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13:56:15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独立性
正文：
一、责任理论发展史上呈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两个十年直至今天，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过程，经济法理论也随基本研究素材的丰富而日益成熟。对于我国经济法制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为兴起阶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为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为逐渐成熟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有关经济法的研究是从1992年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经济法基本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责任理论也有一个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经济法制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法学领域，经济法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兴起。在这一阶段关于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活动集中于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等方面。[1]这是由于每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学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从本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关注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与联系，这种特点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一阶段“经济法律责任”虽然偶尔会被作为一个独有的概念术语提及[2]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多的是将一般法律责任理论运用到经济法律部门中，对违反经济合同的法律责任进行论述；同时对于将刑事罚则规定入经济法规中的现象以及经济制裁有所论及。[3]经济法律责任理论尚不能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经济法的初步发展时期，作为这一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来说，调整对象仍然处于总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关于调整方法和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通过对这一时期有关论文的检索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法律责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与“经济责任”相混用，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将“经济责任”作为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形式的统称。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经济责任”为核心的经济法律责任理论体系，也有人对之进行了一定总结。[6]总的来说，这个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关其他理论进展缓慢，随后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日渐停滞下来，于是在无论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素材的日渐丰富还是理论研究得到巨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法的责任理论却相反地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有关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总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理论加以或繁或简的诠释，整体上来说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且由于教材式论述的局限，这种阐释也是难以深入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无人问津，恰恰相反，也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述也有其独到之处。[7]在此基础上，到最近四五年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畸重与畸轻，提出要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济法律规范中的责任问题，不是拿原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8]同时，也有人在新的视角下对经济法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指引下，对从第二阶段中后期开始、特别是90以来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对于认清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二、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认识总体上来说是随着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不断丰富而日渐深化的，由最初的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慢慢触及到这一新出现范畴的本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经济法其他有关理论问题如调整对象、价值理论等相比较而言，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内，责任理论并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尚不能提出一个成熟的理论，而有学者称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仍然提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也并非耸人听闻。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教材一类的著述中，论文极为少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论辩，勿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自己的论述中自说自话，而没有思维的交锋，则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说，也应当肯定学者们在著述中对经济法责任进行阐述对于明晰这一概念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对这样诸多观点的参照、比较、分析，经济法责任在脑中的印象才渐渐丰富立体起来。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仅对经济法个分支法律规范的相应责任制度分别进行表述，而未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抽象，提出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责任理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一大部分的法学、财经类经济法教材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作为基础教学，这一类理论问题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理论尚不成熟，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分歧较小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2、在内涵上，关于经济法责任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9]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实现的保障，强调了责任对主体的不利益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还因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这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者提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归结为两个原因：违反经济法义务和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其中，前者存在的情形较为普遍，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只要其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所应履行的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后者主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法权力（经济法制全）超出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方式、程序不当，侵犯市场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经济法利益的行为。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将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分开来表述，后面一种情形严格说来也属于未能恰当履行义务的范畴。
也有人直接以行为的违法性来定义经济法责任。如“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11]：“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12]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是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放弃了细节的斟酌而在整体上看待这样一种新型责任，将其视为一般法律责任的形式之一加以定义的。
有人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责任制”两者相统一起来，认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内容应强调角色责任和相应的、适当的激励机制。“经济责任制”制止在公有制主导的经营管理中，企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内部机构、成员因角色设置及其实现，而相互承担义务和相应的享有权益的经济法律关系或制度。将经济法责任与之相统一，就是是经济法责任一反其所常被认为的“否定性”、“不利性”的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法律制裁是实现责任的手段，而非法律责任本身。这种方式就将一般含义上的经济法责任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律制裁明显地区分开来。
3、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甚一致。最为典型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13]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有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14]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15]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依学者的不同表述，可以作如下归纳：
1、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否定性的法律义务。
这一阐述是将经济法责任放在一般法律责任的位置，从一般角度对法律责任在经济法领域的特征加以描述。任何法律责任都是作为法律义务得以履行的保障机制存在的，与国家强制力相对应，在义务人不能自觉完成的时候转而成为法律制裁，因而典型的是对有责方利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具有惩戒和补偿双重性质，而以惩戒性质占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法责任本质上是对被破坏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又给予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实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使其在一定程度的以恢复，同时对违反义务者以财产、资格等之上的惩罚，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两大效益。但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相对于补偿性作用而言，它的惩罚性作用具有更为突出的优势。也即作为经济法责任来说，其对经济法客体的保护重于对经济关系中具体对象的保护。因此最主要的便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受的损失，而是对责任方施之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
3、经济法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
这与经济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经济法的存在首先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法不以国家为本位，也不以单纯的个人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主体实施了违反经法律规范的行为，给有关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同时，必然破坏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若不加以制止，必然给整个社会经济利益带来损害。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点尤其与单纯的民事责任不甚相同。由于民事法律关系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补偿向对方的经济损失。因而在对方放弃的条件下，有责方可以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对于经济法责任而言，由于有责方损害的不仅是个别相对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损及了社会共同利益，因而即便有关个别主体对这种损害行为不加以追究，有责主体仍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这与上述经济法责任的惩罚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4、另外，也有人将经济法责任的相互分离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即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内容是不相同的，如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与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政府机关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两种：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
经济侵权责任指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法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经济补偿责任指政府机关在合法限度内行使职权失当，而使市场主体遭受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补偿责任指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范围内发生损害后果的场合，因此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严格适用，不能任意类推和扩大。但总体来说，政府机关违反的义务均为程序性的义务。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多因违反实体性义务而引起，其内容包括市场主体违反由法律规定所应强行履行的经济法义务而应承担的强制履行责任、因违反经济法义务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而应向他人承担的赔偿、补偿责任，以及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而应承担的被剥夺特定权利能力的后果。
（三）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所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就一般法律责任构成而言，通常涉及五个方面：合格主体，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主体行为违法，给对方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对于一般的经济法责任来说，这五个构成方面也是适用的。但经济法责任又有其独特之处。对经济法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学者们观点并无太大分歧，普遍认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主要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和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也包括经济组织内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来说，并不以存在过错为必要，相反，无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在经济法领域适用得尤为普遍。也正是经济法责任具备这个特点，在其归责原则上可以说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经济法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不以行为违法性为必要，对于合法行为造成损害也要对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如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占用、征用或损害他人的财产时，应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许多情况下不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必要，行为人即使暂时还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这一特性，经济法责任也不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必要，因此在有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时，对如何判断责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应遵循的准则。正如上文所述，经济法责任在主观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对违反经济义务应承担的经济法责任的归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即主要适用于政府机关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或市场主体违法造成损害，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条件时。前者以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即使行为人并无过错，也要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由于经济法在任务上的独特性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的归结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
