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范文

计划经济范文第1篇

资源目标型企业境外并购的困扰因素与改进策略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检验:1980—2010年

拓宽我国外汇储备使用途径的几点建议

财政分权、投资失衡与工业资本深化——基于中国区域特征的经验研究

中国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摩擦的经济动机及应对策略

利率规则、资本配置与银行风险管理研究的重点与路径选择

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额外行为与研发活动变动

开放条件下中国零售流通产业安全评价分析

构建中国特色绩效审计模式研究

信息共享、银企关系与融资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贷款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结构的优化——基于单产提高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业调查数据

从国外相关制度体系的比较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11年9月)

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评价与政策取向探讨

我国稀土资源开采利用现状及保护性开发战略

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导入增长模式的陷阱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

供给锁定型市场结构与投资品市场价格机制特殊性研究

自由贸易区下产业安全模型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基于1982—2008年数据的经验分析

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来自商务服务业的证据

保险资金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及地位重塑

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基于国内外农业企业的对标

国外物业税的征收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10年8月)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杭州湾畔现代化活力新城:周巷

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把社会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与调整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企业并购申报制度优化策略探讨

京冀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经济价值下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的创新与完善

以制度创新统筹推进灾后重建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变迁: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解释

中国电信业改革回顾、经验与问题

积极引导外资促进我国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

中外土地税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09年7月)

北京房山:倾力打造中央休闲购物区(CSD)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高速增长经济体的价格与实际汇率变动

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完善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初步思考

旅游税收的效应与我国旅游税制的完善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关系研究

基于SVAR模型的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研究

监事会独立性与监督功能的实证研究

本刊启事

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探析

山东农产品出口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转型时期钢铁企业必须履行好三大责任

石油时代日本能源供给的“弱中东化”

计划经济范文第2篇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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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

其次，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超越了斯大林。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论，认为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对此，表示怀疑，提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所有权概念是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妥当的。[7]《教科书》修正了斯大林的说法，认为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敏锐地指出，《教科书》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有“不同于斯大林的说法”。一方面，他联系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情况分析道：“‘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4](p．979)我国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但用商品流通的原则进行结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他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4](pp.979～980)在看来，国家与之间、与之间交换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4](p.980)针对化运动中“两个急于过渡”倾向，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8]鞍钢产品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商品。但是，商品生产应当是交换双方都是商品生产者，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出售给国家的产品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属全民所有当然也包括农民在内，这些产品又不能作为商品，全民所有制范围内部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这样商品交换就成了单方面的了。如果承认公有制之下存在商品生产的话，那么不分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也不必追究所有权转移，全部产品都必须计价，全部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调拨是超越社会阶段的做法。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没有更进一步。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在斯大林观点影响下，我国长期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因此，计划经济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但如前所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下面若干问题。

第一，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价值规律仅仅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工具。分出主次地位后，对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的观点作了解释：“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9]在我国，钢铁等重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绝不允许以无政府状态自由运行。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437)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是结合实际对经典理论的发展。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的依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3](p.215)他赞成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观点，并说：“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4](p.962)经济规律通常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确指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10]但是，他没有把价值规律视为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据。他分析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12]

第三，关于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斯大林区分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提出“特种的商品生产”概念的启发下，要求区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这是不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的做法。他批评道：我们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P.437、439)当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与邓小平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著名论断的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

第四，关于为何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即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指生产经营)进行计划管理，宏观计划管理不在此列。“一五”计划期间，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我国制定了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的计划管理制度。但是，存在集中管理过多、限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对市场调节不够重视的问题。因此，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其中提到：“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12]这个观点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被写进了中共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诚然，计划经济在我国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落后，缺乏培育市场经济的条件，工业体系尚未建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快工业化、实现赶超战略。计划经济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也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13]除了计划经济长期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外，这些情况也是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政社合一的建立之后，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也控制了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对此，分析道：“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不能说“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14]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独到的思辨对计划经济展开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对原本以为天经地义的计划经济表现出怀疑。于是，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脱离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初衷，转而为“”服务，这次改革并不成功。

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失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因此，他一方面，在1961年8月召开的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对“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如何搞，现在总搞不好”；[15]另一方面，又从“”决定在沿海省份建设新的工业使沿海得到很快发展的例证，来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14](p.119)。这里，对计划经济是肯定的。思维模式的僵化给经济体制改革设置了巨大障碍。1974年12月，提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16]晚年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有一个大前提，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经消除，个别劳动已经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时社会中心已经能够直接测量社会总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对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忽略了前提条件，理论准备不充分，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瑕玉互见的现象，既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也存在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认识上的误区，因而最终没有走向市场取向的改革。

三、“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价值规律就会起作用。提出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需要从多方面探讨。

首先，这个观点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他认为价值规律只能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对生产领域不起作用。对《教科书》中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都发生作用”的观点表示赞成，这是对斯大林观点的重要修正。1959年3月，在批转一个文件时指出：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7]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pp.562～56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视等价交换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把价值法则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要条件加以强调，其理论气魄是超越前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平均主义“共产风”“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7](p.70)他深切地告诫与会者说：“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10](p.823)他还批评了混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整顿的方针，其中包括“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规定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会后废除了供给制，取消了“公共食堂”，继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随后，又规定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这是运用价值规律武器解决平均主义倾向的一次尝试。然而，未能把这些正确观点坚持到底。为了肯定“”，他说：“我们搞，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11](pp．492～493)这样就提出了与先前不同的观点。充分肯定“”超英赶美的目标，以体现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未能从我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层层加码的高指标，经济效益低下，教训极其深刻。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经典理论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商品化，劳动力也是商品。《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虽然承认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但“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还有两重性，但又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18]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劳动力市场就基本消失了。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我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4](pp.134～135)他希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是不是商品问题。在回顾历史方面，他说：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11](p．474)他认为，如今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变了。劳动人民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19]在考察现实方面，把我国实行的计时为主计件为辅的工资制度与苏联计件为主计时为辅的工资制度进行比较，认为计件工资会引导人们首先关心个人收入，而不是关心集体事业，因此是不可取的。这种观点与本人反对平均主义时的认识大相径庭。1942年他曾指出：“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20]其实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都是可供选择的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在其适应范围内能更准确地反映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避免平均主义弊端。那么，为什么的观点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反差呢?这是因为在的思想中平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诚然，的平等观具有合理因素：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阶级压迫，追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合作关系。但是，在方法论上有些偏误。为了反对平均主义，就提倡计件累进工资制和计件奖励制度；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防止两极分化，就坚持说劳动力不是商品，不主张计件工资。晚年甚至把按劳分配误解为资产阶级权利，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特权阶层。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的。

再次，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而自发调节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和流通部门的分配。《教科书》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国家计划的，而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那里，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自发作用”。批注道：“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11](p.496)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1)价格与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具有特殊性。资本主义是私人占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商品的性质变了。“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通过调节农产品的价格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如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11](pp.490、494)毋庸讳言，国家调整和控制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生产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控制价格往往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经济过程之中，归结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了。(2)何谓“小自由”、“大自由”?“小自由”指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的集市贸易。对“小自由”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化运动的兴起和1958年成都会议的召开，先前存在的“小自由”被取消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小自由”陆续得到恢复。1961年3月，和刘少奇分别主持召开了“三南”、“三北”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把关于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方面的政策，用条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对粮食自由市场问题，采取了有条件地认可的态度，“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15](p.564)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的目的在于防止“大自由”，“大自由”指资本主义。1964年，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15](pp.590、604)上述表明，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的认识有反复，他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取舍的标准，过于重视政治，相对忽视了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的作用。

