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范文

教育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赵君陶；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教育思想

赵君陶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她为革命办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中国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

赵君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家，而是革命家和教育家的结合。因为她是革命家办教育，是为革命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因此在办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革命路线、革命方针和方法。同时，她在办学校过程中，又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有意识地团结学校周围四邻，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赵君陶来到重庆，在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鉴于战时保育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非常重视保育院的人事安排。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战时保育会实施党的领导，也便于党的秘密工作，决定选一些优秀党员到保育院担任领导职务，因此选中了赵君陶。在发动高潮中，赵君陶坚持执行党的隐蔽政策，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并坚持办保育院达7年之久，培养了近800名“难童”，不但救了“难童”的性命，而且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者、建设者。革命造就了赵君陶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家。

只有紧紧抓住她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这一显著特点，才能科学地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赵君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实质和灵魂，才能正确评价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赵君陶教育思想之精深，教育理论之深刻，不经过深入的研究是不能把握的。赵君陶丰富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赵君陶教育思想不是沿袭过去旧的教育思想，而是在办无产阶级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长期办学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同时，也吸收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因此，赵君陶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珍贵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从赵君陶办革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她的教育思想

赵君陶办教育贯穿了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长达几十年之久。赵君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办学经验丰富多彩，是党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者。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和总结。

1、创办幼保特殊教育

赵君陶在重庆远郊土主镇任第三保育院院长。保育生是抗战时期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小的

二、三岁，大的十几岁，男多女少。由于失去父母和家庭，心灵受到很大创伤，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这种孤独生活造成了他们特殊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保育院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不仅管学习，还要管生活，因此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家，教师既是老师，又是妈妈。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特殊的办学形式。赵君陶根据客观实际尖锐地指出：必须不断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主办院的方针，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手脑并用的小工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反抗日本侵略的小战士，即“四小”学生。赵君陶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认为：保育院的孩子有资质优秀的，也有愚劣的，出身背景亦不相同。但实践证明：教育的力量使他们都进步着、改变着。战时保育院已经开展了有教无类的神圣教育事业。“我们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注意了解他们特殊的本质、心理和兴趣，寻找培养他们的方法，知道他们不仅需要深厚的同情，周密的关切，而且需要知识。我们的任务不能择人而教，必须因人施教，必须从培养习惯入手。”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赵君陶崭新的教育。

2、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促进工农干部知识化

中国革命胜利了，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作出了培养干部的决定。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决定以速成的办法培养经过革命战争和各项实际锻炼的先进人物。中南教育部成立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小组，赵君陶任副组长（当时她是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赵君陶认为：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她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亲自到中南三省一市选教师。她还十分重视教材，她在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抽调许多高水平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材。她注重改进教法，主张教师互相观摩、交流，相得益彰。她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保证他们用心学习。因为工农学员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多，于是把原来定的三年毕业改为三年至四年毕业，体现了赵君陶实事求是的精神。她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她还风趣地说：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1953年，赵君陶调到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项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为了迅速提高工农干部的素质，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专门培养工农干部。赵君陶被调到南开大学速成中学任职。南开大学和速成中学师生知道要调来一位老革命、老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

赵君陶的教育很有特色。她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速成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有其自身特点，既要速成，又要系统扎实地掌握知识。她认为若不扎实，谈不上速成。因此，这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针对这种情况，赵君陶和教师、学生注意共同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赵君陶采取老师指导，老师学生共同讲，老师总结的办法，以老师为主，启发了学生的思想，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赵君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主张通过讨论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研究会。

赵君陶特别注意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她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观摩学习、跟班听课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课、辅导、实验、修改作业。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速成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她要求青年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研究。她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3、创建北京化工学院，培养高科技人才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化工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陆定一指出：现在国务院只有化工部和轻工部两个部没有自己的大学，希望尽快办起来。赵君陶被调到化工学院工作。当时建立学院是三无：一无宿舍、二无师资、三无物资。但经过赵君陶的努力，终于办起了北京化工学院。她长期办学，既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又坚持师资队伍的建设。她亲自抓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思想政治品德好、业务水平高、热爱教育事业，通过努力，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深受好评。群众评价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好领导。

三、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特点：改革、开拓、创新

赵君陶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时代大变动、中国社会大变动、家庭大变迁的时代。从小就受到变革思想的影响。她的父亲赵登之从内地和外地的商业活动中觉察到时代在发展，认为若自己的女儿不上学识字，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她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使她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五哥赵世炎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常来信鼓励她跟上时代的步伐。赵君陶在时代、社会、家庭的影响下，到上海、北京求学，立志要学好知识，当一个好教师，为改造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为她后来参加革命、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不断改革传统的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民主办学方针

抗战时期赵君陶在重庆办保育院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赵君陶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大胆地提出了要不断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男女，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行爱的教育。她坚持用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她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2、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出效益，管理就是用最少的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赵君陶在管理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既无相关理论指导又无实践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保育院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行政、总务、教学、社教、改进大纲等，经济由院长统一管理。当时保育院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要节约使用。但必须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赵君陶特别重视研究伙食营养问题，对体弱有病的孩子特殊照顾。最先大家是吃饱，后来是吃好。保育院的孩子个个茁壮成长。

管理也是一种教育。过去我们对行政事务工作只注意他本身的作用，而认为与教育无关。其实管理也是一种教育，如对教职员工的职务分配、工作考察、严肃的工作作风等是对儿童最实际、最优良的活教材。是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育，对此，赵君陶提出让学生参加管理。这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大胆突破，是群众观点在管理中的体现。

3、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办学的关键

赵君陶认为办教育最关键的是选好领导，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为此她对教师首次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思想政治品德好；二是业务水平高；三是热爱教育事业。为了建立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她不仅亲自到各地进行选择，而且还把教师送出去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师资水平。

4、首倡成立教职员教育研究会

为了满足大家集体反省，互相砥砺，改正彼此错误的需要，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成立了教职员教育研究会。在集会中定下了互相观摩、互相批评、提出问题共同讨论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教职员工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批评的目的，提出的困难问题也就在会上及时解决了，从而达到了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综上所述，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丰富多彩的。其核心和灵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开拓、大胆创新，为共产党办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无价之宝，我们后人要百般珍惜。

参考文献：

[1]慈母般的爱--赵君陶同志和战时儿童保育院［M］.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7.

[2]官祥,黄自贵.革命教育家赵君陶[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8.

教育思想范文第2篇

这个问题其实是十分尖锐的。它不是针对我们的思想教育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而是就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提出问题。这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利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追求并尊重人的思想自由

平时，我们总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重要，并用一些论断性的话作为证据。似乎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这项工作不存在依据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论断都很重要，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但它并没有直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违背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没有在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上阐述它的合理性。比如，我们讲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时往往说，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这些论断可以看作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的阐述。但这里面确实没有从它与人的思想自由角度来阐述问题，因此应该探讨一下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说明思想教育并不是对人们思想自由的剥夺，而是以人们的自由思想为前提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文明成果，可以说也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取得的积极成果，共产党人是承认并加以批判继承的。在井冈山时期，就努力废止军队中的肉刑，提倡军事民主。在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己思想信仰的自由。在《的十点要求》中提出：“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1]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共产党是闹革命的党，它领导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所谓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获得自由。建国以后，在讲到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当然，也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那并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思想自由。事实上，所反对的是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而不是全面清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产业资本家是很少的，他们并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提出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军队来说影响并不大。其实，在革命队伍中大量存在并起着涣散组织消极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3]他还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比如因为是熟人，就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得一团和气；或不负责任地提出批评，当面不说，会后乱说；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人身攻击；不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办事不认真，无计划，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到，所讲的自由主义有明确的含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错误的，是脱离社会讲抽象的自由，而且也与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有相近之处，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毕竟有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产中，也曾引出具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思想，比如尊重个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承认个人的利益等。因此，如果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从反动的专制统治下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在自己领导下的根据地，对人民实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宪法中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总之，我们党和国家是承认并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我们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为前提的。从根本性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更为自由的社会，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发展阶段越高，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多，而且社会成员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越加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里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到全面发展，而且没有自由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当然，我们对“自由”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哲学上讲，没有绝对的自由，事实也确是如此。任何自由，都必然会遇到自己的界限。构成对自由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并不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而是客观规律所带来的必然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与必然才会形成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我们认识到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是对自由的取消，而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没有认识规律或不能自觉遵循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规律的限制和惩罚，因而感到不自由。当我们认识到了规律并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或者使客观规律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来服务了。我们从哲学高度讲自由，从客观规律与自由的关系上讲自由，并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来为我们处境的不自由做辩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的许多不够自由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客观规律性所要求的一种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人为设置而并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并不把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限制都归结于客观规律的高度，而是承认有些是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有的则可能在当前也是不必要的。为了实现更充分的自由，我们的任务并不只是去认识客观规律，而是要做许多包括取消一些人为限制在内的工作。

二、思想教育着力于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引导

那么，一方面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思想教育，是否矛盾？应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是一种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思想引导与思想控制有着根本上不同的性质。思想引导是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思想上的民主和自由，人们没有进行自由地思想问题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思想引导。而思想控制则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对立面，它从根本上是要取消思想自由的，是取消人自主思考的能力的。思想控制的原则就是力图对人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努力。在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占据强势的统治地位，社会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人们缺少思想的自由，自由思想家往往受到社会体制的压制。资产阶级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登上社会舞台，建立起所谓的“自由社会”。这里面不乏虚伪的方面，但我们也承认资产阶级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无产阶级从不否认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把尊重人的自由思想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当然，资产阶级在实现社会统治的过程中，也并非像一些表面现象所表现的那样，完全放弃了对思想的领导和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实现了思想领导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思想直接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间接的思想引导来实现思想领导。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统治策略。比如西方的媒体，看起来是自由的很，但里面贯穿着很明确的思想导向。而人们对此并不持反感的态度。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成熟和成功之处。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至少在策略方面可以而且需要借鉴资产阶级的经验。就是说要在思想引导上下工夫，在加强和改进思想引导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思想领导。当然，我们之所以把思想教育定位为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还不只是从意识形态策略上来讲的，也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上讲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并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而是一种思想引导。思想的控制往往有另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向着人民开放的党，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不存在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利益，而对人民实行思想控制。虽然它的使命要求它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的思想，但它不是少数密谋者的组织，不是封闭团体。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在思想上自己做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教育。

