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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12日晚，根据邓小平关于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的提议，决定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过去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会议搞10天，大会套小会。11月16日，中央下发会议通知，其中要求“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参加会议。
安徽省蚌埠市属于中等城市，马骞时任蚌埠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分管工业，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以来，由于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病、饿、逃、荒、死的问题十分严重。
马骞任职的蚌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开始下降，至1961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死亡率高达25.81‰。这一年安徽死亡率高达68.6‰，名列全国第一。（《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蚌埠地区凤阳县是马骞的老家，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370710人；1959年364136人；1960年306543人；1961年291958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了78752人。（《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蚌埠地区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春，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供粮0.6公斤；到5月降为0.25公斤；到11月降为0.1公斤；到年底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全村198人中有101人饿死。（陈意新著《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
马骞的哥哥和弟弟饿得没办法，到蚌埠找马骞讨口饭吃。下了火车，兄弟俩饿得走不动，只好拦了辆黄包车。然而这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哥哥刚到家就咽气了。
马骞老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姓杨，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驴子”，此人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极其蛮横。到老百姓家里搜粮食，用步枪的探条在地上捅，一点点粮食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被全部扒掉，食堂又吃不饱，有些农民实在饿得扛不住，在家里煮点瓜菜充饥。“杨驴子”晚上在山坡上望，看见哪家生火冒烟，马上带村干部过去检查，没收粮食和锅碗瓢勺。
马骞给弟弟送了一个兔子笼，里面有一个隔层，藏了几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时煮点稀饭充饥，幸好没有被抓住。后来马骞又想方设法从蚌埠市豆制品厂搞到一些豆腐渣，用船送到凤阳县，准备送给家乡的饥民吃，县领导却打肿脸充胖子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给谁吃？没办法只好又运回来。
蚌埠市区的情况要比农村好得多，职工每人每月口粮标准27斤，规定要向灾区捐献3斤，实际供应24斤，而且还要搭配一半粗杂粮，妇女、儿童和老人相应减少。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马骞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中央监委陆续收到大量关于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1960年11月，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检查组来安徽调查饿死人的问题，他深入到凤阳县，了解和掌握了饿死人的真相。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此大为不满，指使安徽省委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行署专员单劲之告反状，联名给中央发了《王维纲到凤阳调查非正常死亡》的电报。中央接到电报后，通知调查组回京。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赴安徽检查组的汇报。列席会议的曾庆梅、单劲之受到严肃批评。尽管如此，曾希圣仍然坚持认为中央检查组反映的情况不实，极力封锁消息，掩盖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安徽工作，曾任乡长、区长、县长、皖北淮河航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他知道农村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并对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焦虑。为此，他对中央召开的这个会议充满了希望。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以省（包括各部和）为单位共分35个大组，以地（市）为单位共分400多个小组。从1月11日至26日，大会以大组或小组为单位，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总结本地区“”以来的经验教训。
