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大常委会；履职情况；监督现状；可行性；设计

一、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现状

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以下简称“两长两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但人大却没有对“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司法实践中亦鲜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两长两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事例。

（一） 监督的立法不健全

虽然作为具有统领性、总括性质的《宪法》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不可能对人大常委如何监督人民检察院作出细则性的规定，但作为检察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只是对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监督检察工作的途径除“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外，还把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人大代表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等六种情形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专项报告的议题，但如此规定也只是以监督中发现问题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而己，没有对要求“两长两员”定期向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的空白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以《专项报告》或定期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的方式主动接受人大监督，这种报告主要侧重于检察机关一定时期内履行职责、或某项专项工作的情况。然而，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后，“两长两员”如何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由于没有相关机制、没有相关法律明示要求，人大常委会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两长两员”的实际履行职责情况，“两长两员”也无法主动向人大报告其个人履行职责情况。

二、建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可行性

（一）理论依据

一是人大监督的概念来看。监督是指为维护公共利益，法定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实施检查、督导和惩戒的活动（1）。而人大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一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活动（2）。这里无论是监督、还是人大监督的概念都包含了对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

二是从检察人员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来看。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工作由具体的检察人员实施完成，检察人员的行为是否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直接影响着检察职能的行使。而处于监督者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检察工作，也同样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行为的监督，对“两长两员”的监督就完全属于其监督范畴。

三是监督的类型来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是纵向监督，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向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那么只要是属于检察工作范围内的事项，有必要的都可以、也应该向人大常委报告。

（二） 宪法和法律依据

一是《宪法》依据。第62、67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此条说明“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同级检察院的工作，同样也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的监督。

二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和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21-23条，明确省级以下检察长的选举，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同级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常委会产生，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职责情况就应该成为必然。

三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9条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一是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二是本级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三是本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四是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委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五是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六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此条描述的六种情形只能从检察执法主体即检察人员个体行为中得到反映，接受询问和质询的主体是检察人员，甚至还可能是“两长两员”，因此，在上述情形下“两长两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论正确与否）就当然接受了常委会的监督。

（三）现实可行性

一是有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的机制。目前，检察机关建立了每半年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接受审议的制度，同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或专项活动，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在此制度的前提下，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将“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接受审议，使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的同时，对“两长两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完全可以成为现实。

二是有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的规定。人大常委会审议检察工作报告时，检察机关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一定数量的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本级检察院的质询，就启动了检察机关相关人员接受质询的程序，使检察人员个人履职行为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可避免。

三是有年度考核述职的机制。检察人员纳入公务员序列，检察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成为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向全院干警述职，处以上领导干部要向组织部门报告履职情况，“两长两员”就更加应该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三、构建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设计

（一）健全和完善立法，明确规定“两长两员”定期报告履职情况

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法条中增加一条作为第28条：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在第9条“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报告。三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在第7条“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中增加一项为：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四是《检察官法》。在第8条“检察官的义务和权利”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二）启动履职专项报告

一是专项报告的时间。以人大常委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委员会议为标准，“两长两员”向人大专项报告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二是专项报告的人员。“两长两员”的人数在各级检察院占大多数，全部人员每年报告履职情况难以成为现实，因此，可按照每年3-5人的比例向常委会作1-2次专项报告。三是专项报告的形式。既可以每次以1-2人个人履职专项报告，也可分别以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副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委员会委员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员履职专项报告的形式进行。四是专项报告的内容。专项报告的内容一般是指“两长两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也可以结合各个时期上级机关开展的专项活动进行报告。五是及时上报，精心准备。形成书面的专项报告，按照《监督法》规定的时限报告人大常委会，以便委员及时掌握专项报告的情况。同时相关人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数据，以便顺利回答委员的询问或接受质询。

（三） 人大常委会监督程序

一是了解专项报告。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前了解专项报告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成绩等，熟悉“两长两员”需要履行哪些法律规定的职责，以便会上根据需要进行询问或质询。二是特定问题调查。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特定调查、特别是要求对质询的特定事项进行调查才能作出决定、决议的，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开展调查，检察机关和相关人员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材料。三是专项报告。单个专项报告的，报告人在会上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宣读个人履职的专项报告；非单个专项报告的，可派代表介绍相关人员简历后，再宣读报告，但其他报告人须例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或质询。四是审议和决定、决议。对于“两长两员”的日常专项报告，委员对照“两长两员”的职责范围和法律规定对专项报告人是否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进行审议，并对履职情况提出建议或意见，决定是否通过。对特定问题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进行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同时要求专项报告人就决定或决议落实的情况限期上报人大常委会。

参考文献：

[1]监督学概述， http：//。

[2]抚松人大，http：//www，。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某个案卷中保证人签名被其手印遮挡无法辨认，建议在保证书正文中写明保证人名字；某个案卷中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关系只笼统写了亲戚关系，建议标明具体什么亲戚关系；某个案卷中询问时间前后长达12个小时……”

8月15日，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检察院内的一间办公室里，7名人民监督员代表认真仔细地查阅了该院第二季度自侦案件台账，并就台账提出了上述意见。该院副检察长李存款对此逐一作出了解答。

“原来更多的是由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查阅职务犯罪案件台账，这次苍南检察院在我们提交查阅台账的申请报告后，短短几天就积极响应要求，这在全省是第一次，也是最高检、司法部出台《规定》与《办法》以来温州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新突破。”参与本次监督的人民监督员代表李玉信对此有感而发。

上述所指《规定》与《办法》即2016年7月5日司法部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及2015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印发的《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

实际上，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自2003年10月15日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时就启幕了，13年来经历了数次改革，而温州在这10余年中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

由温州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推动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一年来成效显著。“司法局与市检察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好。”温州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颜华跃说。

改革一波三折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9月开始在各级检察机关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题，让检察机关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完善检察机关外部监督机制”。

2004年，温州市检察机关在浙江省内率先响应。此后，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外界一些质疑也接踵而来，特别是“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机制”是否合理，是否体现了公平公开原则，是否真能够代表人民履行监督，引发广泛讨论。

为此，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开始尝试由该区人大常委会选任人民监督员。“通过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形成了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共同接受人大监督的双重关系，有利于消除社会质疑，最大限度地实现该制度的价值和效能，这是检察体制外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最佳途径”。彼时，时任鹿城区检察院检察长程兰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人民监督员经人大任命，满足了其独立性、外源性的内在要求，使其更具有监督权威，监督权的行使也更有保障。”

不过，这一改革也面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支撑的尴尬。此后，同样的改革试点工作也在重庆、郑州等地展开，但均面临同样的窘境。所以，在温州，这一改革举措并没有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与此同时，中央层面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不断明晰，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作为“司改”重要内容之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14年1月，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其中对改革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作出明确部署；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印发《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京、吉林、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西、重庆、宁夏等10省（区、市）开展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作；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下发《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管理工作。

温州作为浙江省试点城市之一，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再次迎来春天，不过这次改革的主体由温州市检察院变成了温州市司法局。

敢为人先的尝试

“理念与实践能否做到有机结合，这是开展工作成败的关键。”颜华跃坦言，“温州司法局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有一套好的班子，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干部。他们内在工作主动，外部配合协调，有效推进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落地与探索。”

2015年1月，温州市司法局联合温州市检察院温州市市级人民监督员选任公告，正式启动选任工作；3月，两家政法单位又联合制定了《温州市市级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4月，温州市司法局向各县（市、区）下发《关于委托组织资格审查和考察人民监督员候选人的通知》，资格审查和组织考察工作全面展开。

“温州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热情让我们有些始料未及。”曾经是检察官的温州市司法局法制处处长蔡多多，目前在温州市司法局具体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管理工作，她告诉记者，“通过群众自荐和组织推荐等方式产生人民监督员候选人200名后，我们马上通过向公安、检察院、法院、计生委等部门发文协助查询，对候选人工作单位、社区街道等进行直接走访了解。”

“选任过程很严格，很公正。”来自温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人民监督员黄建峰回忆起当初选任过程深有感触。他回忆，“人保局和司法局一墙之隔，我却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待遇。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跑过来打听、了解，询问具体细节。报上名之后，司法局还派人到单位了解我的情况……”

选人容易，选对人却不容易。“人怎么选？仅这个问题，我们与市检察院进行过多次商议，决定对原有的人民监督员重新整合，合适的留下来，不合适的淘汰掉。”颜华跃说。

“我们也是建议优秀的人民监督员可以留下来履职，这样有个传承，也是对那些有热情有能力履行监督工作的代表的激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履职的信心。”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林越坚说。

温州市司法局对首批报名参加人民监督员竞选的人员进行筛选并核实情况后，确定200名候选人中有56名人员不符合条件或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经认真考察确定，选任出市级人民监督员124人，确认原人民监督员20人，共选任人民监督员144人。此后，这些选出来的人民监督员在《温州晚报》、温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温州市司法局网站进行公示，接受人民监督。

据悉，这些选出的人民监督员由来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民营经济等方面的优秀代表构成，合理兼顾年龄、地域、党派等因素，确保了人民监督员队伍的代表性、专业性、广泛性和权威性。