四、关于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由于“”片面地追求产量翻番。因而，人们对经济核算的观念淡薄了，企业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现象相当严重。为了纠正失误，对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提出我国“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4](p．981)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核算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即经济核算)“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21]可见，经济核算是社会化大生产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核算，“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教科书》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生产领域中是通过经济核算制表现出来的”，“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在这段文字旁的批注是：“这样就有奔头了，好。”[11](p.496)针对我国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11](p．532)“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是不对的。[9](p.383)因为，只有经济核算，才能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公共价值尺度，才能使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如果让企业独立搞经济核算，就牵涉到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问题。企业是否要有独立性呢?如前所述，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工业企业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限。读《教科书》时，在提倡“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的同时，还注意到“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他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管理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14](pp.127、138)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究竟应该有多大呢?《教科书》指出：“由于经济核算制不断巩固”，“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利润)当中，归企业自行支配的部分不断增加。这样，企业纯收入(利润)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基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就使企业及其全体工作者从物质上更加关心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生产的赢利。”对此，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企业权限不能太大。他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这种办法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11](p．559)不能容忍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收益差距拉大，造成工人与工人之间的贫富不均、苦乐不均。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可是，把平均平等的道德目标放在首位，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和独立经济核算权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其二，过于强调精神鼓励。《教科书》征引列宁的话说：建成社会主义，“‘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十分不满地批评道：“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11](pp.529～530)认为既要讲物质利益原则，也要讲精神鼓励原则。要求人们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有长远利益的眼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呢?我国当时的办法是多积累少消费，但又不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做需要靠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需要精神鼓励。对此深信不疑，反复强调。显而易见，偏重于精神鼓励原则，相对忽视了个人物质利益和企业独立经济核算的作用。实践中，采取八级工资制和票证制，实际上把个人的生活消费都纳入到计划经济之中了。这样，企业生产者就很难把自身利益与生产过程挂起钩来。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后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出现了产品质量、产量、劳动生产率“三高”和原材料消耗、成本降低的新气象。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大前提没有改变，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薄一波在分析《工业七十条》存在的不足时说：“认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但又没有规定它必须具有的独立生产经营权利”，“把企业管理的概念主要局限在劳动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上，经营问题被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企业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10](p.979)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还不可能把企业看成是可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令人惋惜的是未能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因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阐发和评价。的探索虽然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摘要]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所有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等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价值规律经济核算

[参引文献]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韦祖松、高爱红：《环球问此凉热——的社会主义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2]张启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1页；李君如：《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3]《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6]《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页。

[7]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2页。

计划经济范文第3篇

2008年初，西门子家用电器的高管们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抱怨。这些质疑和抱怨来自于西门子的经销商和企业员工，而质疑和抱怨的中心内容却只有一个：吃不饱。

经销商质疑的理由很简单：“我预付了货款，为什么迟迟拿不到货？”员工抱怨的理由更简单：“没有足够的货，我们如何向已经付款的经销商交待？”

在这些质疑和抱怨的背后，隐藏着的秘密是：西门子的家电产品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并不是西门子2008年才有的现象。

“市场饥饿疗法”

中国电冰箱技术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91年以前的简单制冷阶段、1992~1998年的无氟环保阶段和1999年至今的电脑保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全国有几十家冰箱生产厂家，经过多年厮杀与淘汰，发展成十余家较大的品牌，占据了约85%的市场份额，这些品牌包括广东万宝、容声，上海上菱、双鹿，安徽扬子、美菱，湖南中意和青岛海尔等。

第二个阶段以河南新飞的异军突起为标志。新飞冰箱从1992年起，依靠无氟环保的定位诉求和中央电视台“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的重金投入，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成为技术更新过程中的最大赢家。这期间，万宝、上菱、双鹿退出竞争，消失殆尽；扬子、中意日渐艰难，分别被西门子和伊莱克斯收购；冰箱业“容声、海尔、美菱、新飞”的四大家族阵容开始形成。

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则以西门子电脑保鲜冰箱的诞生为标志。

西门子电脑保鲜冰箱的上市，很快得到了中高端消费者的认可；成长型品牌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回报，又较快地俘虏了经销商的“芳心”，受到了经销商的追捧。

1999年5月份，西门子最畅销的几款电脑冰箱开始供不应求。6月份，工厂改变原有的生产计划，加大生产量，紧张的供货需求仍然得不到缓解，却反而更加紧张了。各地订单和预付款雪片般飞来，压得工厂喘不过气。为缓解这种日趋紧张的供需矛盾，7月份，西门子宣布，部分电脑冰箱涨价，涨幅在150~200元不等。以当时最畅销的KK23E00冰箱为例：这款容量为226升的白色双门冰箱，采用大冷藏小冷冻设计，市场售价3400元，本来就高于其他品牌同容积冰箱约700元，这一次更是涨价至3580元。1999年底，西门子再次宣布，对部分电脑冰箱提高供应价格以缓解需求，调整幅度120~200元不等。而KK23E00冰箱再一次被调高150元。

一时间，西门子家电被终端的消费者和流通领域的经销商所共同追逐，即使价格不断攀升，消费者的热情也丝毫不减，经销商也更加如鱼得水。

这种短期的市场供应短缺行为，往往被外界误认为是企业故意之举。有人从营销学的角度称之为“市场饥饿疗法”，认为这是工厂故意压缩生产规模，刻意造成市场紧缺，以调整市场的某些缺陷。但理论上的“市场饥饿疗法”，在市场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起码当初的西门子并非故意为之。

实际上，当年造成这种市场短缺的真正因素只有两个：第一，1999年初，西门子的土耳其工厂不慎失火，大火烧毁了大半的厂房和生产线，远在德国的决策者为了救急，匆忙决定将刚刚投放中国工厂并已安装完毕的冰箱生产流水线，紧急拆卸后打包装船运往欧洲，直接导致了中国市场生产能力的下降；第二，西门子内部对中国冰箱市场前景预测出现偏差，对西门子冰箱的异军突起估计不足。

阴差阳错，一次不可控力造成的市场短缺，却使西门子找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康庄大道。

计划经济

1999年的“市场饥饿疗法”使西门子家电尝到了“计划经济”的甜头。

由于冰箱工厂产能限制和对市场预测的偏颇，1999年的6~8月间，全国范围内西门子出现了大面积的货源紧张，许多经销商预付款一个月仍然不能拿到自己需要的货源。1999年，从南京出来巡视市场的各级西门子领导，都会面对经销商的投诉，投诉的理由只有一个――缺货。经销商即使是预付货款，仍然要排队等候货源。

被人投诉心中却充满了喜悦，是那时西门子领导人心态的最真实写照。这是西门子进入中国将近五年来，所受到的最高礼遇。而此时，西门子的领导们总是带着外交官般的职业微笑，从容面对那些投诉，说出一些“多卖些其他型号”、“感谢支持”之类的外交辞令。

此后，西门子的“计划经济”经历多年的经验积累，不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而且还摸准了市场的脉搏，真正做到收放自如。西门子的“计划经济”，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2005年1月，西门子家电产品平均涨价3%~5%，涨价的产品主要集中在70%~80%的冰箱、洗衣机和小家电上，特别是一些进口零配件较多的产品，涨价幅度略高。当年的背景是：家电企业2004年10月的原材料采购价与2003年同期相比，钢材涨了70%，塑材涨了73.9%，铜材每吨也涨了1600元。西门子家电对外宣传涨价的原因正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攀升。

而当时家电行业专家分析：“由于家电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以及原材料运输费用的增加，家电成本确实随之提高，但各大家电厂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消化增加的成本。此次西门子家电率先跳出涨价，印证了此前业界对西门子家电‘做强没做大’的评价，如果连3%~5%的成本压力都抗不住，说明在中国市场是没有竞争力的。”

