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02:56:04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
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
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
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
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
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
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
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
二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
不清。1921年，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
研究》约13000字， 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
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
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
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
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第2页。）；郑振铎
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之前（
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828页。1958 年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
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
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论述了
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
。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
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是为纪念《申报》五
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
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申报》创刊于1872年，19世纪的七十年代正
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
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
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直到“五四”前后，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
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
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
变迁的历史时，他首先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东亚图书馆1924年版，第91页、94页。
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
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
点。胡适说这五十年的文学，由于受到“时势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五十
年的下半（笔者按：约指之后）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
诚然，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
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
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除对仍用旧体诗
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典型的例
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
严复、林纾均是用文言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外国小说的，但胡适对严、林
二人的评价却颇有历史主义眼光。他说：
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
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
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
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
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
认识上存有差别，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高文典册”；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
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天演论》，那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适对于林译小说的评价亦很中肯。他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
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
个新殖民地。”胡适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所周知，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正是凭借林纾这支以文言为转换符号的生花妙笔，重视了巴黎上流社会肮脏一角所
发生的一个哀艳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不
胫走万本”（注：寒光：《林琴南》；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文苑传》第
9卷。），时人誉为外国《红楼梦》。 文人雅士也纷纷献诗题词，连近代翻译大家严复
对此都赞叹不已：“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注：《甲辰出都呈同
里诸公》，《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以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
上掀起了一股茶花女热。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基于这部林译
小说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胡适在评论林纾译的华盛顿·欧
文的《拊掌录》和狄更司的《滑稽外史》时又指出：“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
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
往更用力气，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毕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
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
。”这些言说不仅是“五四”之后第一个对林译小说作出正确评价的文字，而且对后来
的研究者也很有启示。不少评论家最常称赞的林译狄更司小说中的幽默情调就是最早由
胡适指出的。
再如胡适对于章炳麟，一方面指出他是一个“复古的文（学）家”，批评了他复古
主义的文学观，另一方面胡适也正确地指出章氏的“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价值”
，“他的古文学功力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
方面都能‘成一家’。”并且赞章氏的《国故论衡》是“两千年中”与《文心雕龙》、
《史通》、《文史通义》可以媲美的“七八部精心结构”中的著作之一。
此外，胡适对于近代小说的批评也颇具文学史家的眼光。他评论吴趼人的小说时，
特别指出外国小说对吴氏创作的影响，这一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如所周知，吴趼人是近
代最善于学习外国小说艺术技巧的一位小说家。他主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从
某一方面（或结构，或叙事模式，或艺术手法，或小说类型）吸取了外国小说的艺术营
养。我们还可以从吴氏的某些小说找出具体例证，比如吴趼人评点过法国鲍福的小说《
毒蛇圈》，该书是用的以对话开头的倒叙方式，吴趼人随后创作的《九命奇冤》，明显
地学习了这种倒叙的叙事时序，这点胡适在书中已经明确指出。再如，他评论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云：“《怪现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内容也是批评家庭社会
的黑幕。但吴沃尧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
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证之于吴趼人的《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痛史》诸作，胡适的话是正确的。
再如对《老残游记》，胡适指出：刘鹗“写玉贤的虐政，写刚弼的刚愎自用，都是
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场经验深，故与李伯元、吴沃尧等全是靠传闻的，自然大不相同
了。他写娼妓的问题，能指出这是一个生计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种眼光也
就很可佩服了。”如果说胡适对《老残游记》的批评有点唯物史观，该不是毫无根据吧
。胡适又指出《老残游记》的艺术特色是长于描写，尤善用“白描”，这个发见以及他
在《老残游记·序》中所举例证（如白妞说书、黄河夜月、黄河结冰等），至今仍为人
们认同。
总之，胡适的这篇长文确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和新的见解，故鲁迅先生在读完此文的
初稿后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
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注：《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版，第 412—413页。）在“五四”之后不久，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
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
到的，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活文学”、“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
文的同时亦有提醒：“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若夫以前
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注：《
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页。）鲁迅
的批评十分委婉，剔肤见骨，不难看出鲁迅对胡适以文本符号是否白话作为判断历史上
文学“死”、“活”的标准显然是不同意的。此外，胡适的批评也有轻率的毛病。如文
中说：“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派的毒，很少有价值的。”胡适对问题
的认识确有独到之处，但有时难免失之主观，此其一例。
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中，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鲁迅1920年在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写有《小说史讲义》。1923、1924年又出版了
《中国小说史略》（北京：新潮社）。此书以历史进化的观念依据许多新的第一手资料
，揭示了小说演变的轨迹，所谓“从倒行里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注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页。），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拓
荒之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专门讲了“清之狭邪小说”、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划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种小说类型，然
后考其源流、寻其脉络、择其代表作，进行论述，言简意赅，独到精辟。以鲁迅先生命
名的谴责小说而论，《史略》第一次将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结合起来阐
释，并对这一流派的特点、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异同作了钩玄提要、极其精辟的
概括，其论断至今学界仍奉为圭臬。诚如阿英所说的：“中国的小说是因他才有完整的
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
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注：《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载《小说闲谈四种·
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此书连
同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近代小说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郑振铎先生于近代文学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不仅“用了很大的努力和用心”
（注：《晚清文选·序》，载《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页。）编选了《晚
清文选》， 为近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资料，而且对近代一些名家如梁启超、林纾进行了较
深入的研究，写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长篇论文，此外，他对姚燮、近
代戏曲研究亦有贡献。
陈子展先生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较大，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出版
，作者明确主张近代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新文体”、词曲、翻译文学这一主线，将三十年来（1898—1928）文学之嬗变与转化
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与它稍后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
1930年）可以互补，后书较前书的论述有了深化。同时两书对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
文学》中所忽视的旧诗词（如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也进行了论
述，这样更好地展现了近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嬗变的轨迹。
此外，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吴文淇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杨世骥的《文苑谈往》、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赵景深有关近代小说戏曲的考证、安英的《民初小说发展的过程》，以及陈衍的《近代
诗钞》、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对近代文学研究均有贡献。其中阿英的《晚清小
说史》，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晚清小说的断代史。该书1934—1935年著，1937年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1954、1957、1959、1980、1996年又多次重版。此著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从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描述和阐释晚清小说（1875—1911）繁荣的概况
和原因，作者利用主题学的分类法（实际上是按小说题材分类）将晚清小说分成十二大
类，然后对每类代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而公允的论述。阿英先生是近代文学
图书的收藏家，又编有各种书目，于晚清小说异常熟悉，故资料丰富翔实，是这部小说
史的特点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说除重视创作外，对这时期翻译小说也有论述。限于史料
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书中个别史料的判断、作家生卒年、译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诠
释均有可商榷之处，但此书对研究近代小说，在当时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部
独一无二、带有引路性质的小说史著作，很有参考价值，亦被国内外视为研究近代小说
的权威性著作，影响颇大。阿英还著有《弹词小说评考》（1937）、《女弹词小史》（
1938），其中保存了许多近代女弹词家的史料，很有价值，因之也扩大了近代文学的研
究范围。阿英还编辑了许多文学资料，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多，这将在下面还要提到
。
总起来看，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期所谓“近代”，尽管概
念模糊，时限尚不统一，但不论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五十年”（1872
—19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末”、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
“近代”（1898—19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其言说重点均指
近代文学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体部分。作为近代文学的重心，以上各
家的诠释对于尔后开展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今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五四
”时期，胡适、郑振铎、钱基博、陈子展等人不约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
革命联系起来论述，这一见解足可见出以上诸家的卓识。
第三，“西学东渐”是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
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均重视翻译文学，鲁迅、胡适、郑振铎、茅
盾、陈子展、贺麟、杨世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专章论述近代翻译文学，或
写专文探讨重要译家（如林纾、严复、伍光建、苏曼殊、周桂笙）的译作。这种对近代
翻译文学的重视，恰与1949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对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相对忽视形成反
差。
第四，此期近代文学研究尽管还不成系统、也缺乏广度和深度，但由于许多研究者
是有卓识的学者，论著富有学术个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
三
从1950年至1978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建期。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近代文
学”这一文学史概念，并开始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1949年，虽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
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专著论述到近
代文学的内容，但他们对“近代”的概念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
战争到“五四”运动，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全过程。
五十年代初鉴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状况的不尽平衡，一些学者如丁易、李何林、舒芜
首先提出开展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这个建设性的意见虽未
能根本扭转学术界对这段文学史的淡漠和忽视，但对于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
极的意义。之后，则有对诗人黄遵宪的讨论，对小说《老残游记》的争论。尽管这些讨
论，特别是关于《老残游记》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近代作家作品的这些
讨论，包括六十年代中期对《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讨论，对于推动
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断限的意见，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明确提出“近代文学”这
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段来研究，应溯源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
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稍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
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大本《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中国文学
史》中把“近代文学”列为独立的一编，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60年，中华书局出
版了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第一部断代专史，
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把中国近代文学写成独立的断代文学
史专著，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六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近
代文学的研究论著。在这两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阿英先生。阿英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
近代文学，他先后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注：据吴泰昌编的《阿英著作目录
》作者自述：“本书始稿于1934年，至1938年写定。”全书40余万字，未刊，惜原稿遗
失。）、《晚清小说史》和收集在《小说闲谈四种》中的有关研究近代小说和近代文学
的许多文章；特别是在近代文学资料整理方面，他的贡献最大。阿英除撰写了《晚清戏
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五种
，（另有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一种），《晚清文学丛钞》12卷
。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阿英编著的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资料、目录的总字数约
在1000万字左右。阿英先生是在近代文学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
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在资料建设方面，魏绍昌先生也是很有贡献的，他六十年代初编的《老残游记研究
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八十年代他又编了《李伯元
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对研究近代小说很有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简夷之等人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两册）、北京大学中文
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的《近代诗选》、《人境庐集外诗辑》，为
近代文化和近代诗歌研究提出了参考文本。
在研究论著方面，这时期除出版专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谭彼岸著）和《黄遵
宪传》（麦若鹏著）外，还446 篇（注：此统计数字据王俊年等：《建国三十
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139页。）。除前面已涉及
到的论文外，较重要的还有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四川师院
中文系教研室撰写的《龚自珍诗研究》、吴剑青的《黄遵宪评传》、佘树森的《如何在
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严薇青的《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章培恒的《论高旭
的诗》、叶秀山的《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简评》、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章
）》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面窄而零散。
“”前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极其可怜，每年平均只有27篇文章，
而且研究面也很窄，主要集中在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和几位大家身上，如龚自珍、黄遵宪
、梁启超、秋瑾、王国维等人。而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家均未涉
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对许
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自然写不出文章来。二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对
近代文学史上许多主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家不敢涉及。前者如蒋智由、黄人、资产阶级
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后者如同光体、鸳鸯蝴蝶派、诗人金和、江?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统，即以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龚自珍、梁
启超和王国维而论，也只是几篇文章，既没有对其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
也少有高质量的论文。如果从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要求，即从年谱、传记或评传
、作家研究到研究资料集这样一套系列研究成果来衡量，“”前的近代文学研究，
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具备了这样的研究深度。
（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前的文学研究均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非独近代文学研究如此。但由于近代
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为政治运动服务这一特点，在近代文学研究论著中政治色彩更浓。
表现有三：其一，有的研究者把近代文学分成进步与反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
类，人为地把研究者的思路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把诗歌中的南社与同光体，散
文中的新文体与桐城派，小说中的革命派小说与鸳鸯派小说，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
学，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对近代文学史上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
，如宋诗派的郑珍、莫友芝，“同光体”的陈三立，汉魏六朝诗派的王?运，
鸳蝴派的徐枕亚、桐城派的梅曾亮也都给以基本否定或很低的评价。其二，以政治分野
代替文学批评。比如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对其文学的评价，
生硬地以“戊戌”为界分解为进步和反动的两部分：这之前宣传维新变法的，是进
步的；这之后宣传“保皇”的，则是反动的。表现之三，把作家的政治观点、主观思想
完全等同于艺术创作和作品客观的思想意义。这在关于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评论中
表现得最为突出。评论者把刘鹗视为“汉奸”，或说其政治立场“极端反动”，并在作
品中寻找“反动”的根据，摘章引句，望风捕影，把完整的艺术形象肢解得支离破碎，
然后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思想意义。
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底，特别是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
空白期。1976年之后，一场政治灾难结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转机，近代文学研究界也
发表了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时萌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王元
化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任访秋的《林纾论》最具代表性。这些文章从历史反思和总
结教训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较宽容的心态，对近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尽管这些文章似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对于推动近代文
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
1979年至199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这二十年是近代文学全面丰收、研
究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观念更新、方法多样、自由探
索、多元互补的前进势态。
这二十年所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据我不完全统计在4000篇以上，为前八十年
的五倍。更主要的是大批研究专著的出版。这二十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专著？目前尚无
准确的统计，保守的估计也当在150 部以上，这和前三十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不足十种比
起来，更是一个飞跃，而且专著的总体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除了近二十种中国近代文学
史、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理论批评史、美学史之外，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任访
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季镇淮的《来之文录》及其续编、时萌的《中国近代文
学论稿》、管林等合著的《龚自珍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夏
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
五四”新文学》，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叶嘉
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注：叶嘉莹以下五人为美籍华人或台湾学者。）、王德
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李瑞腾的《晚清文学思想论》、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
究》、林明德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徐
鹏绪、张俊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刘德隆的《刘鹗散论》、吕péng?
