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范文

基础设施范文第1篇

美国国防部的业务范围位居世界之首，覆盖美国50个州、7个属地和40个国家。其基础设施包括55万栋建筑物，总面积达23亿平方英尺，总价值约8480亿美元。国防部在2014财年提出了110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和军人家庭住宅建设资金需求，并申请拨款108.5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

然而，根据国防部的研究，军用基础设施的规模已超过实际需要的20%。随着美军继续裁减部队员额，基础设施过剩的现象将更加突出。空军自2005年以来已裁减500架飞机和4.8万名人员。空军部长迈克尔・唐利认为：“在节约国防开支方面，压缩基础设施大有潜力可挖。国会应该继续支持关闭基地的提案，将有限的维修保养资源集中投入到效率相对更高的基础设施上。”

在推动基础设施“瘦身”方面，国防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支持美军基地关闭与重组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冷战结束后组建，此前已推动美军关闭了350处军事设施，每年为国防部节约120亿美元的经费。国防部高层支持开启新一轮基地重组和关闭工作。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康格尔曾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在当前压缩部队规模和削减国防预算的背景下，我们希望基地关闭与重组委员会的工作更有力度。”

二是关闭国防部所属学校。尽管居住在美军营区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大多在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管辖的学校入学，但国防部仍然在6个州经营着58所小学和中学，在校学生19324人。事实上，当地的公立学校完全可以为美军官兵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而越来越多的美军官兵选择在营区外居住，将子女安排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入学。因此，对国防部所属学校的需求越来越少。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曾在2011年指出，2011～2015财年间国防部所属学校的维护和改造开支将达到12亿美元，在校学生的平均开销将从2011财年的5.1万美元上涨至2015财年的8.1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地方政府管辖的学校中，在校生的平均开销在2009年仅为10694万美元。

三是合并基地的军人服务社。目前，美军基地的军人服务社分属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等三个不同的管理体系，各体系有自己的物资配送、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计划。军人服务社的整合，在加强上层管理的同时，并不会影响到服务的提供以及各家服务社的就业率，特别是服务社的员工往往是现役军人的家属。

基础设施范文第2篇

这与关键基础设施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有关。美国在2001年《爱国者法案》中给出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关键基础设施指对美国极为重要的系统和资产，不论物理的或虚拟的，其遭到破坏或失去运转能力时，将对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健康或安全中的一项或多项产生破坏性影响。显然，关键基础设施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其一旦瘫痪或被摧毁，国家安全乃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福祉都会受到致命影响。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

参照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单列一节进行重点规范，并给出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某些法律学者对这种列举范围的方式不是很习惯，有的担心挂一漏万，有的担心语焉不详。事实上，这是国际通行做法，至于法律学者们担心的问题，一般是通过具体的政策来解决。

美国是最早给出关键基础设施范围的国家。1998年5月，克林顿政府了第63号总统令《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列举了8个重点行业作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银行和金融、供水、运输、电力、天然气与石油、应急服务、政府运转。其中，前6类行业属于私营部门。

2003年12月，美国第7号国家安全总统令《关键基础设施的识别、优先级和防护》，该令确定了17类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资源（CI/KR）：化学制品、商业设施、通信、大坝、国防工业基地、应急服务、能源和电力、金融服务、食品和农业、政府设施、公共健康和医疗、信息技术、商用核反应堆及核材料与废弃物、运输、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邮政和货运服务、国家纪念碑和象征性标志。2008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关键制造业作为第18类CI/KR。

2013年2月，美国13636号总统行政令《改进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第21号总统政策指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和弹性》，将关键基础设施重新确定为16类（不再沿用“重要资源”的概念）：化学制品、商业设施、通信、关键制造业、大坝、国防工业基地、应急服务、能源、金融服务、食品和农业、政府设施、公共健康和医疗、信息技术、核反应堆及核材料与废弃物、运输、水和废水处理系统。

总体而言，多数国家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定义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美国定义的CI范围比其他国家要广。其他国家有而美国没有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印刷媒体、文化资产、空间研究及设施（包括卫星）、科学研究等。

立法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我国早在2003年时已经要求“重点保障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并且在实践中明确了基础信息网络是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重要信息系统是银行、证券、保险、民航、铁路、电力、海关、税务等行业的系统，即俗称的“2+8”，相关保护工作也常抓不懈。但整体而言，我们与国外差距很大。《草案》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表明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工作进入正轨，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以下问题：

范围不全。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我们有很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尚未纳入保护视野。《草案》首次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包括基础信息网络、重点行业信息系统、公共服务领域重要信息系统、军事网络、地市级以上国家机关政务网络、用户数量众多的网络服务商系统。最后一类系统中很多由私企运营，运营者可能对其列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适应，但当网络服务商的用户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安全已经不再是企业自身问题，而成为一个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国家安全问题，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一些国外机构可能会拿这个做文章，但事实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有87%受私营企业控制。

要求不明。等级保护是1994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提出的制度，其对全国各类信息系统提出了分五个等级的通用安全要求。恰恰因为通用，这个要求只能是基线（即基本要求），其有必要但并不足够，特别是不足以反映应用模式日趋复杂的异构系统的动态防护需求。此外，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涉及很多工作，不仅仅是提出系统自身的保护要求、加强系统安全建设那么简单，还包括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和公共平台建设，不能由一项制度取代其他制度，理应对此建立专门制度。《草案》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对于某些重点要求，如网络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等，草案则在具体条款中进行了明确。

基础设施范文第3篇

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进入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财政枯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10%,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应为3-5%,而我国在1953-1983年这一比重仅为0.37%,近几年也只有2%。目前,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但不能是全部。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其个人使用也并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如出租汽车,无线传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桥梁,在不过分拥挤的条件下,增加一辆车的通行并不增加边际成本,故具有非竞争性,但要阻止辆通行设一个岗就可以做到,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化性,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园,即使设置围墙,也不能排除路人闻到花香并享受净化空气的好处。

上述三类物品,因性质不同,提供方式和途径也不大一样。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场提供。因为市场交换要求客体的可分割性和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私人物品具备了这个要求,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来提供。而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和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无法量化的,利益边界也无法精确计算。如果由市场来提供,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可见,市场只适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对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资的最适领域。至于混合的物品,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可以采取公共提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终采取哪种提供方式,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解决。

综上分析可知,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由财政投资来发展。因为这些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公众不可能且不应该通过生产交换来获得,而只能通过政府安排支出来满足。

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1998年下半年,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项目准备不充分,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原则上财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没有债务收入,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

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到1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7,100亿元,预计2000年可达11,311亿元。因此,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

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采取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支出形式,它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这种资金来源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与纯公共产品提供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因为征税虽然是可以精确计量的,但公共产品的享用是无法量化的。所以,纳税人的负担与纯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使得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只能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弥补,免费向社会提供。对于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投资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财政投资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提供基础条件的部门,其最适的资金来源是国债资金。因为国债资金也是国家可支配的资金,毫无疑问应该投向那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项目。但国债资金又与其他财政收入在性质上不同,是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如果将它投到那些完全无法收回成本的纯公共产品项目上,势必造成国家未来偿还债务的压力,很可能使国债资金陷入借新还旧的不良循环之中,国债资金的这种投向即不符合还本付息的使用原则,也不能使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1997年当年的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0%以上,还本付息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26.9%,因此必须考虑国债的投资收益。实际上1995年底,我国国债余额的3,300亿中的80%是投在财政性的建设领域,主要是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1998年下半年,财政对四家商业银行增发的1,000亿特种国债也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我国目前国债余额还仅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今后,国债发行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要很好的探索国债的最佳投资领域,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既包括期限结构,又包括收益结构,安排好盈利、微利和无利项目的投资比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国债基金,专门用于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这样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又使国债资金运行于良性循环之中。

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可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间接投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财政贴息,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这些间接的形式,可以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适领域是私人不愿意和无力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特别是用国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考虑增殖性问题,以保证到期偿还。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具体地说,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改革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过去,政府拥有和经营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其理由是它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垄断。这种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使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投入产出不需核算,使用者的满意程度无需顾及,经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负责提供基础设施的企业没有为其顺利运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自。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产和经营基础设施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使其经营方式多元化,运营原则商业化。对生产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继续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累积了大量的沉淀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其边际成本为零,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性或称自然垄断性特点。这样的部门,由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能减少单位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采取国有国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以防止自然经济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国有企业,使其与政府明确脱钩,并赋于经营自。这一步改革我国已进行并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成为市场的主体。公司化的直接益处是建立商业化的会计程序,明确运营成本和收益,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更具透明度。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还必须引入激励机制,通过政府与这些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激励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也可以将国有的基础设施企业交给民营和私营。国有民营和私营可通过租赁和特许权的方式,即公共部门可以把基础设施的经营(连同商业风险)以及新投资的责任委托给民营和私营。也可以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政府把由国有单位承担的某一重大项目的设计、建设、融资、经营和维护的责任转给民营和私营,使其在某一时期内(称为特许期),对此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并设法偿还所有债务,获得预期回报。特许期过后,将所有权再转给国有企业。