确实，当年的海尔、夏普等家电厂商并无涨价举措。然而西门子家电涨价的根本原因，却隐藏在这些专家的视野之外：每年30%的销量递增速度，使得西门子家电并没有跟上市场需求节奏的“产能瓶颈”更加突出。市场上西门子家电再次出现供不应求，西门子再次“迫不得已”采取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需求。

此后的几年，每年的1月份，在国产电器趁新年促销而降价之风大行其道的时刻，基本都可以找到西门子高竖涨价大旗独领的身影。

2007年，简单的价格调整，已经不能满足西门子家电“计划经济”的调节需要。从4月份起，根据当月生产计划，结合全国各区域的2007年度任务比例，西门子家电南京总部严格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对生产计划进行统一分配，以维护各区域之间的货源平衡。当然，由于地域差异，试销不对路的货源各区域之间可以自由调换，总部不再干涉。

2008年1月，西门子家电再次率先祭出涨价大旗。早在元旦档期，西门子就打响了新年家电类产品涨价的“第一枪”，西门子在卖场内的家电产品全线提价5%~10%。而在2007年CPI指数飞涨的大环境下，西门子家电对外公布的涨价理由是：涨价行为源于原材料、运输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综合成本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压力。

其实2007年11月底，就已有不少外资品牌放出了要涨价的风声，只不过西门子的动作比较直接而已。国美电器北京总经理阎小兵则认为：“与西门子等高端品牌相比，并非所有品牌和产品都有涨价的勇气和资本。”毕竟西门子的目标定位是中高端人群，价格因素对这类消费者而言不是敏感因素。因此，西门子家电虽然涨得最快、最猛，但是受到消费市场的关注也最多，品牌认同度最高（如图、表）。

受冰箱涨价消息的影响，2008年1月，冰箱产品关注指数排行榜变化很大。西门子多款产品上榜，成为本月最大的赢家。

西门子家电这份得意的答卷，质量与品牌贡献自然居功至伟，然而大幅涨价的背后，依然隐藏着西门子家电因产能窘困而实行“计划经济”调节的身影。

那么，大家不禁要问：“难道西门子是傻子？这么多年产能存在瓶颈都不知道扩大产能？西门子如果依靠市场需求来带动规模效应，岂不是能够实现更快的发展？”

塔尖上的舞蹈

事实上，对西门子而言，“计划经济”实属应对货源紧缺的无奈之举。在机械制造领域，西门子坚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因此，他拒绝采用OEM的方式扩大产能（电热水器除外），也是造成“货源紧缺”的原因之一。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西门子，一方面竭力挖掘工厂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依然放弃“规模效益”的路线，拒绝OEM。相反西门子还花费3亿元上马“对开门”冰箱生产线，试图将品牌定位拉得更高。

对自己品牌的定位和认知，西门子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坚守于此。为此，西门子甚至不惜丢掉眼前的市场，“拒绝来自低端市场的诱惑。”

西门子的经销商曾经认为，西门子冰箱、洗衣机已经得到高端消费群体的认可，大家希望西门子能借机推出中低档价廉物美的产品，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然而，西门子却直言不讳，西门子将继续遵循既定的产品策略和高端市场定位，短期内不会生产2000元以下的冰箱或3000元以下的洗衣机。

从2001年起，西门子家电开始启用“开宝马、坐奔驰，家用电器西门子”的广告语。这一广告语曾经遭到奥美、李奥贝拉、精信等西门子广告公司的异议。

单纯从营销理念的角度看，反对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西门子品牌历史已有150多年，代表着科技和创新。即使在家电领域，西门子因为其产品科技含量高、工艺精良，仍然被消费者视为尊贵商品。因此，他的广告语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于别的任何品牌来抬高自己，他的定位应该是独立的、清晰的。

但是，西门子坚持自己的观点。西门子的广告语所表现的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涉及西门子的广告定位。因为在德国，甚至在欧洲大陆，“开宝马、坐奔驰，家用电器西门子”代表了一种生活观念，代表了一个高质量、高要求的消费群体需求。

不“唯专家马首是瞻”，是西门子营销推广得以成功的基础，也是西门子自信的表现。而西门子在高端市场定位不仅为其带来了消费者的坚定支持，更使自己成为家电领域综合获利能力最强的品牌。

在海尔、TCL向国际化迈进的时候，在格力、联想于国外设厂的时候，在中国人最引以为傲，认为最有可能诞生世界品牌的中国家用电器领域，西门子的“中国之旅”依然能走得如此矫健、如此从容。

这个世界上，机会永远存在。即使在那些“夕阳产业”，成功的机会仍然层出不穷。西门子在中国家电领域的成功，应该引起中国企业的觉醒和沉思。对许多企业而言，速度慢一点不要紧，过快导致跌倒可能再也不能爬起；少赢一次不要紧，多输一次可能就要倾家荡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不经意间实施“计划经济”的西门子，也许更有让人思考的价值。

战略之忧

塔尖上的舞蹈固然美丽迷人，但毕竟曲高和寡。表面风光的西门子，虽然步履轻盈、神情自若，但依然要面对“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和无奈。

高端定位和市场规模，就像鱼和熊掌一直困扰着西门子。没有规模就没有市场影响力，就不能获得行业话语权。由省会城市到地级市，由县级市再到农村，西门子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呈逐级递减态势。在中国许多县级城镇和广大农村市场，消费者对西门子品牌的认知几乎为零。

金字塔消费理念在西门子身上进一步得到验证。“塔尖上舞蹈”的广告策略，在迎来高端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使得西门子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与规模太小相陪伴的是：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行业话语权较轻。

西门子显然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2000年，西门子曾经在中国试水空调项目：与上海日立合作，OEM生产西门子空调。当时，西门子的介入，曾经引起空调行业的骚动，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然而那个时期，经过巨额亏损，刚刚开始盈利的西门子，对中国的空调新项目前景持怀疑态度，以及西门子与日立在全球范围的合作遇到一些干扰，加上中国空调市场无序化竞争形势的加剧，西门子最终停止了进军中国空调行业的前进步伐。

正因为如此，西门子也错失了在中国家电行业获取更大话语权的机会。

所以，西门子在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和成绩，但除了行业人士仍然不为外界所熟知。这固然跟跨国公司一贯的低调行事风格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则是规模太小，话语权较轻。

也许，西门子从来没有在中国市场雄霸江湖、执行业牛耳的野心。但是，从一个企业战略发展的眼光来看，西门子若想稳居江湖座次，继续赢得江湖各大门派的尊重，必须在多品牌、多项目、多级市场等方面有所动作。

战略规划的水平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组织智商。一个企业，只有把战略发展方向明确了，把实现目标的计划写清楚了，企业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来。■

