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23:49:13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1篇
辽宁省共有50多所高等院校，大部分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其教学模式均比较传统，以理论教学为主，辅之以少数课堂案例讲解、课外实践则更为缺乏。目前，辽宁省专门的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比较匮乏，产业经济人才培养缺乏与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辽宁省高校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课时紧张与庞大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近年来，产业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不仅其研究方法和成果逐渐丰富，并且与其他经济学和管理学科在产业组织、厂商理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许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融合、交叉和渗透，使得产业经济学逐渐在拓展其研究领域的深度、维度以及研究视角。因此，除了产业经济学传统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核心知识体系以外，学生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数理分析基础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知识，而这则需要充足的教学课时。近几年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是适当控制课时数的同时增加开设课程门数，因此，缩减后的40学时或48学时对于产业经济学课程而言往往显得不足，辽宁省很多高校都面临着产业经济学课程紧张的课时与日益庞大繁杂的知识体系间的矛盾。
2.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脱节。
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理论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只有与实践较好地结合，才能使学生有效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产业经济问题。而目前省内大多高校的产业经济学课程仅限于理论课程。相比之下，其它管理类课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生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管理类课程在设置时充分考虑了其管理学科的微观特点，在课程内容、讲授方式、考核方法等方面，充分将理论教学与生产经营实践紧密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与学”以及“教学与科研”形成良好循环，使人才培养符合社会的需求。产业经济学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原因主要归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其他经济学科，产业经济学课程理论体系相当繁琐，其知识跨越程度大、覆盖面广，以及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其在研究领域中的结论争议较多，从理论到实践的延伸与衔接被拖后；第二，各高校在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对课程实践环节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于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科特点的认识和开发不足；第三，产业经济学课程的任课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需要提升，科班出身的产业经济学教师仍为少数，从而造成对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理解不足。
3.教学目标与考核模式的冲突。
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是是期望学生运用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前沿发展成果，分析当前经济社会的一些产业问题或现象，并尝试找出问题的解决途径。如今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考核评价方式仅局限于传统的考试模式，缺乏对产业经济学实践能力的考核。在现有的课程考核体系中，学生成绩的评估通常是运用加权的方法，即学生的平时成绩占20%~30%，期末考试成绩占80%~70%的方式，二者累加。其中，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是教师评定其平时成绩的依据，在总成绩中占相对较低的比重。在这种考核模式下，笔试成绩更容易决定一个学生的最终成绩，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忽视课程实践的重要性，背离产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二、辽宁省产业经济学的产学结合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从产业经济学课程自身属性和特点来看，作为应用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领域中产业组织、结构、管理、政策及其发展规律，这些与产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目前辽宁省大多数产业经济学课程均以介绍基础理论为主，仅辅之以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缺乏课外实践环节，使该课程的其应用性未得到充分体现，理论教学与经济实践体验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容易感到枯燥、疲倦，缺乏对该课程的兴趣与热情。第二，从“产学结合”的自身特点来看，它是一种能够为高校和企业带来双赢局面的教学模式，它可将高校与产业部门（企业）各自的优势充分用于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培养适合企业发展、产业进步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该种教学模式的显著特点是能将行业的最新动态、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最前沿的理论发展传授给学生，同时把生产实践与传统的理论课堂教育环境相结合，以实践验证理论，以理论带动实践，进而达到快速培养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产学共同发展的目标，满足社会企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可见，产学合作的自身优势将满足由产业经济人才供给不足引发的产业经济课程改革的要求。第三，从辽宁省当前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新型工业化过渡期普遍存在的区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区际间产业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亟需相关产业经济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相应地，辽宁省高校产业经济人才培养与产业对人才需求对接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而辽宁省在该领域进行的研究和探索还比较滞后。因此，以产学结合教学改革的视角，从辽宁省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产业经济人才需求特点，提高辽宁省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教学质量显得迫在眉睫。
三、基于产学结合的辽宁省产业经济学课程改革措施
产学结合的产业经济学课程改革应确立以为企业服务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为目标进行教学计划的安排和课程的设置，将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需服务于社会对产业经济人才能力的要求，使企业参与教学过程，教导学生在工作过程如何思考及运用课堂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
1.设计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课件。
产业经济学的教材应反映当前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最新、最典型的产业案例和产业政策，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设计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课件的过程中应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将企业所遇到的最新的关于产业方面的问题、案例及科研成果编写进教材，做到充实案例、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制定教学大纲，编写并出版体系完整、内容新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具有辽宁省地域经济特点的产业经济学案例教材,建立产业经济学试题数据库，不断更新和完善产业经济学教学内容。
2.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
可由企业提供场地、资金、设备，参照国外的产业经济学模拟实验室，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在实践基地教学过程中，高教教师可深入企业进行培训学习，同时，在企业内部选派骨干人员担任学科指导教师，负责协助建设产业经济学实践基地、开展产业经济学专业实践实训，使学生在实践基地接触最前沿、最实际的问题，真正达到“教、学、产”一体化。
3.高校、企业共同参与教学。
为弥补高校产业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缺失以及高校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普遍缺乏，高校可邀请社会企业人士进行课堂讲座，或请企业联合高校进行具体产业的经济分析，由于单一企业力量有限，可以由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企业共同参与产学合作的过程。此外，可由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人员共同组成专业师资库，按教学进程需要选择教师或研究员承担教学任务，定期为学生讲授专题课程。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2篇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不过分依靠资源来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并且要能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系统能够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合，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并且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能够融合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遵循自然规律和能量流动方式的，其目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们能够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人类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循环经济需要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是要有新的经济观，不能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只有在承载力范围内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同时，循环经济要形成新的价值观，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还要考虑到自然的修复能力，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不断促进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工业中，人们的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的负荷越来越重，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生产观，遵循3R原则，即资源利用减量化原则、产品的再使用原则、废弃物的再利用原则，力争做到排放无害化，保证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旅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旅游经济在体制上是不完善的，无法做到资源的高效运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润。旅游景点一般是以国家垄断的方式进行保护的，这就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封闭性，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再加上旅游经济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旅游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各个部门合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增长，间接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存在经费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区对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很小，导致设施配套不完善，景区主要的道路和绿化工作不到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高效运作。旅游开发部门也缺乏长远的目光，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创新理念，旅游产品都是以往的主题和方案，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游客的数量逐渐减少，使旅游行业信誉受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三、创新旅游经济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业综合性比较强，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与当地资源、环境、人文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旅游经济要实现系统观创新，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打造品牌景区，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融合，加强旅游行业的规划和融合，以系统为原则，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要实现经济观的创新，就要优化旅游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保证游客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在不危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最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实现环境伦理观的创新，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宣扬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基于循环经济的视域下要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实现好生产观念的创新，节约生产，促进绿色生产，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帮助游客实现消费观念的创新，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减少消费上对环境的破坏，促进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在循环经济视角下，旅游企业是产品形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所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构建与自身企业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当地旅游产业控制好旅游设施的规模，禁止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减少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物质能源消耗，倡导展开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旅游经济管理需要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再利用，这也是旅游业内部分工的结果，同时旅游业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优化企业，保证旅游业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能够得到相应的延伸，实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我们要构建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将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变成全人类的责任。
作者:孟昱龙 霍婧媛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双.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J].经济视角，2011（02）.