《龚自珍诗发微》、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聂振斌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
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年谱、传记、作品选注、资料集。这些论著，或以资料翔实取胜，
或具有新的理念，新的发现。有些研究专著，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从理论框架到研究视角，都具有新的意义，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新。
但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更主要的成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
度考虑并规划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
这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鲜明的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排除“左”的思想干扰，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
新时期（1979）以来学界在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为我们
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提供了可能和新的眼光。德国大诗人海涅说过：“每一个时代
，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
精神。”本时期前十年，近代文学界一方面对过去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例如
对近代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孽海花》、《九命奇冤》
、和《恨海》的评价，对龚自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陈衍、朱祖谋和评价，都具
有一种“新眼光”、“新精神”。另方面，不少学人又勇敢地冲破，对桐城派、同
光体、鸳鸯蝴蝶派，以及金和、曾国藩、《荡寇志》、《九尾龟》、《玉梨魂》等作家
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这方面的探索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有的还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
白，如钱仲联先生的《论同光体》，就是建国后第一篇评论“同光体”的学术论文。对
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所作的这些新探索、新评价，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向广
度和深度拓宽。
（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微观、宏观、比较研究的齐头并进。
大体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偏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作家
（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这时期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在近代文学微观研究
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发表了百余种有关作品辑佚、校勘、选注、作家生平史料考证、
具体问题辨析的著作和文章。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郑方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
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王
立兴的《中国近代文学考论》、梁淑安和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
在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是学科建设上较高的研究层次，高质量、高水平
的宏观研究是一个学科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在此期内，近代文学界进行过若干次较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中国近代文
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注：论文均收入讨论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性质与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变
化的内因与外因，早期话剧的形成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
神，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同时，
不少研究者以宏观把握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为视角，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赵慎修
的《略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王飙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龚
喜平的《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王俊年的
《政治·生活·艺术修养与创作：试论晚清小说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赖芳伶的《
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林薇的《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这些论著
都是在充分占有微观研究所获得的材料基础上，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近
代文学或其中的某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西方文化撞击下的变革和创新。这种
对近代文学风貌、特点和变革的总体性把握，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在比较研究方面，二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任访秋的《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
”文学革命》、牛仰山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陈恒富的《龚自珍与
卢梭》、邵迎武的《苏曼殊与拜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袁进的《
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等均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既有中西文学、中日文
学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也有中国文学（近代与现代）自身的比较。在诸多的参照
系统中，更有助于准确地揭示近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
（三）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
本时期的前十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团体、文学流
派，乃至探讨近代文学某一侧面、某一问题的论著，但从宏观的角度以新的文学史观描
述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近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评价近代文学整体的文学史
著作还很少出现。这说明近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断代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是1960年出版的，此后二十六年
间无同类著作出现。1987年中山大学陈则光教授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山
大学出版社），全书计划为上、中、下三册，只出了上册，因著者陈则光先生病逝，未
能完成全书的写作。1988年，任访秋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问世（开封：河南
大学出版社），此书的出版正适应了当时高等学校“中国近代文学史”教学的急需。该
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突出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并以此为基
调建构自己的叙述框架。之后，1990年，郭延礼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
史》的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后两卷于1991年、1993年出版。这是以个人之力完
成的一部多卷本的断代史专著。该书在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描述了汉、满、
蒙、壮、回、藏、白、侗、彝、布依、土家、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的文学风貌
及其成就，“打破了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
学史的体制”（注：公冶文雄：《评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近代
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日本《清末小说》总第14期（1991年12月），第50页。）1991
年，管林、钟贤培主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上下两册，此书系高校文科教材，为适应教学需要，体例新颖，打破了过去文学史单纯
以作家作品为认知体系的结构方式，全书分综论编、文体编、作家传、中国近代文学大
事记四部分。九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
《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通史
。其中第五卷为近代文学卷，该卷为王飙负责，编写者均对近代文学素有研究，论述精
辟，颇多新的特色，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称赞。
除以上所提到的几部近代文学史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几部近代文学专史，如黄霖
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此书是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一种
，该书从中国文学批评近代化的角度来审视八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论
述自成体系，时有新见。此外还有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册（近代部分）、
易叶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关爱和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一卷、聂
振斌的《中国近代（1840—1949）美学思想史》、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谢飘云的《中国
近代散文史》、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
。还有地区性的文学史二种：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钟贤培、汪松
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等。以上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有三：一是这些文学史均有
一定的开拓性，有些著作说它填补某一方面的空白也不为过，如《上海近代文学史》和
《广东近代文学史》。二是文学史观均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对近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包
括近代文学的各门类）和个性把握更加准确，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和变革动因，表现在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和工作范式上也有创新，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
国小说史》第一卷；三是认知近代文学的视角和批评方法日渐丰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
社会学批评模式。但，由于文学史的编写，不仅是著者个人学养、理论水平、研究个性
的反映，而且它的质量高低也与整个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有关。正因为近代文学研
究还存有很多空白点，研究也很不充分，所以十几年来出现的近二十种各种类型的文学
史，其总体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四）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规划近代文学研究，是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工
作的一大特点。
1979年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仅研究力量薄弱，成果零散，总体质量偏低；而且
力量分散，研究工作处于一种无计划、无组织的分散状态。1983年后，这种状况有所转
变。八十年代后期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表现了一种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努力改变近代
文学研究落后的现状，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有些省市，如山东、广东、上海、澳门还
成立了地方性的近代文学学会。这些民间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
的研究工作。
第二，组织了多次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学术讨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不
仅交流了研究成果，沟通了学术信息，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协调了研究计划，对于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有计划地整理研究资料，编辑了几套大型丛书。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料。这里所谓“资料”，既包括研究资料
，也包括近代文学作品。近代文学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
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资料积累比较丰
富，也较容易找到。近代文学的资料状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未出版过文集、全集，
一些社团、流派的资料也流散四方，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散布在
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解决研究资料的困难，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利用各地自身的优势，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地编写了几套大
型丛书。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七卷本的《中国近代文
学论文集》。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二十余家高校、科研单位
共同编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遗憾的是，由于商品大潮对出版行业的冲
击，只出版了一两种，此套丛书已基本上流产。三是台湾王孝廉等主编、台湾文雅出版
有限公司1984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大系》，精装37巨册，收小说78种，这是出版较早的
一套近代小说丛书，在海内外影响较大。四是上海学术界发起组织的《中国近代文学大
系》，全书分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
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共12集30卷，1500万字，另附别集约50
0万字。 五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收近代小说数百种，
共80卷，4000余万字，已全部出齐。此书是目前规模最宏大、题材最广泛、内容最丰富
的大型近代小说丛书。六是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分文论
、诗歌、散文、词、戏曲、民间文学和小说7种12 卷，大部分已问世。七是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出版的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分社会、侦
探、武侠、爱国、滑稽、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10类，共12卷，400 余万字。
这套近代短篇小说丛书，虽分类稍嫌杂乱，但很有史料价值。因近代短篇小说大都刊登
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颇不易搜集，此丛书分类编辑成册，对近代短篇小说的研究提供
了最基本的篇目。
在资料建设方面，除各类大系、丛书外，还出版了若干近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别集
和全集。这些文学作品和作家史料的出版，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
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但总的说来
，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
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发
展更加迅速，并取得较大的成绩，以专著的数量而言，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其
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倘和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中
国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人数少，力量薄弱，目前更存在着
研究队伍的断层问题。八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今天大部分已退休或接近退
休，研究队伍中的后备力量来源不足，势必造成青黄不接。这是21世纪近代文学研究面
临的最大困境。二是研究领域狭窄，这种情况九十年代虽有某些改观，但并无根本性的
转变。目前的研究对象仍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许多近代二流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缺少研
究，有的虽有研究文章出现，但仅仅处于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欣赏的层次。三是研究工
作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近二十年，虽然出版了专著、专书150余种，论文4000余篇， 但
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质量都有待改进和提高，有些论文或专著，既无新观点（包括文学观
念的更新），又无新资料，往往是若干年前旧说的改头换面和重复，缺乏对近代文学研
究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的开拓、创见和探索。四是高等学校的近代文学教学仍十分
薄弱，近年来虽然认同近代文学重要性的有识之士愈来愈多，但在高等学校文科中近代
文学的教学仍是最薄弱的一环，有不少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课根本就不讲近代文学。高校
近代文学教学的薄弱，是导致近代文学研究后备军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多年呼吁
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今天正值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展示已取得的成绩，指
出存在的不足，目的在于超越既往，跨向一个理想的高度，带着新的希望进入21世纪。
我深信，富有极大潜力的近代文学研究必能吸引更多的学人来开垦这块沃壤，并将取得
更加光辉的成就。
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新晨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对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学刚刚过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学的读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对近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亲身感受。这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学虽然只有80年,其繁荣程度却是空前的。作家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文献浩如烟海。而且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单行本,而且更多地见诸报刊。从而使作品极其分散,极易流失。加之时间过去尚短,既来不及筛选整理,也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鱼龙混杂.薰莸并存。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犹如大海里捞针,乱石中淘金,群山间探矿,莽原上拓荒,其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着名研究者之一的郑振铎就说过:“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以郑振铎的学识之博和藏书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学研究“无所依傍”,“非常的困难’,.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间,战争不断,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时期之一。研究者处身其中,往往连生活乃至生命都难以保障,遑论学术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辑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因抗日战争.“纸型虽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时也有对近代文学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对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本时期虽然社会动乱.但作为当时全国文化和学术中心的上海,却相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学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来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学资料当然也就最为丰富。因此上海也就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第三,本时期虽然政治黑暗,但对政权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笔杆子,而是枪杆子,因此忙于内战外战,自顾不暇,而对意识形态的防范则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从而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其突出表现就是文派、学派林立,各种文学作品和学术观点既互相斗争,又可以并存,虽然说不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失为繁荣兴旺局面。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充分利用了上述的有利条件。尽量克服了上述的不利因素,在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较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遍地开花,收获不菲。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着、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关于这一点,仅从单篇文章和文学史着作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明问题。据统计,本时期研究近代文学的单篇文章(包括论文、考证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序跋、笔记等,下同)总共有2909篇,其中综合研究472篇,作家作品研究2437篇,涵盖作家465人。本时期产生的文学史着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类史)总共出版了300多部,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后50年出版的文学史着作的总和。其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略论及近代文学的,即在百部以上,更有几部近代文学史专着。虽然尚有不少近代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未曾接触,然而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却都有所论述。