可以说，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它的根本的合法性在于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无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它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一家人内部的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在人民当中最有进行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最根本的，它解决了思想教育的利益问题。党对人民进行教育，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套说词或伪善，而是真诚、真实的东西。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也许党在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某些时候，方式方法不够恰当，但人民不怀疑党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有一个提高党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国家，不论什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和合法的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或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阶级性本质，它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一个简单化的理解是，既然是“暴力”机关，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不必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统治阶级的国家不必对国民进行教育，只靠法律解决问题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只需使用严刑峻法就行了。事实证明，治理国家不能仅靠法制，还要靠思想道德的教育，要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儒家文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外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不能不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宣传教育。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如果没有宣传和教育，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比较注重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把这种宣传教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法律的规定，因为毕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但是，这种合法性还只是从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论证的，它可以证明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证明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宣传，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必要性，为什么不从公民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呢？难道人民群众自身就需要接受教育吗？难道人民群众就没有权利拒绝接受那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宣传说教吗？如果说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思想教育的权利；二是拒绝教育的权利，主要是拒绝某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一种获得的权利。在《论人民民主》中讲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导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关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4]三、不能用抽象的思想自由来否定思想教育的合法性

现代西方有人对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和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有权力制定和实施法律，并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没有权力干预人的生活，包括人的思想活动。因而认为以国家的身份和权力来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就是违法的行径。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单个的公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他们往往难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思想自由方面的权利。因而对国家所采取的行为，人们有权利提出质疑和审视。由于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权力往往有膨胀的自发趋向，特别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很漫长，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面前没有多少自由。因此，限制国家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是有意义的。但是，至于国家是否有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或义务，我觉得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对公民的思想教育等同于思想干预或思想控制。

我们的看法是：国家当然没有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权力，但国家却有对公民进行思想引导的责任。这里关键是要搞清这两者的界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界限确实不那么容易划得清。国家在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思想引导时，有可能越过适当的界限，而成为对人们思想的干预。同样，国家为了避免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嫌疑，也有可能放弃思想引导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比较强，思想家们的取向也多在如何防止国家对人们生活的过多干预，而且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思想理论上比较强的起核心作用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多是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倒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搞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不搞像我们这样公开的比较集中的思想教育，而且也缺乏像我们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花了很大本钱，但在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方面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士可以自我标榜是生活在“自由国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国家放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引导，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但也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相应的消极后果。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好比一个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很自由，但也很无奈。似乎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人为这种状态负责，也不必指望这种状态给自己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宗教中，从一些民间组织中，寻找生活的指导。西方国家中传统宗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或准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民间的成人教育或培训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而且，人们也自发地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吸取一些思想的营养。但是，不用说，所有这些思想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比如组织，他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也向人们提供和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却很可能把人们引向邪路。当自杀事件发生后，或类似的其他事件发生后，国家才开始出面处理，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并无可挽回了。如果事先对人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这似乎又容易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古代起我们就有注重道德和政治教化的传统，我们党也一直重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使我们始终认为党和国家负有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人民群众也没有怀疑党和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简言之，这是一种共识。对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传统，一些西方人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搞得不好，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和本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比如，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的恰当位置，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冲击一切的位置上，或者在教育内容上安排不当，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不当，都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时期，由于思想上犯了“左”的偏向，搞了许多政治运动，把思想教育搞过了头，使人们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人们感觉到思想压抑和痛苦，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或厌恶。这无疑是一种偏向。这当然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也提出一种值得重视的一般性的问题，即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环境中进行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包办代替。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并不必然导致取消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大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思想方面有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但这并没有取消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进行选择的难度增大，也就越来越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这样，人们思想进步的追求，思想选择的需要，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生长之点。

教育思想范文第3篇

一、教育理论与方法体系都是以生活教育为基础的

以生活为中心的全面素质教育价值观是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如果想要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教育方法和系统进行辅助。他所认为的生活教育，就是在教育中不断地融入生活，达到教育和实践相统一的目的。传统的教育往往都是为了升学，它没有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脱离了生活和社会的需要，真正的素质教育也没有体现，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最终成为只会念死书的机器。心灵无法得到释放，不利于个体在未来社会健康地生存，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生活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活教育批判了传统教育脱离个体和生活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教学规律，实践要和教育内容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有效运用教育内容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抛弃应试教育带给个体存在的危害。首先，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教育都是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社会现存的弊端。如果在现行的教育中没有将改造社会这种精神有效地融合进去，那么学生所接受到的知识还是传统的应试教育，局限了自身在社会的发展。用传统教育去谈素质教育，是不现实的，因为学生受教育期间他的个性发展、心理健康都没有得到体现，是没有意义的教育。其次，学校是实施教育的主体，如果学校在实现素质教育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教育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因此，学校和社会应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消除掉以往那种对社会有芥蒂的心理，如果教育不懂得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无效的教育。为社会真正的服务教育才是素质教育的唯一目标。第三，传统的教育总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书中的内容，没有系统的教育方法。素质教育所传授给学生的教育方法是具有独立掌握知识的能力，教与学，学与做像一个完整的系统缺一不可，三者也是统一的关系。生活中的教育才是素质教育的核心，让学生能独立面对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是唯一检验素质教育成功的标准，不能只靠一纸文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教育既注意素质教育的全面性，同时也十分注重全民性、终身性。

二、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评价标准以及以生活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法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体会到陶行知先生对教育事业孜孜追求的良苦用心。我从事小学教育多年，多年的实践经验让我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小学生正处在培养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性格养成的重要时期。但是，由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有的父母以及其他亲人对孩子过度溺爱，使孩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对其今后融入社会、改造社会均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陶行知先生提到，成功的素质教育需具备艺术的兴趣，要懂得学会爱，爱身边的人，爱社会，才能让整个社会充满真善美。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陶行知提出的“爱满天下”的思想是我十分欣赏的。身为教育一线的我们，应该大力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思想，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关心学生，在细节中去关心学生的成长，这是奉行素质教育的前提。因此，我认为，在培养学生素质时，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对学生建立发自内心的爱，因为只有从内心去爱每一位学生，学生才能在被爱的同时，学会爱别人，学会与人分享，并逐渐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性格。教学过程中，我与学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这对我践行素质教育提供了基础。我总是鼓励学生回家后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递递拖鞋、洗洗脚、刷刷碗等。尽管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是我认为，教育就是这样，生活中每个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学生素质提升的基石。爱别人，才懂得被爱的幸福。只有真正体会到别人的爱，才能释放出更多的爱。课间，我喜欢与学生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并要求学生轮流做母鸡，同时，鼓励做母鸡的学生尽量减少小鸡的伤亡。“母鸡”需要学会爱。生活中，爱和被爱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因此，轮流做母鸡就是让学生懂得学会爱别人。随着我对陶行知“爱满天下”等教育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我将“爱满天下”教育理念引入我的音乐课堂。每次上课时，都会帮助学生做一个简短的发声练习，打开口腔，帮助学生更好地唱歌。素质教育不仅是学生能力的提高，而且更需要学生去爱整个社会，接纳社会，培养学生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在发声练习时，我要求学生面带微笑，学生们称这个为爱的发声练习。学生的歌声就像大片绿油油的草原，而他们的微笑就恰似隐藏在草间的小红花，既让人新奇，也更让人在心底深处平添了许多暖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方法，一直激励着我们。献身于教育的教师们，肩上责任很重，我们不敢消极怠工，也不能忘乎所以，可以做的只能是不断提升自身的内涵，给予学生更多，教会学生更多，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学生的素质。总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为当代素质教育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基础。他提出的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评价标准以及以生活教育为基础的教育理论体系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左佳妮

教育思想范文第4篇

美国是一个教育行政权高度分散的国家。它有50个州，州以下为县。从教育体制上讲，州以下设学区。全国共有600多个大学区（中小学生万人以上），3000多个中等学区（中小学生2500至10000人），12000多个小学区（中小学生2500人以下），学区的教育权利机关是教育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政策和教学计划（含各科教学大纲）。

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各州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州可以制订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但这种计划与大纲是非粗略的，对各个学区只具有指导性，并不具有指令性。只有学区才是真正的教育实体。哈佛大学著名儿童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在其《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一文中这样写到：“美国教育的高度分散与此（中国）形成鲜明对照，50个州的方针各不相同，有时16000个学区也各行其事，这造成了很大的自。差异不仅被容忍，而且受到鼓励，地方性也受到尊重。正因为教育行政权的如此高度分散，再加上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背景，因而，导致中小学教育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音乐教育模式自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

在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众多模式中，如下几种占有主导地位：即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和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等等。这些教学模式既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又相互交融混合，它们交相辉映，使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园地呈现出色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景象。上述几种音乐教育模式虽多系外来的，但由于与美国的实际结合紧密，早已被兼容、吸收成为美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当把它们看作是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

二、“创造”成为多种模式的主题思想

美国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模式甚多，从表面上看，会觉得五花八门，甚至会感到杂乱无章。如前所述，16000多个学区的音乐教学大纲都不一样，教材也是多种多样，甚至学校与学校，乃至同一学校不同教师所采用的教材、教法也不尽一致。然而，我们从这表面的混乱中却不难看出它内在的秩序，在这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主题——创造。

我们认为，以创造为主题的音乐教育模式必定是鼓励儿童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探索、创新的模式，而决不是要儿童只作被动地模仿的模式。以下，笔者就几种当代美国的音乐教育模式与创造主题作一简析。