2、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行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使它们缺少竞争活力。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必须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竞争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别制定不同的有效竞争策略。对于自然垄断业务,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管理体制,即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和恰当的定价策略,提高其竞争意识,规范其经营行为。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可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3、以经济原则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理机制。过去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价格管理,采取从低定价的原则。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其边际成本,违背效率原则。因此,改革基础设施产品价格的管理体制,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效率为准则,根据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其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既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又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效率。我们在制定基础设施产品定价策略时,可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管理模型。RPI为通胀率,X为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最高限价模型,可以促使企业自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管理,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种价格管理体制,既对企业有内在激励机制,又使价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围内。

4、整体规划协调发展,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成本。许多基础设施企业有一些共同需要,如电力、邮电、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过去,由于各自为政,许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开大小上百条路,挖了填,填了又挖。这种重复建设一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城市交通、环卫和市政管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政府应考虑从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关行业中,筹集一笔共同基金,组建地下管网公司,对地下管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管理。在电信业中也存在此类问题,是否可由政府牵头,将公用网和专业网进行统一协调和共同建设,这样就会大大节省网络建设的社会成本。在交通运输方面,政府应做好各运营企业的协调工作,以利于对现代交通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安东尼.B.阿特金森等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莱斯特.C.梭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J〕.经济研究,1997,(1).

〔3〕王俊豪.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1997,(10).

基础设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日

一、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直接投融资模式

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直接投融资是指政府以财政手段，将资金从其所有者手中筹集起来，再分配给需要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部门。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政府投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预算内融资。（1）国家预算内融资：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拨给建设部门的城建补助，主要用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投资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电力、公路、铁路、航空、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2）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对许多城市来说，财政拨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预算内投资比重明显偏小，占城建资金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二）特种税费融资。（1）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开征以来，税收连年稳定增长，已成为城市维护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稳定的资金来源。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迅速提高，城市维护建设税规模与地方政府应承担的城市建设职能相比，显得过于单薄；（2）公用事业附加费：地方政府按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市内电话等营业额的5%～8%征收公用事业附加费。“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公用事业附加费”是国家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而开辟的专门用于城市建设投资的两项资金；（3）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按照有关规定由城市建设部门向各类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者征收的用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建设的费用；（4）水资源费、燃油税、土地批租收益等。

（三）国债专项资金。自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中央财政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是重要投向之一，这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部分资金缓解了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对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城市环境、带动其他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特许权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

特许权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是特指基础设施项目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称BOT项目融资模式。本模式的核心是特许权，即政府与企业以特许权协议方式约定基础设施的投资、经营及收益之间的权责。

所谓基础设施项目融资BOT模式，是指某一特定项目由其所在国政府有关方面授予特许权的投资主体负责投资建设，在一定确切的期限内，该投资主体拥有项目产权并自主地负责项目的经营管理，期满回收投资后将项目无偿地转交所在国政府有关单位，既通常所简称为BOT方式。其显著特征是“权钱交易，多方受益”。通常所说的BOT亦被称为“公共工程特许权”，实际上至少包括以下三种具体的建设方式：（1）BOT，即建设―经营―转让。这是通常采取的方式，私人合伙人或某国际财团自己融资，建设某项基础设施，并在一段时期内经营该设施，然后将其转让给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2）BOOT，即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与BOT方式不同点在于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私人（合伙人）或某国际财团拥有所有权并进行经营，期满后再转交政府；（3）BOO，即建设―拥有―经营。这种方式是承包商根据政府赋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基础设施，但并不将此基础设施移交给公共部门。

三、政府、企业或私人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

此类融资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企业与私人合作的项目融资模式，即PPP模式；另一类是私人或民间主动融资的模式，即PFI模式。以下简要概括两种方式。

（一）政府、企业与私人合作的项目融资模式研究。政府、企业与私人合作的项目融资模式（PPP）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与其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要通过对项目的扶持，实现参与合作的各方的利益，同时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二）私人主动参与的项目融资模式研究。PFI即私人或民间主动融资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的由政府负责提供公共项目产出的方式，而是一种促进私营部门有机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全新的公共项目产出方式，政府通过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或给予私营部门以收费特许权，或与私营部门以合伙方式共同营运等方式，来实现公共物品产出中的资源配置最优化。

四、证券化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

由于股票市场融资亦属于资本市场融资，因此本节所论述的证券化特指资本证券化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通常简称为ABS），是以项目资产担保的证券化，它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ABS模式由于能够以较低的资本成本筹集到期限较长、规模较大的项目建设资金，因此对于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回报慢的城市基金设施项目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ABS）融资在实际操作中要涉及很多技术性问题，但是证券化的基本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即发起人将要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设机构，由其向投资者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然后将该项资产产生的资金流用于偿付债券本息。

五、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

资本市场投融资模式包括长期银行贷款、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融资等，其特征就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为便于分类，此处不包括证券化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ABS）。以下以长期银行贷款、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为例阐述资本市场融资的特点。

（一）长期银行贷款项目融资。国内贷款融资包括国内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等；商业性银行的商业贷款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外借贷款的项目融资具有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无追索权的项目贷款是单纯的项目融资，项目建成后所创造的收益是贷款还本付息的唯一来源。有限追索权的项目融资贷款将项目的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保障，还将在资产上设定担保收益，当项目出现问题或经营失败，项目本身的资产和收益不足以清偿贷款时，贷款人有权向保证人追偿。

（二）股票市场融资模式。在股票市场进行项目融资是项目资本市场融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基础设施股票市场融资指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立项目公司，对项目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利用股份公司来募集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利用股票市场融资可以较快地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约束问题，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培养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性市场，打破目前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形成良性竞争机制。

（三）债券市场融资模式。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是利用企业或政府信用直接向社会融资的一种方式。与银行市场和股票市场相比较，债券的优势在于它比银行存款有更高的利率，比股票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对资金利用者而言，比银行资金的运用更有自主性，可以根据资金运用的需求，确定债券的期限，比股票更容易操作，可以较快地为城市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发行债券，特别是城市发行市政债券建设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方式。

六、租赁与贸易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

与其他几种投融资模式相比，租赁与贸易型融资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投融资过程中是以实物或技术来进行投资的。

（一）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租赁物件所有权即转归承租人所有。尽管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也有设备购买人的身份，但购买设备的实质性内容如供货人的选择、对设备的特定要求、购买合同条件的谈判等都由承租人享有和行使，承租人是租赁物件实质上的购买人。

（二）补偿贸易融资。补偿贸易融资属于由外商先垫付企业设备、技术进口，再以由此而获取的收入或生产的产品分期偿付进口价款，是解决中小企业设备、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的有效途径之一。补偿贸易融资的基本形式有：（1）直接产品补偿。直接产品补偿是国际补偿贸易融资的基本形式。即以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所生产出的产品返销给对方，以返销价款偿还引进设备和技术的价款。该种方式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性能和质量方面必须符合对方要求，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求标准；（2）其他产品补偿。企业不是以进口设备和技术直接生产出的产品，而是以双方协定的原材料或其他产品来抵押偿还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价款；（3）综合补偿。这种方式实际是上述两种不同融资方式的综合应用。即对引进的设备或技术，部分用产品偿还，部分用货币偿还。偿还的产品可以是直接产品，也可以是间接产品。

主要参考文献：

[1]邓淑莲.中国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基础设施范文第5篇

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进入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财政枯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10%,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应为3-5%,而我国在1953-1983年这一比重仅为0.37%,近几年也只有2%。目前,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但不能是全部。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其个人使用也并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如出租汽车,无线传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桥梁,在不过分拥挤的条件下,增加一辆车的通行并不增加边际成本,故具有非竞争性,但要阻止辆通行设一个岗就可以做到,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化性,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园,即使设置围墙,也不能排除路人闻到花香并享受净化空气的好处。