其二,精品迭出,卓见纷呈。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广度上较为突出,而且由于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钱玄同、郑振铎、茅盾、阿英等一批名家的参与,产生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精品和精辟见解,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分别对近代文学的不同领域、不同局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某些着作堪称经典,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譬如胡适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①.虽然尚未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也未解决近代文学的断代问题(该书的论述范围是1872-1922年).但它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专着,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近代文学与近代社会的因果关系,抓住了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肯定了近代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承认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并从散文、诗歌、小说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胡适己经触及了近代文学关键的几个方面,后来的学者虽然在深度上超过了胡适,但在广度上却很难超越。又如鲁迅着《中国小说史略》,则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着,其最后3篇,即《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实际上概论了近代主要的小说流派和作家、作品,因而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专着。至于观点之正确、论述之精辟、影响之巨大,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又如阿英着《晚清小说史);.虽然只是研究晚清(清末十余年)小说的专史,但因为中国小说至晚清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才具有近代意义,而且形成了小说的空前繁荣局面,产生出一大批近代新小说的代表作,因此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就等于抓住了近代小说的核心。况且《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近代前60年的两大小说流派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的论述己经相当充分,而对于晚清小说的论述却显简略。阿英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阿英长期致力于晚清小说的资料工作,如搜集晚清小说作品、辑录《晚清小说目》,掌握着丰富的晚清小说资料,因此《晚清小说史》提及的作品多达200种以上,其中加以论述的作品也有50多种。如此大的覆盖面,是后来的任何近代文学史着作所难以企及的。又如陈子展着《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卢冀野着《近代中国文学讲话》、钱基博着《现代中国文学史》;.也都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其中的两部不仅明确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而且用诸书名。这意味着作者己经认识到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应该承认它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所指的近代文学的范围与后来学者公认的有所不同,然而其先觉之识却功不可没。其次,这几部文学史专着所论述的上限虽然各异,但它们有一点相同,即均未将“五四”当作前后两段文学史的界碑,而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点在1950-,1960年代曾被否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1990年代却又被不少学者所肯定。至少说明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又如吴文祺的长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不仅是第一篇,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唯一阐述近代文艺思潮的力作,将它视为第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未尝不可。不仅如此,该文还是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的时限界定为从鸦片战争至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见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人。除了这些文学史着作之外,本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重要论文和中肯见解。譬如胡适为《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写的5篇序文①,无不考订精详,立论稳当,堪称重量级论文。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人对于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也不是一味加以批判,而是从社会背景、国民性乃至市场规律的角度分析其盛行原因,说明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本时期毕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时期,其缺点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大致有二个方面:
其一,选题不准,严重失衡。如上所说,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非太少,研究范围也并非太狭。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出于个人兴趣,又不能掌握近代文学的全貌,因而在研究选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结果造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衡。仅从单篇文章的数量来说,即可以看出二种失衡现象:一是综合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前者仅472篇,后者达2437篇;一是不同文体研究的失衡,计诗词研究51篇、散文研究20篇、小说研究114篇、戏曲研究160篇;二是不同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即多数作家作品只有寥寥数篇甚至1篇简单介绍性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少数作家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苏曼殊,他的传世之作只有30余万字,而论述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竟多达263篇.,占本时期作家作品研究的九分之一,难怪鲁迅谓之“曼殊热”。这显然是苏曼殊的奇特身世和独特性格起了作用。
其二,队伍庞杂,学风不正。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学严谨、功底深厚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但就大多数来说,却是既缺乏治学训练而又态度很不严肃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并非因为对近代文学的价值有所认识,而是出于兴趣、好奇、消遣等等,讲述苏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别多就是明证之一。有些人则是因为社会需要而被迫卷入这个领域的。比如本时期之所以产生了300多部文学史着作,就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以至于它们多为讲义或教材。文学史这门学科需要多少代学者的积累才能建立,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专门学科才传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阵,并无足够的准备,其质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为恶劣的是抄袭成风,以致文学史着作虽多,却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迄于现代国防文学)就是用他人28种文学史及有关着作拼凑而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进去。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颇为走红,这足以反映当时文学史着作(包括近代文学史着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
三、歧见纷呈,观点片面。本时期的文派、学派很多,既有新旧之别,又有门户之分,以致在文学观和学术观上呈现多样化与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竞争乃至斗争,必将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起促进作用。遗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胀,视异派为敌人,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以至于讽刺谩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看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只能是互相伤害,于事无补。即以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据理论落后,所持观点偏激,所用方法不当,致使其实际效果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比如他们批判鸳蝴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定对方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其实只能说明他们不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场规律;他们否定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形式,则不仅说明他们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至于他们大骂鸳蝴派作家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对鸳蝴派的评价成为过眼烟云,终被历史所抛弃。即使是前述名着也往往难免观点的片面性。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语言的通俗与否作为区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因此对近代通俗小说推崇备至,而对近代的旧派诗、词、曲不屑一顾,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观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反,只讲诗、文、词、曲,不讲小说,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
综观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然而毕竟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19501979)
本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比如有前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社会性质、特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以下二个方而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在理论上确认鸦片战争和为近代文学的上下限,而且产生了一批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史着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着《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小说史稿》近代代小说专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着《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这些近代文学专编和专史,既一致以鸦片战争和为近代文学史的起讫,又对近代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近代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一是在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强。仅从单篇文章来看,综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两者的比例是1:3.7,而前一时期两者的比例则是1:5.2。这些综合性文章不仅对近代文学的文体、流派、社团等局部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而且对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较之前一时期有明显提高。二是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上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他们在研究某些综合性问题和作家作品时,就不是罗列现象与事实,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显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
然而从总体来看,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本时期的30年,从“”到“”,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触及而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就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建国初的五六年中,虽然己经开始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张毕来1955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由批判胡适进而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学界的批评,说明这种影响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历经“反右”、“”、“”、“反右倾”、“反修”等政治运动,极左思潮得到了膨胀似的大发展。但它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是双重性的:高等院校受“”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编写文学史的热潮。从而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批近代文学史专编和专史,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作为“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成为主角,而大学教师只能扮演配角,从而使这些文学史着作带有相当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内,由于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威胁的夸大估计,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场既针对近代谴责小说、又针对其研究者的一箭双雕的大批判运动。关于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其发难者穆欣说得十分清楚:“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其建国后的表现就是所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以及学界对于谴责小说的肯定,因此批判谴责小说及其肯定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当然是指当时的“反修防修”,可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半途而废,乃因“”的突然爆发,善于“弄潮”的批判者们另有目标,因而无暇顾及了。当“”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时,他们又想起了近代文学,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但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学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寻找“批林批孔”的弹药,这更与近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了。
以上事实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是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则是极“左”思潮。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曾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学研究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本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无非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近代文学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研究近代文学具有不小的危险性,稍一不慎,就会招灾惹祸。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其一,有些人视近代文学研究为畏途,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以致较之前一时期,本时期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缩,研究者只有数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还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虽然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但为了保险起见,只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无视近代文学的实际,而以当时的政治风向、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为取舍,人为地制造了某些“热点”和“”。仅以研究文章为例:前期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为117篇,其原因是龚自珍被视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为“革命家”;前期研究苏曼殊的文章达263篇,本期锐减为4篇,其原因据说是苏曼殊与鸳蝴派有某种瓜葛;至于太平天国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本期的研究“热点”,而《荡寇志》、鸳蝴派成为本期的研究“”,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丢弃历史唯物主义,专用政治实用主义。某些研究者在评价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作家作品时,不是看它们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无贡献,而是看它们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方针政策乃至中心任务有无用处。上述龚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变成作家阶级成分的划分,把作品当成证明研究者预定观点的材料库,视需要与否进行取舍与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阶级出身、政治派别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所在。 新晨
四是曲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艺术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却备受青睐。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史着作和专论文章中,而且表现在作品选本之中。
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还可以罗列下去,但仅此已经足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是生命的浪费,对于国家也一无所补,对于学术更是一文不值。这大概就是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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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 ( 1920- 1949)差强人意，中期(1950- 1979}}成绩最差，后期(1980- 1998}成就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也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研究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已，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这应该是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开创期，萎缩期，繁荣期
我国文学源远流长，群星璀灿，名作如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放异彩。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或者强迫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贱视文学为消遣的玩艺，以致直到19世纪末，国人尚只知有名为“国史”而实为历代皇帝家谱的“二十四史”，而不知文学史为何物。当然，我们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即所谓诗话、词话、曲品、笔记以及作品序跋、评点之类的产品，然而其优者不过是文学鉴赏，其劣者更近于文字游戏。因为这类东西只有随意性的褒贬，而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概括。最令人尴尬的是，产生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是出自中国人，而是出自“洋人”，而且是“蕞尔小国”之“东洋人”①。我们的部分先人正是因为受到了“洋人”的刺激，才汲取了他们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以他们为师，试图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开始建立中国的文学史学。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人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恰恰始于20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清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同年，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开始撰写并讲授《中国文学史》，但起初只印成油印本，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在此后 短短的20年间(1900一1919)，即产生了至少12部中国文学史专著。其中著名者除林、黄之作外，尚有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由于这些作者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因而他们初试锋芒，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不但篇幅达30多万字，而且体例已相当完备，覆盖面十分广阔。全书分为“绪论”、“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近世文学史”等五编，每编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从中国文学之起源，至清末文学，涵盖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和所有文体。以至于在14年中重印了17次，后来的不少文学史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及分期法。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规模宏大为显著特点，全书达170余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纪录才被打破。足见中国不是缺乏文学史才，而是缺少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社会环境。
