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规范文

经济法规范文第1篇

一、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

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是清政府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实行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政策，工商业者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但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页。》，由此从重农抑商一变而为大力振兴工商。清廷上谕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页。》

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清朝统治者很快即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癸已上谕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之事，此谕虽仍标榜“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但也不得不承认“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同时还要求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渝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吏“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388页。》。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实际步骤，首先也是设立商部和拟订经济法规，并特别提出要率先拟出商律以尽快颁布施行。1903年4月，清廷渝饬设立商部，同时“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一5014页。》。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振兴工商政策之始，就比较重视制定和颁行经济法规。

不仅清廷颁发了一系列上谕，一些督抚大吏和新成立的商部，对制定和颁发各类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归纳有关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颁行商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刘坤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联名呈递的长篇奏折中说：“欧美商律最为详明，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遂不能与洋商争衡……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这样，“十年以后华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与洋商相角矣”《《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3页。》。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也吁请清廷“通饬各督抚体察各省情形，统筹全局，订明东西通行法律，由法律以审定商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奏请速订东西通行律例以保而开商埠片》，《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新成立的商部则指出，没有完善的商律，工商业发展便有诸多障碍。“从前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73页。》清廷上谕也明确表示，函需拟订商律，“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4页。》。以上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拟订经济法规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次，制定有关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李鸿章指出：“泰西各邦，皆有商律专以保护商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虽然其动机是为了向商人收取更多的捐税，但以商为“立国之本”，并提出仿行西法制定商律，用以保护商人，仍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经济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一折中说：“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此后又曾反复上奏说，拟订商律刻不容缓，以俾“商人有所遵循，而臣部遇事维持，设法保护，亦可按照定章核办”《《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32页。》。对于遭受奸商诈骗而倒闭的正当商人，商部认为也应予以保护，因而提出制定颁行破产律，奏清朝廷谕令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嗣后遇有倒闭案件，即无须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钱铺之例办理，以免两歧，而昭公允”《《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04页。》。此外，商部还曾禀准清廷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对回国投资的侨商“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如仍有苛待侨商者，“查明按律严惩，以恤商艰而通民隐”《《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16页。》。

再次，颁行法规，从法律上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要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臻于富强，就必须从法律上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商部提出的办法是，制定施行有关奖商章程，由朝廷颁给商勋，工商业者凡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自应分别酌予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74页。》。清政府后又进一步说明：“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确有成效者，即予从优奖励，果有一局一厂，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据此，商部颁行了若干奖商的章程法规，规定“以资本之大小，雇工之多寡，为国家爵赏之等差，上自子男之崇，卿秩之尊，悬为不次之殊荣，以振非常之实业”《《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25页。》。为使一般工商业者也能获得奖赏机会，提高社会地位，商部后来还提出援照军功外奖酌给功牌成例，“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著有实效者，由臣部查核无异，拟即分别酌给此项奖牌顶戴，用昭激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38页。》。

第四，有效地维护国家利权。尽管《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断出卖国家利权，但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一部分人意识到利权外溢的严重性，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以挽回利权，而颁行有关经济法规即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刘坤一和张之洞指出，列强对我矿山铁路久已垂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2—4763页。》。其办法虽仅为“华洋商人一律均沾”，但动机却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保护一部分利权，使中国利权不致尽落外人之手，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刘坤一、张之洞的奏折在当时颇受朝廷重视，清廷上谕曾“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803页。》。此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以期无碍，利权无损”《《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41页。》。商部对此也十分重视，上奏朝廷强调：“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15页。》。

上述表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对制定颁行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当时的清王朝从整体上看已趋于腐朽没落，但这并不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官僚试图通过“新政”改革，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同时使中国免遭瓜分灭亡之祸。对清王朝来说，瓜分灭亡即意味着其统治地位的终结，因此清王朝也想避免这一结果而思有所振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现和新经济法规的颁布。

就广大工商业者而言，他们当时是直接遭受无法律保护之苦的受害者。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烟通机器，伐木开矿，毁为妨碍风水；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如此种种，使工商业者穷于应付。在与外商竞争的过程中，原本实力弱小的工商业者，加上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更处于不利地位。上海商务总会曾痛切指出：“我中国商人，沈沈冥冥为无法之商也久矣！中国法律之疏阔，不独商事为然，商人与外国人贸易，外国商人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尤直接受其影响，相形之下，情见势绌，因是以失败者，不知凡几，无法之害，视他社会为尤烈，此可为我商界同声一哭者也。”《《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很显然，工商业者也已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

立宪派作为当时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也曾呼吁制定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即曾阐明华商无商法保护之苦：“一则华商与洋商贸易，洋商有法律保护，而华商无之，故动受洋商之欺抑；二则华商与华商贸易，彼此无一定之法律规则，故常有不公平之结果，致失信用而妨经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预备立宪公会还认为“社会经济困穷，由于商业不振；商业不振，由于法律不备”《《本会纪事》，《预备立宪公会报》光绪三十四年第20期。》，有了完备的商法，商人即可受到保护，商业也必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些呼吁，对于清末经济法规的诞生，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清末经济法规的种类

清末制定颁行的经济法规虽称不上十分完备，但也包括10余类，近20项，其内容涉及工商综合类、商标、矿冶、铁路、金融、商品赛会、度量权衡、经济社团以及奖商章程等诸多方面。以下分类略作介绍。

工商综合类的法规较多，有《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等。《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于1904年初颁行，《东方杂志》曾统称《商律》予以刊载。其中《商人通例》共9条，比较具体地指明了商人的身份、经商权力及有关通行制度。规定“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商人营业，或用真名号，或另立某店某记某堂字样，均听其便”。凡经商之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立有流水帐簿，凡银钱货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项，均宜逐日登记”，商人所有一切帐册及关系贸易来往信件，留存十年”《《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公司律》共11节131条，详细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呈报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股东权利等。公司组织形式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4种，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并规定“董事局由众股东公举”，任期一般以一年为限，“期满即退”。股东无论何人，均享有应得权利，如选举董事局董事、股东会议议决权、查阅帐目权等《《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1904年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共计18条，明确规定：“无论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该章程指明由商部设立商标注册局，专办公司注册事宜，规定了各类公司注册应缴纳的费用《《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系由外务部饬总税务司于1903年初拟，次年转由商部酌量添改颁行。该章程共28条，规定由商部所设注册局办理有关事务，津、沪两关作为商标挂号分局，以便商人就近呈请办理商标注册。“无论华洋商标，专用年限由本局注册之日起以二十年为限，其已在外国注册之商标，照章来请注册者，则专用年限即从其原注册之年限，但不得超过二十年。”如有侵害商标专用权者，“准商标主控告，查明责令赔偿”。同时，对有关商标注册、注销、保护、惩罚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说明《《商标注册暂拟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1906年颁布的《破产律》共9节69条，对呈报破产、清理资产、债主会议、清算帐目、处理资产、清偿展限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该律指明了呈报破产的条件，规定了对亏折、意外事故导致破产和有心倒骗的不同处理方法，既一定程度地照顾破产商人的困难，给他留下“赡家之费，约敷二年用度”，又注意维护债主的利益。清理破产的具体事宜，规定由所在地商会公选董事处置。

有关矿冶类的法规，清朝矿务铁路总局会同总理衙门曾于1898年奏准颁行《矿务铁路公共章程》22条，允许华洋各商会同集股，设立公司开采矿产，但须由华商领办。1902年3月，外务部与路矿总局具奏《筹办矿务章程》19条，由原规定洋商不能出面领办，改为洋商、华商均可自办《《矿务档》第1册，第88页。》。1904年3月，商部奏准颁行《矿务暂行章程》38条，对请领开矿执照、华洋股份所占比重以及税收作了说明，规定“集股开矿，总宜以华股占多为主，倘华股不敷，必须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矿务档》第1册，第104页。》。1907年，农工商部会同外务部审订颁行更为详细的《大清国矿务正章》，共15章74款。该章程从总要、管理、矿产分类、地权、以地作股、请领执照、矿租、外人合股等方面对有关事宜作了规定。值得重视的是，该章程对外商开采权作了更多的限制，“如无华人合股，断不准他国矿商独开一矿”，外商“概不准收买矿地”《《大清国矿务正章》，《东方杂志》第4卷第6期。》。

铁路方面的法规主要是商部于1903年12月奏准颁行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共计24条。规定华商集股修建铁路，凡符合定章者“地方官均应一体保护，惟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外商附股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华商兴办铁路则给予鼓励，“如系独立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臣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商部重订铁路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

金融方面有1904年颁布的《试办银行章程》。户部有关奏折指出：“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户部奏试办银行酌拟章程遴派妥员折片》，《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该章程共32条，仿照西方银行成例，对有关认股、设立分行、股东权限、发行纸币等，均作了说明和规定。1908年，度支部又厘定《大清银行则例》，规定大清银行就户部银行改设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本国人购买，不得转售外国人。同一年，度支部还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15条，规定银号、票号、钱庄及各省所开之官银号、官钱局等经营金银划汇贸易者，皆为普通银行，一体遵守该则例。凡欲创立银行，或独出资本，或按公司办法合资集股，均须预定资本总额，取具殷实商号保结，呈由地方官查验，报“由度支部优加保护”。此外还对银行结帐办法、营业时间作了规定《《银行通行则例》，《东方杂志》第5卷第5期。》。1910年，度支部又就货币问题颁布《奏定币制则例》24条，规定货币单位定名为圆，种类分为银币4种，镍币1种，铜币4种。1圆为主币，5角以下为辅币。

有关商品赛会即博览会方面，商部也于1906年制定颁行了《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华商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该章程共计18条，说明遇有外国举办商品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与会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同时，对呈报具体手续、事务所设立、赴赛物品种类、包装、运输、货物免税等，均作了具体规定，旨在以中国物品与各国所陈同类之品“用心比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