上述三类物品,因性质不同,提供方式和途径也不大一样。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场提供。因为市场交换要求客体的可分割性和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私人物品具备了这个要求,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来提供。而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和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无法量化的,利益边界也无法精确计算。如果由市场来提供,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可见,市场只适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对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资的最适领域。至于混合的物品,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可以采取公共提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终采取哪种提供方式,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解决。

综上分析可知,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由财政投资来发展。因为这些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公众不可能且不应该通过生产交换来获得,而只能通过政府安排支出来满足。

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1998年下半年,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项目准备不充分,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原则上财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没有债务收入,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

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到1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7,100亿元,预计2000年可达11,311亿元。因此,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

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采取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支出形式,它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这种资金来源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与纯公共产品提供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因为征税虽然是可以精确计量的,但公共产品的享用是无法量化的。所以,纳税人的负担与纯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使得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只能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弥补,免费向社会提供。对于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投资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财政投资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提供基础条件的部门,其最适的资金来源是国债资金。因为国债资金也是国家可支配的资金,毫无疑问应该投向那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项目。但国债资金又与其他财政收入在性质上不同,是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如果将它投到那些完全无法收回成本的纯公共产品项目上,势必造成国家未来偿还债务的压力,很可能使国债资金陷入借新还旧的不良循环之中,国债资金的这种投向即不符合还本付息的使用原则,也不能使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1997年当年的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0%以上,还本付息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26.9%,因此必须考虑国债的投资收益。实际上1995年底,我国国债余额的3,300亿中的80%是投在财政性的建设领域,主要是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1998年下半年,财政对四家商业银行增发的1,000亿特种国债也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我国目前国债余额还仅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今后,国债发行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要很好的探索国债的最佳投资领域,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既包括期限结构,又包括收益结构,安排好盈利、微利和无利项目的投资比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国债基金,专门用于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这样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又使国债资金运行于良性循环之中。

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可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间接投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财政贴息,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这些间接的形式,可以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适领域是私人不愿意和无力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特别是用国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考虑增殖性问题,以保证到期偿还。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具体地说,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改革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过去,政府拥有和经营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其理由是它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垄断。这种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使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投入产出不需核算,使用者的满意程度无需顾及,经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负责提供基础设施的企业没有为其顺利运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自。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产和经营基础设施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使其经营方式多元化,运营原则商业化。对生产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继续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累积了大量的沉淀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其边际成本为零,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性或称自然垄断性特点。这样的部门,由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能减少单位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采取国有国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以防止自然经济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国有企业,使其与政府明确脱钩,并赋于经营自。这一步改革我国已进行并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成为市场的主体。公司化的直接益处是建立商业化的会计程序,明确运营成本和收益,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更具透明度。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还必须引入激励机制,通过政府与这些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激励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也可以将国有的基础设施企业交给民营和私营。国有民营和私营可通过租赁和特许权的方式,即公共部门可以把基础设施的经营(连同商业风险)以及新投资的责任委托给民营和私营。也可以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政府把由国有单位承担的某一重大项目的设计、建设、融资、经营和维护的责任转给民营和私营,使其在某一时期内(称为特许期),对此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并设法偿还所有债务,获得预期回报。特许期过后,将所有权再转给国有企业。

2、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行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使它们缺少竞争活力。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必须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竞争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别制定不同的有效竞争策略。对于自然垄断业务,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管理体制,即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和恰当的定价策略,提高其竞争意识,规范其经营行为。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可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3、以经济原则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理机制。过去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价格管理,采取从低定价的原则。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其边际成本,违背效率原则。因此,改革基础设施产品价格的管理体制,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效率为准则,根据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其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既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又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效率。我们在制定基础设施产品定价策略时,可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管理模型。RPI为通胀率,X为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最高限价模型,可以促使企业自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管理,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种价格管理体制,既对企业有内在激励机制,又使价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围内。

4、整体规划协调发展,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成本。许多基础设施企业有一些共同需要,如电力、邮电、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过去,由于各自为政,许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开大小上百条路,挖了填,填了又挖。这种重复建设一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城市交通、环卫和市政管理,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政府应考虑从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关行业中,筹集一笔共同基金,组建地下管网公司,对地下管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管理。在电信业中也存在此类问题,是否可由政府牵头,将公用网和专业网进行统一协调和共同建设,这样就会大大节省网络建设的社会成本。在交通运输方面,政府应做好各运营企业的协调工作,以利于对现代交通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安东尼.B.阿特金森等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莱斯特.C.梭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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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俊豪.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1997,(10).

〔4〕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M〕.1994

基础设施范文第6篇

一、ABS融资模式及其在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中应用的可行性

（一）ABS融资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ABS融资模式在美国出现，它最早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随着业务的增加，法律体系的成熟，银行大量的信贷资产也被证券化。由于证券化具有破产隔离、税收中性、信用提升以及设计灵活等优点，多年来已被证明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有效融资手段。在国外，资产证券化作为项目融资的重要方式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房地产、企业的应收账款、租金、航空公司的机票销售等方面。截至 2004 年底，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全球发行量已超过200万亿美元。目前，美国的ABS余额已达到7.3万亿美元，市场规模远远大于美国国债市场（3.9万亿美元）和美国联邦机构债市场（2.7 万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证券品种。

ABS融资在我国起步较晚。1996 年9月，珠海市以交通工具注册费和高速公路过路费为支持发行两批共2亿美元的债券。1997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以北美航运收入为支持发行3亿美元的浮息票据。1997年5月，重庆市政府与亚洲担保及豪升ABS（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我国第一个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合作协议。但是在我国境内大规模推行ABS融资还面临资本市场不健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相对滞后，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会计准则等方面不完善等约束条件。而在境外发行ABS债券操作复杂，使得ABS融资方式目前在我国的应用还不多。

（二）ABS融资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ABS融资模式是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该模式的实质是将基于基础设施或资产的现金流收入与原始权益人完全剥离，过户给特设信托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通过金融担保、保险及超额抵押等方式取得较高的信用评级，然后以债券的方式发售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筹集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并以设施的未来收入流作为投资者收益的保证，不需要以发行者自身的信用做债券的偿还担保。

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是ABS不同于其他项目融资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产品的支付、融资租赁，还是BOT，都不是通过证券化进行融资的。与BOT融资相比，证券化融资涉及的机构相对较少，从而减少了酬金、差价等中间费用，使融资费用相对较低。由于ABS模式隔断了项目原始权益人自身的风险和项目资产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使其清偿债券本息的资金仅与项目资产的未来现金有关，加之在高等级证券市场发行的债券是由众多投资者购买，从而分散了投资风险，避免项目被投资者控制，保证了运营利润不会大幅外流。政府无需为项目的投资回报、外汇平衡问题做出承诺和安排，不必为吸引资金而承诺在项目经营期内固定收费标准，并可有效避免外汇市场风险。但由于项目的经营决策权仍归原始权益人，在融资的同时无法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不利于项目建设及经营效率的提高。

（三）基础设施项目利用ABS融资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资产属性决定了其适应ABS融资模式。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稳定的现金流，能够形成证券化资产的有效供给。基础设施建成后，由于具有消费的准公共物品性、经营上的自然垄断性等特点，使得经营期间的现金收入流相对稳定。而利用ABS融资模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规模较大。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将这些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完全可以形成足够规模的相似条件的资产组群。

由于项目运营期较长且遵循一定的规律，一般而言贷款期限和风险都比较稳定。因此在构建资产时，组合各批贷款的期限基本相近，风险、收益水平也能维持在稳定水平上，而且基础设施项目一般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建设，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政府担保，能实现较为明确的信用等级。

通过将ABS融资模式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可以明晰项目产权，增强项目管理者和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盘活基础设施的资产，而且不会增加融资方的负债，这对于目前负债过高的基础设施项目无疑是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此外，投资者可以自主决策所投资的项目，从而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则可以通过监管证券市场来调控融资规模，进而调控投资规模。

二、ABS融资模式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应用分析

ABS融资在实际运作中通常有以下几个参与者：原始权益人、特设交易载体SPV、投资者、资信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受托管理人、服务人等。各参与者在其中各司其职，相互联系，相互牵制。