中国近代文学(1840一1919)要比古代文学幸运得多，当它的历史尚未结束之时，中国学者不仅已经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学的建设，而且开始运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当时的当代文学，自然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他们初试牛刀的实验品。譬如在前而提到的12部文学史专著中，即有6部论述到近代文学，尽管论述比较简略，却使其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片有了一席之地。此外，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论述近代文学的专题文章一也有539篇，涉及近代作家129人①。足见当时己初步形成了近代文学批评的风气。然而当时参与近代文学批评的毕竟都是旧文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成为新的文学批评家。因此，他们对近代文学的批评，虽然己经采用了专题论文和文学史专著的形式，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序跋等传统形式;在内容方而则更多的只是对近代作家或作品的简单介绍，而不是进行规律性的探讨。所以在这20年中，根本谈不上对近代文学研究有何贡献，完全可以略而不论。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才正式启动。这就是说，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近代文学本身的历史一样长，都是80年，而且在时间上正好相衔接。其间以“五四”为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巧合:近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1920 1949)
对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学刚刚过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学的读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对近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亲身感受。这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学虽然只有80年，其繁荣程度却是空前的。作家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文献浩如烟海。而且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单行本，而且更多地见诸报刊。从而使作品极其分散，极易流失。加之时间过去尚短，既来不及筛选整理，也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鱼龙混杂.薰莸并存。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犹如大海里捞针，乱石中淘金，群山间探矿，莽原上拓荒，其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本时期近代文学著名研究者之一的郑振铎就说过:“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以郑振铎的学识之博和藏书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学研究“无所依傍”，“非常的困难’，.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间，战争不断，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时期之一。研究者处身其中，往往连生活乃至生命都难以保障，遑论学术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辑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因抗日战争.“纸型虽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时也有对近代文学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对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本时期虽然社会动乱.但作为当时全国文化和学术中心的上海，却相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学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来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学资料当然也就最为丰富。因此上海也就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第三，本时期虽然政治黑暗，但对政权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笔杆子 , 而是枪杆子，因此忙于内战外战，自顾不暇，而对意识形态的防范则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从而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其突出表现就是文派、学派林立，各种文学作品和学术观点既互相斗争，又可以并存，虽然说不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失为繁荣兴旺局面。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充分利用了上述的有利条件。尽量克服了上述的不利因素，在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较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遍地开花，收获不菲。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著、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关于这一点，仅从单篇文章和文学史著作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明问题。据统计，本时期研究近代文学的单篇文章(包括论文、考证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序跋、笔记等，下同)总共有2909篇，其中综合研究472篇，作家作品研究2437篇，涵盖作家465人。本时期产生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类史)总共出版了300多部，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后50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的总和。其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略论及近代文学的，即在百部以上，更有几部近代文学史专著。虽然尚有不少近代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未曾接触，然而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却都有所论述。
其二，精品迭出，卓见纷呈。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广度上较为突出，而且由于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钱玄同、郑振铎、茅盾、阿英等一批名家的参与，产生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精品和精辟见解，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分别对近代文学的不同领域、不同局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某些著作堪称经典，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譬如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①.虽然尚未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也未解决近代文学的断代问题(该书的论述范围是1872- 1922年).但它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近代文学与近代社会的因果关系，抓住了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肯定了近代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承认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并从散文、诗歌、小说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胡适己经触及了近代文学关键的几个方面，后来的学者虽然在深度上超过了胡适，但在广度上却很难超越。又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著，其最后3篇，即《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实际上概论了近代主要的小说流派和作家、作品，因而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专著。至于观点之正确、论述之精辟、影响之巨大，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又如阿英著《晚清小说史);.虽然只是研究晚清(清末十余年)小说的专史，但因为中国小说至晚清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才具有近代意义，而且形成了小说的空前繁荣局面，产生出一大批近代新小说的代表作，因此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就等于抓住了近代小说的核心。况且《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近代前60年的两大小说流派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的论述己经相当充分，而对于晚清小说的论述却显简略。阿英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阿英长期致力于晚清小说的资料工作，如搜集晚清小说作品、辑录《晚清小说目》，掌握着丰富的晚清小说资料，因此《晚清小说史》提及的作品多达200种以上，其中加以论述的作品也有50多种。如此大的覆盖面，是后来的任何近代文学史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又如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卢冀野著《近代中国文学讲话》、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也都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其中的两部不仅明确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而且用诸书名。这意味着作者己经认识到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应该承认它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所指的近代文学的范围与后来学者公认的有所不同，然而其先觉之识却功不可没。其次，这几部文学史专著所论述的上限虽然各异，但它们有一点相同，即均未将“五四”当作前后两段文学史的界碑，而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点在1950-,1960年代曾被否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1990年代却又被不少学者所肯定。至少说明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又如吴文祺的长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不仅是第一篇，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唯一阐述近代文艺思潮的力作，将它视为第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未尝不可。不仅如此，该文还是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的时限界定为从鸦片战争至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见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人。除了这些文学史著作之外，本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重要论文和中肯见解。譬如胡适为《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写的5篇序文①，无不考订精详，立论稳当，堪称重量级论文。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人对于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也不是一味加以批判，而是从社会背景、国民性乃至市场规律的角度分析其盛行原因，说明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本时期毕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时期，其缺点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大致有二个方面:
其一，选题不准，严重失衡。如上所说，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非太少，研究范围也并非太狭。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出于个人兴趣，又不能掌握近代文学的全貌，因而在研究选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结果造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衡。仅从单篇文章的数量来说，即可以看出二种失衡现象:一是综合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前者仅472篇，后者达2437篇;一是不同文体研究的失衡，计诗词研究51篇、散文研究20篇、小说研究114篇、戏曲研究160篇;二是不同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即多数作家作品只有寥寥数篇甚至1篇简单介绍性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少数作家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苏曼殊，他的传世之作只有30余万字，而论述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竟多达263篇.，占本时期作家作品研究的九分之一，难怪鲁迅谓之“曼殊热”。这显然是苏曼殊的奇特身世和独特性格起了作用。
其二，队伍庞杂，学风不正。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学严谨、功底深厚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但就大多数来说，却是既缺乏治学训练而又态度很不严肃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并非因为对近代文学的价值有所认识，而是出于兴趣、好奇、消遣等等，讲述苏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别多就是明证之一。有些人则是因为社会需要而被迫卷入这个领域的。比如本时期之所以产生了300多部文学史著作，就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以至于它们多为讲义或教材。文学史这门学科需要多少代学者的积累才能建立，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专门学科才传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阵，并无足够的准备，其质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为恶劣的是抄袭成风，以致文学史著作虽多，却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迄于现代国防文学)就是用他人28种文学史及有关著作拼凑而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进去。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颇为走红，这足以反映当时文学史著作(包括近代文学史著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三、歧见纷呈，观点片面。本时期的文派、学派很多，既有新旧之别，又有门户之分，以致在文学观和学术观上呈现多样化与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竞争乃至斗争，必将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起促进作用。遗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胀，视异派为敌人，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以至于讽刺谩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看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只能是互相伤害，于事无补。即以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据理论落后，所持观点偏激，所用方法不当，致使其实际效果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比如他们批判鸳蝴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定对方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其实只能说明他们不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场规律;他们否定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形式，则不仅说明他们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至于他们大骂鸳蝴派作家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对鸳蝴派的评价成为过眼烟云，终被历史所抛弃。即使是前述名著也往往难免观点的片面性。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语言的通俗与否作为区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因此对近代通俗小说推崇备至，而对近代的旧派诗、词、曲不屑一顾，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观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反，只讲诗、文、词、曲，不讲小说，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
综观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然而毕竟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1950 1979)
本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比如有前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社会性质、特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以下二个方而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在理论上确认鸦片战争和为近代文学的上下限,而且产生了一批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小说史稿》近代代小说专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这些近代文学专编和专史，既一致以鸦片战争和为近代文学史的起讫，又对近代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近代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一是在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强。仅从单篇文章来看，综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两者的比例是1: 3. 7, 而前一时期两者的比例则是1: 5. 2。这些综合性文章不仅对近代文学的文体、流派、社团等局部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而且对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较之前一时期有明显提高。二是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上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他们在研究某些综合性问题和作家作品时，就不是罗列现象与事实，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显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
然而从总体来看，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本时期的30年，从“”到“”，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触及而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就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建国初的五六年中，虽然己经开始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张毕来1955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由批判胡适进而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学界的批评，说明这种影响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历经“反右”、“”、“”、“反右倾”、“反修”等政治运动，极左思潮得到了膨胀似的大发展。但它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是双重性的:高等院校受“”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编写文学史的热潮。从而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批近代文学史专编和专史，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作为“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成为主角，而大学教师只能扮演配角，从而使这些文学史著作带有相当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内，由于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威胁的夸大估计，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场既针对近代谴责小说、又针对其研究者的一箭双雕的大批判运动。关于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其发难者穆欣说得十分清楚:“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其建国后的表现就是所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以及学界对于谴责小说的肯定，因此批判谴责小说及其肯定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当然是指当时的“反修防修”，可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半途而废，乃因“”的突然爆发，善于“弄潮”的批判者们另有目标，因而无暇顾及了。当“”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时，他们又想起了近代文学，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但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学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寻找“批林批孔”的弹药，这更与近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了。
