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7:45:53

化学史论文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化学教学 化学史 统计分析

1.引言

统计分析采用的文献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采用系统查阅年度总目录与原始杂志相结合的方法,对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两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化学史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从计量学角度,进行了评价,从中分析化学史教育的发展状况。着重对知网中的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教学类)确定的三大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文献内容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画出关于化学史论文产出率的分布和影响力的概貌,试图为化学史教育研究的课题规划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参考。

2.论文的统计分析

2.1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化学史论文来分析。

论文基本上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占大多数。论文的生产趋势可分为2个阶段:2001年以前呈平稳上升趋势,中间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则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与2007年前的24年中的总数相当。由此表明,我国化学史教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势头旺盛。

2.2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据统计分析可知,在知网中化学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化学教学、化学通报、大学化学、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各大学学报中,对于1980—2010年期间针对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做了如下统计分析。将论文按内容分为3类:理论型论文、实践型论文、其他。在此将与课堂教学想结合的文章称为实践型论文,反之称为理论型。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表2 文献内容统计分析

表2表明,关于化学史论文内容形式多样。其中理论型论文占的比较多,实践次之。理论型文章主要说明化学史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所起的作用等。实践型论文,着重介绍如何在课堂中运用化学史进行教学及在哪些章节应用化学史教学,等等。实践型论文跟教学直接相连接,但从发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学史的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化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对于什么例子能促进教学和学生的发展的问题,是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的问题。本文就化学教学和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中的文献中化学史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卤素的发现史,被大多数教师运用于教学中。卤素中氟气的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史中生动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对知识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符合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标。

3.化学史教育的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化学史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化学课程标准》中将许多化学史料编为“可供选择的学习情景素材”,化学教科书中设有“阅读”栏目,提供或介绍相关的化学史知识等。所以正确地将化学史运用于教学中,显得至关重要。

3.1让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实现“穿插美”。

化学史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虽然现行的教材有时只是提到化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其相关的历史,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穿插,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学史教学不仅可以追溯到知识的来源,还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他不分昼夜、坚持不懈地研究着各种元素,探求它们的化学特性,并且将每一种元素都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在大量元素复杂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们的共同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进的,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这激励着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正确地看待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3.2让学生动手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美”。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波义耳说过:实验和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必须依靠实验来确定自己的定律。化学史记录着每一位科学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实验史。在教学中我们联系化学史进行教学,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家们探究实验的过程,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同时学会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乐于去发现真理,如此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掌握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采用多样化、采取多手段将化学史与化学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汲取知识的同时,领会渗透在探索知识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智慧,无论对目前的新课改还是素质教育都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马铭,唐建生.中等化学教学类3种期刊环境教育文献统计分析[J].化学教育,2003:2,31—32.

[2]廖正衡.略论化学史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J].自然辩证法研究室,2—1—3.

[3]王树林.让学生学一点化学史[J].化学教,1982:30(3),233.

[4]杜建功.运用化学史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质[J].化学教育,2003:4.

[5]于晓燕.化学教学中的化学史教学[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1998:8—9,34—35.

[6]李永红,刘建阳.科学素养教育的切合点——化学史教育[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03:11,1—6.

[7]饶志明,何锦红.案例教学法:科学素养教育的切入点[J].化学教育,2005:4,60.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2篇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著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著《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著《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宋代雅乐的特点;宋代雅乐的评价;宋君臣对雅乐的态度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4] 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J].中华民族专题.

[5] 黄炳寅.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M].国家出版社印行(台湾),1982.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4篇

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新晨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5篇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6篇