ABS的基本运作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资产证券化的对象。进行ABS融资时，首先选择未来现金流量稳定、可靠、风险较小且具有良好的可出售品质和较低信用风险，但目前却又无法通过证券化的途径在资本市场筹集项目建设资金的项目资产。我国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且具有稳定的预期收入，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可以作为资产证券化的目标资产。其次，将基础设施项目资产进行估算和信用考核，根据资产证券化的目标确定用于证券化的资产数量，并把这些资产汇集组合，形成一个资产池。

其次，组建特设交易载体SPV。SPV是为迎合法律要求而特设的一个法律实体。它主要从事单一业务：购买证券化资产、整合应收权益，并以此为担保发行证券。成功组建SPV是ABS能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在现实操作中，SPV公司可以是由已经在国际上获得权威资信评估机构给予的较高资信评定等级的投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担保公司、投资保险公司或其他独立法人等。

第三， 发起人或原始权益人将可证券化资产“真实销售”给 SPV 以发行证券。转让的目的是将原始权益人本身的风险和项目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隔断，以实现“破产隔离”。

第四， 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信用评级是发行人按时支付ABS证券本息回报的评价，通常由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独立私营评级机构如穆迪或标准普尔进行。信用增级是通过提供各种担保，增强资产证券信用，以吸引投资者购买，提高ABS的交易质量和安全性。

第五， 证券设计与销售。发行人通过承销商在资本市场上向投资者发行经过优先和次级架构的ABS 资产来支撑证券。

第六，现金流管理服务与清算。

三、利用ABS融资模式进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优越性

（一）利用ABS项目融资可拓宽我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渠道

我国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前及未来现金流产生稳定，资产权益相对独立，收益稳定，风险性小，本身具有较强的投资价值。但是它们自身无法获得权威资信机构授予的较高级别的资信等级，难以通过证券化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对融资能力较弱的项目采用 ABS项目融资方式时，就可以通过ABS自身的结构，使得ABS获得较高信用等级。进而通过划分为优先和次级证券，增加证券种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金融担保进一步提高 ABS的信用等级，最终使项目具有较高信用级别，从而进入国际市场筹集资金，扩展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渠道。

另外，在债券发行期间，实施 ABS项目的资产所有权归 SPV 所有，但项目的经营决策权依然归原始权益人，这样运用ABS方式不必担心重要项目被外商控制。例如，不能采用BOT方式的重要铁路干线，大规模发电厂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可以采用 ABS方式。

（二）利用 ABS项目融资可降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成本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若在债息率上略有降低，就会节约大量资金。而ABS 通过信用增级使ABS发行时的信用等级提高，债息率一般也较低，从而降低了项目融资成本。ABS融资项目又无须政府的特许和外汇担保，设及机构较少，酬金、差价等中间费用也较少，融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此外，还可以在境外的一些税收豁免地区设立SPV，以达到合法避税目的，从而减少融资成本。

（三）利用 ABS项目融资可分散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风险

一般认为，原始权益人向SPV让度资产，构成“真实销售”，这样就隔断了项目原始权益人自身风险与项目本身风险之间的联系，实现了“破产隔离”，即证券化的资产在发起人或原始权益人破产时，不作为清算财产，从而保护了投资者利益。而且债券购买方人数众多，大大地分散了ABS的投资风险。同时，原始权益人出让资产，预先获得了项目的转让收入，转移了资产的所有权，有效地降低了自身面临的风险。

（四）利用ABS项目融资还可以实现一定的会计效果

由于 ABS证券化的资产是一种“真实销售”，所以资产出售后即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从而实现表外融资。对原始权益人来说，虽然放弃资产会放弃部分收益，但却使得可用资金增加，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五）利用 ABS项目融资保证了基础设施项目的安全性

利用 ABS方式进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过程中，东道国能够保持对项目经营的控制，使得项目不被外商直接控制，从而保证了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安全，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使得原来一些不能采用BOT方式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考虑通过ABS方式来进行项目融资。

四、利用ABS融资模式融资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SPV的组建

利用ABS方式融资的前提条件是组建SPV，但组建的SPV若要获得国际权威资信评估机构授予的较高资信等级，除了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外，还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登记注册。因此，我国目前应选择一些实力雄厚、资信良好的金融机构，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与西方发达国家资信卓著的金融机构共同组建SPV或成为现在SPV的股东，为我国在国际高档证券市场上大规模开展项目证券融资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基础设施项目的会计、税收和外汇平衡

由于ABS项目融资本身的复杂性，涉及到的许多会计、税收和外汇管理等问题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有的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此在推行ABS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时，建立和完善上述有关准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规模化的市场投资者

为了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证券化融资往往以较大规模的基础资产为支撑，这也就决定了证券化业务的成功运作离不开规模化的投资者参与。我国目前的机构投资者中，社保基金、保险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商业银行都因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资金规模和法律规定以及出于对资金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成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有力承受者，而国外机构投资者碍于中资企业的信用风险和政策风险，在我国的证券化业务也仅限于中介性质的、咨询服务，即便有实质性投资行为也局限于有政府背景的、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拥有经营收费权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四）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完工风险、生产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控制风险。这些风险可以通过项目参与方的信用、业绩和管理技术、一系列的融资文件、信用担保协议、获得其他项目参与者的信用支持，形成金融、法律、行政等各专业组成的顾问小组来分散这些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和环境保护风险等是基础设施项目不可控制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可以通过采用远期合同、掉期交易、交叉货币互换等方式，通过向官方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政治风险，东道国政府之间还可以签署一系列相互担保协议，双方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做出某种担保或让步，以达到互惠互利、降低风险的目的。还可以通过风险分散化策略，加强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协调担保关系，利用国内外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和运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等来规避这些风险。

（五）人才培养

ABS作为一种利用外资的崭新形式，我们对其缺乏深入研究。目前我国缺少负责ABS研究、管理的专门人员，更没有在国际高档证券市场上进行ABS实际操作的专家。因此，我们应加快有关ABS方面的人才培养，深入研究ABS融资方面的理论研究。这样，ABS才能为我国的资本市场注入活力，成为我国项目融资的一种现实选择。

基础设施范文第7篇

青木昌彦等人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约着人们在经济特定域的相互作用。这种制度均衡观使得研究内生于多个域的制度及制度间的多重关联在分析上成为可能。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参与人角度看，只要他们把它们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制度环境。

二、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制度障碍

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建设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政府直接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进行管理，然而政府毕竟不是建设管理领域的“专业选手”，因此政府的这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垄断专营势必会带来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会极大地挫伤参建企业的积极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许权经营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观念障碍及行政障碍，仔细分析，所有这些障碍无不来自垄断的惯性。

1、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其他社会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其他社会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

显性壁垒已不构成其他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更何况其他社会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其他社会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在一些行业里，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其他社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于他人，所以会制造中梗阻。

任何地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兴起，受到竞争威胁的首先是当地基础设施领域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率要高于政府投资，这是普遍性的公理，竞争的结果不问可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作何抉择？事实上往往是以前者服从于后者而告终。要想在这方面打破障碍，不能期待专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的企事业单位自发转变观念，关键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层的行政决心和行政能力。

2、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对项目盈利性的基本判断

当城市基础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时，具体服务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政府公司（即国有企业），二是事业单位。这两类机构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盈利。城市基础设施向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投资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其前提仍然是项目的盈利性，只有能够盈利的项目才有希望推向市场。对于不能盈利的项目，如果不提供其他补助，只好继续由政府来操办。

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有多少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越是富裕地区越有可能把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商业化运作。各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断把各种被认为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我国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较多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就目前的普遍情况而言，仍然有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是无法获得投资回报的，这恰恰显示出基础设施所特有的公益性质。明明是无法盈利的项目，如果偏要推介给其他社会资本，只会丧失地方政府的信誉。有些城市虽然全部放开市场准入，但是并没有对具体项目的盈利性和投资回报率作认真测算分析，招商工作难免失败。

3、政府亟需建立有效的监管

2004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改革基础设施：私有化、监管和竞争》提出，“有效的监管”是正确实行基础设施改革的最关键的促进条件。监管可以为维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的利益提供可信的承诺，对于吸引长期私人资本以满足对充足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监管薄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有些国家，私有化是在没有机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以普遍认为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可信度很低，在阿根廷和秘鲁的调查发现不赞成的比例超过80%。这种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不满意不是由于他们的所有制结构，而是由于负责监管公用事业的机构比较薄弱。报告指出，具体地说，监管机构必须免于政治影响，他们的决策必须接受司法部门或另一个非政治性主体的监督。监管程序必须鼓励竞争，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在开展私有化之前就设计好的。