与此同时，温州市司法局、温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浙江省第一个地方性人民监督员选任的规定――《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若干规定》。该《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指派、履职、培训、考核奖惩、通报反馈、工作保障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特别是创新提出了“分级负责、片区监督、小组自助”管理机制，将全市划分为市本级、城区片、北片、南片等四个片区，统筹开展案件监督评议。同时，要求各县（市、区）成立人民监督员小组，小组组长牵头组织组员参加案件监督评议、日常学习交流等活动，建立起定期交流与日常沟通协作机制。

不摆设，敢发声

不摆设、不敷衍、不走过场、敢于建言和发声、积极参与、勇于监督，这是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履职一年来的共同特点。一年来，温州人民监督员共监督评议了32起案件。其中，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有31件，人民监督员主动提起监督的有1件。这其中包括人民监督员不同意检察机关承办意见的有2件。

这些监督评议案件中，最典型的是由温州市人民监督员主动提起监督的“寿某某扣押款一案”。此案被称为“浙江省人民监督员主动提起监督第一案”。

2015年12月23日，温州市司法局收到投诉人寿某某寄发的案件材料，投诉人认为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暂扣其98.73万元差价款于法无据，要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退还暂扣款并赔偿拖延办证造成多缴纳的土地税费等40万元人民币。该局在收到投诉材料后随即从人民监督员信息库中随机抽选出3名人民监督员对该案进行监督，并于当日向抽选出的人民监督员移送案件的相关材料。

人民监督员在收到相关案件材料后，经审查认为，投诉人所投诉的内容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条第三款第三项“违法搜查、扣押、冻结或者违法处理扣押、冻结款物的”规定的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遂于今年1月13日发函至鹿城区人民检察院，要求启动监督程序，并与办案单位进行了当面沟通。

1月18日，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收悉人民监督员寄发的《关于对寿某某扣押款一案的监督函》及相关材料后进行了审查并对寿某某扣押款一案予以受理。2月19日，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该案承办完毕后对案件处理结果向人民监督员予以书面回复。2月25日，3位人民监督员在仔细审查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该案处理结果的理由和依据后，对其理由和依据尚有异议，提请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对该案进行监督评议。3月8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人民监督员，表示同意启动案件监督评议程序。3月14日，人民监督员正式对该案进行了监督评议。

“我省自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以来，寿某某扣押款一案是人民监督员主动提起案件监督的第一案，对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典型的示范指导作用。”蔡多多说，“该案的出现，说明了我市人民监督员主动监督意识增强了，能够积极作为。”

温州市司法局一边组织人民监督员参与司法监督，一边健全完善了人民监督员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履职保障、考核奖惩等多项制度，与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建立了人民监督员信息库，实现资源共享。

履职一年来，温州市人民监督员坦言“评议案件责任重大，对本人本职工作很受用”。

“一年来，司法行政部门敢于管，而且管得好，一系列制度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健全。每个人民监督员业务能力和水平都在提高，工作方式都有进一步改进，履职非常认真。”颜华跃评价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在温州试行的情况时说，“下一步，我们还将搭建大数据平台，形成一张网，对司法行政人员和人民监督员进行科学化管理，对监督效果进行评价，并强化激励和淘汰机制，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温州的探索更高效，更能出成效。”

客观看，温州的试点改革具有诸多开创性举措：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管理，能够让其相对超脱、中立、客观地发挥监督作用；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基本涵盖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各个关键环节；扩大了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启动监督程序不受排斥；增设复议程序，推动检察机关在阳光下执法、在监督中办案。

但也有专家指出，必须从整个司法制度的大局着眼，以健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度，扫清实践中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监督障碍，进一步拓宽人民参与司法监督的制度性渠道。

此外，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类似，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计也关乎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是国家司法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需要纳入立法规范。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提供了充分的高位阶法律依据；相比而言，人民监督员制度却缺乏足够的法律确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作出规定，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决定》。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一、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监督的现状

目前，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基本停留在“老三样”上。一是检察官人事任免。主要是县人大全会对检察长的选举和罢免，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基层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对基层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免；二是县人大全会，听取和审议基层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三是县人大常委会最多每年一次，听取和审议基层检察院专项工作汇报。除此以外县级人大与基层检察院的联系，就只剩下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应邀列席县人大常委会每年数次的例会了。

二、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监督现状的不足

目前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仅仅停留在例行公事式的“老三样”的浅层，导致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工作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与基层检察院联系不多，对基层检察院的困难和需求了解不深，对基层检察院工作宣传支持力度不够。这样既不利于县人大充分发挥宪法赋予的对基层检察院进行监督、促进基层检察院公正廉洁执法的作用，又不能发挥人大权力机关权威性的作用，支持和帮助基层检察院克服困难，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加强县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监督支持的建议

笔者认为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监督机制，在对检察官的任后监督、检察院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民行支持、检察院的职能宣传等方面大有可为。

（一）、加强对检察官的任后监督。县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官应该进行任后的跟踪监督。建议县级人大常委会例会每年组织对1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或者检察员进行述职评议。对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检察官也应当要求其每年向县级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述职报告。对那些社会反映比较大的检察官，县级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由人大常委、人大代表、政法系统、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议组进行评议。通过述职评议，促进检察官发扬成绩、认清差距、忠实履职、秉公执法，对评议结果较差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对连续两次评议较差的，应当建议检察长提请免职。

（二）加强对检察院的个案监督。对基层检察院办理的发案单位或者案件当事人意见较大、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欠佳，或者法院判决无罪以及进行了国家赔偿的错捕错诉案件，县级人大常委会应该进行个案监督。由县人大常委会内司委邀请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部分人大代表、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基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政法系统代表、案件当事人等组成评议组，听取检察院的个案汇报，进行认真评议，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帮助办案人员提升办案水平。

（三）加强对检察院的民行支持。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诉讼监督的职责，目前检察院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还缺乏刚性，失之于软，审判机关爱理不理。特别是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开展还举步维艰。在法律重大修改或者体制机制大变革前，尤其需要人大的大力支持。建议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的民行检察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通过县级人大开会协调，以会议纪要或者文件的形式保证基层检察院对审判法律文书的知情权、调卷权和审判委员会参与权，从而为基层检察院开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创造基本条件。

（四）加强对检察院的职能宣传。县级检察院在基层基本没有办事机构，与群众接触少，知名度不高，许多单位和群众对检察院的职能不了解。县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县人大在乡镇都建立了相关机构，很多代表本身就来自基层一线，因此建议县级人大充分利用召开人大会议的机会，采取邀请基层检察院介绍检察机关工作职能或者听取检察院某一方面业务工作汇报的形式宣传检察工作，便于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充分了解和广泛宣传检察院的工作职能、案件管辖范围和检察业务开展情况。这样既利于扩大基层检察院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争取广大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又有利于群众在遇到属于检察职权范围的问题时，能够及时到基层检察院依法寻求帮助。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7月底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明确指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官方的解读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安排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的要求，防止一些地方摊派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环境卫生、挂职下乡、行风评议等任务，影响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受此激励，法检两家的公众号以“喜大普奔状”争相发文：“法官、检察官再也不用扫大街啦！”不过也有冷静者跟帖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先别太乐观！”然而实践中，法官检察官被安排从事招商引资、交通疏导等法定职责之外的事务，并非鲜见。这事甚至还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被拿来讨论：2015年11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报告称，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政府的工作部门，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迁、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工作。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间实施的一项“规定”，可为此论断作一注脚。其时，当事人到该法院打官司，除了要缴纳法定的“诉讼费”外，还需要上缴一定数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集资款”。尽管法官们一再向当事人强调，“是自愿的啊！”但这项规定只需依简单的价值判断就可看出其中的荒唐。

自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有其苦衷。不挖掘出这背后的制度因素，手中的板子便有可能打错了对象。问题正在于，为什么法官、检察官会被地方党政机关一再要求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迁、城管执法、招商引资等工作？为什么长期以来这种见怪不怪的司法怪现状会被习以为常而得不到重视？

明眼人都知道答案。在司法地方化的现实生态中，法院、检察院事实上已成为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当国家律令与地方决策相一致时，各方相安无事；当两者相冲突时，地方决策往往凌驾于国家律令之上。

如我们所知，司法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公正的前提在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如果法院、检察院在自身依赖的司法资源配置上，有求于地方党政部门，地方司法受制于、甚至受“管”于地方就难以避免了。

司法地方化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沦为了地方所属的司法机关；一些法官、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法官、检察官被等同于行政序列内的公务员，法院、检察院则被等同于设置在地方政府之内的职能部门。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都少不了法官、检察官的身影，所以我们才有了扶贫检察官、计生检察官、招商检察官、创文法官、创卫法官、综治司法官、强拆司法官等等。在这些行政职能的政治正确之下，司法职能只能暂时放诸一边，法院、检察院也只能自觉服从而不得也不敢提出异议。这些职能的履行情况，甚至还会成为法院、检察院在当地创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并进而成为衡量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政绩的主要标尺。当地官员对检察机关拒绝派员上街协勤显得十分不屑，中央“两办”的《规定》将以何种方式落地仍值得我们观察。