三、经济法责任存在的独立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有关分歧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诸位学者各自观点的一个问题，当属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也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是否能够因此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应责任形式相区别，与之并列、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对经济法责任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理解相一致的，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责任理论所必然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各有特色，难于统一，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个问题上，也同样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有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不过是现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16]另一类则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与传统上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本质上的不同。后一种观点细分起来还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对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三种责任的综合化、系统化的提升，是以系统的思想来对待经济法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方法，认为各种方法都是这个体系中的必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17]（2）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即经济法责任既包括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同时违反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将本法固有责任和援引他法责任包含在内的综合性的责任形式。[18]（3）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并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与之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一种。[19]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外的新型责任形式的观点在经济法理论界逐渐占据优势。在2002年10月份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守文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及其形态，探讨经济法责任，应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与责任理论，通过矛盾分析、关联性分析、典型分析等方法，去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特殊性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关联以及经济法的一些特殊责任形态，从而形成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拓补，进而构成对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拓补。
诸位学者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归根到底是对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及外延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而这又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现实中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法律部门，其存在基础的完善必然意味着法学理论的更新。体现在其责任理论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新型法律责任，给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甄别辨识，更为完善的、适应现实需要的责任理论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说，公、私法的二分方法给民法与行政法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民法与行政法的主体及其调整对象在主体上因此都非常明确，其责任主体也是清楚的。在为相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如何，都不难分辨开来。而与之相反，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单以完善牢固的公法、私法理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基础及独特的调整对象；同时，性质上的模糊导致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上的模糊，经济法究竟适用于何种主体之间的何种关系，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主体划分方式加以阐明的，这也就带来了如何以传统责任理论定义经济法主体之间责任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论的凝固性与滞后性，已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了。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为我国立法者所重视，因此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立法的繁荣景象。但是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却并未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这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是有关系的。随着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社会整体利益受到重视，经济法的存在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经济法被视为现代经济条件下公私法相融合的产物，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说真正的经济法律部门研究才得以建立。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一定成果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调整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大，经济法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调整与经济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楚导致相关主体理论、责任理论也难以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的独特之处不易分辨，所谓的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在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更毫无独立性可言；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目的日益突出，对经济法任务的认识渐次清晰，其涵盖的范围由多及少，经济法在调整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任务上与民法相区别就成为必然。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也就可以与民法上存在的责任方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时间并不长，而法制现实的滞后作用给理论的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主体理论与责任理论仍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难点。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而前者又受到一系列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制约，典型的就是独立的经济法主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在程序法律上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程序决不会与民事程序相同，这一点在目前的立法现实中尚难以实现。由于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认为，一种范式一旦产生将是相对稳定的，当反例出现时人们并不是否定原有范式，而是根据原有范式对反例的出现做出解释。只有当反例足够多了，原有的范式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取代。[20]这也是法学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所必经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律规范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三种传统责任形式究竟地位如何，是经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上的责任形式，还是只是经济法规与其他法规竞合时，执法部门的援引，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时，不能否认由于现代社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上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应增加的，这就为那些不同于旧有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可能也就不能被抹杀。但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抽象、概括，实现整个责任理论的“拓补”，则不能不受到现实的制约，也许只有随着这一类责任形式大量出现，明显难以为旧有责任形式所涵盖时，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的地位才能牢固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的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征，以及其构成要件等理论也就可以随之得以确定，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从而完成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飞跃。
[1]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载《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
[2]如《谈谈违反经济法的责任》，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8-9期；《对经济法律责任的管见》，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3]有关论文如：《试论我国经济合同制度的特点、作用及法律责任》，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经济合同中的赔偿责任》，载《法学》1982年第5期；《论违反经济法合同的法律责任》。在《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试论违法经济合同的经济责任》，载《社会科学参考》1983年第24期；《浅谈经济法规中表述刑罚的方式》，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谈谈经济法规中的刑事罚则问题》，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2期；《论经济法上的制裁》，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7期。
[4]肖江平著：《中国经济法学术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8页。
[5]有关论文如：《论经济行政法律责任》，载《东岳丛刊》1985年第3期；《经济责任的概念及特征》，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经济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载《财苑》1986年第1期；《论经济法律责任》，载《当代财经》1988年第3期；《“经济责任”质疑》，载《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6期。
[6]如杜飞进著：《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
[7]有关论文如：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李建华：《论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载《法制与社会发肖江平、曾东红：《调整对象研究的地位演进与总论研究的进路》，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8]相关论文如：顾功耘、刘欣哲：《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法学》2001年第2期；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莫智源：《迁移经济法责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
[10]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7页。
[11]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82页。
[12]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87页。
[13]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14]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5]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1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7]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18]吕忠梅、刘大洪著：《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7页；刘瑞复著：《经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3页。
[19]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20]王全兴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第48页。
参考文献：
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吕忠梅、刘大洪著：《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归责基础 归责原则
归责,即法律责任的归结,是指国家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判断、认定、归结和执行法律责任的活动。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通过对其归责基础的研究，从而确立起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归责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承担经济法责任的方式以及赔偿责任的范围。如果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一直处于理论上缺失状态的话，那么经济法责任的体系就形同虚设。
一、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理论
（一）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的概念界定
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确定经济法责任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经济法责任的依据和标准。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决定在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中，造成的损害结果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为确定此种赔偿责任提供依据和判断的标准，它不同于经济法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法责任的归责。从理论上看，经济法责任的归责是一个过程，经济法责任是经历归责过程后所得出的结果，而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贯穿于归责过程始终并且必须被遵循的标准。“如果把经济法上的损害事实作为起点，把确定的经济法责任作为终点，那么，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就是连接两点之间的过程，而经济法的归责原则是保证这一过程对相关行为规范定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简言之，归责原则是可以被称为确定行为主体承担某一法律责任的推导方法。
（二）当前学界对于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的学说
当前学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讨论，主要观点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以及较为新颖的天平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决定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在确定了应承担责任的主体后，以过错的大小为标准来衡量责任主体所应承担责任的为多少，因此，无论是确定责任主体，还是确定承担责任多少，过错归责原则都是借用了一个主观上的标准。
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其理论基础是对危险来源的特殊注意义务，它所规制的是对危险源具有控制力的责任主体。采此原则说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不管经济法主体是否具有过错,只要其行为造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应当承担经济法责任。”??经济法领域中的调制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其作出调制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不易为外界所知晓,因而主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违法原则,不问当事人有没有过错,只要调制行为的主体违法或调制行为招致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个人的损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以及宏观调控中更应如此。“经济法责任以公平责任为主要的归责原则还因为经济公平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经济法主体在主体地位,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交易机会,利益成果享有和责任承担等各方面都满足公平的要求。”??公平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中的适用是较为普遍的，因其能相对较好地中和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中的一些弊端，因而受到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追捧。