国内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矛盾，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有共通之处。地方政府要想长期稳定地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服务，就必须通过特许权经营制度来建立有效的监管。监管又称规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对价格的监管尤为关键。

（1）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应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权经营，涉及到地方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市民公众这三个主体。资本希望得到满意的回报，公众一是希望得到优质服务、二是希望付费低廉；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期望，汇聚在基础设施产出服务价格这个焦点上。产出服务价格是最敏感的因素。这不仅是指价格与项目盈利性密切相连、价格变动会极大地影响投资回报率，而且是指价格变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必须施行规制。

以政府资本垄断基础服务领域，本身就是一种规制。在这种规制模式下，价格的制定、调整完全由政府拍板（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一实质），政府公司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其结果正如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私人经济参与部主管W•史密斯先生在总结国际基础领域改革的经验和趋势时所指出的：“国家如何在此领域中行使权力？在过去作法中，由于主要是国家所有，各部委有很大的裁决权，决定这些领域的定价、投资、服务质量。但不幸的是，这种模式造成了低效，因为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不想提高价格，价格无法提高，也就无法提高服务质量。很多国家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改革会给消费者带来许多好处，但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服务是要付出成本的。”

在这里，史密斯先生只谈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政府提高了基础服务的价格，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质量或扩展服务对象；公众也无从了解到，提价在多大程度是为了弥补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司的福利。

对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价格，由于出资人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规制方式也必须调整。为了协调投资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政府不但需要格外关注基础服务的价位高低，而且需要使价格的确定与调整制度化、透明化。

（2）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

建设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主管部门的责任之一是“提出价格调整意见”。《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里则规定，服务价格的调整“依照价格法的规定执行”。这两种提法都赋予政府以价格调整的权力，都是沿袭了政府垄断基础服务时的做法，也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在特许权经营期内，民营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应该只受特许权经营协议的制约；同时，政府作为协议的签约方之一，不应该有单方面更改合同的权力。

通过特许权经营协议确认价格和价格调整方式，对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来说是得到一个可以预见的政策环境，避免承担政策风险；对政府来说则是寓监管、调控于合同之中，改变传统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宏观调控”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城市政府手中，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从而使市民们享受较低价格的基础服务。

4、政府信用风险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必须注意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改善投资软环境，特别是认真竖立诚信的形象，绝不能以欺骗的手段对待其他社会资本。从许多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政府的信用风险要大大高于市场风险。

（1）政府缺乏信用观念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病根出自国资、国企、政府。基础设施吸引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它建立在一揽子合同、契约之上。政府缺乏信用观念，自然也就缺乏合同观念。

境外资本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一般比国内其他社会资本要高。对待外商尚且如此，政府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就更无契约可言，有时简直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行事，有许多地方甚至严重到“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完全不必列举了。

政府和政府资本缺乏信用，起因于政府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很难解决。它是市场失序的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由。其他社会资本投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阶段好说，收取回报阶段难免要出问题。如果要实现大面积、常规化的商业运作，首先就要求各个城市政府必须有诚信，这是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一条。

（2）其他社会资本要有风险规避意识

为实现投资收益，其他社会资本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测算结果未必与政府所测结果一致），认真分析构成投资回报的所有投入、产出要素；第二，把分析与测算的结果反馈到与政府的谈判中去，积极争取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达成合理而又有利的条款；第三，特许权协议签订后，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建设期投资及经营期成本，力求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由于所有者绝不缺位，因此其他社会资本在这些问题上不会像政府资本那样草率。但是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者是在其他行业获得资本积累之后初涉城市基础领域，难免缺少知识积累和管理积累，所以应该注意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其中，“尽量分散风险”是商务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尽量识别风险因素。造价提高、工期延误、产出服务价格下调、投入品价格上调、接手国有企业时的或有债务（曾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等）及隐性债务（退休、下岗职工等）等等，这些风险都将会使投资回报落空，不能不慎重识别。此外还需要注意项目的融资风险。融资风险是指项目筹措了债务资金之后，因各种与融资有关的经济因素及财务因素的恶化导致债务增加，它会使项目和投资者都蒙受损失，因此要对项目的融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主要的融资风险是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融资财务风险。

其次，要利用长期供销合同来分散风险。举例来说，政府投资电厂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上网电价每度50分，预计煤炭到厂价每吨200元，电厂盈利性很好，还贷没问题，完毕。建成投产后再去签合同，电网出价每度45分，煤炭出价每吨250元，只好由行政审批部门（同时也是价格管理部门）出面“协调”，压煤价抬电价，使电厂能够运行下去。外商投资电厂时则是另一路做法：和电网公司商定每度50分的长期售电合同，和煤业公司、铁道部门商定长期供应合同以保证到厂煤价不高于200元/吨，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建筑安装等一系列与投入要素有关的合同，然后和特许权经营协议一起签字生效。所以外商为实施特许权项目，需要签订“一揽子合同”。据山东电力的同志讲，日照电厂的“一揽子合同”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合同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比如说工期延误，项目公司根据特许权协议应该向政府缴纳罚款，但是可以根据合同向建筑公司索取赔偿。

合同被外商视为圣经，外商参与项目前期工作的最重要的人员，就是负责合同起草的律师和经济师。而在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合同没那么神圣，必要时可以单方面，与国内其他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更是难能对政府具有约束力。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信用观念的地方政府总是会逐渐多起来的；换个角度看，如果合同不能得到信守和保护，其他社会资本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律保护手段吗？三、制度环境改善措施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上，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1、就是在政策法律环境上需要完善。中央、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优惠政策等等。但是一般号召性的条文比较多，可操作性的条文比较少。关于开放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搞特许经营、经营性设施、怎么开放、怎么实现股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等等，说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方面的文件规定相对来说不是很细致。另一个方面，管理性、鼓励性的条文是比较多，真正保护资本权益的具体条文相对来说比较少。政府肯定要管，进入、价格、退出，包括它服务的质量，包括它能不能尽到普遍服务的义务，这方面都应该管。但是在这个同时，保护性条文相对比较少，市政投融资的民营资本保护尤其重要。基础设施特点是第一投资大，第二回收期长，第三由于资本垄断的特性，像我们城市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事一旦在这个里面进行投入以后，它的投资的沉淀性非常强，不可转移，而且相对来说建设成本是非常大的，它的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要在政策法律上保护他们进入建设投资领域的合法权益。

2、就是完善政府的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上是和政府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讲，必须要以自己良好的诚信来维护各类资本的投入，按照现在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不可以擅自撤销你的行政许可，我们有些政府失去了诚信，政府没有按照合同协议的要求，使企业真正能够履行完合同就提前终止，这样首先使城市建设发展受到了影响，最终对城市建设造成损害。政府一定要做诚信的表率。

3、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共事业的价格管理方面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率过低，就很难进行这个行业的投入。城市建设目前融资渠道单一，直接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非常有限。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者发行债券融资目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资格和条件，虽然占0．4％的企业债券投到建设里面，大部分还是我们政府性的国有企业。所以在利益激励机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具体的讲，还应包括：

1、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

2、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3、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必然面临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其中投融资主体的准入机制、投融资的原则、资本运作与监控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问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有关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的开放性也是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4、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单独列项，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专项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贴息以及软件创新和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奖励。科技部门每年在科技投入预算中要单独安排研究资金用于推动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加强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建设资金使用的管理力度，避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多部门、多渠道申报与审批，避免资金分散投入、分散使用、分散管理。把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投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列入城市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要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范围和投资主体，区分和界定好哪些是政府应该投资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运作融资的，凡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都要市场化运作。同时，要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保证项目的公开、透明和有效性。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系统、医疗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程建设。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公益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集中控制，增加投入，建立专项发展资金。

6、在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上采取“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跟进”等方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期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政府设立引导资金十分必要，政府可以设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专项资金、城市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引导资金等，引导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优先立项、优先审批，并在税收、贷款、技术入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积极鼓励其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信息化工程的建设，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上海市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和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带资兴建等方式，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拓宽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例如，浦东新区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信息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应用项目的开发，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的跟进投资。

7、颁布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范围、方式、项目确定、实施程序、职责分工等要进行专门规定，逐步建立起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的制度框架，为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社会投资提供了政府规范。对于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存量设施或新建设施，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形式选择企业的经营单位，由政府授权特许经营。

8、是设立了投资回报补偿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基于公共政策和公众承受能力等原因，价格或服务收费一时不能到位，必须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补贴的，可以采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联合投资建设与经营的方式。确需政府补贴的项目，由财政补贴。

