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论文范文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全文）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长话短说，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保罗塞缪森,罗伯特索罗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我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国决定放弃作为货币政策支柱的固定汇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可以比较一下这段时期日本的经历，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是从1955到1971年，除了后来中国的经济，这种高速增长以前从未有过，从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了16年，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出现后来日本人所谓的“突然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大量的讨论：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实行弹性汇率。日本政府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日元汇率不实行浮动，之前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他们将继续保持这一货币政策，接下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五年，直到1971年他们采用浮动汇率制。接下来的十年日本经济开始变糟，对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十年，在八十年代，日本采用了弹性汇率制。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和“港股直通车”等政策的不断推出，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次序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未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前，不应当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这是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上的最重要一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潜在的市场需求，因而无法据此研判合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既然如此，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就有无的放矢之嫌。

笔者在2005年1月曾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政策论文”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文章的题目为“本末倒置？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有弹性的汇率”。其主要结论是，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在理论上，笔者仍然坚持当初的观点，即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然而，当前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么重要。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选择了让人民币渐进升值，这一战略已经被市场当做一个事实所接受，从而使市场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升值预期。同时，中国政府还提出要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给定这些前提，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次序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灵活空间。

既然政策制定者事前在诸方案中选择了渐进升值战略，事后，它就成为唯一的政策选项。任何改变这一战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有损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此外还会引起新一轮且更剧烈地针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

鉴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有些分析人士提出，再来一次 “一次性”升值。然而，这一建议在实际中缺乏操作性。一次性升多少合适？百分之三还是百分之五？抑或更多？

笔者判断，任何小幅度的一次性升值，不仅无助于消除反而会加剧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所以，除非中国政策制定者敢于做一次大幅度（即15%以上）汇率重估，从而“一步到位”，坚持既定的渐进式升值战略应为上策。

渐进式升值战略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就不算彻底完成。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就不应有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当前正是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有利时机。

既然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它就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鉴于当前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即使完全开放，也未必有人愿意做境外投资，既然开放了效果不大，加之还有一些负面风险，还不如不开放。但如果循着这一思路，恐怕永远也等不到最佳的资本开放时机。因为，如果将来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时，开放资本账户的顾虑会更多，到那时即使想开放也不敢了。

当前应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有利时机。

首先，正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目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并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资本外流的规模在开放初期，会相对有限从而可控。这样的环境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提供了难得的缓冲适应期。

其次，即使存在强烈升值预期，中国境内居民仍然会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出发，对投资海外有相当大的兴趣。近期，一些境内合格机构投发售的境外投资基金受到大力追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考虑到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升值因素，以及相关交易费用，很显然，仅仅从收益角度根本无法解释境内投资者所表现出的投资热情。

第三，放开资本管制有利于缓解境内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相反，如果迟迟不开放，境内资产价格上涨会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最终可能使对资产泡沫破裂的顾虑像当年对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顾虑一样，变成中国资本账户迟迟不能开放的阻碍。

有必要说明一点，本文所呼吁的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是指中国境内居民对海外投资资金的开放。

鉴于外汇储备仍然在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应该加大而不是放松对外国资金流入中国的封堵力度。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今日有幸看到谢树平教授发表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中的《政治综合探究题的变化走势、定位与命制》[1]（以下简称谢文）一文，深受启发。他站在大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所作的高屋建瓴、深富前瞻性的言论的确发人深省，然而读罢全文再细细品味，总觉得与我们中学教育的实际存在着一段距离。笔者试就谢文的观点提一些异议，以表达高中教学对命题的需求。

一、站在新课程角度看，不应把探究性试题与探究性学习方式混在一起

探究性学习方式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而了解社会、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其特点是（1）师生关系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2）学习的基本形式是“以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方式”，（3）学习的基本内容是“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以解决问题”[2]。探究性试题是指以探究性题材进行命题，研究课题结论是未知的、非预定的，是由学生在题目所给的情境中，根据所研究的课题来设计方案，运用已有的学科知识，通过假设、实验、求证等科学研究方法最终解决问题得出结论的试题类型。

从此二者的涵义看，探究式学习方式的重点是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探究题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探究活动的一般程序：学生主动确立课题，选择科学的方案，提出合理的猜想并通过较为合理的推理获得结论的行为。探究式命题涉及的内容的确比探究式学习方式来得更广泛，但是不得不强调的是用已有的知识去分析、获取新的知识仍应是命题的赋分重点；更进一步地说，求证某一知识（可能这个知识并不是学生已知的，但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来的）也应成为探究式命题的重点。相反，对探究程序和方案设计的考查可以适当降低赋分，我们的意见在谢文中得到了共鸣：“仿效研究性学习的设计思路设计探究课题，用研究性学习的一般程序步骤和方法应答，只要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强化训练，没有真正参加过研究性活动的学生也能做得出来。”这显然不是高考的初衷，故而正如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为江苏省在最近两年的命题所摒弃。尽管谢文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在考查内容的定位上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难道考查探究的程序要比考查探究的能力更重要吗？2010年上海卷第26题或者是一种启示。我们也试着命制一题，是为回应。

例1.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孔子儒学的提出到孟子的更加系统化，由董仲舒加以制度化，到宋学发展，经朱熹令之变成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的学问，从而为后来明清两代的儒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存在着两条线，一条是主张将儒家制度化、属于改革的实践的路线；一条是主张儒家思想化，属于守成的研究的路线。思想家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后者占主流，但是当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则前者占了主流。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发展过程的理解（难度低一些：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文化在选择中前进的理解）。

这种题型其实在历史课探究题中已经普遍采用，政治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且“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这个观点在课本正文中有明确表述，只是课标没有作过高的要求，但它在文化研究领域却备受重视。

二、站在学科综合的角度看，探究的立意可以更高远，更务实

谢文充分认可命题立意高远的要求，同意“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力求体现“三维”目标，突出新颖性、开放性、生成性和创造性的原则。我们当然倾向于谢文是在理论指导而不是在具体操作的角度提出探究的立意问题，可是一旦当他的笔锋触及探究题情境构筑的时候，他却不经意地进入了具体的操作层面，从而把立意问题放在一边了。单单注重“三维”标准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作，如要考查其他多方面的能力恐怕不是谢文所能涵盖的本意。这也难怪，毕竟苏、沪、粤等省的探究题也只是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比如对“两难抉择”题型的考查，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标准引入试卷；对实验调查设计的考查将过程与方法引入其中。但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和现实大学对高中生培养提出的要求及现在高中教师普遍对孩子们知识贯通能力的担忧，提醒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学生综合思辨能力的发展。综合各课改省市对综合课程的设置一直都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考查方案的现状来看，要实现“通才”培养的可能性还是有点遥远。我们也试着在这方面举一例，或可作为参考。

例2.材料一：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等确立美元的中心地位，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开始崩溃，但是美元中心地位的事实到现在还依然保留着。到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经济之后十多年的低迷。

材料二：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人民币升值，同时美国实行“弱美元”政策，向世界大量发行美元，从而使自己贬值，其目的在通过打击中国与东南亚等新兴国家，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为此，我国中央领导人不断出访欧洲，加强与各国的货币交流，并在IMF、G20等重要的经济会议中呼吁各国对现行世界货币体制进行改革，得到各国的响应。世界各主要国家也都对美国的“弱美元政策”持否定态度。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来分析中国当如何应对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

本题要求学生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结合汇率的变化及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与外汇储备等相关知识进行论述。也许大家认为这样的题目有点难，笔者以为，不用说与国外的高考题相比，就是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也不是不可以的，这种题目充分体现了时代性，抓住了社会的热点，学生无论是通过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分析还是关注一下新闻，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应该能够完成的，看看历史高考探究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三、站在传统命题原则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把常规的原则弃之不顾

谢文把命题的普遍原则设置为默认，单就探究题的特殊性方面提出了一些技术规范，已有的相关论文都较为认同这一点[3]。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对谢文有过高的要求，毕竟谢先生也只是就高考命题来说的，而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教学工作。达标性考试的探究题可以适当降低难度，论断性考试的探究题应当有区分度和针对性，选拔性考试的探究题则必须要有深度，有探究性，就像谢先生说的那样：“让大多数人可以得到基本分，少部分可以拿到高分。”事实上，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之中，具体来说，命题的导向性、全面性、科学性与梯度性也是探究性试题命制的要求。