正因为司法的“地方化”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去地方化”也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两高”为推动司改单打独斗的年代，“去地方化”不乏努力却始终步履维艰。毫无疑问，要把法院、检察院从地方党政大院内，移到地方党政大院之外，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执法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高于行政、检察、审判之上的权力部门来推动，很难取得实质的成效。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关系到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履职，更好地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检察机关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然而，当前基层检察院的检委会工作尚不完善和规范，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笔者试就该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1.检委会办事机构不健全，职能作用发挥不理想。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办公室负有对所议案件和事项进行实体把关的任务，会议召开前，对有关科室提出的请示和报告要认真审查，提出检委会办公室的法律咨询意见以及法律审核意见，在开会时供委员们参考。而目前检委会办公室没有单独设立，没有设立检委会专门办事机构，没有专职办事人员，大多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或者办公室承担，只做会议通知、记录工作，检委会办公室缺乏与各业务科室建立业务探究和沟通交流的平台，为领导参谋的“智囊团”作用不能得到发挥，无法按规定履行“程序过滤、实体把关”职责，无法发挥检委会办事机构的协调作用，未真正成为检委会业务决策的“外脑”。

2.议事、议案不够规范。一方面是议案、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不够规范，未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如提案部门拟制的检察业务工作规定、制度或适用法律请示意见不符合议案报告制作规范格式的要求，必须具备哪些必要的程序和内容，五花八门，形式不一；有的提请时甚至不提出议题或者主题不明确，材料不齐备，致使检察委员会讨论时，议题不统一，难以决策。另一方面议事议案提请程序也不够规范，基层检察院对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不够重视，规范化建设落后，因此，检委会会议通常是按照习惯行事，或者按照其他会议的形式进行，没有体现出检察委员会的专业特征。如有时临时决定召开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或事项，缺少必要的准备过程，造成讨论时委员们缺少心理准备，全凭听取汇报作决策，缺少调研过程，这势必影响案件讨论的质量。

3.委员讨论发言随意，阐述说理不到位。检委会未能充分体现集中集体智慧，听得多，议得少。实际上，基层检委会召开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上午通知，下午就开会，甚至于随时通知召开检委会。无论是议案议事，事前都没能给委员留足充分的调查研究时间，而检委会往往需要当即决定，没有时间余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不了解情况或对情况了解不清楚的成员对所讨论的问题难以发表出深层次的见解，只能是人云亦云，缺乏必要的说理、论证过程。有的发言过于简单，人云亦云，仅以“同意”两字一带而过。经粗略统计，发现用“同意”或“同意某委员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进行表决的不少于1/3。

4.欠缺对检委会委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检委会委员职责不明，缺乏激励竞争机制，导致检委会委员负重感不强。基层检察院往往是以职务高低和资历深浅作为任用检委会委员的考量因素，带有一定的政治待遇色彩，责任意识淡薄、发言随声附和，表决随波逐流的现象。加之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表决方法，“集体负责”实质上成为“个人无责”，一旦出错追究下来，最多国家“买单”赔偿，做出表决的个人却不承担任何风险。就委员而言，人大任命以后，既有了法定的身份，但其在检委会工作中履行职务情况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或者是在讨论问题时是正确意见多还是错误观点多等等，没有监管程序，人大不要求述职，上级院也不过问，组织部门也不考核。由于缺乏严格的考核管理程序和监督机制，委员们有权无责，当然也就无压力、无危机感和紧迫感，当和尚不撞钟也就见怪不怪了。

5.对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落实情况不够及时、规范。检委会决定决议书面形式送达承办部门后，承办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反馈执行情况时，未及时跟踪办理情况；有时虽对决定进行了跟踪办理，但不够规范，未将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予以记载，使之既缺乏规范性、严肃性，又造成相关情况的资料不全，影响了办理的效果和工作质量。

6.检委会在内部管理中的决策地位不突出，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根据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委会的议事范围包括四类事项和六类重大案件，在重大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好，但对一些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却并未提交检委会，本应由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而由其他会议决定本就是对检委会权利的削弱，加之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经其他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执行贯彻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委会的职能。

二、对策

1.必须设立专门独立的检委会办事机构。要高度重视检委会日常工作的重要性，努力争取机构编制和人员，尽快把检委会办事机构从其他兼职部门分离出来，确定专职人员，保证必要的硬件设施。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制度，比如统一制订提请检委会讨论的材料格式及必备内容，明确会议组织、材料报送、会议记录、文书归档管理等工作程序和形式要求，从而保证检委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2.坚持民主程序，提高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健全检察委员会规范的议事程序。从细节入手，抓议事议案的程序规范。在议事议案的办理过程中，要把规范程序作为提高检委会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来抓，严把提案、审查、议事、督办“四关”，以确保检委会的议事质量和决定执行力。注重程序的规范，肯定会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质量，有利于得出正确结论。实际工作中，在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数日前，拟提请讨论事项的业务部门必须写出案件汇报提纲，说明承办人及承办部门意见，经分管检察长签署意见后，并附案件卷宗材料或主要证据材料，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对案件材料进行程序审查、对案件本身进行实体审查，提出法律审查意见报专职委员审核决定，并供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参考。对于经审查不属于检察委员会讨论范围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提出审查意见，报请专职委员决定是否提交讨论。凡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可由承办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讨论事项的议案、审查意见，主题要明确、材料要齐备，经分管检察长审阅后，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查，提出审核意见，并报检察长决定是否提交讨论。

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问题，要会前提供相关资料，给委员们调查研究的时间；检委会召开必须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主持人在其他委员发表意见前，不得对议题的处理或定性先做表态或提示性发言；检察长认为委员们对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可以决定对议题暂不交付表决，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议；出现检察长与多数委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或上级院决定。再之，要确保每位委员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集思广益，从根本上保障检委会充分发扬民主，制订决策科学正确。

3.建立健全检委会工作考核管理机制。尽快出台检委会成员履行职责考评管理办法，将德、能、勤、绩硬化和细化，分解成易操作的若干条目、若干标准、若干等次，制订出考核办法，同时对每位成员每年的调研成果，有价值的建议，检委会发言中的重要观点和意见，以及对开展检察工作发挥的作用和效益进行统计和分析，纳入考评范围，采取自我评价、民主评议的方法与年度考核同步进行，考核结果与职务任免、晋升级别工资和检察官等级挂钩，以增强检委会委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亦建立检委会委员向同级人大常委会述职制度，直接将委员履行职务情况置于权力机关监督之下。

4.加强对检委会决议的执行监督，保障决议实效。为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承办部门应及时填写决定执行情况反馈表，反馈给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再及时将决定执行情况反馈给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在检察委员会决议或决策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催办和督办。探索建立检委会决议执行情况通报制度，授权办事机构或专职委员，对检委会决议的执行办理结果进行跟踪检查，定期通报，从而保证检委会决议的执行效果。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3月15日上午，2017年全国两会闭幕。两高报告表决赞成率均为91.83%，均创本届全国人大会议新高。

会议以赞成2606票，反对180票，弃权49票，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赞成率达91.83%；以赞成2606票，反对180票，弃权 46票，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赞成率也是91.83%。随后，两高报告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严惩暴力伤医、突出惩治“村霸”、继续亮剑电信网络诈骗、给基层干警更多保障……今年，两高重点要干的这8件事，与你我息息相关。

惩治校园暴力、伤医事件不含糊

最高检：严惩黑恶势力、涉枪涉爆、制贩、拐卖妇女儿童、制假售假、校园暴力、暴力伤医等犯罪。

近几年，校园暴力、伤医事件等频频见诸报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发生在校园里、医院里的暴力不仅仅是过去认为的“学生矛盾”“医患纠纷”。在这些问题上，法律不能缺席。这次，最高检明确提出要严惩校园暴力、暴力伤医等犯罪，可以想见，未来此类暴力事件将得到更好的预防和惩罚。

矛头对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最高检：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严肃查办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

去年，各级检察机关在征地拆迁等民生领域查办“蝇贪”17410人。然而，在部分农村，“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并未绝迹。操纵选举、开设、暴力抗法、霸占资源，他们的种种恶行让群众怨声载道。此次，最高检在往年严查群众身边腐败的基础上，将惩治矛头明确对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老百姓将收获更多的安全感。

亮剑电信网络诈骗

最高法：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

最高检：突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隐蔽、花样翻新，百姓防不胜防，有人被骗得倾家荡产，有人因骗局失去生命。除了筑起技术保护墙、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外，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重拳出击。这次两高齐“亮剑”，无疑给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很大震慑：法网恢恢，伸手必被抓！

非法集资将被从严惩处

最高检：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及洗钱、地下钱庄、网络传销犯罪。

当下，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其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假借网贷名义诈骗、打着创新旗号集资，以高回报为诱饵，不断变换“外衣”的非法集资让很多人身陷其中。今年，最高检明确表示，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老百姓的钱袋子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严防司法腐败“灯下黑”

最高法：坚决惩处队伍中、贪赃枉法、以案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最高检：从严惩治司法腐败，坚决防止“灯下黑”。

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个案，它摧残公民法律信仰，打击社会对正义的期盼，危害很大。最高法、最高检每年的工作都少不了惩治司法腐败。今年最高法提出坚决惩处“、贪赃枉法、以案谋私”，最高检提出“严格执行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制度”，为全年司法领域反腐划定了重点。

让失信“老赖”寸步难行

最高法：确保如期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最高法去年“向执行难全面宣战”，承诺“用傻饺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仅去年一年，各级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基本解决执行难”已经破题，最高法今年提出，加强执行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目标，法院判决“执行难”这个老大难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纾解。

重拳打击扶贫领域“蝇贪”