曾希圣要各小组组长在讨论时“引导和把握代表们的发言”。在这种引导和把握下，“直到十七号大家未讨论出什么问题”。各小组发言整理上报后，曾希圣又到小组会上说：“你们要提意见啊，大会简报上一点看不到我们安徽的消息不好啊！”很多同志气愤地说：“横竖我们是属顺风牌的，你说东风就是东风，你说西风就是西风。这样一来，越讨论越松劲。”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马骞心里十分着急，他萌生了给中央写信反映安徽问题的念头。但是，安徽省反、反右倾斗争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马骞心中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封信写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骞心中没有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骞横下一条心，就是坐20年大牢也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会议期间两人住一个房间，写信不能让人知道，他只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
马骞的信是写给“中央并敬爱的主席”，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安徽问题很多，盖子没有揭开，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都严重存在着，并已发展到根深蒂固。不把这些问题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
马骞在信中提了两条建议：“我也考虑这么多负责人长期在京开会，家里工作是会受影响的。我提两个办法：一是谁省先解决问题就先回去，我们留下继续搞；二是按时结束回去，中央派负责同志到我们省去掌握搞，把问题彻底解决。”
马骞在信中最后希望“我意见我这信不要转给我们省委同志看，因他们作风还未转变前，我还不相信他们对人不打击报复的”。
为了引起中央的重视，马骞在检举信的最后署上了自己的姓名，1月25日把信寄出。
1月27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会议，刘少奇做口头报告。刘少奇说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其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胡绳事后回忆：“刘少奇在台上讲，不断插话，我就担心主席是否能够接受。”
刘少奇讲话之后，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3天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这时，马骞的检举信已经寄出3天，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这次没有希望了。
变局发生在1月29日下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后，出人意料地宣布：“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听了的讲话，马骞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检举信起了作用。
讲话后，会议转入“出气会”阶段。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
1月30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曾希圣：“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马骞的检举信与改变七千人大会原定的议程，决定延长会期，召开“出气会”究竟有什么关系？
2002年9月23日，李葆华告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快要闭幕的时候，中央收到两封匿名信，一封是安徽的，另一封是四川的。中央决定将会议延长。”李葆华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出气会”阶段陪同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的回忆应该是权威和准确的。（《李葆华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08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写道：“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这几封信是使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马骞的检举信符合“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近几年民间研究成果披露，七千人大会期间，至少有3个人给中央写了检举信：一是马骞，他曾多次告诉儿子马方晨，自己在检举信上署的是真名，寄信的时间是1月25日。二是明朗，当时任四川省梁平县委第一书记，他在信上署名“一个四川干部”，落款时间1962年1月，此信中央办公厅1月25日收到。三是东北“一个厂子的行政负责干部”，他在信上署名“党内胆小者”，此信中央办公厅2月5日收到。
1月30日晚，刘少奇和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李葆华等人第一次来到安徽代表团驻地――北京友谊宾馆，在健身房召开安徽大组会议。刘少奇上来就说：“这次会议上反映出两方面情况：一种是不让人家讲话，一种是不敢讲话。用眼色、语气、态度不让人家讲话是很恶劣的，要充分发扬民主，有气出气，不要有话不讲，气出完了就好，在北京把气出完，回去就舒畅……在座的有一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带来。他说他抱着一肚子希望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没有出完。”
刘少奇接着说：“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62年1月30日晚）