[2]袁金坤.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探析[J].生产力研究，2012（10）.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司法效率公平经济学分析
在2005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对《公司法》的修订案，并于2006年1月正式实施，这次对公司法的修改及有关法律的一些规定，使得大众产生疑问：“公司法是否有必要具体明确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的职责”、“关联交易投票大股东应回避吗”等。
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公司法进行了分析。走在前面的是美国学者。20世纪中叶美国开始了“法和经济学”（LowandEconomics）的研究，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进入这个领域，众多研究成果对法律的解释、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用经济学方法和观点研究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经济学分析理论概述
（一）公司法释义
公司法是以公司利害关系者（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为中心，有时包括职工）关系调整为重点的法律，是公司组织法，又是行为法，同时有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
公司法和一般民法的不同的特点是它有不少强制性规定，即有当事者合意亦不能排除之规定，如章程只能规定董事有尽职忠诚义务，不能规定除故意损害外不承担责任。当事者合意也不能排除的法律规定，在合同法中亦存在。但公司法中此类规定甚多。这一特点引起学术界关于公司法是私法还是公法的争论。
各国公司法都有上述共性，亦因多种原因有所不同。德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及中国公司法中有职工参与制的规定，但英美公司法无此规定。这个差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历史有关，如德国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20世纪70年代德国公司法做出大公司监事会一半来自工会和职工的规定时，就业率就很高。
实际的经济及经济关系的影响亦很大。如实际存在的股权结构差异。欧日等经济体中金融和商业法人是最重要的持股机构，而美国机构投资者持股量大，前者股东重交易收益，后者重股权收益。因此欧日和英美公司法中股东保护的程度及股东力量对公司法的影响程度均有差异。法律理念和体系差异亦有影响。德日是重条文的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是重判例的海洋法系国家，由此引致规定差异。
（二）经济学判断法律合理性的原则及和法学的初步比较
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一直关心法律的规定，其观察视角是：法律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对人和企业有何影响？为达到目标怎样的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合适的？过去经济学对法律的分析较少。除学科领域差别原因外，主要原因是：认为法是为明确产权和私人合同关系提供保证的司法裁判制度；假定企业是“黑箱”，除税收问题，经济学对其内部问题分析较少；只讨论与市场失效有关的法律问题，如反垄断法的问题。但后来情况和环境发生改变，有用经济学分析法律规定的需求，此外经济学理论及分析工具发展了，不再认为企业是黑箱。
经济学家研究法律的方法，其一，是将法律视为外生变量，考察法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如考察税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二，是根据法的目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法的必要性和作用等。本文主要用后一种方法进行有关讨论。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分析判断的原则及思维模式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法学家特别重视公平和程序原则，经济学家判断分析法律合理性时则更关注效率、合理判断及“合同”三个基本原则。
效率原则：从静态到动态。经济学家判断公司法合理性最基本的原则是效率原则，即能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剩余总产出最大化。经济学家亦重视公平原则，但较强调事前公平、机会公平，因为它符合经济学关注的激励机制原则，有利于通过激励提高效率。而法学家常常根据公正，特别是公平或平等原则考虑公司法的规定。后来一些经济学家还强调应当考虑各种规定对长期效率，或者说动态效率的影响。
合理判断原则：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家通常假定经济人有合理判断能力，即：以自己能获得的信息为前提；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有能力合理选择。由此推论是，强调自己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但法学家看法往往不同，他常质疑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因此法律中常有许多限制性规定。以后经济学家认识到当事人只有有限合理的决策能力，但并不认为因此在经济学上就有限制当事人的理由，因为限制也未必合理。
合同原则：重要性、不完备性和控制权。过去的经济学假定人们有合理判断能力，只要能明确产权关系，确保合同执行，一般任何交易都可以以合同形式提供法律保障。但是法学家未必完全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显著不公正的合同，应允许司法介入，纠正存在的“不公正”。以后经济学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多种原因合同难以完备，但合同不完备不等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一定合理、有效率。经济学家发现要说明企业的内在关系，仅用当事人平等的合同概念不行，还必须引入控制权概念。
（三）对效率和公正原则的看法
尽管学术原则或体系有些不同，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许多方面仍能取得共识。如企业给员工与绩效挂钩的工资合同，业绩不同，工资不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般都不反对这个结果。
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是目标判断原则，而“合理判断”、“合同重要”原则是强调通过经济人的合理判断和市场（合同）行为能够获得更优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后提出的动态效率、有限合理判断、公司控制权理论，是对三原则的发展，不是否定。如果能有效率，即使只能进行有限合理的判断，经济学家也未必会反对合同的合理性及意义。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与法学家强调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包括事后公平）等原则有所不同。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二者尽管可能确有不同之处，但其具体结论和结果亦可能相同或互补。
（四）用“企业理论”、“合同不完备”理论说明公司法的基本构架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决策分工体系是：股东会控制董事会人选和进行有限的重要决策，董事会进行经营决策，管理者进行日常决策。为什么公司法有这些规定，并且其中不少规定是强制性的。法学家由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较多，甚至有公司法到底是公法还是私法之争。一种解释是公司法既是组织法，又是行为法，涉及行为的不宜有强制性规定，涉及组织的因事关重大可有强制规定。
早期认为企业是黑箱，以后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以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长期交易关系为前提的，是对“市场”和“组织（企业）”根据交易费用选择的结果（科斯定理）。但这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因为市场上亦有信息不对称、有交易费用，市场交易仍可以长期持续。企业内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合同不完备，亦可在不对称的范围内获得效率，合同亦应有效。信息不对称至少不是公司法应有强制法规存在的充分条件。
如果仅仅将公司法理解为当事人围绕公司财产权的合同集合，公司就只需要任意性的规定。由于合同合理性有限，司法判断合同的合理性也有难度，公司法的作用将很有限。
公司法要适应公司必需有控制权，并且控制权应给承担投资风险的股东的要求，就必需有与控制权有关的强制性规定，如关于董事责任、股东和股东会权利的规定。这样的公司法才能从法律上保障公司控制权所有人的意志能够得以实施，有利于解决合同不完备问题。如果合同合理完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作用不大。如果合同不完备，公司法就提供了解决合同不完备问题的手段。美国公司董事会权力来源，在理论上有股东授予和法律授予两种解释，但两种授予论都没能说明授权的经济关系制度基础和意义。现代企业理论对此给予了较有力的说明。
没有企业控制权理论，仅凭效率原则、合同不完备理论，不能解决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存在意义的问题。因为：合同不完备不等于无效率（如未按约出资未必一定影响公司经营），解决合同不完备亦有多种方法；法不一定能改善效率，因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法难一一对应，法的实施靠司法，法院或法官也很难判断效率问题。
公司法不仅有强制性规定，还有指导性、任意性规定。因此综合地看，公司法的经济学意义将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其是公共品，是所有当事人可以共享的思想产品和资源；用法律标准形式降低合同成本，包括自愿的和强制性的合同成本；提供当事者交易的法律平台，有提升效率、强化激励（如对出资人的激励）的功能。
对公司法修改的经济学分析
（一）如何看待股东利益冲突问题
股东特别是大小股东间利益冲突的处理，是公司法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亦是难点。在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带来掏空上市公司等各种问题。有些部门为此提出“三分开”等措施，但仍无法有效解决。国外也有“一股独大”问题，有不少家族、大机构控制上市公司，如日本上市子公司中的10%-20%，其大股东有1/4以上股权。
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有利于母公司的商业交易、资产（包括股份）交易、项目安排及分红安排上。在探讨公司法如何处理大小股东关系的规定时，有必要对母子公司关系作经济学分析。母公司会吸尽子公司利益吗？存在这种可能。但吸收子公司利益未必无效率，关键在于条件及结果。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吸尽子公司的利益，因为这使上市变得无意义，对母公司通过上市子公司持续发展不利。
何谓分配不公平，“分配不公正”是否就无效率？有人认为分配不公正的标准是交易价格，但因有长期利益和当期价格不匹配问题，仅看当期交易价格未必恰当；是否只要价格合理即可，但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按独立交易商价格交易”未必效率高；为集团利益限制某些子公司的某些项目可能有些不公正，但未必无效率。
母公司过多介入子公司经营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这不是因为母子公司间有交易，而是因为：子公司因利益分配不确定，决策条件不稳，发展因此受影响，最终影响企业效率；方针不一、不稳定导致信用成本上升，影响集团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开始就明确上市子公司就是母公司订单的加工厂，无其它承诺，股东则可接受，同时出台相应价格。
大股东有“道德风险”问题，使中国有关防止措施落后，有必要出台相应举措，但出台规定应考虑经济学依据及管制成本。设计相应防止举措，可以进行硬规定，但按效率、信息透明化、强化责任、事后救济入手设计措施可能更有效。
本文注意到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第125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这一规定规范了母子公司之间或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但对于非上市公司并没有这一规定，所以这一修改并不彻底。实际上，对于非上市公司，也应该适用这一规定，给少数股东更大的经营参与权，要求与母公司交易必须经少数股东同意、向小股东公开信息。