4．天平责任原则
天平责任原则是陈婉玲教授在其著作《经济法责任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归责原则。它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认为归责原则在内涵上都应包括定责和定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其又分别对经营者和政府进行归责。政府的定责原则是基于政府是否违反经济法为其预设的义务构想来决定其是否应承担经济法责任的理论基础。政府的量化原则是根据政府失范行为的形式和严重程度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的量化标准。而经营者的定责原则则基于经营者是否违反了经济法为其预设的义务构想来决定经营者主体是否应承担经济法责任的理论基础。经营者的量化原则是根据经营者主体经济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来决定其应承担多少经济法责任。分别讨论政府和经营者的经济法责任，并分别对二者进行定责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评价，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二、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基础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
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全面发展，因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追究经济法责任的逻辑起点。对于经济法归责基础中涉及的正当性、合理性、确定性等问题,传统部门法领域对此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法律责任的根据方面,学者们提出了“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规范责任论”等等学说,它们对于说明归责基础的问题,都具有一定解释力。??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责任归责基础的研究可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体系要求，从成本补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对相关理论做出进一步的拓补。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现实生活中的违法主体也都是有限理性的利益主体,当然会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在其从事违法行为时,会在客观上对他人和社会带来成本。经济法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既可能是基于弥补私人成本而产生,也可能是基于弥补社会成本而产生。因此在发生私人成本即私益受损时就应考虑如何弥补私人成本；当发生社会成本也即社会公益受到损害时,同样应考虑应如何解决“公害”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对两类利益的保护,以及经济法基本矛盾(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解决，对于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必须通过规则来补偿,这就是经济法责任制度产生的原因,也是能够归责于相关主体的基础。
三、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建构
（一）对当前归责原则理论的分析
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的归责基础是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因主观意思欠缺而违反了行为人应有的注意义务。其通过对具有主观恶性的过错进行惩罚，实现了法律责任的正义价值，同时促进被损害利益的恢复与补偿。但根据这一原则，原告须要证明被告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才有可能胜诉。在某些情形下，如由于产品质量缺陷造成消费者权益被损害的情形下，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有难度的，在道义上也欠公平；还有在环境侵害领域，其侵害的发生往往涉及一些常人无法知晓的深奥的科学技术，而受害者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面对这样的情况，过错责任原则在对受害人的保护上明显呈现出了不利的一面。
2．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通过特殊的注意义务和法定的免责事由共同作用，来确定责任主体是否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对于应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这个归责原则就显得捉襟见肘。在过错归责原则中，在确定是否要承担责任和责任多少的问题上采用的都是过错标准，在无过错归责当中，对于责任量化问题缺乏可行的判断标准是其一大弊端。
3．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作为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能较好的保护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合法权益，但一味的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不对个案加以区分，任何风险以及责任都由主体双方来承担，那么对于受害方反而不公平。如受害一方主体能够胜任举证侵害行为的有主观过错的责任时，那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归责可能更加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4．天平归责原则
对于天平归责原则采用针对不同的经济法责任主体分别进行讨论归责原则的方法，但其所构建的具体制度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赋予弱势一方更多的权利，对强势一方则规定更多的限制，这样的做法和公平责任原则有些类似。此外，天平归责原则的归责基础是社会整体利益，忽略了个人作为经济法责任主体时其合法权益也会遭受损害。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法责任制度要维护的不仅有社会整体利益，也有单个消费者的利益，何况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恰恰又有着非常庞大的数量。
（二）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建构设想
在当前的经济法责任中，不论是传统法律上的归责原则还是一些较为新颖的归责原则，其单独适用均会存在一些弊端。笔者认为，出于经济法责任较之其他法律责任更为灵动，其归责过程更为复杂的原因考虑，综合几种归责原则，在经济法责任中作不同的适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建构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应当从责任主体的不同、经济法侵权个案中的特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从对受害者损害的最大化弥补目的出发，借鉴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不同类别的案件采用不同归责标准的做法，形成以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以及天平归责原则共同组成的综合层级归责原则体系。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排列出层层递进的归责原则，逐一进行适用保证受害主体能够得到最大化弥补。普通的经济法责任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当主体一方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时，如因产品质量问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环境污染侵权案等等，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要注意其惩罚的严厉性，在适用范围上应受到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如果政府作为一方行为主体出现时，则可考虑天平归责原则的做法，定量定责分析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则要求责任主体间地位必须是实质平等的，且
主体双方都不存在过错。此外，天平归责原则中的定量、定责原则可以被其他三项归责原则所吸收，混合搭配使用。
总体来说，构建一个综合层级适用的归责原则体系，逐层筛选进而得出经济法侵权个案中的归责原则，对于灵活性较强的经济法责任来说可操作性更强，也能更好地避免对受害主体利益补偿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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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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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金融协同创新中心河北省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京津冀冀乡村旅游区域PPP融资制度法治化研究”（项目号：HBTFKL201516）；2015年保定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第二）项目“京津冀冀区域经济制度生态化研究”（项目号：15ZR066）。
作者简介：周明勇（1969-），男，汉族，湖南省汨罗市人，河北金融协同发展中心/金融重点实验室、河北金融学院法律系副高级教师，河北省法学会交通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深圳汨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财税金融法、企业公司法、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
5．市场准入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循环经济离不开市场的推进，但市场的推进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表现为：投资是否符合一定的数额标准，技术和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是否合格，进口的产品是能否再用或再生利用，进口资源是否为有毒固体废弃物等。如美国《固体废物处理法》规定，进行固体废物收集、再生的企业必须取得执照，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我国应不断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介入循环经济产业，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绿色秩序，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经济法学就其研究对象，理论要素和理论渊源而言，是一门边缘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的扬弃和超越，是现代法律跨越多个法律部门，又跨越多个学科。
1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行业）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以及体现，其法律地位的经济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律授予的，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5）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相协调，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关的权限，严格立法程序，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和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运用税率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拉动内需，刺激投资，扩大对外贸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继续健康发展，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但是滞后了，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段，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手段，价格政策，地区开发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这是一种竞争过度，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2.6涉外管制关系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及体系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
3结语
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体系设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体系设计。但我们认为，无论怎样设计，都应该符合前面所说的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拓宽研究的方法，争取更多的更完美的体系设计，让学术建立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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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6篇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集中思考，缘于本文作者此前所“不幸”被卷人的一场学术争论:即关于“转型(轨)经济法”的学术争鸣①。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作者虽然早自2000年开始，就分别撰写了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强调应该将中国经济法的讨论镶嵌人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之中，中国经济法研究应该面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的特殊要求，并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方案，而不应该仅仅模仿和移植西方经济法律理论结论和制度模板②。然而，上述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学界同仁应有的重视。就在论者转移学术注意力，试图在另一个层面探寻超越经济法律制度的国别性、民族性和阶段性的经济法普适性问题，并试图进一步将转型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引向纵深的时候{‘一3嚼，却又因这次的学术争论，而被迫将研究目光重新调焦。
但是，经过再次的深人思考后，作者发现:围绕这次“转型(轨)经济法”的学术争论所提出的问题，也并非是热“学术剩饭”，相反却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仅关联着对中国经济法研究历史成果和历史功绩的梳理与评价，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经济法未来发展方向与道路的选择。推而广之，可能还蕴含着一个牵涉中国法学现在与未来的一般性问题。
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经济法发展中所面临的这个学术个案问题，可能隐含并折射着中国法学各个学科都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和经济法的普适性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总结:围绕“转型(轨)经济法”的这次学术争论背后所隐含的有价值的学术命题—中国经济法研究现在迷失在中国经济法律制度的本土性与世界经济法的普适性之间!
下面笔者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
关于本土性(Loealism，LoealKnowledge)，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梳理，这个概念的思想源头来自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语和比较文学的赛义德(EdwardW.Said)教授的《东方学》14]和吉尔兹(CliffordJGeertz)教授的((地方性知识》[sJ等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后经朱苏力教授成名作《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为代表的学术研究而引人国内法学界，并成为法学研究和分析的一种工具。它与相对主义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其核心是对居正统地位的西方法中心主义的反思。如果说“转型(轨)经济法”观点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法本土性”论题的具体结论，那么，它依然是出于对中国经济法研究中的西方经济法中心主义观念的反动!
而中国经济法研究中的西方经济法中心主义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概言之:即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结论和西方经济法律制度的“进口”(import)与“移植，，(transplant)。换句话说，是用汉语来研究西方的社会经济及其法律问题。这种“进口”和“移植”的最大历史功绩是:完成了经济法从观念到制度在中国的引进与介绍任务，告诉了中国法学界(或说向国内法学界证明了)“什么是经济法，’;但同时，由于缺乏适时的学术转向—即面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苏力教授语)或回到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陈云良教授语)—相配套，又使得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对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转型实践，缺乏话语权和参与性。反过来又使得作为独立部门法和法学科的中国经济法，再次面临自身合法性丧失的危险与威胁。
但话至此，一个质疑又会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即为什么在同样的语境下却没有“转型中国民法”或者“转型中国法学”概念与话题的提出?“转型(中国)经济法”的提出是否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概念?
对此，我们的反问是:难道真的没有“转型(中国)民法”或者“转型中国法学”吗①?实际上，从中国特色的《民法通则》阳一7]、《公司法》冈到《合同法》《物权法》(特别是巩献田教授等掀起的立法风波)等等，若以西方相关法律制度和理念作为参照系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恰恰是“转型(中国)民法”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而且，如果没有“转型中国法学”这个具体的命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整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这个制度现实了!再进而，为什么非要提出“转型中国经济法”的命题和问题，采取中国民法式的思路，也即不加“转型”与“中国”作定语修饰，难道不可以吗?