例3.专家们在分析中国吉利收购国际名牌沃尔沃这个经济案例后，总结出了五条成功的经验：一是吉利人对产业和战略的深入分析，早在2002年他们就意识到要收购沃尔沃，可以学习沃尔沃的技术和管理，可以短时间拉近与跨国企业竞争距离，形成走出去的竞争力，同时获得一个更大和更平衡的市场份额和业务结构；二是通过边实践边探索的方法，相继收购英国锰铜公司和澳大利亚DSI变速器公司等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对大公司的管理能力；三是广揽各方英才，寻找到了对汽车业的财务、投资、研发、管理和销售各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为收购做准备，并且还充分利用国际上有优秀操作经验的投行、律师行和会计行等；四是充分利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通过国内融资和国外上市招股等方式筹集到收购资金；最后是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民族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顺势而为。

①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分析吉利收购沃尔沃成功的原因？（达标性考试的要求）

②你认为吉利收购沃尔沃对国家、民族和企业有哪些经济学意义？（诊断性考试的要求）

③有人说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能不能管理好是一个问题，有人说吉利一定能够管理好沃尔沃。这两种观点你更支持哪一种，并对另一种观点加以批驳。（选拔性考试的要求）

四、站在学生探究的角度看，是不是只能对未知知识进行探究

按探究本身的意义来说的确是强调对未知知识的探究，但是学生探究与科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的探究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此，必须加以区别。这启示我们的命题不仅可以考查学生的已知知识，也可以考查学生未知的知识；当然在其中适当地加一些角色体验之类的话题，将使这种题型更加的丰满。

例4.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文明，是文化群体的最高形式，以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划分。他认为，三个主要文明是西方的欧洲及美国文明、中国及东方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认为东方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区域性文明，这两种文明存在着结构性冲突，而只有西方文明反映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因而这三种文明将在未来相互对抗和斗争。更甚之，亨廷顿相信，未来世界，伊斯兰国家和西方的军事对抗将会更加激烈，甚至导致暴力冲突。

要求：如果你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西方记者向你提问，要你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评论，你将如何回答？

高考探究题的命制存在着问题，并不表明它处于停滞状态，相反应该看到各省、市也正在努力发掘和研究新的探究题类型。上海卷创新起点高，但发展较慢，求稳；江苏卷变化大，进步快；浙江卷起点低，发展慢，进步缓慢；广东卷亮点多，但缺乏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我们的评价不能算是科学，但无论如何对未来的探究题在评价和选拔学生的前景方面应该持乐观的态度。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探究题命制能更符合学生的发展与教学的实践，试卷命制是一个教师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打破原有的复制粘贴的命题习惯。认真地命制一份试卷，是考量教师基本技能、知识素养与心理素质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促进教师更多地了解学生、了解考纲、了解教材、了解社会、了解新课程的评价与考核制度；同时通过命题还能更多地接触名师，实现交流，从而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要实现这一点也需要高考命题组成员与高中一线教师共同研究，一起为培养创新人才尽一点力。

参考文献

[1] 谢树平.政治综合探究题的变化走势、定位与命制.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0（8）.

[2] 刘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新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30年代管理思想的演变与会计理论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自由放任”管理思想与会计处理的随意性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至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在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以前“自由放任”思想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成为各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指针，当时的观点“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恰当诠释和集中反映。虽然十九世纪中期股份公司发展初期，会计就已受到政府或立法部门关注，但由于受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影响，十九世纪中后期，政府对企业会计行为较少干预或干预程度有所减轻。特别是在美国，十九世纪后期，公司的会计行为几乎不受任何干预。、

二十世纪初对会计行为的放任自流导致了会计实务的混乱局面，各国政府先后对此予以干预。但在“自由放任”思想影响和支配下，其作用微乎其微，统―会计思想虽已萌芽但未能获得充分发展。因此，从这个时期的会计实务看，会计人员对于会计程序和方法可任意选择；可人为地平衡各个年度的收益；会计报表和内容各不相同，企业主管可随意干涉企业会计报表工作。由于当时的会计实务混乱，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一开始，就有人猛烈批评会计界，甚至有人认为混乱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于是，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统一的会计规则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以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这是资本经营秩序稳定的前提。因此，无论从宏观管理方面还是微观管理方面，都要求对会计予以规范。“自由放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会计是一门艺术”的观点也难以符合企业加强管理的需要，会计的规范化乃大势所趋。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期，管理学家们所确定的公司经济管理的五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与控制，成为二十世纪初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它很快便在指导二十世纪初公司的管理活动及管理组织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人们将这五种职能与受托责任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区分责任层次与环节明确责任关系人，确定岗位领导者，并突出他们在系统中的作用。改进中，财务与会计被作为明确的责任中心来确认相关环节的经济责任。科学管理制度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技术大革命的“洗礼”，对美国工商业造成强烈的刺激，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加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人工资很低，因而劳资关系紧张。科学管理制度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著名工程师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法国著名工程师亨利・法约尔和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3年，美国著名的工程师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rick w・Taylor)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上宣读了其著名论文《工厂管理》，他指出：一个良好的管理目标旨在使工资得到提高，而生产成本反而降低。要实现这一目标，便必须建立能控制作业过程的原则与标准程序。为了使原则与标准程序得以贯彻施行，便又须在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方面得到保障，否则便会流于形式。从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模式上讲，这种组织必须服从于经济集权。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充分阐述了上述管理思想，提出以计划、标准化、统一管理作为三条基本原则来管理生产，代替以往的经验法则，从而奠定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标志着科学管理思想的正式形成。

当时的市场经济环境正如马歇尔所言，从长期看，供给决定生产价格，即企业仍处于卖方市场的经济环境之中。从而泰罗科学管理学说的核心是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通过标准化管理和控制以降低生产成本。泰罗要求对成本费用进行严格分类，报告程序中要明确地反映例外管理原则，他将成本会计的管理职能划归计划部门来执行。因此，在计划部门提出每天的业务报告时同时提出了每天的成本报告，这样，成本管理就成为企业计划和控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泰罗成本管理的基本点，是在企业经营决策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运用会计方法将严密的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形成标准成本系统，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通过成本管理和控制，在一定的生产设备条件下促进企业用较少的材料、较少的工时生产较多的产品，其综合表现就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经济效果的提高，而会计对于管理和控制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经济效果是有成效的。通过实践和发展，形成了以泰罗学说为基础的传统管理会计即执行性管理会计。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与会计方法的结合为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开创了一条新路，成为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科学管理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约尔是位工程师，他先后发表了《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公共精神的觉醒》，创立了第一个有关行政管理的理论。其对会计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首次在理论上将财务和会计活动视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确立了财务和会计活动的重要地位。法约尔所定义的管理活动是指狭义的概念即仅指行政管理；从广义上看，六大活动都是企业管理活动，财务和会计活动也属于企业管理范畴。他所阐述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六大活动及其各自的地位如图1所示。法约尔极力主张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授权与承担责任始终保持一致，这是受托责任思想在企业管理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的发展推波助澜。与泰罗相比，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及其理论对于财务与会计组织部门的构建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的指导作用，它为现代企业财务与会计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的行政组织体系也做了十分具体的描述，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他的理论实质在于，科学确定的“法定的”制度规范是组织协作行为的基本约束机制，该制度主要依靠外在个人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管理。会计是公司组织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由于会计系统在企业与业主或股东之间的纽带关系和会计在反映经理人员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方面的重

要作用，使会计制度在马克斯・韦伯所谓“法定的”制度规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位科学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贡献在于：其一，他们的经济组织建设理论，既摆脱了以往神授组织观念及组织系统的影响，又克服了早期公司组织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为近代公司的科学组织建设提供了依据，并且具体设计了分层次的经济管理组织系统；其二，他们从管理内容与管理组织构成方面确定了财务与会计的地位，既使它们从纯技术性活动状态中摆脱出来，也使人们在思想上端正了对财务与会计工作的认识，将其列为公司组织建设中必须重点加以研究考虑的问题。通过指导近代公司的科学组织建设，科学管理思想端正人们对财务与会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实了近代会计理论发展的实践土壤。在科学管理制度诞生之前，原始成本会计的职能是一种事后的成本确认，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得到精确而又真实的成本。因而这时成本管理的着眼点是成本计算，是对既定事实的如实反映，这虽然有助于正确地计算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对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用不大。同时，科学管理制度产生之前的企业管理是一种随意性、不规范、经验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在生产之前就建立一个标准成本，然后用标准成本去度量实际成本，如果实际成本大于标准成本，表明企业没有达到预定的成本目标，因而也没有完成预定的收益；如果实际成本小于标准成本，则表明企业实现了成本目标，能达到预定的收益，标准成本成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风向标，成为企业奋斗的目标。这使得企业成本管理的着眼点从事后成本计算上升为事前的成本控制，可以明晰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工作责任，因而科学管理制度和会计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就是标准成本系统。科学管理制度原来只限于处理与技术经营有关的问题，逐渐地扩展到非技术经营领域，以至后来整个经营部门都实施了科学管理制度，这客观上就要求规范各职能部门的活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产生了预算控制通过编制预算，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异就可以明确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责任，进而使预算控制和科学管理制度达到了有机结合。科学管理制度诞生引致了标准成本的形成和预算控制的确立，不仅丰富了传统财务会计的内容，而且在传统财务会计中孕育了管理会计。