关于统一度量衡，农工商部于1908年上奏《遵拟划一度量权衡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折》，提出在当时度量衡繁杂不一的情况下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章程《《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77页。》。同时，农工商部还对有关度量衡各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此外还拟定了《推行划一度量权衡制度暂行章程》40条，规定凡官民从前所用之度量衡与部颁新标准有出入者，均在所定年限后禁止使用，并特别强调，统一度量权衡的目的，“总期酌古准今，便民通俗，有划一整齐之效，而无纷更扰累之虞”《《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103页。》。

经济社团类的法规，清政府首先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1月，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说明“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随后，商部又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渝帖，进一步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商部劝办商会谕帖》，《东方杂志》第1卷第2期。》。《商会简明章程》共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组织，一律改为商会。另在会员人数、会董资格及总、协理权限、议事规则等方面，也均作了说明和规定《《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6年，商部又颁布《订定商会章程附则》6条，对设立商务分会及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与此相关的还有1904年底商部制定的《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规定商会董事可随时赴商部禀告有关商务重要事宜，吏役不得刁难阻遏，违者予以严厉处罚。

其次是颁行《商船公会章程》。1906年，商部上奏朝廷，说明“华船行驶，关卡留难，官差需索，遇事涉讼，往往隐受亏损，不得申理”，因此亟宜设立商船公会，“俾华船与洋商一律同享保护”《《商部奏筹办商船公会酌拟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商部初订商船公会章程13条，指明其宗旨“专为保护整顿中国航业”，规定由航业商人禀承商部批准，视各埠航业繁简，酌量情形，分设商船公会总会和分会。各商船公会“有直接保护商民船只之责”，承担置备船旗、船照、船牌，发给船户收执，“凡航业商人有不能申诉各事，商船公会体查属实，应向地方官衙门秉公申诉”《《商部核定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该章程后经商部重加修订，增补为18条，于1906年奏准正式颁行《《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

1907年，农工商部还制定颁布了《农会简明章程》。农工商部的奏折阐明：“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8页。》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9页。》此外，还规定了有关农会会董数额、会董资格、经费来源及开支等。

奖励工商的法规在清末十分引人注目。1903年底，商部首先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元以上者，按集股数额多寡，给予不同奖赏，包括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衔，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集股5000万以上看，奖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牌，，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

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8条，规定凡能制造轮船、机车、电机等新式机器者，奖以三等至一等商勋，赏加四品至二品顶戴；凡能在中国原有工艺基础上翻新花样、精工制造者，奖以五等至四等商勋，赏加六品至五品顶戴，对有特别发明创造者，给予破格优奖。

1907年，农工商部鉴于原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授奖条件甚高，又颁布《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获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衔者，由原定集股2000万元改为800万元，获头等议员加五品衔者，由原定300万元改为100万元，其余授奖条件也依次降低。同年，农工商部还颁发《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凡集股创办企业的华商，根据资本额多少，可分别获一、二、三等子爵和三品卿、四品卿爵赏，并具体指明独资、合资和附股者，均可获此项爵赏，以“所办实业，能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计民生者为合格”。如资本不多，但能“独出心裁，挽回利权”，也仍酌奖商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转、清末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

清末各类经济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成为其后中国经济法规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基础。以下试从几个方面作一些具体论述。

第一，在中国法律史上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的经济法规，除个别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均属首次制定颁行，因而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说来，仅路矿方面1898年订有简略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所以20世纪初颁布的铁路法规称为《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其他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出洋赛会章程》、《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及推行章程》以及各种经济社团类法规、奖商类法规等等，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均堪称第一。清末的经济法规，对此后中国经济法制的建设明显起了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例如民初的经济法规，虽较诸清末的经济法规种类更加齐全，内容也更为详尽，但民初的各类经济法规显然是以清末经济法规作为基础而作一些增补，才得以更加完善和详尽。例如民初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即是依据清末拟订的《商律总则》、《公司律》草案制定颁行的。当时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1913年12月30日《时报》。》，然后交付国会议决通过颁行。又如1914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显然也是借鉴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修改补充制定的。《商会法》颁布之后，商人还援引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为依据，要求民国政府酌予修订。例如《商会法施行细则》规定一县之中只能设一商会《《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而清末的有关章程则规定，商务比较发达的县允许设立一个以上的商务分会（等同于民初总商会之下的商会）。因此，民初的商人提出，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凡商务繁盛之区均应设立商会。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修订的《商会法》《《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第47页。》，接受了商人的这一建议。可以看出，清末经济法规的开创性奠基作用，在其后仍具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工商业者的权利首次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在此之前，清政府一直未在法律上确立华商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权利，更谈不上给予切实保护，华商只得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或者依附于洋务企业。据汪敬虞先生考察所知，19世纪华商以个人名义附股于外商企业者十分普遍。在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房地产、铁路运输、棉纺织、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业及各种轻工业行业中，附股外商企业的华商均为数甚多。在整个19世纪中，全部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甲午战败后，清朝统治集团内曾出现振兴工商的舆论，时期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迭发振兴工商上渝，但因未制定和颁发有关方面的经济法规，加之变法很快失败，因而从整体上说，终19世纪华商依然未能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兴办近代企业的权利。

20世纪初，清政府不仅再三谕令各级官吏保护和鼓励华商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而且制定颁布各类经济法规，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华商自由经营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合法性。这样，华商首次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兴办实业的权利，可以通过有关法规与地方封建势力、落后的行会制度据理力争。在这之后，华商附股外人企业的情况明显减少，纷纷集资独立创办近代企业。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清末经济法规的颁布施行，使工商业者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工商业者的一次解放。清末颁布的经济法规如《公司律》等，还明确规定商办企业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并且保障了商人作为股东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公司律》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这既是限制了官股的特权，同时又是保障一般商股的权利。

清末的经济法规，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奖商法规，对于改变商人长期以来处于四民之末的低微处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沿袭“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被斥为市侩，卑为市井，受到各方鄙视，由此造成贱商之风盛行，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进入近代，虽然早期维新派曾大力呼吁重商，强调以商为立国之本，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切实采取重商政策，依然多方抑商困商，因而商人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集团的许多高官大吏及最高统治者方始意识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转而由抑商困商一变而为奖商恤商，宣传振兴工商乃奠创国家富强之根基，在中国近代掀起一股重商社会思潮。同时，连续颁布奖励工商的法规，将各种顾问头衔、花翎顶戴乃至爵赏授予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工商业者。尽管获得这些殊荣者大多是工业巨子和富商大贾，但对扫除千百年来的贱商意识，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时人曾感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8卷第7期。》

第三，资产阶级取得了社团“法人”地位，从分散走向联合，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得以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清政府在1904年初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劝谕成立商会。不久，各省垣及通商大埠的工商业者纷纷成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纷设商务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12年，全国各地除等个别偏远之处，都已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共计900余所，其中近50个商务总会，870余个商务分会，另还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所。商会的成立，一般是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然后由商部颁发关防铃记，得到官府承认和保护，所以享有社闭“法人”地位。从此之后，工商业者有了真正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组织机构，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十分活跃。

新成立的商会与公所、会馆等传统行会性组织有着明显不同的性质与特点。传统的公所、会馆一般都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机构。在成员构成上，公所多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籍贯限制，公所无地域籍贯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行业工商业者的统一机构。从活动内容看，公所、会馆往往各有其势力范围，畛域分明，壁垒森严，除约束其成员外，还从事联络乡谊或慈善事业。商会则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它成立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资本家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各省商务总会通过星罗棋布的分会和分所，层层联结与渗透，形成网罗全省各地资本家的轴心，发挥着某种系统中枢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了各省区资本家过去那种互不联系的分散孤立状况。各省的商务总会在各项重大实践活动中也遥相呼应，密切配合而协调行动，又使全国的工商业者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发展成为一支有影响的独立阶级队伍。所以，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活动能量大为增强，将势力和影响层层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四，使传统的官商关系较前有所改变，官商之间一度确立振兴工商的松懈联盟。

清政府在20世纪初实施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政策，以解决财政窘困，并以颁布各种经济法规的形式，从法律上确立这一政策的施行，从而与工商业者在经济上产生了利益交汇的趋同互动因素。清廷上谕反复强调：现在振兴商务，全在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9页。》。商部也曾表示要“使商与官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35页。》。这说明清朝统治者已一定程度地意识到“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渔肉，商畏官如虎狼”《《东抚袁复奏条陈变法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通论。》。这种传统官商关系机制的弊端恶果，力图确立新型官商关系。从有关史实看，自各类经济法规陆续颁行，官商之间确实在振兴工商方面，共同作出了许多努力，建立了某种短时间的新型官商关系。

《商会简明章程》颁行之后，各地商务总、分会相继成立，承担了“通官商之邮”的历史使命，此后，官商之间有了一个相互联络的中介与桥梁，也使官与商之间的联系较前趋于密切。根据《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凡商务盛衰之故、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有无新出种植制造各品”，商务总会均按年列表汇报商部，以备考核。“其关系商业重要事宜，即随时禀陈，至尤为紧要者，并即电禀”《《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通过这种措施，商部既可保持与各省商人的密切联系，又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各地商情，及时制定应变策略。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商的联络，商部还专门设立了商会接待处，拟定了《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强调“商会处专为商会而设……冀通声气之路”。“各业中如有体面巨商，欲进谒本部堂宪而面陈议论者，即自行来署。先赴商会处呈明来意，由商会处随时回堂接见，绝无阻碍。”同时，还申明衙役不得稍有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遏，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1期。》。根据这一规定，工商户遇有冤抑各事，而地方官处置不当时，即可通过商会直接禀请商部解决。