刘少奇把安徽有人给中央写检举信的事捅开了，后来又当着与会代表的面把检举信交给省委4位领导传阅。马骞看到这一幕后很紧张，散会后他找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摸底：“信是谁写的？”李任之回答：“不清楚，落款是‘一名共产党员’。”马骞听后心中稍安，原来中央已将检举信印成铅印件，落款处隐去了他的姓名。
七千人大会前，中央通过人民来信，中央监委调查，领导干部实名举报，等途径，知道安徽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不见底。这次刘少奇下决心查清安徽的问题，他分别找省、地、市的领导同志谈话，宣布一条纪律：饿死人瞒报一例，一律。刘少奇叫秘书打电话找各市、县委书记，一个个核对当地到底饿死多少人。有的书记不知道真实数字，刘少奇就让他们现场打电话回去问。有的怕担责任，层层少报，刘少奇火了：“不说实话就枪毙你！”
军方高层支持刘少奇“揭盖子”，“出气会”期间，司令员许世友告诉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世焱：“你大胆讲，不要有顾虑，今后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调到其他省去。”
听了刘少奇、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动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在付出了几百万生命的代价后，安徽绝大多数地、县级领导打消思想顾虑，开始讲真话了，大会小会“揭盖子”，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
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安排35个人每天到各大组搜集讨论情况。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少奇、恩来同志坐镇安徽、福建，这两省已经慢慢地展开了，向省委领导上初步提出些意见，还待深入。”
2月3日下午，刘少奇第二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曾希圣第一次作检查，刘少奇听了很不满意，他问与会者：“曾希圣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口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会议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62年2月3日下午）
2月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结束。中央采纳马骞的建议，把安徽代表团留下来“继续搞”。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时说：“有一封信（指马骞的检举信），我们省委同志看了，认为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写的，因此想摸底是谁写的。内心虽然没打击报复之意（也不敢），但戒备之意是有的。”
曾希圣检查说：“省内死了几百万人，我心情是沉痛的……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给安徽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带（戴）罪立功。”（曾希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9日下午）
为了避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马骞经过慎重考虑，在会上当场写了一个字条，请人递给刘少奇，希望公开检举信是他写的。
刘少奇接到字条后当即宣布：“同志们，检举信是马骞同志写的，马骞同志请你站起来，和大家见见。”曾希圣尴尬地说：“马骞同志，谢谢你。”马方晨说：“这件事安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所有人都知道。”
2月9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他在通篇讲话中历数曾希圣的种种错误，态度之严厉，语言之尖锐，实属罕见。刘少奇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会后，中央又一次采纳马骞的建议，派钱瑛率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
1962年4月，马骞调任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这一任命显然与他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写检举信有关。1995年9月，马骞在合肥病逝，享年79岁。
一般说来，举报信可以分成开头、正文和结尾三大部分。在写开头之前，最好给举报信起个名，就象写文章那样，要有个标题。比如：“对张三贪污问题的举报”、“对李四受贿问题的举报”等等。这样，可以让举报工作人员对举报信的内容一目了然。
举报信的开头就像平常写信那样，顶格写上接受举报单位的名称，比如，“某某检察院举报中心”。然后，介绍一下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比如，叫什么名字，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岁数，在哪个单位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住在哪儿等等。如果被举报人有几个人的话，还要一个个分别写清楚。这样，可以使检察工作人员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有个基本了解，也便于调查。
举报信的正文，应该详细介绍举报案件的事实。这是举报部门进行处理的基本依据，是写好举报信的关键，要力求把它写好。介绍举报案件应当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手段、具体情况和后果等等。这些内容应当尽量写得详细一些。有证明人或者知情人的，要把他们的姓名、单位、联系办法等写清楚。如果知道证人或者知情人和被举报人是什么关系，也应当写明白。
