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证明范文

户籍证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差错、原因、对策

1实践中导致出现年龄差错的几种原因

司法实践中，用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有效证据是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及本人所持的身份证。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周密和完善，因此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一般也确实具有高于其他证据的效力。但现实生活却是复杂多样的，户籍证明有时证明的却并非是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出生日期，实践中通过审查其他证据户籍证明的效力的情形也屡有发生。因此，简单地以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时是不可靠的。归纳起来，实践中导致依据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出现年龄差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农历（又称阴历）和公历（又称阳历），如2008年漳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三人涉嫌故意伤害，经查证三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登记的出生日期都是以农历登记。我们法律文书都是以公历纪年的，但我国幅员辽阔，历史传统久远，民族多样，在农村及少数地区往往并不以公历纪年，而是有自己不同的纪年方式，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农历纪年。如果将某人的农历生日误作为是公历，就会将该人的周岁时间人为提前而发生错误。如某人的农历出生日期是1989年6月1日，该天的公历日期则是1989年7月3日，若该人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就是农历日期，则该人至公历2005年7月4日年满16周岁，但若该人的户籍证明上登记的是农历日期却被办案人员误认为是公历日期，就会认为至公历2005年6月2日时该人就已年满16周岁，其周岁日期就被提前了一个月零二天。如果该人恰好在公历2005年6月2月至7月3日期间盗窃财物价值3000元，那么就会使实际不满16周岁的人来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

1.2户籍证明被更改。户籍证明原始登记的信息为最接近真实，没有合理理由一般不应对原始信息进行更改。但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个别户籍管理民警素质不高，对户籍证明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而户籍证明也不仅具有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功能，在入学、入伍、就业等情形下都需要有户籍证明。因此，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入学、入伍等原因，都有可能对户籍证明进行更改。

1.3户籍证明被篡改。上述户籍证明被更改的情况下，更改者是为了其他原因如外出务工、上学、入伍等原因，其行为虽属不当，但性质尚不严重。但有时候，相关人员却是出于逃避罪责的非法目的而有意篡改户籍证明，并伪造相关证据，其性质就比较恶劣。

1.3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一般而言，户籍证明中登记的姓名与该人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姓名是一致的，根据一个人自报的姓名，就可按图索骥找到其相应的户籍证明。有时即使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但大多数人都不仅知道自己的实用名，也知道自己的登记名，所以并不会造成混乱。但有时候，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有的人却并不知道自己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姓名与其实用名不一致，导致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自报的名字要求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时，当地派出所却称查无此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办案人员明察秋毫、认真审查，方能查明真相。

2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制度完善对策

虽然实践中导致年龄出现差错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也并非因此而无所适从。

2.1证据完善

如果在审查核实证据的过程中，坚持一定的原则，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就可以尽最大限度来准确认定刑事责任年龄。

2.2.1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刚满18周岁的案件，就要提高对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存在错误的警惕。在讯问时要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犯罪嫌疑人辩称自己未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不仅要让其讲出辩解，更要其讲出具体理由，尤其要注意一些与时间有关的细节，以便于与其他证据进行核实印证。如果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简单的以认罪态度不好而拒绝听取，就将失去发现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存在错误的最佳时机。

2.2.2坚持以户籍证明、身份证为准，并辅以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一般而言，对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本人所持的身份证，应该首先确定其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没有合理理由，不应怀疑其有效性和真实性。但在有证据表明户籍证明、身份证可能存在错误时，有条件的话，应该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如果这些书证与户籍证明、身份证都是一致的，就可以印证户籍证明、身份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结合这些书证仍不能排除疑点，则要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核实。

2.2.3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当根据书证仍无法得到确定结论时，还应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如接生人员、其同龄人员、学校老师、同学等进行核实。在核实时尤其要注意与犯罪嫌疑人辩解中与时间有关的细节相互印证，如犯罪嫌疑人的属相、出生时的节气、农时、节日、天气冷热、与同龄人出生的先后、出生前后的重大热点事件等，细节由于其微小性容易被忽略，但一旦被记住并经查证属实，就会因其真实性而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2.2.4借助骨龄测定。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如出生日期确实不清、犯罪嫌疑人拒不讲明自己身份等，根据上述证据均无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骨龄测定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但是在借助骨龄测定时，需要对骨龄测定的证据性质及其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不可盲目迷信。骨龄测定是一种鉴定结论，是专家医生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骨骼发育状况对其年龄所作出的一个鉴定意见。目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骨龄测定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确定一个时间点的程度，而只能大致确定一个时间段，前后会有误差，因此，仅仅依据骨龄测定并不能准确确定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仍需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判断。尤其是当骨龄测定确定的年龄段是在14周岁、16周岁、18周岁左右时，更需慎重。作为鉴定结论，骨龄测定能否最终被采纳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必须经过办案人员审慎的审查判断。

3制度完善

由于户籍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的书证，因此办案人员首先是认可户籍证明记载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根据对实践中导致出现年龄差错的几种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差错也正是由于户籍证明有误而引起。无论是人为的更改或篡改，还是无意的把农历生日当作公历生日，都是户籍管理制度上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因此，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相信由此而导致的年龄差错情况就会大大降低。超级秘书网

3.1加强对新生儿的出生管理。在城市中，人们生孩子时一般都会选择正规医院。但在农村地区，由于计划生育问题、医疗费用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等，不少人还会选择在家里请接生婆接生或者到地下诊所去生。这样，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就缺乏有效而准确的证明，在户口登记时就容易出现差错。因此，尤其要加强在农村地区新生儿的出生管理，要求都要到正规医院生孩子，并要求医院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及其家庭情况作详细记录，以备后查。

3.2统一以公历日期进行生日登记。即使是在正规医院出生，也会发生在出生日期登记时发生公历和农历不一致的问题，有的人报户口时报的是公历生日，有的报的则是农历生日，而户籍管理部门又不仔细核实，往往是报什么登记什么，这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在进行户口登记时，要问清对方报的日期是公历还是农历，如果是农历，则要换算成对应的公历进行登记，并在户籍登记上备注。

户籍证明范文第2篇

司法实践中，用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有效证据是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及本人所持的身份证。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周密和完善，因此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一般也确实具有高于其他证据的效力。

但现实生活却是复杂多样的，户籍证明有时证明的却并非是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出生日期，实践中通过审查其他证据户籍证明的效力的情形也屡有发生。因此，简单地以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时是不可靠的。归纳起来，实践中导致依据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出现年龄差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农历（又称阴历）和公历（又称阳历），如2008年漳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三人涉嫌故意伤害，经查证三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登记的出生日期都是以农历登记。我们法律文书都是以公历纪年的，但我国幅员辽阔，历史传统久远，民族多样，在农村及少数地区往往并不以公历纪年，而是有自己不同的纪年方式，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农历纪年。如果将某人的农历生日误作为是公历，就会将该人的周岁时间人为提前而发生错误。如某人的农历出生日期是1989年6月1日，该天的公历日期则是1989年7月3日，若该人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就是农历日期，则该人至公历2005年7月4日年满16周岁，但若该人的户籍证明上登记的是农历日期却被办案人员误认为是公历日期，就会认为至公历2005年6月2日时该人就已年满16周岁，其周岁日期就被提前了一个月零二天。如果该人恰好在公历2005年6月2月至7月3日期间盗窃财物价值3000元，那么就会使实际不满16周岁的人来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

1.2户籍证明被更改。户籍证明原始登记的信息为最接近真实，没有合理理由一般不应对原始信息进行更改。但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个别户籍管理民警素质不高，对户籍证明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而户籍证明也不仅具有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功能，在入学、入伍、就业等情形下都需要有户籍证明。因此，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入学、入伍等原因，都有可能对户籍证明进行更改。

1.3户籍证明被篡改。上述户籍证明被更改的情况下，更改者是为了其他原因如外出务工、上学、入伍等原因，其行为虽属不当，但性质尚不严重。但有时候，相关人员却是出于逃避罪责的非法目的而有意篡改户籍证明，并伪造相关证据，其性质就比较恶劣。

1.3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一般而言，户籍证明中登记的姓名与该人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姓名是一致的，根据一个人自报的姓名，就可按图索骥找到其相应的户籍证明。有时即使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但大多数人都不仅知道自己的实用名，也知道自己的登记名，所以并不会造成混乱。但有时候，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有的人却并不知道自己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姓名与其实用名不一致，导致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自报的名字要求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时，当地派出所却称查无此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办案人员明察秋毫、认真审查，方能查明真相。

2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制度完善对策

虽然实践中导致年龄出现差错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也并非因此而无所适从。

2.1证据完善

如果在审查核实证据的过程中，坚持一定的原则，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就可以尽最大限度来准确认定刑事责任年龄。

2.2.1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刚满18周岁的案件，就要提高对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存在错误的警惕。在讯问时要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犯罪嫌疑人辩称自己未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不仅要让其讲出辩解，更要其讲出具体理由，尤其要注意一些与时间有关的细节，以便于与其他证据进行核实印证。如果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简单的以认罪态度不好而拒绝听取，就将失去发现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存在错误的最佳时机。

2.2.2坚持以户籍证明、身份证为准，并辅以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一般而言，对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本人所持的身份证，应该首先确定其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没有合理理由，不应怀疑其有效性和真实性。但在有证据表明户籍证明、身份证可能存在错误时，有条件的话，应该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如果这些书证与户籍证明、身份证都是一致的，就可以印证户籍证明、身份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结合这些书证仍不能排除疑点，则要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核实。

2.2.3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当根据书证仍无法得到确定结论时，还应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如接生人员、其同龄人员、学校老师、同学等进行核实。在核实时尤其要注意与犯罪嫌疑人辩解中与时间有关的细节相互印证，如犯罪嫌疑人的属相、出生时的节气、农时、节日、天气冷热、与同龄人出生的先后、出生前后的重大热点事件等，细节由于其微小性容易被忽略，但一旦被记住并经查证属实，就会因其真实性而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2.2.4借助骨龄测定。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如出生日期确实不清、犯罪嫌疑人拒不讲明自己身份等，根据上述证据均无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骨龄测定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但是在借助骨龄测定时，需要对骨龄测定的证据性质及其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不可盲目迷信。骨龄测定是一种鉴定结论，是专家医生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骨骼发育状况对其年龄所作出的一个鉴定意见。目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骨龄测定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确定一个时间点的程度，而只能大致确定一个时间段，前后会有误差，因此，仅仅依据骨龄测定并不能准确确定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仍需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判断。尤其是当骨龄测定确定的年龄段是在14周岁、16周岁、18周岁左右时，更需慎重。作为鉴定结论，骨龄测定能否最终被采纳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必须经过办案人员审慎的审查判断。

