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2.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并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而恩格斯的父亲,“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坎特伯里说:虽然“恩格斯天生对文学和音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尤其喜欢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的诗……正如边沁所言,恩格斯在阅读雪莱诗句的过程中,痛苦并快乐着”。但是,“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让其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经济学300年》中也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经商,18岁时已成为一位能干的商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虽然如此,恩格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大量的实际观察和自学考察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许多怀孕女工最终沦落为,很多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就连狄更斯都是在年满12岁后才被送进工厂劳动的);由于孩子的母亲也整天在工厂劳动,因而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亲的照顾,每天重复进行着机械操作,过着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受到教育。”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却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所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说:“马克思生于莱茵省,在他年轻时,他的思想倾向是在几个德国大学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学。”而且,“作为柏林的学生,他被黑格尔哲学迷住了,这种哲学那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想像力。马克思从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具有的德国背景的一切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从其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来看,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3.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是在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对此,西方经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美国经济学家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标题。《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这一标题。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中,用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标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鲁(StanleyL.Brue)兰迪•R.格兰特(RandyR.Grant)著的《经济思想史》第10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影响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思想”专门用来介绍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坎特伯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着彻底的认知。”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见始于他与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会面之后。黑格尔哲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事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还有几个人影响了马克思,主要有李嘉图、早期社会主义者、达尔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着进行了具体的逐一分析。他们认为:“1.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尤其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感兴趣。他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几个缺陷,于是着手勾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2.社会主义者的作用。马克思对前一章讨论的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赞同他们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义愤怒、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憧憬。3.与达尔文的联系。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而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又影响了马克思。4.黑格尔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辩证法。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根据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论替换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更重要的是,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强调唯物论———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恩格斯词条”中说:“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商人。然而,上学以后,他逐步树立了激进的远大志向,最终使他在1841年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取得了联系。”《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不久抛开这些东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青年黑格尔派’所阐述的黑格尔哲学,这使他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富有战斗性的无神论者。他在不莱梅还用笔名‘F•奥斯渥特’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尖锐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体。1841年到柏林炮兵团服役。……他经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以讨论宗教问题为主的哲学论战中,他被公认为有力的领袖。”由此可见,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所说:“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西方经济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并且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说:“恩格斯精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从而他促使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直接指出:“恩格斯早就熟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曾发挥了对它的批判。……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短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里阐述了他的看法。”《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恩格斯急切地抓住前往英国的机会,表面上则是为了在曼彻斯特自己家的棉纺厂中继续学习经商。……然而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感兴趣的活动:……阅读有关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书籍和国会记录,……为计划写作的英国历史搜集资料。”熊彼特说,虽然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1849年起他长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设的图书馆”。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而且,他们对古典经济学是非常熟悉的。

2.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而且,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并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说:“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这个时期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处于同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著作家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赞扬工业经济以及试图在市场和资本积累方面划定一个国家干预的复杂边界;李嘉图的著作为了在关于玉米的价格和贸易的争论中为资本家反对地主进行辩护;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雏形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发展的乐观展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下剥削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也采取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化为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也是一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A)说:“正好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这棵大树分成了两个枝干。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另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及他的被人重新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E.罗尔说:“现在普遍地承认马克思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古典学派树干上的接枝。古典学派尽管看到它的学说结出了奇怪的果实可能感到惊异和愤怒,但不能否认用自己的血液哺养了它。”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坎特伯里说:“虽然马克思赞同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更为彻底。”熊彼特说:“只有马克思是唯一给予魁奈以正确评价的第一流经济学家。”E.罗尔说:“然而,毫无疑间,在学术界中对马克思的反应一般是完全否定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理由不在于马克思经济观点的细节上,也不在于他的社会学上,而在于他试图在它们之间树立起联系的特殊性质上。也许,经济学者们本该最善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予以评价。但是马克思对于古典理论的解释(源自他的假拟的社会学而不是该理论本身)和流行的解释(完全基于不同的前提)相抵触得那么利害,以致长期以来无偏见地考虑成为不可能。有一点说的很对:马克思揭露出经济古典主义中的某些矛盾。”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大道,是在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否定性发展。

三、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界碑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和地位。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而且是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领域扩展为社会史,它对围绕人的生活的社会条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部门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普雷斯曼将“马克思、凯恩斯、斯密列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福斯菲尔德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斯考森2007年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坎特伯雷的《经济学简史:沉闷科学中的巧妙方法》一书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经济学家的头像,其中就有马克思。甚至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马歇尔、凯恩斯并称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在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马克思就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之一。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被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有着重大的贡献。

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说:“即使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同意马克思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分析作出了贡献。第一,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适当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第二,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常见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三,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和垄断力量的增长。第四,马克思将替代效应应用于劳动节约型资本的研究,突出强调了替代效应。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他还比他的先辈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劳动节约型创新的观点。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强调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分析,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后来的制度学派、增长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动态分析。”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说:“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市场是一种培育贸易或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对市场如何运行的研究———例如,它研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投入品如何在生产中互相联系。但它还涉及到更大一组问题,即:市场来自何方?它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惟一途径吗?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行?……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KarlMars)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正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巨大贡献,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编写经济发展历史著作时都要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并形成了惯例。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代表作《经济思想史》中说:“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在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和美国经济学家韩讷的《经济思想史》等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总之,西方经济学者正是在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看成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产儿”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四、启示

笔者认为,完整、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进而推动我国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人物首先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逻辑产儿”,并在这一背景下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这一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理论,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因此,任何理论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基础上出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也是如此。正如熊彼特所说:“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且有道理的。第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讨论,并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看成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超越。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理论研究视角和观点无疑是对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通常注重的是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性研究,即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一般性批判研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真正内在逻辑关系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一种内生性关系的研究是不够的。这样一来,导致了我国理论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倾向,仿佛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不仅游离于西方文明之外,而且是游离于古典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式虽然独树一帜,但其理论体系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行互补,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共融发展。第三,西方经济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经济学的时候,将马克思经济学看成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在他们的所编写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形成了专章介绍和论述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对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与西方经济学者所编写的经济思想史不同,在我国经济学者们所编写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无论是冠名为《经济思想史》还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教材中,往往将马克思经济学独立于整个西方经济学之外,只讲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正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学界长期未能解决好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之,正确地把握和理解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纠正我国在理论研究中所产生的误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与资产阶级文化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生性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我们“摆正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而促进我国的理论研究。

经济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赵左丽:《公共财政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载《山西财经大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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