第五，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族工商业之所以在20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清末经济法规的制定颁行密切相关。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转为保护、奖励工商，经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另一方面使工商业者的实业活动获得法律保障，取得了应有的权利，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因此，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信心更为增强，形成投资兴办工商业的高潮。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号。》

收回利权运动的广泛开展，是推动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以往的论者较少注意到，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与清政府颁行新经济法规，尤其是实施铁路简明章程和矿务章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收回路权运动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筑路为合法，并予以奖励和保护，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该章程的颁行，实则为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开了绿灯。随后，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无不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朝廷谕允成立的，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时论有称：“乙巳，张之洞、岑春煊已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噶矢。”《《中国政治通览·实业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7期。》

根据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精神和清政府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谕令，许多省份的地方官还曾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仅以矿业开采为例，1905年山东招远金矿公司入不敷出，向矿务局请求借款，以资挹注。该局督办积极予以扶助，“以东省矿产尽为外人侵夺，间有华商开办之矿，全在官家保护维持，庶足杜外人之觊觎，保我残剩之利源，特为详请抚帅，准拨万金，以保华商，而维矿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49页。》。又如1907年，河南中州凭心煤矿公司拟续招股本扩大规模，但遇到困难，遂转而求助官府。该地所在藩司也以“本省利源所在，有关大局，亟应设法维持，因饬官银号备银十万，藩库筹备十万，共二十万，即入该公司股份，俾资经营”。开强调遵照《公司律》规定，官股只与商股享同等待遇，官长不得侵害商权《1907年6月23、28日《时报》。》。这种官助商办的事例，与洋务运动时期官府以种种借口禁止华商开采矿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还应指出，《出洋赛会章程》和各种劝工会章程颁布之后，还促使劝奖竞争与商品经济发达。清末10年间，各省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接踵兴办。1910年在南京由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会，已初具全国商品博览会规模。当时的商人还纷纷走向世界，积极参加各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取得这样的荣誉，对当时的中国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鼓舞。所有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转四、清末经济法规的局限性

清末经济法规虽然在中国法制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但仍存在着各种局限性。

第一，法规种类不够全面，内容也不够详尽。

消末尚属中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开创时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想制定颁布种类齐全的各项经济法规，绝非易事。同时，清末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在中国均前无借鉴，只能参照外国的有关法规，而翻译诸国有关法规的正文及说明资料，工作量及难度相当大，更增加了当时制定法规的难度。因此，由于行之匆忙，难免有些方面的法规付之阙如，如专利、契约、商行为、公债、保险、航海等许多方面的法规，在清末就未曾制定，因而清末的经济法规在种类构成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这些经济部门的有序发展。

从已定法规的内容看，大多也比较简略，不够详尽，导致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清末经济法规这方面的局限，与民初制定的有关法规稍加对比，即可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商人通例》仅有9条，而民初的同一法规却多达73条，清末的《公司律》131条，民初的《公司条例》多至251条，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只有简略的26条，民初1914年颁布的《商会法》则有60条（1915年颁布的修正商会法为46条），有关商会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也多达61条《有关民初经济法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

第二，清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种经济法规的过程中，没有邀请工商界代表参与其事，法规订出之后，征求工商业者的意见也不够，因而不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

《农工商报》在当时曾发表评论指出清政府制定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认为中国“订定法律，其权操于政府，而东西各立宪国，其订定法律，权操于国民，订定商法，权操于商民，政府只有认可宣布之权耳。故其商法随时改良变通，绝无阻碍，而商务得以发达”《《中国新闻》，《农工商报》第9期。》。对于清政府颁行各种经济法规，广大工商业者无疑是表示欢迎的。但这些法规主要由有关部门的少数官员一手拟定，“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无商法之弊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对此，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预备立宪公会在肯定清政府颁行经济法规“椎轮筚路，厥功至巨”的同时，又曾指出：“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进而提出商法应经由商人参与讨论拟订，不能由政府中的少数人一手操办。上海商务总会认为，预备立宪公会所言皆“洞悉商况，发人深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84页。》，极表赞成。于是，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商人自订商法活动，得到全国各地商会响应。1907年，海内外80余埠商会派代表齐集上海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大会，另有30多个商会以书信形式与议。1909年，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商法讨论会，讨论通过了由预备立宪公会派专人拟订的商法第一编公司法和第二编商法总则。清政府曾将这两个草案交资政院审议，修订成《大清商律草案》，但未及颁布清廷即已覆亡。

其他一些经济法规，在当时也曾有商人提出修订意见，但清政府却接受有限。例如《商会简明章程》过于简略，对商会的权限与活动范围又作了许多限制，不能满足工商业者的要求，引起商会不满。1911年，四川全省各商会召开联合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仅以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为施行法，一遇事实之发现有非章程所规定者，辄疑畏不前，反贻放弃职权之诮”《《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呈请农工商部修订商会简明章程草案》，苏州商会档案，第66卷。》。于是联名呈文农工商部，要求重新修订而扩大商会权限，同时致函各省商务总会，广泛征求修订意见。然而，清朝统治者却担心工商业者借此滋长政治权力，未予答复。直到清朝被，也未见农工商部重新修订商会章程。而民初1914年《商会法》颁布之后，各商会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15年底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商会法，即基本接受了商会的意见。两相对比，说明清末经济法规在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局限。

第三，在拟订和执行过程中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有些法规不得不被迫按帝国主义的要求加以修改。

清末的中国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已完成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扩张日益加剧，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御，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因而在拟订颁行经济法规这一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事务时也往往受帝国主义的牵制。例如《商标注册暂拟章程》起初是由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手拟订的，拟好后即要求外务部从速施行。商部认为，“保护商标，乃商部应尽之责”《《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该章程经商部修改重订，奏准于1904年9月颁布施行。外务部却就其内容照会商请于各国驻京使节，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修订的商标注册章程提出种种非难，并迫使清政府展缓半年颁布施行。后经多次谈判，清政府只得按照各国所提要求对商标注册章程加以修改。当时的报纸曾就此事发表文章说：“保护商标，乃主国应尽之责，即主国应有之权，此项试办章程既经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毫无偏袒，即不商于各国，亦未尝不可举行。乃外务部竟以草稿商之各使，各使嘱改者改之，其体恤各国商人之心，无微不至矣。”该文还明确指出各国之举“已有干预中国商政之迹”，呼吁商部“宜坚持定期，勿为摇动”《《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敢开罪列强，只能应允其所提要求。

又如1907年矿务正章颁行之后，帝国主义对该章程中限制外商以及外国领事、公使不得干预矿务事件的规定颇为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910年对这一章程加以修改，取消了不许外国领事及公使干预矿务的条款规定，同时还放弃华洋商“权利均分”的原则，从而失去了原有限制外商、保护华商的积极一面。

第四，缺乏相应的配套保护法规落实的具体规定，以致在贯彻过程中有些法规无法得到切实执行。

清末虽然颁布了各类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规，但大多没有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加之当时的地方官吏比比皆是，依旧对工商业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所谓奖励和保护法规在许多地区都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因而工商业者仍然纷纷抱怨：“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在断结商事纠纷案件时，有些地方官也置商律于不顾。类似的情况在许多省份都有发生。汉口商人曾一再表示：“公司律一日不保全，则商务一日不发达”。“事关商务前途，商律动摇，后患将不知胡底。”《《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5页。》有些地方官为解决财政窘困，还公然违反《公司律》的有关规定，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收归官办。例如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于1905年“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实业，第167页。》。在此之后，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的事件发生。湖南的地方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业“一律提归官办，于湘省财政前途，大有裨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3、554、558、55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些地方官员的着眼点仅仅在于缓解财政危机，依然置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于不顾。

遇有华商被洋商勒索，清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敢依据有关法规，真正保护华商的利益，有时甚至还向华商施加压力。例如1904年，汉口华商被礼和、瑞记两洋行强行勒索数十万两，先后禀报厅、府、道和督抚等各级地方要员，请求代为申辩。但各级官吏不仅不为华商主持公道，反而拨调团勇保护洋行，弹压华商。《中外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说：“近日政府日言保护商人，振兴商业，而卒无明效大验之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外日报》。》《中华报》后来也载文揭露说：“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中华报》第157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面对上述这些事件的层见迭出，工商业者对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法规以振兴工商的美好诺言日渐丧失信心。有的表示：“政府一定公司律，再定破产律，虽奉文施行，而皆未有效力。卒之信用不立，道德有时而穷，规则荡然，事业何由而盛？长此颓废，吾商业其终不竞乎！”《《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有的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曰招来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事实证明，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个清王朝当时日趋腐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而依靠其颁布的经济法规，最终不可能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更不可能真正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第五，其中的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颁布不数年就被清政府自行否定。

清末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铁路简明章程的变化。前已论及，1903年底该章程颁布之后，对于推动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没过几年时间，清政府又制定了新的铁路政策，接连否定原订章程的规定。首先是试图将铁路商办强行改为官督商办。在有关铁路商办和官督商办问题上，商部原曾明确表示：“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各项公司，先行试办……所有商股获利或亏耗等事，臣部除奖励及饬追逋欠外，其余概不与闻，并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二六，第8861页。》但到1906年，湖南绅商奏请铁路商办，清政府却又说什么“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郑起东《清末“振兴工商”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46页。》。在限制帝国主义开采铁路沿线矿产方面，《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前有沿路开矿章程，嗣后不准援引此案”《《重订铁路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然而，1907年8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吉林铁路煤矿章程》和《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却又规定，攫取东北铁路修筑权的沙俄“东省铁路公司”，有权勘办铁路沿线两旁30华里之内的煤矿《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19、430页。》。这一规定显然与清政府原订铁路简明章程大相径庭。1911年，清政府更进一步否定了自行拟定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酌行外，其以前批准各案，一律取消”《《宣统政纪》卷五二，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谕。》。这样，清政府自身“蔑视国民，蔑视法律”《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不仅不再奖励商办铁路，而且一举剥夺民间承办铁路干线的权力，使原定所谓铁路章程完全失去其法律效力。