3制度完善

由于户籍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的书证，因此办案人员首先是认可户籍证明记载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根据对实践中导致出现年龄差错的几种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差错也正是由于户籍证明有误而引起。无论是人为的更改或篡改，还是无意的把农历生日当作公历生日，都是户籍管理制度上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因此，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相信由此而导致的年龄差错情况就会大大降低。

3.1加强对新生儿的出生管理。在城市中，人们生孩子时一般都会选择正规医院。但在农村地区，由于计划生育问题、医疗费用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等，不少人还会选择在家里请接生婆接生或者到地下诊所去生。这样，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就缺乏有效而准确的证明，在户口登记时就容易出现差错。因此，尤其要加强在农村地区新生儿的出生管理，要求都要到正规医院生孩子，并要求医院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及其家庭情况作详细记录，以备后查。

3.2统一以公历日期进行生日登记。即使是在正规医院出生，也会发生在出生日期登记时发生公历和农历不一致的问题，有的人报户口时报的是公历生日，有的报的则是农历生日，而户籍管理部门又不仔细核实，往往是报什么登记什么，这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在进行户口登记时，要问清对方报的日期是公历还是农历，如果是农历，则要换算成对应的公历进行登记，并在户籍登记上备注。

户籍证明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差错、原因、对策

一、实践中导致出现年龄差错的几种原因

司法实践中，用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有效证据是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及本人所持的身份证。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周密和完善，因此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一般也确实具有高于其他证据的效力。但现实生活却是复杂多样的，户籍证明有时证明的却并非是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出生日期，实践中通过审查其他证据户籍证明的效力的情形也屡有发生。因此，简单地以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时是不可靠的。归纳起来，实践中导致依据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来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出现年龄差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农历（又称阴历）和公历（又称阳历），如2008年漳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三人涉嫌故意伤害，经查证三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登记的出生日期都是以农历登记。我们法律文书都是以公历纪年的，但我国幅员辽阔，历史传统久远，民族多样，在农村及少数地区往往并不以公历纪年，而是有自己不同的纪年方式，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农历纪年。如果将某人的农历生日误作为是公历，就会将该人的周岁时间人为提前而发生错误。如某人的农历出生日期是1989年6月1日，该天的公历日期则是1989年7月3日，若该人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就是农历日期，则该人至公历2005年7月4日年满16周岁，但若该人的户籍证明上登记的是农历日期却被办案人员误认为是公历日期，就会认为至公历2005年6月2日时该人就已年满16周岁，其周岁日期就被提前了一个月零二天。如果该人恰好在公历2005年6月2月至7月3日期间盗窃财物价值3000元，那么就会使实际不满16周岁的人来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

1.2户籍证明被更改。户籍证明原始登记的信息为最接近真实，没有合理理由一般不应对原始信息进行更改。但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个别户籍管理民警素质不高，对户籍证明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而户籍证明也不仅具有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功能，在入学、入伍、就业等情形下都需要有户籍证明。因此，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入学、入伍等原因，都有可能对户籍证明进行更改。

1.3户籍证明被篡改。上述户籍证明被更改的情况下，更改者是为了其他原因如外出务工、上学、入伍等原因，其行为虽属不当，但性质尚不严重。但有时候，相关人员却是出于逃避罪责的非法目的而有意篡改户籍证明，并伪造相关证据，其性质就比较恶劣。

1.3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一般而言，户籍证明中登记的姓名与该人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姓名是一致的，根据一个人自报的姓名，就可按图索骥找到其相应的户籍证明。有时即使登记名与实用名不一致，但大多数人都不仅知道自己的实用名，也知道自己的登记名，所以并不会造成混乱。但有时候，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有的人却并不知道自己户籍证明上登记的姓名与其实用名不一致，导致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自报的名字要求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时，当地派出所却称查无此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办案人员明察秋毫、认真审查，方能查明真相。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制度完善对策

虽然实践中导致年龄出现差错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也并非因此而无所适从。

2.1证据完善

如果在审查核实证据的过程中，坚持一定的原则，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就可以尽最大限度来准确认定刑事责任年龄。

2.2.1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刚满18周岁的案件，就要提高对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存在错误的警惕。在讯问时要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犯罪嫌疑人辩称自己未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不仅要让其讲出辩解，更要其讲出具体理由，尤其要注意一些与时间有关的细节，以便于与其他证据进行核实印证。如果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简单的以认罪态度不好而拒绝听取，就将失去发现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存在错误的最佳时机。

2.2.2坚持以户籍证明、身份证为准，并辅以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一般而言，对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本人所持的身份证，应该首先确定其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没有合理理由，不应怀疑其有效性和真实性。但在有证据表明户籍证明、身份证可能存在错误时，有条件的话，应该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医院出生证明、学校入学证明和学籍档案、常住人口登记表等书证。如果这些书证与户籍证明、身份证都是一致的，就可以印证户籍证明、身份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结合这些书证仍不能排除疑点，则要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核实。

2.2.3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当根据书证仍无法得到确定结论时，还应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及相关人员如接生人员、其同龄人员、学校老师、同学等进行核实。在核实时尤其要注意与犯罪嫌疑人辩解中与时间有关的细节相互印证，如犯罪嫌疑人的属相、出生时的节气、农时、节日、天气冷热、与同龄人出生的先后、出生前后的重大热点事件等，细节由于其微小性容易被忽略，但一旦被记住并经查证属实，就会因其真实性而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2.2.4借助骨龄测定。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如出生日期确实不清、犯罪嫌疑人拒不讲明自己身份等，根据上述证据均无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骨龄测定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但是在借助骨龄测定时，需要对骨龄测定的证据性质及其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不可盲目迷信。骨龄测定是一种鉴定结论，是专家医生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骨骼发育状况对其年龄所作出的一个鉴定意见。目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骨龄测定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确定一个时间点的程度，而只能大致确定一个时间段，前后会有误差，因此，仅仅依据骨龄测定并不能准确确定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仍需结合其他证据作综合判断。尤其是当骨龄测定确定的年龄段是在14周岁、16周岁、18周岁左右时，更需慎重。作为鉴定结论，骨龄测定能否最终被采纳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必须经过办案人员审慎的审查判断。

三、制度完善

由于户籍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的书证，因此办案人员首先是认可户籍证明记载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根据对实践中导致出现年龄差错的几种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差错也正是由于户籍证明有误而引起。无论是人为的更改或篡改，还是无意的把农历生日当作公历生日，都是户籍管理制度上出现了问题才发生的。因此，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相信由此而导致的年龄差错情况就会大大降低。

3.1加强对新生儿的出生管理。在城市中，人们生孩子时一般都会选择正规医院。但在农村地区，由于计划生育问题、医疗费用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等，不少人还会选择在家里请接生婆接生或者到地下诊所去生。这样，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就缺乏有效而准确的证明，在户口登记时就容易出现差错。因此，尤其要加强在农村地区新生儿的出生管理，要求都要到正规医院生孩子，并要求医院对新生儿的出生情况及其家庭情况作详细记录，以备后查。

3.2统一以公历日期进行生日登记。即使是在正规医院出生，也会发生在出生日期登记时发生公历和农历不一致的问题，有的人报户口时报的是公历生日，有的报的则是农历生日，而户籍管理部门又不仔细核实，往往是报什么登记什么，这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因此，户籍管理部门在进行户口登记时，要问清对方报的日期是公历还是农历，如果是农历，则要换算成对应的公历进行登记，并在户籍登记上备注。

户籍证明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户籍；户籍管理；资料审查

户籍管理，也称户口管理、户籍行政管理、户政等，是户政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是指依法搜集、确认、提供本国公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国家行政管理。

户籍管理工作一般有以下工作职责、宣传国家户籍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开展户口登记工作；及时、准确办理户口迁入、迁出、出生、死亡、注销、变更、更正等业务；开展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审核办理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手续，负责居民身份证的发放、收缴、销毁等；做好户口档案管理工作等。其中户口登记工作，居民身份证管理以及户籍档案管理工作是户籍工作最重要的三项职责；而这三项工作都与各式各样的户籍资料时时相关。可以说，做好户籍管理各种资料的审查、核实、辨伪和管理工作，是做好户籍工作的基础。本文就户籍管理工作中的资料审查工作略作探讨。

1 材料审查的重要性和材料审查的工作要求

1.1 户籍材料审查的重要性

1、户籍材料的审查是公安机关依法办事的体现

按照现代法理，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法律的规定为依据，户籍管理使我国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必然要严格依法进行管理。因此，户籍资料的审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我国当前的户籍管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作为基本法律规范，同时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工作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来进行的。

2、户籍材料的审查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体现

从执法理念上说，公安群众工作由原来管理为主，逐渐向现在管理与服务并重。而户籍工作则更注重于公安工作服务群众的功能。因此，户籍材料的管理、审验、核查等工作，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执法理念的一种体现。

3、户籍材料审查是正常的户籍管理工作的保障和基础

户籍管理工作需要大量的档案材料作为支撑，因此这些档案必须具备明确的来源，必须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而户籍档案资料的审查，正是保证了户籍档案材料的这些要求。因此，户籍材料的审查，是户籍管理工作的保障和基础。

1.2 户籍材料审查的工作要求

1、严格依法。

户籍材料审查的过程，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某项业务，需要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分别应当由哪些机关出具，材料应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应当有什么样的文件格式等等都是有相关的规定详细进行规制。材料的审查，必须依据这些规定严格进行，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导致的随意性。不同的工作内容需要不同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的来源、数量、递交时间、批准和认可的机关都有相关的规定进行规范。在审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2、客观公正。

户籍材料审查的过程，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它实际是对是否给与行政相对人以某一方面许可的审查过程。因此，资料审查的公正与否，直接决定着这个许可的正确与否。户籍管理直接面对群众，同样的资格条件下，是否获得同样的许可正体现着户籍管理工作的公正程度。因此，在对各种资料进行审查的过程中，要统一标准，公平对待；同样的规定下，可以准许的一律准许，不能通过的一律不通过，应当处罚的必须处罚。