9、是积极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给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研究制定适当上调部分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工作方案，并将调整内容列入政府年度价格调整计划，拟择机对外公布后实施。

需要通过4项改革实现4个转变：

一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垄断经营向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转变。有一定经济回报的经营性项目，要在加快推进价格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采用BOT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由投资者承担投融资风险。无经济回报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应由政府出资，但也要按市场规则运作。成立政府投资工程集中采购机构，代表政府组织项目的建设实施。

二是通过原国有企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实现单一产权向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转变。原国有投资形成的大量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要实行政企开分和股份化改制，逐步形成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国家参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各种企业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三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的改革，实现由计划机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转变。经营性的市政公用事业定价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科学可行的财政补贴机制，使其既能刺激企业愿意投资，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实现政府由直接经营管理者向市场管制者角色的转变。政府由过去管企业、管行业变为管市场，通过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加以管理。

四、参考和借鉴

美国经验：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市政债券

建设费用

联邦政府在美国，地方政府（县/市/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发行市政债券，运营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美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具体投融资结构为：以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下属的污水处理公司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以联邦和州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下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它资金机制为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地方政府资信担保下的市政债券融资为第二资金来源。

美国把公共污水处理设施、下水道和流域水环境整治统称为清洁水领域。长期以来，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用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的建设。这种转移支付机制在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水法》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支出都是来自于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没有设立其它专门的环境税收或收费手段来筹集所需资金。对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一般占支付总额的1％到2％之间，其中80年代曾达到5.87％（1980）。另外美国农业部、住房部、内务部等其它7个联邦机构亦有对清洁水项目的资金资助计划。对于清洁水项目的投资，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转移支付，还来自联邦政府已建立（或协助建立）的各种滚动基金，如环保局协助建立的“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和农业部的滚动基金。

联邦政府对清洁水项目的转移支付机制从形式上看，可以分贷款和赠款。从内容上看，分技术支持（规划，设计）、设施建设、系统完善、特殊地区帮助（印第安人地区和美墨边境地区等）等。从部门看，联邦政府环保局、农业部、内务部、联邦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美国地址勘察局、商务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布等都有援助资金用于清洁水项目。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是重点援助对象之一。除“清洁水州滚动基金”外，绝大多数资金援助项目由上述联邦机构的某一个部门，通过设立资金管理和使用章程、公布申请程序和评审标准与时限、实施项目资金审查监管和后评估程序等进行直接管理。“清洁水州滚动基金”是根据《清洁水法》修正案于1987年后逐渐在各州建立起来的一项滚动基金，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4∶1的比例投入资本金，由各州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决定资金使用用途和申请程序等。这些分布在不同联邦机构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对提高美国生活污水处理水平，增加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服务区域项目，改善美国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是美国各界公认的、最大和最成功的向清洁水项目提供资金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项目。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这个基金共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供了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提供34亿美元贷款。为了扩大资金量，在50个设立该滚动基金的州中，由34个州还通过发行“平衡债券”（用滚动基金中的1美元做担保发行2美元的债券），使其滚动基金的可使用资金共增加了44亿美元。目前，这个基金周转情况良好，除了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本金和利息回流外（2000年返还的本金和利息达到21亿美元），美国国会还根据美国环保局所做的“清洁水需求调查”等基础调查，每年向这个滚动基金增拨约1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联邦政府（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对全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约在100-1000亿美元之间，占这一领域总投资的77-85％。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美国各州政府对污水处理的最大投入是根据1987年《清洁水法》修正案向“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配套投入的约45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亿美元）。此外，各州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其它的污水处理资助计划，如纽约州为了保护其北部的大湖地区水质，在不同的地区和州立政府机构设立了多种资助计划。如果将“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衍生扩容资金i使用平衡资金发行市政债券a归属联邦资金，美国各州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每年对清洁水建设项目的转移支付总量平均在7亿美元，约占全美在这一领域投资总量的5％。

作为生活污水公共处理设施的直接投资者和拥有者，地方政府（一般指县，行政市，镇政府）在为项目建设的融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多种资金，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援助资金、自有财政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市政债券）等。从案例调查情况看，地方政府一般只从地方财政公共预算中拿出占项目建设总投资的2-5％作为项目的前期准备资金和开工经费，其余的资金多是使用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1987年前以赠款为主，1987年以后以贷款为主）和发行市政债券。在其所发行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所直接或间接购买或担保。在美国的清洁水项目（主要是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资金中，直接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资金约占其项目投资总需求的7～10％。

市政债券在美国的水务公共事业领域（含供水、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以及河道疏浚等流域治理等），每年的建设性投资需求约23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市政债券投资，政府财政投资仅占15％。美国市政债券不仅可以直接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融通社会资金，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挤出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投资回报高或回报不高但利润稳定可靠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可以将节省出的有限财政资金用于回报率较低的城市公益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领域的市政债券筹资只占总建设投资的5～16％。近年来，这一比例有迅速扩大的趋势。

运营管理费用

在美国，各城市政府是靠收取生活污水处理费来维持公共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建设投资还本付息，设备的更新改造，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补贴，联邦和州政府在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支持。

美国环保局《2000年～2020年美国清洁水/饮水基础设施需求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这20年里，美国还需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投资3310～4500亿美元，如果加上融资成本，则需要4020～719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还需要4060～5620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和管理。该报告指出，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20年中，如果财政收入增长，在污水处理建设投资上会有21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如果财政收入没有增长，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上会有12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资金短缺的方法之一。提高现行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也可以考虑。通过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提高现有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可提倡的方法。参阅资料

⑴《清除对内开放隐性壁垒》。2002年4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⑵单继林：《基础设施改革：监管须免于政治影响》。2004年6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

⑶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⑷阿特金森(A刀tho叮B.^tkinson)、斯蒂格里茨(JosephE.Stiglitz)，((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⑸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

⑹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

⑺哈耶克，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⑻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⑼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一版。

⑽金磅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

⑾江小娟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一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⑿张听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⒀张听竹，让•拉丰，安•易斯塔什，《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⒁浙江沪杭雨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编，《高速公路管理论文集(1997一2000)》，2001年3月版。

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2001年公路水路交通统计分析报告》。

⒃交通部，《中国交通发展规划》，2001年。

⒄刘明远，((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财政问题研究》，1998年12期。

⒅郭励弘，《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与国有资本运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0年第157号。

⒆吴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招标课题，2000年4月。

基础设施范文第8篇

【关键词】基础设施；虚拟化；融合

一、引言

10多年来，随着物理服务器数量激增、存储容量大幅增加，再加上分层网络架构的出现，IT复杂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日常管理导致成本不断增加，部署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测试和调试，不仅占用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不利于快速实现业务价值。

服务器虚拟化、重复数据删除、分层存储等技术虽有助于节约前期资本投入，但却不能帮助企业降低管理费用，而且引入这些技术还需要在集成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

随着IT系统的急剧增加，许多用户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极其复杂，而且缺乏灵活性，严重限制了快速响应业务变化的能力。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技术业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融合IT基础设施的吸引力将逐渐超过独立的解决方案。以服务为中心，简化并降低复杂度，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快速实现业务是融合基础设施的核心。

融合不仅可帮助用户降低复杂性，而且也是实现共享服务计算模式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硬件利用率最大化、提高可用性，控制管理成本以及缩短部署时间，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融合系统的演进

1.什么是融合系统

“融合系统”是指可以将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架构集成到单个设备当中的一系列新型企业级产品，这些产品可通过面向服务的内嵌式管理工具来提高部署效率，简化日常运营工作。在融合系统中，每个计算、存储及网络设备都能够互相识别并经过优化，与构建在单纯的模块化架构中相比，可获得更高的性能。虽然融合系统可能会由模块化组件(可根据扩展需求进行添加或移除)构成，但最终整个系统将集成在硬件层或软件层上。

2.融合是一种演进，并非是中断

融合系统是服务器技术自然演进的产物。如图1所示，模块化技术在每个技术阶段中最终演变成为集成技术的方式。此后，一种成本更低的新的模块化解决方案致使集成技术发展中断，因为该解决方案“足够”处理更成熟的集成技术的工作负载。通常，整个过程需花费10-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熟。同时也说明，如果要将更加复杂且要求苛刻的应用从性能较高的系统迁移到性能较低的技术，集成阶段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只有具备紧密耦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少数市场领导厂商才能实现这样的集成。