二、二十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管理思想的演变与会计理论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国家干预思想与会计准则和社会会计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公司纷纷破产倒闭，股票和债券大量在证券市场上抛售，许多公司陷入无力偿付债务的窘境。美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等先后采用非正统学派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包括财政扩张政策在内，以作为医治经济大萧条的药方。在该背景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经济学提倡的“自由放任”思想，积极主张政府应干预和调节私有经济。这一新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取代了“自由放任”思想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凯恩思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对会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反映：

一是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以美国为例，在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1933年和1934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证券法》和《政券交易法》，规定所有证券上市企业都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并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1934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批准了乔治・梅委员会拟议的五条原则和增补的一条，作为“认可的会计原则”(Accepted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发表。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的检查》中加上了“广泛地”一词，从而产生了“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授权，美国会计师协会正式成立了由21位委员组成的会计程序委员会，负责制定“公认会计原则”，统一规范会计实务。国家干预是会计走向统一和规范的条件。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公司管理的标准是资本主义存在的起码条件。规范的会计制度成为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制度化管理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会计准则不仅对财务会计实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构成了财务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社会会计的兴起。社会会计的主体是全社会或国家。它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的背景下兴起的。1930年，在凯恩斯的指导下，美国经济学家米德和斯通等人将会计学中的复式记账原理、账户体系和平衡理论等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为英国估计和计算国民收入。斯通的工作很快扩展到研究国际间应用的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英国。随着国民核算模型在国际上广泛使用，这就为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及经济结果进行统计比较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共同标准。社会会计是在凯恩斯及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以适应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兴起不仅诠释了“会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了会计的社会地位，而且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行为科学理论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科学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定基础之上的。企业投资者作为“经济人”，其目标函数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工人作为“经济人”，其目标函数是工资收入最大化。科学管理制度旨在寻找一种使工人在追求最大工资收入的同时实现企业投资者最大利润的方法。1929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病理学教授梅奥率领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工人的生产效率与工作的物质环境和福利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相反，职工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很大。1933年，梅耶教授在其《工业文明中的人》一书中构建了行为科学理论的雏形，概括为：霍桑实验证明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成员，因此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去努力；霍桑实验证实了工作效率主要取决于职工的积极性，取决于职工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及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霍桑实验发现除了正式团体外，职工中还存在非正式团体，这种无形组织有其特殊的感情和倾向，左右成员的行为，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霍桑实验发现工人所要满足的需要中，金钱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的需要是感情上的慰藉、安全感、和谐和归属感；霍桑实验证明，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管理人员应重视人际关系，设身处地地关心下属，通过积极的意见交流，达到感情的上下沟通。霍桑实验之后，梅耶的追随者们继续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个体需求、行为，以及团体行业、组织行为和激励、领导方式等人际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了关于人的行为及其调控的一般理论――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学术观点如表1所示：

行为科学理论作为新一轮管理学说的发展替代科学管理制

度，它部分弥补了科学管理理论的不足，在会计实践中开创了责任会计的先河。标准成本系统是为配合科学管理制度的推行而实施的，是会计和管理第一次交叉发展的产物。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层次的日益增多，标准成本系统在具体实施时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管理层次的增多，委托链条的向下延伸，成本逐渐增大，管理者对工人的监督越来越乏力，工人的偷懒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活动空间增大；当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的业绩与员工的利益不能有效挂钩时，在科学管理制度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物质利益刺激的操作实效就很有限；尤其是当物质利益需求已经不是工人的第一需求时，经济刺激作用更会大打折扣。建立在“社会人”假定基础上的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科学管理制度的激励不足和监督乏力，它和人类会计实践相结合产生了责任会计。责任会计的关键在企业内部设置责任中心，责任中心的基本特征是责、权、利相统一。通过设置责任中心，上层管理者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基层管理者，权力的下放并不代表监督的减弱，因为责任中心还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责任会计的建立，一方面降低了“金字塔”式的层级管理结构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赋予责任中心更多的权利，有利于激发企业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激励他们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定格于金钱的满足。科学管理制度催生的预算只是一种制度，制度的最终执行还得靠人。科学管理制度将工人视为工具，没有考虑预算的人性面，结果导致科学管理制度推行起来十分艰难。行为科学理论的引入改变了管理者对工人的偏见，促使他们在制定预算时更多考虑人的作用。此外，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还在于：传统的财务会计管理观念，由以“事”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要求会计理论为责任会计在实务中进一步明确各个环节的经济责任提供理论支持；基于“每个正式组织内部都存在非正式组织，而在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正式组织活动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行为科学管理学派的研究结论，应将人和人的行为视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但是否要将其纳入会计系统至今仍悬而未决。20世纪60年代，由于“内部人”现象的出现，使得投资者与经理层之间的矛盾加剧，这就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解决诸如“信息不对称”、“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内部人控制”等现象。

二是管理科学学派理论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于1939年，围绕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便相应形成了管理科学学派及其理论。管理科学学派认为，管理科学是制定和应用数学模式与程序系统，对管理领域中的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有效配置，以期求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管理科学在管理范围和涉及的组织要素方面不同于科学管理制度、行为科学理论，前者主要是计划与控制方面，后者分别是时间和动作研究、人际关系的整合。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是“管理人”，而不是“社会人”和“经济人”，且管理科学多用运筹学、概率论、数列论、排序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以期通过逻辑与理性分析达到“满意”标准。该学派认为企业是一个由理性“管理人”、物质技术设备和决策网络组成的人机决策系统。在该系统中，管理者对能源、财物、资金的管理，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在财务会计系统这一子系统中，因此财务会计尤其是管理会计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工作中直接起着重要作用。管理科学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管理领域，使管理理论研究从定性上升为定量，也为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该学派的理论及其所应用的数量控制与决策手段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管理会计在会计系统中地位的确立。

三是“系统论”及系统管理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系统论”在50年代得到公认，自60年代在企业管理应用中受到重视。系统管理学派普遍、大量地使用系统思想研究管理，力图将系统思想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系统管理学派认为：对经营管理而言，企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协同配合工作的若干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开放性系统；为了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个开放性的系统可以通过内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能动地进行调节；该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并且可将该开放系统看作一个由“输入――转换――输出”三个部分组成的转换模式。因此，如何协调此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该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成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点。该系统通过会计子系统将优化地会计信息及时地传输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为企业优化决策服务。系统管理学派代表人物查理德・约翰逊(Richard A・Johnson)、弗里蒙・卡斯特(FremontE・Kast)与詹姆士・罗森茨韦克(James E・Rosenzweig)在1963年所著的《系统理论与管理》一书中，就十分明确的描述了会计系统在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在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会计也受益匪浅，系统论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论。此外，系统论中的整体性观点与动态发展观点，以及其所确定的科学分类方法及分析方法，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方法，进而为开辟“国民经济会计”这一新会计理论领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理论支持。

四是“决策论”及决策论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20世纪40到60年代，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教授与他的同事詹姆士・马奇(James G・March)创立了决策论学派。决策论学派认为：企业组织的全部活动都是集团的活动，其活动过程的中心便是决策，因此决策行为贯穿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是集权的，而在原决策方案基础上重新做出决策时又必须集思广益，适度进行分权决策。此外，决策论学派还以系统论的理论为基础，将一个企业的组织区分为从事非程序化决策的高层机构，进行程序化决策的中层机构，以及直接进行程序决策的基层组织。决策论在企业的广泛运用和对经济管理活动的巨大影响构成了在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之争中“决策有用观”的关键理论筹码，进而对现代的会计理论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管理思想的演变与会计理论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对“外部效应”的管理促使了社会责任会计产生。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作为企业目标曾一度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忽视社会及公众利益，造成了污染生态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以及影响雇员身心健康等许多隐患，即“负的外部效应”。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负效应”日益突出。早在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就呼吁通过国家干预来纠正外部效应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即使处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中，资源配置也不会是最优的。这不仅需要国家干预以协调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趋于一致，还需要企业在经营中