3、服务群众。

办理户籍业务，通常来说都需要群众提供的材料不止一份，而这些材料又大多来自不同的单位、部门出具。因此，从便民利民的角度来看，户籍资料的审查不能“操之过急”，要“急事缓办”；即在群众提出申请或者首次递交材料时，就要对申请和材料进行仔细的查看，以确定相对人应当提供的材料和需要补充的材料。防止出现“挤牙膏式”的材料递交方式。

另外，了解群众所需。有的时候，群众提供的材料的确不符合他所提出的申请。而实际上，根据现有的政策，该群众只要更换他的申请要求，从另一个方向准备材料，也能满足他的需要。

4、仔细认真。

户籍工作要求就是要细心，审查材料时更得讲究。只有细心核对群众递交的办理户口材料，才能发现问题，特别是提供的材料和合法性和真实性，必须从细节着手才行，仔细分辨。

2 户籍材料审查中常遇问题和处理方法

2.1 户籍材料审查中常遇的问题

1、材料的合法性

这里户籍材料的合法性，指的是提出的相关户籍申请与申报的户籍材料必须符合现有的户籍政策。以乌鲁木齐市现有的落户政策为例。按照规定，购买二手房或者经济适用房的，落户条件为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两年以上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而这其中的“两年”必须为申请月之前的连续24个月；同时申请年的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必须缴至申请月的前一月。如果递交申请的户籍材料中未能显示申请人的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符合这一要求，这份材料即为“不合法”的材料。

实践中，户籍资料审查常见这种“不合法”的材料。究其原因有三种。

一是由于申请人完全不了解现有的户籍政策。如现有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办理身份证必须由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陪同，且必须提供能够反应这一监护关系的证明；而实践中，常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办理身份证；或者由其他亲友陪同，仅提供亲友身份证即申请申领身份证的情况。

二是由于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或提供材料时，对户籍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如父母投靠子女政策规定，投靠人必须满足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的年龄要求；同时，被投靠人必须在本市落户时间满四年。这其中，投靠人不含未到上述年龄，但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实践中出现，投靠人（父母）没有满足年龄条件，但是已经办理了离退休手续，即认为自己即可投靠子女，办理相关投靠手续。

三是申请人明知相关政策，也明知自己不符合政策规定，但是在侥幸心理作用下，提供了材料，妄图蒙混过关。如子女投靠父母相关规定，投靠人必须为未婚。而实践中，有些人为了孩子上学等原因，想要将自己的户口挂靠父母，而故意隐瞒已婚事实。

2、材料的真实性

材料的真实性，指的是户籍材料审查过程中，面对的各种材料本身来源的合法有效和真实性。即实践中常见的户籍资料审查中的虚假材料的审查鉴别和处理。

从户籍资料审查的实践看，户籍资料中的各类证明材料，都有出现虚假的可能性。常见如军官证，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未犯罪证明，房产证等。

常见的有问题的材料，可以大体分为“虚”和“假”两种。

其中“虚”的材料有以下两种种情况，一是相关单位出具的材料本身有问题。如结婚证。新版的结婚证有全国统一的样式、颜色、花纹和防伪标识；但是实践中会出现某些县乡的民政部门颁发的结婚证本身是与统一规制不同的结婚证。二是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中，某些手续不完备或者不合理，无法证明该材料的真实性。如养老或医疗保险机构出具的养老医疗保险证明，常会出现证明上的印章不是保险部门的公章，而是部门下属机构的印章。

“假”的材料就是申请人为了达到申请目的而伪造相关证明文件，如办假证或者更改替换某些数据等。

2.2 对常见问题的处理

1、对材料合法性的审查处理。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前两种情况，审查人员一旦发现其申请要求或资料不符要求，将现有政策完整告知对方，对方只要按照政策规定重新提交申请或者准备相关材料，即可为其办理相关业务。而对于后一种情况，一旦发现其不符合相关政策，即可对其提供的申请要求不予办理。

2、对材料真实性的审查处理。

（1）对材料真实性的鉴别

辨别材料真假，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一是问。 发现可疑的情况，可以通过询问申请人来进行进一步辨别。一般来说，一旦指出其材料的伪假性，申请人首先会迅速否认，一口咬定自己的材料是真的；当进一步向其指出伪假材料的细节特征时，如果申请人表现非常惊讶，并且开始详细说明材料来源时，这种材料很可能是“虚”材料；如果申请人顾左右而言他，想办法将责任转嫁给审查人员时，这份材料很可能是“假”材料；此时，如果进一步告知其提供虚假材料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时，提供“假”材料的申请人会神色慌张，急于离开现场。

二是看。即注意多个证件的对照。将材料中前后证件进行对比。

三是查。即联系有关部门确定证件真伪。如对出生医学证明的辨别，即可以通过与相关医院取得联系，由医院查档案证实该证明的真伪性。

四是辨。即通过防伪标识，来辨别证件真伪。对于有防伪标识的证件，审查时就可以根据相关防伪标识，借助仪器设备来确定证件的真伪。如对结婚证的辨识，即可通过钢印、水印以及在紫外光下证件的荧光反应来进行。

（2）对材料真实性的处理。

首先对于“虚”材料的处理。在该材料不是申请人故意伪造的材料的前提下，可以让申请人到出具该材料的部门申请，由该部门出具相关证明，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或证明材料反映内容的真实性；或者由申请人将材料返回出具单位，由单位按照规定补充或者完善该材料。

其次对于“假”材料的处理。在发现申请人故意提供伪假材料时，没收该伪假材料，并对申请人进行批评教育，并令其作出保证。申请人此次申请不予办理。如果情节恶劣，申请人拒不改正的，可以按照治安处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3 结语

户籍资料的审查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积累经验的过程。面对各种各样的申请事项和不同的申请材料，审查人员首先要掌握扎实的业务知识，了解各种申请所需的相应的材料；同时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各种不同的材料中，能清醒认识到哪些是合格的。只有在审查材料的过程中，有责任心、耐心和细心，才能真正做到既严格管理，不出漏洞，又能方便群众，为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1]《乌鲁木齐市户籍迁入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2月2日

户籍证明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证明;证明力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201-02

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H市G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共115件241人,其中,16岁以下的52件71人,年龄认定对定罪有影响的案件9件。可见,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证明问题日益突出。

一、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证明的主要困境

(一)农历与公历的冲突现象普遍

当前,很多农村家庭仍然按照农历的出生日期为新生儿报户口,经过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后,该日期往往被默认为公历出生日期,从而造成户籍证明和身份证中的出生日期比实际日期早两个月的情况。在G区2006―2008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年龄认定上存在农历与公历冲突的案件共6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受案总数的5%。以王某某涉嫌盗窃一案为例:犯罪嫌疑人称其生于1990年农历7月24日,即公历1990年9月12日;其家人陈述是按照农历报的户籍。因此,户籍证明认定的出生日期为公历1990年7月24日,比实际出生日期早了50天。王某某在2006年7月25日至9月12日之间涉嫌盗窃犯罪十余起,金额近六万余元。在2006年10月这一时间点上,案件进入审查阶段,此时,在证明其是否已满16周岁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农历生日与公历生日的冲突,进而导致该案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

(二)其他各类证据与户籍证明的冲突增加

可以用于证明年龄的证据还包括医院出生证明、骨龄鉴定以及相关言词证据等。在实践中,所有的其他各类证据都与户籍证明矛盾的案件也时有发生。2007―2009年,H市G区共有此类案件4件,占总数的3%。以麻某某涉嫌盗窃一案为例:该案于2007年2月受理,其中犯罪嫌疑人供称其1989年出生;依据 2007年1月17号拍摄的麻某某左侧六大关节CR片出具的骨龄推断意见书表明,其骨龄约为17岁。但户籍证明却表明其出生日期为1991年2月9日,即作案时离16周岁还差一个月。从该案可见,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证明年龄的其他各类证据之间均能相互映证,唯独与户籍证明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证明力的比较和证据的采信,不但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线,而且还关系着如何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三)瑕疵证据迅速增多导致司法成本上升

近年来,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年龄证明方面,瑕疵证据迅速增多导致司法成本上升的现象十分明显。主要有三类情况:

1.当庭提出年龄异议的案件增多。在开庭过程中提出年龄异议,必然会导致多次开庭和补充侦查,不但降低了诉讼效率,而且补充侦查的难度较大,司法成本急剧上升。新律师法施行后,仍有律师在庭审时突然出示族谱和超生罚款单等证明文件,提出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未满14岁的异议,导致案件多次休庭。

2.被告人父母伪造证据。随着未成年人轻缓刑事政策日渐深入人心,被告人父母伪造年龄证据的现象增多。如董某某涉嫌抢劫一案,户籍证明和被告人供述均显示其已满16周岁,但是董某某父母当庭提出其未满14周岁的异议。休庭后第十天,被告人父母提交出生证明和疫苗接种证明的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董某某未满14周岁。但是,经补充侦查后,发现该两份证明均系伪造,随后董某某父母又提出村支书证言等新的证据,导致该案再次进行补充侦查。

3.侦查机关以年龄证据变化而提出撤案的案件增加。近三年来,G区对移送审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撤回处理的共29件46人,其中,因证明年龄的证据不充分导致撤回2件2人,占总数的6%。另有因年龄证据不足不批捕并建议补查的案件3件,公安机关主动作了撤销案件处理。并且,还出现了部分曾经撤回和撤销的案件,经过很短的时间,犯罪嫌疑人确已成年后再次犯罪,仍然被批捕的情况,该类情况的增加显然导致了司法成本的提高。

二、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证明的若干实践

(一)以罪与非罪为指征判断户籍证明的证明力

在实践中,户籍证明是否具有最高证明力不能一概而论,应按照不同证明阶段的不同证明标准作出判断。

当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时,在其他证明犯罪嫌疑人真实年龄的证据能够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户籍证明记载内容的情况下,应采信其他证据。

当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时,在其他证明犯罪嫌疑人真实年龄的证据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户籍证明具有最高证明力。以彭某某涉嫌故意伤害(轻伤)一案为例:该案除了彭某某供述其已满16周岁之外,在案的证据只有公安网上的信息,既没有当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也没有得到电话核实,鉴于证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已满16周岁的证据不足,最终以证据不足不捕处理。两天后,公安机关从彭某某的户籍地派出所调取了其户籍证明并再次报捕,检察机关对此作出逮捕决定。