最高检：继续集中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贪占扶贫物资”“骗取扶贫资金”“精准扶贫识别优亲厚友”“倒卖扶贫物品获利”，抢穷人饭的扶贫“蝇贪”太招百姓恨。去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相关案件1.5万件，各级检察机关查办扶贫领域相关职务犯罪1892人。今年最高检提出要“继续集中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并表示要同发改委、扶贫办共同对“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项目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督办，贫困群众的权益将有更坚实的保障。

将给基层干警更多保障支持

最高法：关心爱护基层干警，强化履职保障。

最高检：支持中西部地区检察人才建设。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成立专门机构

开辟“绿色通道”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专门机构4月24日正式授牌后，省检察院迅速行动，于4月30日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座谈会，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必须以积极和坚决的态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内设机构的组建和工作开展。截至5月26日，全省检察机关已经完成省院、7个地州院和10个县级院的专门生态环境保护检察机构组建工作，并配备一批政治业务素质强的检察人员。

生态环境保护检察机构成立后，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普通刑事案件批捕、工作，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预防工作，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工作，均集中由生态环境保护检察部门承办，开启了生态司法“绿色通道”。

查办案件依法履职

“抓好破坏环境资源立案监督工作、生态环境领域职务犯罪摸排查办工作和督促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工作，力争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召开前，查办一批在生态领域有影响的案件”。4月30日召开的全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当前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对影响重大的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坚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并采取一般案件重点审查、较大案件专人审查、重大案件专案组审查等方式，整合办案力量，形成生态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今年1至5月，全省检察机关快捕快诉了一批涉嫌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案件，其中批准逮捕225人，提起公诉545人。

贵阳市花溪区湖潮乡村民孟某某为在征地建设中获得巨额补偿，毁坏贵阳市环城林带18.8亩防护林，改种桃树苗，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贵阳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孟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从快批捕了孟某某。

为落实省委打击处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惩治破坏资源环境案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的要求，省检察院还于5月13日下发了《开展重点查办和预防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积极对生态职务犯罪线索进行摸排，加大查办和预防生态领域职务犯罪的力度。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已摸排掌握了一批案件线索，有的已进入司法程序。

加强调研强化监督

为落实省委关于监督支持环境保护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还注意深入分析案发原因，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铜仁市检察院针对群众反映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及时进行走访调查，介入环保监管领域，与该市环保局、水务局、城管局、住建局和污水治理有限公司等部门就治理污染问题召开座谈会，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整改建议，从源头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清镇市检察院组织开展林业领域预防职务犯罪预防调查，形成《林业生态调查报告》，得到清镇市生态文明建设局的高度重视。

今年3月，贵州省检察院部署为期8个月的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4月28日又下发《关于强化立案监督严打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通知》，再次对生态环境保护立案监督工作进行部署，要求认真摸排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线索，依法及时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监督有关部门立案侦查。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已监督有关部门立案涉嫌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4件26人。

探索新路实在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全省检察机关不断探索生态检察工作新机制，着力推进生态检察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

省检察院到环保厅、林业厅等生态环保执法部门进行走访，了解行政执法案件受理和处罚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作机制，共同研究环保、林业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有效衔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清镇市检察院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制定《清镇市生态保护公众、行政、司法三联动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提前介入工作机制》等制度，与法院共同制定《生态补偿量刑建设的相关规定》，对有效恢复受损植被的被告人实行宽缓政策，实现了刑罚打击、教育和补偿等功能。

清镇市流长乡中街村村委会支书金某等8人为鼓励、扶持部分村民发展养殖业，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集体研究决定将该村集体林场内的1498棵杉木砍伐。清镇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及时与林业部门联系，督促金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补种被毁掉的林木。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结合犯罪嫌疑人补种被毁林木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情况，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全省检察机关还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在今年全省集中开展的督促专项工作中，明确将环保排污治理领域作为督促的四个重点领域之一，通过督促建议，督促生态环保执法部门积极追缴相关单位或个人拖欠的环境污染治理费。1至5月，全省检察机关向生态环保执法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12件，已被采纳262件。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摘要：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开展和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也需着力展开新一轮的改革与自身完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两个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继续着力加以改进，从而使检察改革更具实效并助推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124-11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le of law and to promote judicial reform，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new series of judicial reform and their own perfec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is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As fo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the reform involves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ternal organization. Efficient opera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reform of selection system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streamlin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unifying the appellations， establishing procuratorial organs internal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procurator organs. According to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procuratorial practic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roblems in respect of the above two aspects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rocuratorial and judicial reforms and Chinas rule of law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一、问题的背景与提出

党的十召开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开展以来，新一轮的法治建设目标向更高层面迈进，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成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建设法治国家向建成法治国家迈进的必然发展趋向，昭示着并决定了要按照法治思维、法治思想、法治精神来深入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国家权力分配运行体制的机制改革，这其中也包括非常重要的司法体制改革。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明文规定的、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应顺应法治发展大势，积极投身到这一事关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业中，主动进行自我完善和革新，从而在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有所作为并大有作为。纵观已经开展的前一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检察机关和检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仍需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精神和毅力，下大力气继续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审视现行《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与检察工作实践，结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动向与检察机关自身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仍需对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并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从而指导司法改革实践取得新成效。

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实质上即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如何建制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以及检察机关的不同级别之间和一个检察机关内部如何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运作〔1〕。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的角度出发，其涉及到两个问题：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笔者主要从上述两个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举措，以期对包括检察改革在内的司法体制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有所裨益。

二、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完善

（一）组织领导的维度――检察长任免管理体制

1.检察长任免管理体制的现状和法律规定

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是我国检察体制改革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二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体制。对于前者，主要是对于检察长任免的管理。考察我国检察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检察官法》没有制定以前，对检察长的任用一般都是党委根据对检察长人选的资历、级别、威望，以及统一安排干部的需要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来确定的〔2〕。关于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则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政治体制，实行党内程序和法律程序相结合的方式，并按照先党内程序后法律程序的顺序进行。也就是说，检察长人选先由党委进行考察并研究确定，然后作为检察长候选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3〕。这就意味着检察长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对其任免的实体考察规定和程序规则并不仅仅是按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进行的，而是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特殊国情需要进行的。

从检察长任免的法律程序角度看，按照我国《宪法》和1983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检察官法》等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任用检察长采用的是选举和任命相结合的任免制度。具体的法律依据则主要集中于我国《宪法》第62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22、23、24、26条之规定。

2.目前检察长任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来看，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各类检察机关，这其中包括对军事检察机关和铁路运输检察机关等特殊检察机关的直接领导；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中，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由此，检察机关形成上下一体的整体检察系统，从这一角度出发，检察机关的行政性管理色彩是非常鲜明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实行这一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是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检察权和法律监督职能的切实保障和内在要求。相应地，类比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系统，检察机关和检察系统践行上下级领导体制的重要保证和直接体现就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干部任免、考核的领导和管理职能，尤其是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的任免和管理。考察我国当前的检察实践，根据上下级领导关系建立起来的检察长任免管理体制在实际运作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检察长人选产生和任用的党内程序规定、运作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不尽一致和协调。目前党内针对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以地方党委为主”的管理体制，但实际上，上级人民检察院虽为“双重管理”一方，却难以有效地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干部进行任免管理。按照现行人事组织的一般做法和党内文件规定，检察长的提名权在地方党委，地方党委决定检察长人选要征得上级检察院党组同意。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上级检察院党组只能向有提名权的地方党委推荐，而不能向有管理权的同级党委直接提名。这种党内程序，既与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协调，也没有充分体现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检察机关之间的上下级领导关系〔3〕。这就导致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权和管理权有名无实，根本无法落实到检察实践中，进而导致检察长人选的产生和任用实际上由地方党委一家说了算，造成一些地方党委在调整检察机关领导干部时，事先不协商、不尊重、不考虑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甚至出现将一些不符合检察官任用条件的人安排进检察部门等违反法治精神的现象，进而造成了诸多后遗症和不良社会影响。

二是管人与管事相脱节，无法切实体现和贯彻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级对下级的人事管理权，这既包括对人的管理权，也包括对事的管理权。然而，深入考察检察实践可以发现，对事的管理通过业务上的领导可以较好的实现，但是对人的管理却不尽人意。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上级检察机关理应具有向同级地方党委推荐和提名检察长人选的权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推荐权和提名权，才能够有效地保障上级检察机关的管理力度。这同时也是法律规定的任免报批程序的内在要求，否则这种报请批准无异于形式上的备案，因为下级党委实质上已经垄断了同级检察机关检察长任用的权力，根本无需考虑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果连基本的检察长人选推荐权和提名权都没有，或者享有的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对人管理权，那么很难想象检察机关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这会导致管人权和管事权脱节，削弱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的良好作用，使得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和决定、命令等无法落实，造成检令不畅。此外，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对某一问题、某一案件或者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的处理意见与地方党委意见不一致时，地方检察院往往按照地方党委的意见执行，而地方党委的意见在不少情况下是从地方利益出发考虑的，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这就容易滋生检察权力地方化、朋党化和分离化的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警惕。