举报信的结尾可以说说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提出具体要求。
最后，举报人应当签上自己的姓名，写上写信的时间。
写举报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举报内容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意夸大，更不能无中生有。在介绍案件情况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主观上的怀疑、推测和真实情况混在一起写，以免影响及时、准确地开展调查工作。
其次，最好在举报信中把您掌握的证据写清楚，说明这些证据是怎么来的。但是，不要把对案件有证明作用的原始书证和物证，比如象证券、票据等等夹在信里一起寄出，以免丢失。这些证据应当妥善保存起来，留到检察人员来调查的时候，当面交给他们。
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业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们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回首前尘，时间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经它过滤，没有人可以伪装而不被发现。任何对错、是非，一一接受考验——我那鲁莽却真实的检举信即是如此。
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业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们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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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行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回首前尘，时间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经它过滤，没有人可以伪装而不被发现。任何对错、是非，一一接受考验――我那鲁莽却真实的检举信即是如此。
如果你正逢生命难关，别泄气，时间会帮你抚平伤痛的。
（选自《最鲜明的108个成功路标》）
【赏析】
台湾作家储子的散文《把一切交给时间》，初读它时觉得平淡无奇，再细读才发现其神奇之所在：简约精短，匠心独运，平中寓奇，义理斐然，富于启发性和感染力。
有人说，时间就像卷笔刀，我们都是笔。有的人被卷啊卷，笔芯就断了；有的人头却越磨越尖了；有的人花边很漂亮，却写不出漂亮的字……生活的龙卷风和大暴雨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需要鼓起勇气，这份勇气可以叫做“孤勇”――一个人单打独斗，纵然泣不成声也决不妥协，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诋毁。于悲观的人，时间是一把盐，伤口越来越痛；于乐观的人，时间是抚平伤口的安慰剂，帮你渡过难关。文中的“我”正是一个坚强、正直而乐观的人，沦落为“告密者”“黑五类”的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好友的鼓励不断成长，等待真理得到试炼的那天，也终于成为越磨越尖的“笔”，写出了漂亮的字！文章字里行间向读者传递着生活的正能量，真诚达观的笔触叩击心扉，让人备受鼓舞，为之一振！
通过信函的形式揭发检举违犯党纪政纪和刑事犯罪分子并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这是人民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同腐败行为进行斗争的重要手腕，也是公民行使民利，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途径。
检举信有其特定的格式和内容，它一般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1)首部。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首先注明受理举报的纪检监察部门的名称，被检举人的姓名、性别、职务、级别和政治面貌，被检举人所在单位的名称及亲属关系，被检举问题的性质。
(2)正文。
此部分内容是检举信的重点。要求举报人应当尽可能据实告知纪检监察机关被检举人违法违纪事实的具体情节和证据。如违法违纪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所涉及的相干单位和知情人，知情人的身份、单位和联系电话，相干的书证物证等。如检举的是经济问题，要尽可能详细注明违法违纪的金额、数额，涉及的账号和银行等。对所检举的问题要按问题的类型和性质逐条叙述。
(3)尾部。
依据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规定，我们提倡署名举报，检举人应尽可能签署真实姓名。同时，还要注明写信的时间，检举人的单位、地址、邮编及电话，以便受理部门联系。此外，还应注明同样问题是否向其他部门反应过及反映后调查处理情况，此次举报有何具体要求。
通过信函的形式揭发检举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如实客观地检举问题，不准夸大或歪曲事实，更不准捏造材料，诬告别人，如有诬陷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要严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听从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党纪政纪的处理，不得提过高要求；举报信在文字表述上要做到文字通顺，详略适当，层次清楚，言之有物，切忌空扣帽子而无实际内容；书写时要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清楚、整洁。
一般来说，举报信可以分为开头，正文和结尾三大部分。在写开头之前，最好给举报信起一个名，有个标题。比如：“对张三贪污问题的举报”等等，使举报工作人员对举报信的内容一目了然。
