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论文范文

教育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培养法治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③同①，第8页。

④参见杨解君：《立法的膨胀》，载于《法学》1996年第2期，第43页。

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①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

③「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页。

④同上，第43页。

①《论语·子路》

②彭真著：《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教育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普法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涵的要求，我们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即繁荣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就更加需要发挥法律规制、调解纠纷的作用。

自1986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笔者仅就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在当前进行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五五”普法把农民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充分表明了普法教育对于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提高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懂法律就难以参与经济活动，农民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会影响和滞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推进基层法制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从而保障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是实现“五五”普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五五”普法规划提出了“‘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重要的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素质。实践表明，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制化建设进程就会加快，“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就会圆满实现。

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增强了，基层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根本利益也才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虽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地理原因、民族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在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这一块还存在

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忽略了此项工作，如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就突击安排敷衍了事，甚至有时出现“推一步走一步”的状况，有的村干部把普法宣传教育当成是“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

(二)经费上保障不力

大部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没有能列入财政预算内，有的虽然能列入财政预算，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空头支票”，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三)时间上集中困难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高，自主安排自己的耕种。另外村民居住比较分散，他们的规律是早出晚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人员外流，加之普法宣传教育力量不足，集中学法难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正常开展。

(四)形式上手段单一

一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还习惯于借助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依然是讲讲课、出板报、搞专栏、开动喇叭、张贴标语，进行普法宣传形式传统单一。另外，由于普法宣传教育人员和宣传员深入农村少，编写的教材不能满足农村普法教育的实际需要，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育方法，给人感觉是走过场，影响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入。

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1.宣传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认为，经过近20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一些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都已学过，已经达到了普法的目的。因此，大规模、全民性的普法任务已经完成，普法工作该结束了。还有少数基层单位认为，普法是软任务，搞好搞坏无足轻重，对此项工作持轻视态度，产生组织领导上的“疲软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普法工作摆不上位子，挂不上号，上级抓一抓就动一动，完全处于应付状态，在组织领导上不够得力。

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绝大多数单位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针对本地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特点来确定学习内容，制定的“规划”、“计划”上下一个样，学习的内容也是各地一个样，缺乏针对性。

3.部分干部工作方式难以服众：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学法脱节、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

三、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实施方法上、学法需求上等诸多方面，与前四个五年普法相比，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减少，使得过去采用的利用农闲时机进行集中普法教育的方法也难以实施。2.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农民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对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的欲望日益强烈。这就使农村普法工作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要求。3.由于经济发展，农民需要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了提高，使农村普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新特点，对“五五”普法教育中的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有一个初步的思考，现将思考认识表述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具体领导的责任

首先，从思想上要重新认识在我国普法教育任务重。普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突击、搞运动。要把普法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实施法治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广大农村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封建做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不是靠打压封杀，要靠教育慢慢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想。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就是要做到通过以案说法、以理服人等方式启蒙农民兄弟的法律意识之门，唤醒其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其次，我们还要在组织上给予保障。我们要明确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真正做到“保障有力，责任明确”。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经过一定的考核，不能随便找人说教宣传，最起

码从事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自己要“知法、懂法，守法”。同时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专属的普法宣传教育经费，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对于普法宣传教育不能搞标准化检查、突击检查。我们不能拿一个量化的、精细化的普法宣传标准来进行考核。我国地域辽阔，风俗迥异，区间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拿一个地方的做法去要求其他地方的做法，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农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法律的文明程度改善了，任何方法、方式都可以尝试。同时，我们也不能搞突击、临时检查。这种随意性检查有可能既起不到检查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情感或利益。

最后，我们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得力”。我们既不赞成搞突击检查和标准化检查，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或姑息普法宣传的涣散、无力。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要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应该从组织建设到措施保障、从长远规划到具体计划、从实现目的到阶段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发掘、表彰一批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机构或人员，惩戒一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的人员，真正做到让有能力的人肯干，肯干的人愿意干。