以上事实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是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则是极“左”思潮。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曾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学研究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本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无非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近代文学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研究近代文学具有不小的危险性,稍一不慎,就会招灾惹祸。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其一,有些人视近代文学研究为畏途,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以致较之前一时期,本时期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缩,研究者只有数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还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虽然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但为了保险起见,只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无视近代文学的实际,而以当时的政治风向、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为取舍,人为地制造了某些“热点”和“”。仅以研究文章为例:前期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为117篇,其原因是龚自珍被视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为“革命家”;前期研究苏曼殊的文章达263篇,本期锐减为4篇,其原因据说是苏曼殊与鸳蝴派有某种瓜葛;至于太平天国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本期的研究“热点”,而《荡寇志》、鸳蝴派成为本期的研究“”,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丢弃历史唯物主义,专用政治实用主义。某些研究者在评价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作家作品时,不是看它们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无贡献,而是看它们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方针政策乃至中心任务有无用处。上述龚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变成作家阶级成分的划分,把作品当成证明研究者预定观点的材料库,视需要与否进行取舍与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阶级出身、政治派别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所在。
四是曲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艺术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却备受青睐。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史著作和专论文章中,而且表现在作品选本之中。
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还可以罗列下去,但仅此已经足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是生命的浪费,对于国家也一无所补,对于学术更是一文不值。这大概就是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参 考 文 献]
[1]郑振铎.晚清文选#序[a].晚清文选:卷首[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
[2]阿英.5晚清戏曲小说目6叙记[a].晚清戏曲小说目:卷首[z].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出版上卷,1924年6月出版下卷;北新书局1925年9月出版合订本,1931年7月出版修订本"
[4]阿英.晚清小说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阿英.晚清小说目[a].晚清戏曲小说目[z].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6]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9.
[7]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8]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m].上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
[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3.
[10]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j].学林,1940,(1~3).
[11]郭箴一.中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4]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杨世骥；《文苑谈往》；近代文学；学术史
当20世纪进入谢幕倒计时之际，学界纷纷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史，并在21世纪初年陆续推出了一批重量级研究成果。其中，涉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有两部代表性著作：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和郭延礼著《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前者关注的是“文学史”著述，故而对未曾编撰过文学史著作的杨世骥只字未提；后者尽管没有忽略杨世骥的《文苑谈往》，但因其“不是系统的近代文学研究著作”而将他定位为“业余研究者”{1}。“业余研究者”而非文学史家，大概可以代表20世纪学术史上及当前学界对杨世骥的基本定位。然而，在笔者看来，杨世骥不仅堪称术业有专攻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有着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和体贴入微的艺术领悟力的优秀史家。
杨世骥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是屈指可数的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而且以明晰的文学史眼光和学术史意识，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他对撰著近代文学史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研究领域涉及到近代诗、词学、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且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彰显出近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和文学史意义。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杨世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突出贡献尚未为学界所认知，以《文苑谈往》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学术史价值尚处于被遮蔽状态。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杨世骥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对近代文学情有独钟、立志探研且学风异常严谨的学者。他在1930年代一直想写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但由于主观上过于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后抗战的全面爆发等客观原因的制约，这部论著未能问世。{2}他所留下来的，仅有《新中华》“文苑谈往”栏目和《说文月刊》杂志刊载的近五十篇探讨近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的论文；其中的四十篇于1945年被中华书局编入《新中华丛书》，名之曰《文苑谈往》（第一集）。
杨世骥有着宏通的文学史眼光和自觉的学术史意义，且是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发为文章，往往既有新材料，又有新观点，这就使得《文苑谈往》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非一部普通的论文集。该著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文学史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比如，该著首次对以“诗界潮音集”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并提出了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最早指出了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的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转变脉络与特征，首次从近代文学史视野对晚清以降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认真的总结；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以白话直译小说）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定位问题；明确提出了以王运的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代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均是近代文学史上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可谓眼光独到，发前人所未发。仅从这本文集来看，杨世骥的视野涉及到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构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杨世骥对近代文学可谓全史在胸，1941年问世的《晚清文学史话》，为世人勾画出一幅相当完整的近代中国文学版图。他根据掌握的材料，将近代文学划分为散文、骈文、诗、词、曲、小说、翻译七个部门。散文收王运、廖平、宋育仁、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萧穆、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章炳麟、邓实、田北湖、刘光汉、黄侃、康有为、杨深秀、谭嗣同、樊锥、梁启超、吴贯因诸人；骈文收李慈铭、王式通、李祥、孙雄、屠寄、黄逢元、皮锡瑞诸人；诗收邓辅纶、邓绎、高心夔、曾广钧、易顺鼎、何承道、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樊憎祥、黄兆枚、沈曾植、陈三立、袁昶、陈曾寿、胡朝、曹用晦、王浩、范当世、俞明震、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张祖继、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郑孝胥、陈诗、郑沅、郑孝柽、吴观礼、李宣龚、黄绍基、宝廷、盛昱、陈书、陈衍、林旭、叶大庄、何振岱、江瀚、夏敬观、杨增荦、华焯、胡思敬、沈瑜庆、黄读山、苏玄瑛、李息、丘逢甲、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吴樵诸人；词收王鹏运、端木、许玉琢、郑文焯、沈世良、刘炳照、冯煦、冯涛、文廷式、胡越、况周颐、朱祖谋、张尔田、夏孙桐、刘毓诸人；曲收姚华、王国维、吴梅、刘富、王季烈、童斐、任讷诸人；小说收李宝嘉、吴沃尧、王浚卿、葛啸侬、彭俞、曾朴、李涵秋诸人；翻译收严复、王韬、辜鸿铭、林纾、王昌寿、陈家麟、曾宗、王庆骥、王庆通、魏易、周桂笙、方庆周、罗季方、徐念慈、伍光建诸人。{1}这是他为尚未完稿的《晚清文人志》列出的作家阵容，不啻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富，迄今鲜有超越者。
杨世骥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欲以实际行动矫正彼时学界普遍存在的轻视近代文学之风。在《晚清文学史话》中，杨世骥劈头就说：“近三十年来从事中国文学史一类著作的人甚多，然关于近代文学几巨人的叙述每略而不详。论文仅及王（运）章（炳麟）吴（汝纶）梁（启超），论诗仅及范（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郑（孝胥），论小说仅及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的一二部作品，较凭主观的甚至将晚清的文学予以一笔抹杀，这岂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态度么？”{2}有鉴于此，他对近代文学研究极为薄弱的现状深表忧虑，呼吁有共同志趣者“认真地担任起这个重大的而没有人做过的工作”③。
杨世骥治近代文学目标高远、态度严谨、学术史意识强、问题意识鲜明，且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和历史评判，既不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学界领袖，又不盲从旧学界权威。在他看来，新学界推崇备至乃至奉为圭臬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剪裁失当”，旧学根底深厚的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断过迂”，遂两面开弓痛下针砭，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著者对晚清繁复的文学流派“略凭主观，加以去取”，其论断自然“流于偏激”，“结果成为贫乏不满人意的著作”。{1}20世纪末，陈平原曾公允地指出：“从一个文学革命倡导者转为文学史家，胡适的优点是有成见，缺点则是太有成见。”{2}而七十年前杨世骥批评胡适对历史“略凭主观，加以去取”、论断“流于偏激”等，指出的正是其“太有成见”的一面。他质疑批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近代诗的评价标准，声言要“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③，明确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评价尺度。他肯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述文的一部分，材料最充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严重缺陷――“见解太偏颇，新旧的观念过深，论断略无可取”；“而其述诗，述词，述曲诸部分，则材料空乏极了”。{4}前人不足之处，正是他思考和探研近代文学的起点。
杨世骥对晚清文学的历史地位有着很高的评价：“晚清文学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一方面是旧文学的一个光荣的结束，一方面又是新文学的一个绚烂的开始，其地位是不容任何偏见或曲解所淹没的。”{5}这一观点亦可用来概括其对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整体评价，因为他心目中的“近代中国文学”主体部分就是晚清文学。自然，这一观点有对胡适、陈子展等前辈学者承继的成分，但其态度已非胡适式的鲜明的新文学家立场，亦非钱基博式的明显回护旧派文学的立场，而是相对客观公允的史家立场。近年来的主流学界，正在修正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近代史观和近代文学观，近代文学学科定位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向着杨氏六十年前为这段文学史定下的总基调靠拢。在近代文学学科地位明显偏低的当下，业界有识之士这一研究思路和整体定位的调整，在其深层动机里面，或许不无希望借此来恢复和确立这一弱势学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之用意。
二
1943-1945年，杨世骥在复刊的《新中华》开辟“文苑谈往”专栏，推出一批材料新颖、见解新鲜、文笔优美、可读性很强的研究性文章，范围涉及近代文学思潮与流派、作家与作品、文体与语体、期刊与栏目等。其中，较为宏观的思潮与流派层面的研究成果有《诗界潮音集》、《戏曲的更新》、《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等长文，分别关涉20世纪初年的诗界革命思潮与运动、近代戏曲的衰变和新变轨迹、小说界革命前后的新小说理论建树等领域与问题。系列文章《吴之英》、《记张登寿》、《黄读山》、《曾彦的〈桐凤集〉》等，分开看是从文学史视野发掘出几位在近代诗坛应该占一席之地却被遗忘的一批旧派诗人；合起来看，则由点及面地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王运之诗文弟子组成的一个出色的作家群体，对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亦深入到了诗歌流派层面。
杨世骥在近代诗潮、诗派、诗人和诗作的材料搜求和探研方面用力颇勤，对旧派诗人和新派诗人不存偏见，持论较为公允。他充分肯定谭嗣同、夏曾佑发起的“新诗”运动的探索与解放精神，将1902-1904年间《新民丛报》所开辟的诗歌专栏“诗界潮音集”视为“新诗”运动之发展乃至高潮，对其创作实绩予以高度评价――“在诗的形式上固然谈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于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斗，欲求一日之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末胆大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6}他充分肯定诗界革命的进步意义，具体而微地分析了梁启超、康有为、蒋观云、狄葆贤、麦孟华、蜕庵、默士、出云馆主人、黄宗仰、高天梅、蒲生天汉、醒狮、剑啸声、美权、晋昌、贺春、金楚青、馀不生、勾吴氏、婴、西生、樱田孝东等几十位“诗界潮音集”栏目诗人“新诗”之时代闪光点，最后总结道：“其长处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时代――那个动乱的时代；发抒他们的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辞句，他们都明目张胆的采用了，凡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他们都明目张胆的容纳了，惟因运用的高下，其间遂不免生硬粗糙，然而这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1}
对近代古典诗人，杨世骥也不存偏见，不以今律古、厚今薄古。他致力于消除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著对旧派诗人之妄评而肇端的印在世人头脑中的对近代诗（人）根深蒂固的不良印象，对“近代诗”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今日论诗我们应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我们应大胆的承认‘摹仿’为任何诗人必经的一段过程，近代诗的特色，就是能分途地从多方面去接受遗产，或古歌谣，或汉魏，或六朝，或中晚唐，或宋，或追踪于一人，或遗貌取神于某人的一部分的作品，因此蔚为大观，而各家皆有各家之所长。不待矫揉创造，已自有其独赋的生命和血肉。”{2}鉴于此，他评吴之英《关山月》，用诗人之诗论考量其诗作，结论是“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并充分肯定其内容和情感的时代性与超越性――“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戈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③品黄读山《江北水灾》，谓其“有事实，有理想”，赞誉诗人对时代的敏感以及那颗宗教徒般虔诚的悲悯、博爱之心。{4}论曾彦及其《桐凤集》，对这位“风骨端伟”、“器宇不凡”的女诗人充满钦敬，誉其为“成就最高”的“近代中国女诗人”，言其诗“置于一代作者之林中，也毫无逊色”，谓其《桐凤集》中抒情诗造诣深厚，赞其深得魏晋诗之况味，“贵能以辞掩意，而尤长于曲达难言之情”，令人“不能不受到它深深的感动”。{5}杨世骥由点到面，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王运之诗弟子中的佼佼者――吴之英、黄读山、齐璜、张登寿、杨庄、曾彦等――组成的一个出色的诗人群体，并由此揭开蒙在近代旧派诗人脸上的面纱之一角，还原出其纷纭繁复的多面性，进而颠覆世人观念中对近代诗（人）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胡适式”的偏见。
1945年初，在《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一、二期“文苑谈往”栏目连载的长文《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是迄今所见近现代文学学术史上首次对晚清小说理论与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的有分量的研究论文。杨氏鉴于中国小说历史悠久而自觉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文字却独不多见的历史情状，认为只有到了清末十余年间，方才称得上有“严肃的小说理论和批评的萌芽”，因而对其理论建树与批评现状予以系统梳理与辨析，对其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关于理论建树，杨氏认为“初期小说理论最大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因而对1897年首开其端的天津国闻报社连载十余日、洋洋万余言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颇为看重，对“倡导小说最力的一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及其在《新小说》杂志推出的“小说丛话”栏目更是推崇有加，言其理论鼓吹“极能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尤易引起读者研究小说的兴趣”、“极能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对探研小说体制、法程、技巧等方面问题的文字加以辨析和肯定。{6}关于清末小说批评，他从“小说的史的整理”和“古今小说各别的批评”两个方面加以梳理，对陆亮成所撰《月月小说发刊词》、天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黄人《小说小话》等文献，以及关于清末《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镜花缘》批评文字逐一评析，从小说批评史视野对其作出臧否与定位，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由于文章发表时《文苑谈往》第一集已经结集出版，后人编选的各种近代文学研究史料集亦未收录过该文，因而其开拓性贡献和学术史意义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
长达两万余言的《戏曲的更新》一文，是学术史上首次对近代古典戏曲形式传奇杂剧的衰落及新的戏曲形式话剧的萌芽与长育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与辨析，对近代戏曲的更新演变过程作出了明晰的历史描述的有史料、有见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后世史家进一步探研近代戏曲流变轨迹奠下一块基石，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这是杨世骥在占有了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该文把近代戏曲更新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道咸以后）衰落期的杂剧传奇（光宣之际）解放期的杂剧传奇（1902年以后）新戏（1910年以后）改良新戏（五四时期）话剧，将近代戏曲变革之内因外因、复杂形态、曲折历程、畸果正果等种种历史情状置于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下来关照，具体而微地探讨了清末杂剧传奇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如何被迫发生很大的蜕化，又怎样渐次摆脱了曲的成分，最终使我们的戏剧和欧美的戏剧合流为一。{1}杨氏尤为重视近代戏曲变革过程中的“新变”因素，为其探源析流，予以高度评价。在对近代戏曲求新求变之大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并未抹杀此期古典戏曲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及付出的努力。他将李慈铭、吴梅定位为“旧的戏曲的最后代表”，言吴梅是“杂剧、传奇这一体例的结束人物，也是最后一位谨守着曲律的作家”{2}，态度中正，评价客观，不仅没有贬抑之意，反而有一种因传统戏曲艺术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内外交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与哀伤，此之谓“了解之同情”。
对近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期被埋没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的着意打捞与推介，是“文苑谈往”栏目一大鲜明特色，显示出杨世骥对原始史料的高度重视和文学史、学术史意识的自觉。《樊锥与苏舆》打捞出一位被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湖南新政时期思想革命和文体革新的先驱者――樊锥，鞭辟入里地揭示出先驱者的“狂人”性格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高度评价其“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该文对作为樊锥的死对头的守旧派代表人物苏舆，并未因其政见不同和思想落伍而废其人其文；他对王先谦的这两位门生均表敬意，对作为王氏传人的苏舆的文学成就亦给予肯定。③《英美三教士》最早将胡适称为“实务的文章”之源头追溯到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和宣传活动，对其品行和功绩予以肯定和表彰。《记周桂笙》和《徐念慈》发掘出两位不该被遗忘的近代翻译文学界的先驱者与奠基者――周桂笙和徐念慈，不仅纠正了时人以讹传讹形成的视林纾为近世译介西洋文学第一人的常识性错误，而且揭示出他们所开辟的与彼时“译界泰斗”林纾迥乎不同的“翻译新途径”。这种“翻译新途径”是指向未来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具体说就是区别于林纾以古文和意译为主来译述西洋小说的模式，而主要采用浅近文言和纯粹的白话为工具、以近乎直译的方式来翻译域外小说。在杨氏看来，以周、徐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先驱者的这一开拓性贡献，“对于后来翻译界的影响至大，实非林译小说所可企及”，因而将二人并称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4}。