三是一些检察长的任用不符合《检察官法》等法律的明文规定，严重影响检察机关开展工作和依法履职，特别是对检察业务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党委在确定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时，未能充分考虑人选的检察业务知识、法律专业知识和其他履职能力、条件，特别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推荐和确定的检察长人选不完全符合《检察官法》的规定和相应履职要求等现象①。笔者以为检察长和检察官不一定是绝对的种属关系，借用这一关系来理解的话，无疑会犯“白马非马”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检察长到底属不属于检察官，而在于检察长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如果检察长除了履行必要的行政领导职能以外，还要参加检察业务工作甚至对具体案件拥有决定权，那么检察长就必须符合作为一名普通检察官的基本要求和具备合格的法律素养。如果既承担行政领导职能又承担业务领导职能，但是检察长却不拥有作为一个普通检察官所应具备的专业法律素养和知识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乃至整个检察机关合法有效地开展检察业务工作，无法保证检察工作的质量、效率、专业性和合法性。甚至于在个别地方还有少数地方党委凭借干部管理权，通过采取推荐和任免检察长等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借助检察长之手强加于所任职的整个检察机关（系统），干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治的尊严与权威，也是对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开倒车”行为，违反了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中立等法治原则。

3.改革和完善检察长任免管理体制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从制度上、法律上规范保障检察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必须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即检察长的任免管理体制。具体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是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的内在精神，应当确定和赋予上级人民检察院党委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权。即检察长人选由上一级检察院党组提名，但须征得同级党委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的，由上一级检察院党组报本级党委决定。党内程序确定后，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这种处理办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合乎现行政治体制的要求，协调了检察长人选产生和任用的党内程序规定和宪法、组织法等规定，避免和消解了冲突与龟酰在实质上仍然贯彻了“党管干部”的人事组织任命原则，只是增加了上级检察院党组考察与监督的责任。其次，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前检察机关干部管理方面存在的管人与管事相脱节、违法任用检察长等问题，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和遵守规则尊重法律的积极影响。最后，有利于保障在专业检察长领导下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检察工作开展的不良影响，保证上令下从、检令畅通。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上海等地的检察系统已经实行了检察长由上级检察院党组提名，带来了积极效果和良好示范作用。实践证明这项制度有利于加强党委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有利于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3〕，应予肯定和支持，并考虑在形成成熟做法与机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和适用，同时上升到相应的法律规定层面，切实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基本原则。

二是要严格把握检察长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致力于提高检察长和整个检察队伍的专业素质。在履行推荐和提名检察长人选职能时，必须严格按照《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选择素质高、能力强、人品正的同志担任检察长，相应地方党委和上一级检察院要综合、全面、深入地对检察长推荐人选进行考察，认真组织评议，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力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择优推荐和提名检察长人选。同时，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任用的检察长，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处理，如撤销任命、罢免、提请人大常委会不批准任命等。只有首先保障了检察机关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性、合法性，才能促使其影响和有效领导检察机关的检察业务工作，从而为依法、正确使用检察权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保障。

（二）检察机关业务领导体制的问题分析与应对

1.检察机关业务领导体制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

在法律依据上，我国《宪法》第132、133条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理论层面来看，为了保障检察活动的独立性、有效性和公正性，检察机关需要建立内部协调一致、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这个机制在理论上被称为“检察一体制”，亦称“检察一体化”、“检察官一体化原则”。显然，这一体制带有明显的科层制色彩，并在我国司法机关中盛行②。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二是检察官执行职务时不受地域管辖的限制，三是拥有职务继承和转移权，四是实行职务制〔3〕。其中非常重要的即是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这是实行集中制的检察机关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办事规则。坚持和恪守检察一体制的作用和意义在于：一是保证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进而保障检察官作为独立的个体能够切实地独立行使职权，免受其他国家机关或个人对检察权的不当干扰；二是实行上命下从的直接领导，有利于保障检察权的准确有效运行，从而全面高效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三是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防止拖延、低效和重复等现象的出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2.检察机关业务领导体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有关检察机关业务领导体制的规定以及检察理论研究得出的认识和成果，已经通过各级、各地、各类检察机关的检察实践得到落实和运用。当前，检察机关内部依法建立并实行的业务领导制度，主要包括：一是请示报告制度，二是备案审查和指令纠正制度，三是案件提办、交办、参办制度，四是检查指导制度，五是组织协调制度，六是报批制度〔4〕。这些工作制度对于保证各级检察机关内部在执法活动中的统一协调，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效能，排除外部干扰，提高办案效率，确保案件质量，保证检令畅通和法制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国内国际发展环境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刻变化，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指引下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检察机关的工作环境、执法环境等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检察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命令和工作部署难以切实贯彻到基层检察机关，拖延、拒绝执行和隐瞒不报重大情况、重大问题等违反组织领导原则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二是检察机关和检察权地方化、分离化倾向值得警惕。在涉及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利益冲突的案件中，一些检察机关尤其是地方检察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考虑，不严格依法办案，滥权执法。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中，当上级检察机关和地方党委意见产生分歧时，下级检察机关往往遵从地方党委的意见，拒不执行上级检察机关正确的命令和决定。三是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行使业务领导权的范围、程序、方式和具体操作细则都不够明确和规范，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惩戒法律依据。这就导致下级检察机关执行上级检察机关命令、决议时在没有强制力保障的情况下容易敷衍塞责、涣散低效甚至拒不执行，进而使得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成为一纸空文而流于形式以致被虚置。

3.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业务领导体制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着重在建立健全以下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上下功夫。首先，可以考虑建立健全下级检察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工作、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向上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党组执行月度、季度、年度、任职前、任期届满等形式多样、内容各有侧重的述职报告制度。报告工作可以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形式，内容包括全面的检察工作汇报或临时的某项重要工作、重大问题汇报。述职制度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常态和动态并进行切实有效地监督。同时针对下级检察机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排解，强化和完善检察领导方式、范围，并通过制定详细操作规则予以落实。

其次，要通过修改《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和完善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业务领导程序和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切实保障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命令和工作部署等能够得到下级检察机关的有效贯彻和一体遵照执行。同时建立有效的惩戒措施及相关制度，以便于对违背上级检察机关指令的相应检察机关及其负责人员开展追责。

最后，必须理顺地方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关系，明晰党的领导的具体内涵和操作程式，坚持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国家性，防止检察权地方化、朋党化、分离化倾向，并通过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重大案件、重大事项的定期不定期的及时或临时报告制度，解决地方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分歧与冲突，从而保障检察一体制的顺利运作。笔者认为，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并正确处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统一性。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政治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法律规定按照地方党委的意见办案，而是首先要遵照法律的规定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并严格执行上级检察机关的命令，同时自觉接受同级党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正确领导。要把接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把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示要求与服从同级党委的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为此，更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察机关重大事项和重大案件的报告制度。《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对于检察工作中涉及的重大事项、重大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实践中，对于上级人民检察院与同级党委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商请同级党委后依法做出决定，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3〕。如果协商不成或者存在原则性分歧，可以共同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本级党委做出决定，防止问题久拖不决、相互推诿扯皮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三、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设置剖析与合理完善

检察体制改革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组织载体就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的改革。这里涉及的问题包括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设置以及派出检察机构的设置等问题。深究之，这一问题的本质即是对检察权性质的定位之理解与把握问题，对认识和把握检察权的性质及其具体内涵的差异性将直接决定检察职权履行所依附的组织机构的设置模式和样式。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实质，即是优化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尤其是诉讼职权和监督职权的权力划分和配置，进而合理地配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作为实体保障，建立妥适的运行机制进行程序保障。

（一）内设机构的名称改革

1.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使用名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在检察理论研究和检察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进行深入研究和大动干戈地进行争议讨论徒具形式意义，并不具有多大实用价值。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协调和相得益彰，讲究“师出有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检察职权的行使，而且必然影响到检察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权的运行机制，影响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整体能力的提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5〕。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涂尔干・迪尔凯姆（E.Durhkeim）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所表明的，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事物的效用虽然不是事物存在的理由，但是，一般地说，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因为一种绝对无效用而存在的事物意味着对社会来说它是无用的、多余的”〔6〕。不管是从我国历史传统的文化角度看待“名”“实”相称问题，还是从当下开展的检察机关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深入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并试图达成共识以“循名责实”，实现名符其实，以指导检察机关开展工作都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在法治中国目标指引下的包括检察改革在内的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不统一、不协调的弊端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削弱了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改革内设机构的名称，使之统一化、规划化、法治化，但要避免绝对的“一刀切”。

从检察实践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上基本还是套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样式，管理运作机制上也大都沿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没有体现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的特质和作为司法机关的司法专业色彩。一个鲜明的体现即是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称谓上始终沿用行政机关的称谓，导致检察机关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从纵向看，从最高检察机关到一线基层检察机关的四级检察院的内设机构名称不统一，“厅处科室”等称谓的行政科层色彩浓厚，且“名实不符”。考察检察实践，现行四级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名称按照相应级别分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称为厅或局，各省级检察机关称为处或局，各县级检察机关称为科或局。这种明显带有行政色彩和权力级别身份的称谓是将检察机关作行政化设置，此种模式造成内部机构设置成了解决检察官职级待遇的渠道，进而导致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担负了太多解决检察干警职级待遇的负担，在机构设置时可能不是考虑工作的需要，而是从解决检察人员职级、待遇等角度来设置内部机构，而且其所代表的级别、层次与实际并不相符，也与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有别于行政机关的，一种独立、公正、超然、权威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不太相符，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与角色，也不易获得社会大众的认知和认可。