不言而喻，“转型(中国)经济法”作为理性的有目的构建物，其本身只是一个理论虚拟(fiction)。然而，恰如杨奕华教授所论证过的那样，这种法学的理论虚拟自有其不可否认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它是介于人类经验与逻辑之间的第三种解读—是用“以假求真”的方式来对人类生存的事实困境所做的突围。而“转型(中国)经济法”这个法学理论虚拟，其主要目的就是突破当下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生存发展和法律治理困境。
河北孙大午案、山西黑砖窑案、内蒙古官煤案、频发的失地农民、治沙英雄石光银、牛玉琴的悲剧，等等，都既展现了今天转型中国法制的现实困境，同时又揭示了缺乏适当的法学“理论虚拟”给实践带来的消极性后果。或者说，明确包括经济法和民法在内的中国法制的转型背景，并非毫无现实意义的语词之争;相反，它标定着中国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历史转向。它要求我们应该将研究起点设定于中国的官民社会、熟人社会及其中华法系的法治传统中，而非不加分析地建立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私法分立的法治传统;要求我们应该面对转型中国的“共时性”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法治要求，更自觉地运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来展开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并总结和凝炼其中有益的法治经验。
(二)经济法的普适性
所谓普适性，即指事物所具有的超越时、空、条件的稳定性、不变的特征和能够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价值。它根植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思想②，是作为本土性的对应概念而提出的。
要准确理解和运用“普适性”概念，我们认为，如下两个基本层面不能被忽视: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下面，我们准备借助李泽厚先生历史本体论中关于“度”的思想l0]，来对普适性乃至经济法的普适性问题进行理解。
“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这种“恰到好处”的结构和形式，从人类的知觉完形到思维规则，都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观欲望、意志的表达，而是在实践一实用中的秩序结构。人类在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发现了自身活动、工具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发现不同质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钝器、三角形等)。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目的达到(食物以至猎物的获得)，使因果范畴被强烈地感知到，原始人群开始了人的意识，以“度”作为本体的人类主体性对自己主观性的要求，展现为由后世形式逻辑及各类认识范畴所表达的认识功能。
如果我们愿意接纳这样一种认识:即“普适性”是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工具以及人类实践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物理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以及对同一性的抽象知识表达。那么法本身作为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逻辑规则的三位一体，只有发现并在其制度方案、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中有效表达上述不同质料的同一性，才会被人类社会所接纳并在代际间传承。而这种表达也将成为一种超越时间、空间和条件的真理性认识，进而成为特定知识普适性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看到:近代社会及其法制的普适性，实际上体现为近代商品交易为代表的实践活动、作为实践工具的天平以及作为实践对象—“陌生人社会”金字塔社会结构三者的同构一三角形。也正因此，近代法制的基本特征，就体现为潘德克顿金字塔(三角形)概念体系构筑的法典，等腰三角形的控辩式法庭模式和法律适用的三段论推理。只有认识并自觉遵守这一普适性内在结构，才可能达到人类特定生活“恰到好处”的“度”或秩序结构;而任何违背这一普适性结构的人类活动特别是法制活动，注定会与实践活动、工具和对象的任何一方由适应变为对抗。也会因无法达到有效的秩序结构状态而最终被人类社会所抛弃。
立足于上述认识，我们又可以做如下推论:即普适性的经济法或者经济法的普适性，同样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对发现的自身社会经济活动、所使用的工具和实践对象三者之间在几何和物理的性能上所具有的某种适应、对抗和同构性，所进行的特定法理抽象，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特定法部门(经济法)在“实践一实用”中的秩序结构。而这个内在同一性或“秩序结构”同样是超越时间、空间和条件的，或者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超越国别、民族和历史阶段而存在的;并且它还主导着作为特定法部门的经济法与作为全新法律规则设计的经济法律制度的性质与实效。具体而言，经济法的普适性(论者的博士论文曾借助分析实证研究范式做了初步的抛砖引玉)，如果与前述近代法制的三角形结构相比较，可以被初步概括为:以现代高度分工又高度整合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代表的实践活动、作为实践工具的经济法律制度(institutions)以及作为实践对象—“后熟人社会”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三者间的同构—即圆形或椭圆形。也又因此，包括经济法在内的现代法制，就以集合概念所构筑的专门单行立法、协商民主式的圆桌会议、小型议会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以及凸显合目的性、合理性及语篇性的法律论证和法律适用技术等为其法部门的基本特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法治语境下，由于西方法治的先在性及其对包括中国法制在内的后进国家法治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对于经济法普适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寻找，就不能也不应该忽视西方经济法作为参照系的重要性。但是，在普适性问题上参照先在性的西方经济法，它又绝非意味着将经济法的普适性等同于西方(法律或经济法)中心主义;或者干脆以西方经济法的结论作为包括转型中国经济法在内的经济法的普适性。这是我们在经济法研究中最难辨别的悖论问题之一。
那么，在当下中国经济法研究中提出经济法普适性间题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
概括地说，经济法普适性问题的提出，既补充、延展、提升和引导前述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研究，同时也还是对“国际接轨”、“法律移植”、“国际化”或所谓的“比较研究”等西方(经济法)法中心主义思潮的反思与深思。
之所以我们认为重视经济法的普适性能够补充、延展和提升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研究，是因为:借助于此，我们才能正确界定并准确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涌现的包括证监会、银监会、电监会、保监会等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机关”与经济法中具有“第四种权力”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之间的异同;我们也才能正确分析实践中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如经济秩序整治办、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等)、行政诉讼中事实上的协调机制等与经济法多元化实施机制之间的关系;最后，也只有明确了普适性的经济法，我们才能将转型中国法治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和政府的政策性文件，如决定着中国经济改革内容和方向的诸多“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与经济法的政策性、弹性、专业性联系起来，并进而深刻领会近年来行政法领域所出现的各种制度创新(如各地的政务公开大厅、综合执法部门等)背后的法治真义。
另一方面，经济法普适性命题的提出，又是针对“国际接轨，，、“法律移植，，、“国际化，，及所谓的“比较研究”等时髦方法与思维的警惕与反思。因为，只有从经济法的普适性及其揭示的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之间的同构性，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应该“引进”或者“移植”什么，特别是在“引进”和“移植”之前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指向?是西方先在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现成的法学理论所已经蕴含与揭示的不同质料的人类生产活动、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与秩序结构，还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心态下对西方经济法的制度事实或价值理念某个本土实例与表达的照搬。例如，在中国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等经济法的基本制度的设计上，到底是引进美国式FTC，还是创建体现转型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活动、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三者间同一性的反垄断法律制度，进而通过与反垄断价值理念和反垄断法律规则之间的对应、对抗与同构来彰显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凡此种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法治实践中，中国经济法学人都在依照西方经济法的结论而邯郸学步，却始终无法获得满意的实践答案和共识性的理论结论。
二、中国经济法研究中的迷思
虽然我们前面辨析了中国经济法研究中的本土性与普适性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但是，被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及其“共时性”结构所规定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也同样无法摆脱“顾此失彼”的矛盾困局。具体体现为:关于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和经济法的普适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开始自觉地从前述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其结论中依然存在着需要认真对待的迷思(myth，神话、幻象)。对此，我们同样分两个方面来解析:
就中国经济法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法本土性的研究而言，所谓“转型中国经济法是不可复制的神话、是经济法发展中的拐点”，以及其他一切借中国经济法“本土性”来反对经济法普适性的观点，虽然都极具理论迷惑性和现实蛊惑力，但都属于金子般闪光的幻象。因为，如果类似观点成立，那么，它们必然会引发如下基本问题:我们讨论的“转型(中国)经济法”是否还配称之为“经济法，’;或者“经济法”这个语词在转型中国的“所指”与整个世界经济法学中的“所指”之间，可能就会发生逻辑断裂。它的荒谬就如同因为强调中国人的人种和文化特性而否认中国人是“人类”一样。
由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所决定，经济生产活动与法治实践具有同构性，与之适应的任何法律制度设计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尽可能地接近、体现这一同构性。这一原理是通行于所有人类特定经济活动的，具有普适性(更根本、数量更少);不同时间、地点与条件下，或者不同民族、国家与历史阶段，可以做出不同的质料表达(表象的、丰富多彩的)，这是本土性/地方性。本土性只是对普适性的具体表达，正如同转型中国经济法是“经济法的中国表达式”一样，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中国行政法或民法的表达式。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普适性研究中的迷思，又主要体现为:将“西方经济法的本土性知识结论”作为“整个经济法的普适性知识”，并以对前者的翻译引进作为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最终目标。目前流行于不管是知名学者还是人门学子中的三段论思维与写作模式: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的制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与中国相关制度的借鉴完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现;或者认为既然普适性的经济法涵盖了本土性的中国经济法，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实践与经济法的地方表达式了，将中国的经济法实践仅仅作为经济法普适性的一个注脚就足矣;甚至认为，普适性的经济法就是“普适性的法学命题+经济限定词”的表达，如关于经济法、经济法部门、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人、经济合同、经济法责任等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讨论，等等。所有假“经济法普适性”的旗号来替代或否定中国经济法本土性实践研究价值的立场，或者反对和阻止对经济法普适命题展开中国式表达的观点，最终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法研究与转型中国经济法治本土实践之间的“两张皮”。上述经济法普适性研究中的迷思，可能导致整个中国经济法学界丧失展开独立和有价值思考的能.力，无法为普适性经济法的中国表达式做出自己的贡献!lo]。甚至，心甘情愿地去充当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帝国主义法律殖民者的帮手与鼓手。当然，它也就永远无法发现并实现中国经济法“实践一实用”中的秩序结构了。
三、结语:中国经济法研究的反思及基本方向
讨论至此，需要我们回答，对于中国经济法研究，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又如何展开反思?一句话，我们应立足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实践，以普适性的经济法为指引，为经济法的知识和制度体系作出中国经济法学人自己的贡献。借用时髦的表述: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经济法而奋斗!具体而言:
在中国经济法的本土性问题上，需要我们尽可能地超越此前重经济法原则、理念价值的研究和引介，转向对转型中国经济法律实践与经济法律规则自身的研究。因为，不管是西方式的“政府干预市场论”，还是所谓转轨中国经济法的“政府培育市场论”，如何“干预”又如何“培育”，都需要回到生动的经济法治实践中、回到具体的经济法律规则体系上、回到特定的经济立法文本内、回到可公开评价与验证的客观立场上，而非立足于所谓“仁智各见”的理念价值上的空对空。“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与“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及其内在逻辑就是典型的反证。
在经济法普适性问题上，需要我们坚持普适性的经济法并超越经济法的普适性。
联系到“转轨经济法”的某些观点，让论者回忆起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论文111}。该文从发生学角度论证了经济法的授权法本性与行政法的控权法属性。而且，它作为经济法的普适性结论，也为转型中国的经济法治实践所证实。但是，依然有很多学者从所谓“转轨”角度认定和主张“中国经济法”应该以控权为主旨。这样，就意味着对于包括经济管理者在内的经济法主体的责任认定，会存在不同标准:即“假定一处理一制裁”或“行为模式一法律后果，，[‘2]。再进一步，这种混淆经济法普适性与本土性的主张，实际上还牵涉到了经济法律关系当事人违法后，到底是对错分明地有责必究还是适用经济法上的特殊问责制?对此，可以借用史际春教授的高见[l3]。他认为:经济问责制(accountability)包含前后衔接的三阶段或者三步骤:角色担当(responsibility)一问责回应(answerability)一责任承担(liability)。
正因为对经济法功能的一般定性—“经济授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n年第6期权法”抑或是“经济控权法”—的认识与定位发生了偏差，就导致了转型中国背景下的“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各级质检官员与美国金融危机中的美联储官员，同为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但却迥异的命运。中国的涉案质检官员一律就地免职，而美国的Fed官员则在经过无数次的国会质询并作出合理解释后即可“毫发未损”地稳坐钓鱼台。当然，也还因为经济法的普适性所决定，转型中国语境下“三鹿奶粉事件”中被追究责任的官员，随即又可以在民众与学者不解但其上级主管部门觉得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嘈杂声中，“异地任职”114]。这恰恰是经济法的普适性给中国经济法学人的认识偏差所上的最好一课。以本土性为由而否认经济法普适性的做法，注定会给中国经济法理论和实践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理论上，中国经济法研究成果既无法解释转型现实，同时又无法与包括西方经济法在内的经济法共识相衔接;实践中，民众会因此而对经济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产生质疑，进而动摇对经济法律的信仰。
与此同时，西方法学界近年来所提出的最前沿的命题—面对非法的“法治(Whentheruleoflaw15iliegal?)[，”]，还提醒我们应时刻警惕全球化维度上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法律普适性主张可能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被滥用。也即要求我们对包括经济法普适性在内的法律普适性命题作再次的反思与超越!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7篇
一、经济民主的界定
经济民主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公众平等参与、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机制，在共同体内实现财富、机会、权利、权力的均衡。经济民主在民商法范畴内，其侧重点是追求个体自由的民主，是代内范围的民主。而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是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民主，是追求总体自由的民主，是代际范围内的民主。??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包括宏观意义上经济民主、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和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宏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经济管理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中的经济制度要体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市场主体中的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中应当充分体现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市场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介于经济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其在协调市场经济行为中要体现的该层次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可见，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主要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经济过程时所反映和体现出来的。
二、经济法主体语域下的经济民主
经济法主体体系为“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层框架，以下从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这三个主体来论述经济民主。
（一）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
政府主体，又称经济管理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权力。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构政府职能上的政资关系和政企关系
政府主体具有政权主体和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双重职能。双重职能的关系也就是政资关系，指的是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政企关系是政府与企业的外部关系。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求公共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在主体归属和运行规则上相对分开。??就各级政府而言，允许其集两种职能于一身；就各级政府内置部门而言，应将管理经济的部门与行使所有权的部分分开。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在普遍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现象，政府在经济领域充当了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的双重角色，政企不分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无法展开公平竞争。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在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应重构政企的关系，恢复企业的本质——自主性和营利性。
2．平衡管理职能上的集权与分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管理经济过程中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应无条件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经济民主受到严重迫害，因此为了发扬和实现经济民主，应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根据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不同管理对象，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的集与分，应当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则。??市场规制权应主要由地论文联盟方政府来行使；而宏观调控权则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才有权力和能力获悉全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总量失衡情况下，才能及时制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
（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经济民主
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介于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而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社会中间层具有中介性，可以弥补政府无法调节的市场缺陷，也可以弥补市场无法调节的政府缺陷，这一性质正是其经济民主的体现。因为社会中间层产生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过程，故下文主要从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与市场主体以及社会中间层之间的关系去表现经济民主。
1．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间层具有弥补政府缺陷的功能，即社会中间层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民主。具体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社会中间层与政府都具有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二者在行使该职责时优势互补。第二，社会中间层为保护某一利益群体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该制约表现在参加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对政府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支持市场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等。第三，社会中间层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与政府会形成竞争关系，利于扩宽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弥补政府缺陷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受到政府的监督、指导。
2．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杨紫?@概括了二者之间的四种关系，即民事关系、市场化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经济民主在民事关系中体现为，二者间的平等关系，例如评估服务行业中，市场主体与评估机构可以意思自治地通过合同确定评估关系，具有平等性。在其他三种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3．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的关系
每一社会中间层主体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或通过不同角度来维护该群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关系的民主性表现在各个中间层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未履行相关职能而相互分工、合作、竞争和制衡。
（三）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体，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于其民主化程度，而衡量市场主体民主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量：??第一，市场经济受政府支配程度；第二，市场进入与退出是否自由；第三，市场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对此，本文认为市场进入与退出并没有完全自由化，而是必然受到法律法规、政策所规定的条件的限制；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得到了立法者的特别照顾，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干预的程度下文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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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市场主体职能的不同，可分为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因此对于市场主体受政府支配程度，可以具体从四者的民主来阐述。
1．投资者的民主
投投资者的民主主要指投资准入民主和公司股东民主。前者体现在我国对国有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为非国有资本提供广阔的投资领域。后者主要表现在对股东权益的平等保护，即同股同权；为保护弱势的中小股东利益，赋于其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公司回购股权的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2．经营者的民主
经营者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每一个经营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具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其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方、交易内容，与其他经营者是公平竞争关系等。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从法律层面保障经营者的自由公平竞争。
3．劳动者的民主
劳动者民主表现为：第一，企业内劳动者的民主，即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如企业内设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有权参与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第二，未就业劳动者之间的民主，主要体现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以及政府制定的对特殊群体的就业照顾的法规或政策等。