杨世骥对晚清小说文本研究颇为用心，可谓苦心孤诣，功夫深厚，眼光独到。在晚清小说史料的搜求方面，他下的工夫和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较举世公认的收藏大家阿英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当事人潘伯鹰证实：“就他现在手边的材料，几乎超过钱先生所见过的一倍有余”{5}。“文苑谈往”栏目文章，以推介和考辨晚清小说文本为大宗，计有27篇之多。然而，杨氏在晚清小说文本考论方面的学术开拓意义，倒不见得比他在近代诗文、戏曲和小说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大。这是有其学术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在杨世骥之前，晚清小说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辈学者中，既有新学界领袖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近代白话小说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及其贡献给学界的一批颇有分量的关于晚清著名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考证文章，又有文坛泰斗和中国小说史开山人物鲁迅在其煌煌大著《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对后世学界影响至巨的“谴责小说”概念及对其四大代表作家作品做出的堪称经典的论断；同辈专家中尚有青年才俊阿英1937年推出的第一部近代小说断代史《晚清小说史》。在学术范式、评价标准和文献史料均未取得重大突破的境况下，历史留给杨氏的学术开拓空间已相当有限。他能做到的工作，只能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说”，将某一方面的研究扩展开来或推向深入。“文苑谈往”中谈《泡影录》、《文明小史》、《发财秘诀》、《后官场现形记》、《杌萃编》诸篇，大体顺着鲁迅提出的“谴责小说”思路，扩大其范围，发掘出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他盛推李伯元《文明小史》，是因其在风格上更接近鲁迅颇为推重的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赞誉其为“晚清一部最伟大的小说”，认为以讽刺笔调的大胆和写实技术的进步论，其成就均在《官场现形记》之上{1}；引介彭俞《泡影录》，是发现了其异乎晚清一般谴责小说的“滑稽”风格；肯定《发财秘诀》的价值，是因为它将谴责小说的表现范围由官场扩大到新兴的买办阶级；推介《杌萃编》，除了看好该著结构谨严，堪称“谴责小说中最具备长篇小说完美的形式的一部”，还在于塑造出了以贾端甫为中心的一批典型人物及作者同情革命的进步思想倾向――这些特点都是晚清一般谴责小说中“尚未之前见”者{2}；介绍《禽海石》、《电术奇谈》、《骖游记》、《未来教育史》诸篇，因其分别在写情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等类型方面有一定价值，且为鲁迅和阿英未提及者。
三
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抗战时期的杨世骥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双重的遗憾。其一，不知什么原因，杨世骥在抗战胜利后突然从文坛和文学研究界销声匿迹，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其近代文学研究著述问世。其二，杨世骥在近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突出贡献，长期以来隐而不彰，未获学界重视。《文苑谈往》于1945年初版、1946年再版后，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未在大陆再版过。
为《文苑谈往》作序的潘伯鹰先生是杨氏的第一个学术知音。《潘序》起笔即指出“文学者”各有其努力侧重的方面：“从人生社会观照上，涵泳胸襟，抒写智慧，是文艺创作家。从文学欣赏上，发掘蕴蓄，解释精微，是文学批评家。从文流上，贯穿千古，看出文学的大势，给往代以公平的评价，导将来以应有的归趋，是文学史家。”③这三者本不必兼得且很难兼备，而在潘先生看来，杨氏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兼“文艺创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于一身的优秀的“文学者”。因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写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创作”，加之杨世骥的文章“笔调锋利而圆转，更能融入动人的感情”，更何况他还兼搞文艺性诗文和小说创作，“文艺创作家”的称号于他是不折不扣的；“而一个创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评家的最精确标准”，且杨氏研治文学深具“黜华崇实的精神”，评价作家作品既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又有阐幽发微的眼界识力，知人论世，平正公允，“文学批评家”的桂冠也是当之无愧的；杨氏立志探研近代中国文学史，理想高远且脚踏实地，欲“以一点一滴的辛勤来完成包举宇内的雄心”，“白昼了公事，夜晚治文学”，一有闲工夫“便到各处去搜寻材料”，“渐渐地融会贯通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且“一贯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驱者们”，治史态度严谨，虽未完成其心目中那部神圣的近代中国文学史，却以《文苑谈往》铺下了“他自己以及别个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块石头”，凡此种种，堪当“文学史家”之称号――归结起来一句话：“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4}1955年，定居香港的曹聚仁在那部深具个人特色的“掌故式”中国新文学史《文坛五十年》之“史料述评”篇，曾对作为文学史料大家和批评家的杨世骥大加赞赏，言“现代中国文人之中，最有识力的批评家，勤于搜集史料，加以审慎考订，而编次成书的，首推杨世骥，他的《文苑谈往》（中华书局本），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文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1}曹聚仁非常看重文学史家的史料功夫和眼界识力，轻鄙那种以主义为指针的宏大叙事式的文学史。有感于建国初期大陆现代文学界的研究现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像杨氏这么重要的开山之作，对于治现代文学史该有多大的帮助；若干写文学史的，竟连这样的专集都不曾见过，难怪他们手中，只能坐井观天，把那一小圈子的变化写出来就算了。（本来赵景深、李何林、阮无名也都曾做汇辑文坛轶事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氏也就丢了旧日的工作，跟在他人之后，弄人云亦云的文学史了。）”{2}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文苑谈往》也未能在大陆再版，当下治近代文学者恐怕不少人亦未见过此书。
1968年，继曹聚仁之后最具知名度的香港书话家黄俊东先生在《〈文苑谈往〉》一文中，对作为“史家”的杨世骥之治学精神、眼光识力和出色的文笔且赞且叹，认为“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把已被埋没了的人物和小说史料重新介绍出来，这是《文苑谈往》最大的特色和价值”，称“杨世骥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史家，《文苑谈往》的确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好书”。③可惜潘伯鹰、曹聚仁、黄俊东等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同杨世骥那部被岁月尘封已久的《文苑谈往》的历史遭际一样，长期以来在大陆学界未获重视、隐而不彰。
杨世骥非常重视近代作家生平事迹和文坛掌故的史料搜求与整理，而我们至今仍对这位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从1941年底的吴宓日记中知晓，他是湖南明德人{4}，家庭出身和出生年月不详。从民国时期报刊上搜求的相关史料及其建国后出版的少量著作的简短说明文字中可以约略知道：他至迟在1934年已经开始在《申报》发表文章{5}；1935年前后是长沙支撑文艺新潮的“现代文学社”的“散文能手”{6}，同期在武汉《新民报》发文署用过此名；抗战初期在汉口编辑过《抗战周刊》（1937年9月创刊），写过一些时事评论、诗文和小说；1930-1940年代，有不少新诗存世，分别发表在《现代》(1933)、《矛盾》(1933)、《文艺月刊》（1934）、《诗之叶》（1936）、《文学杂志》（1937）、《文学创作》(1943)等刊物；抗战时期，其重要文学批评与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说文月刊》和《新中华》上，其中尤以1943-1945年在《新中华》复刊上开辟的“文苑谈往”栏目影响为著；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7}和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出版过专著《湘绣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8}和《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时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卒于1967年{9}。从湖南省党史研究室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文献史料中可以约略知道：杨世骥是民联和民革湖南分会的早期重要成员――1948年冬，杨世骥、邓飞黄等人在长沙组建了民联湖南地下组织；{10}1950年为民革湖南省分部筹委会委员，1953-1963年当选为民革湖南省第一至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为长沙的和平解放和湖南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杨世骥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群中的重要成员。据孙玉石统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5首以上诗作者仅10人，著名诗人戴望舒、金克木、艾青、李金发等均在10首以上，杨世骥则以6首诗作紧随林庚（7首）之后跻身前十。{2}葛飞认为：“《现代》杂志中，乃至整个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都市诗可以说是杨世骥的《汉口》”，称赏其为一篇绝妙的“城市志”，肯定其超前的探索精神，因为“城市志”的写作要到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们那里才蔚然成风。③笔者查到其诗作20首，数量不多，但篇篇均非平庸之作。
建国后，杨世骥并未放弃他热爱的近代文学研究工作。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秘书的杨世骥，仍在补充整理那部20年前就已着手的《近代中国文人志》。他于8月20日和22日两次致函吴宓，索借相关文献史料，吴宓复函“允借、赠各书，以助成其《近代中国文人志》之著作”。{4}1954年，时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杨世骥，于3月14日和5月11日两次致函吴宓，向其打探夏曾佑诗稿，“盖杨君欲知夏诗，宓几费周折，乃得由朱乐之君处取得其稿本，而又迁延未寄与杨君。倾乐之回籍后来函急催索，昨乃撰成《评录》而以原稿本缴还乐之焉”；最终，他未能看到梦寐以求的夏曾佑诗稿，只收到了一份二手材料――吴宓撰写的《夏穗卿诗评录》。{5}1955年1月26日，吴宓日记写道：“阅杨世骥《中国近代古典诗评论》一卷，甚不喜其全用新观点，而诋旧诗人。”{6}可见，此时的杨世骥评论近代旧派诗人已是“全用新观点”，在思想改造过程中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同时，对旧派诗人的“了解之同情”渐少。1956年11月23日，吴宓“总复杨世骥1954年11月22日又1955年2月3日函，述宓近况，劝其排比材料，先成长编，久后乃撰作《近代古典文学史》，二书可分可合，实为‘事半功倍’云云”。{7}可见，50年代中后期，杨氏仍在持之以恒地为其心目中那部近代中国文学史做着积极的准备，吴宓劝其先期着手的材料长编和《近代古典文学史》的撰著工作，就属于这部大工程中的阶段性工作。然而，他的这些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书稿是否还存世？均不得而知。
通过此番粗略考察，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杨世骥之历史面影有了初步印象。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需要有心人循着历史资料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学习杨世骥当年苦心孤诣多方搜求近代文学史料的孜孜以求精神去探求；果能如此，极有可能在第一手材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收获到一个个意外的惊喜――杨先生的后人还在长沙，当年与之同过事的刘泱泱先生还在世。{8}果如此，则杨世骥先生幸甚！近代文学研究界幸甚！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文学可以以1917年为界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我同意这个说法。作为文学史分期，近代文学概念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时间太短；二是作品太少。那么近代文学应该属于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这就要看近代文学的性质是与古代文学还是与现代文学同质。
从文学观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观以儒家的“事君、事父”为正宗，后来提出“文以载道”说，这里的“道”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道”为目的，以“文”为手段，否定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将文学视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文章成为“代圣贤立言”的工具与手段，作家自我意识被抹杀和消解。
近代文学观由于受现实需求和西方外来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新质，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文学观。有夏曾佑、严复提倡的“人性论”文学观，认为文学之所以有感染力，因为它能表达人类“公性情”。梁启超的“新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认为小说可以反映现实，表达政治主张，是思想启蒙的利器。还有徐念慈、黄人为代表的唯美文学观，认为“小说为美的一种”，重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与艺术性。以及王国维的悲观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的作用是使人摆脱人生痛苦，进入无功利的审美境界。
从近代文学观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观念开始渗入，旧的文学观念有被多样化文学观念取代的趋势。但是，与现代文学理论相比，它又缺少现代美学意识与理论系统，还没有与古代文学观产生断裂，出现质的飞跃，只是处于量的积累过程。在接受西方文化成果方面，是一种简单移植，甚至出现以传统观念去解读论文联盟西方文化思想的“误读”现象。
近代思想家魏源在《默觚上·学篇》中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以及梁启超大力倡导“新小说”，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口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封建政治体制服务，巩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没有宣布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所以他们的文学观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观一脉相承。虽然出现了一些主张文学独立性、审美性的新声，但这种声音十分微弱，反响很小，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五四”时，文学观念开始与传统文学观念彻底断裂。新的“人的文学”观出现，由“代圣贤立言”到代自己立言，人的主体意识极大觉醒。“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新文学运动在内容上要求彻底封建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建立“新道德”和“新文学”。“五四”作家还把个性解放与整个社会与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确立了“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两大主题。这是与传统文学观截然不同的充满个体意识和和斗争精神的现代文学观。
“五四”作家还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轨道，力辟“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的倾向，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从世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和批判中国文化与文学，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时的文学观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那么近代文学还没有获得这种现代性。当然，我们说“五四”文学观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并不是说文学的现代化已经在中国实现，恰恰相反，文学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还很漫长。
从文学形态方面来说，无论是从语言的革命、文体的解放、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还是从文学技巧的运用来看，近代文学还属于古代文学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晚清虽然开始出现白话的提倡，如1898年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在《新小说》第1卷《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但这种倡导对文学本身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五四”文学革命后，白话文才全面取代文言文的地位，成为日常生活、文学创作的语言，结束了封建时代长期语、文分离的现象。白话的实质是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思想提供相适宜的语言形式和媒介，随着白话文的成熟和使用，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典文学就被以白话文为载体的现代文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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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也出现诗新主张，如谭嗣同、夏曾佑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倡导“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虽然有了一些理论倡导，但在文学创作实践方面，近代却没有出现与古代文学形态彻底断裂的划时代之作。长篇小说采用的仍是古典章回小说形式，属于传统情节小说，人物形象模糊，重视对外部社会生活现象的表现，追求故事性和情节性，不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诗歌方面仍以古典格律诗为形态，如“宋诗派”的“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即使是提倡“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的“新体诗”，也是以“旧风格”为载体而包含“新境界”。散文方面则以桐城派古文为正统。
而“五四”文学革命时，语言的解放带来了文体的大解放。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要求诗歌“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打破格律对人思想的束缚，“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自由体新诗逐渐取代格律诗，成为现代人抒情言志的手段。以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4期开辟的《随感录》专栏为标志，一种短小精悍、活泼而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表见解的新文体“杂文”大量出现。在小说方面，短篇小说繁荣，打破古典章回小说的程式化、模式化，善于截取生活横断面，在小说技巧方面锐意创新，如精巧的布局、复杂的线索，叙述时间的转移，叙述角度的革新等，改变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现代小说重视心理描写、性格塑造，表现自我，突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从表现人物外部世界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转移。“五四”作家还广泛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技巧，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
总之，无论从文学观念还是从文学形态方面看，“五四”后文学才体现出与古代文学截然不同的特征和风貌。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同大于异，是同质的；而与现代文学异大于同，是异质的。所以我们说近代文学可以归入古代文学范畴，而以1917年为界，将中国文学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文学;学科自信;学术话语体系
198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距今已经有32年了。32年来，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8年，我们在敦煌召开年会。会后经过努力，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由邓绍基教授担任会长，后来接力棒传到了郭延礼先生、黄霖先生和王飚先生手里。这次年会，蒙大家的错爱，由我担任会长。邓先生已经作古。学会理事会经过协商，由三位前任会长和为学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管林先生出任名誉会长。诸位前辈学人都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将成为我们学会学术的传统，凡是为学会做出过学术贡献的人，都应受到我们的尊重与爱戴。
对近代文学学会的工作，我有几句话要说。
第一句话，把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作为近代文学学会的唯一使命。我们的学会是一个群众团体，每一个近代文学学会会员都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是我们每一位会员的学术之家。作为一个运转了20多年的学会，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的荣誉，爱护它取得的所有成就，真正地为发展近代文学学科做出贡献。近代文学学会作为一个群众性学术组织，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是其最重要的使命。我们两年一次的年会，都是在各位同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召开的。在年会之间，还有分会的若干次小型会议、专题会议，在各地不断召开。刚才遵义师范学院的同志提出希望明年在遵义召开会议，云南民族大学的同志也提出愿意承办下一届年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提出要召开一些专题会议，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年会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会员参加，使学会成为会员的学术之家;专题的会议，我们希望各位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我们也希望每个愿意把自己的学术志向贡献于近代文学研究的会员，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学会，要以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作为唯一使命;我们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会长，只有一个职责，那就是为会员的学术成长做好服务工作;也希望各位理事、各位会员，也要为学会的学术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学会是一个学术组织，要为学科的发展担负起引领的作用。我们每个会员都有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学术追求，也有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但我们的学会既然是一个学术组织，就应当担负起学科发展的引领责任。不然，这个组织就没有必要存在。所以在我们的成员之间，在鼓励各自个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希望组织起来，共同合作，探讨学科当中的基本建设问题和重大课题，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现代学术发展，尤其是理工科的发展已经充分显示，没有团队就无法工作;文科也逐渐在显示，没有团队也是无法更好地工作。我们每个人个性化的研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涉及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重大课题、重大研究项目，还需要在座各位鼎力合作。我们学会成立之后，就曾经有过整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活动，当时在常熟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史料会议，后来没有真正坚持下去。但是，这项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号召一批有识之士共同做下去，做好基本史料建设工作。我们希望，对近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重大趋势，要进行团队合作。我们希望在学术会议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学术合作。