经济法规范文第2篇

一、根本违约的界定

（一）根本违约的相关规定之分析

在英国普通法上，合同条款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重要条款，带有根本性的条款，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构成违反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次要条款，只是一些从属性的条款，并不危及合同成立的目标时，即称为违反担保。在美国判例法上有关于重大违约和轻微违约之分。前者指由于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未能从该合同取得主要利益。虽然英美国家没有采用根本违约的提法，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违反条件和重大违约就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因为它已使合同的存在失去了实际意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反给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1]

中国1999年《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对根本违约的规定，但在根本违约的构成，责任与补救等方面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不履行合同义务”包括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前者如货物买卖合同卖方不交货或买方不付款，借贷合同中借方到期不还本付息等，这应属根本违约；后者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也应属根本违约，如不完全履行的是合同中的次要义务，则不应属根本违约。“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指虽然履行了合同义务，但与合同规定的条件不符。例如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包装等标准不符，这显然不构成根本违约，可用换作、修理等方法进行补救。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条实际上是预期违约中的两种情形，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不待履行期到来，以其拒绝履行作为根本违约。对于后者，如果债务人的信用状况严重恶化而致履行不能，自然也应作为根本违约处理。可见，第107条和第108条只是一般性规定，对根本违约并未具体规定，而要视情况由法官认定。

（二）根本违约的主观过错之分析

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合同债务人只有存在可归责于他的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大际法系国家采取的是过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76条：“债务人，法无其它规定，应就其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负其责任。”后者如《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无恶意，债务人对于其不履行或延迟履行债务，如有必要，应支付损害赔偿。”英美法系国家不以当事人有过失作为构成违约的必要条件，而认为一切合同都是“担保”，只要债务人不能达到担保的结果，就是违约。《公约》也没有采取过失责任原则，只要一方违反合同，并给他方造成损失，他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至于他违反合同有无过失，在所不问。根据中国《合同法》第107—108条和第120—121条的规定，只要违约，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违约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该方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或约定解决。可见，我国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根本违约，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其宗旨在于合理补偿债权人的损失。其理由有两点，第一，这是由根本违约的性质决定的。一旦根本违约，当事人的整个合同目的落空，严重损害了当事人订约的预期利益，因此，有必要归之以严格责任，督促合同当事人谨慎履行合同义务，合法行使合同权利。第二，符合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认为，该条款是对公平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法律规定，换言之，该条款为严格责任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2]同时也符合《合同法》和《公约》有关规定。

（三）根本违约的界定

归纳上述分析，同时借鉴《公约》的有关规定，我们不妨可以给根本违约作如下界定：当事人一方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或预期违约致使履行不能，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即构成根本违约，而不问其主观过错与否。

二、根本违约的责任与补救

任何违约都会引起一定的法律责任，或者可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在这里，违约责任和违约补救的实质含义是相同的，只是角度不同。根本违约责任与补救是指合同当事人根本违约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和补救方法。

根据《公约》的规定，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对当事人可能采取何种救济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某种违约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受损害的一方就有权宣告撤销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救济方法；如果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受损害的一方不能撤销合同，而只能要求损害赔偿或采取其他补救方法。[3]英国《货物买卖法》规定，“违反要件方可给予对方解除契约的权利，违反保证则对方只能要求损害赔偿。”《商法》一书指出，“条件是合同的致命条款，为合同的根基，违反它，受害方如果愿意的话，即有权撤销合同并主张违约损害。”“担保并非合同的致命条款，而仅具附属性，违反它，不产生撤销权，而只能主张所受损失的损害赔偿。”[4]在美国判例法所形成的原则是，只有当一方的违约构成重大违约时，对方才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否则，只能要求损害赔偿。根据中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赔偿损失、解除合同或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在履行义务或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综上规定，笔者认为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关于赔偿损失的范围问题，一般应包括财产的毁损，减少和为减少或消除损失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就是利润。关于赔偿限额问题，应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不得超过根本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根本违约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二，受害方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严重影响到的订约时的预期利益大小。关于解除合同的问题，解除合同即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的行为，但是解除合同并不影响非违约方要求根本违约方赔偿损失的权利。关于宣告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本违约方应对合同无效造成另一方的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宣告合同无效、赔偿损失并不影响非违约方采取其他补救方法。

三、根本违约的主要例外

在发生根本违约时，原则上不允许免除根本违约责任，因为根本违约破坏了合同的根基，使非违约方的整个合同目的落空。因此，对于免除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应予以限制，这一法政策已为多数国家所奉行，在我国也应如此。[5]笔者认为根本违约的免责理由主要为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人力不可控制的意外事故。它通常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前者如地震、水灾、火灾、风灾等引起的事件。后者如由战争、罢工、封锁禁运等引起的事件。因此，合同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出现而违约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超级秘书网

那么，不可抗力引起的法律后果有哪些？1、免除赔偿责任。即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免除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一方所造成的赔偿损失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为了维持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和顺利处理违约事件，要求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一方作适当补偿。因为根本违约的不可抗力较其他非根本违约的不可抗力的免除责任范围和影响要大得多，这对受害方来说，其风险是很大的。2、解除合同。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根本违约，另一方有权撤销合同，消灭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解除合同”与前文所述的根本违约责任中的“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由于根本违约引起的解除合同，并不影响受害方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但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根本违约，则属于免责情形，由此引起的解除合同，受害方并不能要求赔偿损失，最多只能要求适当补偿损失。3、免除不等于不负任何责任。一般而言，因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的一方当事人，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法律后果，都应承担如下义务：第一，通知义务，即将遭受不可抗力而根本违约的事实及时通知给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果未及时通知，致使加重对方损失的，应对加重损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负责；第三，提供证明的义务，即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不可抗力的证明文件。如果提供不出证明的，仍应承担根本违约责任。

四、一点立法建议

可见，根本违约不同于一般违约，它的构成要件十分严格，它的法律后果也是违约责任中最重的一种，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从严把握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一方面要防止根本违约的滥用，另一方面要对违约情况调查清楚，要区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一般根本违约与不可抗力的根本违约。同时我们要区别规定，在立法上相应完善根本违约制度，便于合同当事人交易时认识把握，便于法律、仲裁机关处理合同纠纷。因此，笔者不妨建议在《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部分第108条后面增加一条如下：“当事人一方有第107条和第108条违约情形之一，其结果严重影响到对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经济利益，则构成根本违约，对方可以解除合同或宣告合同无效并要求赔偿损失。”

【注释】

[1]．国际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3．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80．

[3]沈达明、冯大同．国际贸易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94．

[4]叶林．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183．

经济法规范文第3篇

1947―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哈尔滨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肩负着支援前线的历史重任。哈尔滨解放区出台大量经济法规，在法律转型、权益保护、物质保障、经济秩序、规则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稳定与发展哈尔滨城市经济的同时，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哈尔滨解放区；经济法规建设；1947―1948年

1947―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东北解放区是实现全国解放的重要后方基地，而哈尔滨解放区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大城市，肩负着稳定地方政权、恢复经济建设，进而支援前线的历史重任。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制建设担负着发展哈尔滨经济并以最大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使命，1947―1948年经济法规大量制定，在支援前线、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1947―1948年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规内容

（一）经济政策

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1](P.1151)这是把“劳资两利”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完整地提出来，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经济立法的指导方针。

（二）法规数量

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秩序”，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作方针，哈尔滨解放区遵循我党一贯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根据实际经济状况，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规。据笔者统计，哈尔滨解放区于1947―1948年间共颁布了81个法规，相对于1946年的19个法规而言是其四倍之多，而1949年共颁布了15个法规。

（三）主要法规内容

为稳定、发展哈尔滨解放区经济，1947―1948年了大量经济法规，主要内容包括拥军优属、工商业发展等。

1．1947年《哈尔滨特别市革命军人家属暂行优待办法》

为了使前方战士无后顾之忧，军属生活得到保障，哈尔滨特别市市委特制定《哈尔滨特别市革命军人家属暂行优待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14条，并附则一条。主要内容是保障军属维持最低生活，对“自耕、自住、自用”的公有土地、房屋、器物及农贷之发放、借用、租赁售卖等给予优先权，免除军属子弟之入学学杂费，“务使军人无内顾之忧”。

2．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

基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分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性、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哈尔滨特别市委员会制定了《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在结构上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共10章46条，内容以“劳资两利”原则为精神主旨，在劳动者和资方的权利与义务、工作时间与工资、企业管理和劳动保险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对劳资利益的平衡。[2] (P.87-93)

3．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

1947年夏，中共哈尔滨市委在《关于哈市的工作方针》[3](P.21)第二部分明确提出，目前党在哈市的总的任务之一是恢复与发展工商业，并要求在一切方面，必须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之发展，否则将自己毁灭自己。[4]在此方针指导下，哈尔滨特别市政府于1948年1月27日制定和出台了《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共16条，立法的目的为有计划发展战时经济，安定民生，并“保护工商业者的财权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适用范围为凡在本市之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合作社经营之工厂、商店。

二、特点与不足

在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的重要历史阶段，哈尔滨解放区承担着支援前线的光荣任务，因此它的法制内容都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相关，呈现出其特有的进步性与不足。

（一）战时性与暂时性并存

1947―1948年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制具有明显的战时性特征。如，为发展战时经济，保证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哈尔滨市政府了《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由于具有战时性特点，往往针对一时一事颁布相关法规，因此，又具有暂时性特征。[4]如，哈尔滨特别市政府于1948年2月14日《工商企业限期登记的布告》，其截至期限到当年2月19日，有效期仅为5天。