从横向上看，同一检察系统内部的各个机构的名称也不统一，考察现有名称不难发现，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地方各级各地检察院的内设部门命名方式与称谓存在不小的差异，颇显杂乱。因此，不管是从纵向上看，还是从横向上考察，都显示出检察机关名称鲜明的行政化色彩和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果不变更这种根深蒂固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和背后的行政管理思维，内部机构名称及其设置改革工作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改革要分清轻重缓急，既要注重“实”，也要重“名”。我们可以先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名称的“去行政化”着手，以为内部机构改革“正名”试水开道。

2.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的原则和构想

在已有的检察理论研究中，认为有必要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的观点在学界呼声很高，但是经过反复讨论，仍然在具体称谓上莫衷一是、争议颇大。其中，一些意见在“署”、“部”、“厅”、“局”、“室”、“司”等具体称谓上难以达成共识〔7〕。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实行上下级领导而且是独立性较强的垂直领导，应当分别按照检察机关的级别确定内部机构的名称，以便上下级检察机关中相应的内部机构之间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对口协调。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中是自成体系的法律监督机关，虽然有行政科层管理的行政性色彩但不同于政府机关，虽然也是作为司法机关之一但也不同于法院系统，既有上下一体、协调一致的要求，也有依法办事、只服从法律和上级的要求。因而从检察机关的这一特殊性出发，各级检察院的业务机构名称应该统一和协调，但应当更多地突出检察机关的个性和风格，而非一概仿照行政机关按级别划分，也不应一概对应审判机关而忽略各自司法权能的重点和内容之差异③。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称谓上，上下应当保持统一和协调。从根本方向上看，改革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应当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应当保持整个检察系统名称的一致性，实现纵横两个方向上的统一、协调。一般而言，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整体上可以分为决策机构、业务机构与综合管理机构三大类。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正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向全国铺开，这其实也是一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类设置、分类管理、分类改革的思想和经验总结。因此，在确立好相关内设机构的设置和职能权限划分之后，也应注意契合对相应人员配置的合理性和妥适性要求，以实现内设机构与相应的不同类别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称谓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二是应当着力淡化行政色彩，增强司法属性。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广义上的司法机关。虽然其所掌握的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司法属性，也有行政属性。但是作为司法机关的特征决定了其应当着力突出和彰显自身的司法属性和司法权能要求。“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要求建构能够体现司法特点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检察权的一体化运作又要求与之相匹配的保障纵向运行的机制。革除与检察权司法属性和一体化运作不相适应的体制性和机制性要素，再按照司法属性和一体化运行的要求，对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予以完善，赋予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多的司法色彩，应当成为检察改革的直接目标〔8〕。”因此，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改革中要尽可能淡化行政色彩，“去”行政化，“取”司法化。从根本上看，检察改革的实质即为协调和平衡检察权和检察机关行政属性与司法属性的关系，重点就是要树立和强化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形象和属性。因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的改革必须要以弱化行政色彩，增强检察机关司法属性为原则，以增进内设机构具体职能行使的司法性要求为目标。结合前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过于注重检察机关的行政色彩和属性，忽略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和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特殊性质，也抹煞了检察机关履职的司法性专业化特点。从实践效果看，不仅可能造成各级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名称的混乱，不利于确定内部机构的规格和级别，结果事与愿违，也容易造成检察权运行以及检察事务管理的行政化，不利于增强法律监督意识，不利于改善和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关系，不利于对外开展与相应机关的业务合作。因而并不可取。第二种观点在力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名称统一化的努力中，也注重和看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司法机关的特殊性所在，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较第一种观点都更为全面和可取。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各级检察机关的业务机构一律称“厅”，这可以与人民法院的“庭”相对应，或者直接仿照法院系统内部机构称谓一律称“XX监督庭”更彻底、更协调。如此，既明显地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机关，使各级检察机关的称谓保持统一，也突出了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特色和办事特点。与此同时，为了同业务机构的名称统一化改革相适应相配套，各级各地检察机关的综合管理机构的名称应当统一改称为“局”、“部”、“室”较为妥当。

（二）内设机构的设置改革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这一规定的存在使得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在内部机构设置问题上呈现不稳定、不规范和不统一等乱象。为了全面高效地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保障检察改革的顺利开展和深入推进，有必要对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改革给予关注和重视，并下大力气予以研究和完善之。

1.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变革历经多次，有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变迁主要分为五个阶段，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机构设置数量越来越多、机构职能分工越来越细化、机构名称称谓标准不统一等。内在的嬗变规律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呈收缩态势；检察机关的公诉职权被不断强化；监督职权呈收缩态势〔9〕。考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市县级各地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大体如下：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共有18个内设机构，其中9个是业务机构，分别是侦查监督厅、公诉厅、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监所检察厅、民事行政检察厅、控告检察厅、刑事申诉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比较健全。2001年至2002年，省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其职能部门大体上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部门对应，大部分省级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部门为15个（如江苏省、重庆市）至18个（如江西省、青海省）。按照2001年中央批准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意见》，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数量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案件受理数量等情况，分类确定，不搞“一刀切”。市县两级人民检察院的机构改革于2002年上半年全面展开。从目前市县两级机构改革情况来看，内部机构有5至15个不等〔10〕。

通过分析上述资料和数据，可以发现检察机关自上而下的内部机构设置数量、名称、级别、规格和具体职能划分等，都存在不一致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造成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尤其是业务机构设置的不统一和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履职的积极性和执法效能。深究之，这一问题的本质即是我国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对于自身肩负的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理解和定位存在一定偏差，进而在内部机构设置和履职过程中得到印证。结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现状和上述简要分析，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细化，造成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不统一和不规范，甚至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二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统一、科学的标准，与检察机关的业务工作量和编制规模脱节，内设机构的整体结构不尽合理，实践中存在为解决人员职级待遇而增设机构的问题。三是不同层级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和体现，综合管理类机构所占比例过大，资源配置不合理〔11〕。四是内部机构规格的确定不合理，行政化色彩浓厚，各类机构的设置和权限等行政化弊端凸显。合理划分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决策机构、业务机构和综合保障机构的职能和权限，进而确定各自的数量、规格和级别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2.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原则和构想

对此，笔者认为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全面履职。具体而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是要根据各级各地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来设置相应级别的、数量充足的，而且质量有保障、运作顺畅、高效的内设机构。原则上，省级人民检察院应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保持一致，市县两级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和派出检察机构的内设机构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各地实际情况酌情设置，以精简优化为原则，不搞一刀切，不强求上下绝对一致和对口，一切从实际出发。整合资源，全面履职即是指，在坚持现有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规模和分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优化内部机构组成结构，合理地划分各自的权能和界限，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机构的工作合力，全面履行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人角色和法律监督职能，以契合《刑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明文的内在要求。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定位，并结合检察实践，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过各种方案和具体构想。有学者提出“三局三部”的方案，即：职务犯罪侦查局，刑事检察工作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局，政治部，后勤及技术支援部，公共关系部〔12〕。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如江苏，重庆，福建泉州，河南平顶山、许昌，陕西延安，广东深圳，河北邯郸等都有各自的内设机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④。对此，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总结各级各地检察实践的经验，在宏观层面上，笔者认为应当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分成三大类分别加以考察，即领导决策机构、业务机构和综合保障机构。相应的设置如下：领导决策机构仍旧保持检察长、院党组、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办公室的“1+3”模式；业务机构方面整合为“三局”，即职务犯罪侦查局，公诉局和诉讼监督局；综合保障机构方面整合为政治部和行政事务部。微观层面，具体各局、部的内部再设机构可根据各检察院的级别和各地具体情况研究确定，不搞绝对的对口和一一对应，原则上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内部的内设机构应当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持一致、协调，省一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则可根据实际需要和特殊情况，根据“宜少不宜多，宜简不宜繁”的基本原则，按照便利检察工作开展，彰显司法属性，强化法律监督的要求进行具体设置。

（三）派出检察机构的问题与改革

1.派出检察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是省一级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工作的需要，在特殊区域或场所设置的代表机构〔13〕，如在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所、林区、农垦区、工矿区、街道社区、乡镇、乡村⑤等设置或者派驻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室等。按照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对其实行领导，并按照法定程序任免检察官。据统计，截至2003年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有派出检察院308个。其中，派出检察分院31个（包括铁路运输、农垦、林业等检察分院），基层派出检察院277个（包括铁路运输、农垦、林业、监所、工矿等基层检察院）。全国各类派出检察院共有编制8459人（其中，行政编制2943人，事业编制230人，企业编制5286人），实有人员7712人。此外，还有派驻监狱、劳教部门的检察室和极少数乡镇检察室共589个〔3〕。

检察机关派出相应的检察机构开展工作，既有《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的法律依据，也有工作实际需要的考虑。一些学者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设置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的必要性，二是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的职责范围⑥。对此，笔者认为，各级各地检察机关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不同，根本不可能在派出机构的设置上保持整齐划一。检察机关根据不同行业、区域、单位案件的特点和开展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依法设立派出机构，是合法、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肩负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应予肯定和支持。关于派出机构的职责范围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根本归依和判断标准，不能将一些社会责任和其他不甚重要的职责交予派出机构，否则就有违设立派出机构的立法初衷和影响派出机构工作的实践效果。此外，还应根据派出机构设置的实际情况，结合派出机构的履职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多种具体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合理确立其职责范围，不搞盲目的“一刀切”和绝对化。考察现行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管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加以解决：