计划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计划经济范文第5篇

作者：钟祥财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构想设计苏联经济制度方面，布哈林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与18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无关，但他对计划经济的论证仍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点。布哈林写道：“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合理因素，即计划原则本身是依靠精确的科学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智慧的随意反映。经济计划不是数字的堆积，不是‘一般的’数字的理想结合，而是精确地估计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是在具备实行计划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科学地分析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⑤“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的‘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彩，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它们“包括一切的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原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巴罗尼等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⑦不过，巴罗尼还是感到，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消费者个体拥有自己的决策自由，要把反映这些需求的无数个等式计算出来，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在所有人都对当前状况满意的轨道上，是不容易的。⑧而布哈林却用科学技术把这个困难“克服”了。熊彼特的观点既可以看作是对巴罗尼疑虑的解惑，也似乎是对米塞斯责难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应，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写道：“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决策吗？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的、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和有足够数目来卓越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回答是肯定的。”⑨“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至少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种做法将大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要做的工作量，管理这样一个制度所必需的知识要比引导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海洋惊涛骇浪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得多。这点足以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批国家实施。作为理论指导，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关于经济计划，斯大林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①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②他的定论一方面把计划经济模式化、普世化，即凡是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实行，另一方面把计划体制等同于科学，而科学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孕育着计划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绝对化、单一化的弊端。后来问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26章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问题。这一章引用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然后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通过组织和指导劳动群众建设活动的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③。上述史料显示，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与人类自古以来就出现的追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社会理想有关，但它主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革命性替代体制提出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其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基础是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重关注的是私有制及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弊端，思考如何以符合自由发展的人的意愿的体制替代之，列宁完全否定经济体制是历史延续的，希望实行一种全盘颠覆性的新体制，布哈林和斯大林则断言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可以取代甚至优于市场经济的原有功能。这意味着，计划经济的主张是通过技术工具的运用把理想转化为一种可以实际运作的体制，其实质是把价值技术化、工具化了。这一体制思想从萌芽到成形，时间较快，应当与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出现飞速发展有关。那么，计划经济的基本假设是否真实？思想逻辑是否严密？计划体制的实施是否成功？对这些问题，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少学者的深入思考和各自判断。二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就有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后果表示忧虑，他们的质疑来自对人的自由意愿、自然法则不可违背以及个人应该对选择承担责任的强调。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崇尚自由竞争的理念。他没有直接谈论过计划经济，但明确反对政府的干预偏好。斯密用棋子做比喻证明政府计划的不可行。他写道：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必须全面推行，丝毫不考虑可能存在而且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④这就是说，人都有自由的独立意志，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他自己的利益追求和约束条件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复杂多变，绝不是政府计划者所能完全掌握的，因此所谓的完美计划也必然是虚幻的。法国的萨伊和巴斯夏也是自由竞争的赞同者。在萨伊看来，“政府干涉生产的大危害，并非起因于偶然违反既定的准则，而是起因于对自然法则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这些看法为根据所订立的不正确原则”⑤。巴斯夏指出：人作为社会成员是一种自由的力量。

人既然是自由的，就要进行选择，既要进行选择，就有可能选错，既然会选错，就会有痛苦，但是人感受这种痛苦又是必要的，“因为人是从无知起步的，而展现在无知面前的，是许许多多见不到尽头的从未走过的路，其中只有一条路通向真理，其余都引向谬误”。①这意味着，个人的痛苦是他获取真理的代价，“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不幸，而且承认它在社会秩序和物质世界中有其使命”。②但是，“政府到处都在忙着人为地改变劳动、资本和责任的配置”，“因此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体制，使劳动阶级不胜恐惧，因为，这些体制以其目标的性质，对所有人的利益均构成了威胁”。③这种威胁的实质是阻止人们发现真理，从而减少未来的错误，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府体制是不道德的，“即使借助人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阻挠上帝的法则的发挥作用，错误依然会导致不幸，只不过此时的不幸会发生错位：遭受不幸的是不该遭受不幸的人”。④如前所述，在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反对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⑤在方法论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可能满足如何可以获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之比较的那些判断。他们一方面提示武断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相信他们自己在确定事实”⑥。米塞斯不仅指出计划无法取代市场的技术功能，而且抨击了试图用技术手段控制人的意愿的不人道，这已经触及经济体制的价值理性问题。可见，米塞斯在批评计划经济体制的谬误时，实际上挑起了一个新的论题，即计划经济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在伦理上也是不人道的。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相比之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因而显示了现代伦理价值。哈耶克在后来的论著中指出：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可以取得市场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⑧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由，“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计划经济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⑨。“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的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⑩欧根的观点不像米塞斯等人那样激烈，但显然与德国统制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关，他同样否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欧根看来，“若要始终如一地实行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政策，像1928年以来苏联那样，则要取消抗衡力量。总秩序虽然前后一致地建立起来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确切地说，一切问题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提出来了：社会问题、秩序政策问题、法治国家和自由问题。这一政策没带来‘进步’，却意味着倒退到极其不利的出发位置上”①。“最糟糕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及其信贷扩张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②。他的意思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人为一致的秩序，却破坏了社会经济内在的机制，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类似的忧虑。在20世纪30年代，顾翊群曾批评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民失去政治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体制在增加资本、调节景气和分配财富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应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从实现”；唐庆增强调中国的现代经济应该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他们的见解提出于抗战以前，在当时算是“不合时宜”之论。③谷春帆在抗战胜利前夕指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一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即使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统计和规划技术也不断改进，计划体制最终不可持续。对此，国内外学者对相关史实和理论进行过简要梳理，并提出各自的解释。⑧例如，吴敬琏认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⑨他的分析涉及技术和价值两个方面。萨缪尔森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苏联中央计划的指令经济“有能力动员和组织资本和劳动力，对大炮和黄油进行生产”，由于与西方隔绝，资源有效配置长期受到限制，“糟糕的激励机制堵塞了创新的源泉”，“该模式势必日益陈旧和过时”，最终，“苏联体制无论是在精神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宣告破产”。①但这里只是附带提及激励和精神因素，因为同一部书中萨缪尔森又强调：“市场经济的成功可能会让我们忽略20世纪集体行动的一系列成就，诸如灯塔案例那样”，“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上上个世纪。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②不难看出，萨缪尔森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与制定推行宏观经济政策都作为政府优越于市场的依据，这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

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无疑有着自己的价值信仰和追求，但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都证明，计划体制的价值目标很崇高，很美好，然而缺乏真实性和可行性。正如吴敬琏所说，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缺乏经验证明的，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的情况下，或者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的条件下，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才有可能出现。而现实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前提”。⑤计划经济的理论阐述者相信科学的技术设计和严密的控制管理可以使经济运行达到甚至超过市场经济的效益水平，实际上暴露出他们对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的漠视，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在价值理性方面缺乏或超越了真实性，所以这种体制只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关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在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的阐述人们已耳熟能详。前者的含义是：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后者的含义是：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自然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得到配置的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然而，市场经济的其他价值含义常常为人所忽视。例如，人们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鼓励唯利是图，自由竞争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实际并非如此。亚当•斯密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⑥“使人类陷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dependence）；反之，独立（inde－pendence）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⑦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国内有些人对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疑虑和非议，万俊人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正义。他强调：“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⑧虽然这些伦理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匹配，但伦理正义对市场经济之善的证明是有说服力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即它所奉行的自由准则具有化解系统风险的功能。早在19世纪中叶，约翰•密尔就指出：由于贸易是一种社会行动，商人向消费者出售货物，客观上就是在做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影响的事，因而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应该进入社会管理的范围，“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这是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认识根源。但是，“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自由贸易的教义”，“对贸易的限制以及对以贸易为目的的生产的限制诚然都是拘束，而凡是拘束，正因它是拘束，就必是罪恶”。①何以如此？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人类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在约翰•密尔看来，“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犯错误一些”②，“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据；但要使事实和论据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③。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同样揭示了市场机制的这种功能。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④“因此，正是不完全知识，即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才是理解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⑤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又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⑥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就家庭结构、分配方式、私有权、继承权等经济契约而言，它的形成建立在能够使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得以延续和改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专断的、人为的以及道德或理性的社会重建，其最终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承续问题上”，所以，“无论我们认为该当做的事情如何理想，我们都不能轻易地从根本上改变管理的分配，个人能力、地位和机会的分配，劳动负担和不确定性的分配以及社会物质生产的分配”，“现有的程序，即私人家庭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包括人自身及财产）、继承权及遗赠权和父母的职责等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获得多少尚可接受之结果的解决方式。这种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能称之为良好；但是，公正地考虑一下根本性变革的困难，尤其是考虑一下我们对我们所期望之事情的无知和纷争，在讨论重建的提议时，我们尤应持审慎和谦恭的态度”。⑦据此，奈特强调：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是不能轻信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推崇那种绝对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放任现象，因为人离不开社会，人总是社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及其含义可以丢掉。“我相信，个人主义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学”，“对一位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对其自己负责，即‘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担当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是一项正当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它也似乎证明，代议制政体与自由交换及自由企业制度两者，对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⑧在谈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问题时，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有过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社会经济重大困难的成功范例吗？如果这种体制具有在关键时刻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作用，怎么能说它没有价值内涵呢？对此，笔者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效率———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一文⑨中作过分析。在奥尔森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有效率的，即当集体遇到了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灾害、军事行动），处在这个集体中的个人仍然是理性人，但他（包括这个集体中的任何其他个人）如果不努力，那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行动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时候个人努力的报酬与整个集体行动的效益相等，于是个人就会努力，集体行动就会有效益，搭便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的这个分析具有三个含义：其一，人类经济始终面临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可能遇到非人力所能预见和控制的特殊压力，因此，保留集体行动的样式，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智之举。这是计划体制的价值所在。其二，计划体制（集体行动）的效益通常只有在特殊压力下获得，如果把效益看作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常态压力下无价值）。其三，特殊压力可以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也可以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后者导致的集体行动应当避免，特别是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故意制造特殊压力，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其价值也是负面的。