米芾去世二十年之后,北宋灭亡,南宋开始,宋高宗在时局刚刚稳定之后便开始留意书翰。鉴于当时古帖的匮乏,宋高宗就委托米芾之子米友仁搜集米芾的墨迹,并刊刻《绍兴米帖》,颁赐王公大臣;南宋宁宗时期的权臣韩腚兴刻《群玉堂帖》中,也有米芾书法一卷,岳飞之孙岳珂将搜集到的米芾书法刻成《英光堂帖》;米芾曾孙米巨所刻《松桂堂帖》亦以米芾书法为主;南宋曹之格续刻米芾《宝晋斋帖》而成的《宝晋斋法帖》,其中收有大量米芾书法,还包括米芾临写的王羲之书法。米芾之孙米宪收集米芾散佚诗文和《书史》、《画史》等而成《山林集拾遗》:三十二年之后,岳珂又收集米芾著作而成《宝晋英光集》。《宣和书谱》、《画继》、《京口耆旧传》和《宋史》均有米芾传记: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和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均以很大篇幅介绍米芾的生平、书法、绘画和收藏,还有其他明清书画论著亦类似于此。明代范明泰汇集米芾奇闻轶事而成《米襄阳外纪》,著名文人陈继儒为之作序;明代毛星又编辑米芾轶事而成《海岳志林》。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翁方纲在考证的基础上编撰了《米海岳年谱》,颇有学术价值。

但是真正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对米芾进行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增多的。可以说所有的美术史、书法史、绘画史、绘画美学史、书法美学史、印史等,都为米芾设立专门章节,而对米芾做专题性研究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国内学者徐邦达、金维诺、孙祖白、朱家滔、刘九庵、沙孟海、曹宝麟、肖燕翼、郑珉中、罗随祖、罗绍文、沈培方、万庆华、蔡显良、骆恒光等,港台学者王迪爱、杨敦礼、郑进发、佘城、刘莹、穆棣、黄纬中、高辉阳、佘美玲、曾蓝莹等,日本学者铃木敬、古原宏伸、中田勇次郎,美国学者Peter・Sturman(石慢)、Chung・Hyungmin,德国学者Lothar・Ledderose(雷德侯)等。

综观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研究米芾其人及其生平与家世。在这方面比较有价值的著作有孙祖白所著《米芾米友仁》一书,其中有“二米生平”一章:徐邦达先生著有《米芾生卒年岁订正及其他二三事考》1,曹宝麟著有《米芾评传》、《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米友知小考》、《米芾年表》等多篇文章;罗绍文著有《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一文,该文认为米芾的祖先在唐朝从西域来到中原2;黄简著有《米芾的性格》一文,马里千著有《米芾的民族与的疑问》一文,

第二,研究米芾的书法与绘画。米芾是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其影响及于今日,后世从学者甚众,因此研究米芾书法的论著在所有研究米芾的著作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1985年在米芾故里湖北襄樊市召开米芾书学研讨会,刚是收到的会议论文就达一百多篇。加上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迄今大大小小研究米芾书法的文章,实在是数不胜数。这些文章有的是研究传世米芾书法的真伪,有的是研究米芾书法的风格与渊源,有的是研究米芾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价值比较高的论文有徐邦达《故宫博物院藏米芾重要墨迹考》6,大江《从米书特色看的真伪》7,刘九庵《试谈米芾自书帖和临古帖的几个问题》8、肖燕翼《论米芾的书法及其艺术观》9、郑珉中《米芾的书法艺术》10和《读米帖偶记》11、沈培方《论米芾的心态及其书法艺术》12和《褚摹王羲之系米芾临本考辨》13、骆恒光《米芾行书法举隅》14、曹宝麟《研究》15、杨新《从文献记载看(研山铭)的真伪》16、蔡显良《癫狂的背后――米芾书风成因解析》17、李洪甫《米芾书墓志残石》18、林半觉《北宋大画家米芾桂游石刻考释》19、吴柏森《米芾侧锋用笔浅说》20等;台湾学者穆棣《米芾

研究米芾绘画的论著亦不在少数。各种绘画史著作没有不讲述米氏云山及其承传的,这一点无需多说。而专门研究米芾绘画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吕荧《米芾的画》36、秦仲文《谈米芾父子的画风》37、丁观加《“米氏云山”初探》38、江宏《从米芾的画看“非师而能”的实质》39、沈伟《论二米山水之变》40、张蔷《米芾简论》41、李少龙《关于米芾绘画及其临画乱真问题的辨析》42,徐书城《重评“米点”山水》43等。