1．奥尔夫教学法与创造

卡尔·奥尔夫（CarOrff）的儿童音乐教育方法是一种重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实验方法。其实质是通过节奏让儿童以此来创造他们自己的音乐。儿童通过一系列不断深化的表演活动来掌握一些音乐的词汇：谈话、运动、唱歌、演奏和玩耍。该教学法并不要求很快就能教会学生歌唱、奏乐的方法，而是让学生接触音乐实践。奥尔夫认为如果学生能唱得好、奏得好，首先要使他们喜爱音乐，要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融合到音乐中去。不要求学生对老师所传授的一首歌曲或一个舞蹈去进行不折不扣的模仿，而是要求师生在一起共同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共同来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一堂成功的奥尔夫课往往会给人以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它能给学生创造一种幻觉，即感受音乐似乎并不费力，在轻松愉快的玩乐中，顷刻之间即可产生美妙的感受。参与者（学生）虽然并没有很多的技巧或理论背景，却也能创造自己的音乐。孩子们在奥尔夫教学法的训练过程中能够经历着一种通常只有专业音乐家才有的合奏感。简言之，奥尔夫教学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音乐活动、用元素性的音乐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

这一教学法从德国传入美国后，受到美国音乐教育界欢迎。他们将此教学法与美国实际相结合，在固有的奥尔夫乐器中又加入了一些美洲和非洲的民间乐器，在教学中既坚持了奥尔夫教学法的精神原则，同时也使这一教学法本土化，使之成为美国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2．柯达伊教学法与创造

柯达伊的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是一种民族的、全民的音乐教育思想，他希望通过音乐教育提高匈牙利的民族素质，主张通过音乐让孩子们形成创造性并丰富其生活。柯达伊教学法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音乐文化水平——用传统音乐语言思考、读写和创作的能力。

（2）通过使用学生自己祖国的民间音乐遗产给予他们一种文化认同感，通过本民族的民间音乐知识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

（3）提高所有学生的表演能力——在班里、在合唱队里演唱、参加重奏团与管弦乐队——把参加集体音乐活动作为丰富生活的一种方法。

（4）让全世界伟大的音乐作品成为学生的财富。

为达到上述目的，柯达伊强调每课时必须集中于若干不同的音乐目标，如：齐唱和分声部唱；乐谱的读写；练耳、内心听觉、记忆技能；识别、使用曲式；随音乐运动；听赏音乐；即兴创作。显然，作为最高阶段的创作是该教学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柯达伊教学法传到美国后，得到了美国的一些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采纳，其中包括T·巴赫曼，L·乔克西，M·H·理查兹和D·培根。

巴赫曼博士把柯达伊教学法与美国的音乐教育实际相结合，在向儿童介绍记谱法时用一线谱的方法进行，其余几条线待必要时再导入。他把节奏从旋律中分离出来，通过让学生学习和运用节奏而进一步强调节奏（正是这导致人们将柯达伊教学法与奥尔夫教学法结合运用）。他很重视用听写发展儿童的音乐记忆，尤其是重视音乐创作的教学。他认为，“如果儿童熟悉音乐写作，他们就能更好地掌握照谱演唱音乐。使儿童在初期就意识到他们所学的音乐能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表演。”

在使用柯达伊教学法的唱歌教学中，为了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美国人在实践中还非常重视使用黑人灵歌这一带有很强的即兴性的演唱形式，使学生的音乐创造性得到更好的发展。

与奥尔夫教学法一样，柯达伊教学法已成为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方法。美国人还将二者结合使用，形成了以发展儿童创造性思维能力为主的柯达伊——奥尔夫教学法。正如迈克尔·L·马克所说“两种方法彼此强化，使儿童更富有创造性，更理智地学习音乐。

3．达尔克罗斯教学法与创造

爱米尔·雅克·达尔克罗斯（EmileJaques-Dalcroze）所创立的教学法传人美国已久，现在该教学法在美国仍非常流行。这是一种以发展儿童的音乐能力及创造性为目的的教学法。虽然人们常常以为体态律动就是达尔克罗斯教学法，但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其三大内容之一。该教学法的另外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视唱练耳和即兴演奏。

在体态律动的课上，学生以身体作为一种“乐器”，随着音乐自由地运动，教师（有时是学生）用钢琴即兴演奏。学生通过走、跑、跳自行创造表现与他们所听到的音乐相应的动作，每个人对自己所听到的音乐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出相应的动作。这就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视唱练耳课上，要求学生用唱名演唱音程和歌曲，尤其重要的是要进行声乐的即兴演唱，这种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视唱练耳”课与传统的专业视唱练耳课是有极大的差别的。

即兴演奏多在大钢琴上进行，也可在其他乐器上进行，目的是帮助学生在演奏过程中形成与对音乐进行体态反应的自由，学生进行任意速度的即兴表演练习。

达尔克罗斯甚至在理论课上也采用了这种即兴演奏的方法，他让学生即兴演奏旋律或旋律片断，作为发展他们对音程的理解的一部分，并帮助他们熟悉和声。

凡此种种，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对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的目的非常明确。因此，自1915年前后此方法从瑞士传到美国以后，至今仍盛行于美国各地中小学，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衍，形成为一种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

4．综合音乐感教学法与创造

综合音乐感教学法是真正产生于美国本土的一种教学法。它是根据著名的《曼哈顿维尔音乐教学大纲》中的“螺旋形上升素质培养大纲”而开设的课程，最初是作为专业音乐学习的一门课程（包括七个方面的素质培养：乐音、节奏、旋律、和声、曲式、调性、结构。音高、音色、力度都包括在乐音内）．后来推广到非专业的音乐教育领域，而且发现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使用该教学效果更好。由于该教学法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美国人又直接称之为“发掘创造力教学法”。

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的基本内容有如下几条：（1）教学思想。彻底改变以传授知识、训练技能为主的传统教学法，通过自觉乐感的培养，发展人的创造性思维，以适应新的工业革命浪潮。（2）教学内容。综合音乐史与音乐理论知识进行素质训练（五方面素质，十六个周期）。（3）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引导者，发掘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帮助他们产生创造的欲望，实现创造的结果。（4）课堂结构。自由探索，引导探索，即兴创作，有计划即兴创作，巩固概念（五个环节）。（5）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的教学活动为六个方面：（1）听觉——素质训练的基础，探索的工具，使学生从中感受到探索的意义和乐趣。（2）演出——发挥学生的独立见解和艺术创造，不强求最后的统一。（3）指挥——各种素质的综合反应，不能让任何一个学生失去指挥的机会。只要能表现音乐，不追求指挥技巧。（4）创造——即兴创作和有计划的即兴创作。作品不受任何程式限制，充分发挥学生的自由创新。（5）与（6）为分析和评论估价——对学生的发现、创作、演出随时作好的记录并录音，及时放给学生听，组织分析和评价，提高审美能力，发展思维能力，使已获得的知识得到延伸、归纳和综合。

上述活动、能鼓励学生自己就音乐的综合理解和知识作出判断，并积极参与音乐创造的过程，从而使学生获得音乐分析与创作的能力及经验。综合音乐感教学法已成为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模式之一，为培养和提高美国国民的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以上教学法以外，在美国中小学音乐教学中所使用的还有卡拉博——科恩教学法；铃木的天才教育方法；流行音乐的教学法（主要为爵土乐教学）等教学模式。无论何种模式的音乐教学法，均贯穿着“创造”这一主题。在此，还应一提的是爵士乐的教学法。

爵士乐是美国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的杰出的贡献，应该称为真正的美国民族音乐。从40年代起，爵士乐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它由普通的娱乐音乐转向智力音乐，即演奏者更追求主观化的即兴演奏。这种新型的爵士乐所采用的旋律、节奏以及和声同流行音乐非常不一样，这标志着爵土乐已脱胎换骨，开始告别流行音乐，同时，它也告别了原有的大部分普通听众。

就在爵士乐由俗入雅而曲高和寡、其演出走人不景气的低谷之时，教育家们却正好看中了其即兴演奏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这一大优点，渐渐将它纳入音乐课程，爵士乐得以在校园复兴。

1968年，全美爵土乐教育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这被认为是对著名的国民音乐教育会议——唐哥伍德会议精神（创造性教育的精神）的贯彻。该协会在所制定的目标中写到：“促进爵士乐原则在各种教材和教学方法中的应用；培养并鼓励建议和采纳开设当代作曲、改编和即兴演奏的课程。”由此可见，虽然爵土乐的教学尚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模式，但它的原则已被鼓励应用在所有音乐教学中，而这一原则正是创造性原则。

三、音乐学科中创造性教育思想的由来

1．西部拓荒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美国人的创造性教育思想源自先辈的西部拓荒精神。当哥仑布1492年初抵美洲新大陆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而五百多年后的美国却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其核弹爆炸、卫星上天、飞船登月、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遍布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看到这些，不得不使人想到他们的精神国宝——开拓与创造。多少年来，移民的开拓精神，尤其是西部开拓精神在美国被视为历史的骄傲和美国人进取的象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创造精神逐渐形成为美国的传统，也可以说成为美利坚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音乐学科自然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2．“斯巴达尼克一号”上天所引起的震撼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定的误区，其教育的目的从根大程度上停留在为提高生活水平这一较低的层面上。当时，整个基础教育水准下降，艺术教育更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巴达尼克一号，它使美国朝野受到了一场不小的震惊。美国人意识到：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改进教育的需要不再仅仅是基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而是基于民族生存的斗争。”他们研究认为：“俄国大唱片时代建立了一个教育系统，为其统治者训育了一批达到技术高峰所需要的男女人士……”。他们更看到，苏联十分重视基础教育，而且很重视那些能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学科，如音乐学科。这样，美国人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教育系统，并深入到艺术教育领域。他们领悟到：“要成为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培养大量的先进人才，必须重视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于是，联邦政府开始对基础教育予以重视，尤其是对艺术教育予以重视。1959年，在科学院、联邦教育总署、空军和兰德公司的支持下，由国家科家院教育委员会主持，在马萨诸塞州召开了著名的伍兹霍尔会议，这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科学教育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其中包括重视艺术教育的建议。