市场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对“看不见的手”的敬畏和尊重，具有价值理性的深厚基础。这些价值发现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丰富和深化的。如果舍弃掉意识形态的因素，不难发现，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其长期的经济效益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相似之处；而且，当性主义的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学的技术分析色彩日益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统计划体制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对打着诸如“市场失灵”等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旗号，因袭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推行政府干预和技术控制的现象，人们仍然应该有所警觉。历史一再昭示，迷恋技术控制的经济增长可能偏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使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积聚，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

计划经济范文第6篇

网吧经营

需要计划经济吗？

很多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人都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而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经常被人形象的称为“粮票”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要买米，买面，不仅需要钱，还需要粮票，因为凭粮票和钱才能买到粮食。更令现代人不解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粮票的发放数量都是有计划的；而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拿着钱就能买到粮食，而且购买数量不受限制。从这一层面来看，网吧经营似乎不需要计划经济。其实不然，在微利泥潭中挣扎的网吧特别需要计划经济。

网吧已经是一个企业，很多网吧经营者也在尝试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去管理网吧。在企业运营中，计划经济无处不在。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企业在月底都会制订下个月的经营计划，包括销售计划，市场推广计划，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中的“计划经济”。网吧经营者不妨审视一下自己网吧经营的每一个细节，哪个经营环节做了计划呢？试问各位网吧经营者，月底时是否制订了下月的会员发展计划，以及营业收入计划呢？

不可否认，现在很多网吧经营者已经将网吧运营纳入了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可是，这一改变需要贯穿网吧经营的每一个细节。其实，网吧之所以会沉陷微利的泥潭难以自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网吧经营者不会将网吧经营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一个周全的计划，并且将这些经营计划实现。

不妨做一个假设，网吧经营者每个月底根据本月的收入，做一个经营计划。计划中包括下个月要实现多少营业额，下个月要发展多少名会员，下个月要花多少钱用以改善网吧的经营环境，维护网吧的硬件设备。事实上，很多网吧经营者对自己的网吧并没有一个周全的计划，网吧经营仍然是市场经济，营业额多少，完全取决于市场，网吧自身不去争取，这种情况下，网吧陷入微利泥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当网吧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了一个计划之后，所有员工都为这个计划而努力，网吧摆脱微利的泥潭又有何难？

虽然网吧是生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企业，在经营中，网吧绝对不能走市场经济的模式，而是要走计划经济模式，将网吧经营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

网吧经营

细节哪些需要计划？

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计划”。将计划经济模式应用到网吧这个环境，并不简单的是“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网吧的计划经济，就是对网吧的经营收入和支出做一个计划，从而实现网吧利润的最大化。需要计划的网吧经营细节，究竟有多少呢？

一、经营收入篇

今天的网吧再也不是单纯依靠上网收费实现赢利，而是实现了多元化经营。为此，在对网吧的经营收入做计划时，要将计划落实到每一项经营收入项目。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参考前几个月的收入情况，根据网吧的实际增长情况做出合理的计划。具体来说，经营收入需要做详细计划的项目有以下几个。

1、上网收入：在网吧的经营收入中，上网收入仍然是支柱。为此，上网收入计划的制订显得尤为重要。要想制订一个合理的上网收入计划，最好将网吧的上网收入量化成为上机率，或者是单机上网收入，因为这样可以更直观的反应出网吧的实际经营情况。

举个例子来说，一家200台规模的网吧，会员上网价格是2元/小时，非会员上网价格是2.5元/小时，该网吧本月的上网收入为108000元。在做计划时，我们可以按照会员上网价格计划，这样更准确，因为很多网吧的顾客都是会员为主。每月10.8万元的上网收入，每台机器每天的收入18元。按照这个计算规则，将网吧本月和前两个月的单机收入做一个详细的计算。如果网吧一个月每台机器每天的收入是18元，下月的经营计划可以是每台机器每天收入是19元。

其实，网吧每月的上网收入，除了与每台机器每天的收入高低有关外，还跟每台机器每天的工作时间，以及上机率有关系。所以，在制订上网收入的计划时，每个指标都要有小幅度的增长。以上个例子中的网吧而言，该网吧每天每台机器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上机率按100%计算的。

2、饮料销售收入：饮料销售收入和上网收入，堪称网吧经营收入的两大支柱。在一些客流量比较大，规模比较大的网吧里，饮料销售收入可以与上网收入抗衡。与上网收入一样，网吧经营者也需要对饮料销售收入做一下计划，并想出提高饮料销售收入的策略。

饮料销售收入受季节变化很大，夏天的几个月里，饮料销售收入会有大幅增长。一旦网吧进入秋天，饮料销售收入会大幅下跌。季节交替导致的饮料销售跌涨是网吧经营者无法应对的，网吧的饮料销售收入计划，只能根据去年某个月的销售额制订今年同一个月的销售计划。举个例子来说，2007年8月某网吧的饮料销售收入是3万元每月，2008年8月该网吧的饮料销售收入可以是3.5万元每月。

有了饮料销售收入提高计划，还要有提高饮料销售的策略。在夏天，建议网吧经营者不要在网吧摆放饮水机。这样，没有了免费的开水，网吧顾客在口渴时，只能购买饮料以解口渴之苦，网吧的饮料销售收入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除了取消免费开水之外，网吧经营者还可以结合自己网吧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饮料收入增长推广策略。

3、游戏点卡销售收入：由于大多数网络游戏运营商都推出了Esales网络销售平台，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购买游戏点卡。Esales平台的普及，让游戏点卡销售迅速缩水。目前，一张10元的游戏点卡，利润才几毛钱。为此，游戏点卡只能用薄利多销的策略来提高利润。