例如，从大型机解决方案向Unix/RISC架构迁移的工作负载主要为低端应用(如IT基础设施、应用开发、较小的ERP应用以及数据集市)，从而使大型机主要用于处理OLTP和批处理等高端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注意到，企业逐渐把这些高端应用迁移到Unix/RISC上；另一方面，厂商不得不将操作系统与硬件平台相集成，并在软件工具、中间件以及应用堆栈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以确保复杂工作负载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建立这种互依赖性是渗入到高层应用的最快捷(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而且通常只能通过单个厂商，或少数几个厂商进行极为紧密的合作才能实现。

3.为何需要融合基础设施

理想情况下，IT机构希望建立一种动态环境，其中基础设施可根据业务需求的变化，以最优的成本或月费自动进行扩展、收缩和重新部署。然而长期以来这只是一种愿景，在现实中实现这样的灵活性存在诸多困难。虚拟化已成为许多公司降低硬件成本，创建更具灵活性的基础设施的开端。虚拟机可以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之间迁移，但前提是必须具有共享的存储环境，以及可预测的高性能网络架构。要创建一种环境，使网络策略、安全策略和应用SLA(Service-Level Agreement)能够随着虚拟机在服务器、存储设备及网络之间迁移，需要具有一系列紧密耦合的基础设施、管理工具、策略工具以及操作环境等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耦合设备，应用可视性将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显著影响动态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此外，融合基础设施还可带来诸多其它优势，比如缩短部署时间(独立硬件)、借助预先设置的SLA改进可用性，以及通过自动化工具降低管理成本。真正的优势并不止硬件方面，而且还包括环境灵活性方面的优势，比如使员工避免手动操作、确保操作环境具有可预测性，以及缩短实现业务价值所需的时间。

三、对融合系统的要求

融合基础设施具有哪些新特性？我们认为应重点考虑融合系统中所需的一些核心要素：

1.在整个融合系统中利用内建的虚拟化能力提高利用率和效率，获得更加动态的基础设施

由于在硬件利用率和成本方面的改进，IT机构将继续向虚拟化解决方案迁移。在服务器虚拟化的下一阶段，用户将设法提升虚拟机的密度，以便最大程度地利用系统价值。要实现此目标，关键在于提高硬件的处理和存储能力。随着虚拟服务器数量的急剧增加，需要借助虚拟存储和联网对广泛的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存储和网络需获得更高的灵活性和集成化程度，进而在不产生新问题以及不增加运营成本的前提下，推动虚拟环境持续发展。

2.集成、灵活的网络组件有助于移动虚拟机

不断发展的服务器虚拟化对相邻的网络和存储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企业如果要从服务器虚拟化中获得切实的优势，就必须能够在数据中心的不同物理系统之间移动虚拟机。如果不具备移动性，用户将面临许多问题，诸如有限的备份与维护时间，以及不能调用高可用性工具等，这些工具在执行此类整合任务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避免“孤注一掷”所导致的失败。共享存储环境(如SAN或NAS)是虚拟机移动的必要技术，也是一种可靠的高性能网络，对于获得可预测的性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此类网络还支持各种网络协议(如以太网、光纤通道和FCoE等)，可帮助用户更好地部署多层联网策略，并在成本和性能之间实现完美均衡。

3.内建适合部署和持续应用管理的自动策略管理和协调工具

长期以来，IT机构一直在寻找一种“万能药”，使其基础设施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如果无法根据业务目标来调整硬件与应用性能，这一目标将成为空谈。转变的核心是自动策略管理系统，它可以将业务优先级映射到应用。当需要更多资源或启动新的部署项目时，自动工具可以帮助系统管理员执行多种任务。其中包括针对应用需要，根据一组预定义的策略(包括所需的硬件资源、应用响应时间、网络连接和存储访问等)来配置一整套服务。该步骤需要整合IT最佳实践和更加复杂的管理工具。

4.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变化动态分配资源的共享资源环境有助于创建“基础设施即服务”解决方案

尽管虚拟化是帮助IT机构整合IT资源的核心，但是将IT作为一种服务提供需要的远不止通过虚拟机整合系统这么简单。要将基础设施真正转化为服务产品，取决于大量系统管理工具和应用感知型硬件，并且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自动分配和重新调整资源。

5.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

融合基础设施应该消除系统部署和运营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成熟的技术以及能够帮助系统管理员自动执行手动任务的管理套件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融合系统，性能、可用性和安全性只会像模块化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样不堪一击。

6.融合系统要求用户具有灵活的存储连接环境，以便不断地调整其存储策略

融合系统设计支持数百(如果不是数千)台虚拟机及其应用。此外，较大的未实施虚拟化的应用(例如企业数据库和交易应用)需要一组强大的硬件，并且确保正常运行时间超过99.999%。融合系统本身将提供这类连续性，因为融合系统的基础架构由具备自动化故障切换功能的紧密耦合系统，以及适合虚拟应用和裸机应用的冗余系统组件组成。

7.跨系统和数据中心设施的能源管理和功率封顶功能

鉴于当今数据中心设施日益老化这一主要挑战，对于已经接近数据中心的能源和散热能力极限的部分IT机构来说，衡量和管理能源需求以及根据应用需要平衡电源供应情况的能力至关重要。此类系统不仅需要根据处理器速度来平衡总系统功耗的能力，而且还必须能够嵌入到所安装的楼宇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为PUD、UPS和CRAC等行内和周围的基础设施系统提供信息。

四、采用融合系统面临的挑战

采用融合系统的最大挑战并非技术，而是转变思维。为了获得融合系统的全部优势，IT机构必须在采购方面转变思维，融合的技术要求在之前独立的技术团队、IT部门，甚至业务用户之间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这一点对于以服务为中心的IT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如果希望取得更出色的业务成效，通常需要一整套更为完善的治理制度。例如，网络和服务器团队应该对此架构达成一致，设施和IT部门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实现能源管理目标。整合技术方案的优势在于，可以帮助促进对应用优先级和IT指标的目标达成一致，通过一个管理工具和框架促进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

五、总结

随着市场步入IT发展的下一阶段，降低复杂性和提高灵活性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企业从经济低迷中恢复，并且期望通过创新来提高收入和利润的时期。对于当今大多数企业而言，IT是将新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的核心，而且灵活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广泛支持多种应用，而且还可以在不显著增加管理成本的情况下进行扩展。用户需要仔细考虑要在未来几年内使用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要功能强大，而且还必须适合现有的基础设施。

在IT发展的下一阶段，用户需要制定一套治理制度，以重新影射到应用产品组合，并且与其IT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从而在IT和业务变化之间形成更加明确的联系。此流程不仅涉及技术评估，而且还涉及业务评估以及应用产品组合的优化。用户需要慎重评估供应商，并选择可以提供整套IT基础设施、软件和服务产品的尝试，从而共同实现未来愿景。

参考文献

[1]张为民著.云计算:深刻改变未来[M].科学出版社, 2009.

[2]王鹏著.云计算 中国未来的IT战略[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3]《虚拟化与云计算》小组著.虚拟化与云计算[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4]杨正洪,郑齐心,吴寒编著.企业云计算架构与实施指南[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基础设施范文第9篇

业务服务管理（Business Service Management,BSM）是将以业务为重点的IT服务和IT基础设施以动态方式联系起来的关键，但更需要建立在可管理的基础设施之上。

面对眼花缭乱的IT机构提供的技术与产品，企业用户如何判断这些信息技术与产品是否能够真正为企业提供价值，BSM就成为重要的选择。而在BSM中体现价值的衡量标准需要6个主要因素或关键步骤: IT资产管理，要获得对基础设施成分（如服务器、路由器和客户机）的基本理解; IT基础设施库，建立更为严格的内部IT服务交付流程需要IT基础设施库; 服务等级管理工作（SLM），包括终端客户响应时间测量，使内部的IT部门得以衡量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服务等级协议(SLAs)的要求; 自动识别及其在基础设施信赖性映射中的应用，是业务流程和IT成分之间的关键联系; 配置管理数据库(CMDB)，存储关于IT资产、应用程序和服务以及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的信息; 业务流程映射，使用业务术语来定义衡量BSM系统性能的关键质量标准，对于全方位实施BSM具有重要意义。

对企业而言，要达到成熟的BSM需要经过混乱期、反应期、稳定期、主动期和预见期五个阶段，并且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据Forrester Research的研究，采用BSM的企业从2005到2010年将在各个不同阶段都将有大幅度提升（如图所示）。