与我们近代文学相邻的学科，如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都是学术研究的热门学科。这些学科从事研究的人员之多、学术会议之频繁、数量之大、团队作战之有效，都令我们羡慕，都应当是我们的榜样。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价值趋向，学科的自信、自豪和自觉，都大大优于我们。这个月初，我在南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年会时就感觉到，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学会发展过程中积蓄的经验，来思考我们学会、学科的发展。
第二句话，就是我们怎样谋划学科的发展？
首先要准确认识到近代文学学科的自身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对学科的自信和自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研究好像面临着两座大山，前面一座大山是古代文学，后面一座大山是现代文学。我们强调过渡性，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五四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但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是一段不可替代的、充满着很多挑战、也充满着许多重大课题的文学历史，其学术价值绝不低于现代文学，也绝不低于当代文学。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学科建立起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或者是比我们更年轻的、受过完整教育的、有更好的学术背景的新一代学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集体的学科意识，在国际化、普世化、全球化和学科化的全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这应当是我们学会努力的方向。怎样使我们的研究，由自说自话变为学术界共同的话语，应当是我们学科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的学科在某种方面的露怯和不自信，大家常常归结于大学的学科设置。比如有人认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之列没有近代文学的空间。学科的自信，主要来自于我们对研究成果的自信，对我们学科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价值和判断的自信。王飚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三十年”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79年编了一套书，概括了两个“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一个“三十年”;从1949年到1979年，这是另一个“三十年”。在文学研究所编的这一套七本书之后，从1979到2009年，我们又经历了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当中，有很多学术的话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学科从无到有，再到现在我们提出学科自信、学术自觉的问题，应该来说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第一个三十年，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时期。在严复《天演论》出版的时候，吴汝纶为其作序，提出两个很值得深思的概念。他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西方的学术文章;而在中国文体史上，唐代以前多“自著”之文，而唐代之后多“集录”之文。什么是“自著”之文？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学术专著;什么叫“集录”之文？就是论文集。就是说，唐代以前，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些都是自成一家的“自著”之文;唐代以后的文人诗集，喜欢合并起来，做成合集，这叫作“集录”之文。他天才地预告，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我们国家应该有若干自成体系的“自著”之文出现。这个预告出来大概经过二十年之后，在1920年前后，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和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立，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这些著作都是在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下，中国由于大学教育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使中国出现更多的“自著”之文。这些著作，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近代文学的重要参考。
1949年到1979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民族独立、国家更替、新政权建立，这是一种革命叙事普遍存在的时期，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理论成为我们编写教材和文学史著述的指导思想。这种革命叙事，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这完全是政权更替的原因。
1979年到2009年的三十年，应该是多元化的时期，出现了很多范式。除了革命范式之外，又有了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描述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现代、当代看作一个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期，跨域了三个历史阶段。把清王朝时期的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各个阶段的现代化轨迹，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十多年的发展，都视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现代化过程的叙述下，完全可以有政权的痕迹存在，但是也可以完全消解这些政权痕迹的存在。当我们在描述中华民族复兴过程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了模糊政权更替的描述方式。中共党史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描述，就采取了一种现代化叙事范式，没有完全按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叙事模式去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所以，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学术体系。中华民族在争取现代化、实现复兴的过程中，整个民族都为之付出了努力。某个政权影响过现代化的进程，但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平等、自由、富强、民主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三句话，是在我们对革命叙事和现代化范式如何使用的背景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一，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注重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被迫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经历和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没有中断古代文明传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被迫走上现代化进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有过怎样的艰难曲折，民族情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这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文学研究就是要关注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一百多年的精神历程和情感历程，应该是我们进行近代文学研究的关注点。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中存在着很多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东西。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精神和情感演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古今转换、中外融合的两组矛盾。古今与中外，是开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精神、情感历程最好的钥匙。在古今转换、中外融合的扬弃过程中，旧的逝去，新的建立，一个最古老、最伟大、人口最为众多的民族的凤凰涅得以完成。
第二，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还处在未完成的过程中，但是，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的文学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历史形态。我们怎么样用今天的观点来观照这段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这一代人去观察、去了解、去剖析的一段精神和情感的历史。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有我们的眼光，而更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则有他们的眼光。我们必须建立起我们的方法论，建立我们的观察近代文学史的视角。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中国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走上现代化之路。尤其是在一个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度，对其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的观察更为复杂。中国文学和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精神文化重建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具有其独特性，没有其他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与之雷同。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在保持理论自信的同时，还要保持理性的判断。在对历史饱含同情的同时，应当张扬一种批判精神。我们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肯定是饱含同情的，但是，在同情的过程当中，要有批判精神，然后才能确定我们的研究立场和价值判断，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这一代的研究人员能够引起重视。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当中，中华民族的利益情感、精神发展应当受到尊重。在对其尊重的同时，也要进行理性的判断;在对历史给予同情的同时，也要张扬批判精神。哪些是我们做的，哪些是没做的;哪些是做对的，哪些没有做对;哪些是我们选择对的，哪些是选择错的。保持同情，保持批判的张力;我们既要有理论自信，也应当有理性批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段历史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
第三，我们的研究立场和价值判断，既要站在人类进步的方向，又必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人类进步的方向，是整个世界化的发展方向。从逻辑上来讲，它应该是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步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立场上。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民族独立是最基本的。没有民族独立，就谈不上民族现代化。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民族独立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任务更重，需要在传统性、现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统一的条件下进行。自由、平等、尊严，是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假如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尊严，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希望世界给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的平等，给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以更多的尊重;也希望中国的发展进步保持和现代主流文化相同、和人类进步相同的价值取向。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翻译小说；中国近代文学；转型；贡献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1（a）-0000-00
中国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特殊过渡时期，此时的文学创作深受西方外来文学的影响，尤其是翻译小说对我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1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大量翻译、引进，渐渐的形成“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其中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自觉从事西方文学翻译的代表，他开始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品引入中国，以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引导[1]。而西方翻译小说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影响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开始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面市，迅速出现“不胫走万本”的局面。小说所讲解的西方男女感情生活，完全有别于我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度，体现出了男女感情的唯一性、专注性、排他性，是男女在婚姻关系上平等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西方翻译小说，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局限，带来了新的思想上的洗礼。为此，我国的近代文学也逐渐走上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道路。例如：巴金所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探讨封建家庭制度的腐朽、罪恶，极力的赞扬了青年人对理想、信仰的追求，是个性解放、自由、爱情、婚姻的探讨与追求。
同时林纾在进行西方小说翻译的过程中，重点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导，宣扬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风情、战争等，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眼界。而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主义、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思想被逐渐的改变，开始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型。其中林译小说为近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种思想资源，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成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无论是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还是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甚至社会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记》等，都大大的从思想上影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转型[2]。
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接触西方小说所展现的各种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冒险等观念思想。这样对于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学习，竭力打破我国传统古代文学的创作理念，开始向现代化的文学之路进行探寻。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引领我国近代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前沿之作。
2提升了小说文学创作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以诗词歌赋为主，而小说、戏曲等地位比较低下，是供人消遣娱乐的道听途说消息，不受社会大众的重视关注。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大量西方翻译小说的出现，带动了我国文学史上对小说的新认识，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转型的作用。在近代这个“西学东渐”趋势下，许多西方优秀的小说被大量的翻译为中文，并在我国迅速传播，大大的加强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社会地位，逐渐跻身为“文学上乘”，也引起了文人对小说观念的改变，开始了小说的大量创作。
在小说地位提升的同时，西方小说的形式多样性，也被得到重视，逐渐打破了我国固定的章回体小说形式，进一步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转型。同时白话文的小说形式也逐渐走向成熟，开始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兴起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林纾、鲁迅等翻译家，向中国文学史引进了大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杰出小说作品，共翻译667种外国小说[3]。同时对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技巧等也进行了介绍，丰富了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大量西方小说译本，丰富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引入了除言情、历史、神魔等之外的小说新类型，即侦探、科学、政治小说。深受西方小说题材多样性的影响，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也开始了不同类型小说创作，例如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吕侠的侦探小说《中国女侦探》，鲁迅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是受到翻译小说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创作的。
其次西方翻译小说的盛行，改变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语言。在翻译者进行西方小说作品翻译，并传入市场中时，发现白话文所进行的作品翻译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于是开始了白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以及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等，深受市场欢迎。于是开通了中国近代小说通俗化的发展趋势，大大的冲击了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徐念慈的《情天债》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话小说。
最后，翻译的西方小说，改变了我国传统古代小说的创作小说。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中，注重叙事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小说的人物、语言、环境的描写，译本进入中国市场后，引起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手法的转型改变。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主要通过时间、角度来实现，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性，而我国传统小说创作多以时间顺序来展开，缺少变化。角度上，我国一般使用第三人称，展开全面的叙事视角，而西方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增加小说作品的真实性，更贴近读者的生活，引起读者与作品间的共鸣。而中国近代小说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创作了《霍桑探案》、《九命奇冤》等倒叙时间模式，以及《禽海石》、《断鸿零雁记》等第一人称小说作品。
而在小说的描写上，西方小说采用多种描写，来丰富作品内涵，包括人物、环境、心理等描写，而我国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缺乏，例如：在描写美人时，多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未能呈现出具体形象的人物特征[4]。心理描写、环境描写更是少之又少，多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来代替。受到西方翻译小说描法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环境、心理、人物描写的作品，如《老残游记》、《恨海》等，增加了近代小说的感染力，促进了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3推进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大量流传之际，不仅为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为我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了途径。西方小说译本的传入，让我国文人清晰的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差异，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创作手法上，都对我国文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杰出小说作品，他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不同之处，更从差异中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融合，加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在进行我国文学的改进时，必须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的智慧与特点。于是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对原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在保持作品原文的同时，结合我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改变，使之具有新的阅读效果。
例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除了向反映出小说的内涵，还进行了社会的正确思考，“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这是林纾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思考认识，是我国民族精神的展示、开拓[5]。同时，林纾也在积极的探寻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契机，积极的进行我国文化的建设。而林纾对于翻译小说，坚持使用文言文翻译，成为他坚守中国文化的又一途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而古文更是我国文化的显著标志，它延续着我国文化的精髓。