4.消费者的民主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相比较经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一般弱于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受到经营者侵害的比率高于后者受侵害的比率。因此消费者的民主重在落实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体现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于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三、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
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原则、理念指导着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驱使着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
由于传统的法律部门，如民法以私权为本位，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即法不禁止即自由，淡化社会秩序与正义，以不违反公共利益为限，力避国家的干预。但在民法形式平等的规则下，形形的市场主体以追求自我最大利益为目的，优胜劣汰，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最终限制了自由竞争和破坏公平竞争，因此民法在以私利为导向的情况下，难以有力地保障和协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有效实现社会正义公平。而经济法体现的是实质平等，是社会本位的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是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经济，社会中间层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以实现市场主体自由公平的竞争，最终合理配置社会财富。因此可知，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二）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包括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这是经济法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因此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可以从这两方面出发：
一是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内应明确列举何种行为构成垄断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活动，应以立法形式规定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预防立法滞后于实践，有效地规范实质上为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而形式上却在法律之外的行为。权责应统一，完善法律责任，明确何种行为应承担何种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多元化责任的承担方式，真正有利适当地惩处违法行为。
二是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经济民主。第一，在调控主体方面上应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适度分权制度，政府与社会中间层间的优势互补；第二，在调控程序上应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和公开透明的程序，在调控政策、规定或方案出台前，应征求社会大众意见，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第三，在调控手段上“应尽量采取信息服务、利益诱导等尊重市场主体选择自由的柔性手段”。
四、结论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8篇
在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不断走向繁荣的进程中，众多经济法学者为此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史际春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诚然，法律本身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经济法、经济法学以及经济法学者的成就，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但正是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将这一历史进程变得更加绚烂多彩并令人感怀。感谢《社会科学家》编辑部邀约，令笔者有机会对史际春教授的经济法思想做一番梳理，并对经济法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从而既尽学生之道，亦借此机会向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前辈学者们致敬。
一、经济法基础论：部门法的划分标准与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独立性即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曾经在民法、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学者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尽管对于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争议，但当年那种“封疆划域”、“抢地盘、争饭碗”式的论战已经偃旗息鼓，不管属于哪个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法学研究的根本在于回应实践需求、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需要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协调等更务实的观点。所以对于我等后辈来说，此时再讨论和反思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似乎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前人栽树白辛苦、后人乘凉不知福”式的幼稚，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学术层面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不仅具有学术史价值，而且史际春教授当年在此问题上的论断对于当下经济法学的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经济法独立性之争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则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法学界流行的“部门法划分理论”。它将部门法的确立依据定位于独特的调整对象，强调以客观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寻求一一对应的法律调整，调整对象理论坚持“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种法律调整”，[2]法律就是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调整对象”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大陆法系理性法学中的“板块思维”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板块思维主张对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行板块式分割，各个板块之间各守疆域，不得越界。板块思维是大陆法系私法本位的产物，典型的实践表现就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管制与竞争等范畴的彼此对立。在板块思维的影响下，各个法律部门之间严格对立，部门法之间互相阻隔，绝无连通和协同的必要及可能。
史际春教授指出，无论证成还是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实际上都落入了部门法划分理论的窠臼———以调整对象作为惟一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本质上是不能成立的。“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2]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经济和社会生活对法律调整的客观诉求，这种调整诉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部门法划分标准为转移。主观方面的条件则是法学家的解释和总结“，法的部门划分不过是为了学术和教学的方便，由法学家主观上所作的一种类型化的划分。”[2]
当然，法学家的划分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也要体现和遵循客观的规律，这种客观的规律就是社会活动领域和法律调整宗旨。法律或法律部门独立存在的根由在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特性，这些才是决定经济法的存在根本，是经济法的本质，而“经济法的存在本质就是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的理念、观念、目标，以及赖以达成这些理念、观念、目标的手段，出现了不足，因此需要经济法来弥补。”[2]之所以某些法律规范成了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在于它是用经济法的“法律精神”来调整的。可见，部门法划分的根本标准不应当是“冷冰冰”的社会关系，而应当是社会关系背后潜藏的法律调整诉求，这些调整诉求带出了法律调整的目标、理念、价值和原则。由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或部门在具体的目标、理念、价值和原则等方面的不同，相应的调整效果亦有差别。因此为了对社会关系进行完满、周全的调整效果，需要不同部门法的彼此融合，需要不同法律及法律部门之间的功能组合。
史际春教授在20年前的这种判断，不仅解决了经济法学界在独立性问题上的两难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注脚，而且其深刻的内涵对经济法学研究的影响一直蔓延至今。易言之，不管是规范意义上的部门法、还是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独立与否都不能靠自封。其实立法在根本上以实践为导向，所谓“部门法”主要是基于学术研究角度所作的归纳。同一种调整对象可以为几个部门法共有，但不同部门法在理念、目标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从而构成每个部门法的独特价值与制度竞争力。不同的部门法各有其目的、价值与方法，彼此分工、协调组合，方能实现法制体系对于社会关系的最佳调整。法律与法学，其独立与否、价值几何，都必须经历实践的检验。专业化、技术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立法、执法和法学研究的专家，“将是能够全面掌握民刑、行政、诉讼和仲裁的法律调整原理和知识，并精通某些业务的财政法专家、税法专家、房地产法专家、贸易法专家、证券法专家、环保法专家、能源法专家、婚姻家庭法专家、公安法专家、军事法专家等，而不再是仅能掌握运用某种法律调整手段知识的民法专家、行政法专家、刑法专家和诉讼法专家。”[2]
体育法（学）、卫生法（学）、教育法（学）以及旅游法（学）不都是如此而兴起的么？实践，是立法与法学的根本，这是中国经济法学30余年沉浮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之一。①
二、经济法本质论：从纵横统一、公私融合到经济国家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法总论》②一书中，史际春教授提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三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纵’、‘横’统一于经济和国家意志相结合，可谓意志经济关系”。[3]
相比曾经将“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性经济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性经济关系”一并归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纵横统一论”，史际春教授对“纵横统一”的解释无疑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法律之间分工与协作的现实。“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及放弃行政性的流通、协作，并不意味着在‘横向’流通和协作领域里，从此不再有‘意志’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直接体现国家意志而具有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或曰超出民法调整范畴的‘平等主体’之财产关系”，[3]
包括“国家通过政府机构或设立企业、委托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如进行招标、定（购）货、发包、出让、信贷、担保等活动时发生的合同关系”，以及“平等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法律关系当然可以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3]
这种基于实践讨论经济法基础的思路，同样体现在关于经济法本质的论述之中。基于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纵横统一论”的需要，史际春教授高度重视“公私融合”在经济法中的体现。公与私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换言之，公与私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获得理解。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私融合”。这里的“公”和“私”，包括理念、精神、主体、利益、行为和制度等多个方面。所谓“公私融合”，是相对于“公私对峙”而言的，即现代社会强调公共意志与私人意志的融合、国家与企业及个人的融合、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公共经济行为与私人经济行为的融合等。从根本上而言，“公私融合”乃是时代大背景使然，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诸多领域都屡见不鲜，比如政府与市场相交织的“混合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流，比如民主参与国家决策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要义，再比如在法律领域耳熟能详的“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中叶以后就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或参与生产、流通过程，在传统私法领域施加社会性约束或通过公法来干预私法关系，导致了所谓‘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2]“法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消除自身内在矛盾及否定因素的过程”，只有“把握现代法的发展趋势，正视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公私法渗透结合或计划组织因素与财产价值因素交融之法律现象”，[2]