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时，也有不少人建议在新法中列入“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但实际上一般的“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使公司可能丧失集资功能，夸大小股东知识，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关键是发展完善独立董事独立评估制度，明确其责任。这是因为独立董事有责任、有义务能利用独立资源做独立评价，因此能有效率，而一般小股东无此能力。事实上国外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投票回避制度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在新公司法中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为了更好地保护小股东的利益，2005修改后的公司法106条引入了“累积投票制度”，这使得代表小股东的董事能够进入董事会。所谓的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同样，为保护小股东利益，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
这实际上给了少数股东以大股东收购股份请求权，即在大股东实施侵犯小股东的举措而不能对抗时，允许小股东要求大股东收购其所持股票。这是事后救济措施，很有意义，并通过司法介入支持小股东拥有此项权力，但这里有一个股票定价难的问题。
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以上规定是事后司法救济措施，既保证决策效率，又有对滥权者的威胁作用。
（二）取消了原公司法中对外投资不超过净资产50%的限制
原来的限制规定存在很多问题：该限制降低效率，不能适应企业多样化要求，逼迫企业加大资本成本；诱使企业做假；监督管制成本高。过去日本有此规定，但日本也已调整。但也有人主张维持原来的规定，主要理由：股东担心经营者只经营壳公司；债权人担心碰到皮包公司。
从经济学角度看，取消限制更有利企业发展，这是因为：要相信当事人，包括股东的判断能力；有利于提升资本利用效率；主要应从信息披露角度防止可能的弊端。还可以采取一些法律和管理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强调大公司信息披露；引入法人格否认原则；引导债权人慎重交易；股东强化治理管理；股东通过母公司董事、监事对子公司加强监督，母公司监事或董事对子公司有调查权；实行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共同报告制度；要求大公司独立审计；在子公司盈利但长期不分红的情况下，母公司股东可通过母公司要求子公司分红。
（三）实行了更灵活的公司代表制度
旧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是公司唯一法人代表。这样规定带来的问题是：董事长是唯一法人代表，违反董事会负责原则，不利于发挥董事会作用；一人代表公司效率低，公司代表是谁，是否一人，宜由董事会和投资者定；很多董事长是兼的，承担法人责任亦过重；对董事长授权虽有不能对抗善意第三者的约束，但仍有法律瑕疵，即公司可以被授权人越权承诺为由否认合同条款。从经济学角度看，唯一法定代表人规定不利于提升效率，不能解决公司内部混乱带来的代表混乱问题。
2005年修改时，有人提议新公司法可以考虑允许公司设多个法人代表，同时通过董事会决议登记或公司提供的文件公开信息，以防误导他人。
2005年修改后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这一规定，解决了董事长是唯一法人代表的问题，也为公司设立多个法人代表预留了空间。当然，在现阶段公司设多位法人代表一定要慎重，不然有可能给公司管理带来混乱。
（四）实行了更灵活的资本制度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率
旧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一致，这一制度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相差甚大，资本制度包括资本注册、资本减资和回购、资本金调整时异议等制度。经济学家分析表明，美国的资本制度灵活，无明确注册资本下限限制，使公司一般能按投资机会成本是否等于边际股本成本判断投资可行性，这使其投资效率较高。
为了实行较灵活的资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从而降低了股东投资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全球竞争下的公司法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公共经济；内涵；困境；重构
乡村公共经济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整体经济向纵深发展。发端于计划经济解体时期的我国乡村公共经济，因其与生俱来的自上而下的独断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可及性等，决定了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模式是无法解决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三农”问题的。这就对乡村公共经济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一、乡村公共经济的内涵分析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是乡村社会合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内容。传统的财政理论及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往往只强调政府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着眼的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等财力的运作过程”，因此，此前的乡村公共经济其实就是乡镇财政的活动范围。涉及到乡村社会时，传统财政学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帮助县、乡财政摆脱困境上去，而无暇顾及各级政府应当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活动”。
随着西方财政学及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仍然以政府活动为基本标志，但已经延伸到与政府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上。这一界定使得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诸多与政府职能相关的公共活动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把“乡村公共经济”定义为乡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经济活动。它包括公共财政和乡村社区财务两个主体部分。和其他层级的公共经济一样，乡村公共经济的活动范围也要以市场失效为基本标尺，即只有当乡村居民无法在利益驱动下自行生产某产品或自行生产该产品存在免费搭车等情况，而这些产品又为乡村居民所需时，才需要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介入。
“乡村公共经济”这一概念拓展了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政府和其他公共经济组织如何形成合力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上，这一拓展对于解决乡级财政目前的尴尬处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乡村公共经济的困境分析
我国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主要是由代表政权组织利益的乡镇财政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而乡镇财政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并且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逐渐失支去物质依托和制度支持，乡镇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由于制度的安排，乡镇财政自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就一直处于“要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体制外筹资；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为谋求自身的生存而把乡村公共经济演化为“乡镇财政的经济”。这种双重压力严重加剧了乡村公共经济和“三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加重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不规范性和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性。乡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得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表现为没有一套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规则，农民过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此外，对于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农户而言，体制外供给使得他们对于负担加重的敏感度上升了。如果这时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又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对抗情绪就会特别突出。近年来农民上访告官的现象大多是由这一因素引起的。
(二)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导致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和政府不经济首先，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导致刚性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据有关史料显示，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普通百姓之比，两汉时期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时期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人，1978年约为1：50，而目前却是1：34。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财政供养的人员往往越多。
其次是“政府不经济”。由于财政困难，乡镇干部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要钱、要粮”上，稍有事业心者，便把精力投放到如何促成所辖区域内的工业尽快上马，但在可行性调查方面又考虑不足，因此，工程尚未竣工就倒闭的事屡见不鲜。
(三)乡村社会内源不足。外援匮乏
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所谓走“内源”发展的道路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地利用乡村社区本身具有的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原因，我国的乡村社区不论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相对贫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必然导致资金严重不足；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则更多地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贫乏和“人往高处走”这一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于村集体积累的“空壳化”，有些村庄对公益事业的内需只能靠外力来启动。然而，由于乡村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不全，由外力启动的公益事业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因为“外援式推动充其量只能改变村庄经济的量的形态，而无法改变其固有的逻辑形态”。因此，外力一旦消失，村庄即刻又回到“无为”的小农经济状态。
三、“三农"视角下重构乡村公共经济
当前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组织，解决目前乡村公共经济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乡村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施政者的当务之急。为此，笔者以为应当在增强外援、挖掘内源以及促进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做好文章。
(一)增强外援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财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维持：一是向下收取税费，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二是向上谋求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三是由本级负债解决。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已经基本上切断了基层政府的第一条财路，第三条则由于基层政府负债过多，降低了公信力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那么，怎样才能走好剩下的唯一出路呢?