对一般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测定和报告，以及处理和防止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于是社会责任会计便应运而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应对“社会福利”(Social Wehre)做出贡献。因此，在提供正常经营活动报告之外，企业被外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要求提供有关诸如企业与就业、员工培训、反种族歧视、医疗劳保等“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信息资料，从而出现了“社会责任会计”(Social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所谓“社会责任会计”，就是要以货币或非货币形式，将企业在上述方面的努力与成就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加以衡量和反映。这时，企业的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所有者逐渐认识到，只有当企业和社会的目标一致时企业才能获得长久发展。企业管理当局由此也希望得到有关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的信息，以便全面评价企业的工作业绩，控制和规划企业行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长远决策服务。所以，社会责任会计不仅仅反映了宏观管理要求，也反映了微观管理的需要。

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与环境会计。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人口急剧膨胀，地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矛盾日愈突出，地球已不堪承受工业化物质文明的继续。环境问题已迫切地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因此，1992年6月，由100多位国家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提出21世纪人类社会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自此，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的，在保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综合和可持续利用，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在这一共同思想的影响下，从90年代起，西方会计理论界就有许多学者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绿色会计”理论，从整体上勾画出了绿色会计模式。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干预往往与企业的经营利益相矛盾，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压力可能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将会构成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需要了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信息以利于企业做出长远的战略决策，为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权变理论及权变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70年代，西方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管理学家琼・伍德沃德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保罗・劳伦斯、杰伊・洛希。劳伦斯和洛希认为，管理的方法和结构与一个组织行驶职能的特殊情况有关，它们将随着产业类型、外界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变化而变化。其两大特点就在于：其一，它并不排斥其他流派的理论而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同时致力于研究各种理论的合理之处，使它们得到适当的运用；其二，它不承认世界上有一种最佳的管理理论或模式，认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否有效，关键要看它是否与环境相适应。权变学派的思想对会计的影响体现在管理会计的广泛运用上。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并随情况的不同而作适当调整，这是权变学派的思想精髓。体现在管理会计上就是管理会计吸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如信息论、运筹学、计算机技术等，并根据企业具体的决策需要，灵活采用各种方法，不局限于既定的框架，一切以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为目标。

二是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战略管理会计。60年代之后，由于环境变动剧烈，越南战争爆发，加上汇率浮动，美国经济面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美国管理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出现了战略管理的研究。战略管理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钱德勒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是确定企业的长远目的和目标，并通过经营活动和分配资源来实现目的；安索夫强调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筹划、研究企业未来的资源配置及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去指导和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以波特和特勒尔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波特认为，企业战备的关键是确定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他分析了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五种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部分战略三种基本类型：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积聚。其后，企业战略研究主要围绕寻求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即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即内在成长理论)与对动态战略联盟的研究。企业的内在成长理论是有关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保持和更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是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所持有的，不但能够组织、协调和整合企业内部资源，为维持竞争优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有强大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动态联盟是企业间为某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是一种新型的产品生产模式。动态联盟抓住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将原本分散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迅速集成一个高速快捷的生产系统。动态联盟理论和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并不能截然分开，他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企业与外部的联系，后者强调企业内部能力的培植，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企业战略思想。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传统的管理会计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相适应，其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与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新的制造环境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真实性；同时，传统的管理会计主要为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服务，忽略了企业的外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同企业的战略决策失去相关性。为了弥补传统管理会计的这两个缺陷，管理会计领域出现了方法的创新。与传统管理会计强调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管理职能不同，战略管理会计更强调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企业的发展脉络，并且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对企业内外部各相关因素进行动因分析，寻求企业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战略管理会计是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阶段，是配合企业战略管理需要重新构造的企业决策支持系统，既提供战略层面的信息，又提供战术层面的信息。

三是作业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企业成本会计系统中制造费用的分配一般是以直接人工、直接工时和机器小时等为标准进行分配，因而产品成本计算的正确与否以及能否对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形成有效的激励与制造费用和分配标准的相关性密切相关。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计算机、信息技术、自动化生产等各项技术在企业中得以广泛采用，结果是人工成本下降，制造费上升，同时也导致了制造费用与直接人工、直接工时等传统分配标准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从而使产品成本信息面临日益偏离其本来面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广泛应用，以及集成制造(CIMS)的兴起，使得美国实业界普

遍感到产品成本信息与现实脱节，成本扭曲普通存在，且程度令人吃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青年学者罗宾・库珀(Robin Cooper)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S・卡普兰(Roberts・Kaplan)关注到这种情况，提出了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Activity Based Costing，简称ABC)又称作业成本计算。ABC法是将为生产一种产品所发生的所有作业，如质量检验、机器维修和顾客服务等分配到产品成本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该方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ABC法将制造费用以作业成本归集到不同的成本库中，然后分别成本库采用各自的分配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只根据一种或两种不同的标准把制造费用分配给产品。作业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建立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作业成本的实施增加了产品成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对管理人员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ABC法又发展为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即PAABC法为基础，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成本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而且为了更深人地分析成本动因和加强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四是非财务绩效评估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平衡记分卡。传统的业绩衡量仅仅局限于财务指标，它存在以下弊端：其一，有违权变性原则。业绩的衡量应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手工环境下，一件产品的成本中直接人工的比重较大，那么控制直接人工便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所在。所以应制定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并计算直接人工的工资率差异和效率差异，对直接人工成本项目进行控制。但在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动化生产环境下，一件产品的成本直接人工所占的比重降低，这时仍遵循传统的业绩衡量指标，每月、每周甚而每天计算直接人工的工资率差异和效率差异，这种情况下提供的信息价值其成本大大超过了效益。其二，有违一致性原则。传统的业绩衡量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部门利益，而阻碍了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如为提高生产效率，企业会大量生产，而不考虑销售的实际情况，导致过多的存货。再如，为降低材料的价格差异，企业材料采购部门可能会选择劣质低价的材料供应商。这些例子说明了传统的业绩衡量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有关部门的行为，使他们采取了有利于本部门而非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这对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是一种障碍。其三，有违重要性原则。当今市场竞争环境的关键因素不再局限于有形资产。企业开发和运用无形资产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业绩衡量仅仅局限于财务指标，如经营利润、资本报酬率等。这些财务指标可以评价一个企业使用有形资产的效率，却将内部经营等无形资产排除在外。而这些无形资产正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性因素。雇员的技术、雇员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客户的满意和忠诚、完善的内部经营过程，这些无形资产可以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反应灵敏度不断提高，保持现有的客户并引进新的目标客户群，是实现企业目标，使企业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经营管理者的业绩，不仅要注重财务指标的考核评价，非财务指标也应成为参考依据，如创新和质量、生产率、工作能力的提高、市场占有率、人力资源水平的改善及存货占用总成本的减少等。平衡计分卡是现代管理理论对会计潜移默化的结果，其旨在克服传统业绩评价指标的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预算管理环境，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供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平衡计分卡是围绕企业的长远规划，制定与企业目标紧密联系、体现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而组成的业绩衡量系统。该系统有助于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帮助企业寻找成功的关键因素，建立综合衡量的指标，以促使企业竞争的成功、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一般由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组成，实现了业绩评价与财务目标的结合；兼顾了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平衡、财务与非财务的平衡、外部与内部的平衡；跨越了制定战略与实施该战略之间的鸿沟。能够多角度地为企业提供信息，综合地反映企业的业绩。因此，平衡计分卡在客观、公正地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业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汇率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会计控制；信息系统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技术与经济业务的不断融合，所有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都离不开信息技术平台