当不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时,应依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以张某某涉嫌抢劫一案为例:该案在审查期间,张一直称自己出生于1988年10月22日,相应的证据材料显示的也是该年龄;到法院后,其辩护人提交了有关证据材料,称张某某出生于公历1988年11月30日,而10月22日是其农历生日,该案作案时间是2006年10月31日,故此其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法院认为,用于证明张某某出生于1988年11月30日或10月22日的证据均不充分,不能明确肯定一个也不能明确否定一个,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认定张某某出生于1988年11月30日,从而将其认定为未成年人。

(二)制定参考意义上的证明力排序规则

对于上述各类证据与户籍证明产生冲突,以及具有伪造证据嫌疑的案件,要提高内心确信的准确性,可以引入一些定量分析的方法。如制定参考意义上的证明力排序规则,并在此规则上形成一定规模的证据类型样本集(户籍证明、医院出生证明、疫苗接种记录、骨龄鉴定、村居委会的证明、邻居言辞旁证),然后通过实践的筛选,逐渐形成各样本证据类型的权重选择范围和加权平均规则,从而,针对个案,可以通过加权计算的方法发现证明力上的相对优势方,得出可信性更高的倾向性判断,取得相对优势的证明力。

(三)以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为基点进行证据核实

虽然对于犯罪嫌疑人真实年龄的证明日趋复杂,并导致了司法成本的明显上升,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应是制定统一的标准,或者运用推定来避免查证,而是应从法制的规范性要求出发,以维护人权、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为基点,通过提高审查核实证据的能力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目的。

以前文所述存在父母伪造证据情况的董某某涉嫌抢劫一案为例。第一次补充侦查阶段,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共两份:董某某所在村的村支书对前往补充侦查的公安干警称他模糊记得董某某是1991年出生,并且村里还有几个小孩也是同一年出生。另有同村魏某证言称董某某比他的孩子晚生几个月,而其子确系未满14周岁。第一次补充侦查获得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共四类。首先,针对出生证明复印件,侦查人员到河南省开封市某县取得医院证明,证实出生证上的签名人李某某未曾在该医院工作过,也没有查到董某某家长提出的与其同时生育的另一名儿童的生育资料。其次,针对防疫站出据的疫苗接种证明,补充侦查中发现因防疫站领导更换频繁,1991年的接种资料未能保存。再次,村支书称其为董某某家长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是按照董某某家长告诉他的内容写的。此外,侦查人员还试图调取董某某曾就读的中学和小学的学生名册,都未能找到确切的学籍资料。这些证据和情况都能证明董某某的家长向法庭提供了虚假材料。最后,接种证明复印件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是接种证明的基本情况栏中,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址等均有涂改痕迹;其二是接种日期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到1999年,但都以蓝色圆珠笔书写,从表面观察,笔迹极其类似,接种日期基本上是每月8日,且无接种人签章;其三是接种证明封面表明1995年开始使用接种证,但在基本情况一栏中发证日期为1991年11月30日,一般而言,发证日期应为公历日期,而据董某某父母称董是农历11月25日出生的,则公历应为12月30日,如此则发证日期早于其出生日期。董某某父母辩解此证是1995年补发的,但又与内页存在1995年以前的接种记录相矛盾等等。在第二次开庭中,董某某的父亲在庭上承认其伪造了部分证据,但又提出辩解称,出生证明和接种证明是一直放在家里的,因为他觉得村支书说出的话更有分量,所以才要求村支书出具证明。开庭后不久,董某某父母又打电话告知法院,称找到了原来保健所的老所长,能够证明在出生证上签名的李某某(现已去世)在保健所工作过,但该老所长要看到出生证原件才愿意出证明。在存在如此之多疑点的情况下,法院再次退回补充侦查。在第二次补充侦查期间内,侦查机关进行笔迹鉴定,以证实出生证和接种证上的笔迹是否确为10年前书写,从而对出生证和接种证进行鉴定,以明确是否属于假证。

从该案中可以看出,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证明困难重重,司法成本耗费较高,但是基层司法机关仍以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为基点,立足于提高侦查取证、审查核实和证据采信的能力,以“重教育挽救,轻刑事处罚”的统一司法理念来共同正视和解决这一困境。

参考文献:

[1] 谢诚.论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以公安机关刑事司法实践为视野[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2] 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 2006, (1).

[3] 刘华.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J].法学, 2007, (2).

户籍证明范文第6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识别码］A

一、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地位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只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才是自然人具备责任能力而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前提条件。由此可知，只有当已满16周岁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实施了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是否达到刑法所规定应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关系到是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同时，关系到适用未成年人特殊处理原则，即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从宽处罚原则和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原则。由此可见，查清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认定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基本要件。

二、目前办案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及存在问题

(一)证据种类及其证明价值

1．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法定身份证件是指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和户口迁移证明，是由具有户籍管理职权的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户籍证明则是由当事人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根据其户籍登记情况出具的证明材料。两者均为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当事人身份、年龄的证据。根据我国相关的户口登记条例及身份证法规定，唯有户籍管理机关即各级公安机关有权出具公民身份年龄的证明。因此，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是有权机关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制作出具的，具有较强规范性，与其他证明身份年龄的书证相比具有更高的证明价值。然而，两者本身又存在一定区别：身份证、户口簿及户口迁移证明是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交其自身保管的证明，在办案过程中由当事人自行提供；户籍证明则是公安机关根据要求出具的证明，由侦查机关调查取证获得。在实践办案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未成年人的情况无论其是否提供法定身份证件，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户籍证明，以此来印证法定身份证件并证明其主体身份年龄情况，即在证明价值上户籍证明尚要高于法定身份证件。

2．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主要包括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学籍证明、居(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这些材料反映着出生情况的原始记录信息。根据原始记录形成时间的差异，其证明价值也不尽相同。出生证明一般伴随当事人出生即予以登记，形成的时间最早，其可信程度最高；计生办与村委会证明一般是在出生后数日甚至数年内进行登记，在此期间内可能存在误报等差错，其证明价值次之；学籍证明是入学时对其年龄的登记，我国大部分地区儿童都是七周岁入学，因此学籍证明形成时间最晚，证明价值也最低。

3．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指父母、邻居等了解未成年人年龄的证人就其出生、年龄等情况所作的证词。由于证言本身具有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整体证明价值上要小于各类书证。具体判断证人证言的价值还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证人与案件或诉讼当事人的关系，即证人是否为关系证人，所谓关系证人是指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与当事人有某种亲友关系的证人。如被告人父母、亲戚的证言。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一般小于无关证人。二是考虑证人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如由于感知情况不同，父母、接生人员等能够确切反映出生日期，而同学、邻居、亲戚等可能仅反映基本年龄。又如证人是否已经年老或健忘有可能存在记忆误差等。

4．骨龄鉴定结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虽然属于两种证据形式，但由于其证明力较弱，且两者在没有其他任何主体身份证据的情况下若能相互印证可以以此来认定，因此一并予以分析。骨龄鉴定是通过科学方法利用人手腕部x摄片的不同骨像来判断骨骼钙化程度，以此确定骨龄。该方法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人体的生物年龄，但由于受个体生长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生物年龄与实际的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其价值以参考价值为主，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年龄的证据来采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特点是真假参杂，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仅以口供定案。那么，是否可以仅凭口供就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呢?笔者认为同样不可，仅有口供或仅有骨龄鉴定均不能直接认定被告人年龄，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若口供与骨龄鉴定可以相互印证则可以认定。这两项证据的证明价值可以在相互补强中达到证明的目的。

(二)证据本身存在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上述各类证据都有可能存在证据形式上的瑕疵或客观、主观原因而导致的实质错误，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应用面最广且本应证明价值最高的户籍证明及法定身份证件上。这主要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证据形式上的瑕疵，如没有出具机关原籍派出所的盖章，或仅为复印件，二是证据实质内容上的错误。办案实践反映占有相当比例的户籍证明或法定身份证件记录信息与实际不符，且户籍反映的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普遍存在此类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户籍管理制度落后，信息采集滞后。各级公安机关派出所负责辖区内的户籍管理，采集辖区内居民出生、死亡、迁移等信息。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等影响，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出生、死亡等户籍信息的采集并非由公安机关户籍警来完成，而是委托当地村委会负责。其操作过程是由村委会及时掌握本村人口信息，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上报公安机关。这就造成公安机关信息采集的不及时，且在信息上报过程中难免会有误差，而部分村委会也不能做到及时采集出生信息。户籍管理的如此现状造成信息不准确的必然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法定身份证件与户籍证明的严肃性。

2．农历与公历的混淆。这与我国传统习惯有关，历来农村地区普遍习惯用农历来计算日期，存在出生日期只知农历不知公历的情况，导致报户口时也是以农历作为出生日期来报，这样就无形中将出生日期报大，实践办案中此类情况比较普遍。

3．当事人的瞒报、谎报。由于户籍信息涉及到计划生育等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涉及计划外生育问题时，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很有可能在原始登记时就瞒报、谎报出生日期，以此来逃避计生罚款。农村地区又存在着不去正规医院分娩而在自家接生的现象，导致除了当事人自报就无法取得出生日期。

4．事后改动户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事人为了提早就业或当兵，希望将自己

的出生日期以小改大提前拿到身份证，经派出所户籍警同意后对户籍作出修改；二是同样为了以上原因，但由于派出所不同意修改，当事人又以其他理由重新办理身份证件，出现一人有两份甚至多份法定身份证件的情况；三是公安机关在户口簿更换时由于工作粗心而导致户籍信息变更，出现新旧户籍登记材料不一致。

由于上述第一、二、三种原因导致的信息错误是原始记录不正确，因此难以判断其户籍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第四种原因由于是事后改动若可以调取原始户籍登记材料则可通过是否有改动痕迹以及新旧登记材料的对比来判断真实性，相对前三种情况而言较有可能进行判断。

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一)法定身份证据、户籍证明与言词证据有矛盾的审查与判断

办案实践存在着一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多个证明其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即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词。但证据间存在着矛盾，居民身份证或者户籍证明所证明的年龄大于证人证言反映年龄，主要原因如父母等陈述年龄以小改大或者以农历报出生。对于这类案件不能简单以证据证明力强弱一概而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判断。