这里首先要涉及到基层政权应该止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如前所述，乡镇政权已经失去了继续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代表政府履行职能的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去向问题。为此，我国理论界提出撤乡并镇、转化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乡政自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权、事权及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改变目前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确、支付形式偏多、结构不合理、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和调节功能微弱等问题。
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只重视投人量，更应重视资金的使用质量。尽管我国2004年财政投入农业部门的资金已达2000亿元，可是其中70％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资金更多是被各级财政和其他事业部门截留、挪用而产生了严重的滴漏现象。“重质量”，这意味着应当保证资金足额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多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的层层下拨就好像水源流经一条长长的干涸的沟渠。如果能让财政支农资金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具有健全民主制度的“三公开”的乡村社区财务，那就可能将无谓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其次是促进城市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对农村进行反哺。这不是要和目前轰轰烈烈的乡村城市化背道而驰，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尽快改变绝大多数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和技术滞留于城市实验室和办公室的局面，让其尽快“下乡”，其中，政府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推力。
近年来出现了城市居民下乡以及在城里有了一定积累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开拓事业的现象。这是城市自发反哺农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与早期的乡村人才流失相向而行。乡村政权组织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趋势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专业化耕作的发展步子，并协同乡村社区组织充分利用回流的财力和智力，提升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人力资源，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挖掘内源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农村经济就必然有一次飞跃。因此，政府应当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农民松绑：(1)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2)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3)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4)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松绑就是要还权于民，即建立代表乡村民众利益诉求的乡村社区财务。
乡村社区财务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为社区提供临时性、突发性较强的无法进入财政预算的公共产品，从细微处改善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条件。
乡村社区财务的收入范围可以包括：第一，村级组织内农户上缴收入、集体企业上缴收入、集体经营收入和资产收入；第二，可以将“一事一议”制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乡村民主建设进行规范后进一步推而广之，这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解决乡村社区公共投资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不少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来筹资的；第三，政府社会政策的补贴，如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债资金。中央近年来的支农资金增长幅度超过了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但是支农资金下拨后几经“雁过拔毛”，真正落实到农户或农业生产所需的却所剩无几，今后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资金直接划拨到乡村社区财务账户上，以便资金的使用能直接受到群众的监督；第四，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包括社区基金、慈善会以及出外工作人员的馈赠；第五，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社区资源向海内外各种渠道的项目资金进行申请。
乡村社区财务应在加大乡村社区民主自治力度的同时，推行实质性民主。传统的乡村社区财务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动支出。如果让农民自主决定应当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怎样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并在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赋予农民以更多的参政议政权，让其在享受当家作主的精神满足感受的同时，自觉自愿地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建设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势必能更好地动员乡村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当通过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加强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公共财政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此加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进一步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应当着手加强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相结合。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为其提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从而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应当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子，充分发挥小城镇社区发展模式在人文关怀、提高人口集聚效应、降低农民进城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即所谓“城之尾村之首”)，小城镇的发展能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
(三)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
如何才能促使村民自治尽快完善，从而使重新构建的乡村公共经济得以践行，这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包括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农民自组织的建立。
1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
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是指简化或撤并乡镇政权，将其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实行乡镇自治。这一变革对于解决乡村公共经济具有直接的意义。对于我国乡镇政权转型的模式取向，我国理论界提出如下三种思路：一是撤乡并镇，将财政经济困难、规模较小的落后乡镇并入经济发达的建制镇并逐渐走向城镇化；二是大大精简乡镇机构，将其转化为县一级的派出机构，县级职能部门在乡一级的事务；三是借鉴村级自治模式，逐步推进乡政自治。笔者认为，不论乡镇政权走向何种模式，一个关键的要素即乡村社区的公共性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公共性的培育则有赖于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2乡村市场组织体系的完善
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交易体系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伴相生的事物，市场组织体系是公共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则必然为公共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必须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政府；二是社区。
从政府来看，其作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用于市场而又超越于市场，还市场以由供求关系、市场利率、价格信号等进行自我调节的本来面目；二是真正剥离农户背负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所幸的是，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但是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及政策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三是政府扶持农户最急需做的是让他们享受必要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这既可以直接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又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其购买力，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从社区来看，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乡村社区通过信用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小。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的信用机制可望因为有制度的约束而逐步健全。同时。乡村社区的建设应当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维护考虑在内，着意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传统伦理和现代法制双管齐下，为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提供充分的社会基础设施。
3建立和完善农民自组织
农民自组织的建立是建立规范、平等的农村市场体系的必要前提。对于我国农村存在的“人多势寡”现象，理论界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农民缺少自己的组织，在争利格局下，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民，缺少利益代盲人，缺少压力集团，缺少与其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工商组织谈判的人。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5篇
1．1相关主体意识淡薄