会计信息化是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会计信息化的定位应当从会计所处的信息化环境出发。无论是企业信息化，还是会计信息化，都是基于Internet、Intranet和Extranet的互联网基础上的，企业的经营活动则是在网络经济的基本形式——电子商务及随之发展的网络财务、网络会计和网络审计的运行环境中进行的。企业的财会信息是企业最为重要的管理信息。可以说，没有财会信息这种价值量的连续、综合和系统的信息，一切管理信息都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没有财会信息的网络化，也就没有企业信息的网络化。当今世界，会计信息系统（AIS-AccountingInformationSystem）作为企业资源计划（ERP-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与各业务子系统实现了高度的信息集成。以EPR为代表的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供应链管理和信息的高度集成，而会计信息化提供的正是供应链管理中连续、综合和系统的信息，反映与控制的是整个供应链中资金的信息流，相对于物质的信息流这是更重要的信息流，它控制着物流，影响着资本的保值与增值，以及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引自金光华“在企业信息化环境中的会计信息化定位研究”《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年第2期）因此，会计信息系统所反映和监督的资金流动及其信息流，控制着业务信息系统的物质流动及其信息流。会计信息系统反映、监督和控制、参与决策的职能正是企业内部控制职能的主体部分。

当前，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人们却对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特别是基于信息技术的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及其解决思路缺乏研究与对策。这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同样，研究内部控制问题，也不能不研究它的主要方面——会计控制问题，本文正是从基于信息技术的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角度来研究内部控制的。

根据美国上市公司的调查资料（见表1），表中列出的内部控制，主要是会计控制的一些主要方面：收入确认、固定资产、财务报告和结账、采购付款、人力资源（工资和福利费用）、公司层面的控制、信息技术控制等，其中信息技术控制的缺陷占据了内部控制缺陷的最大比例。

表1美国上市公司在各业务流程中存在的控制缺陷、显著性缺陷和实质性漏洞所占的比例

（数据来源：毕马威404学会的调查，2005.2）

因此，从信息技术角度看，与其说是解决企业内部控制问题，不如说是解决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内部控制问题，主要是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整体框架、体系问题，而企业内部控制中大量和基本的是属于会计控制方面的事项。正是基于这样背景，有必要对基于IT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体系，重点是会计控制信息体系进行研究。

2.国际背景

从国际背景看，财务报告舞弊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会计数据造假则是不法分子，主要是心怀不轨的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欺诈、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手段，通过所提供的失真的会计数据，经过信息系统加工处理而的虚假财务会计信息，欺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社会财富的非公平转移和广大投资者的巨额损失。笔者发表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上的文章“财会信息系统中原始数据失真问题研究”中提到：“财务会计领域中，许多财务舞弊案件是由于财会信息系统加工的原始数据失真所造成的，而且其中多数是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的故意行为，而并非是信息系统本身出了什么毛病。”文章根据舞弊理论分析了造成原始数据失真的原因。面对非故意行为与故意行为，研究了技术与非技术层面的对策措施，特别是针对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的故意行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对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加大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和财务披露义务。”

国际上，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会计造假和财务报告中的舞弊，1985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美国会计协会(AAA)、财务经理人协会(FEI)、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管理会计师协会(IMA)等联合创建了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通常称Treadway委员会）。该委员会目的在于针对财务报告中的舞弊（会计控制的重要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1987年，基于该委员会的建议，成立了COSO（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发起组织委员会），专门研究内部控制问题，了《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该框架自以来，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多数国家应用。在应用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特别是强调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建立应与企业风险管理相结合。（引自）

2002年美国国会针对安然、世通等财务欺诈事件，出台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联合提出，又被称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SOX法案）。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了不少修订，在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特别是会计职业监管和加强审计独立性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萨班斯法案更要求上市公司全面关注风险，加强风险管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COSO委员会也意识到《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没有从企业全局与战略的高度来关注企业风险，是不足之处。

正是基于这种内、外部的双重因素，2003年7月，美国COSO委员会根据萨班斯法案的相关要求，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的讨论稿(Draft)，2004年9月又正式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COSOERM--EnterpriseRiskManagement），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基础上，从企业全局与战略的高度来关注企业风险，对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问题提出了整合框架，因此它是COSO委员会最新的内部控制研究成果

1050747.htm）。对于我们致力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来说，研究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特别是会计控制问题，并体现到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应用上是责无旁贷的。除了上述以美国为首的法案等以外，各国及其他相关组织也相继出台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标准规范，如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的《控制指南》，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内部审计标准委员会（IASB）制定的“内部控制指南”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3.国内背景

从中国情况来看，同样，我国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事件也层出不穷，而且有与国外不同的特点。自1996年起，国务院、财政部等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评价准则和规范（相当一部分属于会计控制和审计方面）。而2007年3月财政部会计司《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征求意见稿）作为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依据和基本参照，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最新文本，该征求意见稿经进一步修订与完善后，将作为正式文件公布。

上述文件虽然从不同侧面对内部控制问题作了若干规定，但总体来说，如何从信息系统的角度来实现这些准则和规范，则比较欠缺。

4.从其现实意义来说

（1）是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公司治理和加强内控的需要。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控机制”。所谓公司治理，狭义的角度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企业组织和制度安排，来合理地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广义的角度则是指有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包括法律、文化、组织等手段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来说，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组织保证，其职责就是确保内部控制方案的适当性及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而内部控制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它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

“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控机制”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各个细胞正常地运作，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2）是企业风险防范控制的需要。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风险。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首先要树立风险意识，同时要针对各个风险控制点，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实行流程控制。通过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评估、风险报告、风险规避、风险防范等措施，对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等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在企业风险防范控制方面，公司治理是组织应对风险的战略反应，公司治理本身就包含一些战略性的内部控制的因素（引自/question/8616252.html?fr=grl）。而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是搞好企业风险防范控制，其目的就是要保证企业在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和牺牲获得最大的成果和收益。

风险防范控制是企业一项基础性和经常性的工作，企业内部控制机构中应当有专门从事风险评估和控制的部门或岗位，负责有关风险的识别、预警、报告、规避和防范等工作。

（3）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走出国门的需要。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提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著名品牌。特别提到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因此，我国企业要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或者要在海外上市，就必须了解萨班斯法案、COSO的有关规定和国际会计准则、上市规则。对企业的审计要求，研究国际环境下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要求等。

（二）研究要达到的目标

1.跟踪和收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案例与实证研究资料，比较研究我国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案、规范、制度和规定；

2.立足国情，实行创新，提出既与国际接轨的，又适应我国企业现实的风险管理型企业内部控制，特别是会计控制的理论体系；

3.重点是基于IT环境，落实在风险管理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施，特别是会计控制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施上；

4.发表有关学术论文和著作。

（三）研究方法

1.规范研究与案例分析、实证分析相结合；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3.寻找战略伙伴，成立联合课题组：（1）与企业相结合，特别是准备“走出去”和“海外上市”的企业，协助它们设计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基于信息技术的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特别是会计控制体系；（2）与软件公司相结合，协助它们设计与完善基于信息技术的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含会计控制）通用/专用软件系统。

（四）主要内容

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课题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从论述风险与风险管理入手，分析了风险与风险管理的定义、重点放在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对策上，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不仅仅是一种可能遇到的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一种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是不断适应风险、控制和利用、驾驭风险的结果。提出企业要由对待风险的消极避让转向积极应对，在与风险的搏击中为企业的发展谋求最大利益的观点，这也是本文讨论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第三章围绕会计控制与会计信息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会计信息化的新阶段就是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其特点首先是与国际接轨，必须符合COSO对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的要求，以及COBIT对信息系统评价和治理的要求。其次，作为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主体部分的会计控制系统更多的是解决半结构性问题和非结构性问题，需要“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及原来所用的计算机系统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将是一种个性化全新的系统设计，也是本文对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体系建设的基本观点，该章还以金蝶公司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作为案例展开讨论；第四章提出了对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一）风险与企业风险

首先，什么是风险？

“风险”一词，早已有之。古时候，渔民们在出海捕捞打鱼的生活中，最大的危险来自大海的风暴，所以，沿海地区众多的妈祖庙、观音殿也都是人们祈求大海风平浪静，保佑平安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渔民的眼光中，“风”即意味着“险”，因此在远古时期就有了“风险”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风险（RISK）来自拉丁语，也有的说来自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但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E”一词。在早期的运用中，也是被理解为客观存在的危险，体现为对人们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不测事件（引自/view/156901.htm）。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一词，不仅仅包含上述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而且在概念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首先它是与客观事物的不确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概念。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一书中，对风险的定义是：“由于当事者主观上不能控制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实际结果与当事者的事先估计有较大的背离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P165-166）。请注意，在这里风险是与损失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大家知道，客观事物的不确定性不是当事者的主观愿望所能避免的，正如有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唯一能确定的事物是它的不确定性”，又由于客观事物的不确定性是无时无刻都始终存在着的。所以，只要存在着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就有可能碰到未能预见的结果，所谓“事与愿违”；而且还可能遭受破坏或损失，甚至对生命和财产构成危险。可以这样说，客观世界中，风险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其次，企业风险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内外环境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如：市场风险、产品风险、投融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财务风险、兼并风险、股市风险、借贷风险、担保风险、政策风险等，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损失，甚至遭受破产的威胁。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而是针对企业的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及企业风险管理问题。