而在实施BSM的过程中，不论处于什么阶段，都必须要夯实企业的信息基础建设。“ERP出现之前，很多企业就已经针对业务提供销售、分销、采购、会计等各方面的业务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相应IT解决方案，但是因为他们的运作方法使得彼此之间不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控制的时候难度比较大，而且运转效率也不高，因此不能真正体现这些企业的价值。后来的ERP解决方案，可以把原先所有的应用和解决方案有机地整合为一个单独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共享相关数据库及一些业务流程，使得整个业务环节得以简化，价值体现更为明显，最终实现了整个业务模式的最好转型。BSM同ERP类似,将IT的各项基础设施有机联系起来，提高IT运营效率与成本，更好地支持业务运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必须要能够完成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BMC全球市场与传播以及产品总裁Chuck Ster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Forrester Research调查显示，在采用了BSM的企业中，IT预算当中的76%用于IT运营，也就是说76％的资金用在IT部门的日常运营上，而留给IT创新的资金只有24%。如果采用BSM可以把IT的预算可以减少25%。也就是说，可以把资金从运营转移到研发工作上，既节约了经费，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对于处在BSM较低级阶段的企业来说，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来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邓健）

移动多媒体需技术突破

近年来，移动多媒体产业呈现爆炸式增长，但移动多媒体产业的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全面的技术突破和各方面的业务沟通。

目前中国GDP每年以8%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并且拥有高达4亿人左右的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消费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大部分手机用户保持开机且平均每天开机时间保持在18小时以上。成熟的移动多媒体市场导致近些年来移动多媒体业务呈爆炸式增长，但移动多媒体产业的发展仍需要全面的技术突破和业务沟通。

在“富迪科技无线通信应用与服务技术研讨暨展示会”上，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张辉博士也强调了这一发展趋势。移动通信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于随时随地进行沟通的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用户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语音、文本界面上的沟通，沟通的内容在不断丰富，沟通的渠道也在不断多样。对于即将到来的3G而言，其业务内容是核心，而接受终端是瓶颈。要满足用户对沟通需要的不断提高，接收终端需要进行功能整合，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不断推出新品。最近，DoCoMo公司新推出的DoCoMo Raku-Raku PHONE Ⅲ，就应用了富迪科技的小型阵列麦克风(Small Array Microphone、SAM)专利技术，从而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以语音界面解放双手的全新沟通模式。

移动多媒体产业链复杂，但不断推出创新的服务依然是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截止到2005年年底，中国移动新业务发展已经达到500多亿元，比2004年增长超过58%，中国移动新业务收入已经超过整个业务收入的20%。移动多媒体应用平台需要不断扩展业务，要推出富有创意的业务和内容，要考虑如何把手机等终端演变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新媒体。

在网络技术方面，3G、NGN、高清晰电视等新一代的网络技术以及各种网络的融合都在伴随着移动多媒体产业茁壮成长，如何实现移动多媒体网络中无缝切换与平滑过度等都是亟需突破的技术问题。与此同时，半导体芯片、软件的发展依然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如何根据业务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始终是产业的重点。

基础设施范文第10篇

产业融合、三网融合、架构融合……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关注融合的趋势,并以此来审视自己未来的业务成长,你可就真的落后了。3月9日,惠普“融合改变未来”巡展北京站迎来了满座高朋,300多位来自金融、电信、政府等行业以及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齐聚于此,他们迫切想弄清楚的也正是“融合”。融合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融合?融合又将怎样改变企业的未来?

融合改变了什么

在论坛现场,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来自各行业的CIO,他们的任务是相似的,而为此要承受压力和烦恼却各不相同。简单来分类,他们遭遇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成本、能源、管理和应变等方面,而且往往是交错出现,一项单独的技术很难让他们从烦恼中解脱。

采购、维护各类设备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预算捉襟见肘是最常见的问题,对于成本敏感型企业来说,数据中心早已是个大包袱;即便是对于那些对性能要求较高,对成本并不过分敏感的用户来说,比如石油勘探企业、科研院所,能源也是个大问题,电力和空间的局限,让他们在考虑扩展时倍感忧心。同样,因为IT设备过分扩张导致的管理难题,因为新业务频繁上线或业务非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的快速部署问题,也同样困扰着CIO。环境在改变,挑战也在增加并不断改变形态,林林总总的挑战背后,其实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融合。在变革前夜,企业客户的疑问是,融合真的是一剂灵药吗?

确切地说,从资源池化、灵活扩展及配置、使用虚拟化手段等特征来看,融合实际上与云计算是一脉相承的。云计算是未来计算必然出现的一种形态,融合就是实现云计算的必经之路。

“融合基础架构”是惠普今年力推的一项策略,其要义就是通过统一管理,用虚拟化技术把企业的服务器、存储、网络、软件以及供电、制冷等基础设施池化,这样就可以对资源进行分割、组合,动态地适应企业的业务,以服务方式提供IT基础设施的愿景才能实现真正落地。

谁将率先从中受益

企业用户的IT成熟度是阶梯式成长的。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比较成熟的行业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行架构的升级,当然会表现出更高的效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用户层面,有几类用户对融合的反应最为直接而强烈。对于计划建设私有云的企业来说,他们拥有一定规模的自建数据中心,正考虑朝融合基础架构的方向发展,IT设施集中后不仅便于管理,也能节省成本,增效降耗。

对于金融、电信等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的行业用户来说,他们对于绿色以及业务快速部署的需求,也决定了他们正在密切关注融合。尤其是电信运营商,他们不仅提供3G的常规电信服务,也计划面向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IT基础设施自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服务来提供。目前还新出现一类虚拟运营商,他们并不运营实体数据中心,而是运用方式,批发硬件资源提供服务。无论是基础架构还是软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作为一种服务来提供,这都需要有动态、弹性、智能的融合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惠普的充足底气

惠普企业业务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杨文胜表示,惠普之所以推进“融合基础架构”这样的企业战略,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方面是基于惠普对于未来IT发展趋势的洞察,同时也是惠普在帮助客户应对挑战时思考的必然选择,而且也基于惠普当前的市场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IT企业之一,惠普已经拥有了帮助企业客户融合基础架构、提供高性价比产品的能力。

在领先的融合基础架构之下,惠普已经部署了全面的产品支撑。杨文胜告诉记者,在此次巡展中,惠普将重点展示惠普刀片系统矩阵(HP BladeSystem Matrix),“这是最能直观体现融合基础架构理念的产品,也是业界首个云概念落地产品。”杨文胜说。

惠普刀片系统矩阵基于惠普刀片系统组合,把软件、服务器、存数、网络全部集成为一个平台,用户可以很快从中受益,不必对数据中心的全部投资采用“淘汰换代”的方式。惠普的技术人员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使用惠普刀片系统矩阵简化部署,自动配置,企业可以节省近八成的运营成本,在八个月内就能实现投资回收,在三年内就能实现323%的潜在投资回报率。这些数字无疑会让那些为压缩或稳定运营成本头疼的CIO们重新算起了运营账。

“你会很快看到惠普将陆续有企业级新产品推出来,而且都是在融合基础架构理念之下推出的产品。”杨文胜婉拒了记者关于细节的进一步追问,“这目前还属于企业机密,我还不能透露,但后面的精彩绝对值得你关注。”

杨文胜答本报记者问

记者:企业用户新建数据中心没有历史负担,融合相对容易。而对于已经进行拥有大量IT资产的企业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分步骤实现基础架构融合?惠普提供了怎样的路线图?

杨文胜:新技术导入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或多或少在采用一些融合技术,当他们认识到融合是发展方向,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分阶段做不同的准备。数据中心的很多资源都是稀缺资源,我们考虑帮助用户在受限资源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资源共享,并将其他资源利用最大化。比如空间受限,将传统机架服务器转为惠普刀片服务器、刀片系统矩阵,就能最大程度地解决扩展问题,其他方面也类似。

融合是逐渐进行的,我们会评估用户的现有状况。比如机房改造、网络改造、存储改造、计算部署,惠普都会有相应的咨询技术人员和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产品层面也是如此,惠普刀片系统矩阵只是第一款,后面我们还会陆续有支撑架构融合的产品推出来。

记者:惠普为客户提供的融合方案十分依赖虚拟化技术,作为客户虚拟化技术的唯一提供源,惠普如何保证自己提供的虚拟化技术是最优的,最适合企业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