节能建筑生产和消费双方缺乏节能建筑意识，对节能建筑的认识肤浅，尤其是消费者的节能建筑概念比较匮乏。由于节能建筑意味着多投入使用节能建材，多设计节能环节，这必然会导致节能建筑的成本上升。对于开发商而言，成本造价相对较高，利润空间有限，加之现在处于高房价阶段，市场认可度比较低，开发商只会关注短期利益。无论对于开放商还是消费者，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节能建筑市场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节能建筑相关的从业人员大部分为非专业人员，节能建筑的专业知识匮乏，尤其是作为节能建筑的生产者，对于节能建筑缺乏系统完善的知识，只关注短期利益，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结构和外观上来，从而导致节能低碳建筑的发展缓慢［2］。
1．2缺乏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
节能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也包括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等方面，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节能建筑涉及到暖通、建材、电气、环保、智能信息等领域，是多个学科的交叉和结合［3］。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利用新型建筑材料可以做到恒温保温，减少建筑热传导性，提高建筑物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但由于核心建筑材料价格高昂，也阻碍了节能建筑的发展。面对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将太阳能、风能发电技术等与建筑设计规划结合在一起，推广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对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大部分建筑的能耗还依赖于一次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对落后，加之光伏电池板、风力发电装置的一次性投入较大，维护保养成本高，并且对于多余电量并网技术和政策不够完善，导致清洁能源在节能建筑领域推广应用困难。
1．3缺乏综合评价体系和政策支持
我国节能建筑的起步较晚，目前缺少对节能建筑进行综合评价的技术标准，建筑物建成后，无法提供有效的节能数据，消费者不能直观地看到节能效果。现有的评价体系侧重于建筑环境质量的评价，忽视了建筑本身的经济性和舒适性，亟待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机制。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节能建筑的发展。目前，国家已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基金，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节能建筑建设成本高昂，而其所带来的节能减排的环保价值无法体现，消费者为其所增加的建设成本埋单的动力不足。
2德国节能建筑发展的启示
推动节能建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设计和工程方面的技术支撑，更需要政府政策、立法方面的支持。德国在推动节能建筑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一些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2．1积极利用太阳能和先进的保温技术
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已经做到自用有余，余量并网，将能源消耗转变成能源生产。智能电网建设以及并网政策，让消费者享受到可再生能源带来的利益。
2．2注重对现有建筑的技术改造
与我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是，德国的老式建筑也没有采用节能保温材料，使得冬季供暖能耗较高，舒适度下降。德国从政策层面鼓励和支持居民对现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并提供补贴和资助。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还进行了水处理、雨水回收、垃圾生物降解等技术改造。
2．3出台节能建筑标准规范
通过制定节能和保温技术规范指标，不断优化节能建筑的建设，保障节能建筑的推广和普及。
3对我国节能建筑发展的几点建议
在大力倡导低碳生活的大背景下，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时机下，发展节能建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3．1提高居民的节能意识，大力宣传推广节能建筑
在我国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加快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每年冬季供暖期华北地区雾霾不断，导致了生存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大力推广节能建筑，加强对建筑的保温隔热，以减少冬季采暖能耗，对于缓解碳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意义重大。应在全社会树立节能建筑的绿色形象，加大低碳节能建筑的市场需求。
3．2加大科研投入，研发面向市场需求的节能材料
节能建筑发展缓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节能建筑材料稀缺，许多建筑材料需要进口，导致成本加大。因此，应加大对适应市场需求、性能良好的节能材料的研发。政府也应出台相关的政策，加大对节能产业的扶持力度，给予更多的优惠，例如减少节能产业税收、降低贷款利率、提供部分补贴、简化相关产业审批流程等。
3．3建立相关的机制监督，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对于节能建筑领域的相关检测及规范、监督和监管机制缺乏。一方面，政府应建立相关机构，加强对节能建筑的认定，并出台相关的规范，使节能建筑有章可循。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于节能建筑建设以及效果的监督和监管，使消费者切实能使用到高效能的节能建筑，防止为降低成本偷工减料，使得节能建筑空有其表。另一方面，使用节能建筑带来的环境效益非常显著，在节能建筑发展初期，政府应制定一些推广政策，以补贴节能建筑初期建设的高昂成本，鼓励居民使用节能建筑［4］。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面对着发展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低碳生活、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发展节能建筑是大势所趋。虽然目前节能建筑领域的设计水平、建筑技术、设备材料制造等还比较落后，但节能建筑既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同时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动力，其发展前景广阔。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6篇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强制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2007年才开始实施，在短短3年之内就实现了基本全覆盖，因此，为了考察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选择效应，只有新农合是合适的对象。本节的实证分析利用Culter等人（2007）的思路，通过考察风险态度这一“隐形的手”分别对是否参保和是否生病的影响，并以此来验证是否存在选择效应以及选择效应的方向。
（一）计量模型与策略
关于医疗保险中的向选择问题的计量模型为：；其中，Ii,t为表达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di,t为表达疾病史的虚拟变量，xi,t为表达其他个人特征的变量，bi,t为表达健康习惯的虚拟变量，si,t为表达是否生病的虚拟变量。对于上述两个方程，结果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我们分别在线性概率、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其中，线性概率采用最小二乘法，Probit和Logit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二）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是针对中国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与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status）和健康状态最完整、跨度最长的面板数据。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到2008年末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由于业务办理时滞等问题，在数据中2009年尚有少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合，因此我们使用的数据为2004、2006和2009三次调查。我们只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并且删除了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只考察男性成年人。CHNS调查记录了受访者的保险状态，据此，我们生成二元变量“是否参加新农合”，即计量模型中的I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的疾病史，我们定义了一组疾病变量（主要是慢性病）：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患有糖尿病和是否患有心肌梗塞。根据疾病史，我们也生成了“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即第一部分模型中的d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就医和发病情况。我们生成“过去四周中患病”这一变量，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si,t变量，将过去四周中患有如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记为“过去四周中患病等于1”。CHNS记录了个人的吸烟、饮酒情况。我们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是否有吸烟习惯，二是是否饮酒，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一部分。CHNS记录了受访者是否常规性参加跑步、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如果受访者汇报参与任何一项运动，则我们将其“是否体育运动”这一变量记为1，这是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另一部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即计量模型中的xi,t变量。
（三）计量模型结果
因为本文采用吸烟、喝酒和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等指标来揭示个人的风险态度，因为吸烟、饮酒和体育运动多发生于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在考察模型时只保留男性样本。我们发现，就男性样本而言，“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参合”有弱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代表健康行为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方向与“是否饮酒”保持一致。我们接下来考察健康习惯对是否生病的影响，见表2。与考虑健康习惯对是否参合的影响一样，我们发现，在男性样本中，“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生病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四）分析与推测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如果将健康习惯中“是否饮酒”作为度量风险态度的好的衡量指标，则在男性样本中，我们认为新农合参保过程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因为饮酒同时可以导致男性更可能生病和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因此更可能生病与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同时出现，这表明了逆向选择的存在。但是，由于只有少数变量验证了新农合发展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新农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推动的作用，因此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则弱逆向选择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以男性样本中的“是否饮酒”变量为例，饮酒表明风险偏好，这一方面导致更高的生病概率，从而使得个人更有可能参加新农合，但在另一方面，风险偏好直接导致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以饮酒来衡量的风险偏好，对购买保险行为的效应小于风险本身的效应，这与Culter等人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吸烟和参加体育活动并没有对保险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的相互抵消。与本节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的是，刘宏、王俊（2012）虽然从自评健康等表示健康的指标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选择，但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吸烟与预防保健等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无显著影响，类似地，我们推测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相互抵消。