(二)探索宣传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目前还停留在“说”的阶段。一进入农村就是用大喇叭说法，或者在宣传墙上用图画文字的形式说法。一般情况下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不仅仅要会“说”，同时我们还要会“学逗唱”;我们不仅仅要会编排“法制黑板报”，还要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影像设备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歌会、晚会等形式，通过地方剧种、歌舞、小品、相声等手段进行普法教育。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仅仅是主持人或者宣讲者，他同时可以是参与者或者是听众。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可以承载普法宣传的内容。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普法宣传教育也同此理。

(三)宣传具体到位，讲授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

我们不仅要能宣传、肯宣传、会宣传，而且还要知道宣传什么。由于我们从前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全国一盘棋，村村都相似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急需解决广大农民兄弟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目前他们破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他们感到迷茫

困惑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自我臆想和空谈理论的做法在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中会适得其反，挫伤广大农民兄弟的学法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者进行实地调研、制定长期规划、提出具体目标、采用有效手段、宣传实用内容。

我们只有解决了“谁宣传、怎么宣传、宣传什么”的问题，才能在农村真正推广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实现“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刘建发.“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教育[J].世纪桥，2007，(1).

[2]陈万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马建新.论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J].大连干部学刊，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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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文平.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状况及对策建议[J].今日中国论坛，2007，(1).

教育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法治 伦理 师生关系

一、问题的由来

法治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野,无义务即无权利、权责对等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准绳。法治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构建的基石,作为公民社会的现实形态,高校治理尤其是高校师生关系体系的治理也在法治视野中向前推进。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揭示了法治的基本含义,即“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是党的正确主张同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基本出发点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各项事务的法治化。党的十六大再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指出,“实行依法治教,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①依法治校成为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国运兴衰的战略角度提出,“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发展教育”,在各项教育发展规划中,依法治教被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所谓依法治教就是要“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要在普法教育、依法行政、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的基础上尊重教师权利,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公平与公正,同时还要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②可以认为,从党的十五大以来,法治方略从宏观的层面逐步过渡到中观的政策层面乃至微观的行为规范方面,这一发展不仅使公民的法治意识得以生成和发展,而且使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打上法治的烙印。

二、师生关系:从伦理走向法治

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学校中的教育活动,是师生双方共同的活动,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维系下进行的;师生关系既受教育活动规律的制约,又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反映。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价值系统单纯且教育不普及,传统的“师道尊严”自然极为尊崇,师生关系近似于父子关系并与之并列,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极为清楚并形成教师稳固的权威关系。这种极具伦理色彩的文化传统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各个个人借以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③作为生产关系的演化,师生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伦宗法约束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必然催生出对师长尊严这一传统权威的尊崇。第二,具有极强的伦理依附关系。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族体制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载体,宗族思想强调忠君尊亲并扩展到教育领域,形成了“师严”、“师尊”等观念并使之与天地君亲并列。《苟子・大略》中说:“言不称师谓之畔,教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这体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尊卑关系,教师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是一切行动的准则,违背教师的言行就是离经叛道,要遭受君子们的唾弃。第三,尽管存在多种主张,但“师道尊严”是传统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准则。柳宗元曾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呼吁师生朋友般的平等关系;朱熹则倡导修导式教学法,即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学生为主体,教师主导或引导的师生关系理念;《学记》也诠释了“教学相长”的意义。尽管形形的教育理念启发了人们对新型师生关系的思考,但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教师是统治者认可的伦理规范“道”和“礼”的化身,是“道”和“礼”的传播者、践行者和示范者。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所以正礼也,无理何以正身?无师君安知礼之为是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将师生定为主客体的关系,即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客体的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步走出传统型社会关系的桎梏并开始运用法律这种“新的结合形式”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主体地位,从而塑造了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平等,这符合法治的特征,即人们遵守的是规则而不是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法治社会里师生关系摆脱了人格依附而实现了二者平等的社会关系:教师无法强制作为平等公民的学生,学生因与老师拥有平等的地位而可以合理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因而基于法律尊重基础上的新型师生关系得以生成,它使师生双方获得自由交流和广泛沟通的机会。