同年，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AASA）针对艺术教育所受的冷遇而发表声明：“我们主张课程均衡，在这种课程中的音乐、表演、绘画、诗歌、雕塑、建筑应该与其他重要的学科、如数学、历史和科学并驾齐驱……”

由美国科学家们组成的教育研究与发展专门小组是联邦政府的专家顾问团，他们提出如下看法：科学成绩的优秀与个体人类经验的广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最好的科学家并不一定是那些仅仅潜心于本专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熟悉会使一个好的科学家的观察力更为敏锐。爱因斯坦的成功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位被称为“20世纪的哥白尼和牛顿”的科学巨匠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他自认为自己在科学上的成功与音乐密不可分。他说：“在科学思维中，永远存在着的音乐因素，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由此，音乐有利于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观点在美国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1963年6月17日至28日在耶鲁大学举办的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在音乐教育中，有必要刺激个体的音乐创造性和独立性。并强调创造性是发展音乐能力的一种方法。由此，在音乐教育中要注意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观点也进一步得到确认。

于1967年7月23日至8月2日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唐哥伍德会议是美国音乐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和明确在社会面临迅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时期，音乐教育在当代美国的作用，同时，与会者也提出了提高音乐教育效率的建议。

他们认为：音乐的教学和体验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的，如果要成功地进行音乐的创造性教育，那么，从教学设施到教学方法都必须适应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不应该受到局限。教师应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并愿使教学常新。会议还强调：“在教师的职前和在职培训中都应强调创造性。”这就再次强调了音乐教育中的创造主题，同时也鼓励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勇于创新，不拘一格。“斯巴达尼克一号”的上天竟使美国人如此清醒地认识到了音乐教育与科技兴国的关系，从而重视起音乐教育，并形成音乐教育中的创造主题。

四、美国音乐教育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具有创造主题的多种音乐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提高美国国民的素质，充分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适应于象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同时，它对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也不无启示。

启示一：要明确超音乐的音乐教育目的

在美国，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音乐家，而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国民的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人的创造性，这是建设跨世纪的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正如美国著名作曲家、教育家赫伯特：齐佩尔博士所说：“学习音乐不仅是为了艺术、为了娱乐，而是为卡训练头脑，发展身心，在这方面，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据《音乐周报》报道：1996年，美国政府又立新法，将音乐课正式列为中小学必修课，与数、理、化、文、史五科齐头并肩，成为基础教育的“大六门”。1996年全美音乐教育年会的主题即为“音乐是把钥匙”，与会者认为音乐是打开通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大门的钥匙，虽然音乐本身并不等于这些领域。

在我国，尽管人们也已开始注意到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全民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可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往往忘记了音乐教育的超音乐的目的。要么，音乐课根本就得不到重视，（我国中小学音乐课名曰必修课，但与美国的“大六门”之一的音乐课是不能与日同语的，在广大农村地区，音乐课的开课尚不能落实！）要么，把普通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当成专业音乐教育来狂热地实施，培养出来却是“四不象”的人。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必要理解美国人为何要将音乐学科列为中小学的“大六门”之一，同时，我们也应该深深地理解“音乐是把钥匙”一语的含义。

启示二：我们应该兼容、消化外来音乐教育模式。

美国在实施以“创造”为主题的普通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没有局限于美国本土的音乐教育模式。而是大胆吸收外来的各种有利于培养人的创造性的先进音乐教育模式。如前所述的“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斯教学法”、“铃木教学法”等等。这些外来的音乐教育模式在使用的过程中，结合美国的实际，逐步被兼容、消化，最终形成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继而为培养、提高美国公民的素质发挥极大的作用。

在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界，也早已开始引进外来的先进音乐教育模式与方法，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本土”观念太强，狭隘民族主义作祟，再加之“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远不及我们的老祖宗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古时的“胡乐”、“高丽乐”尚能引进融为本土音乐，外来的乐器如唢呐、琵琶、胡琴等亦能转化为汉族的民族乐器。与此相比，外来的音乐教育模式只是教学上的某种观念、方式与方法，它还并不会有损于中国音乐的内容与风格，我们更应该能够接纳它，用之服务于我国的素质教育。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迈入信息时代，地球早已缩小为一个“村”，“邻居家”的好经验、好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呢？当然，我们在学习外来音乐教育模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是要结合本国实际，象美国人对外来音乐教育模式那样能兼容、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在此方面，我们应好好思考。

启示三：我国也要有多种音乐教育模式

教育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孔颖达；教育思想；《五经正义》

一、孔颖达的教育思想

1.以“道”为核心的教育理论

汉唐以来，一直是以经学为主的政治教育，目的就是为了教化臣民。孔颖达认为，“道”涵盖了一切自然和人事的道理，是教育的根本和主要内容。而儒家经典是圣道和王道的重要载体。“以其化民成俗，非圣人之道不可”“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因此孔颖达经常在《五经正义》中阐述自己的道学观念。他提倡的“道”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和伦理，也是我们社会发展、正常运转应提倡和继承的法宝，也是推动社会良性循环的有效动力。其实，现代人为人处世遵循自然规律，讲究道德良心，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也就是对道德和人伦的传承。所以说孔颖达的教育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孔颖达提倡的以“道”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正是符合了现代社会的教育思想，是符合现代社会的行为标准的，也正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2.以“礼”为本的道德教育

孔颖达的教育思想除了“道”还有“礼”。他在《周礼正义・序》中指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静的，是外界事物导致人的心理变化和“喜怒哀乐”的情感，以“礼”为本的道德教育可以对人性起到一种训化作用，使人变得诚实善良。

孔颖达认为，礼的产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他从动物身上找到了礼义精神存在的根据。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动物生下来就都遵循自然法则有尊卑长幼之分，遵规守纪，还懂得感恩父母孝顺长辈，更何况人乎？可谓把孝义诠释得淋漓尽致。所以说，孔颖达的教育思想“礼”对我们现代社会人行为的束缚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在孝敬父母、遵规守纪方面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

3.教学方法的研究

孔颖达还批评了有些教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教师不好好钻研和精通“经义”，只叫学生背诵，不能引导学生真正理解经典的文本，这不是合格的教师，也不是成功的教学。而且，孔颖达还认为教学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握住最佳的教学时机对学生因材施教，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孔颖达思想是遵循儒家思想的精髓，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理念，以道德为主线的传统教育。在当今社会，古代的德治主义思想虽然不能照搬，但其思想精髓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可以为我们思考如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提供思想资源。

二、孔颖达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1.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

人类的文明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非常典型的就是对经济效益的过分注重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冷漠。重“义”与重“利”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通过这两种价值取向，可以直接看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标准。孔颖达提倡的“道”与“礼”的教育思想显然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2.对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影响

孔颖达认为，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而不仅仅是答案。教学不应该急于求成，“逼急牵令速晓”，他指出：“教学之道，必当优柔缓宽，不假急速，游息孙顺，其学乃成。”就是说教学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善为教者，出言寡约，而义理显达，易解之”，是对教师教学语言的要求，教师的语言要尽可能简明易懂。

教育思想范文第6篇

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

在参与一项目评估期间，笔者曾对7县41所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学校的“校训”及“三风”做过调查和收录。分析发现，不计词序，有36.83%的学校校风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有17.07%的学校校风接近以上四词八字，比如“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团结、勤奋、扎实、创新”等；有18.76%的学校校风是“苦抓、苦教、苦学”。以上三者合计达72.66%。地域不同，情况各异的学校为什么校风会如此雷同呢？调查发现，这类学校大部分存在这样一些共同点：管理守旧，校长“守摊子”思想严重，工作被动应付，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新课程实施畏难情绪大，心里没底，怕“搞砸了”，主观上“观望”“等待上级”或完全“推给教师”，校长自己则无所作为。

笔者认为，校风抄袭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校长没有教育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办学思路。因而，办学缺乏主心骨、意志力，人云亦云，守旧被动，工作只能“看门守摊子，围着事务转圈子”。让这样的校长去发展一所学校，怎么能使人看到希望的曙光呢？

一所学校能否办出成效，关键是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而校长的灵魂就是办学思想。有一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有一个好思想才能有一个好校长。

与学校发展的关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巴尔扎克说：“一个有思想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拿破仑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宝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宝剑更有力量。”没有软件系统支撑的电脑，就是一堆物理摆件；没有思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没有教育思想、没有办学思想的校长，就是学校管理职位的一个摆设。

校长的教育思想、办学思想，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办学行为，决定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校长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教育行政的领导。”作为学校核心人物的校长，他要用先进的理念去引导人，用专业策略去凝聚人，用优秀的思想去感召人，要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教育认知、教育智慧和教育才能转化为办学的思路、策略和韬略，转化为全体教职员工的意志和行为，并坚贞不渝地带领大家走向教育思想的王国，才能最终实现学校的内涵发展，形成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办学特色。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菲律宾教育家赫查曾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拙劣的校长能办成好学校，也没见过好校长办出坏学校。”纵观教育史，许多教育家和成功校长都有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如：苏霍姆林斯基以“相信孩子”的思想缔造了国际著名的帕夫雷什中学；陶行知以“生活即教育”“民主教育”的教育思想创立了具有“开明、平等、实干”风格的晓庄师范；上海建平中学老校长冯恩洪提出“合格+特长”的育人思想，创建了闻名全国的建平模式；江苏洋思中学老校长蔡林森大胆提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创造了三率100%的奇迹。所以，优秀的校长应该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适合校情的办学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办出自己学校的个性和特色来，才能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快速发展。

与办学思想的关系

人们往往把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相混淆；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孝彬说：“教育思想是对教育规律认识基础的主观选择”，“是对办什么样的教育和怎样办教育的总的看法，是对教育宏观的、理性的认识”。而办学思想是校长的教育理念、信仰和价值观在学校工作中的体现，是校长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展示，体现了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思路、计谋、策略和韬略。