举报信的开头就像写平信那样，顶格写上接受举报单位的名称，比如“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举报中心”。然后介绍一下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比如：名字、性别、职务、工作单位和住址等，如果被举报人有几个人的话，还要一个个分别写清楚。
举报信的正文，应该详细介绍举报案件的事实。这是举报部门进行处理的基本依据，也是写好举报信的关键。介绍举报案件应当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手段、具体情节和后果等等。这些内容应当昼写得详细一些。有证明人或者知情人的，要把他们的姓名、单位、联系办法等写清楚。如果知道知情人和被举报是什么关系，也应写明白。
举报信的结尾可以说说自己的个人看法，提出具体要求。
最后，举报人应当签上自己的姓名，写上写信时间。
写举报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举报内容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意夸大，更不能无中生有。在介绍案情时，不要把自己的主观上的怀疑、推测和真实情况混在一起写，以免影响及时、准确地开展调查工作。
（2）、最好在举报信中把您掌握的证据写清楚，说明这些证据是怎么来的。
（3）、写举报信最好用钢笔来写，字迹要工整、清楚。
怎样打举报电话
电话举报是简便、迅速的一种举报方式，适合于举报紧急情况的案件。
电话举报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事先要做好准备。首先要根据举报的性质和各机关受理案件的范围，明确应向哪个机关举报。如果举报人不知道举报电话号码，可向当地电话局的“114”查号台询问，以免找错电话。其次对举报的主要内容要认真思考，做到心中有数，以免打电话时叙述不清，遗漏重要情况等现象的发生。
（2）、讲话要简明扼要。举报人接通电话以后，先问清楚对方是不是你要打的那个机关，确认没有拨错号码或没串线后，再说出自己所在单位和姓名。当然，举报人也可以根据本人意愿，不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所在单位。接着讲被举报人的工作单位职务和姓名，叙述案件既要简单明了，又要突出重点，把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情节说清楚，以利于查办案件。为方便举报中心值班人员记录，说话可放慢些。当你讲完后，先不要急着挂断电话，应问一下接话人是否听清楚了，还要补充什么。为便于联系或反馈查处情况，举报人根据本人意愿，也可留下联系电话。
今年7月上旬，被抢劫嫌疑犯牵出的“贪官”――赖维书因犯、私分国有资产罪，被执行有期徒刑4年，处罚金2万元，其私分国有资产和受贿所得的赃款19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退休所长成为智擒歹徒的“英雄”
从重庆江津市几江供电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休后，赖维书一直在家里和妻子洪某做伴。
2002年9月30日下午，赖维书回到家。当他拿出钥匙开门时，发现门被反锁了。他拿起手机往屋里打了个电话，电话铃响着，却无人接听。忽然，屋里传来“呜呜”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挣扎求救。
“不好，是妻子出事了！”赖维书立即打电话报警。这时，正在屋里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被赖维书开门的声音惊动后，拿起赃物夺门而逃。站在门口的赖维书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两个人抱着一包东西从自己的家里冲出来，一个往楼上逃一个往楼下逃。
当“110”民警赶到时，其中一名歹徒已经冲出楼门逃走，另一个则在楼上躲藏。不久，那名躲藏在楼顶的歹徒被民警抓获，洪某也得到了救助。经查，赖维书家有共计价值二万余元的财物被抢走。
赖维书在单位工作时就有着不错的口碑，如今他又“捉”住了歹徒，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后来，他简直成了敢于与歹徒斗智斗勇的“英雄”人物。
犯罪嫌疑人揭露“英雄”老底
然而，“英雄”的荣耀还没享受几天，赖维书就被人检举了。2002年10月3日，江津市看守所收到了一封在押抢劫犯罪嫌疑人陈建华的检举信。据陈建华反映：“我们去抢劫，是因为听说赖所长非法收过别人的黑钱，我们估计即使抢了，他也一定因心虚而不敢报案……如今我要检举赖维书，好立功获得法院的从轻判决……”
这是一封特殊的检举信，犯罪嫌疑人检举的竟然是该案的受害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很快将检举信转到了江津市检察院。
2003年3月，江津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开始对陈建华检举的线索进行初查。据陈建华反映，他有个好朋友王某，平时在外搞工程承包。1996年，王某为获得一项工程曾给赖维书送去不少钱，但该工程完工后，赖维书、王某二人却发生了矛盾，赖维书便打算把接下来的工程交与他人。王某很生气，便逼迫赖维书把收下的钱退出来，否则就检举他的受贿行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办案人员就此线索迅速与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几天之后，已回到四川省南充市老家的王某被秘密传唤至江津接受调查。
“抢劫案发时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也参与了他们的事？”“赖维书收过别人的钱吗？”……
经过一番较量，王某道出了实情：“1996年，我通过在江津市几江供电所工作的亲戚龙某，认识了赖维书。当时，我为了承包江津灯饰工程的一部分，想找赖维书帮忙。通过几次交往，我顺利地拿到了工程。从开工到1998年完工期间，为了表示感谢，我以龙某的名义在银行存了13.6万元钱，又通过龙某将存折送给了赖维书。2000年，我与赖维书闹僵后，就找龙某向赖要回了这些钱。”
王某接下去的交代，解开了抢劫案的谜团。“2001年7月，我通过陈建华认识了刘某（此次抢劫案在逃嫌疑人）等人。一次，刘与我外出时，恰好看见赖的妻子洪某在对面的银行存钱，我当时就指认给了刘某。之后，刘多次向我打听洪某家的住址、经济情况、家庭成员等，我都据实相告，后来，就连赖维书曾经收人黑钱的事，我也透露给了他。”至此，陈建华所举报的线索基本上得到了证实。
揭下贪官“画皮”