在网吧经营中，能够刺激游戏点卡销售收入增长的方法，就是打造几款主力网络游戏，以提高点卡销售量。打造几款主力游戏，是为了避免用户玩的网络游戏名目太分散，这样网吧就很难提高游戏点卡的销售收入。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家拥有4000名顾客的网吧，有2000名游戏用户。而这2000名游戏用户中，只玩《征途》、《传奇》和《跑跑卡丁车》这三款游戏。另外一家同样拥有2000名游戏用户的网吧，玩的游戏数量不下于十几种。相信哪家网吧的游戏点卡销售收入高，网吧经营者自己心中会有一个答案。为此，要想提高游戏点卡销售收入，一定要逐渐减少网吧的热门网络游戏数目，这同样需要网吧经营者制订一个详细而周密的计划。

其实，网吧制订的游戏点卡销售收入增长计划，是一个打造几款网吧热门游戏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同样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也可以检查打造网吧热门游戏的效果。

4、IP电话销售收入：很多网吧为了方便顾客，都安装了IP电话。IP电话销售收入，同样需要制订一个计划。由于IP电话销售收入点网吧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所以笔者在此不再详细叙述如何制订IP电话销售的收入计划。

二、经营支出篇

网吧的经营支出越高，网吧的利润也越少。为此，制订经营支出计划时，每月的经营计划应该是逐渐降低的，而不是逐渐升高的。在网吧经营支出中，除了员工工资、税务等固定的费用之外，还有以下几项不固定的费用需要网吧经营者每月都制订支出计划。

1、水电费支出：水电费，尤其是电费，是网吧的最大支出。一家200台规模的网吧，每月的电费高达数万元。在网吧中，最大的耗电大户并非空调，而是PC，因为几百台PC每天都在长时间工作。网吧经营者每月制订电费支出计划，可以更直观的反应出节约用电的效果。

或许很多网吧同行认为网吧的用电量很难降下来，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顾客下机后及时关闭PC，将空调温度调节到适宜的温度，合理打开网吧内的照明设备，各种节约行为都可以让网吧的电费下降。水费的支出计划与电费支出计划相似，只要节约用水，水费支出就能降下来。

2、易损配件支出：鼠标、键盘和耳麦是每家网吧公认的易损配件，在正常的网吧运营中，每天都会有损坏的鼠标、键盘和耳麦，这一支出也成为网吧经营中一个不小的支出。其实，这一支出也是可以通过制订支出计划来控制的。选择质量好一点的配置，可以大大延长易损配件的支出的时间，这样可以降低每月的易损配件支出。

每月做一个大计划，每周做一个小计划，每天再做一个计划，将网吧的收入和支出都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在经营中，努力以做出的计划为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长此以往，网吧的利润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计划经济范文第7篇

作者：钟祥财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在列宁的论述中，市场经济、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都与不平等和剥削有不解之缘，至于这些东西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似乎都不存在，也不重要。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构想设计苏联经济制度方面，布哈林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与18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无关，但他对计划经济的论证仍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点。布哈林写道：“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合理因素，即计划原则本身是依靠精确的科学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智慧的随意反映。经济计划不是数字的堆积，不是‘一般的’数字的理想结合，而是精确地估计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是在具备实行计划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科学地分析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⑤“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的‘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彩，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它们“包括一切的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原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巴罗尼等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⑦不过，巴罗尼还是感到，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消费者个体拥有自己的决策自由，要把反映这些需求的无数个等式计算出来，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在所有人都对当前状况满意的轨道上，是不容易的。⑧而布哈林却用科学技术把这个困难“克服”了。熊彼特的观点既可以看作是对巴罗尼疑虑的解惑，也似乎是对米塞斯责难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应，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写道：“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决策吗？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的、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和有足够数目来卓越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回答是肯定的。”⑨“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至少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种做法将大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要做的工作量，管理这样一个制度所必需的知识要比引导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海洋惊涛骇浪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得多。这点足以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批国家实施。作为理论指导，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关于经济计划，斯大林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①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②他的定论一方面把计划经济模式化、普世化，即凡是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实行，另一方面把计划体制等同于科学，而科学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孕育着计划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绝对化、单一化的弊端。后来问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26章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问题。这一章引用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然后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通过组织和指导劳动群众建设活动的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③。上述史料显示，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与人类自古以来就出现的追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社会理想有关，但它主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革命性替代体制提出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其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基础是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重关注的是私有制及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弊端，思考如何以符合自由发展的人的意愿的体制替代之，列宁完全否定经济体制是历史延续的，希望实行一种全盘颠覆性的新体制，布哈林和斯大林则断言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可以取代甚至优于市场经济的原有功能。这意味着，计划经济的主张是通过技术工具的运用把理想转化为一种可以实际运作的体制，其实质是把价值技术化、工具化了。这一体制思想从萌芽到成形，时间较快，应当与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出现飞速发展有关。那么，计划经济的基本假设是否真实？思想逻辑是否严密？计划体制的实施是否成功？对这些问题，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少学者的深入思考和各自判断。

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就有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后果表示忧虑，他们的质疑来自对人的自由意愿、自然法则不可违背以及个人应该对选择承担责任的强调。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崇尚自由竞争的理念。他没有直接谈论过计划经济，但明确反对政府的干预偏好。斯密用棋子做比喻证明政府计划的不可行。他写道：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必须全面推行，丝毫不考虑可能存在而且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④这就是说，人都有自由的独立意志，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他自己的利益追求和约束条件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复杂多变，绝不是政府计划者所能完全掌握的，因此所谓的完美计划也必然是虚幻的。法国的萨伊和巴斯夏也是自由竞争的赞同者。在萨伊看来，“政府干涉生产的大危害，并非起因于偶然违反既定的准则，而是起因于对自然法则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这些看法为根据所订立的不正确原则”⑤。巴斯夏指出：人作为社会成员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人既然是自由的，就要进行选择，既要进行选择，就有可能选错，既然会选错，就会有痛苦，但是人感受这种痛苦又是必要的，“因为人是从无知起步的，而展现在无知面前的，是许许多多见不到尽头的从未走过的路，其中只有一条路通向真理，其余都引向谬误”。①这意味着，个人的痛苦是他获取真理的代价，“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不幸，而且承认它在社会秩序和物质世界中有其使命”。②但是，“政府到处都在忙着人为地改变劳动、资本和责任的配置”，“因此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体制，使劳动阶级不胜恐惧，因为，这些体制以其目标的性质，对所有人的利益均构成了威胁”。③这种威胁的实质是阻止人们发现真理，从而减少未来的错误，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府体制是不道德的，“即使借助人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阻挠上帝的法则的发挥作用，错误依然会导致不幸，只不过此时的不幸会发生错位：遭受不幸的是不该遭受不幸的人”。④如前所述，在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反对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⑤在方法论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可能满足如何可以获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之比较的那些判断。他们一方面提示武断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相信他们自己在确定事实”⑥。米塞斯不仅指出计划无法取代市场的技术功能，而且抨击了试图用技术手段控制人的意愿的不人道，这已经触及经济体制的价值理性问题。可见，米塞斯在批评计划经济体制的谬误时，实际上挑起了一个新的论题，即计划经济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在伦理上也是不人道的。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相比之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因而显示了现代伦理价值。哈耶克在后来的论著中指出：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可以取得市场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⑧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由，“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计划经济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⑨。“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的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⑩欧根的观点不像米塞斯等人那样激烈，但显然与德国统制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关，他同样否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欧根看来，“若要始终如一地实行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政策，像1928年以来苏联那样，则要取消抗衡力量。总秩序虽然前后一致地建立起来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确切地说，一切问题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提出来了：社会问题、秩序政策问题、法治国家和自由问题。这一政策没带来‘进步’，却意味着倒退到极其不利的出发位置上”①。“最糟糕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及其信贷扩张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②。他的意思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人为一致的秩序，却破坏了社会经济内在的机制，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类似的忧虑。在20世纪30年代，顾翊群曾批评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民失去政治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体制在增加资本、调节景气和分配财富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应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从实现”；唐庆增强调中国的现代经济应该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他们的见解提出于抗战以前，在当时算是“不合时宜”之论。③谷春帆在抗战胜利前夕指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而在理论上，这种政治，不免是父道政治，是教道政治，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④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以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为代价谋取经济增长的，所以应逐步减少，直到全部经济活动由人民自由为之，国家只负责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胡适认识到计划经济具有极权的性质，其特点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⑤，“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给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⑥。吴景超通过比较当时苏联和美国的经济体制，认为计划和自由是无法共存的。他说：“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⑦值得指出，以上这些分析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暴露出低效率弊端的时候做出的，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倡导者最为关注的还不是经济效益的统计，而是何种体制更具有促进人类福利的内在价值。