也就是说，办学思想不完全是一个根据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上级文件中体现他的计谋、策略和韬略；办学思想是校长向自我的智力和体力极限挑战的过程；办学思想不是抄来的，是校长在长期的学习、思考中积累的，是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可以说，校长的教育思想决定着他的办学思想。校长要善于把各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思想转化为自己的办学思想。

如何形成校长的教育思想

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造坯” 所谓“校长不读书，教育血脉遭梗阻”，一个真正合格的、优秀的校长要研习教育发展历史，懂得教育的昨天和今天的演变过程；要读教育名著，要读夸美纽斯以来有影响的中外教育家的著作，比如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布鲁纳、苏霍姆林斯基、加德纳等，他们是上世纪教育思想的源泉。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极大地推动着教育革新潮流，推动着课程改革。关注和研究当代教育家的优秀著作，关注和研究不断变革的教育实践，对校长而言更显得迫切和重要。只有坚持深入学习，才能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中反思、认识、总结教育改革实践，大步跨入素质教育的潮流。校长要利用自身的工作条件、位置优势，先于教师钻研学校课程里面的理论和知识，多啃几本书，多听专家指导，多看看别人的做法，多“下水”实践，积累自己的经验。校长要带着自己在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以研究的态度去学习，去寻找答案。校长要抓住自身工作中的几个“节点”进行有效学习。比如，在上示范课前、教学研讨前、学术讲座前、论文写作前的应急准备学习；在校本教研中的研究性学习；在经验总结时的反思性学习。校长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形成正确的超前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人才观、质量观，进而成为先进理念的化身，成为思想者，成为课改的代言人。许多校长不读书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在学习型校长带领下，就会出现学习型组织和热爱书、尊重书、崇拜书的教师队伍，就会出现书香校园，学校的校风也会得到改变。譬如，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广泛阅读，拓宽了知识视野，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充实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魏书生奉劝校长要“多一些书卷气，少一些烟酒味”，要做一个“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百本书”“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藏”的人。

从教育实践的反思中“萃取” 一个好的校长，会全身心地投入学校工作，把理想和思想付诸教育的实践。把学习厚积薄发于点点滴滴的工作实践，在长期的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想法，修正自己的做法，提炼自己方法，反思自己的看法。“学而不思则罔”“感性无知性则盲”，反思是一种哲学，是一种方法论，是一支向历史汲取营养的肠管。学校无小事，事事皆留意，要养成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其背后隐藏的问题和教育价值的习惯。既反思别人的得与失，又反思自己的得与失；既反思书本理论的适切性，又反思实践经验的时效性；既反思胸中的“成竹”，又反思腹内的空乏。校长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反思，最终确立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思想。

从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方针中“修葺” 校长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思想，首先来自于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的政治信念和忠实执行国家教育方针的政治品质。坚持在治校实践中，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教育方针，依法治校、严谨治校、科学管校，要把执行教育政策法规放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统领和指导全校工作。校长在履行其工作职责中要具有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否则，将偏离办学方向。在学校里，如果校长没有构建起正确的、健康的教育思想王国，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工作和学习的集体；如果在现实工作生活中，领导者缺乏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政者不正”，就会误入歧途，迷失方向，丧失校长权威。校长的办学思想，只是“个人产品”，只有放在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方针中修葺、矫正，才能变成符合民族利益、符合国家意志的合格“国家产品”。校长的办学思想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对校本现状的深刻研究中“造型” 每个地区每所学校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校情，深入研究自己的现状，客观评价自身的“家底”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新的理念、新的思想都有他产生的时空背景，是否适切自己的实际，要认真地去研究。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办学思想才是正确有效的。一所学校的办学思想好与不好，关键不是看词条的文学品质，而是看它能否尊重学校的历史和实际，能否起到引领的作用。不能为了赶时髦而人云亦云，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提炼、挖掘本校的历史文化，尊重客观实际和教育规律，形成适合本校的个性化办学思想。

从改革创新中“进化” 时代呼唤创新型校长。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民族素质的提高，创新精神的培养，关键在教育。教育能否办好，首先取决于校长的创新意识。校长的创新意识、创新勇气、创新思想，事关教育改革的成败。只有创新型校长，才能营造出创新环境和氛围来，才能带领创新型教师，培养创新型学生。创新能力和行为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校长的创新管理能力是校长个性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成功管理的关键。具有创新能力的校长，才能勇于标新立异，敢于打破传统的、落后的办学模式，“不受古今中外的书籍束缚，不被名家学说所吓倒，不拜倒在权威的脚下，不把前人的学说奉为教条，而是自由地去运用各种学说，辨别其真伪，不断提出创造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寻求一条适合自己学校特点的办学路子，使学校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办学特色。

结束语

校长的办学思想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合乎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三个面向”的前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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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范文第7篇

关键词：张謇；教育思想；教育救国；师范教育；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5-0030-05

收稿日期：2014-04-09

作者简介：张雪蓉，教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教授，硕士生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是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张謇幼年聪慧好学，1885年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甲午战争后，强烈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信念促使他积极投身于实业和教育创办，至1926年逝世止，从事教育活动凡30余年。在这30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张謇在江苏，特别是南通地方办理的各项教育事业，从小学、中学，到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再到高等学校，范围之广、门类之多，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层次，社会的各个部门，深刻影响了江苏教育的规模和体系，成为清末民初中国地方办学最杰出的教育家。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救国论

张謇对教育的功能、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1894年甲午战败，“而知此痛以全国人比较分数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处堂燕雀，姑以为安，岂非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民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1]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使张謇较早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他看来，国势衰弱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盖散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见由于教育未广”[2]。教育不发达，人民没有知识，这是造成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民强，国家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3]，从而明确提出“非教育不足以国存”的教育救国思想。此后，张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

1902年，张謇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国内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开校演说》中，张謇阐述他的教育救国的思路，他认为“欲雪耻而不讲求学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就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而不求师则无导”[4]，主张通过办理师范教育，培养师资，实现普及教育，达到国家的复兴。而作为一个实业家，张謇一生从事实业活动，他对实业人才培养对救国的意义更是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办教育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5]。“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6]，所以“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7]。主张发展实业教育，“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8]。

教育救国不仅是他事业的出发点，也是他终身的信念，他反复疾呼：“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谋一过之强，基于教育”[9]。1925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活动是“忧国者以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10]，把全部的心血投入于教育事业。

二、师范教育论

张謇是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他较早意识到发展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实践其师范教育先行的主张。他的师范教育论的基本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须首建师范”，别立师范系统

张謇充分认识到师资在办教育中的重要作用。1901年至1902年，他多次上书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指出“一艺之末，学必有师”[11]，强调设立师范学校对于普及教育、增强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他主张办学从根本做起，“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小学惟在得师，则师范尚焉”，“普及有本，本在师范”，“师范为教育之母”[12]。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謇制定了“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先办师范、小学，再办专门学校、大学的发展教育的思路。

从师范先行的思想出发，他于1901年上《变法平议》，建议参考日本制度，“别立师范学堂”，办理师范教育。主张各府、州、县先立小学堂于城，小学堂中先特立寻常师范一班，选各府州县学诸生，年20至40，束修自爱，文理通畅者，四五十至七八十人，视学大小为人数多寡，延师范师教之；第三年立高等师范学堂；第四年，各省城专门高等学堂；第五年京师大学堂可立矣。并主张设立女子师范学堂。[13]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02年他在南通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2.“维教不可无师”，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张謇认为“无良师则无知识”，“师不能教则学校败”，“欲教育普及而不求师则无果”，办教育首先要有好的教师。优质的教员是提高学校办学质量的根本，他坚持延聘高质量之人才担任教员，为此不惜高薪礼聘名师到南通任教。而对于选聘的标准，他更是主张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只要是人才，不分地域，“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行”[14]。在张謇创办的各类学校里，不乏著名的国学大师、海外留学生和外国教习。由于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张謇所创办的学校成绩斐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深得社会的赞赏。

其次，只有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才能确保教师队伍的稳定。针对师范生待遇低下，地位不高的现实，张謇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如“明定出身”，给予身份待遇，“凡大学高等中等学师范本科生毕业，准作贡生、举人、进士”[15]，并给予优厚的待遇，“教员务求厚俸，供给务求丰旨”[16]。他曾向政府建言设立教师奖励制度：“凡师范本科毕业，连任一校教员四五年，与地方相安，学生毕业程度合格过半者，劝学所教育会考实呈报地方官给予奖励金，按平时所俸6个月；又四五年第二次得奖者，按所得俸一年；又四五年第三次得奖者，按一年俸外，仍免其地方税；又四五年第四次得奖者，按一年俸免地方税外，其子弟不论何等学校，概免学费，有疾或退老者，给酬助费退隐费。”[17]希望通过提高师范生的地位和待遇，“使有乐从教育之途”[18]。

3.严格教育，加强实习

针对师范生的培养，张謇明确提出“学为人师”的师范生教育宗旨，他说：“诸生亦曾思师范学校之义乎？范者，法也，模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19]为此，他十分强调严格教育，提倡严格办学、严格管理、严格训练。1912年，他发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极力推崇古之《学记》所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师道贵严，中外同轨”。他批评当时社会“一般事理不明的学生”，“乃有误解放任以为共和，等秩序于弁髦，病严师为专制者”，呼吁“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制道，以静为轨”。[20]他认为“校章者，管理之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21]，他为学校严格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将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确立为“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秉持一贯的严格教育宗旨，张謇对师范生的资格考核提出严格要求，他规定：师范毕业生到小学后要先充当准教员，经二三年教学实践有成效者，由地方教育机构考核发给相应凭证后，方可做正式教员。不及者延至五年；又不及者以其所长之一种为小学助教员，发给助教员凭证，其俸给按准教员减1/3发给。[22]