二、结论
虽然传统的医疗保险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了医疗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但最新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医疗保险市场也可能存在正向选择。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异质性，为我们考察风险态度对选择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本文认为风险态度对选择效应方向的影响，体现为风险态度对购买保险的效应是否能够超过风险本身对购买保险的效应。如果风险态度效应超过风险本身的效应，则正向选择出现，反之，则出现逆向选择。同时，本文利用CNHS数据，采用最新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新农合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个结果与其他学者采用传统计量模型而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隐性”变量来进行逆向选择分析，是一种新的可靠的分析视角，对传统的有关逆向选择的实证分析框架也是一种扩展。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7篇
(一)低碳经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是低碳经济的核心问题，能源效率的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劳动密集型占主导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占主导转变。当前，我国是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走低碳化经济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势必会推动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出现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型。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必然推动服务业现代化，对资源实现有效的整合，使其发展更加符合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二)服务业发展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对的严峻的挑战之一，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全球范围内开启了一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共同致力于创建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多年来，我国作为全球的主要生产制造中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面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状，用高新科学技术革新传统产业、优化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化服务业，显得分外重要。现代服务业相对传统产业具备能耗低、污染小等特征，加速发展金融、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数量，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耗费，使得资源、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服务业的规模有所扩大
一方面，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较大的提高。1990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为31.60%，而2010年达到43.00%，上升11.4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服务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急剧上升。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890万人增至2005年的23771万人，增长了4.86倍，是经济转型期间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部门。从三大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看，1978年至2005年，三大产业就业职员分别增长19.96%、160.39%和386.11%。此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连续降低且降幅较大，这表明第一产业就业已基本进入饱和状态，第二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比重大约稳定在22%，但也有小幅度下滑趋向，近年来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是第三产业部门，稳步提升到30%左右，成为真实的“三分天下”的局面。
2.服务业的结构有所改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型服务业，交通运输邮件通讯业、保险金融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行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增长较快。
(二)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结构上不合理，产业层次相对较低
我国服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饮食业，而新兴的和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产业如信息业、咨询服务、各种技术服务等在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2008年服务业的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37.4%，接近占服务业比重的三分之一;而金融业、信息服务业、软件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为28.4%，而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已占50%以上。目前我国这种依靠资源和环境的传统服务业发展，已经不适应时展的潮流，改善这种低端产业链，提升服务业层次势在必行。
2.总体规模偏小，增加值虽不断增大，但未达到低碳经济发展要求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吸纳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截止2005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增至23771万人，较1978年增加了4.86倍，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是70%－80%，由此看出我国服务业规模还是偏小。另外，我国服务业虽然有了显著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我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水平远远不及。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使得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的服务业还属于低端产业，未能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
3.低碳服务业人才匮乏
据某招聘网站数据，2010年3月份北京低碳行业的需求人数相对2009年同期增加了117.3%，伴随着企业对低碳人才渴求与人才现状的矛盾，高等教育低碳专业的设置却还是一片空白。高等院校低碳教育的培养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调，已经严重阻挡了服务业的低碳化发展。
4.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
具体而言，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慢;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内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慢。东部地区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为86749.21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59%，西部地区增加值为25992.29亿元，仅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8%。除了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外，我国服务业部分还处于垄断经营状态，市场准入问题严重，比如邮政通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行业，市场化程度低，服务成本高，竞争力相对薄弱。
5.服务业领域企业低碳责任缺失，消费者低碳消费观念薄弱
如今一些现代服务企业运用低碳旅游、低碳物流等新型运营模式来自觉承担企业对社会发展应有的责任。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下，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仍不普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时有发生。另外，服务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有更高的消费关联度，所以消费者重视健康、生态的低碳消费需求是拉动现代服务业低碳发展的巨大引擎。但是民众的低碳消费增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依然缓慢，主要体现在低碳消费意识不强，消费结构不合理，奢侈浪费之风严重等方面。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一)依据低碳经济原则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型
1.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促使服务业向产业链高端晋升
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转型时期，推进传统服务业向低消耗、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过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服务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上下两头，属于产业链的高端。改造传统服务业就是对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使其不断向高端服务业延伸和渗透，充分利用现有服务资源，用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包装传统产业，冲破行业垄断，改造传统服务业高消耗、技术落后的现状，提高服务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步形成新的服务业态。
2.运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不断创新高端服务产品