方能真正理解经济法的本质。“在现代社会，无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国家及其立法者顺应某种客观必然性或出于某种主观目的，而将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程序法的规范和手段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某一社会活动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不断深化和技术化、精细化的结果。”[2]
从纵横统一到公私融合，经济法的本质得以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相连接，而要想进一步凸显出经济法的本质在实践中的表现，则需将“纵横统一”和“公私融合”的经济法理念进一步具体化、主体化。在此基础上，史际春教授提出了“经济国家”。
提出“经济国家”理论的背景，是21世纪初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市民社会”思潮。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纪之交，“一个高度繁荣、法治、民主、文明的中国已依稀显现于地平线，而如何跨越这历史性的一步，以达到理想境界、不致功亏一篑，则应否建立市民社会或通过市民社会来实现最后的飞跃，就成为萦绕在国人心头的一个浓郁的情结和一时还疏理不清的疑团”，对此问题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将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目标走向和方式、途径”，出于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史际春教授提出：“市民社会作为特定概念，以其自由民主文明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人类迄今从未有过市民社会，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市民社会’不可能是‘全体公民’的社会；在社会化和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本能地抗拒国家与社会握手言和并开展深度合作，反对国家承担协调、管理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及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职能，也颇不合宜,有违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4]
在此基础上史际春教授提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的著名论断，并在此高度上提炼出经济法在现代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的本质及价值。“市民社会的终结恰与经济法的萌芽和问世相衔接，因为从国家与社会握起手来的那一刻开始，国家也就由与市民社会对立的‘政治国家’发展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正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它是调整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的法”，“市民社会的理想尚未及实现，社会就在发展中不经意间扰乱了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以人民的呼声表达出来的客观要求作用于国家和法，促使公与私的合作和融合，以趋利避害，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4]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本身变得错综复杂，在国家大量参与国民经济运行，大量的社会团体和公用企业参与公共管理的现代经济情势下，社会关系即法律调整的对象本身，已经不是传统经济社会中那样泾渭分明。“当代国家和法承受空前的经济暨公共职能，日益体现社会的意志和利益及其与社会的高度合作”，同时“社会企事业组织的高度发展，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更贴近民众、注重廉洁高效，社会自律性组织及其规范和社会协调机制初见端倪”。[4]“‘市民社会’的终结就是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兴起，从民商法到经济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跨越”，“经济法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趋于成熟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趋于一致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到经济国家，也就意味着从民商法到经济法的跨越。”①
在公私融合的现代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国家超越单纯的政治组织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因素与主导力量，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亦引发自身的组织及行为变革“，经济国家”理论无疑是对上述情境的精准概括。从纵横统一到公私融合再到经济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在与实践的契合中越来越明确、科学，也越来越具有解释力。于实践而言，经济国家的发轫与勃兴乃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成功转轨的根本所在，中国经济法的成长也正是得益于契合了经济国家对法律调整的需求。于经济法学理论而言，经济国家的提出代表着一种以经济与社会实践为根本、以增强经济法学理论解释力为核心的“实践性总论研究进路。”①
三、经济法实践论：中国经济法面临的问题与主义
现代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的法律，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每一个部门法都必须在实践面前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在面向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制度竞争力。对于以回应经济与社会改革的规则治理需求为第一要义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如此。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史际春教授对此指出，经济法学本来就不是一种“纯学问”，最忌“埋首书斋不问实际”。[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的发轫与勃兴，在根本上是因为经济法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法律调整的强烈需求。而中国经济法学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向成熟，也正是因为逐渐把研究重心从纯粹的学理争执转移到解决实际问题、总结实践规律上来。
中国经济法处于中国特有的转轨国情之中，尽管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大方向不会动摇，但对于指引改革的宏观理念和具体路径，常常引发社会各界之间的分歧。同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也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法律或政策，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检验和挑战。这些背景无疑对经济法的实践绩效提出了严峻考验，无论复杂性还是重要性，经济法都堪称对改革开放最具推动和整合功能的基础性法律部门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史际春教授对于经济与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与主义都提出了清晰、有力而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分析与建议。
经济法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更具体而言则是指向如何有效调整政府行为。对于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史际春教授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的国情和现代社会国家的特点，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守夜政府”。“当自由放任的虚幻尚未散尽，社会就在发展中不经意间扰乱了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以人民的呼声表达出来的客观要求作用于国家和法，促使‘公’与‘私’的合作和融合，‘国家之手’逐渐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从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到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对企业和市场实行调控和监管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乃至设立企业充当股东、订立合同参与各种交易，其道德和法律上的合理性早已不容质疑。”[6]
曾几何时，究竟是要“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大社会”成为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法无禁止民众即可为”这样的一般性原则被曲解为限制政府经济作为的教条，殊不知在现代市场经济、公私融合、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空前合作，社会空前地需要国家、国家也空前地需要社会，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大、敏锐、智慧同时又受法治约束的“经济国家”。所以对政府只能是“概括性授权”，“法律不可能预定各种经济形势及其细节，并对应于政府得行使的具体权力或措施，也就是说，完全的‘固定规则’是不可行的。但这不等于放任政府随意相机抉择。为此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分权，恰当地赋权和角色定位，并为之设定合理且相对单一的目标。”[7]
概括性授权离不开问责，否则政府就可能“脱法”。但是对于问责，长期以来一直被局限于“追究违法责任”，从而大大缩小了问责制的应有功能。“问责制”是一种超越“违法责任”的责任机制，代表着现代经济与社会条件下“责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制度结构所具有的整合和调节功能。史际春教授指出“：问责制的要义在于每一个扮演一定角色的社会成员都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权责，并加以常规化的督促，若有违背或落空则必当追究，不允许‘脱法’”，“问责制的制度结构由角色承担、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的三段式构成。角色承担要求各种角色、广义上也包括领导或全权负责的角色及其权义的设置必须清晰、明确，不应混乱不明或交叉混同，角色扮演者则勇于担当其专业、本份。说明回应，是指通过一种日常、动态、制度或非制度化的督促和监管，来保障角色责任的实现。违法责任及其追究，这是传统法律责任最为看重的部分。作为法治秩序的底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保障事先确定的角色变成现实的消极而最后的约束。”[8]
只有完整具备角色承担、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三大环节和功能的问责制，才能真正适应社会化条件下政府从事公共治理的实际情况，实现激励与惩罚相融合的“嵌入式监管”。史际春教授还指出，鉴于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应当引入公司法领域的“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评判政府行动绩效的标准，“官员必须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宜全面负责，但如果其对于自己所为的某项行为不存在利益冲突，所作决策或判断有充分、可靠的依据，有理由相信其在特定形势或条件下作出此项决策或判断合乎其职责要求、调控目标和公共利益，就可以认为其适当地履行了职责而不必对其行为后果包括负面后果承担责任，反之该官员就应当对其行为的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7]
这无疑是对当下动辄引咎辞职、讨好民意甚至有作秀之嫌的“风暴式问责”作出的严正提醒和有力反正。
诸如此类直接面向经济与社会实践，以增强经济法规则的适用力和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解释力为根本与核心的研究，体现在史际春教授的每一篇论文之中。对于近些年来流行的“立法迷恋症”，史际春教授提出“法治不等于立法”，“现代法治是遵循主流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受其评判和约束的一种善治状态，它不再满足于‘有法可依’而更关注法律的功能与绩效，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力量”。[9]
因立法者脱离实际而制定，在实施中轻则形同虚设、重则祸国殃民的各种“错法”乃是“妨碍法治建设取得根本突破的瓶颈”，“立法者不主动纠错反映出现代法治理念的缺失，纠正错法的根本在于确保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集中民意，并依靠主流民意对立法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令错法形同虚设并最终得以纠正。而合乎社会整体及长远利益的主流民意之形成，则最终有赖于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内部的充分商谈、沟通和博弈以形成包括现代法治理念在内的社会主流价值观。”[9]
对于政策与法日益交错甚至混同的复杂局面，史际春教授指出，现代经济国家中的政府主导主要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形式进行，而且政策占据主要地位，但制定政策和立法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政策与人治渐行渐远，已然成为法的纲领和指南，且呈现出法与政策融合的趋势。换言之，法不可能脱离政策而存在，有关法的政策如何，涉及法的宗旨能否有效实现及其功能的发挥，事关重大。”[10]