2003年3月底至4月初，办案干警在江津市各家银行查找赖维书的存款情况。结果发现，赖维书在建行、工行有几笔存取款记录，与王某交代的存钱和还款时间、金额比较吻合。4月2日，王某的亲戚龙某也对赖维书收钱一事予以证实。
4月3日，江津市检察院依法正式对赖维书立案侦查，随即，赖维书被“请”进了检察院。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面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大量证据，赖维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发包工程中收受过王某13.6万元贿赂的事实。同月17日，江津市检察院决定依法逮捕赖维书。案件侦破顺利得出乎意料。然而此时，本以为可以了结的案子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就在办案人员向赖维书宣布逮捕决定的当天，赖维书翻供了，他不承认自己有非法占有王某行贿款的主观目的。
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办案人员围绕赖维书的交代开始对涉案的所有线索进行深挖细查。结果，干警们在江津市几江供电所1996年至1998年“路灯工程”账目中，意外地发现了4张由赖维书签批的可疑的连号发票。这是4张由江津市某商场出具的购销发票。经核实，这几张发票属于“头大尾小”的虚开发票，即几江供电所真正购买材料的费用远远少于发票开具的金额。这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赖维书被检察院决定逮捕的消息在几江供电所不胫而走，全所乃至整个江津市电力公司的同事都在议论：这位多年来以为全所职工谋福利而著称的老所长，为何成了犯罪嫌疑人？然而，真正让他们感到意外的还远不止这些。
没过几天，办案人员又第二次、第三次进入几江供电所进行账目核查。终于，一套“账外账”暴露在检察官的面前。这是一套1996年至2001年几江供电所职工每年发放奖金的账本，支出都是“外协资金”，几年下来，这笔费用竟高达800万元。 什么叫“外协资金”？据几江供电所后任所长苏某解释，“外协资金”就是账外资金，专指单位单独用于对外协调工作而支出的资金，实质就是“小金库”。
那么，这些“外协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
2003年5月6日，检察干警直奔四川省成都市、自贡市、德阳市、绵阳市等地调查取证。与此同时，另一组干警也在重庆市巴南区、渝北区、合川市等地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终于，取证获得了巨大成功，共计99张虚假发票被查了出来。
这些假发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头大尾小”少支多报，二是没有业务发生而开出的空票。经过对所有发票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很快被固定下来，这些假发票的经手人虽然不同，但在上面签字的负责人只有两个：几江供电所前任所长赖维书、后任所长苏某。
今年5月30日，江津市检察院决定对苏某进行立案侦查。眼见赖维书落网，内心已变得十分脆弱的苏某归案后，很快就道出了实情：“我们这也是为全所职工谋点福利，从赖维书1996年当所长时就开始这样做了。通过做假账的方式，瞒着上级公司透支资金用于发放平时的奖金……我在2001年当所长时也签过一些，3个月后市电力公司进行改革，材料款、临工费支出统一由上级公司决定，我就没再签批过了……”
据查，几江供电所系江津市电力公司下属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属二级财务结算，有职工一百七十余人。按照规定，该所只能开支成本，而无权处置经营利润，余下利润必须如数上缴电力公司。可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800万元国有资产就这样在前后两任所长的签批下变成了“外协资金”，又被发到了职工手中。据查，平均每位职工得款四万五千元左右，赖维书个人则得款八万余元。
想起20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的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中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 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能对我微笑一下。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觉得我是他们同学中不错的一个也就满足了，也就罢了。于是间，在好好学习上是下了一些力气，而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的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也是扮演了脏着不怕、累着不吝的上好的角色。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也不会忘掉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手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炽热和真诚，在不慎间是可以把房屋、校园、草地、田野都烧起火的。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寒冬都烤成为春夏的暖热。可是，时隔不久之后，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而且有的还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之所以不甚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灌没有我的高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穿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样日日间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不仅他们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且又都有入团的希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这哪能让一个充满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没了一个天下男人的尊严。 