第三,研究米芾的书画理论与美学思想。在这方面,既有研究米芾的书法理论与美学思想的,也有研究米芾的绘画理论与美学思想的,还有将米芾的书法与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综合起来予以研究的。比较有名的著作如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在“北宋的书法理论”一章专门设立“米芾的‘真趣’论”一节,论述米芾的书法理论和美学观点;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将米芾视为北宋书法美学思想的代表者之一,不仅研究米芾的书法美学思想,而且还有意研究受米芾影响的其他人的书法美学思想;萧元《书法美学史》第十一章专门研究米芾“卑唐”与“复古”的书法美学思想,颇有学术高度;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将米芾的绘画美学思想提炼为“平淡天真”和“高古”,并加以论述。比较好一点的论文有陈训明 《米芾的书法美学思想》44、金学智《米芾书法真趣论一兼论宋代书法美及书法美学》45、万庆华《米芾的绘画美学思想》46、尹旭《米芾贬斥颜柳诸人管窥》47、吴法乾《米芾试论》48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米芾的书画理论和美学思想。

第四,研究米芾的收藏与鉴定及相关问题。与前三类研究相比,这类研究最为薄弱,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比较早的一篇著作就是著名美术史家金维诺先生在1980年第3期《美术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宋元绘画收藏著录》。在这篇论文中,金先生从七个方面总结了米芾鉴定书画的经验与方法:(1)鉴定作品在于多看;(2)根据时代风格、地区风格来鉴别绘画;(3)根据每一作者的风格、笔法以及塑造形象的特点来进行鉴定;(4)注意画家风格的流传演变;(5)不同时代画家在制作以及用材方面的一些特点;(6)从衣冠、服制方面来辨别图画的真伪;(7)依靠画上的题识、印记来鉴别作品的真伪、时代。其他文章则有罗随祖《试论米芾的书画用印》49、许忠陵《米芾鉴藏书画小议》50、日本中田勇次郎《米芾所见唐宋公私印考》51和《米芾所载王羲之帖考》52。罗随祖的文章一方面论述了米芾印章的风格,另一方面论述了米芾钤印的特点;许忠陵的文章只是一篇不过三千字的介绍性小短文,也算不上论文,而且只讲了米芾的收藏、临摹、钤印、装裱,未论鉴定;中田勇次郎的两篇文章,其一考证了米芾鉴定书法所依据的唐宋公私印章,其二考证了米芾《书史》所载王羲之帖的内容、真伪和递藏过程。很显然,关于米芾鉴藏书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远不及其他三类充分。

其他值得提及的研究成果是倪根法《的成书年代及与米芾的关系》53,该文通过考证得出结论,认为米芾并未参与《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的编撰。此外,日本古原宏申的《集注》,注解资料丰富,学术价值很高。54

回顾以往的研究,作为书法家的米芾、作为画家的米芾或作为官员的米芾,都比较清楚,但是作为书画鉴藏家的米芾,尚有许多疑问,诸如米芾收藏书画的缘起及影响米芾收藏书画的因素有哪些?米芾收藏过哪些书法名画?其藏品的来龙去脉如何?米芾鉴定书画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鉴定方法是什么?其鉴定书画的得失如何?与同时代其他鉴定家相比,米芾的鉴定方法有何特殊之处?米芾对明清鉴藏家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米芾的作伪?米芾在鉴藏史上的地位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注:

1.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2.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一、二),荣宝斋出版,1992年。

3.罗绍文:《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黄简:《米芾的性格》,载《书谱》1994年第4期

5.马里千:《米芾的民族与的疑问》,载《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6.徐邦达:《故宫博物院藏米芾重要墨迹考》,载《书法丛刊》1988年第15期。