通过政策与法律实行政府主导，可以保证政府主导经济行为具有可预期性，同时附加特定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可以防止政府主导脱离正确轨道，避免经济国家“脱法”。任何政策和法律的“制订、推广、执行及其主体都应当具有可问责性”，“相关机关及其首长和工作人员在角色定位及其权义设置合理、明确的基础上行事，拟订、实施政策，接受来自体制内外包括公众自发批评究问在内的各种问责，经不起问责的则承担相应的行政、刑事、民事等法律责任。”[10]
再比如对于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史际春教授认为这是现代国家基于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因此具有客观的合理性，并提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11]
但鉴于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的现实背景以及客观上会产生的外部性，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合适，而其具体的分配方案和执行情况，更加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社会舆论的群策群力、反复博弈和广泛监督。“在4万亿逐步到位并拉动20万亿地方和民间投资的过程中，更应当鼓励企业、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如果这样，以建三峡、办奥运的精神和高标准应对此次危机，在人民同意和知情的前提下公正、透明地用好每一笔属于人民的资金，就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的近忧，也可望使我国的政府调控监管、经济法、反腐和整个法治更上一个台阶。”[12]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
在中国，经济法学在1979年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实行而产生的。在20年来的学说争论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法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理论界相当普遍地承认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而且重要的法的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体系渊源、地位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本文正是基于这个基础来讨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ofthe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
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
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条文亦有指导意义。经济法原则可以作为未被法条规定的疑难经济案件的断案依据和审判依据，并且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立法方向。
经济法学界、整个法学界，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会因基本原则的确立而受益。
注释：
①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8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第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顾功耘、刘哲昕著《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和前瞻——2000年全国经济法学理论研讨会论文精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④[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第264页，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编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⑤同注①第74页
⑥主要参考刘隆亨著《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肖平主编《中国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⑦N?格里高利?曼昆著《经济学原理》第5页，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经济法责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
（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
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1]。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
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2]。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3]，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4]。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
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5]。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能否保证公平，以及救市效果如何检验、计划失败时的责任承担等种种实质性问题，因其专业性、复杂性较强，势必难以依靠法律控制。
事实上，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寻求控制调控权的方式不能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公法所建立的一整套控制公权的方法、技术并不一定适合经济法领域，甚至在危机调控的背景之下，传统控权方式的适用，还可能会限制调控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经济法中，最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应当是提高调制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与独立化程度。
在危机调控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权力的授予与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调制主体的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来源于权利（力）的不当行使或对义务的违反。但正如前面所说，危机调控权主要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都是内容不完整的“标准性规范”，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的设置无疑是困难的。即使把危机调控权看作是调制主体的职责，这种职责严格来说也不同于法律义务，在调制主体不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将难以进行法律责任追究。此外，危机调控权的行使很多情况下并不针对特定主体，也就难以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时，经济法自然很难对这些行为设置明确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以法律手段追究危机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必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将将责任的含义扩大化，包含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那么，经济危机下的责任清算，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的责任追究也就有了可能。具体而言，在危机调控中，可能存在两种需要问责政府的情况：一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危机的发生；二是政府危机调控措施不当、无效或失败。作为法律责任的替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调制主体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危机调控中缺少法律责任，或许并不会妨碍经济法功能的实现。
四、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功能的层级性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法上的多种“二元结构”[6]是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法规范结构的必然表现。具体而言，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主体、行为、程序、权义及责任各个方面，广义上还包括规范类型。由于这种非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并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现象称为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对这一原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第一，规范类型结构的非均衡性。从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看，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确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的“规则性规范”，二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存在可变因素的“标准性规范”。两种规范的功能不同，它们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就有别。“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的主体，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边缘性规范”。
第二，行为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行为主要有调制行为与对策行为两类，但这两类行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法行为体系中，调制行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对经济法功能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对策行为的采取，一般情况下需以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处于从属地位。
第三，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权义结构非均衡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同一主体的权义在经济法不同部门中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即调制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力较多、义务较少，在市场规制法中则既有权力也有义务，甚至更多地强调法律对规制权的限制，而调制受体在市场规制法中义务多于权利，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利多于义务；二是作为整体，经济法上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利或义务分布也是非均衡的，即权力（利）规范的分布主要向调制主体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主要集中于调制受体。
第四，责任结构的非均衡性。责任与权义相联，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经济法上的责任设置也具有偏在性。总体而言，经济法对调制受体的责任规定较多，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规定较少，甚至很多领域没有调制主体实体责任的规定。
五、结语
“非均衡性原理”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应当说，“非均衡性原理”的提出，对于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度，提高经济法运行实效，都是大有裨益的。
从动态意义上看，经济法功能的复合性或层级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又会对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产生影响，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在总体上应具备主体专业化、行政主导性以及执法动态性等特征。所谓专业化，是指调制主体的设立应由行政性向功能性转变，即摆脱官僚科层制的束缚，尽可能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专业性机构；所谓行政主导性，是就法律适用而言的，是指由经济法问题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决定，一般不应赋予法院规制或调控经济的功能，经济法功能的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调制主体的调制行为；所谓执法动态性，是指调制行为必须回应现实的需要，必须在充分收集市场上各种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灵活性、有针对性并适度变化的调控。
【注释】
[1]参见张守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
[2]例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救市计划就遭受多种批评。有人认为，美国政府救市实际上是在为华尔街大亨埋单，而不是为普通民众解困；如果盲目地救市，将加剧市场的投机行为，引发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
[3]经济危机下的政府救市，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应有争议的。甚至有人认为，在1929年危机中，恰恰因为美国政府救市晚了，才酿成最后的经济大萧条。
[4]美国救市计划在国会讨论中，各方意见褒贬不一，抗议的民众甚至举出了牌子：“帮帮整个社会，不要只帮银行。”在美国国会初次表决中，救市计划遭到否决的主要原因是其公平性遭受质疑。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各方主体发表意见的机会，救市计划得以不断完善并最终获得通过。
[5]参见叶明：《经济法实质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