首先要通过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其父母，寻找证据的异同点，针对矛盾作进一步补充和核实。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以小改大的情况，应当向原籍公安机关派出所调取原始记录，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辨别，对于确有改动的应当要求原籍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但实践中当地公安机关往往不愿就此出具有关证明或者提供有关证词，对于户籍是否修改不做明确表态，那么应当对原始登记材料进行复印、摘录，承办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再次，对于当事人提出原始登记存在错误的情况，应当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尽可能调取有关证据。最后，若没有证据证实户籍信息曾经修改，应当综合判断户籍信息与言词证据，若言词证据能够形成相关证据链的应当采信言词证据，否则应以法定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为准。然而对于当事人反映以农历报出生，涉及到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时，由于国情确实存在此类情况，且无法合理排除其陈述与辩解，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按照农历认定。

(二)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的审查与判断

1．出生证明。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医院无法提供出生证，但当事人自行提供在医院分娩的病例，在此情况下应当向医院调取当时的住院记录对病例进行核实，能够印证的住院记录和病例应当作为认定出生日期的证据采纳。

2．居(村)委会证明。本文所指其他证明年龄的书证均指各单位根据原始登记材料出具的证明。实践办案发现医院、计生办与学校的相关登记保存情况均比较良好，有原始记录可查，但居(村)委会的原始登记材料或交给当地派出所或时间长久已经丢失，所谓的居(村)委会证明仅是根据当事人记忆写成书面材料并加盖公章。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由于原始材料的缺失，其书面证明已无任何证明价值，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但建议对于承办当事人可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

3．学籍证明与计生办证明。此两项证明由于距离当事人实际出生日期较远，因此一般而言意义不大。但在当事人提出改动户籍以小改大的情况下，可以调取学校与计生办的相关材料，若当事人确实修改则一般改动户籍而不会去改动学籍与计生办登记，因此两相比对就可以判断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在原始信息就错误的情况下，则没有调取的必要。

4．非相关单位出具的书面材料。办案中存在的一个特别情况就是关于家谱的问题，由于家谱是家庭内部的记录，而非相关单位的登记，受个人主观影响较大，又难以核实其真实性。因此其虽然具有书证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不宜作为书证来采纳，但对于其反映的相关信息可以言词证据的方式对知情人调取。

(三)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在这里要探索的问题是在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件、户籍证明以及相关书证，仅有言词证据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实践发现，个别外来未成年人由于是计划外生育的，就一直没有办法报户口，又无法调取其他相关书证或言词证据，因此关于年龄问题仅有父母的证词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实践中只要父母的证词和其供述相一致，就照此予以认定。若双方内容不一致，则以父母证词为准，理由是就证明内容出生日期的了解情况而言，父母无疑比子女更了解，子女了解的信息也是源自父母；同时就证据形式而言父母的证人证言证明力也要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四)骨龄鉴定的审查与判断

采用骨龄鉴定的案件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到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但是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临界点”的案件，以及虽然不是涉及“临界点”案件，却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骨龄鉴定结论”，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年龄。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批复中的“慎重处理”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做出“就低不就高”的认定。而对于一些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不涉及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案件，可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以其白报的年龄认定。

四、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几点思考

建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解决实践办案中多个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筛选和对矛盾证据的甄别具有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作出一些思考。

(一)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总体要求

1．法律根据

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责任年龄证据采信一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关于自报年龄的规定；二是由地方法律部门共同出具指导性文件，如1996年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针对办案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证据矛盾突出联合发文《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该文件规定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没有法定身份证件的，可以使用户政管理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据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三是司法机关内部针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核提出工作要求，如上海市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责任年龄审核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以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规定及司法机关内部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均有所应用，且对

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制定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

2．采信证据原则

(1)最佳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采信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时，应当在优势证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判断运用。所谓的最佳证据即原始的书证，在此所指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籍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的原件。在上文提及的本市四机关共同发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外地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证明的意见》中已经规定认定身份应当首先使用法定身份证件，此外还规定“在法定身份证件未被依法否定之前，仍应以法定身份证件为准。”这样的规定其实已经明确在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身份时，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具有最佳证据的效力。所谓最佳证据效力是指与其他证据相比其证据效力最大，除非其被依法排除，否则认定身份就以其为准。当然，在此所指的户籍证明等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具有可采性的。

(2)言词证据补强规则。其实这一证据规则是参考世界各国证据立法的一个普遍做法，即仅有言词证据不足以作为裁判的依据，还必须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补强，才可以定案。考虑到我国户籍管理的混乱情况，即使户籍证明完全可采，仍有可能在其原始生成阶段就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错误，因此若有能够相互印证、补强的言词证据合理地排除法定身份证明，那么就采纳补强的言词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补强要达到如何一种程度?参照各国普遍的立法，一般要求补强需达到与言词证据的一致性，并能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这可能会受司法机关承办人员自由心证的影响，但补强的程度应该能使一般人达到确信，从而保证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

(3)不利被告人须由证据证明原则。这其实是以上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且在适用过程中应当优先根据以上两个规则进行分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年龄的辩解和有利证据，首先应当收集与其相反一面的证据，但是若穷尽所有证据仍无法达到一个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合法可采的户籍证明，而言词证据又无法印证或根本没有言词证据，且不存在补充调查取证的可能，可以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和裁判。但是，在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必须先依照上述规则进行判断，而不能直接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认定，因此这是两个规则后的一个补充原则。

3．证据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主要有下列四种：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该条规定，我国证据法学一般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

(二)证据审查与判断的具体规则主要内容

1．证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件，对于复制件应当记录来源，原件与复制件均应加盖公章。

2．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应当首先使用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法定身份证件。法定身份证件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给当事人证明其身份的法定证明，非法证据一律排除。如发现法定证件有真伪，应当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身份证制证中心甄别。

3．有法定身份证件情况下，仍应当向其原籍派出所调取户籍证明，以核实其法定身份证件。若无法定身份证件，必须调取户籍证明。

4．户籍证明必须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内容。对于公安机关从内网上调取的犯罪嫌疑人户籍信息材料，必须经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实，并加盖公章认可。

5．因法定身份证件或者户籍证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年龄出现矛盾时，应当补强言词证据，及时收集出生证明、计生办证明、居(村)委会证明、学籍证明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材料，从而裁判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6．出生证明应当由医院出具原始证明，若无原始出生证明应调取病人病例及住院记录等相关材料，在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纳。

7．居(村)委会应当根据原始出生信息登记材料出具证明，在原始记录丢失的情况下，不应再出具村委会证明，而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加以取证，并对其证实内容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使用。

8．因未报户口没有任何法定身份证据或户籍证明时，应当尽量收集证人证言。并尽量收集无利害关系人且本身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较强的证人证词，以印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龄。

9．因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且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临界点”的，或者系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骨龄鉴定结论与其自报年龄基本相吻合的，可以作为判断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根据不利被告人须由证据证明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

10．对于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清的，根据其自报年龄是未成年人，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不涉及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以白报年龄认定。

户籍证明范文第7篇

根据市公安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实名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切实提高住院分娩出生登记管理水平和出生人口信息统计准确率，现就我镇进一步加强出生实名登记和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出生实名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重要意义

出生实名登记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杜绝隐瞒生育达到再生育行为的关键环节，是控制溺弃女婴行为的有效措施。做好出生实名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有利于完善全镇妇幼保健信息和出生人口信息统计监测系统；有利于全面准确掌握出生人口及其性别比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有利于提高母婴保健工作水平，及早发现和诊治新生儿疾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公安、卫生、人口计生、统计等相关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规范出生实名登记、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切实履行职能，强化部门协作，共同做好工作，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平衡，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切实履行出生实名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职责

（一）卫生部门职责。

一是规范出生实名登记。凡孕产妇入院后，卫生部门必须主动查验孕妇及其配偶的《居民身份证明》，及时、真实、完整、规范登记分娩记录和夫妇双方相关信息。对未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应告知其在领取孩子《出生医学证明》时提供。对没有或不愿提供有效身份证明的，应在孕产妇住院分娩期间或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后24小时内向镇计生站通报，并在备注栏加以注明。二是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卫生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和便民利民的原则，按照住院分娩技术规范和医疗文书的要求，确保记录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及时免费发放《出生医学证明》。三是定期提供出生信息。每月10日前应向镇计生站提供上月的出生登记信息。

（二）公安部门职责。一是加强户籍准入管理。派出所或办证中心应依照户籍管理规定，凭《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在办理入户时要认真核查申办人提交的《出生医学证明》。发现《出生医学证明》可疑情形时，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暂缓办理，并通知卫生部门进一步核查。对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属于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按照有关规定在当事人补办《出生医学证明》后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属于1996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由村委会出具婴儿出生证明，经民警和镇计生站调查核实后，办理户籍登记手续。二是定期提供户籍登记信息。每月10日前各派出所或办证中心应向所在镇计生站提供上月的户籍出生人口登记信息。

（三）人口计生部门职责。一是定期采集信息。每月10日前派员到卫生部门采集出生人口信息，到公安派出所或办证中心采集户籍登记信息。二是及时核实信息。对采集的出生、户籍登记信息进行核实分类处理。对属于本镇的对象，及时录入人口信息库；对不属于本辖区的对象，要通过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向户籍地或现居住地进行反馈，由户籍地或现居住地进行核查；对情况不明的对象，要及时将此信息向卫生部门反馈，并进行备案。三是用好统计信息。对卫生、公安部门提供的出生实名、户籍登记信息，及时进行汇总、分析和核查，更新育龄妇女综合信息和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完善人口基础信息资料，全面准确掌握人口出生情况。

（四）统计部门职责。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加强出生人口及性别比统计数据的检查和分析，发现瞒报出生、篡改性别及统计信息的行为，依法配合镇计生站予以查处。

三、严格执行出生实名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

（一）建立信息会商制度。镇公安、卫生、人口计生和统计等部门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互通相关信息，会商解决问题。遇有特殊情况，及时会商。每次的会商情况，由镇计生站向政府汇报。

（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有关部门对虚报、瞒报、拒报、篡改出生人口信息，提供虚假身份证件，授意统计机构及统计人员弄虚作假、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行为，要依照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对单位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和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查处。