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是非常基础性的，低附加值，如国内金融服务的中间业务有数百种，尽管发展很快，但过于集中在结算和代办等传统服务方面，高附加值的并不多。相比之下，外国银行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市场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将来的高端市场会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重心。为此，可考虑创新一些高端领域的金融服务产品，如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住房信托基金、汽车金融和证券融资等。
(二)在符合低碳经济要求下增强服务业竞争力
1.加快发展提高我国服务业比重，促进服务业的低碳化发展
当前，我国工业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压着服务业比重空间，生产业发展不足制约着服务业向纵深推进，城镇化程度不高也影响其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也对其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面对这些问题要促进服务业的长足发展，就要不断拓展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支持，逐步增加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推进城镇化的发展，让更多的劳动者从事服务业，提高该行业的就业比重。加快经济的发展，增加国民的收入，促进消费业的发展，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2.大力推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走现代服务业道路
现代服务业是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依托的，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其关键在于人才。因此，大力推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加快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培养大批服务业的专门人才和管理人才，就成为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的关键因素。深入实施人才投资战略，加大对服务人才的专项投资，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拓展教育培训领域，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吸引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顺利实现向现代服务业的过渡。
3.加强服务业市场的培育和建设，推进服务业
均衡化发展，不断增强活力我国服务业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开放程度不高，个别行业仍属垄断经营;某些行业缺少行业标准、缺乏服务规范、法律规定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部门缺乏独立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市场的有序发展，加强市场培育和建设，创造一个有序的市场环境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要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破除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封闭模式，强化服务业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另外，针对服务业发展地区不均衡的问题，要重视地区服务业协调发展，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与战略，缩小区域服务业的差距，统筹城乡服务业的发展，实现区域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8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历史与现状的介绍，批判了不幸福经济，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疏离、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及幸福主义的回归。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在其初创期，承接哲学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具备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人本思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的朴素幸福主义
古典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朴素幸福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达了对幸福的关注，并赋予经济学浓厚的道德诉求和哲学思辨色彩。
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问题。《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斯密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张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情感，确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
边沁则开创了功利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哲学基础，并成为早期效用主义的理论来源。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
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
古典经济学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对幸福的研究却又始终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明确研究物质财富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其对实现手段的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对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疏离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以西尼尔和马歇尔为代表。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在对财富的研究中必须抽离掉一切难以量化的、与财富无关的因素。而马歇尔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
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则以凯恩斯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
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
财富经济学在物质匮乏年代有效解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低层次需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对精神满足的需要，从而使人们一度误以为物质富足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力量，更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财富经济学最终沦为了不幸福经济学，成为人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何塞•卢林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经济”的概念，指出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财富之间的替代效应，点明了现代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经济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愉悦。尼克松也说：“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不比原来更富有。……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从而对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不幸福经济学进行了反思。
幸福作为对合理欲望的正当满足，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幸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经济学必须完成对幸福主义的回归。而最先明确这一点并作出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个人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厘清了传统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西托夫斯基指出，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
而理查•莱亚德认为个人幸福应包含了“七大影响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而国别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可被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品质，以及的自由程度。莱亚德对现代社会不幸福现象的批判和担忧被称为“莱亚德的忧郁”。
幸福主义的回归
对不幸福经济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对幸福主义的回归。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
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复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们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这种社会现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尔形象地比喻为“享乐水车”。
二是与经济上的后工业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上也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开始转向关注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人权、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社会思潮的改变反映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使经济学在对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更关注于社会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非收入问题。
三是与信息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幸福的主观性曾经使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物质财富问题。但是，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测度主观心理感受，从而给经济学对幸福的复归带来了可能。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科学信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学的基础，并赋予其浓烈的伦理学色彩。
幸福主义思想在21世纪初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关注，2010年初温总理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是对于幸福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2005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5.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华夏出版社，1987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9篇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服装企业的营销模式不断演变与创新，总体表现出具有时代感的营销模式创新特征。以及时尚经济的推动，服装企业的营销模式正以新的产品内容、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向前发展。同时，工业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已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向以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体验服务为核心的转变。