（二）政策与法制交织

哈尔滨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经济政策，于1948年制定了《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者的财权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再如，1948年5月7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颁布的《优待专门技术人员暂行条例》中也指出了其制定目的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人民服务”制定该条例。[4]

（三）粗糙性与可操作性

为了方便哈尔滨市民能够了解和掌握法规内容，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规内容一般都通俗易懂，具有简约性。[4]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规形式以布告为主，内容都非常简单明了。例如，哈尔滨特别市政府于1947年4月5日的《禁止哈市大小烧锅使用粮食烧酒》的布告，内容只有短短45个字。这样的法规内容，方便人民群众了解、掌握和遵守，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立法技术的粗糙。

（四）局限：立法主体多元、法规形式杂乱

1．立法主体多元

哈尔滨解放区时期的主要经济法规的制定主体具体表现为:1)工商管理法规:哈尔滨(特别)市政府42项、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1项、东北行政委员会4项；2)税收法规:哈尔滨(特别)市税务局11项、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制定12项、东北税务总局法规7项、东北行政委员会法规2项。由此可见，哈尔滨解放区经济法规的制定主体数量达5个，即哈尔滨(特别)市政府、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特别)市税务局、东北税务总局，立法主体呈多元化。

2.法规形式杂乱

哈尔滨解放区经济法规的形式多样，分别有布告、条例（草案）、指示和命令、办法和细则、其他（意见、决定、通告、纲要、公告）。这一时期哈尔滨解放区的法规形式主要以布告为主，其次是条例（草案），法规形式一共达12种之多。

三、作用：法律转型、权益保护、物质保障、经济秩序、规则意识

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制建设，恢复和发展了哈市的经济，解决了民生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且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法律转型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应哈尔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接管了哈尔滨，在总结人民自己统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哈尔滨解放区的新民主义经济法制。[4]1946年7月通过的《哈尔滨市施政纲领》首先即提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秩序”，并明确了“恢复与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市民负担”和“改善工资待遇，稳定工人生活”的经济法制的立法宗旨。哈尔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城市经济法制建设也由此展开。

（二）权益保护

为恢复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1948年初市政府颁行了《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权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承认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之工厂、商店均为合法营业，政府保护其财产所有权及经营之自由权”。 这个保护工商业者合法权益的法规，消除了工商业者的投资顾虑，为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4]

（三）物质保障

哈尔滨解放区经济法规的制定，规范了哈市的经济秩序，以尽快恢复生产，调动群众力量，提高职工积极性，组织哈尔滨一切力量进行军工军需生产，以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线的解放战争，发挥哈尔滨作为东北解放战争重要的战略基地的作用，为全中国的解放提供物资保障。

（四）经济秩序

哈尔滨解放区在1948年进行了相对集中的劳动立法，并明确规定哈尔滨劳动局管理有关劳动问题的一切事宜。[4]哈尔滨解放区的劳动法规明确规定劳动关系各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各种劳动行为，要求企业制定自己的企业内部规则，确定了正确的劳资关系，并设立哈尔滨特别市劳动局管理哈市有关劳动事宜，以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解放区所创建之新民主主义劳动秩序。

（五）规则意识

1948年初，哈尔滨自来水厂响应第二届劳模大会的号召，开展了生产立功运动，掀起了更高的生产热潮，并根据哈尔滨市委提出的“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这一指导思想，确定了自来水厂生产立功运动的方针。几个月后，自来水厂体会到，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立功条例》，才能保证生产立功运动很好地开展起来。哈尔滨解放区的经济法规使企业意识到规则对于企业发展的规范与推进作用。

1947―1948年哈尔滨经济法规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适应了战时哈尔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需要，虽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但仍然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光荣地完成了支援前线与繁荣经济的革命任务。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孙光妍,孔令秋.“劳资两利”：平衡劳资关系的首次立法实践――以《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考察[J].求是学刊，2010，（11）.

[3]哈尔滨市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

[4]宋春燕.哈尔滨解放区经济法制建设研究[D].黑龙江大学,2008.

收稿日期：2012-02-03

经济法规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诊所式教学；教学环节；障碍

“诊所式教学”思想源于法律专业学生“法律诊所”的教学形式。而“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词，又叫“诊所式”法律教育，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

一、“诊所式教学”的含义与起源

诊所式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在中国起步较晚，北大、人大等7所大学的法学院到2000年才率先引进该课程，并将课程定名为“法律诊所”，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目前开设“法律诊所”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和内容。

无论是经济法课程还是财经法规课程都是财会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这门课程与财会类专业学生未来就业息息相关，比如最实际的即为：会计从业资格、会计师职称、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等资格的获取都要通过该课程的考试。但是，针对目前我校财会类专业学生经济法与财经法规课程，大家都认为迫切需要用教学改革来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

本文所指的经济法与财经法规课程“诊所式教学”是，在教学的过程中由教师引导与辅助学生通过对真实案例的探索与分析，来提升学生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在整个过程中，要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本课程“诊所式教学”的具体实施环节

首先，任课教师做充分的课前准备。在这一环节中，教师收集与课程有关的真实案例，并总结和案例相关的知识点，以备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来进行分析。这里必须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只有真实的案例才隐藏着很多不可预测的复杂的信息。

其次，教学的主体过程。具体来讲，教学过程主要有两个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由教师将课前所筛选出来的案例抛出，给出学生熟悉案例的时间。随后，教师对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要紧扣本节课程需要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在提问时，当学生回答出上一个问题之后，教师要不断的提出问题，不断地追问，提出各种可能性，去尽可能的引导学生来自主的思考和发现我国的法律法规与案例材料以及理论知识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环节的引导与辅助学习，不断的启发学生自己动脑思考，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而这一环节也在无形中促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与锻炼。第二个环节，教师对这个环节进行总结发言。在前一个环节中，学生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回答一个又一个层层深入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未必所有的学生对关键问题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解，在一节课程的最后，教师要提纲挈领的对本节内容的知识进行梳理，使学生对整节课的内容理解与升华。

第三、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适当的穿插其他的教学方式，比如“个案分析教学法”，教师除过上述主要的教学案例的选择之外多准备一些真实的小案例，分配给学生或者由学生自己选择，由学生自己分析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最佳方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仍旧需要教师的引导；再比如“模拟教学方法”，主要由学生对真实的案例进行角色扮演，未参与角色的学生在旁观察、评价，并通过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分析优劣。

三、本课程“诊所式教学”的教学运行的障碍及解决

目前，“诊所式教学”方法已经全面运行到参与教师所任经济法与财经法规课程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仍旧存在较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严重阻碍本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诊所式教学”模式的评价方式与学校整体的教学评价模式之间的冲突。目前我校针对学生采取的评价方式主要的通过纸质考试的形式来进行，但是，真正的有效的诊所课程在结束时不建议采用考试的方式以及用考试成绩论优劣。而学校目前的这种评价方式不能有效的判别学生掌握知识点的程度，因此，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形成新的评价体系。建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参与度以及理解度进行日常教学评价。

2.缺少案源保证。稳定的案源是保证诊所式教学持续正常开展的保证，但，除过国家公检法机关定期向外公布的典型的少量案例之外，教师并不能保证获得更多的大量的案源，这也会阻碍学生进一步的去分析实例。建议，由学校牵头，与校外实训基地（如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这样能为学校教学提供充足稳定的案源，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

3.教学时间的限制。高职学生的学制一般是三年，根据我校的教学安排，学习本门课程的学生出去预留出的实习时间之外，在校学习不足三年，而学校给本门课程安排的课程只有54课时，远远不够学生参与各项教学活动。时间上的不足严重的影响的教学的进度与学生学习内容的总量。因为在教学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教师给学生在教授过程中就不能深入；反之，如果要深入教学与研究，势必会减少教学总量。因此，建议学校适当延长本门课程的教学课时。

参考文献：

[1]杨欣欣.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吴永科.模拟法律诊所式教学法初探团.辽宁司法管理干部学报.2004.（6）.

[3]周蔺文.梁灯.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价值反思团.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6.（10）.

经济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规；激发兴趣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5-0168-02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卢梭也说过：“问题不在于教学生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们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们以研究学问的方法。”由此可见，“兴趣”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法律法规是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同时又是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这门课涉及到多个法律部门，内容较多，如何教好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在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做了以下尝试：

一、导入要“扣人心弦”――趣即生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是否能“点燃”学生兴趣，使学生有一种“向往之”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学的成败。“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别出心裁、形式多样的导入，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让课堂一下子“热”起来，能使学生在瞬息间就呈现出生命活力，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一道探究新知；别出心裁、形式多样的导入，总能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让学生体会学习的奥秘、领悟求知的真谛；别出心裁、形式多样的导入，还能营造亲切、和谐、温馨的师生关系，让师生在合作中开户智慧之门，得到共同发展，让彼此在交流中开启思维之门，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在经济法律法规教学中要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就要在教学之初吸引住学生，为此导入就要做到“扣人心弦”。如讲消费者权利时，播放歌手韩红的《天亮了》：“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是那个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再看不到爸爸的脸，爸爸妈妈就这样走了……”通过此歌曲的播放，调节学生的情绪，吸引其注意力，激发学习经济法律法规课的兴趣。

二、教学过程要“引人入胜”――趣更浓

1．采用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所谓案例教学，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的需要，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深入角色，分析案例，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意识明显加强，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很快，口头表达能力得到训练。因此在经济法律法规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采用一些案例，让学生共同讨论，共同探究，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但在选择案例时，应该选择一些具有时代感、新颖的典型性案例，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