户籍证明范文第8篇

一、犯罪嫌疑人年龄认定困难原因

1.户籍资料错误。我国户籍管理中明确要求公民必须以公历的出生年月日进行户籍登记，一般而言，附近期照片的户籍资料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出生日期，但由于我国户籍登记在某些地区缺乏有效监督和严格管理，导致户籍材料有误。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报户口时报错；二是户籍登记人员工作失误；三是虚报年龄

2.医学出生资料的缺失造成查证和核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年龄困难。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一些父母在生孩子时选择家庭分娩，没有留下出生医学证明等文字方面的依据来确认真实的出生日期；有的虽是在正规医院分娩，但医院对十多年前的出生资料没有妥善保存，难于查找。甚至还有个别出生证明的真实性都令人怀疑，如笔者承办的未成年人王某某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父母提供了某卫生所出具的王某某的出生证明与其户籍资料中的出生日相差答两年，但经承办人事后走访调查，该证明是犯罪嫌疑人的父亲在案发后回老家补办的出生证明。

3.犯罪嫌疑人隐瞒真实身份、或者冒名顶替，导致身份不明。有些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有前科、或在他地作案留下手印脚印等案底的，趋于利弊分析，在归案后有意隐瞒自己真实姓名、年龄、住址等身份情况，假报他人身份。还有的未成年人义气重，不懂法律利弊及后果，或为怕家人责骂，故冒名顶替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借用他人身份证，致使司法机关无法查证真实年龄，也无法及时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属联系，导致侦查、审理期限的拖延，也导致无法及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证人做伪证。随着公民普遍法律意识和规避法律意识的提高，实际年龄在14岁至18岁上下两年浮动的、犯罪嫌疑人及家属多选择在年龄上做文章，弄虚作假，有意篡改户籍资料或者提供伪证，减小犯罪嫌疑人的年龄，逃避罪责妄图使之不构成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犯罪嫌疑人的邻居、同学、朋友等知情人，有的因出于义气帮忙，有的受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威胁或利诱，有的怕承担真实作证而导致的不必要的麻烦，故隐瞒实情，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作伪证，影响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真实年龄的正确认定。

二、解决犯罪嫌疑人年龄认定困难的对策

笔者认为司法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真实年龄的过程中要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统一，对于原始证据材料相互矛盾导致年龄查证困难的案件，要以相互矛盾之原始证据材料为查证切入点，着重查证原始证据材料的真伪性，与其他相关证据之相互印证性；注意原始证据材料易混淆导致年龄查证错误的情形，在查证犯罪嫌疑人年龄时，要以了解犯罪嫌疑人家庭成员情况为查证切入点，着重审查被告人有无冒充其胞生兄妹的情况；对于原始证据材料缺少导致年龄查证困难的案件，要以证人证言的提取作为查证切入点和主要查证方向。另外，针对查证犯罪嫌疑人年龄困难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

在原始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源头上杜绝行为人虚报年龄，消除户籍登记方面的漏洞。针对我国现存户籍制度的不完善，对农村人口的错、漏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消除户籍登记方面的漏洞。另外，应确定户籍的统一管理机构。现在有的地方，对户籍的管理并不是由派出所管理，而是由行政部门兼管。所以在管理、运作上造成不统一。对此，户籍的登记、管理应统一收由派出所管理。建立户籍资料网络系统。中国人口多，居住地点分散，上述用信函的调查方式，是落后的，效率十分低。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户籍的全国性联网也应相应建立，户籍管理部门将全国人口的户籍资料进行联网成为可能。公安机关对户籍网络系统进行专门管理、保护，能够有效地利用系统，也可以对网络进行保护，一举两得。健全户籍资料。现在的户籍资料，大部分只是登记出生日期、姓名、住址等，对登记人的流动、工作地点等都记录不详细，对登记人的血型、指纹都没有记录。从刑事案件上看，血型、指纹是十分重要的，是确定一个人的客观指标，被告人可以假冒他人的姓名、年龄，但血型、指纹的伪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抓获被告人后，都能够提取到血型、指纹，如果户籍登记中有相关的资料，对确定被告人身份是十分容易和清晰。另外，对登记人的人像资料，亦应定期更新，确保能够掌握登记人准确的样貌特征。

2.查证方法多元化，综合质证。

在实践中，记载并证实犯罪嫌疑人临界年龄的证据材料是比较多的，可以从证据的不同种类出发，多角度，综合查证，采取证据。第一类，原始书证。结合人口普查登记，查询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簿。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上记载的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一般是真实、准确的。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簿在县、市、省档案馆存贮。查户口登记簿、被告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查家谱、族谱；查出生证明。查入学注册登记。第二类，言辞证据。问接生员，问被告人的同龄人的父母，问知情人的证人，问被告人的父母亲，以上证据来源，申报、陈述的年龄信息也会有出入的地方，造成查证的相关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记载不准确，认定时要与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起来进行全面、客观、正确地综合分析认定，注意发现各种证据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现矛盾的原因，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必要时还应进一步收集有关证据。第三类，鉴定报告。人有很多种年龄，包括时间年龄、生物学年龄、心理学年龄、骨龄等。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是人体生物学年龄的重要内容，是用骨骼的生长发育成熟和衰老的规律来推断年龄的。在人生长发育过程中，最容易真实地反映生长时间的是骨骼系统。评价人的生长发育，衡量人的成熟水平的方法很多，惟有骨龄更能准确地反映人的真实年龄。利用骨龄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法庭科学中。我国将骨龄鉴定应用于法庭科学是近年的事情，在法庭科学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病理损伤室可通过活体的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 线片上所示的骨骼发育情况，准确地推断个体年龄，将骨龄与实际年龄的误差控制在1岁范围。实际案件中，对无名尸案、白骨化案、碎尸案的侦破、遇难者身份鉴定多通过骨龄鉴定。但必须指出的是，根据笔者侦查工作的实践经验，鉴定单位对被鉴定人所作的骨龄鉴定情况表明，鉴定单位对被鉴定人的骨龄限定在一个相对的年龄范围内，这涉及到对骨龄鉴定的准确性以及司法机关认定鉴定结论的证明能力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检测的结论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或相接近，而且不涉及临界年龄的确定，问题还不大，但一旦遇到临界年龄的界定问题就应严格把握，慎重采纳。

3.对审查中犯罪主体年龄的证据进行全面、客观、正确地综合分析认定

一般来讲，依现行法律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都是以户籍为准。但从现实的司法实务的复杂性出发，认定出生时间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以户籍证明为准。当然有证据与户籍证明相矛盾就户籍证明，这也是不可取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犯罪事实基本构成与诉讼证据认证原则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客观事实。在认定出生时间问题上，如何看待户籍证明及其他证据呢，这涉及到我国刑事证据采纳的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显然，我国对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出生时间这一问题上，对其证据讲究的是确实、充分。在认定出生时间这一问题上，当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时，我们必须将其矛盾合理排除，而不应该仅仅以谁的证明力大就采纳谁。换句话说，现实当中有的地方存在的当户籍证明与其它证据存在矛盾时一概采纳户籍证明的观念是错误的。认定时要与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起来，根据刑事诉讼中公诉的证明标准，对审查中临界年龄的证据进行全面、客观、正确地综合分析认定。

户籍证明范文第9篇

「关键词选民条件，居民自治，户籍，剥夺政治权利

江山的户口所在地为汉阳区洲头街，但其长期居住在深圳市罗湖区独树社区。4月8日，独树社区公告选民登记，规定“选民登记从2005年4月8日到 2005年4月23日止，望居民相互转告”。4月22日上午，江山到选举委员会索取了《致全体选民的一封信》，并在此后以符合该信的选民条件为由持身份证要求进行选民登记，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对其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并同时要求其按照选民条件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日下午下班前，江山将一份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放弃当地居委会选举资格的《证明》传真件交给了选举委员会，但4月25日选举委员会第一榜公布的选民中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解释说，“复印件和传真无效，需要原件”。 4月28日，江山将《证明》原件交给了居委会工作人员。4月29日，选民榜第二榜仍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告知他还缺少三样东西：一是由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二是由工作单位开出的工资证明，三是出示房产证原件。其间，江山和另外一些居民共计十五人向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延期选民登记截止日期的报告》，选举委员会经请示后同意将最后的选民登记日期延长到5月6日。在此之前，江山只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作及上述《证明》原件，未提交其他相关资料。在 5月6日选举委员会公布第三榜选民名单中亦未有江山的姓名。5月12日，江山以选举委员会侵犯其选举权利为由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并于5月16日收到了民事裁定书［（2005）深罗法立裁字第5号］。法院认为，江山向法院时，并未经选举委员会处理决定，不符合条件。5月19日，在选举委员会对其申诉进行口头答复之后，江山不服选举委员会的答复，再次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

在庭审过程中，诉辩双方对江山是否具有选民资格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基［2004］35号文件《关于做好我省社区党组织和第二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认为作为一个独树区选民，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二是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其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居民，这类居民同时还必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在进行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将本案提交了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江山的户籍所在地为武汉汉阳区，其要求成为登记成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的选民，就必须遵循广东省及深圳市居民委员会选举的相关规定，主动地提供可以证明其作为合法选民的证明材料。虽然江山提供了一份证明原件，但其内容是“江山因故不能参加本社区组织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不是按照选民条件的要求明确证明其“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因此无法证明人江山没有在原籍进行本届居民委员会的选民登记，同时，江山在承诺的期限内未提交关于政治权利等相关材料。据此，法院判决江山不具有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居委会本届选民资格。

「评析

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社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江山不符合《通知》规定的选民条件，不具有选民资格，法院对选举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通知》对选民条件设置的合法性和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并分析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系。

一、《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在本案中，涉及选民条件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要准确地回答《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们必须弄清二者的真正分歧以及何谓《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

1.二者对选民条件规定的不同之处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进行了不同规定。《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①]这一条款对选民身份的成立确定了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本居住地居民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按照《通知》的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或者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并且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的居民才具有选民资格。《通知》对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和不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设置了不同的选民条件。对于前者，要成为选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知》并没有规定这类居民必须真正地居住在其户籍所在的社区。对于后者，要成为选民，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居住达半年以上、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享有政治权利和放弃户籍所在地选举权利的证明。比较而言，《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设置有很大差异，后者更为苛刻。但是，二者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是否对固定居所、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以及连续居住进行了规定，更不在于在有没有要求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于户籍是否构成了选民的条件之一。