进一步讲，风险又是与企业获利机会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就是会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机会。要想得到收益，也就必须承担必要的风险，要想得到较大的收益，也就必须承担较大的风险。从现融资管理理论来说，与上述仅仅将风险与损失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Risk）指的不确定性，仅仅是一种损失和失败的可能性，没有主动成份；而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所指的不确定性，除损失和失败的可能性外，更有冒险（Venture）、敢于创新的意思。

例如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它从广义上讲是指向风险项目的投资。根据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为：向以高科技和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从狭义上讲是指向高风险、高收益、高增长潜力、高科技项目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力的企业的一种权益资本。风险投资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风险（Risk)，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投资（Investment）。它不仅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所伴随的不可避免的风险，还指一种主动地承担风险的行为。在这里，风险与收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收益与风险成正比。风险程度越高，其可能带来的收益也就越大，除了无风险收益的因素以外，风险收益的大小往往成为投融资方案取舍的依据。从投资风险价值(RiskValueofInvestment)的涵义来说，它是指投资者由于敢冒风险进行投资而获得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额外收益。因此，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投资收益率+风险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的计量，通常是采用数学中的概率计算和统计方法得出，包括报酬率期望值、标准差的指标等。

因此，从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风险不仅仅是一种可能遇到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获得利益的一种机会，企业除了要有风险规避和防范的本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适应风险、驾驭风险的本领，敢于和善于在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风浪中搏击，进行风险目标设定、风险评估和风险对策，从而由对待风险的消极避让转向积极应对，为企业的发展谋求最大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是依靠风险而存在并发展的。这也是本文对待风险的主要观点和设计风险管理型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特别是会计控制体系的重要出发点。

(二)企业风险管理

1.企业风险管理定义

风险管理是企业通过对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设计并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运用合理的经济和技术手段对风险予以回避、减缓、分散、转嫁、接受、利用等风险对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并进一步利用风险来获得利益的一种管理行为（就像战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争取胜利”那样），也是对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实施进行监测，使企业达到其战略目标的一种管理过程。

风险管理是现代企业最本质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现代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保证（引自/）。

2.企业风险种类

按来源分类，我们可将风险归结为两大因素：

（1）与外部经营环境有关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宏观环境、监管机构、竞争对手、新技术新工艺、金融市场、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如：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购并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政策风险、诉讼风险、国际形势风险等。

（2）与企业内部环境有关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战略及决策、经营及管理、人员诚信、管理信息等，如：产品风险、经营风险、合同风险、债务风险、投融资风险、体制风险、人事风险、担保风险、资金风险等。

3.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是针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决策。根据决策论的原理，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未来事件的各种可能发展的客观状态进行概率估计和计算期望值，在各种不同的方案中加以优选。首先将各个方案的期望值计算结果与设定的目标相比较，然后从中优选相对风险较小而期望值较大的方案。这里有单一目标决策和多目标决策问题，也有决策者对风险态度的效用曲线（Utilitycurve）的应用，或叫做风险偏好问题。

因为决策者的社会地位、资历与经验和所处决策环境的各不相同，同样的风险在抱有不同态度的管理人员面前，其对风险程度的主观评价和接受与否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敢冒大的风险去获取大的利益，遭受大的损失也在所不惜，而有的人为避免遭受大的损失，宁可放弃一些风险大的方案，因而可能失去较大利益。就前者而言，他们在心理上对利益敏感，对损失相对不怎么敏感，接受风险的能力较强，失败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较大；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心理上对损失敏感，所做的决策以少受最好不受损失为前提，接受风险的能力较弱，失败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时，同样的风险程度对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就有不同的效用系数，这在有些银行所做的对其顾客在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理财产品间选择的调查中很明显。

然而，客观事实也不尽如此，不一定敢冒风险的人，遇到损失的可能性比不愿冒风险的人来得大。在商战中同样用得上战场中的一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例如，为了避免多进货可能卖不出去，造成库存积压的风险，经销商“该进不进”，结果丧失了市场销路火暴时获得大利的机会，这同样是一种损失，叫机会损失，比万一卖不出去造成的库存积压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或者美元持有者做美元理财产品，明明看到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在贬值，但为了避免将美元换成人民币所带来的结汇损失和放弃美元理财产品的美元利率损失，而采取观望态度，继续保持美元，“该出不出”，结果美元理财产品到期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幅下跌，就可能不仅区区的美元利息无法弥补，而且跌进了肉里，使得许多美元持有者叫苦不迭。这时，对风险采取保守态度的人来说，恰恰是也有可能是遭受更大损失的人。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所遇到的风险往往要比不努力发展、墨守成规所遇到的风险来得小，容易克服，这在我国曾一度十分辉煌的手表行业的跌宕起伏的事例中可见一斑。

如何进行具体计算与分析效用系数，是一门牵涉到心理学、社会学、领导学、信息技术和概率论、数理统计等多种学科和模拟、仿真技术应用的复杂的学问；另外，在决策中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分段决策、后续决策等方式，预测与决策的各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应用等，本文不再赘述。

4.风险对策

（1）回避风险。回避一些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失的经营业务与投资方案。如：拒绝向信用不佳的厂商提供信用业务；新产品在试制阶段遇到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发现市场前景有可能发生逆转时果断停止试制；在投融资过程中，发现有投资可能收不回来的情况时，要采取果断措施收回投资，哪怕是受些损失及时收回也比血本无归为好。对于一些私营业主来说，因为法律保障人寿保险金不受企业清算时必须偿还债务的影响，为了规避企业破产可能带来的个人与家庭财产的损失，甚至沦落到“一贫如洗”的悲惨景况，为本人及家人投保人寿保险不失为一种规避经营风险的良方。（2）减缓风险。当风险无法回避时，可以设法减少或延缓风险的发生。如：在决策方案中优选期望值虽差不多，而风险系数比较小或方差较小的方案，以及在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替代方案；有些建设工程投资项目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如按原定的投资时间及规模开工，还不如延缓，待条件具备或市场好转时再开工为好，那时，就果断地采取延缓措施，即使因延缓工程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也是值得的。

（3）分散风险。典型的例子是：在金融、证券投资上进行品种、期限、币种的多元化组合，即所谓“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以及投融资项目中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的运用等。

（4）转嫁风险。对有可能转移或转嫁出去的风险，采取如：与其是企业独自承担可能的市场与技术风险，不如企业把工程和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转包给其他企业，从而把部分风险转移出去；利用套期保值交易的手段，通过在期货市场做套头买卖交易，规避企业因受外汇价格波动或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价格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向保险公司投保，购买商业保险、财产保险、职工人寿保险；保险与再保险等。

（5）接受风险。有些风险是与收益共生的，为了达到预期的收益目标，企业就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风险，如风险投资中，投资者对风险项目及风险型企业及风险企业家的选择；企业每月积存一笔应付事故的基金用于项目进程中发生事故时抵偿损失等。

（6）利用风险。在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投资者往往从众多项目中筛选出那些高风险、高收益、高增长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以及上述风险决策中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未来事件的各种可能发展的客观状态进行概率估计和计算期望值，计算风险效用系数，在各种不同的方案中加以优选都是利用风险获得预期收益的典型例子。

（三）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

1.内部控制概念的演变

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40年代前，称为内部牵制阶段。

其主要特点是以任何个人或部门不能控制任何一项或一部分业务权力的方式进行组织上的分工，每项业务通过正常发挥其他个人或部门的功能进行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

第二阶段：40年代末至70年代，称为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报告中，对内部控制首次作了定义：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都用于保护企业的财产，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提高经营效率，推动企业坚持执行既定的管理政策。”

1958年10月该委员会的《审计程序公告第29号》对内部控制定义重新进行表述，将内部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包括组织规划和所有方法和程序，这些方法和程序与财产安全和财物记录可靠性有直接的联系。这些控制包括授权与批准制度、从事财务记录和审核与从事经营或财物保管职务分离的控制、财产的实物控制和内部审计。

内部管理控制包括组织规划和所有方法和程序，这些方法和程序主要与经营效率和贯彻管理方针有关，通常只与财务记录有间接关系。这些控制一般包括统计分析、时动研究即工作节奏研究、业绩报告、员工培训计划和质量控制。