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无疑有着自己的价值信仰和追求，但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都证明，计划体制的价值目标很崇高，很美好，然而缺乏真实性和可行性。正如吴敬琏所说，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缺乏经验证明的，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的情况下，或者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的条件下，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才有可能出现。而现实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前提”。⑤计划经济的理论阐述者相信科学的技术设计和严密的控制管理可以使经济运行达到甚至超过市场经济的效益水平，实际上暴露出他们对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的漠视，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在价值理性方面缺乏或超越了真实性，所以这种体制只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关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在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的阐述人们已耳熟能详。前者的含义是：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后者的含义是：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自然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得到配置的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然而，市场经济的其他价值含义常常为人所忽视。例如，人们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鼓励唯利是图，自由竞争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实际并非如此。亚当•斯密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⑥“使人类陷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dependence）；反之，独立（inde－pendence）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⑦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国内有些人对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疑虑和非议，万俊人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正义。他强调：“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⑧虽然这些伦理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匹配，但伦理正义对市场经济之善的证明是有说服力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即它所奉行的自由准则具有化解系统风险的功能。早在19世纪中叶，约翰•密尔就指出：由于贸易是一种社会行动，商人向消费者出售货物，客观上就是在做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影响的事，因而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应该进入社会管理的范围，“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这是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认识根源。但是，“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自由贸易的教义”，“对贸易的限制以及对以贸易为目的的生产的限制诚然都是拘束，而凡是拘束，正因它是拘束，就必是罪恶”。①何以如此？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人类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在约翰•密尔看来，“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犯错误一些”②，“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据；但要使事实和论据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③。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同样揭示了市场机制的这种功能。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④“因此，正是不完全知识，即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才是理解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⑤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又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⑥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就家庭结构、分配方式、私有权、继承权等经济契约而言，它的形成建立在能够使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得以延续和改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专断的、人为的以及道德或理性的社会重建，其最终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承续问题上”，所以，“无论我们认为该当做的事情如何理想，我们都不能轻易地从根本上改变管理的分配，个人能力、地位和机会的分配，劳动负担和不确定性的分配以及社会物质生产的分配”，“现有的程序，即私人家庭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包括人自身及财产）、继承权及遗赠权和父母的职责等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获得多少尚可接受之结果的解决方式。这种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能称之为良好；但是，公正地考虑一下根本性变革的困难，尤其是考虑一下我们对我们所期望之事情的无知和纷争，在讨论重建的提议时，我们尤应持审慎和谦恭的态度”。

据此，奈特强调：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是不能轻信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推崇那种绝对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放任现象，因为人离不开社会，人总是社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及其含义可以丢掉。“我相信，个人主义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学”，“对一位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对其自己负责，即‘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担当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是一项正当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它也似乎证明，代议制政体与自由交换及自由企业制度两者，对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⑧在谈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问题时，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有过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社会经济重大困难的成功范例吗？如果这种体制具有在关键时刻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作用，怎么能说它没有价值内涵呢？对此，笔者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效率———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一文⑨中作过分析。在奥尔森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有效率的，即当集体遇到了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灾害、军事行动），处在这个集体中的个人仍然是理性人，但他（包括这个集体中的任何其他个人）如果不努力，那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行动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时候个人努力的报酬与整个集体行动的效益相等，于是个人就会努力，集体行动就会有效益，搭便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的这个分析具有三个含义：其一，人类经济始终面临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可能遇到非人力所能预见和控制的特殊压力，因此，保留集体行动的样式，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智之举。这是计划体制的价值所在。其二，计划体制（集体行动）的效益通常只有在特殊压力下获得，如果把效益看作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常态压力下无价值）。其三，特殊压力可以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也可以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后者导致的集体行动应当避免，特别是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故意制造特殊压力，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其价值也是负面的。

计划经济范文第8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 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 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 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计划经济范文第9篇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通过政府下达的指令来制定发展计划。由于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具有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控制是基于对市场的影响和实现，政府的监管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政府有没有权利直接对市场主体，各经济实体，如企业，个体户，事业单位出具的计划指令，只有通过市场的自主调节功能来实现，简而言之，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影响力来规范市场中各个主体的。

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不是强制性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是通过增强技术，使经济主体免予遭受市场盲目性的信号传导机制的影响，这一点，要从市场的完善，改革微观经济主体的产权结构，加快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转变。这表明，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控制效果更为复杂，宏观调控的影响因素和控制的大小的影响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成效，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关系的差异本质上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政府计划替代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完全取代自发性的市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控制是不依赖于市场自身的自发调解机制，而是基于非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经济能不能继续使用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损害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

计划经济范文第10篇

70年代末开始了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新探索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建国后不久，我国就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时，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那么，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人提出过应该对计划经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或者中国应当搞市场经济的意见?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许多人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计划体制全面建立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问题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顾准那样个别例外的情况，又几乎没有人敢于设想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当时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学界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国家计划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陈云针对对资本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结构和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管理)而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叫“三为主、三为辅”)的主张。所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意见。当时，思想禁锢是十分严重的，任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仅顾准很快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所提出的让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这种现在看来十分精辟的意见随之湮没无闻，而且就连陈云这样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见只不过是在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旁边给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留下一点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被当作“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思想”和“修正主义纲领”而遭到批判。社会主义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自然更是一个严禁涉足的了。

谢：“”后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在什么时间?

吴：据我所知，第一次正式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7至9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在“”覆灭以后，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从李先念后来所作的说明看，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应当说明，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李先念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陈云随后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根据陈云意见提出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口号，其含义是相同的。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也开始孕育市场经济的思想。不久前《百年潮》刊载的、在于光远那里发现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就有“自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当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摘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谢：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上述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很多研究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能不能说邓小平那时就明确主张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邓小平在上述谈话中仍然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作为补充。总的说来，那个时候要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条件都还不够成熟。当时党内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采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不过这与以前的经济观念和经济体制相比，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这样来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也充分表现了中国改革的“增量改革”特点。这就是说，不是一下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市场经济，而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内大体上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的新园地作为补充，两种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并存。这样做的好处是，震动小，干部也容易接受；但它也有弱点，就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互相掣肘。就像当年实行价格双轨制时的情景：同一种商品，一部分进入了市场，放开了价格，一部分则没有，还继续由国家计划控制着。这种做法一方面刺激了紧缺物资的生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腐败等消极现象的滋长。面对这种情况，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有些人看到了这些消极现象的危害性，却把它们归因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主张限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强化国家计划。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中存在的消极现象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依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体制和由双重体制并存造成的摩擦和漏洞，因而主张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改造成市场经济(或者用俄国人的语言，叫做“商品经济”)。例如，薛暮桥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主张进行全面的“流通改革”，以便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

用。本着这种想法，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

80年代初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提出不久即遭到批判

谢：在这之后，领导人或决策部门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发展?