在张謇的师范教育思想里，除了强调严格教育外，重视师范生的实习，也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他认为“学问兼理论并阅历乃成”，主张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针对师范生教育，他更是强调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加强实际教学技能训练至关重要，他要求师范学校“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之地”。通州师范开办后，随即建立了师范附小，作为学生实习基地，规定南通师范的毕业生“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为了加强对学生实习过程的管理，他制定了详细的实习教程，“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23]。对实习进行制度化的规范和管理，不仅开创了我国师范实习制度，而且也创立了通过附设中小学，建立师范教育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师教育模式。

清末民初的张謇是最早意识到师范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大力呼吁下，清末学制以日本为模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民国初年延续这一建制，规定师范教育分为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私立师范学校，进一步构筑起完全封闭的师范学校教育体系。基于办学过程中有关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和实践经验，张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师范教育传统重要的奠定人，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师范教育的改进和完善仍有重要的价值。当下，随着师范学校学科规模不断扩张和师范教育学术性日益强化，师范教育体系的独立性遭遇了新的挑战，以致各类师范学校的师范独立培养体系呈现出一定程度上弱化倾向。如对师范生的实习环节等凸显师范教育独立性层面的要求，是理论上高调重视，而实际运作上却一再置诸边缘，严重影响了师范生的质量。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张謇的师范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强化师范生的教学技能的训练，培养合格的教师。

三、职业教育思想

在张謇的全部教育实践中，职业教育可以说是他倾力而为、贡献最大的部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包含丰富而宝贵的内容和经验，对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不乏启迪和借鉴。

1.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24]是张謇教育事业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实业辅助教育是指通过办理实业，筹集资金办教育，所谓“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法，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籍”[25]。以教育改良实业是指通过办理教育，为实业培养技术人才。在张謇看来，他们二者的关系就好似父与母，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26]，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兴学”，“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力倡“实业所至，即教育之所至”。[27]为了阐述教育与实业的相互依存关系，1907年他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实业之母”[28]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张謇一方面办实业，另一方面办教育，逐步形成一个实业与教育互相为助的格局：每办一个实业，必办相应的培养人才的学校。他因南通产棉而建纱厂，因纱厂而建纺校，因南通经营盐垦，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29]。从1895年到1906年，逐步形成一个在通海地区以棉纺织为中心，通过创办了一系列企业，获利之后着手兴办了一系列教育事业的系统，真正做到“实业所至，即教育之所至”。

办实业需要技术人才，办教育没有经费寸步难行。张謇以教育家和实业家的眼光提出并实践着“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的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教育与实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以实业带动当时经济的发展，而且又以教育满足实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并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张謇这种“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如何走产学结合之路，培养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德行必兼艺而重”，“学必期于用，用必适其地”

针对职业人才培养，张謇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求学生必须“德行必兼艺而重”，即不仅要有专门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德行；二是所培养的人才能为实际所用。关于前者，他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学校分科为社会事业人才养成之备，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30]；职业专门人才，必须“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31]，“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32]。1914年，他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制定《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本所教育方针如下：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注重学生身体的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的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33]。他亲自为医学专门学校制定“尊崇国体，恪守国法，义勇奉公，修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敬学长，重公德，以求社会之信仰；坚守志操，习勤耐劳，涵学艺，养成独立之精神；贵时间，重秩序，勉运动，节饮食，卫身体，洁衣服，整居室，养成自治之习惯，遵守校规，服从师训”[34]的学生守则。

针对后者，张謇强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对职业教育提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其地”的人才培养原则，十分重视学生的技能训练。1914年，张謇为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制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河海工科班学生学习“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有养成之学生，又有实地练习之工程，十年以后，或有可用之材，不必借资于异域矣”。[35]对自己所创办的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都强调以经验为重，注重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以期实现“学必期于用，用必适其地”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培养目标，他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习条件。除了他所办的实业作为学生相应的实践场地外，他所创办的每一所专门学校都不惜重金购置设备，开办实验、实习工场，先后建立纺织、针织、金工、染色整理等实习工场，作为学生强化技能训练的场所。这一依托企业进行教学，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相结合，重视实习试验基地的建设的做法，逐渐形成了张謇办学模式的特色。

3.“凡事必求其适”

贯穿张謇职业教育的一个基本精神是，职业学校必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这就是他提出的“凡事必求其适”[36]的含义。他说：“教育尤其宜有变动，不过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37]办教育要考虑是否适宜？是否需要？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求出发，这是他创办一系列专门技术学校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办学指导思想。张謇创办纺织学校，明确提出纺织教育是为南通地方发展棉业经济之需要培养棉织人才；农业专门学校是适应南通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改良棉种与种法而创办的；创办河海工科专门学校，是我国国贫民穷，江河失修，尤其是清末民初黄淮地区洪旱灾害十分严重的现实需要，是“为江淮导治造就人才，且为全国水利专门之备”而创办的；开办医学专门学校，则是意识到“人生所需，不可无医”，医之发达有关民族之强弱；而为农业发展需要开办的农科大学，则是从“以农立国”的思想予以考虑，“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尤为重要”[38]。从社会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实业的需要，开办门类较多、满足多层次需要的职业学校，这是张謇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

在“凡事必求其适”办学原则指导下，他强调“夫课程的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反复斟酌损益，乃不至凿圆而衲方”[39]，职业学校的教学法要根据专业技能需要，“人不同于世，世不同于地，执此以例彼，执甲以例乙，则格而不入，龃龉而不容，火水而不亲。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是则无方”[40]。人才必须是“学必期于用，用必适其地”，所培养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突出技能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重要方面，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职业训练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联系更加密切，能否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成为职业教育办学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对职业教育目标的认识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突出了职业教育的几个核心要素：一是从社会实际出发办学；二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三是实践操作为职业教育的特色；四是增强职业道德教育。这对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办学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区别开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视作职业教育的重心，并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联系，建立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实现学校企业双赢，将有助于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地生存和发展。

张謇的教育思想是在清末民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教育理论。他基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时代需要，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视教育和实业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提出“非教育不足以国存”、“普及有本，本在师范”、“师范为教育之母”的思想，表现出清末以来鲜明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张謇强调师范生人格的培养和教学实习的重要性，倡导“学为人师”的师范生教育宗旨，提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凡事必求其适”、“德行必兼艺而重”、“学必期于用，用必适其地”等，形成了以求实业之实用为目的的近代职业教育理论。张謇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近代民办职业教育、民办师范教育的先河，对中国教育，尤其对江苏地方教育形成多学科、多门类的发展规模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教育史，尤其是江苏地方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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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Zhang Jian’s Education Philosophy

ZHANG Xue-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UPT，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Zhang Jian， to satisfy the need of his times， advocated rescuing and strengthening China by way of education， showing the definite theme of the er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schooling practice， he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haracter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internship， and in favor of priority to normal education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 he insists on facilitating education with industry， bettering industry with education， and seeking appropriateness for anything， etc.， establishing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industry put into practice； and to some extent， he helps inaugurate a new era in privately-own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s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above contributions， h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ducationists especially in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教育思想范文第8篇