2时尚经济背景下服装企业营销策略实践与趋势
承上所述，服装企业营销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企业营销策略的配套创新。在时尚经济的视角下，我们发现服装企业的营销策略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趋势，并且这些趋势正在不断的被企业所实践，以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这些趋势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2.1消费体验前端化
时尚产业业态中，消费者已不再是传统的“提袋型消费”而是在业态中以感官体验为主的“体验型消费”，并且此时采购商甚至是消费者可以直接到工厂店体验，将消费体验向更前端化推进。时尚产业的这种趋势满足了市场的更深层次需求，增加了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赢因素。这种消费体验前端化的趋势正极大体现了时尚产业所具有的新奇性、针对性、扩散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2.2产品设计独立化
在物质需求的社会背景下，现代的时尚设计便充当了使大众的个性化意识在生活中得以表现的角色，设计师的个性语言也在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充实和带动市场的消费机能。这一点在时尚产品设计领域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尚业态中多数企业成立专门设计部门或产品设计外包，使产品设计更为独立化、个性化。同时，随着时尚产业的发展，优秀人才的企业化趋势逐渐呈现，通常一个好的设计师就能成为一个企业，从而设计师品牌涌现。
2.3渠道整合外包化
从时尚产业业态现状来看，为时尚产品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公司已初具规模，它们可以帮助企业确定加工订单，负责分销，等等。这有助于时尚企业进行产业链有效整合，更关注设计、研发、品牌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而将“微笑曲线”的底端，如运输、包装、售卖等外包给专业化服务公司，从而实现产业的协同发展。
2.4销售载体特色化
随着时尚产业的发展，时尚产品的销售载体更为多样化、特色化，如网络、微营销等线上载体，线下高端化、文艺化的时尚产业街区等。可以预见，这些特色化的时尚销售载体将进一步推动时尚战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时尚业态的创新。
2.5核心品牌自主化
在当今时代，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市场竞争中的巨大价值不言而喻，这一点在时尚产业各业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时尚企业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和品牌经营意识，并且拥有自主的核心品牌，走品牌化运营道路，这是时尚企业谋求长久发展的最佳选择。
3时尚经济视角下宁波服装企业营销创新思考
近几年来，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服装产业在宁波蓬勃发展，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同时伴随新经济、电子商务的兴起，纺织服装产业向时尚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逐渐呈现。宁波目前已形成国家高新区、研发园、市大学科技园、和丰创意广场、宁波杭州湾新区等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区。在新经济时代，如何创新服装企业营销模式与策略，从而推进服装产业向时尚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宁波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我们遵循服装企业营销模式的演变规律，在提炼企业营销策略创新趋势的基础上，为宁波服装企业基于时尚经济发展的营销创新提出可选思路与策略。
3.1时尚文化营销
文化营销是构建核心价值的一种营销方式，是有意识地通过发现、甄别、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来达成企业经营目标的一种营销方式。以时尚经济的视角，不同的服装设计风格表达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服装企业实施文化营销，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让消费者在对时尚产品价值的理解上与时尚品牌企业达成一种默契和共识，从而增进时尚品牌企业和消费者的交流和沟通。具体而言，宁波服装企业应根据特定产品选定市场环境，适时、适度、适当地引入时尚文化营销理念，通过文化背景创造时尚营销的文化环境，塑造时尚营销的文化内涵。宁波服装企业在进行时尚文化营销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企业在进行时尚文化营销时要避免只重视时尚形式而忽略内容的错误，如有些企业只注重产品的包装不重视时尚产品的质量，有些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只提口号而实际不执行，更有企业只知道做广告宣传，忽视视觉识别系统与企业理念、企业行为的统一。另一方面，要用系统的观点对待时尚文化营销。时尚文化营销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整体、有机的系统，需要企业品牌文化建设做先导，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根据环境分析制定科学的文化营销组合策略。
3.2时尚品牌营销
承上所述，时尚经济更强调品牌，一个设计师就能成就一个品牌，在这种新环境下，时尚品牌营销显得更为重要。它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为时尚品牌持续发展奠定雄厚的基础，同时，由于它能给顾客提供优质的时尚商品与时尚服务，可以更好地赢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宁波服装企业应把握时尚经济发展的契机，恰当地运用时尚品牌营销策略参与市场竞争，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时尚品牌营销策略。结合宁波服装企业特征，建议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时尚品牌营销策略。
(1)开展时尚品牌联盟，实现双赢。
宁波服装企业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强强联手或强弱联手等方式形成品牌联盟，以增加销售、扩大品牌影响力，从而提升时尚品牌形象。当强势品牌进入新市场时，亦可以采用这种策略，以降低营销成本，尽快实现本土化。雅戈尔收购国外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即采用的该种策略。
(2)以全球化的视角，开发本土化品牌营销策略。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外时尚品牌的竞争日趋激烈，在产品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宁波服装企业必段抓住有利于时尚品牌竞争的关键点，以全球化的视角，完善品牌内涵，积淀品牌内在精神，开发本土化强势品牌。可以着眼于营销的各环节入手，从渠道铺设、宣传推广到市场划分等方面，布局全球品牌策略，从而实现服装企业时尚品牌营销的塑造与提升。(3)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在时尚经济的视角下，服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产品的附加价值，这种附加值可以源于品牌影响力、产品创意设计、时尚体验服务、工艺技术创新等方面，企业可以利用独特特点传播时尚品牌定位，形成品牌差异，赢得竞争优势。
3.3时尚概念营销
时尚概念营销是时尚品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趋势，赋予新开发的时尚产品或原有产品以特定的时尚内涵，形成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特色，并通过宣传推广使消费者对时尚产品产生认同感和购买欲望，以达到营销目的的一种时尚营销方式。时尚概念营销本质是差异性营销，通过挖掘时尚产品内在的符合顾客消费心态和消费趋势的特征，达到时尚营销促进的作用。宁波服装企业开展时尚概念营销时要遵循文化层面、技术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消费者诉求，同时还要注意：
(1)以市场调研为基础。
市场调研是时尚概念营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调研才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市场，准确把握消费需求，形成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时尚概念并转化成现实购买力。
(2)跟进产品设计。
时尚概念要以产品为载体，即产品本身要能够体现时尚概念的诉求要点。如太平鸟的快时尚概念是以时尚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为竞争基础的。
(3)融合营销渠道。
企业要加强终端销售人员的综合培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营销渠道的高效畅通，从而实现时尚概念向现实购买力的转化。
3.4时尚网络营销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提升，中国电子商务迎来了高速发展期。网上交易规模从2004年的49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近8万亿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以超过百分之百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此时，时尚网络营销不仅是一个与实体互补的新兴营销策略，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商数据的分析，能让企业在售后服务、后续产品研发等方面有更多积累，也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创新与兼容。网络销售相比传统销售，客户需求、群体等统计更加准确，营销的点对点特性更加明显，反应也特别明显。同时，它也对运营者的执行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宁波服装企业从2007年开始纷纷“触网”并表现出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已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专业从事时尚服饰产品设计、生产的“GXG”“、太平鸟”“、博洋”“、雅戈尔”等企业已成为国内网络营销在时尚服饰应用领域的领头羊，网络营销为这些企业带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而且是对传统经营与管理模式的彻底改变。总结多年来宁波服装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实践，在时尚经济视角下发展时尚网络营销企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目标，精准定位。
时尚网络营销的目标是要获取更多的潜在客户，因此其网站建设要具有营销功能，线上营销策略要与目标市场的消费有效匹配，从而提高营销效能。例如，宁波服装企业领头羊雅戈尔于2013年4月12日，开启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官方旗舰店，主推雅戈尔品牌并选择雅戈尔旗下时尚男装GY品牌开展线上推广。雅戈尔之所以开启线上渠道并选择GY品牌，主要是针对新的年轻消费群体在线上进行品牌传播。据调查，雅戈尔在线下门店80%以上都是其自有渠道，所以在平衡线上、线下利益时，必须要特别考量线下渠道利益。同时，对于服装品牌尤其是高端服装品牌，其线下体验相当重要。因此，当雅戈尔在做电商的时候，更注重推广其单品，比如其汉麻系列产品、GY产品等，而在目标受众的选择上更有针对性，更加贴近年轻消费者。
(2)增强互动，强化客户关系。
企业开展时尚网络营销时，与消费者的互动成为重要一环。企业的网络平台需要提供更多手段以支持互动，如留言板、论坛、会员专区、在线客服等均是互动交流的手段，通过及时的互动交流，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不断加强，营销成功率和品牌忠诚度得以提高。例如，太平鸟的“魔法风尚”通过会员专区、移动专区等平台为顾客提品搭配展示和互动交流服务，让消费者方便、快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时尚的高品质服饰。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基于金融创新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宇.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
［3］夏德仁,王振山.金融市场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