一是检察机关派出机构设置较为混乱，不尽规范、合理，实际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如铁路运输检察院的性质定位“悬而未决”，实际管理体制存在一些问题；省一级和县一级检察院派出相应机构随意性较大，宪法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仅以工作需要作为判断标准，容易造成执行中的偏差甚至混乱，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在行政管理层面推行“省直管县（市）”原则，原有的检察机关派出机构设置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以契合这一行政管辖改革实践。

二是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设置权限不清，审批程序不规范。按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的规定，只有省一级和县一级检察机关才拥有派出机构设置权，但是实践中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存在不少违法违规设立派出机构的做法。如有的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派出，有的由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派出，有的由基层人民检察院派出，有的由派出检察院再派出，还有的地方重复设置派出检察院，如东北某县级市境内就设立了三个林区检察院。同时，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由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批准的经济开发区、保税区、保税港区、自由贸易区等新的地方区划单位和机构，为了及时高效地行使检察权，加强法律监督，有必要在这些区域设立基层检察院〔14〕，这就需要解决派出机构的设置依据、权限、规范形式等问题。此外，按照有关规定，我国的开发区中只有部级开发区才符合设立派出检察院的条件，但是实践中据此设立的派出检察机构众多，形式不一，有的省级开发区甚至更低级别行政区域的开发区也设立了派出检察院，明显突破了派出机构设置权限。由于检察院派出机构过多过滥，不仅增加了机构和编制，还加重了国家的负担，耗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给派出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带来了困难〔3〕。

三是检察机关派出机构在管理和财政支持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管理体制上弊端凸显。如一些派出机构属于企业性质的管理体制，完全依附于地方或者部门的规定进行非司法机关性质的管理，容易导致检察机关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丧失自身的国家性和权威性，进而产生地方化、部门化、分离化倾向。在财政保障方面，检察机关设置派出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经费缺乏有效后勤保障。特别是一些依附于企业或者地方派驻单位的派出机构，经费十分紧张，全凭企业经济效益和地方派驻单位财政支持，不仅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开展相应工作，有损检察机关国家法律人的形象和权威，而且弊端甚多。

2.改革派出检察机构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的设置和履职，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一是要按照法律规定明确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的设置标准和设立权限；二是要改革派出机构管理体制，强化法定的法律监督职责，使派出检察机关成为相对独立的监督主体。具体而言：

一要明确检察机关派出机构设置的标准和审批权限。检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意味着必须切实根据检察权行使的实际需求来规范派出机构的设置，但是究竟何为工作需要，这种需要的程度、数量以及其他要求，必须从全国的角度通盘考虑，同时结合各级各地检察机关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确定设立与否。因此，有必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之时，明确规定并细化派出检察机构的设置原则和审批权限，使之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合法性依据。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派出检察院和检察机构进行精简和合理安置，同时纠正和规范各级各地检察机关违法设立派出机构、滥设派出机构等不合法的实践做法。在派出机构的审批权限上，笔者认为应当取消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有关基层人民检察院可以设置派出检察机构的内容规定。同时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应当增加规定，根据派出检察机关的级别与地域等因素不同，分别设置相应的报批程序：派出地（市）一级检察院的设置、审批，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审核和批准；派出县（市）一级基层检察院的设置、审批，由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审核和批准。

二要改革完善派出检察机构的人员编制管理和经费保障机制。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应当在管理体制上将派出检察机构的管理与公司企业、地方政府完全脱钩，人员编制统一纳入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由相应负责审核和批准的检察机关酌情配置相关的人员、场地、设施等各种办案场所和后勤保障设施。对于派出检察机构的人、财、物实行“谁派出，谁管理”原则，经费纳入到派出它的检察机关的同级地方财政预算，避免在经济上受制于地方和部门利益。

三是改革现行的一些派出检察机构的管理体制，加强业务领导管理，避免地方化、行政化，进一步强化其独立性和监督性。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派出检察机构虽然产生方式、隶属关系等与普通地方检察院不同，但它仍然是独立的法律监督主体，仍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特别是针对诉讼业务的法律监督职能⑦。尤其是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林区、牧区、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驻基层街道社区、农村检察室、铁路运输、知识产权、强制戒毒、涉赌涉黄、涉黑涉恐领域等特定的场所、区域、领域设立的派出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加强其独立性和监督性，强化检察业务工作能力。同时结合上述两点举措，通过设置标准、审批权限、管理体制、财政保障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合力实现改革完善目标。

注释：①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一、当前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谈工作概况

近3年来，笔者所在基层院共开展预防告诫约谈12人，回访12人，有效防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由“小错”变“大案”，减少了职务犯罪发生率。

（一）关口前移、临界预警，凸显预防告诫约谈内容的针对性。一是对有犯罪倾向人员约谈。对涉嫌职务犯罪未被立案或撤案、不诉和被判免刑的人员，经事前3日通知后由两名以上检察官就其履职中职务犯罪倾向性问题向其约谈。二是对发案单位问题约谈。结合办案对发案单位存在管理漏洞，或在回访中发现整改不力的对其直接责任人约谈。三是对重要岗位人员约谈。深入重点工程、热点领域向关键岗位人员约谈，向其宣讲法律，分析犯罪成因等，告诫其远离职务犯罪。

（二）内部协作、灵活推进，注重预防告诫约谈方式的科学性。一是加强检察院内部协调。根据预防约谈工作特点和各部门优势，建立各有侧重、有机协作、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形成约谈合力。二是制定预防告诫约谈方案。对每一约谈对象在约谈前先制定一个最适合、最有效的约谈预案，实施预案时依新的问题和变化随机调整约谈的对象、内容与方式等。三是扩大预防告诫约谈范围。将约谈对象适当向其亲友或相关人员扩展，努力达到约谈一个、预防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三）多管齐下、协调各方，强调预防告诫约谈工作的实效性。一是建立预防告诫约谈档案。办案部门约谈后将约谈审批表及记录等送预防部门建档，以备约谈回访。二是围绕服务大局工作开展。结合办案针对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问题，如重大责任事故中涉嫌渎职等向相关人员约谈，以化解矛盾促进发展。三是初步形成社会化预防告诫约谈工作格局。 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形成与纪委、审计等部门信息沟通、联手约谈工作格局，对约谈后态度消极的向其主管部门报告促其整改。

二、存在问题

（一）对预防告诫约谈工作认识不足。当前，少数人员对开展预防告诫约谈工作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刑罚的作用在惩罚不在预防，“三句好话抵不上一马鞭”，开展预防约谈作用不大，有的认为开展预防约谈只是预防部门的事与己无关，以致有的在约谈工作中只是做做秀、走走过场，工作不深入。

（二）开展预防告诫约谈工作深度不够。预防告诫约谈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但目前只有检察院预防部门在“谈”，没有形成“多家谈、多家督，反复谈、反复督”的社会化预防约谈工作格局。另外，基层检察院开展预防约谈工作往往各自为战、沟通不够，经验得不到推广交流，工作显得无序。

（三）深化预防告诫约谈工作基础不牢。一是目前对预防告诫约谈无法律规定，以致检察院开展该项工作依据不足。二是缺乏预防约谈相关资料和人才，现成经验少，有的基层院是摸着石头过河。三是预防约谈工作群众基础不扎实，因群众不知晓，发现约谈对象渠道不宽，以致有些有犯罪苗头人得不到告诫。

（四）治理消极应付约谈对象成效不大。因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谈工作无刚性约束力，有时话说了、工作做了、措施采取了，被约谈对象无整改迹象，甚至有的持抵触情绪，认为是“找茬”、“不给面子”，有的持敷衍态度，对检察人员告诫置若罔闻，治理此类被约谈对象，目前基层检察院仍然办法不多、成效不大。

三、深化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通过深化学习，教育干警懂得，预防职务犯罪与“打虎拍蝇”一样，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促进廉政建设，而预防约谈是一项重要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其任务就是将“虎”、“蝇”消灭在其“成形”之始、“为害”之前。从工作范围、成本、效率等意义上讲，预防告诫约谈比“打虎拍蝇”对反腐促廉的作用更大、更有成效。

（二）加强组织保障。一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将该项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预防职务犯罪总体规划和重要议事日程，把它作为考核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指标。二是为预防部门配备专（兼）职人员，做到有部署、有措施、有落实、有督促，有序推进该项工作常态化开展。三是强化工作监督，党组、纪检部门对相关部门适时检查，经常听取专项汇报，及时发现该项工作中问题予以解决改进。

（三）完善工作机制。健全预防约谈机制，出台《预防职务犯罪告诫约谈实施办法》，规定预防告诫约谈的主体、对象、方式、内容、程序等，使该项工作有章可循。健全检察一体化机制，要求各业务部门结合各自办案要求参与预防约谈，相互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健全督查督办机制，约谈后一月内，预防部门须回访考查并填写《预防告诫约谈回访表》，对告诫后未整改的，向其主管部门汇报促其整改。