新型师生关系代表了现代社会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趋势,其意义体现为三个层次:在观念上,教师是什么,学生是什么,这一概念得到澄清,它摒弃了对父权的敬畏而实现了观念上的更正;在制度上,师生关系被纳入规范化的渠道,师生双方的权利义务在教育立法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在行为上,师生双方必须约束行为以维持公共生活秩序,对于越界行为必须予以制裁和惩处。这种由观念、制度和行为互动的共同体及其变动不居使得现代社会充满活力,并实现了多元的价值问题转化为一元的程序问题,促进了社会的持续进步。

三、法治视野下师生关系的特征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治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在法治社会,师生双方通过社会化习得法律知识并形成法的意志,在相互交往中,通过法律条文和法的意志规范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并在实践中推动法律的完善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对法的尊重和运用之上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法治特征。

1.师生法律地位的平等

平等源于两种社会背景,即身份和法律,身份基于一种自然关系如血统、地域等,古希腊时期对城邦公民的界定及后来的血统理论均属此种类型。法律是一种契约,它立足于现代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互动与规范。在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过程中,“进步社会的运行,迄今为止,始终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④

现代师生关系基于法治而不是身份,它体现为公民资格而不是长幼尊卑。公民资格是师生关系法治化的保证,在我国,宪法第33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这一规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中国公民,他们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对应的公民义务。教师不得侵犯学生享有的宪法权利,不得妨碍学生履行宪法义务,学生对教师也如此,否则侵权方或妨碍方要承担相应的宪法法律责任。除宪法规定之外,在民法意义上,教师和学生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民法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民法所规定的民事义务,彼此之间都不得侵犯对方的财产权、人身权(姓名权、名誉权、生命权、健康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否则须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我国的教育法规也把教师和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而予以规范,教师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权利,在义务层面,教师需要在遵守现行法律道德和为人师表的基础上尊重爱护学生,维护学生的权益,保证他们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也即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和人格尊严。从一种二元对等关系来说,教师的权利就是学生的义务,教师的义务即为学生的权利。尽管这一对应关系在我国教育法规中还存在许多值得发展的概念,在政策法规的执行层面仍有待于科学化和辩证化,但是在基本原则中对人的尊重和主体权利的平等却一览无余,它体现了教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教育关系中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主张提供了基本框架。

2.权利义务关系的均衡

之所以要重提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因为在执行层面的不均衡体现和自古以来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师生关系特殊性的考虑。师生关系在传统型权威社会里被纳入伦理关系的调整范围,到了近代,师生关系发展为“特别的权力关系”,它被定义为国家和公民的特殊关系而归入内部行政而不属于法律调整领域。⑤只有到了当代社会,师生关系才最终实现并从立法上实现两者权利义务的均衡。

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学生也不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反之亦然,这是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并且在我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教师和学生权利义务都有十分明确的说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师和学生分别应当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须依照法律规定而不是道德上的反省或舆论上的压力,从本质上讲,师生双方在法律框架内是自由的。但是,按照我国源远的传统及现实中的道德和教育观念,师生双方不仅仅存在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在很大程度还包含管理与被管理、保护与被保护、服从于被服从的关系。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人身保护和日常行为的管理尚属于正常的权利义务范围,但是在以成年公民为主体的高校,法律之外的这层依附或附带性质的关系就显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由于行政色彩浓厚,政府、高校、教师和学生关系尚未厘清,因而许多原本属于行政层次的职责义务被转嫁给执行层次的教师,从而使教师不得不承受教师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责。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培养机制和评价体系下,功利思想浓厚的学生习惯于屈从教师的权威而不能正常主张自己的权利;而部分自我意识较强的学生则滥用人本主义的错误原则,在漠视义务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主观地追求自我的权利,从而导致膨胀的权利观和扭曲的权利意识。