如讲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时可采用以下案例：甲、乙、丙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并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草案。该公司章程草案有关要点如下：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600万元。各方出资数额、出资方式以及缴付出资的时间分别为：甲出资18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70万元、计算机软件作价出资110万元，首次货币出资20万元，其余货币出资和计算机软件出资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足；乙出资150万元，其中：机器设备作价出资100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50万元，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一次缴足；丙以货币270万元出资，首次货币出资90万元，其余出资自公司成立之日起第二年缴付100万元，第三年缴付剩余的80万元。据上述内容，回答下列问题：①公司成立前出资人的首次出资总额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说明理由。②公司出资人的货币出资总额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说明理由。③甲以计算机软件和土地使用权的出资方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并分别说明理由。④甲、乙、丙分期缴纳出资的时间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并分别说明理由。通过让学生讨论，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掌握了知识。

2．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吸引学生的兴趣。法国著名演讲家海茵兹雷曼麦说过：“用幽默的方式说出严肃的真理，比直截了当提出更为人所接受。”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认为：“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的助手是幽默。”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恰当地运用一些风趣的比喻、耐人寻味的顺口溜等，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感染力，引起学生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编一些顺口溜用在课堂中，例如合同的主要条款可编为“一标两量价酬金，履行方地违责任”。公司发行债券的条件可编为“公司发债券，净资36千，累计低40，三一付利息，资投符政策，利率和水平”，这样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学生记忆，收到好的效果。

3．巧妙设置疑问，激发学生的兴趣。“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设置疑问是调动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有疑才能激发学生认识上矛盾，使学生处在“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不能”的状态，从而拨动学生求知的心弦，点燃其思维的火花，引发学生探索问题的热情。相反，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平铺直叙，一讲到底，不去想法设置一些好的疑问，就不可能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热情，即使教师讲的头头是道，学生依然会无动于衷，有的甚至昏昏欲睡。因此，教学过程中适当、巧妙的设疑，对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讲合同订立程序之一要约成立条件时，让学生先弄清要约成立的三个条件，然后提问“要约是特定当事人向特定的相对人做出的意思表示，那么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是否是要约呢？如悬赏广告”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学生兴趣高涨，讨论热烈，因为学生一般认为，要约是特定的当事人向特定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凡是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一般都是要约邀请。经过讨论之后，学生才明白，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要约，如悬赏广告，有的不是要约。

三、结尾要“耐人寻味”――趣犹存

叶圣陶先生说：“结尾是文章完了的地方，但结尾最忌的却是真个完了。”写文章如此，上课也如此。传统教学以学生学懂为目的，一堂课结束，有些老师就认为内容讲完了，问题解决了，大功告成，最终布置作业，下课了事。其实，在一堂精心设计的好课中，结束环节不容忽视。巧妙的结尾可再次激起学生的思维高潮，如美妙的音乐一般耐人寻味。设计得好,能产生画龙点睛，余味无穷，启迪智慧的效果。所以，经济法律法规教学也应该注意课堂教学结尾的设计，教学结课的形式方法很多，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学生情况或课堂临时出现情况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而不必拘泥于形式。

参考文献：

[1]陈纪统.语言的魅力[J].江苏教育,1980，（7）.

[2]张舒予.现代教育技术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137-138.

[3]陈安福,张洪泰.教育心理学[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109-113.

经济法规范文第6篇

一、**年度工作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一）重点工作

在**年度政府立法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原崛起提供法律保障的指导思想，突出立法重点，创新和改革立法工作方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顺利完成了年度立法工作任务。**年度经济法规处负责审查办理地方性法规4件：《**省信息化条例》、《**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已颁布实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已经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一审。负责审查办理的省政府规章计划项目10件，完成了10件，其中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4件，①《**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②《**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③《**省发展散装水泥管理规定》、④《**省装修装饰管理办法》；已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还未审议的有4件，①《**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②《**省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办法》、③《**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办法》、④《**省实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省政府法制办办公会研究暂不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有2件《**省铝粘土生产经营行业管理办法》和《**省节能监察办法》。这些法规、规章，涉及和覆盖了我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出台和实施的法规、规章，对于巩固我省改革开放的成果，规范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原崛起，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另外，对于部分立法调研项目，我们也已着手办理，如《**省农村公路管理条例》、《**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例》等，为明年立法任务的滚动推进做好储备工作。

（二）日常工作

1、按照规定期限完成了国务院法制办和省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全年共办理国务院法制办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立法草案征求意见12件；办理省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地方性法规立法草案征求意见12件。对每一件征求意见稿，我们都及时组织办理，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按时办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全年共办理提案、议案20件，其中主办3件，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办理17件，这些提案、议案答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全部为满意。

3、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办理省政府有关涉法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工作。全年共办理省政府批转的各类涉法规范性文件12件，如**省长和**副省长批办的《**石化借反垄断法出台之际强势部门》，**山市法制办的《关于医疗机构应否缴纳城市水污染处理费的请示》，**市法制局的《关于城市郊区生产供应城市市区热水是否应缴纳污水处理费的请示》，办公厅交办的《关于**集团公司煤矿尾矿水免征水资源费的请示》等，我们进行认真审查办理，并提出合法、合理的意见，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为政府依法决策提供法律服务。

4、加强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参与撰写《新形势下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的思考》理论文章，在政府法制网站上消息两篇，并积极参与政府法制网站的建设与维护，负责省政府门户网站和省政府法制网站主任信箱法律咨询回复工作。

5、认真完成了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如有关文件及领导讲话的起草工作、有关会务的准备工作、有关向国务院法制办请示的转请示工作、有关来人、来电、来文法律问题咨询的答复工作等。

（三）主要做法及工作特点

1、办领导重视是我们做好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立法工作是我们法制办的一项重要职能，办党组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究、协调解决立法工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召开办公会研究立法草案，保证了立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余主任多次亲自修改上报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立法草案，并结合省政府常务会议的要求，对汇报材料提出修改完善的要求，就立法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亲自协调；司九龙副主任对每一件立法草案认真把关，并与我们一起逐条进行研究。可以说，办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是我们做好立法工作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2、严格实行立法项目目标责任制，牢固树立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年初我们对所承担的立法项目进行了认真的分解，明确了工作时限、负责人、具体承办人和工作要求等，切实做到任务明确，要求具体，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处务会议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小结，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立法项目目标责任制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同志们的工作责任心，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3、不断拓宽民主立法渠道，实行开门立法。今年经济法规处负责审查办理的法规和规章题目全部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实行公开立法。一是在省政府法制网站和省政府部门网站刊登征求意见稿全文；二是在大河报、**法制报、**商报、郑州日报等报刊刊登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对涉及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的立法题目，在**日报上全文刊登，如《**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公民可以通过写信、发送电子邮件、打电话、发传真或亲自到访等多种方式将立法建议和修改意见及时反映到省政府法制办。三是我们不但通过平面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而且实现了省政府法制办、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立体式联动。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征求意见过程中，省政府法制办法规处负责人作客省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在线》节目，通过电台热线和网络平台与群众进行互动，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对条款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四是到基层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管理相对人和基层同志的意见，如在审查《**省城市垃圾处理管理办法》过程中，通过基层调研，体察民意，了解实情，发现问题，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五是对涉及经济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部门职能交叉较多的立法项目，组织咨询专家论证会，如《**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和《**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

4、注重协调，加强沟通。在立法过程中，除了注意收集、采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外，还重视与省直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对立法草案中涉及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主动与省直有关部门协商，充分听取并采纳其合理意见，把矛盾和分歧消化在会前，以求达成共识。由于重视与省直机关的协调沟通，确保了立法草案的成熟度，也保证了立法草案在政府常务会议上的顺利通过。

5、把握立法规律，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政府立法工作是专业性、技术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立法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性，才能确保法规、规章的质量。按照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立法要求，我们在审查协调立法草案内容时，都非常注重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实体与程序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注意把握法制统一的原则和立法草案的成熟度，强化对立法草案质量的审查把关，认真把好法律法规审查关、立法技术关，进一步提高立法草案质量。

6、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内部建设。今年以来，全处同志都能够按照年初我办提出的机关建设的要求，全面加强作风建设，认真参加了三新大讨论和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严格执行各项纪律，加强学习，提高自身政治业务素质。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处同志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大家精诚团结，互相支持，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班加点，无私奉献。在工作中，分工不分家，全处拧成一股绳，确保了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五）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经济法规范文第7篇

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因此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国外体系构建对我国的启示，论述了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

关键词：

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完善措施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涉及到庞大的系统工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因此对于体系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协调、缺乏操作性是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注重法律法规的配套与协调，健全实施细则及体系结构，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相关概念

（一）循环经济综合国内外相关解释，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是主要依靠生态型资源来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是指由现行的所有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分为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纵向体系主要包括循环经济基本法、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横向体系主要是指综合性和行业性的经济法律，如《清洁生产法》、《食品再生利用法》等等。在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基本立法主要有《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支撑[1]。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同其他法律体系一样，由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组成。循环经济基本法主要有两部，分别是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以“减量化”有限的原则全面规定了循环经济的制度。综合法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管理办法》、《资源高效利用促进法》等，专门法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防治法》等，相关法主要根据行业划分，包括《水资源污染防治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等[2]。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已经确立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是仍然存在法律不健全、立法不全、法律位阶低、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三、国外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的经验及启示循环经济的思潮最早发源于国外，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其法律体系构建已非常完善。德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法的国家之一，循环经济立法是非常完备的，其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条例、指南三部分组成，层次分明。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发展模式主要以基本法为主，统率综合法和各类专项立法。美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成主要为单行法，以预防优先为原则进行立法，强调抑制废物的生成。历史实践证明，主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经验、做法，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上也要主动向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的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要注意细化各项立法，分层次立法，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确保循环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四、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条款过于僵硬，导致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执法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缺乏实施细则，缺乏监管力度。以《清洁生产促进法》为例，该部法律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指导性或者标准性的规则，没有实施细则，整部法律中规定企业义务的条款仅仅只有11条，导致执法部门对企业缺乏监管力度，处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增加了该部法律的实施难度。第二，缺乏执法保障，造成执法困难。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仅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中有个别条例明确了具体的执法措施、处罚细则，在执行其它法律条款时都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法权，形成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执法困难的局面。