吴：依我看，8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份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桥在各省、市、区第二书记会议工作文件说明时指出：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现在我们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种认识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是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正像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文件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的赞扬。

谢：这种认识在当时有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吴：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应该说没有。特别是1980年晚些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跃进”的后遗症没有得到克服，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有些人就把它们归因于对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并以此为根据，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谢：当时有些政治家、理论家，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好像对发挥市场的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

吴：是这样的。1981年4月，中央一政策研究部门在内部印发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有倾向性地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在第一类中，摘引了一些人关于坚持以计划为主的言论；而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或国家计划也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则被划为第四类。

1982年8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结果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能取得进展。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一书出版。按照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的说法，“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管理，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国家就难以掌握必要的经济力量来保障国民经济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健康发展，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据此，《前言》声称，对于诸如“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认为计划调节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应成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商品生产者的一切特征和权利，有权自主地进行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不同的意见不再能自由发表。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说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时才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前夕。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什么不过两年多时间，就能有这么大的突破呢?

吴：照我看，能够取得这样的突破的原因，一是改革的实践起了作用，二是理论界的努力，三是邓小平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了理论观念的更新。

从1981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压制，国有部门的改革也因为方向不明而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在非国有部门，改革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非国有部门发展和对外开放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使我国经济日趋繁荣，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对整个

国民经济体系首先是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1983年末至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就开始起草了。最初用一个多月搞出了一个提纲，还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7月底在北戴河向汇报时，胡对提纲很不满意，并为此重新调整了起草班子，改由林涧青负责。充实了郑必坚、龚育之等。

也正在这个时候，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院内的周叔莲、张卓元和我等几个人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原来以为会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某位老同志的称赞。这样，就在9月9日给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论述了“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他在信中提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从这时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就在新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

但是，即使在这时，要在中央文件中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又经过一番曲折，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在提交给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由于当时许多同志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决定(草案)》不仅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概念，还在“商品经济”四个字前面加上了“有计划的”这一限定词。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行，在会上有的领导同志对这样提问题仍旧顾虑重重，所以在论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那段话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算最后通过了。《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谢：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全面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呢?

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我想，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才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从实践上看，1984年《决定》对于解放干部的思想，促使各级领导人开拓进取，作用也十分显著。由于有了《决定》作依据，各地的市场极大地活跃了起来，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而有了明显的提高。下面这两组简单的数字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先看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1983年，每年平均增长最多者仅35亿元；从1984年到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已在137亿元以上，是前几年增长水平的两倍多。再看职工平均工资：从1980年到1983年，全部职工每年平均工资增长最多不超过28元；从1984年到1987年，每年平均增长都在150元左右。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后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也是前几年平均增长率的3倍半。

谢：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是也有新的发展?

吴：在1984年以后的几年中，决策层和理论界在实际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是按照《决定》的思路继续拓展的。例如，《决定》把市场大体限制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而把要素市场排除在外，而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四大市场，这就使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科学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又一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他不无针对性地指出：“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他还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架，而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我赞同龚育之对十三大政治报告有关论述的评价：它“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十三大以后，经济理论研究相当活跃。有些同志建议干脆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对重大理论问题持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而且应当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能强求一律，问题是有些人总喜欢“上纲上线”，动辄把事情往政治路线上联系。在1988和1989年出现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后，一些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又利用这种形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变相地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关系改革成败的大论战

谢：1988年9月，由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始了治理整顿。在这期间，改革开始

有所停顿。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治理整顿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吴：我认为治理整顿本身并不是问题，改革的停顿也不是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既然出现了经济过热，就需要进行治理；既然出现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必须加以整顿。问题是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本来就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国民经济一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以此为由，重新挑起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声言这几年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从一开始就出现“方向错误”，选择了市场取向，削弱了计划经济。既然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取向，出路就只能是“计划取向”，回到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去。

特别是在1989年的那场以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提出这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们运用类似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摘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由于改革理论是改革实践的思想基础，针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谢：您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文集的前言中提到，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之间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当时敢于公开坚持正确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您也因坚持市场取向而被人含有贬义地称作“吴市场”。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吴：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改革应当“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我们几个主张改革应当“市场取向”的人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薛暮桥不但在会上发了言，还在会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批驳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他明确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未进行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过了不久，一位在国家信息中心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同事打电话给我，一是告诉我他听到的一种传言，说我最近受到了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在我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此事查无实据)。二是告诉我，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派：“有计划”、“吴市场”、“杨(指杨培新)承包”。“吴市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在反驳：“计划取向派”的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1991年3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由于这篇文章触到了某些市场经济批判者的痛处；很快就受到了围攻和批判。

谢：据说，皇甫平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有邓小平讲话的背景。

吴：“是的”。这在当时对许多人(包括批判皇甫平的人)来说就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大家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发表过两次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谈话。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上海市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皇甫平的文章，大致上就是根据后一次谈话的精神写的。

除了上海的皇甫平，据我所知，在北京有些了解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人也很想有所作为。例如，1991年夏天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领导干部曾让社会科学院的几位经济学家为他起草过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党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徐雪寒等老同志的支持。后者并且进一步主张废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不过，文章草成不久就遇上了苏联的“8・19”。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文章的事终告流产。经过修改的文章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才发表出来。

谢：从您的那本论文集里了解到，1991年10月到飞2月间，中央领导邀请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您作了题为《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发言，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加快市场取向改革的重要性。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吴：那是总书记召开的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的座谈会，讨论了三个问题：(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2)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十次会。与会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和我，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我在

会上除了发言，还提供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资料。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谢：前面已经谈到，1990年和1991年，邓小平两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但是，真正产生巨大作用的，恐怕还是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一些城市时的有关谈话。

吴：是的。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直接面对群众，阐述了他对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讲得比过去更加直截了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采回答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困扰人们的难题，确实也是形势所需、形势所迫，到了不清除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事业就不能前进的时候了。

在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改革的热潮中，总书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谢：以上情况说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思想已统一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上来。不过，此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建议的前因后果?

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总书记和朱基副总理来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说明中央领导同志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负责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刘吉和吴明瑜两位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我写了这份建议。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我建议“在党的十四大上，根据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十多年来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最新论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为制定跨世纪的大政方针，奠定理论基础”。我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商品经济”这种提法的优点是，能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相衔接，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根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俄语的表达方式。它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指明它的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更理想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提法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叫做市场经济。

谢：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过程中，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应该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

吴：的确是这样的。在这篇讲话中，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他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且主张不再突出地强调“有计划”三个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拥护，因而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应该说，到这个时候，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了确立。

谢：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您是否认为随着争论的基本结束，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再有更多的麻烦了?

吴：当然不是。首先，我已经讲到，这场争论的中止具有特殊的背景，那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至少在此之前还没有统一。而从十五大前后一些人批评改革的长篇意见书来看，要真正实现认识上的统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由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事实上的证明。

其次，政治上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是为改革的实践打开了道路，但落实工作还很艰巨复杂，并不是大家都举手赞成搞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搞成。我们主张市场经济取向，根本的目的是强调要尊重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个称呼比较好听和流行，也不是为反对计划经济而反对计划经济。为了使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就要认真通过改革把独立自主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等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另外，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换，因而往往习惯于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去“抬牛腿”，而不善于通过设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去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学会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但愿今后能自觉，不犯或少犯错误。

回顾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过程，我深深地感到，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更新。从马克思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也必须适应世界的这种变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更新，否则就会变得没有生命力。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作为矢志为世界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工作者，我们也要不断从自身的经历和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汲取营养，不断进步，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