7.大江:《从米书特色看的真伪》,载《书法研究》1981年第7期。

8.刘九庵:《试谈米芾自书帖和临古帖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62年第6期。

9.肖燕翼:《论米芾的书法及其艺术观》,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

10.郑珉中:《米芾的书法艺术》,载《书法丛刊》1988年第15期。

11.郑珉中:《读米帖偶记》,载《书谱》1994年第1期。

11.沈培方:《论米芾的心态及其书法艺术》,载《中国书法》1987年第3期。

13.沈培方:《褚摹王羲之〈兰亭序〉系米芾临本考辨》,载《中国书法》1995年第1期。

14.骆恒光:《米芾行书法举隅》,载《书谱》1994年第1期。

15.曹宝麟:《《研山铭,研究》,载《中国书法》2003年第3期。

16.杨新:《从文献记载看(研山铭)的真伪》,载《中国书画》2003年第5期。

17.蔡显良:《癫狂的背后――米芾书风成因解析》,载《中国书法》2003年第5期。

18.李洪甫:《米芾书墓志残石》,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19.林半觉:《北宋大画家米芾桂游石刻考释》,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0.吴柏森:《米芾侧锋用笔浅说》,载《书法研究》1983年第3期。

21.穆棣:《米芾帖文考》,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第7期。

22.穆棣:《米芾二帖中元人施光达题识考订》,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00年第4期。

23.(台)李郁周:《1998年书法论文选集》页88~98,台北:惠风堂笔墨有限公司,1999年。

24.(台)郑进发:《米芾》,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年。

25.(台)郑进发:《北宋书坛与米芾书法的渊源》,载台北《幼师月刊》1976年第43卷第2期。

26.(台)佘城:《米芾的》,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83年第5期。

27.(台)高辉阳:《米芾其人及其书法》,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硕士论文,1974年。

28.(台)佘美玲:《米芾书法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研所硕士论文,1986年。

29.(台)曾蓝莹:《董其昌书法中米芾风格之研究》,台湾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

30.(台) 杨敦礼:《谈米芾“刷书”之作》,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87年第9期。

31.(台)杨敦礼:《论米芾书法之特色》,载台北《艺术学报》1994年第6期。

32.(台)黄纬中:《米芾〈论书帖〉辨字》,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2年第6期。

33.(台)王迪爱:《从米芾论到中国的艺术与修养》,载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9年第2期。

34.(美)石慢:《克尽孝道的米友仁一论其对父亲米芾书迹的搜集及其米芾书迹对高宗朝廷的影响》,载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

35.(德)雷德侯:《米芾与王献之的关系》,载台北《故宫季刊》1972年第7期。

36.吕荧:《米芾的画》,载《美术研究》1958年第4期。

37.秦仲文:《谈米芾父子的画风》,载《光明日报》1961年3月28日。

38.丁观加:《“米氏云山”初探》,载《艺苑》1985年第1期。

39.江宏:《从米芾的画看“非师而能”的实质》,载《朵云》1990年第25期。

40.沈伟:《论二米山水之变》,载《美术研究》1997年第4期。

41.张蔷:《米芾简论》,载《美术史论》1983年第2期。

42.李少龙:《关于米芾绘画及其临画乱真问题的辨析》,载《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43.徐书城:《重评“米点”山水》,载《美术史论》1995年第2期。

44.陈训明:《米芾的书法美学思想》,载《书法研究》1986年第1期。

45.金学智:《米芾书法真趣论一兼论宋代书法美及书法美学》,载《美术史论》1986年第2期。

46.万庆华:《米芾的绘画美学思想》,载《朵云》1984年第6期。

47.尹旭:《米芾贬斥颜柳诸人管窥》,载《书法研究》1986年第1期。

48.吴法乾:《米芾试论》,载《书法研究》1986年第2期。

49.罗随祖:《试论米芾的书画用印》,载《书法丛刊》1988年第15期。

50.许忠陵:《米芾鉴藏书画小议》,载《书法丛刊》1988年第15期。

51.(日本)中田勇次郎:《米芾所见唐宋公私印考》,载《中国书论集》,日本二玄社,1970年。

52.(日本)中田勇次郎:《米芾所载王羲之帖考》,载《中田勇次郎文集》,日本二玄社,1972年。

53.倪根法:《的成书年代及与米芾的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涉猎甚广,实属跨学科之学科。它不仅是环境与历史的简单结合,细细思忖,它又牵连甚多学科,治史者亦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从国际到国内,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史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史进行了探讨,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丰富了研究内容。我国学者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展开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工作。