是可忍，孰不可忍哦。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些，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说让这些人入团，无疑于为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如乘着夜黑风高样乘着校园安静，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的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了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是一切的样子，鸟还是那样的飞着，云还是那样的白着。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使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戒。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在那批名单中，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对他们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头脑的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家境的贫寒，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当兵到了部队。探家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成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看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我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对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报告。我为此感到欣慰。
秃头、凸肚、还有……狐臭。他的制服从来没有平整过，而且不是少了扣子就是绽了缝。有一次，我妈好心地要他脱下来帮他补，他竟然大咧咧地就穿着已然发黄而且到处是破洞的内衣，腆着肚皮和一堆矿工在树下喝起太白酒配三文鱼。
听大人们说他和主管不合，所以不但老是升不上去，而且分配的管区就是我们那个从派出所要走1个小时山路，才到得了的小村落。
他没有太太，据说是在基隆河边淘煤炭时不幸淹死了。不过，他有一个女儿，低我两个年级，她应该像妈妈吧，因为没她爸爸那么胖，长得还算好看。
这个女儿经常是我们那边的人送他礼物的好借口，比如春末夏初，我妈会到隔壁村落挖竹笋，看到他就会给他一袋，说：“炒一炒，给你女儿带便当。”
过年全村偷杀猪，那种没盖税印的肉，我父亲甚至都会明目张胆地给他一大块，然后一本正经地跟他说：“这块‘死猪仔肉’，带回去给你女儿补一补。”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每年至少总有一次，妈妈会因为这件事和父亲吵到离家出走，不是呛声要“断缘断念”去当尼姑，就是要去台北帮佣“自己赚自己吃”，而最后通常都是我循着她蓄意透露给别人的口讯，去不同的地方求她回来。
有一次我受不了，把这样的事写在日记上，老师跟我说可以写一封检举信给派出所，要他们去抓赌；老师特别交代说：“要写真实姓名和地址，不然警察不理你。”
不知道是老师太单纯还是我太蠢，我真的认真地写了信，趁派出所的服务台没人的时候往上头一摆，然后快跑逃开。
两三天后，一个周末下课回到家，我看到那个警察正开心地跟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伯伯在树下喝酒聊天，他一看到我就说：“应该是他写的吧，没想到小小的个头文笔却那么好！”
他竟然把我的那封检举信拿给半个村子的人观赏！
我被父亲吊起来狠很地打，叔叔伯伯还在一旁加油添醋地说：“这么小就学会当抓耙子，该打！”
最后拦阻父亲并且帮我解下绳子的虽然也是他，但从那时候开始到我离家到台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正眼看过他一次。
再看到他是将近20年之后的事。
那时父亲因肺病经常住院，有一天我去医院探视，刚打开病房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狐臭味，不用说就知道，坐在父亲床边的那个老人是谁了。
他笑着问我说：“还认得我吗？”
我心里想说：“要忘掉你还真难咧！”
他得意地跟我说：“刚刚我还跟你爸爸讲，我眼光真的不错，小时候就看出你文笔好，你看，现在不但在报纸写文章，还‘写电影’写到这么出名。”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父亲的告别式。那是一个台风天，跟大多数的人一样，他全身湿透。比较特别的是，他还没拈香就先走到我的面前，嘴唇颤动了好久才哽咽地说：“要孝顺你妈妈哦，你爸爸跟我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
不知道是现场线香的味道太浓烈还是怎么，虽然靠我那么近，近到可以清晰地看见泪水顺着他深深的皱纹流到下巴的我，却没闻到他身上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异味。
几个月前我去一个大学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个学生过来问我说认不认识xxx？说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就是当年害得我被父亲吊起来打的那个警察。
他说外祖父常放《多桑》的DVD给人家看，跟人家说：“那个警察就是我啦！那个吴念真记得我哦！”
他说他外祖父死了，是在两年前的冬天。出殡的前一晚，他们把《多桑》的DVD在他的灵前又放了一遍，因为外祖父曾经说电影里的那些矿工都是他的至交：“万一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来帮我带路，跟我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