（二）法律法规不协调当前我国的各个法律体系的构架都是按照宪法—基本法—行政法规—规章的顺序进行不断完善的，这样的构建顺序导致了基本法的不健全不完善，与下阶法存在很多重复交叉的地方，容易出现法律位阶冲突问题。一方面不同位阶的法律会存在冲突，由于法律法规文件往往由不同层级的权利机关制定，因此就会出现地方法律与中央法律存在矛盾的局面，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相同位阶的法律冲突，地方性法规的冲突会导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法律案件的时候只能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处理案件，有些时候可能会损坏某个地方政府或公民的权益。例如：在关于产品回收问题上《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都有着具体的规定，《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关于产品的回收名目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而《循环经济促进法》则规定由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部门制定。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协调导致循环经济存在多头管理、执法依据相互矛盾的问题，无法对循环经济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管理。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能源节约等方面息息相关，也和市场经济、政府决策等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其它部门法律法规的配合与支持，使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能够成为完整的有机整体。但是，现阶段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法出多门，存在很多法律空白，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是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在金融法、财税法、企业法等法律中都未对循环经济作出相关规定，导致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型经济社会[3]。

五、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措施

（一）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大执法部门的权利。由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执法权力，导致执法力度不够，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因此，要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分别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权利，让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能够依法执行强制权，以达到执法的目的，促进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落实。其次，还要注意不断细化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没有实施细则的法律只是空壳子，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要实现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就要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内，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明确工作方向、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处罚力度等，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注重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首先，在立法的顺序上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要重视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补充，可以先从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领域着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之后再进行专门法的编制，然后对基本法进行修改与制定，最后综合已完成的法律法规，对综合法进行调整，弥补现有的不足。其次，要注意现行的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协调。要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其他相关法律、专门法律、综合法律等也要与《宪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核心理念保持一致，将存在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最后，还要注意同阶法律的协调。发现不同部门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时，双方要在尊重立法宗旨和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协商，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出现。

（三）不断完善配套法律支持体系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因此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不可能孤立的完成，也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法律体系。要在经济法、合同法、金融法、企业法、能源法、环境法、审计法等方面进行循环经济的相关规定和约束，弥补完善现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以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促进循环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最终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

六、结语

总之，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复杂的工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配套性、有效性等三方面着手，要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来对公民、企业、政府、社会起到相应的约束作用，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玉基．论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法学杂志,2011（4）：37—41

[2]杨汝琦．建立与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1（1）：89—92

[3]聂永有．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3（2）：144—150

经济法规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法；问题；解决措施

一、我国经济法与其他管理的关系分析

1.经济法与审计之间的关系及重要性。经济法课程是审计学专业、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等财务会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由于我国的经济法建设仍不完善，在经济活动建设审计项目过程中经常会造成审计经济的损失。在审计项目管理中，如何科学有效地控制审计成本一直是审计项目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市场管理控制与经济法制度的关系。在市场管理中，一般会利用国家的相关社会经济法律法规与市场运营管理相结合进行控制管理。市场的控制管理除了包括物价管理，还包括商标维权管理和其他管理等。只有加强市场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确保市场经济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建立一个公正合法的市场法律大环境。

3.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经济法的关系。构建节约型社会是我国的重要治国方针，要想做好节约型社会就必须做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经济法中重要的管理项目。不断完善并实施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相应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等，在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做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二、我国经济法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法规缺乏统一性。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法规中有很多内容并不统一，常出现理论与实际实施内容相悖的现象。在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中，关于同一内容却又不同的说法，其中心内容基本一样，但论述的实际条例却又不同，很难分辨哪个是正确的。理论学都无法一致，又怎能以其限制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行为呢。这种经济法缺乏了统一性和信服性，只有法律法规统一了，才能更好地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

2.理论内容缺乏明确性。在我国的经济法内容中，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经济法律法规条例可依据，没有详细具体的理论依据条例来遵循，而法律就必须是法规纲要明确，所以不限地理区域，法律条例内容必须统一。

3.内容建设缺乏完整性。国际的经济法内容中的明确条例常无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中查到，这样不健全的经济法内容，使我国的违法分子趁虚而入，却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制约他们。长此以往，必然会扰乱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更会失去经济法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性和崇高法律地位。

三、解决我国现经济法存在问题的措施

1.完善我国经济法及行政立法的制度体系。要想确保我国经济市场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一定要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度体系的完善和改革，这样才能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合法地进行经济活动。随着对经济法的不断重视，我国政府已经在各领域公布确立有关经济立法，并在市场的经营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经济法的内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理有据地制定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才能提高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能力。

2.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经济法的力度。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其本身盲目性和混乱性，这就需要通过国家制度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来约束经济市场本身的缺点。我国经济体系制度在从传统的管理模式逐渐转变成新型模式的过程中，因受到传统经济制度体系的约束，所以，国家必须要加强对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化升级。

四、结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不断地完善我国经济法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使我国经济市场合法有序地进行下去，才能使我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持久稳定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李元.“低碳经济”的思维模式[J].武汉理工大学报，2017，(1).

[2]谢军安.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对策[J].科教文汇报，2016，(12).

经济法规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法立法执法政策决定模式法制决定模式

要说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的关系，首先有必要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国家经济干预为主的，以社会主义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关系。调整对象决定调整范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①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包括：财政法（含预算法）、银行法、物价法、税法、计划法、投资法、标准化法、审计法、会记法、统计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环境保护法；②市场秩序（市场管理）经济关系。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工业产权法、广告法、房地产法等。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畴基本确定之后，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完善工作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开始都是以计划经济为模式的，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曾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有市场，但它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计划是通过领导人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他们制定的政策来指导或指挥经济工作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负责人，就算能制定出再好的政策，这种领导方式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显然是不够的，伸缩性也较大，难以有效地保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之适应的要建立法制经济，这就需要加强经济立法。经济法规具有明确性、具体性和特有的强制性。经济法规是体现经济规律要求的，违反经济规律就是表现为违反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这就用国家强制力保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因此，为了领导，组织和管理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可见，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经济法的武器，经济法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不在经济工作中加强法制建设，就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包括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和浪费，就难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政策约束但政策是可以多变的，更是可以打“球”，或用“对策”来对付的。所以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在各个经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各种经济法规并保证其切实执行，用法律武器同瞎指挥、盲干等作斗争。

我国经济法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提出来的，是国家对经济管理工作加强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常化的要求。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法制和法治。有了法制就能做到相对稳定性的规范要求，而且不是哪个领导人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能做到集思广益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有了法治才能更好的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有效地约束那些胆大妄为者。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特殊强制性，我国刑法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里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裁定，不仅有刑法保证执行，还可以通过银行划拨款项强制执行。事实证明，许多因行政手段长期解决不了的经济纠纷问题，经向法院经济审判庭，就能较快地得到解决。在当前，用法律强制性保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由于愚昧、自私和专断而造成的瞎指挥，乱上项目及豆腐渣工程作斗争，能具有重大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的立法和完善工作的作用，还体现在解决协调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不同所有制所属单位的不同利益矛盾关系的解决上。在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如发展经济、活跃市场同城市建设，卫生防疫之间；生产同环境保护之间；国有企业同乡镇企业之间；交通管理同交通运输之间等等，都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一般地说，各行业、各单位考虑自身的利益比较多，而对其他部门则考虑比较少。经济法规从全局和整体上考虑问题。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防止力量的互相抵消，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使之形成一种发展经济的综合力量，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取得最佳经济效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经济法规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要通过具体经济法规表现出来的。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反映了自力更生基础上，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更大地发展我国经济的客观规律。有了这个法和诸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配套法规，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就愿意同我们合办企业，我们也能够达到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合同法》关于：“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和关于违反合同应付违约金和赔偿金的规定，更是直接保障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条款，有些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往往随便签约和毁约，致使合同纠纷案件大量发生。这些纠纷严重地影响着企业资金的周转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法院依照《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解决，就能把死钱变成活钱，把死机器变成活机器以推动生产的发展。如**空调厂，几年来外单位欠其贷款500多万元，严重影响着生产。该厂向法院后，依法索回了这笔巨款，对生产促进很大，充分显示了经济法制工作的重大作用。

为了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仅要加强经济立法，还必须认真解决经济法规的执行难问题。立法难，执行难，因为经济法规的执行不仅贯穿着思想的斗争，而且贯穿着科学战胜愚昧的斗争。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我们的许多经济法规执行得不好，有的基本上未得到执行，当然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在经济法规方面尤其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行政干扰较大，法规的权威还不如上级行政领导的权大，以权代法，行政代法，行政领导瞎指挥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其次是地方保护主义，自己行政管辖地区明明出现了经济违法，但地方领导考虑到本地区利益予以袒护。再就是就经济法规本身来看，有的过于原则、不够具体，明确，因而不好执行，需要尽快地制定各种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如经济法规的罚则，有些法规只在最后笼统地写上一条对违法给予经济的，行政的以至刑事的处分，但具体怎么处理就没有规定，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已颁布的一些经济法规中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更难以执行。俗话说：法不责众，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即使立了法也没有用。另一方面，就是经济司法问题。我们的经济司法机构建立的时间不长，干部业务生疏，经验不足，加上经济法规又相当庞杂，也就给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司法部门仅负责一小部分执法工作，即只管的案件，不的问题还是大量的。