第三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称为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55），从1990年1月起取代1972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1号》。该公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代替“内部控制”，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取得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三个要素，它们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都用于保护企业的财产，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提高经营效率，推动企业坚持执行既定的管理政策。”

第四阶段：进入90年代后，以上述《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为代表，称为内部控制框架阶段。（引自朱荣恩：《内部控制评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迄今为止对内部控制阶段的一般划分方法，其中很多概念和方法沿用至今。无论是内部控制结构阶段或内部控制框架阶段，内部会计控制始终是内部控制的基本和主体部分。

进入21世纪，由于内部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实质性的重大发展，笔者把它列为新的第五阶段。它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CERM：ComprehensiveEnterprisesRiskManagement）理论和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为代表，称为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阶段，是本文下面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这五个阶段并非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后者包容前者，不断继承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上面提到的内部牵制，还是内部控制制度，或者查错防弊、内部审计以及一系列内部会计控制的方法等，在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2.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

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CERM：ComprehensiveEnterprisesRiskManagement）理论，该理论着重在决策层面上管控战略方向选择、重大业务决策等方面的风险，侧重在战略层面上的风险管理，其表现形式是建立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概念性框架。另一方面，是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COSO风险管理框架——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它强调通过制度、流程和财务等手段，在业务层面上管控运营、操作过程中的风险，侧重在操作层面上的风险管理，其表现形式是建立风险管理型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较为完整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在原先的《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五个要素：（1）控制环境；（2）风险评估；（3）控制活动；（4）信息与沟通；（5）监控的基础上，发展成八个：（1）内部环境；（2）目标设定；（3）事项识别；（4）风险评估；（5）风险应对；（6）控制活动；（7）信息与沟通；（8）监控。从五个要素增加到八个要素，主要是体现了风险管理的要求，如其中：（2）目标设定，主要是战略风险目标设定；（3）事项识别，主要是风险事项识别；（4）风险评估；（5）风险应对；（6）控制活动，主要是风险事项控制活动。这八个要素相互关联，贯穿于企业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中。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是一种三维结构。X轴是代表企业目标，有：战略目标、经营目标、财务报告目标以及遵循合法性目标；Y轴是代表内部控制各要素；Z轴是代表企业的各层次，如：企业整体层次、分支机构、业务单位和子公司等，表示其全面体现这三个维度的有机联系。下面通过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来具体讨论。

全面风险管理的层次如图1所示。

三、会计控制信息系统

（一）会计信息化的新阶段

会计信息化的早先名称是会计电算化，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是以1979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进行电子计算机在会计工作中应用的试点作为开始标志的。随后，1981年8月，在财政部、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会计学会的支持下，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召开了财务、会计、成本核算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专题学术讨论会，把“电子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应用”简称为“会计电算化”，以后，逐步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在当时，主要解决的是以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算账、报账的问题。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单纯的模拟手工的软件单项应用发展到系统应用，成为当前企业信息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名称也从“会计电算化”转向“会计信息化”。它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初期试点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

其特点是将计算机用来记账、编制财务报表，计算工资、成本等单项应用，中央和地方的各主管部门组织所属单位的一些力量进行软件设计与在部门内的推广工作，计算机的软硬件水平相对都比较低，基本上是低水平的重复开发。

2.商品化软件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其标志是1988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组织的“会计电算化研究组”在吉林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召开的全国首届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提出了会计软件要走商品化和通用化的道路，建设商品化会计软件公司和发展软件市场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商品化会计软件公司纷纷成立，开发并销售会计电算化应用软件，计算机的软硬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3.向管理软件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其标志是1996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组织的“会计电算化研究组”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会计电算化讨论会，提出了发展管理软件的观点，各商品化软件公司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管理软件。随着互联网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上从MRP、MRPII向ERP的发展及其进入中国市场，网络化的会计软件及作为ERP组成部分的系统得到很大发展，基本消除了会计信息与其他信息相割裂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了信息的集成化。在此期间，计算机的软硬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对于广大企业来说，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经营单位，投融资和资本运作集团的内部财务资金管理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集团财务管理以及控制决策软件大量涌现，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实力的从事会计及企业信息化软件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初步形成了民族信息产业。

在此期间，会计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及产学研相结合也得到很大发展。从2002年开始，全国性的会计信息化的年会至今已举行了六届，分别在上海、杭州、长沙、太原、合肥、重庆等高校举行，第七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年内将在大连召开。

4.向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发展的新阶段

自21世纪中叶开始，是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紧密结合的阶段，同样对会计信息系统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会计信息化向财务风险管理的会计控制方向发展，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与目前一般的会计信息系统有其不同的特点，表现在：

（1）与国际接轨。无论是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理念、信息系统设计思想与方法均须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和COSO、COBIT的要求进行（注：COBIT是ControlledObjectivesforInformationandRelatedTechnology的缩写，即信息及相关技术的控制目标。由ISACA——信息系统审计和控制联合会制订的基于IT治理概念的、面向IT建设过程的信息系统审计和评价的标准。它是西方发达国家总结了几十年来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将“企业治理”的概念引入到信息化领域而提出的“IT治理”的概念的具体体现。信息化建设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对IT进行治理的过程，COBIT是对信息化建设成果的评价。按照系统属性可以划分为若干方面，如：对最终成果评价、对建设过程评价、对系统架构评价等，它将信息化建设的管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引自“IT治理的重要参考标准-COBIT”/k/ITSP/2004-3/474574.html）；同时，也要符合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上市等的要求。

（2）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作为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价值量的内部控制信息要占到企业全部内部控制信息量的70%以上，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国际金融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其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远非原有的会计控制在企业中的地位可比，会计的反映、监督的职能，特别是控制与参与决策的职能将达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在新的条件下，会计信息化在企业信息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3）由于战略风险管理虽然其概念框架具有共性，但在不同的企业，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很不相同，可能遇到的风险类型、风险偏好及风险应对上也是“因险而异”和“因企业而异”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信息系统的设计上就必然体现较强的个性化，这与从解决结构性问题着手，按会计制度严格规定的程序、方法进行记账、算账、报账的会计电算化发展起来的一般的会计信息化有本质上的不同。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更多的是解决半结构性问题和非结构性问题，需要“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及原来所用的计算机系统不同而不同，将是一种全新的系统设计。由初期的会计电算化个性软件的开发，发展到商品化、通用化会计软件的开发，又发展到新的更高层次的，面对不同企业需求的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个性化软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符合“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是一种质的飞跃与进步。具体在下节展开讨论。

（二）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建设

风险管理型会计控制信息系统从会计的反映、监督、控制和参与决策的职能来说，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又是企业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的八个构成要素，分述如下：

1.会计控制的内部环境

首先，它包括下列内容：

（1）董事会、监事会、及审计、预算、薪酬等专业委员会的组成，独立董事的构成，及他们在企业战略风险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2）风险管理理念、风险偏好和应对方式，对会计和内审工作人员来说，就是有关财务风险、资金风险、投融资风险等的管理理念、偏好与应对能力与方式。

（3）员工的诚信与道德价值观,对会计和内审工作人员来说，就是“不做假账”和遵守会计、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具有相应地从事财务管理、会计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及能力，以及掌握会计与审计信息化的能力。

（4）权利与职责的分配，如内部会计控制包括授权与批准制度、从事财务记录和审核与从事经营或财物保管职务分离的控制等。

其次，明确当前企业面临的监管环境。

（1）自2006年7月15日起，凡是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都必须执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已有不少中国公司为了达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不惜花重金聘请外国公司为其设计内部控制体系。然而，有些并不理想，并不适合我国海外企业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因

此，对已经或准备到海外的上市公司，如何按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化企业管理层评价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的责任要求，来为他们设计以会计控制为主的内部控制体系，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是一个很广阔的市场。

（2）2007年1月1日，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在国内上市公司施行，新会计准则在会计事项的确认、记录和报告上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将对会计信息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

（3）2007年3月2日，财政部会计司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包括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属于会计控制的内容。

（4）2007年11月20日，国资委自2007年起，选择重点企业对管理级次在三级以下企业全级次上报财务决算报表试点工作，标志着将首次对中央企业的三级以下子公司实行直接监管。这些监管环境的新变化，是重要的环境因素，必须认真考虑。再次，根据前述的构建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的要求，构建符合本企业特点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其中包括企业财务与资金风险管理子框架。