当前我国在立法上已趋于完善,近年来,在教育立法的基础上“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先后成为我国教育执法的主要理念,在这一进程中,师生关系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步实现了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飞跃,并进而走向规范化和均衡化。2003年教育部提出《关于依法治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行政管理职能,“要按照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形势需要的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校进行管理”,“要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依法健全和规范申诉渠道,及时办理教师和学生申诉案件,建立面向社会的举报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学校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学校、教师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⑥2010年我国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1993]3号)的基础上发展了“依法治教”实践价值,强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基础上“尊重教师权利,加强教师管理”,同时“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⑦可以认为,源于我国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基础上的法治型教育理念在法治社会的构建中奠定了法的精神及其在师生关系中的指导地位,师生关系的权利义务在从法制到法治的进程中逐步明晰、明确,从一般性的抽象意义发展成为具体的规则秩序,从而实现了均衡化的特质。

3.基于人格基础上的相互尊重

人格是“个人的心理面貌或心理格局,即个人的一些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⑧人格形成于不同的心理特质和身体机能,因而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人格最初是从心理学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它被描述为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现代法学理论中,人格“由于其将所有生物人均置于法律调整的秩序当中,因而真正认所有生物人为人,从而实现了所有生物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平等”。⑨在我国民法中,人格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它具体表现为人格权如自然人的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由此可见,人格基于不同的心理特质而表现为人的不同的自然性,但是在法学上意义上,人格“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及对个性的尊重,促进了以法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近代法观点的成长”⑩。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时,任何一方既可以是主体又可以是客体”。{11}因此,师生相互交往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关系{12},互主体关系体现了教师与学生双方共同拥有某种和谐与一致,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师生人格上的某种一致,即师生人格上的相互平等。可以说,这种以相互交往形式构建起来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师生双方都是具有同等的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总是处于共同的教育情境中,由于人格上的平等或互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就自然成为实现教育效果的剂。

师生人格平等及相互尊重理念的确立将彻底打破“教师是知识的储户,学生是知识的机器的灌输式”教育和“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被动的客体”的陈腐教学观念。在师生人格平等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平等的人格,他们共同交流与对话,共同学习与提高,相互尊重和欣赏,不再有教师的学生及学生的教师{13}。这样教师不再是权利主义的象征,学生也不是被外在塑造的对象。在教师尊重学生人格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独立人格被唤醒,教师的身份被广泛认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而潜在的创造力也被最大程度的挖掘。总之,人格平等构建了师生双方民主平等的关系,而相互尊重推动这种关系形成一种长远的机制。

四、结语

在法治社会,师生关系应当具有法治的特征,通过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在整个教育领域树立尊法、重法的意识和依法治学的信心。我国具有悠久的人治历史,国家的强制性统治在教育领域影响深远,尊教、重教固然无可非议,但师生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对称及被教育者人格上的泯灭和漠视扼杀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竞争意识,使学生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新中国建立以来,行政包揽一切,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关系领域而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管理而不是服务,秩序重于和谐,师生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依附于官僚性质的行政关系。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依法治国被普遍运用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即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法治型教育体系所应具有的各种法治特征逐步体现出来,如教育的规范化,教育救济制度,以及对教育行政的改革等。尽管在当前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仍存在主观冲动和师生观念上的冲突,但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呈现出主观意志性和情感性――人终归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在当前法治社会新形势下,法的意志和法的精神成为重要的行为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如何把师生关系引入理性化的发展轨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2003.7.17.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67.

④J.M.凯利.王笑红译.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312.

⑤哈特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169.

⑥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

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

⑨吴玉玺.“人格”概念探源――从民法的视角出发.“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lw/lw_view.asp?no=4369.

⑩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35.

{11}王维亚.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和地位问题的考察.载于《教育评论》,1997,(2).

{12}欧阳丽.人格平等:和谐师生关系养成的策略选择.载于《攀枝花大学学报》,2002.4.

{13}毕淑芝,王义高.当今教育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58.

参考文献:

[1]哈特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2]毕淑芝,王义高.当今教育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孙霄兵.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