经济法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法 低碳经济 改进设计

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和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恶化的双重挑战，探求和构建新型的低碳式发展途径有助于我国从以往粗放型的、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转型为新型的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是我国寻求和谐式发展探索工作的必然构成模块，因此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领域探索我国低碳式发展模式的构建是学术界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升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内加入对低碳升级的考虑，从而形成低碳引导型的经济法规机制是我国未来经济法改进和调整的可行途径之一。

低碳经济对于我国经济法的改进要求

由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作为干预、调控、引导、规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经济法应当从以往的促进经济资源合理分配、提高经济体发展效率和保护经济发展参与各方的目标框架上进行适当的丰富与调整，从而促进低碳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内容和发展目标，低碳经济对于我国经济法的改进要求主要体现在：

（一）对高碳发展模式的约束性要求

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保留着传统的高碳、高排放、高污染发展模式，并且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对于这种高碳式发展途径并不存在约束性的经济法规定，对此可能带来的影响及每个具体的高碳式经济项目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缺乏约束性的规定，因此在未来的低碳式发展模式中，在经济法规中加入对于高碳式发展模式的约束性措施，例如大项目强制性环境评估、定期碳排放量检测、重大碳排放事件报告要求等，从而保证企业和经济实体在高碳发展过程中感受到高碳发展模式的潜在压力，促使其尽快实现低碳化升级。

（二）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引导性要求

目前国内外企业在进行低碳化改造的前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升级成本，并且需要面临较大的转型风险，因此为了促进和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化升级，同时也为了减少整个社会在完成低碳式改革的整体切换成本，在整个经济法规体系中需要对低碳技术创新进行相应的引导式规定。具体到我国的经济运作实际中，我国的经济法应当通过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进行技术创新合作，并保护经过科学论证的有效的低碳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规范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进程，从而对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低碳技术创新进行刺激、对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进行保护，并鼓励低碳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

（三）对高碳极端行为的公权干预要求

在现行经济体系及未来低碳式发展经济体系中，企业和经济实体往往由于从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和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以牺牲环境长期利益和企业生态效益为代价做出破坏低碳式发展成果的行为，并且这种有害的高碳干扰行为往往容易对实施低碳化改造的其他企业带来不利的打击，甚至最终可能导致整个行业在低碳发展上的倒退。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个体的短视行为对整个低碳化发展趋势带来的打击，并防止这种短期化的行为干扰经济体的长期低碳发展，我国经济法体系应当通过对高碳极端行为的强制性惩罚或纠偏规定来降低低碳升级进程中的群体行为短期化的风险，通过公权干预的法制模式来增强我国经济法在促进社会整体低碳化升级方面的作用。

（四）对低碳弱势企业的私权保护要求

鉴于低碳式发展企业往往在其低碳化升级前期因为低碳化改造成本较高而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同时低碳化改造中的企业由于整体升级调整期的存在使得其竞争力往往会在短期内略逊于高碳型企业，并且由于这些企业投入到低碳化改造中的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所以对于这些因为低碳化升级改造而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而言，通过一套完善的经济法机制来保护企业的私有权益及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及其低碳化改造的成功完成至关重要。因此在我国经济法的改进和调整过程中，通过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低碳化企业进行合理适当的保护，并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严格的维护，对于促进我国社会整体低碳化升级尤为重要。

综上可知，在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向低碳化转型的过程中，对经济法的改进应当满足低碳发展模式的高碳约束、低碳引导、公权干预和私权保护要求，从而形成符合新型低碳发展模式下的科学有效的经济法律体系。

低碳经济模式下我国经济法改进设计

（一）细化已有的低碳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为了促进社会和经济的低碳式发展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的整体低碳化改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这批法律法规主要的规定都是属于原则性的法条，例如我国可再生能源法16条规定的“国家鼓励发展生物质燃料，鼓励发展能源作物”，但是在法条中对于如何鼓励、如何具体化地实施这些原则性条款并未作出细节化的规定。因此在未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善过程中，需要将已有的低碳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细化，以更加具体化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法条设计来完善针对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而为低碳化的经济法提供相应的辅助支撑体系，促进我国经济法向低碳模式改进。

（二）综合扩展低碳法规覆盖面

目前我国的低碳发展规范法规都存在一定的规范目的，其规范对象也较为狭窄，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主要针对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可再生能源法》主要着眼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推广，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都具有专业化、单一化的特点，无法全面地对低碳式经济发展所涉及的所有经济元素进行规范。因此鉴于所有企业都需要受到经济法的限制，为了综合地扩展低碳法规的覆盖面，利用经济法这一可以规制经济体系中所有实体的法律来扩展国家对于企业低碳发展的要求，是实现低碳式法规覆盖范围全面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我国经济法在以促进低碳式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改进调整中，可以突破以往的资源保护、限制排污、能源利用等专业法律的规范范围局限，以低碳经济发展为规范目的，对企业等经济实体在经济运作中的生产、销售、采购、污染处理、技术创新等职能所可能涉及的所有低碳化元素、流程进行规范和引导，例如建立完善的碳排放资源税征收机制、碳排放量监测机制来完善企业的低碳化经济法规制，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低碳约束水平。

（三）建立低碳导向的附加税制条款

在我国经济法的附加税制条款设计中，首先，应当做到明确界定法规所覆盖的低碳化改造企业的定义，并且明确法规的覆盖期限。由于企业的低碳化改造往往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并且在该时间内企业整体运营风险加大，运营成本上升，因此在该段时间内对这类企业进行税收征收上的优惠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我国经济法中应当针对企业低碳化改造的特点，以低碳化升级资产占企业资产总比例、低碳化升级费用占当年企业费用支出比例、低碳化节能减排量占原有碳排放量比例等指标为划定标准，以符合的指标值来作为判定企业为低碳化改造企业的条件，并根据调研获取企业所在行业的低碳化改造耗费时间、企业低碳化改造合同的合同工期、企业低碳化改造完成至低碳化升级效益取得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将这些时间加总作为企业获取低碳化改造税收优惠的覆盖时限，以保护低碳化改造企业的经营权益。

其次，在我国经济法的附加税制调整条款中，应当适当地设计对低碳化改造企业的税收优惠内容。为了减轻低碳化改造企业的短期经营负担，并且也为促进企业将其主营业务进行低碳化改造从而避免一些企业利用非主要业务的低碳化改造来骗取税收优惠，我国经济法的附加税制调整法条在对低碳企业的税收优惠内容上应当根据其低碳化改造所涉及的业务规模进行设计。例如根据企业在低碳化改造之前，低碳化改造设备、流程所涉及的经营业务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总额占企业整体利润的比例，来确定在企业的所有应征税收中所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以该比例为基础划分出企业在进行低碳化改造过程中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基，并以该部分优惠税基为基础设计累进制的税收优惠幅度，从而鼓励企业对其主要业务进行低碳化改造。

同时，为了引导社会整体向低碳化发展模式转型，我国经济法还应当讨论和逐步建立对高碳高排放企业的资源税或高碳排放惩罚税机制。我国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频繁调研和税制改革草案讨论向社会预警信息，从而使企业界做好应对高碳惩罚性税收的准备，而后在一定的试行和过渡期之后全面推行针对高碳排放企业的额外碳排放税收征收机制，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低碳化改造进程。

（四）设置低碳导向的惩罚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法中的惩罚机制主要着眼于保护企业的私权不受侵犯，并且集中于市场公平性的维护、企业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等，但对于低碳相关的企业极端行为、低碳权利侵犯行为的惩罚机制并不清晰，许多企业在高碳生产领域对于其他企业的侵犯或是对低碳企业进行的敌对干扰往往只能依照现有的经济法规从其他法条进行较为牵强的惩罚，并且多数违规行为往往因为缺乏清晰的法律规定而不了了之。因此，为了在未来的低碳经济环境中有效地惩戒妨碍社会整体低碳发展的商业极端行为，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设置以低碳为导向的惩罚机制是尤为必要的。

我国经济法规体系中，应当针对高碳企业对处于低碳改造进程中的企业所实施的违规行为加重处罚，并力争利用惩罚条款实现这些高碳企业的非法得益向低碳企业的转移，从而避免因为高碳企业的违规行为而阻断受害企业的低碳化进程。此外，我国的经济法规还应当切实保护低碳改造企业的知识产权，对其低碳改造涉及的知识产权受侵犯的情况应当坚决予以维权支持，以严格的法律规定来保护低碳改造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添加引导性鼓励与奖励指令

为了促进我国企业界的低碳创新，我国经济法还应当在其改进过程中加大对企业界低碳创新技术的鼓励与支持力度，例如对科研机构出售经验证有效的低碳创新技术，各级部门应当加快审批进程，减少技术转移手续费用，并对于产学结合成功、实现长期可靠的低碳减排收益的企业改造项目予以奖励等。

此外，在我国经济法改进途径中，应当注重在法令上明确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对低碳技术改造的引导和鼓励职责，从而从原则上确立低碳化改造这一关键升级程序在经济运转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经济体的低碳化转型。

（六）与国际低碳交易机制相适应

目前低碳化发展已经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京都议定书》协议签订以及后续的气候环境会议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国际社会对于节能减排，尤其是碳排放权的排放限额规定已经促成了碳排放量国际交易市场的产生，作为规范国内经济同时也规范我国经济体的国外贸易行为的法律法规，我国经济法必须在改进国内规范的同时建立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行为的规范机制，通过详细规定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各种规范程序和禁忌事项来共同促进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国际经济整体发展的低碳化。

综上，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实现低碳式经济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个必然方向，为了适应这种低碳式发展要求，我国经济法及其配套法律体系应当为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从而更好地保障低碳式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贺汉魂.经济伦理视阈下低碳经济发展研究[J].中国发展，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