2.目标设定

制定明确的战略和目标，明确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及风险管理活动从董事会及各级负责人到每一位员工的相关责任。在企业战略目标及相关目标如利润目标、预算目标、财务指标目标等设定的基础上，鉴别可能影响战略和目标实现在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并深入分析各个风险之间的内部联系，对风险偏好及风险可接受程度进行分析等。

3.事项识别

系统辨识企业面临的对经营、财务报告、符合性目标有影响的内部或外部风险事项、事项类别、影响因素及相互依赖性；在事项识别过程中识别技术的应用、风险与机会的区分等。

定义风险事项具体操作的步骤建议如下：首先由企业内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组成一个管理团队。各部门经理向管理团队提交威胁本部门的所有风险报告，由管理团队成员从中选出每个人认为的十个最关键的风险，运用头脑风暴法、层次分析法等最终列出企业最关键的风险。第二步由管理团队对每一种风险加以讨论和投票。最后，得到最终的讨论计划，并据此派生出更多的管理行动计划（引自/qiyeyanjiu/070730/15320776-2.html）。

4.风险评估

在财务管理方面，主要有：投资风险评估；筹资风险评估；信用风险评估；合同风险评估等。

将辨识出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风险对企业目标的影响，估计风险的可能性及程度，结合风险预警制度，与设定的控制范围相比较，以便及时发出不同颜色如黄色、橙色、红色、黑色等代表不同严重程度的风险警报。评估技术的应用：在风险评估过程中，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评估技术，评估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频繁度，风险事件的潜在影响及其成本的高低，最后绘制一张风险地图。

评估风险事件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的分析方法、基于模型（Model-based）的分析方法、定性（Qualitative）分析和定量（Quantitative）分析相结合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共同的目标都是找出企业面临风险的程度及其影响，以及目前安全水平与组织安全需求之间的差距。

5.风险应对

根据风险带来的影响不同有8种主要对应方法：接受、减轻、增加、避免、降低可能性、减少结果、转移、利用，其中接受、增加、转移、利用更是积极地面对和驾驭风险的观点的体现。

6.控制活动

通过控制活动，调整风险地图，将风险尽量调整到企业的风险偏好以内。在降低和接受风险的情况下，估算这些控制活动所带来的成本费用、额外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回报。

7.信息与沟通

指系统有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信息系统应当有效地追踪企业当前正在发生的风险事项以及已经避免的风险事项。同时企业还要保证有及时的关于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管理报告。

8.监控

风险的数量和可能性会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持续的监控。监控可以使企业明确在下一步的风险管理中应当改进的问题，了解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将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与价值，控制成本费用；了解风险评估的正确性，为下一次的评估提供经验教训。

（三）内部会计控制常用的主要方法

1.组织规划控制

2.授权批准控制

3.全面预算控制，它也是企业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的一种主要形式。

4.会计业务控制

5.财产保全控制

6.人员控制

对经济工作的重要岗位员工(如销售、采购、出纳)建立职业信用保险机制，如签订信用承诺书，保荐人推荐或办理商业信用保险；工作岗位轮换和定期休假制度，通过轮换和安排人员顶替休假职工等手段，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错弊情况等。

7.风险防范控制

8.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控制

企业对外的财务报表必须及时、正确和符合信息披露规范，单位领导人及总会计师对此负有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9.内部报告控制

10.管理信息系统控制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要加强对电子信息系统本身的控制；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建立对企业各方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含内部会计控制信息系统。

与上述内部会计控制密切有关并相辅相成的是内部审计控制，它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其他内部控制包括内部会计控制的再控制。从传统意义上说，企业设置的内部审计部门是对企业内部经济活动、财务会计和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理和有效的独立评价机构。现代内部审计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观念下，进一步参与到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中。如年度审计计划与公司最高层的风险战略连接在一起，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对当前的风险分析确保其审计计划与经营计划、全面预算计划相一致，帮助管理者发现并评价重要的风险因素，促进组织改进风险管理体系；评价并改进公司治理程序，对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作出评价报告；使用风险管理原则改变审核过程，实现以风险导向的审计（例如，在抽样审计中一般是以金额大小或业务重要性来决定抽取样本，并投入审计力量的；而在风险导向审计中则是以风险程度来决定抽取样本，并投入审计力量）。在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中，控制仍然重要，但分析、确认、揭示关键性的财务和经营风险，才是内部审计的焦点（引自/question/8616252.html?fr=grl）。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内部会计控制，因此对于内部审计控制本文不再展开。

（三）案例研究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软件作为个性化管理软件的一个代表，提出了“强化内控与风险管理，升级集团管控平台”的理念，首先，他们总结了当前集团企业财务管理上的风险体现和企业管控面临的挑战。其次，提出了金蝶EAS的主动式风险内控体系和集团企业内部控制模型。

1.风险内控体系

（1）事前控制（预防性控制），包括：完善的标准化操作；严格的授权控制；数据实时大集中；资金集中管理；设计标准工作流程；对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能授权；通过预算来规范业务流程。

（2）事中控制（过程控制），包括：适当的职责分离；适当的信息记录和严格的审批级次；交易系统的实时集成；可视化工作流监控；自动预警平台；审批人记录；交易数据与财务数据实时互联；针对业务过程的精细化集中管理。

（3）事后控制（审计控制），包括：严密有效的业务分析；循环和定时、不定时的检查和审查；对单据及各种报表进行稽核，监督人员稽查各种制度的执行情况；适时调整；审计与统计分析，自动稽核；管理驾驶舱。

2.集团企业内部控制模型

集团企业内部控制模型如图2所示。

3.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实施管控

（1）基于全面预算的绩效管控。

（2）从集团资金集中控制来加强财务和资金管控。

（3）企业运用系统所具有的数据库及分析工具和有关配置，开展战略分析和业务主题分析，进行运营评估和动态监控，来实施内部控制。

（4）企业运用信息平台中实时的管理驾驶仓进行监控。

不论从哪点出发，都尽可能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充分利用原有资源，实现平台平滑升级，达到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要求。

（引自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公司与中欧工商学院等举办的“2007年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上奉继承的专题报告，2007年11月30日）

四、对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与企业信息化有关的商品化软件公司多数是从会计电算化软件发展起来的，有与财务会计领域的价值量控制天然联系的优点，所以，从会计控制（如：全面预算管控、集团资金集中管控、投融资风险管控、财务与资金风险管控、IT商业分析等方面）出发发展到企业整个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有它的便捷和独到之处。如案例中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为不同企业进行个性化的软件设计，都是在原有信息平台上进行扩展、改良而得到的，不需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效果明显，容易为广大企业所接受。但是由于我国生产的软件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我国的会计核算体系和会计准则、制度，以及会计软件的设计与评审标准也都与他们有很大不同，这是弱点的一面。所以，要真正作到与国际接轨和进一步趋同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我国的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更是如此。“任重而道远”，单是我国的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软件必须符合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和COBIT对信息系统质量控制以及信息治理的要求这一点上，就需要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付出极大的努力，找出差距，迎头赶上。为此，我们将与有关软件公司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来提高风险管理型内部控制，特别是会计控制软件的水平。

正如上文说到，在不同的企业，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很不相同，可能遇到的风险类型、风险偏好及风险应对上也是“因险而异”和“因企业而异”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信息系统的设计上就必然体现较强的个性化，要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及原来所用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将是一种面向用户需求的非通用化的系统设计。首要的是摸清企业的需求，以及所具备的条件，因势利导。所以，我们将寻找有这方面需求的企业，与其合作，以企业管理咨询为切入点，开展面向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

发挥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和联合作战的团队精神。建议本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将本课题列入会议的一个重点讨论课题，同时，有条件时列入下届年会的选题，组织力量展开研究。

（二）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1.多方位的表现在

（1）通过研究，进一步提供有关部门制订政策、法规、制度的参考建议。

（2）满足企业：对建立内部控制体系的要求；企业风险管理的要求；企业“走出去”、“海外上市”等对符合SOX法案和COSO框架的要求。

（3）满足软件公司：系统设计的要求；IT治理的要求。

2.多层次表现在不同层面的子课题研究

(1)理论层面，如：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理论研究；企业内控体系的理论基础研究；风险管理型的内部控制与会计控制、内部审计关系研究等。

(2)系统设计层面，如：风险管理型的内部控制信息系统设计思想与框架，特别是风险管理型的会计控制信息系统设计思想与框架研究；风险管理型的会计信息流控制，控制点的设置，实行流程化管理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