家庭教育思想

杜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始终抱有中兴济世的雄心壮志，殷切期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3］故他所标榜的圣君贤臣并不是要回归到上古社会中去，而是希望他的时代的君王能继承唐太宗的伟业，重新回到盛世。他以天下为己任，素有规劝帝王、教化风俗的志愿。与此同时，杜甫也非常重视对后代子女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才济世。（一）和谐教育杜甫重视子女身心各方面的协调与健康发展。正因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信仰的是儒家之道，对于德行的要求不言而喻。他在《春夜喜雨》一诗中描绘的场景体现了关于子女的知识学习及道德陶冶方面的设计。家长要把握好教育时机，适时教育启发，犹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以多样的方法及灵活的措施对子女进行合理地规范引导与教育培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5］从而达到耳濡目染、陶冶感化、深入子女内心的教育功效。这种教育恰恰最能适应建立在父母子女间亲情基础上的教育主客体关系特点，是一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与富有审美性的教学艺术，是一种爱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杜甫主张打破儒学书本道德的束缚，儿童教育除选用蒙学教材、经史文学资料之外，还应拓宽选材领域，丰富多方面知识，他有计划地教导子女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多方面才艺，并未依循唯知识论，或恪守“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杜甫的和谐思想是一种推己及人、关注生活和亲情的精神。当身陷长安时，杜甫怀念远在夔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6］当在成都草堂生活稍有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承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7］杜甫对子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分离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8］不难看出，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当然，杜甫的和谐思想在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情感上也能找到映射。他深深渴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受此强烈的国富民安思想的驱使，他对于执政者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鞭挞。这是强烈爱国思想与忧国忧民情愫的集中体现。杜甫的文化人格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颂。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创新具有启示意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必须以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平安幸福为旨归。（二）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通过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来达到。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教学是一门艺术就是寓教于乐思想的体现。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采用了寓教于乐的手段，善于通过诗歌艺术及活动发展子女的能力。“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诗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和妻子同看孩子在清亮的锦江游泳，［9］在轻松畅快的情境中教会孩子游泳这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这首诗作于761年杜甫客居成都之际。此时的杜甫虽然客居远离故乡河南中部巩义数千里之遥的川西锦城郊区，漂泊西南，但是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柏茂琳的照顾，他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小儿嬉戏时的欢乐给诗人带来了家庭的快乐与宁静。此时的安史之乱也接近尾声，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与缓解。当然，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仅仅采用慈爱的、轻松的教育手段，也伴有严厉的措施。严慈并重，刚柔相济，才更能保证教育的有效性，教学融艺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杜甫在教导孩子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方面才艺时，手段是很灵活的，不仅在家中循序渐进地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同时培养其道德礼仪或行为规范，而且在室外或是大自然中对子女适时适量地实施教育。“大自然是一本无字的书”，把大自然和社会看成是活的教材，寓教育于生活，符合儿童内在天性要求，从而使在生活的场景中活动的儿童天真质朴，洋溢着欢乐。杜甫还主张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如让孩子以他们所学代回简信给他人，以此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及社交才能。（三）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师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的实际出发，使教学的深度、广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使每个人的才能品行获得最佳的发展。因材施教不仅是我国古代教学经验的结晶，还是现代教学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实行因材施教，对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语》中孔子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对于弟子“问仁”的回答不尽相同。对于“闻一知十”的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对于“闻一知二”的子贡，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0］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对学生细致入微的观察基础上的，关键是对学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准确掌握学生的特点。孔子对于子路的品性这样概括：“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孔子深知子路好勇冒进，故在行动方面采用退的思路，让其问父兄后再行动。冉有生退让，故采取进而取之的激进的回答。杜甫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他为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天分资质讲，宗文在读书作诗方面逊于宗武，但就处理家庭庶务方面胜于宗武。宗武从3岁学语之时起，就表现出超人的诗学才能。“骥子（宗武小名）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12］故杜甫对于宗武在家学方面寄予厚望。如《宗武生日》中“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3］再如《又示宗武》中“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14］这些诗文中杜甫专言训子之意，既有对其发扬家学的殷切希望，又有对其达官致仕的深切期许，有慈爱的表达，也有耳提面命的父严之训。从“课奴杀青竹……可以树高栅”《催宗文树鸡栅》［15］诗中则可以看出诗人对宗文继绍诗学家风，达官致仕不期以厚望，而着重“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并嘱咐他念念在心。杜甫对宗文和宗武所施及的教育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运动负荷等的顺序安排，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发展认识能力。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文《学记》里就阐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16］就是说在施教时不能凌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合乎顺序地进行教育。杜甫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中，始终遵循他们的接受能力，“不凌节”，即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教授不同的内容。当然，在教授不同的内容时，也会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秦陇时期，宗文8岁，宗武5岁，对于他们的教育，杜甫并未制订培养目标和计划，只是遵循自然主义教育的原则，让他们随其天性，自由发展，反对把孩子的发展拘囿于框架里。从杜甫的教子诗《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和《又示宗武》等来看，内容以赏识孩子为主要的出发点与归宿，注重励志成材教育，年幼以诵诗为主。寓居成都之初，宗文11岁，宗武8岁，移居阆州（今四川广汉）时，宗文15岁，宗武12岁。4年时光，两人学问大有增进。移居夔州后，杜甫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大异其法了。此时的宗文，年龄已是16岁至18岁，宗武则是13岁至15岁。在教材的使用上杜甫精心选择了《文选》，为宗武的科举进仕作下一步准备。到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宗武生日》，杜甫则在“诵”的基础上对之提出了更高的理解性的要求———“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7］他教导宗武要课习文选及诗学，并且趁此机会进行立志成材教育。杜甫深谙教育之道，从对其二子秦陇孩提时期的随天性，到成都少年时期的书卷教育，再到夔州后的“熟精文选理”而“爱文章”，循序渐进，合乎顺序，“不陵节而施之”，体现了杜甫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总之，杜甫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他们的资质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且按照他们的接受能力“不陵节而施之”。在寓教于乐思想与和谐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杜甫疼爱儿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对子女施以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当中。上述思想主张丰富了古代的家庭教育理论，并作为一项宝贵的教育资源，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问题有所启迪。

民本教育思想

杜甫在长安10年求仕的生活中，开始走向亲近人民的道路，真切感受到了民生疾苦，迫使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后来的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更是给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亲眼目睹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对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由于身在百姓之中，自己也处于漂泊流离的状态，所以忧国忧民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与核心。杜甫的诗作集中反映了人民深受战乱和剥削的痛苦处境。这集中体现在杜甫于759年写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18］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狰狞面目；更有“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9］这写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写出了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的同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20］杜甫忧国忧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人民是国家的细胞，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与平安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国运昌盛就失去本质的核心意义。在当今社会中，“人”是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人”，一切就被物化了，失去了人性的关怀与人情味，社会矛盾迟早要被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民本思想对于当今教育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杜甫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战争和当权者的政策影响，当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杜甫的诗句中可以窥见当时最高统治集团荒淫腐败和贫富对立尖锐化的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21］真实地反映了天宝年间（742－755）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更流血。”［22］此诗通过对战争、天灾等方面的描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苦难生活。“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23］“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24］的主旨是对杨贵妃嚣张气焰的指斥和鞭笞，借写“丽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并且嘲讽杨国忠兄妹荒淫奢侈、骄奢跋扈的丑态，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5］这样强烈的对比反差，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残酷社会现实。教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水平与性质。中唐以后社会的矛盾及困境致使学校教育萧条，办学秩序混乱以及整体教育质量下降。首先，社会的动荡使教育制度得不到构建与发展，教育物质设施得不到正常的供应，官学教育废弛，私学教育也受到破坏，许多教师隐退山林，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其次，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一些大臣的左右，不能发挥其选拔的真正功能，使真正的人才无用武之地，被拒之于权力的边缘。再次，战争和天灾使人民处于颠沛流离、飘泊失所的生活境况，就等于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当人们整日笼罩在战争和饥饿的阴影里时，就不会产生接受教育的需求与愿望。这恰恰是导致唐代教育偏向规章条文制定，缺乏实施成效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中唐以后，教育内容僵化，师道沦丧，佛道盛行，办学效果更为不景气，并由此导致韩愈、柳宗元等文化教育名家对师道中衰、学风不振的忧虑并发出捍卫儒学道统、攘斥佛老、抗颜为师的呐喊。杜甫的民本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到教育中来，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情感交流与渗透。杜甫多年的漂泊流寓生活，为他走入百姓生活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从杜甫的“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诗文笔触中触摸到“人”的气息，他是真正的“草根”文学家。既然是“草根”出身，就有为平民代言和立言的时代使命，他时刻心怀百姓，为百姓请命。《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6］的仁民爱物的情愫不断在杜甫诗中得以反映。这在教育上体现为教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的孺子牛精神。身为教师，心怀学生，想学生所想，思学生所思，“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道出了教育的爱的真谛，这是教师内心最原始、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情感。杜甫的一生，身处动荡时局，对政治与教育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而身为父亲，他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更是倾注了心血。杜甫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闪烁着持久的光辉，而他的民本教育思想更是现实主义情怀的真切反映，力图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素养和职业能力，借以改善民生境况以及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于当今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克服“过度教育”带来的偏差以及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进程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吴洪成王晓峰工作单位：河北大学

教育思想范文第9篇

【摘 要】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是19世纪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先进中国人”的杰出代表。严复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急剧深刻的变革，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严复身体力行，努力寻求救国之路，提出了教育救国观念，主张向西方学习，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开瀹心灵”的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方法。严复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但是他强调教育救国，看不到旧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外国列强的侵略，过于强调“人”的作用，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关键词】严复；教育救国；“三育论”；“开瀹心灵”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是19世纪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先进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强邻环视，刀俎鱼肉”岌岌可危的民族背景下，严复从解救民族危机，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出发，系统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方案，力主从教育入手培养国民，并提出新式教育方法。本文旨从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三民观及新式教育方法入手，探讨严复的教育观点及其对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一、严复教育思想的内涵“教育救国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险恶局势中，甲午战争的惨败，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强邻环视，刀俎鱼肉，任其取携”①中国人民陷入了“五洲公共之奴”②的悲惨处境，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严复认为中国教育落后是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只有依靠教育才能挽救危亡，走向富强。他竭力强调“教育是强国根本”“根本救济，端在教育”，③由此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严复竭力倡导教育救国，指出教育对国家的贫弱有决定作用。当务之急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植人才，他说“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德之征验也”。④人才的多少是一个民族的力、智、德的反映和标志。然而如何培养人才呢？严复大声疾呼，要“大讲西学”“学西学是救亡图存之第一要务。西洋今日，无论兵、农、工、商，还是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⑤西洋之所以有今日，莫不在于教育，他深刻认识到中西方的差异，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⑥因此可以说，严复主张的教育救国实际上是西学救国，中国要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日趋激烈的时代竞争，必须抛弃陈腐落后的“旧学”，推行新兴先进的“西学”。而 “西学”并非仅是洋务派所倡导学习外国的汽机兵械，这些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并非国家的命脉之所在，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⑦前者指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后者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这些是西方国家得以富强的根本。

二、严复的“三育论”及新教育方法：启发诱导式

1.“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

严复的“三育论”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这种学说来自于英国斯宾塞的思想。严复曾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羁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比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鉴于此“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严复进而将这种思想概括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即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国民素质。

（1）鼓民力

所谓鼓民力，就是要提高国民的体力，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而要使国民有强健的体魄，必须加强体育锻炼，以保民强种而增国力。严复强调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一是要改变中国一向重文轻武的传统价值观念，学校更应该注重“尚武”教育。二是通过教育普及卫生知识，革除礼俗积弊，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同时他认为饮食养生之事不仅男子要重视，妇女也一样，“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把妇女看成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三是通过运动达到强生健体的目的。

（2）开民智

所谓开民智，即“聪明智虑之强”就是将传统的封建科举八股，宋学汉学，训诂注疏一律废除。即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设学堂，讲西学，另立选举法，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改变愚昧无知的状况，用资产阶级新文化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化，促进旧学向新学的转化。严复深信，开发国民智慧，提高国民素质，学运昌明，国家就会富强。

（3）新民德

所谓新民德，就是废除封建纲常伦理，向西方学习，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树立新的道德标准。严复深为钦佩西方国家的民主平等，他指出西洋各国平等对待民众，中国把民众当奴隶看待。因此中国要新民德，就必须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教育国民，培养国民深厚的爱国情感，使其形成国家观念，法制观念和主人翁精神，树立新的道德风尚，革除旧有的狭隘思想。