随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间的战争，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论战，更是文学保守与激进的搏斗。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林纾深刻的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拉丁文，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要废除古文的地位来实现。他从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认识理解中，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做出思考，是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积极推动，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体现。林译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文学视野，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是我国近代文学进行转型的独特精神表征，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林纾曾翻译了多国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不如归》、《黑奴吁天录》等，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坚持进行二度创作，用文言文来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受到林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创作出了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有些作品还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6]。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翻译小说功不可没，不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影响。
4结语
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中国近代文学深受各方的影响，尤其是大量的翻译小说有效的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走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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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禹玲，汤哲声.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J].湖北：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2）：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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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运涛.中国近代文学之特征[J].河南：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60-63.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改革开放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诸多有利条件,譬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宽松,使研究者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积极性;极左思潮的被遏制和清算,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恢复,使学术研究回到了正常轨道;国门的开放,使研究者视野大开,得以借鉴国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等。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基础建设从无到有,学术活动有声有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前6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是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行为,既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研究队伍,除了阿英等个别学者外,都只是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副业或出于一时兴趣罢了。这显然也是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本时期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改观。早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率先设立了近代文学研究组(后改研究室)。此后不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后改河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后改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分别设立近代文学研究室或教研室。其他高等院校和各省社会科学院虽然没有设立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也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此外,在全国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热潮中,全国及山东、广东的近代文学学会,全国及广东、云南、江苏、上海的南社研究会,也都陆续成立。这些机构和团体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吸收和团结了一批优秀人才,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参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讨论会,以及龚自珍、黄遵宪、吴梅、苏曼殊等人的专题讨论会,为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作出了贡献;创办了几种不定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刊,如《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史料》、《中国近代文学评林》、《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等,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骨干。这一切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由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正是这一支研究队伍开创了本期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贡献了丰硕成果
其二,研究全面开花,成果空前丰盛。
本时期虽然只有19年,然而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却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60年。一一开列太占篇幅,仅能概述如下:
1.单篇研究文章达7000篇以上,将近前60年的两倍。
2.近代文学史著作有12种:陈则光著《中国近代文学史》(全书3卷,仅出上卷)[18],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管林和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卷)[20],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3卷)[21],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即第5卷)[22],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23],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24],谢飘云著《中国近代散文史》[25],钟贤培和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2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27],黄保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第5卷[28],黄霖著《近代文学批评史》[29]。此外,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30]等也都列有近代专编。其中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既有集体合作,也有个人独著,而且个人之作多于集体之作,这说明已经产生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通才。
3.研究专著的数量更多,除了作家年谱、评传等微观研究不计外,仅宏观性研究的专著即有3多种,包括近代文学总体研究、文论研究、文体研究、流派研究、社团研究、史事钩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31]!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集体著《中国近代文学百题》[32]、钱仲联著《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33]、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新探》[34]、关爱和著《从古典走向现代》[35]和《悲壮的沉落》[3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37]、颜廷亮著《晚清小说理论》[38]、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9]、方正耀著《晚清小说研究》[40]、李继凯和史志谨著《中国近代诗歌史论》[41]、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42]、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43]、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44]、郑逸梅著《南社丛谈》[45]、杨天石和王学庄著《南社史长编》[46]、郑方泽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47]等。这些专著多为个人独立完成,说明可以独当一面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家为数更多。
4.资料建设的成果尤为突出,不仅数量繁多,而且门类完备。在作家作品方面,既出版了几套分类总集和综合性丛书,又出版了一批作家选集和全集,至于各种单行本更是难以统计,可以说凡是近代的主要作品均已重新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48]和《中国近代小说大系》[49]。前者30卷,约计2000万字,分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等12集,是一套集近代各类文学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大型丛书;后者80卷,近4000万字,收近代小说达405种(长中篇和短篇约各占一半),囊括了近代所有较重要的小说作品,并附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套近代小说总集。在研究资料方面,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流派研究资料、社团研究资料、综合性研究资料、各类目录索引都有结集，其中最重要的有3种:一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辑《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清末民初著译小说达2500种以上,等于阿英《晚清小说目》的2.5倍,而且对作者译者、回数卷、版本情况等作了考订著录,如《老残游记》的版本有157种,足见其完备程度;二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编7卷本《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50],收录了1919~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并附有比较完备的索引,已经在近10多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三是裴效维、张颐青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著录了1840~199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单篇文章目10200条,每条多注明多种出处,涵盖近代作家836人,并多附有生卒年,是一份时间跨度最长、收目最全、使用最为方便的索引。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由于政治的松绑和极左思潮的失灵,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上有了充分的自由,从而使研究范围得以拓展。以作家研究为例,本时期前11年(1980~1990)涵盖的近代作家为511家,超过了前60年的涵盖面;而且前60年(特别是第一个时期的30年)论及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上不了档次,而本时期论述的作家却都是经过筛选的,都有一定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画地为牢的已被突破,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比如鸳鸯蝴蝶派,前一个时期几乎是个空白,即使文学史和一两篇文章有所论述,也都一概抹煞;而本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鸳蝴派研究热潮,研究文章有数十篇,研究专著有3种(除上述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外,还有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51]、刘扬体著《“鸳鸯蝴蝶派”新论》[52]),研究资料有2种(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53]),重版的作品更是难以统计,就连近代文学史著作也多列有专章或专节,而且论述实事求是,评价力求公允,为其揩净了被泼的脏水。其他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等旧的文学流派,曾国藩、李鸿章等曾被视为“反动”的人物,也都成为研究重点。比如研究桐城派的专著就有4种,即上述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以及王镇远著，《桐城派》[54]、王献永著《桐城文派》6[55]。此外,研究者还把视线投向了一向被忽略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所在。譬如:对于近代戏剧,不仅专论文章有所增加,而且产生了2种专著,即苏移著《京剧二百年概观》[56]、康保成著《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57];对于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单篇文章有所论述外,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对12个少数民族的近30位作家予以论述,较好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二,宏观研究有明显加强。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都受过专业训练,不仅比较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比较熟悉过去的研究情况,因此他们的研究都较有针对性。宏观研究既然是过去60年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自然也就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仅在本时期的前11年间,宏观研究的单篇文章就达809篇,平均每年73.5篇;而前60年总共只有781篇,平均每年只有13篇。研究专著的情况也不例外,如上所说,本时期产生的宏观研究专著有30多种,前60年只有几种,而且质量不在一个档次。不仅如此,有关近代文学全局性的课题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比如近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及外来文学的关系等,都成为研究重点。本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争论最为激烈的一场学术讨论,就是由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进而发展成为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像这种历时十几年(至今尚未结束)!参加讨论者上百人、发表文章数十篇、提出不同观点十几种的跨学科的大讨论,不仅在过去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没有出现过,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也是罕见的。这一切都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无论是宏观研究的自觉性还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第三,研究模式有所突破。本时期由于国门大开,近代文学研究者通过走出去或引进来的方式,大大开阔了眼界,意识到过去的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从而掀起了一股汲取与运用国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热潮，如心理学、系统论、结构学、比较研究方法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国外或许已经过时,但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却还十分新鲜,年轻的学者尤其如此。他们的研究实践虽然不一定十分成功,但无疑打破了过去单一研究模式的局面,使近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千姿百态,在成果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比如本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就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而且编写体例、论述方法也各不相同。即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撇开近代小说的思想内容,从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角度,既充分论证了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又避免了无谓的争论。又如过去把近代文学界定为鸦片战争至,其根据是文学史必须与政治史相一致;而本时期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论等观点,则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把中国近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加以纵横对比后得出的。虽然这些观点尚须进一步讨论,但这种大视野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显然要比狭窄的、单一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更深的层次。由此可见,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既有专业的研究队伍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又有频繁的学术活动和足够的发表园地,研究范围既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也是很丰盛的。因此可以说,上一时期初步建构来起的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本时期不仅得以巩固,而且进一步完善。
然而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和缺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过去存在的研究不平衡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解决。如本时期前11年的综合性研究文章为809篇,而作家作品研究文章为4394篇,两者的比例为1:5,相对来说综合性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在综合性研究中,小说研究142篇、诗词研究111篇、散文研究89篇、戏曲研究70篇,也不够平衡。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然过分集中于著名作家作品,如秋瑾研究310篇、柳亚子研究245篇、苏曼殊研究165篇,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较少,多数作家只有几篇研究文章。
二是歧见虽然纷呈,交锋却极其罕见。比如关于近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研究者有各种概括;关于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研究者更提出了十几种观点;然而只有正面论述,缺乏互相辩论。这一现象与前两个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打棍子恶习的厌恶;然而这种生怕得罪人的老好人主义,却是学术进步的障碍,它使学术讨论看起来十分热闹,而很难明辨是非,形成共识。
三是繁荣局面未能持久,已呈滑坡趋势。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黄金时期,而20世纪90年代则缺乏后劲。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80年代创设的近代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个别的已经撤销(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大多数则名存实亡,停止活动,就连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也难以为继。2.80至90年代初创办的几种近代文学学术刊物,已经全部停刊,最多的出刊3期,最少的只出过1期。3.80年表的近代文学研究文章为5203篇,90年代只有大约2000篇,后者还不到前者的五分之二。4.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差不多皆已退休,而新人又补充甚少,从而使本来就小得可怜的近代文学研究队伍更加萎缩。
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前述极左思潮贬低了近代文学的历史价值,使之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乃至研究,从而吓跑了一部分研究者,造成了研究力量的严重薄弱;本时期虽然略有加强,但因基础薄弱,时间短暂,仍难与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力量同日而语,比如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达4000余人,而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最多时也只有200多人。现实原因则是市场经济使文化观念趋于娱乐化,文化市场趋于多元化,从而使学术著作的市场急剧缩小;加之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自然难以为继,学术成果自然要不断减少了。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流产了。该丛书是1983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牵头,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及地方研究机构的近代文学工作者协同编纂的一套百余卷的大型丛书。当时有8家出版社承诺参与出版,然而因为它们/经济效益不好,仅出版了3卷,其他成稿变成了废纸,编者的劳动付诸东流。通过以上对80年近代文学研究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总结论:
一、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差强人意,中期成绩最差,后期成就最大。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换言之,近代文学研究能否繁荣,取决于社会是否安定,国家是否开放,政治是否松绑,思想是否解放。然而研究者毕竟是研究工作的主体,因此,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都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比如当极左思潮大泛滥时,跟潮的只有极少数,多数人至少做到了洁身自好，这说明研究工作者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即使无所作为,总比随波逐流或浑水摸鱼好得多。这应该是8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