纵观《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规定，户籍是一个显见的因素，它构成了居民成立的核心条件。《通知》规定，只要某一公民具有广东省户籍，他（她）便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的“本居住地区居民”，至于其实际上是否住在本社区、住了多长时间、是否是连续性的居住，都在所不问。如果某一公民不具有广东省某一社区的户籍，他（她）便不是该社区的居民，即使他（她）长期住在本社区，因此不享有选民资格。不过考虑到公民迁徙如潮的事实，《通知》的制定者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厚”之心，它将这部分不是广东省的“居民”也纳入到“社区居民”的范畴。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成为“社区居民”，除了和具有户籍的居民一样要具备三个条件外，还要在某一社区居住达半年以上，并且不能是无业游民，必须具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和固定合法的生活来源。总之，在《通知》中，户籍是作为选民的核心条件。那么，《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否将户籍作为了选民的条件呢？从条款的字面规定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规定了三个条件，无一明确涉及到“户籍”的字样。从表面上看，《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民条件的规定差异很大，但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是《通知》明确规定“户籍”是选民条件之一，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则规定为“本社区居民”。鉴于《通知》是效力低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下位法，其对选民条件的规定不得违背上位法的规定，因此，《通知》将户籍作为选民条件之一，可以被视为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 的细化和解释。所以，二者的真正区别在于“户籍”是否是一个公民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2.“户籍”是否是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居民委员会组织》确定的三个条件中，“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相对容易理解和确定，但对何谓“本社区居民”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正是对何谓“居民”的立法和解释的缺失，造成了《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间的分殊。因此，确定“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是决定《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关键一步。鉴于《通知》将户籍作为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因此，这一问题也就转换为户籍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构成条件。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意味着我们要弄清《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本社区居民”的立法原意。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依文义解释的原理，所谓“本社区居民”，那当然是指居住在某一社区的自然人。但在事实上，自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④]以来，我们对“居民”的理解便有了不同的逻辑。从此以后，“村民”与“居民”成为一个与户籍相关联的术语，所谓“居民”，是指具有城市户籍的公民，“村民”则是指具有农村户籍的公民。它们同时也表明了二者在权利、待遇等等方面的差别。[⑤]《通知》对“居民”的定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⑥]那么，这样一种认识逻辑是否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呢？这需要我们对这部法律中的一些条款进行整体、系统和历史的解释。

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看，尽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对何谓“居民”进行详细说明，但其第6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这一条款中的“居民居住状况”、“一百户至七百户”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客观主义原则，即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是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唯一标准。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推定，居住实际的居住情况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某一社区居民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户籍。因为，对于何谓“居住状态”，只能对某一社区的居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后方能有确定的结论。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华人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发现这样的立法本意。该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因此，依据一种整体和系统解释的方法来确定何谓“居民”，我们可以获得的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即是否居住在某一社区中，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该社区中居民的唯一标准。

考察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立法历史及其变迁，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系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12月31日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一条款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为主的客观主义原则，二是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三是在范围上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宜。在这三个原则中，依实际居住情况设立居民委员会是主要原则。事实上，该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按照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199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原则进行了部分修正，其第6条除了规定要根据 “居民居住状况”，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居民自治组织外，还以“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取代了“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的传统做法。由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居民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区的公民。其中，居住的事实是确定何谓居民的唯一条件。

在确立了上文的分析结论之后，《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便是一个答案明确的问题。上文的分析显示，无论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来看，还是从这一立法的变迁历史来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人为确立的户籍登记制度及作为其结果的户籍登记结果。《通知》在确立选民条件时，将户籍作为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并据此来断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而享有选民资格，显然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不符，也直接违反了这一法律第8条的规定。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江山选举案中，人及其人提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在公榜的过程中认为江山不具备选民资格，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这实际上对举证责任提出了异议。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一个公民是否具有选民资格，必然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岁、享有政治权利的本社区居民。那么，是只有一个公民自己提供上述三个条件的证据，他（她）才具有选民资格，还是他（她）当然地被视为具有选民资格呢？换言之，在确定选民资格的过程中，是公民承担证明自己具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还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承担某一居民不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无意探讨证明责任分配一般理论和实践的是非得失，只想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的“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条件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区选举委员会认为公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法院对此主张予以认同。那么，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是不是居民自己的责任呢？这需要首先分析“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

剥夺政治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确定的一种附加刑。《刑法》第54条、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从逻辑发展的角度而言，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的出现表明了某一公民已经触犯刑律并且已经被法院判决处以相应的刑罚。所以，剥夺政治权利与罪犯是形影不离的，即有罪宣判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结果出现的前提。如果某一公民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他（她）一定是罪犯。因此，证明公民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实际上即证明公民是不是有罪。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涉及到是实行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和罗湖区法院所坚持居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才有选民资格，实际上将这一证明的重担压在居民个体身上。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犯罪，是否是罪犯。如果一个居民无法提供其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那么他（她）就被推定为不享有政治权利，这实际上是将这一居民推定为罪犯。对居民课以无罪证明的责任，就是进行有罪推定，即将所有的居民都视为罪犯，如果没有提供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即为有罪。显然，这样的有罪推定逻辑与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原则和刑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性质决定了犯罪是其行为前提，罪犯是其主体和处罚对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居民排除在合格选民的范围之外，但提供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的责任只能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来承担，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精神及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

三、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联

从《通知》确定的选民条件来看，户籍是一个核心因素。这蕴含着一个推理逻辑，即户籍管理制度是居民自治的法律前提和基础。通常人们也认为，居民和村民相区分的真正标准实际是一纸户籍，《户口登记条例》是居民自治实施的法律前提。这样一种通说，也构成了对上文分析结论的一个可能的挑战，因为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认知指导了人们的实践。但是，这只是对二者关系的错误的认识。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以前的1954年，我国便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地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说明基于居民实际居住而形成的“户”是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本单位。《户口登记条例》也确立了“户”对于户籍登记的先在性地位。该法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第6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这些都表明户籍的成立是以“户”之存在为前提的，而“户”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公民实际的居住状况的基础之上。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1958年全国进行户籍登记时，公民在城市和农村的居住事实构成了城市居民户籍和农村村民户籍成立的事实性前提。所以，户籍是对居民和村民居住事实的记载，是公民在不同地域的居住事实决定了户籍的性质。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表明了一个公民可能的居住区域，将一个公民区分为居民和村民，但却不是一个公民到底是村民还是居民的决定因素。总之，《户口登记条例》首先具有户口登记的功能，而它的这一功能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居民实际居住的事实之上的。

除了居住事实的记载功能外，《户口登记条例》出台还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来实现的。《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当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受到严格控制时，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转换便在事实上被阻绝了，进而，公民的迁徙自由也是徒有虚名。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再是对居民居住事实的记载了，它衍生了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但是，农村户籍和城向户籍的转换的不可能，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公民居住区域的变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制度坚如涅盘的时代，由于户籍与粮油等生存物资的分配紧密相连，从而使公民的迁徙和居住区域的变化近似于不可能，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制度不断被撬开缺口并最终为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此时，公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已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居住区域和状态的变化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以公民居住事实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可以不承认这种变化并极力阻止它的发生，但户籍制度对户籍类型的控制并不能抹杀农村村民居住及分布和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及分布的变化，而这种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和分布的现实状况正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客观基础。因此，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记载在册的户籍。《户口登记条例》不是居民自治委员会建立的法律基础，它与居民自治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

四、余论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后，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各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

[②]可以预计的是，按照《通知》的规定，即使他（她）在本社区居住了一辈子，他（她）也不是该社区的居民。

[③]何谓“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参考刑法中第54条规定，而是否“年满十八周岁”则可以通过身份证来确认。

[④] 该法第10条规定：“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⑤] 我们可以从路遥创作的小说人物如高加林等身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对村民（农民）非国民待遇以及其造成的心灵扭曲。

[⑥] 将户籍与公民的居住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有《民法通则》第15条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不过该法本条的规定体现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倾向，即当公民的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被视为住所。

[⑦]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条。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4条、第58条。

户籍证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选民条件，居民自治，户籍，剥夺政治权利

江山的户口所在地为汉阳区洲头街，但其长期居住在深圳市罗湖区独树社区。4月8日，独树社区公告选民登记，规定“选民登记从2005年4月8日到2005年4月23日止，望居民相互转告”。4月22日上午，江山到选举委员会索取了《致全体选民的一封信》，并在此后以符合该信的选民条件为由持身份证要求进行选民登记，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对其身份证进行了登记，并同时要求其按照选民条件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日下午下班前，江山将一份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放弃当地居委会选举资格的《证明》传真件交给了选举委员会，但4月25日选举委员会第一榜公布的选民中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解释说，“复印件和传真无效，需要原件”。4月28日，江山将《证明》原件交给了居委会工作人员。4月29日，选民榜第二榜仍没有他的姓名。选举委员会告知他还缺少三样东西：一是由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二是由工作单位开出的工资证明，三是出示房产证原件。其间，江山和另外一些居民共计十五人向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延期选民登记截止日期的报告》，选举委员会经请示后同意将最后的选民登记日期延长到5月6日。在此之前，江山只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作及上述《证明》原件，未提交其他相关资料。在5月6日选举委员会公布第三榜选民名单中亦未有江山的姓名。5月12日，江山以选举委员会侵犯其选举权利为由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并于5月16日收到了民事裁定书［（2005）深罗法立裁字第5号］。法院认为，江山向法院时，并未经选举委员会处理决定，不符合条件。5月19日，在选举委员会对其申诉进行口头答复之后，江山不服选举委员会的答复，再次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讼。

在庭审过程中，诉辩双方对江山是否具有选民资格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基［2004］35号文件《关于做好我省社区党组织和第二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认为作为一个独树区选民，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二是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其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居民，这类居民同时还必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在进行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将本案提交了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江山的户籍所在地为武汉汉阳区，其要求成为登记成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的选民，就必须遵循广东省及深圳市居民委员会选举的相关规定，主动地提供可以证明其作为合法选民的证明材料。虽然江山提供了一份证明原件，但其内容是“江山因故不能参加本社区组织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不是按照选民条件的要求明确证明其“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因此无法证明人江山没有在原籍进行本届居民委员会的选民登记，同时，江山在承诺的期限内未提交关于政治权利等相关材料。据此，法院判决江山不具有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独树社区居委会本届选民资格。