2.“三育”间的关系

严复的“三育论”中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内容，“三育论”认为体育智育德育这三个环节不是孤立地拼合，而是有机的联系，三者之间存在着依存、制约、调节、促进的关系，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地点、条件，而作出先后、轻重、缓急的抉择。⑧严复把三育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指出“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三育全面推进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国民。三育目标各有侧重“德育当主于尚公，体育当主于尚武，而尚实则惟智育当之。”德育培养国民的公德及献身精神，体育锻炼国民强壮的体魄，捍卫祖国，智育培养国民信奉真理热爱科学。严复主张“三育并重”，但“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⑨就当前而讲“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犹重于智育”，⑩严复认为“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恰恰在民德方向，中国最为欠缺，因此严复竭力提倡“新民德”。

3.新教育方法的提出：启发诱导式

严复的教育思想，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洛克，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同时也继承了古代儒家的教育理论。他曾说：“教育者，所以牖本有之明，扩充之，使知去其谬悠，存之真实者耳。”严复写道：“赫胥黎谓教育有二大事……是二者，约而言之，则开瀹心灵，增广知识是已。然教育得法，其开瀹心灵一事，乃即在增广知识之中。”{11}严复所提出的“开瀹心灵”就是一种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方法，严复在其多年的教育经验中认为此种方法最富科学性，而“开瀹心灵”的最重要阶段就是早期的启蒙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关乎这个民族的在物竞天择的铁律面前所面临的命运：生存或是淘汰。严复指陈传统教育强调三纲五常，以圣经贤传，古书成训为基本，只问其然不问其所以然，忽视向大自然向社会实践求知识等等弊端，鉴于此他强调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为国家培植官吏，替统治阶级充当工具，而是让每一个人明白对社会群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作一个合格的公民，这种“开瀹心灵”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对封建士大夫来说具有启蒙意义，它冲击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开创了一代风气，对近现代教育也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三、对严复教育思想的评价

（一）严复教育思想的积极性

综观严复的教育思想，其积极性在于：首先，严复以教育救国为主旨，从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机，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出发，第一次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使我国教育界对教育问题的思考研究，逐步建立在一种崭新的相对进步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引导人们以进化发展的世界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而不再是封建科举制下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其次，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严复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自身实践经验并结合近代中国教育的实际，探索出一条颇为先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即“开瀹心灵”这种启发诱导式新式教育方法。同志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数十年经验时曾高度评价严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2}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人视为并列的先进代表人物，这是对严复历史作用最确切的评价，也是我们剖析严复这个历史人物的指导思想。

(二)严复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1.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局限性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严复的教育思想对近现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认识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教育思想中也表现出消极落后的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中，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然而他所强调的“教育救国”，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次要矛盾是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总根源，而不是“民力苶、民智卑、民德薄”。{13}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国贫弱的局面就难以改变，中华民族素质低下的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对于这一问题，严复虽有一些认识，然而未能深入发展下去，而是舍本逐末，强调“三育观”，强调改革，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救国方案。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来说，救死唯恐不赡，把教育作为当务之急提上议事日程，显然不合时宜，事与愿违。这是严复从意识形态入手的唯心史观。“这就好比一个医生的诊断无误，明确了病情病状，而开的处方却药不对症，缓不济急，根源在于他始终把目光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从物质生产，经济基础方面寻求国富民强的途径。”{14}

另外，严复教育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他对旧学采取的妥协态度，他晚年积极提倡尊孔读经，充分说明他在中西新旧文化之争中的思想倾向性，这种妥协的教育主张可以说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戊戌维新以后，改革变法思想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也日益高涨，在改革与革命之间，他曾说，“新旧两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偏废……惟新旧各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15}这充分暴露出他反对革命，改良主义的阶级特征，严复教育思想方面的局限性，正是他阶级性的反映。而严复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儒家的孔孟之道，他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严复教育思想局限性。

四、结论

在民族危亡之际，严复的教育思想对国人的振聋发聩及对维新变法的积极促进，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及教育实践的变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框架，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尤其是他创立的中国教育的目标模式——三育论，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新式教育方法——启发诱导式的教育观，对于我国当前素质教育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毋庸讳言，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严复的教育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观点苛求古人，无论他后期的教育思想还是政治思想的演变，都是可以谅解的，关键的是，后人在研究借鉴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兴邦，在21世纪的今天，为实现我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我们更应该发扬严复的教育创新精神，借鉴其思想中的精华，以便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

注释：

①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2页.

②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0页.

③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2页.

④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2页.

⑤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⑥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⑦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⑧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3页。

⑧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

⑨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

{11}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5页.

{12}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页.

{13}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

{14}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5页.

{15}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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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范文第10篇

【摘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要实现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重要任务，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特点，把握政治思想教育的根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

【关键词】中学生；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的核心工作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所肩负的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优良的品质。思想教育工作应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1 思想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思想教育是课堂管理者经常运用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管理方式。思想教育方法强调的是：人是理性的，人的思想能够客观正确地反映真理。只要使正确思想深入人心，就可以激发人的正确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思想教育方法的实质就是用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的认识和观念来改变被管理者的思想，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实现课堂管理的目标。总之，在课堂管理过程中，思想教育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其他管理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1.1 思想教育的地位。

1.1.1 思想教育是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内在动力。课堂管理的实质就是“育人”，而其根本目标就是使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并付诸行动。它是从被管理者的思想入手，激发的是被管理者的内在动机。再辅之以外部条件，以改变其不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念等），形成正确的思想，从而支配被管理者的行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1.2 思想教育方法是顺利完成课堂管理任务的重要途径。课堂管理的任务广泛而且针对性强。具体包括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指导学生各科知识、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等。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从被管理者的思想入手，如把品德培养作为班级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任务、班级管理的目标之一。思想教育方法的广泛适用性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另外，要提高课堂管理效率，顺利完成课堂管理任务，只有动员学生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真正使学生了解课堂管理任务，明确课堂管理目标，实现由“要他做”向“他要做”的转变，没有思想教育是实现不了的，离开思想教育方法就会是一句空话。因而，思想教育是完成课堂管理任务的重要途径，思想教育方法是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

1.1.3 思想教育方法是其他管理方法的基础，在课堂管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思想教育方法是课堂管理者经常运用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法。这是由课堂管理的实质决定的。管理就是教育，管理的过程就是育人的过程，就是要使学生达到社会要求的规格。另一方面，学生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可塑性。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关键在于影响学生的精神世界，使之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体现课堂管理的目标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肯定会有错误的思想认识、不良的行为习惯，思想教育的意义正在于改变学生的错误认识，形成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其次，思想教育方法既可以运用于面向全体的管理，也可以运用于面向个体的管理；既可以运用于面向全过程的管理，也可以运用于针对某个问题的管理。因而，思想教育方法是课堂管理最直接、最主要的方法。

1.2 思想教育的作用。

思想教育在课堂管理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它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2.1 思想教育具有保证作用。首先，运用思想教育方法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宣传和落实。具体表现在对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热爱上。

其次，运用思想教育方法能保证学生坚持神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不动摇。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启发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抵御任何敌对势力和西方反动思潮的冲击。

1.2.2 思想教育具有规范作用。思想教育能够规范人的思想，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和观念，怎样形成正确的思想，进而提高精神境界。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明白是非、真假、善恶、荣辱等，确立正确的判断标准。思想教育工作够规范人的行为。行为是思想的反映，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可能导致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人的思想最终落实在规范人的行为上。行为是管理结果的体现，不能付诸行动的思想是缺乏活力的。

1.2.3 思想教育具有激励作用。思想教育可以在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没有学生积极参与的课堂管理，各项任务的完成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恰当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其机理作用，把学生的满腔热情调动起来，并且引导到具体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1.2.4 思想教育具有协调和凝聚作用。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结是课堂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同学间如果没有沟通，就会产生误解、冷漠，出现勾心斗角的现象。如果班集体缺乏理解和共识，就会大大消弱战斗力，就会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可以很好地协调个人与班集体之间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就会统一看法和认识，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取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让班级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2 课堂管理中思想教育的几种方式

2.1 周会

中小学一般每周都安排一节课的时间，以班为单位召开会议。习惯上称为周会，也称为班会。由于周会的显效性比较强，因而就被很多学校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周会的特点如下。

2.1.1 计划性。组织周会要有计划。首先，班主任应该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班主任工作计划对一个学期的周会在活动时间、内容、方式和方法和步骤上做出总体设计、总体安排。同时注意在实施计划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尽量避免周会的随意性。

2.1.2 目的性。每次周会都有明确的目的。根据总体安排，每次主要解决一两个问题，并且在会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周会的教育效果。

2.1.3 灵活性。周会在时间上比较稳定，但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却灵活多样，可以收看国内外形势报道，可以收听英模人物事迹报告，也可以进行课堂教育教学工作的阶段性小结。

2.1.4 参与性。尽量使全班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周会的活动中，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让周会的召开过程成为学生思想品德的养成和能力培养的过程。

2.2 专题讨论会。专题讨论会是针对学生在思想、学习或生活等方面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从进行自我教育的愿望出发而不定期限组织的一种课堂管理方法。

2.2.1 专题的确定。专题的确定至少要符合以下要求：要紧扣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要结合课堂管理目标；要针对大多数学生的行为。

2.2.2 专题讨论会的准备。专题确定仅仅是讨论会的一半，为了达到讨论会的目的，应当提前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要引导学生广泛搜集资料，人人准备好发言稿；要有目的地培养重点发言人；要不带任何偏见地选定讨论会主持人，注意性别的搭配、能力的互补；要指导主持人拟定会的程序、效果是检验专题讨论会成功与否的标准。要对讨论会的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就要注意采取各种方式获取反馈信息。

2.3 系列讲座。系列讲座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学生的课外知识量。如保健、防火、自我保护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科普知识，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航空航天等方面的知识；

2.4 典型示范。典型示范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形成的办法。典型示范把道德观点和行为规范具体化、人格化，形象生动，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吸引力和鼓舞力，是学校进行德育的有效方法之一。

今天的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中国的未来更加富裕和强大，就要靠这些新一代的接班人，他们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因此在学好 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 。

[2] 袁艳容.加强中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