（四）务求约谈实效。一是对被约谈的单位和个人要求签署《廉洁自律承诺书》，并将承诺书及时载入其预防告诫约谈档案以备在回访考查时对照督查。二是在约谈或回访中通过倾听、回答被约谈对象提出的实际困难与改进需求，共同商讨整改意见，帮助其有效预防职务犯罪。三是建议出台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屡“劝”不改的被约谈对象在量刑时从重处罚，对此类人员形成震慑，增强对被约谈对象的刚性约束。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制度；选任方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

中图分类号：D693.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06－04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为了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由代表公众的人民监督员按照一定程序，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民主监督的制度。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是完善自身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因此，以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的理念，在民族地区全面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回顾

我国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逐步试点”和“全面推行”两大时期。逐步试点时期是从2003~8月至2010年10月之间，主要经历了“启动试点与局部推行”、“开展监督与加强指导”、“扩大试点与制度论证”和“全面试点与注重规范”四个阶段。主要历程为：(1)2003年8月29日，高检院在北京召开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并确定山东、天津、内蒙古等等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作为首批试点省份。9月2日，高检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2)2004年1月13－14日，高检院在北京召开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要求提高认识和加强领导，并开展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指导和研究工作，以深化试点工作。(3)2004年3月10日，贾春旺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报告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并予以充分肯定。随后，试点工作从原10个省份扩到13个省份，并且先后在7个省份内的检察系统全部实行试点。(4)2004年7月5日，高检院经过修订并出台《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试点工作。8月，高检院在大连召开全国检察长座谈会，部署全国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扩大试点工作，从当年10月1日正式启动。至此，全国各省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基本同步正式启动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

2005年9月29日，高检院下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程序的衔接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当年12月27日，高检院实行《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高检发[2005]25号)，进一步规范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截至2010年10月，全国已有3137个检察院进行了试点，占各级检察院总数的86.5％，先后选任人民监督员3万多人次。人民监督员共监督“三类案件”32304件，其中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意见的1635件，检察机关采纳899件；对“五种情形”提出监督意见1000余件，绝大部分已经办结并向人民监督员反馈。2010年10月26日，最高检通过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标志着人民监督员制度从逐步试点时期开始转向全面推行时期。这也为民族地区全面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提出了新的思考。

二、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

从全国试点情况看，人民监督员选任模式主要有四种：(1)检察机关自己选任监督员监督自己的模式。这为大多数检察机关所采用；(2)上级检察院选任监督员监督下级检察院的模式。这被上海市等地检察机关所采用；(3)地方人大选任并管理监督员的模式。这是四川广安市检察院的做法；(4)由省级检察院统一组织监督员的选任与管理模式。这里称作“重庆模式”。即由重庆市检察院统一组织、面向社会统一公开选任；建立人民监督员库，在实施监督工作时从人民监督员库中抽取监督员进行；实行“上管一级”的案件监督方式，市院、分院所办案件由市院在人民监督员库中抽选监督员进行监督，基层院所办案件由所属分院抽选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适当的扩大监督范围。以上四种模式虽各有优势，但考虑到民族地区通常具有人口较少，文化传承复杂等特点，因此，民族地区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以借鉴“重庆模式”。该模式有效克服了原来的同级检察院自行组织监督可能出现的人民监督员“熟人化”、公信力不足，以及人民监督员可抽取范围狭窄等问题，确保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有效实现。也使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既具应然性又有实然性。如果地方人大选任监督员往往会同检察员的任命形成一致性，在相互办理具体案件中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难以处理。

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检察院可以综合考虑全区检察机关办案数量、人口、民族等因素，确定各辖区人民监督员的名额，统一选任，汇总后建立人民监督员库，根据监督案件的实际，采取随机抽选的办法，确认并组织人民监督员对全区检察院需要监督的案件和事项进行监督。具体选任程序为：(1)拟定、呈报名额。由地(市)检察院先根据各基层检察院需要拟定人民监督员名额报送个人材料给自治区检察院。(2)协调产生单位。由自治区检察院在各地(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中协商确定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单位，并向其介绍人民监督员的确认条件。(3)确认人选。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单位在本单位范围内经过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组织部门考察后确认人民监督员人选。(4)颁发证书。人民监督员确认后，由自治区检察院颁发人民监督员证书。经聘任的人民监督员再交由各地区(市)范围内统一调配，各个基层检察院不必单独选任人民监督员。(5)公布名单。人民监督员名单应当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6)考核表彰。各基层检察院将经过调配的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监督次数、案件监督质量等情况逐级呈报上级检察院，由各地区(市)检察院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情况进行考核和表彰。

三、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在试点时期，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进行监督的范围是“三类案件”、“五种情形”和“其他执法检查活动”。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适当调整了试点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明确了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下列情形实施监督：(1)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2)超期羁押或者检察机关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不正确的；(3)违法搜查、扣押、冻结或者违法处理扣押、冻结款物的；(4)拟撤销案件的；(5)拟不的；(6)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赔偿的；(7)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贪

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另外，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组织的有关执法检查活动中发现有违法违纪情况的，对相关检察工作、检察队伍建设等，均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强调了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纪律规定，不得妨碍案件公正处理。

民族地区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必须深入领会高检院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进行适当调整的精神。具体为：(1)明确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仍然是“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试点时期曾有观点认为，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让公民参与或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思路是正确的，不应只局限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上，而应扩大到检察机关所办理的所有案件。对此笔者以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不应该扩大到检察机关所办理的所有案件。因为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初衷在于加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而对于普通刑事案件通过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等环节，已经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立案侦查活动形成了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不需要人民监督员再来监督。所以，明确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仅限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可以纠正认识上不一致。(2)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决定逮捕问题，从原试点规定的监督范围删除。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解决了由同一检察院负责立案侦查和审查逮捕工作而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当然，按照该规定也可在必要时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但这显然不在该级检察院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3)将检察机关延长羁押期限的决定，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将这类由逮捕审查权延伸出的问题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是规范检察活动的需要。简而言之，深入领会上述精神是民族地区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前提保障。

四、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

民族地区规范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首先，应统一组织开展监督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第21条第2款“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选任人民监督员的，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提交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可以由地市级或者由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基于民族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可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也不是很多。笔者以为，民族地区实行由自治区检察院统一组织人民监督员开展监督工作较为理想，既可以整体平衡检察系统的业务不均衡，又可以加强对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统一指导，以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优势和全面落实检察制度改革的精神。

其次，民族地区应实行统一的人民监督员的工作程序和评议表决程序。人民监督员开展监督工作应遵循以下工作步骤：(1)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向人民监督员提交拟处理决定(意见)书、主要证据目录、相关法律规定及有关材料；(2)由案件承办人向人民监督员全面、客观地介绍案情，说明拟处理决定(意见)的理由和依据。必要时可以向人民监督员出示相关案件材料，或者播放相关视听资料；(3)案件承办人回答人民监督员提出的问题。对重大复杂案件，必要时经检察长批准可以旁听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或者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4)人民监督员进行评议和表决。一般案件应确定三名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全程监督工作。重大案件或者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应当确定五名以上人民监督员参加。在评议和表决时，人民监督员应当推举一人主持会议，并根据案件情况独立进行评议和表决。在评议时，人民监督员可以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情况、办案程序、是否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决定(意见)及案件的社会反映等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在评议后，形成表决意见，制作《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书》，说明表决情况、结果和理由。在进行评议和表决时，案件承办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回避。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和协助人民监督员全面开展各项监督工作，以便正确处理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要明确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尽量采取事后监督。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诉讼程序、办案期限等实际，及时组织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不得因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而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犯罪嫌疑人在押的，不得因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而超期羁押。要尊重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人民监督员的评议情况和表决意见必须通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反馈给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对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认真审查。检察长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委员会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全面审查、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评议和表决意见，依法作出决定。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与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不一致的，应当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向参加监督的人民监督员作出必要的说明。另外，随着民主政治的加强和司法改革的深入，人民监督员监督有必要过渡到与诉讼相分离。参照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将人民监督员监督与诉讼监督相分离，而且在决定权问题上使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与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更能突出民意和社会动议，形成公民参与司法的监督方向，彻底解决用“国家的权力去监督另外一种权力”的思路。

五、民族地区人民监督员的履职保障

提供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条件是加强人民监督员监督保障的首要条件。民族地区人民检察院应当适时通报检察系统重大工作部署、决策和其他检察工作情况；每年至少一次向人民监督员通报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情况；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列席有关会议，参与执法检查、案件公开审查和听证等活动；提供履行监督职责所需的工作场所；帮助人民监督员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检察业务知识；提供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其他条件。检察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不得诱导、限制、规避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不得干扰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评议和表决，不得泄露人民监督员的评议、表决情况；对于打击报复人民监督员或者阻碍其履行职责的，应当交有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监督员因履行职责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通讯等费用，应当从自治区政府每年拨付给检察机关的专项经费中给予适当补助。

明确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职责是加强人民监督员监督保障的另一要素。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检察机关应在原来已经成立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工作力度，明确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为：配合全自治区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解除、增补等工作；受理人民监督员或者案件承办部门提交、移送的有关案件材料，联系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案件，向案件承办部门通报案件监督情况，向人民监督员反馈监督案件处理结果；受理、移送和督办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工作及检察队伍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办理情况；总结分析人民监督员工作，开展工作调研和理论研究，积极拓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渠道；承办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以及上级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不断完善人民监督员联络服务机制。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职责的进一步明确化是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将极大地保障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民族地区的顺利实施。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