「评析

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社区选举委员会认为江山不符合《通知》规定的选民条件，不具有选民资格，法院对选举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通知》对选民条件设置的合法性和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并分析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系。

一、《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在本案中，涉及选民条件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要准确地回答《通知》是否违反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我们必须弄清二者的真正分歧以及何谓《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

1.二者对选民条件规定的不同之处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进行了不同规定。《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①]这一条款对选民身份的成立确定了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本居住地居民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按照《通知》的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或者户籍虽然不在本社区但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享有政治权利并且提供了其户籍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居（村）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的居民才具有选民资格。《通知》对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和不具有深圳市户籍的居民设置了不同的选民条件。对于前者，要成为选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周岁、具有本社区户籍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知》并没有规定这类居民必须真正地居住在其户籍所在的社区。对于后者，要成为选民，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居住达半年以上、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享有政治权利和放弃户籍所在地选举权利的证明。比较而言，《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设置有很大差异，后者更为苛刻。但是，二者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是否对固定居所、固定合法生活来源以及连续居住进行了规定，更不在于在有没有要求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而在于户籍是否构成了选民的条件之一。

纵观《通知》对选民条件的规定，户籍是一个显见的因素，它构成了居民成立的核心条件。《通知》规定，只要某一公民具有广东省户籍，他（她）便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的规定的“本居住地区居民”，至于其实际上是否住在本社区、住了多长时间、是否是连续性的居住，都在所不问。如果某一公民不具有广东省某一社区的户籍，他（她）便不是该社区的居民，即使他（她）长期住在本社区，因此不享有选民资格。不过考虑到公民迁徙如潮的事实，《通知》的制定者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厚”之心，它将这部分不是广东省的“居民”也纳入到“社区居民”的范畴。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要成为“社区居民”，除了和具有户籍的居民一样要具备三个条件外，还要在某一社区居住达半年以上，并且不能是无业游民，必须具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和固定合法的生活来源。总之，在《通知》中，户籍是作为选民的核心条件。那么，《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否将户籍作为了选民的条件呢？从条款的字面规定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规定了三个条件，无一明确涉及到“户籍”的字样。从表面上看，《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民条件的规定差异很大，但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是《通知》明确规定“户籍”是选民条件之一，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则规定为“本社区居民”。鉴于《通知》是效力低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下位法，其对选民条件的规定不得违背上位法的规定，因此，《通知》将户籍作为选民条件之一，可以被视为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本社区居民”的细化和解释。所以，二者的真正区别在于“户籍”是否是一个公民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2.“户籍”是否是成为“本社区居民”的必备条件

《居民委员会组织》确定的三个条件中，“年满十八周岁”和“没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相对容易理解和确定，但对何谓“本社区居民”没有作出明确说明。正是对何谓“居民”的立法和解释的缺失，造成了《通知》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间的分殊。因此，确定“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是决定《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关键一步。鉴于《通知》将户籍作为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判断标准，因此，这一问题也就转换为户籍是否是“本社区居民”的构成条件。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意味着我们要弄清《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本社区居民”的立法原意。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依文义解释的原理，所谓“本社区居民”，那当然是指居住在某一社区的自然人。但在事实上，自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④]以来，我们对“居民”的理解便有了不同的逻辑。从此以后，“村民”与“居民”成为一个与户籍相关联的术语，所谓“居民”，是指具有城市户籍的公民，“村民”则是指具有农村户籍的公民。它们同时也表明了二者在权利、待遇等等方面的差别。[⑤]《通知》对“居民”的定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⑥]那么，这样一种认识逻辑是否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呢？这需要我们对这部法律中的一些条款进行整体、系统和历史的解释。

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看，尽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对何谓“居民”进行详细说明，但其第6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这一条款中的“居民居住状况”、“一百户至七百户”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客观主义原则，即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是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唯一标准。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推定，居住实际的居住情况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某一社区居民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户籍。因为，对于何谓“居住状态”，只能对某一社区的居住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后方能有确定的结论。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华人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中发现这样的立法本意。该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因此，依据一种整体和系统解释的方法来确定何谓“居民”，我们可以获得的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即是否居住在某一社区中，是确定一个公民是否是该社区中居民的唯一标准。

考察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立法历史及其变迁，我们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系1990年1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12月31日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一条款确立了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三个原则，一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为主的客观主义原则，二是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三是在范围上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宜。在这三个原则中，依实际居住情况设立居民委员会是主要原则。事实上，该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按照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199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原则进行了部分修正，其第6条除了规定要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居民自治组织外，还以“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取代了“以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作为参照”的传统做法。由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居民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区的公民。其中，居住的事实是确定何谓居民的唯一条件。

在确立了上文的分析结论之后，《通知》是否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便是一个答案明确的问题。上文的分析显示，无论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来看，还是从这一立法的变迁历史来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居民委员会设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人为确立的户籍登记制度及作为其结果的户籍登记结果。《通知》在确立选民条件时，将户籍作为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并据此来断定一个公民是否是本社区居民而享有选民资格，显然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原意不符，也直接违反了这一法律第8条的规定。

二、举证责任的分担

在江山选举案中，人及其人提出，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在公榜的过程中认为江山不具备选民资格，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这实际上对举证责任提出了异议。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一个公民是否具有选民资格，必然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年满十八岁、享有政治权利的本社区居民。那么，是只有一个公民自己提供上述三个条件的证据，他（她）才具有选民资格，还是他（她）当然地被视为具有选民资格呢？换言之，在确定选民资格的过程中，是公民承担证明自己具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还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承担某一居民不备选民资格的举证责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本文无意探讨证明责任分配一般理论和实践的是非得失，只想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的“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条件举证责任的归属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从本案的庭审记录和法院的判决来看，独树区选举委员会认为公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法院对此主张予以认同。那么，证明自己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是不是居民自己的责任呢？这需要首先分析“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

剥夺政治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确定的一种附加刑。《刑法》第54条、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从逻辑发展的角度而言，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的出现表明了某一公民已经触犯刑律并且已经被法院判决处以相应的刑罚。所以，剥夺政治权利与罪犯是形影不离的，即有罪宣判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结果出现的前提。如果某一公民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那么他（她）一定是罪犯。因此，证明公民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实际上即证明公民是不是有罪。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涉及到是实行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独树区选举委员会和罗湖区法院所坚持居民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才有选民资格，实际上将这一证明的重担压在居民个体身上。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要求居民证明自己有没有犯罪，是否是罪犯。如果一个居民无法提供其没有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那么他（她）就被推定为不享有政治权利，这实际上是将这一居民推定为罪犯。对居民课以无罪证明的责任，就是进行有罪推定，即将所有的居民都视为罪犯，如果没有提供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即为有罪。显然，这样的有罪推定逻辑与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原则和刑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性质决定了犯罪是其行为前提，罪犯是其主体和处罚对象。《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居民排除在合格选民的范围之外，但提供是否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证明的责任只能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来承担，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精神及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

三、户籍管理制度与居民自治的关联

从《通知》确定的选民条件来看，户籍是一个核心因素。这蕴含着一个推理逻辑，即户籍管理制度是居民自治的法律前提和基础。通常人们也认为，居民和村民相区分的真正标准实际是一纸户籍，《户口登记条例》是居民自治实施的法律前提。这样一种通说，也构成了对上文分析结论的一个可能的挑战，因为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认知指导了人们的实践。但是，这只是对二者关系的错误的认识。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以前的1954年，我国便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法第3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居民的居住情况并且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地以一百户至六百户居民为范围。这说明基于居民实际居住而形成的“户”是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本单位。《户口登记条例》也确立了“户”对于户籍登记的先在性地位。该法第5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第6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这些都表明户籍的成立是以“户”之存在为前提的，而“户”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公民实际的居住状况的基础之上。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1958年全国进行户籍登记时，公民在城市和农村的居住事实构成了城市居民户籍和农村村民户籍成立的事实性前提。所以，户籍是对居民和村民居住事实的记载，是公民在不同地域的居住事实决定了户籍的性质。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表明了一个公民可能的居住区域，将一个公民区分为居民和村民，但却不是一个公民到底是村民还是居民的决定因素。总之，《户口登记条例》首先具有户口登记的功能，而它的这一功能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居民实际居住的事实之上的。

除了居住事实的记载功能外，《户口登记条例》出台还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来实现的。《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当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受到严格控制时，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转换便在事实上被阻绝了，进而，公民的迁徙自由也是徒有虚名。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再是对居民居住事实的记载了，它衍生了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但是，农村户籍和城向户籍的转换的不可能，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公民居住区域的变化。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制度坚如涅盘的时代，由于户籍与粮油等生存物资的分配紧密相连，从而使公民的迁徙和居住区域的变化近似于不可能，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制度不断被撬开缺口并最终为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此时，公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已经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居住区域和状态的变化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以公民居住事实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可以不承认这种变化并极力阻止它的发生，但户籍制度对户籍类型的控制并不能抹杀农村村民居住及分布和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及分布的变化，而这种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和分布的现实状况正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客观基础。因此，居民委员会建立的基础是居民的居住状况而不是记载在册的户籍。《户口登记条例》不是居民自治委员会建立的法律基础，它与居民自治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

四、余论

在《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后，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一个城乡分剧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城乡二元割据的社会现状，使人们牵强地将户籍制度与居民自治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对于法院而言，根据人们对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居民自治法律的通常理解来裁断本案，而不去探寻有关法律制定的时代背景和真实的立法本意，也许是便利的。但是，法院作为法律公正的守护神，其天生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作出判断。因此，正确地理解法律，揣摩立法意图，是一个必备的司法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早已对户籍管理制度提出质疑，而且一些部门还对这一制度进行一定的补救和修正之时（如《通知》将户籍不在广东省的居住者纳入可能选民的范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法院在勘正人们关于户籍管理制度和居民自治制度间关系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各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

[②]可以预计的是，按照《通知》的规定，即使他（她）在本社区居住了一辈子，他（她）也不是该社区的居民。

[③]何谓“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参考刑法中第54条规定，而是否“年满十八周岁”则可以通过身份证来确认。

[④]该法第10条规定：“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⑤]我们可以从路遥创作的小说人物如高加林等身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对村民（农民）非国民待遇以及其造成的心灵扭曲。

[⑥]将户籍与公民的居住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有《民法通则》第15条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不过该法本条的规定体现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倾向，即当公民的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被视为住所。

[⑦]《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条。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4条、第5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