在我国出版较早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当属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该书在当时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所内及部分环境专家合作编写而成。其间作者大多具有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经历,故全书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风貌。该书取材宏富,涉猎文献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批作者学术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学科专史的学者共同编撰此书,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研究领域的色彩。但该书在整体思路上,已开始注意到综合考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有相通之处。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收集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一些研究环境史的论文,其关注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虽然在叙述方式、角度上不尽一致,但涉及方面却大体相近。

《中国环境保护史稿》各个篇章叙述繁简得当,且将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书中认为早期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虞衡应不晚于西周时期,此一推断业已被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窑藏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

1999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往、张金明所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下编。其绪论简要论述了生态和文化的关系,生态文化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特征,生态与文明的兴衰。在这里,作者试图将生态与文化两大领域结合起来论述,并将其融为一体,使人耳目一新。该书上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其分期大致为7个时间段,并与历史朝代对应。上编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先秦到明清的生态文化。由于作者的史学传统,对于文献十分精熟,使全书增色不少。下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建设”部分,从专题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因素和生态文化的关系,如气候、土壤、生物资源、废水、矿产、灾害、生态旅游、生态思想等和生态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综合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属难能可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参加到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行列中。2008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环境文化概论》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中国环境史专著。西安碑林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数十位专家,遍查典籍,费时三载,经过梳理并研究而成此书。作者对中国古代环境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对于儒、道家的环境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剖析,系统记载了古代环境保护法律,对佛教、道教的环境思想也有较大篇辐的介绍。作者通过对这些中国古代丰富的、朴素的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系统研究,对现代环境文化进行了历史根基的构筑,从而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成就了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一家之言。

化学史论文范文第8篇

古代文学课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传统课程中时数最多的。但随着高校课改的进行,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课程设置向实践倾斜,很多传统的理论课被大量削减课时。比如语教专业的古代文学,目前已压缩至98课时(本科院校为200课时左右),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发展史,详细地介绍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其结果要么造成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囫囵吞枣,难以消化,要么根本完不成授课任务。

要解决“容量大、课时少”的矛盾,提高教学效率,首先应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合理分配两者的课时。文学史犹如一条奔流的大河,文学作品就是那涓涓浪花,就学科性质而言,文学作品才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且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鉴赏相比文学史难度更大,故而教学要以作品为本,以史论为辅,时间分配上约为7:3。其次应分别确定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重点。文学史中涉及基本知识、发展规律、文学流派等的内容要以点带面地讲授,至于背景知识、作家生平等可以让学生自学。作品选则要以经典性作品做点的示范解读,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做面的铺开训练,可以讨论、自学,注重点面结合。在选择阅读的作品时,还必须关注中学语文教材,了解学生的既有知识。对入选中学课本的作品一般不再重点讲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有一定难度、深度或者存在争议、有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在大学阶段可再次讲授。当然,教师可跳过常识性问题,引入学术前沿信息,注重知识的广博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提高课堂的层次。

比如在上《诗经》这一章节时,一共4课时,我花了大约1课时讲授了《诗经》的基本概况、风雅颂的含义和赋比兴的手法,其他诸如《诗经》的编集、地域、四家诗、对后世的影响等文学史知识都布置学生课外自学完成。作品方面,主要选取了《芣苢》、《君子于役》、《采薇》三篇作品进行示范分析,并引导学生略读鉴赏了《氓》、《七月》、《子衿》,继而选择中学课文中的《蒹葭》,让学生抛弃成见,换一种角度进行解读,讨论诗中的象征含义,同学们反映热烈,各抒己见,开拓了视野又锻炼了创造性思维,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职业能力,注重师范性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高职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具备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师范技能是其胜任日后工作的基础。因此,为了学生的成才和就业,增强其与本科学生的竞争力,我们的古代文学课必须改变长久以来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除了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外,更应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将以往单一的理论教学模式调整为理论教学+实践训练两大模块。

实践训练分别为对应听说读写的各项训练,比如作品的朗诵、读背、口头讲解、摹拟教学,专题的小组讨论,写读书笔记、小论文,古诗的摹写或改写等,教师可根据课时内容安排相应的训练活动。这样既能打破老师的一言堂,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注重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能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在这儿专门讲讲这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开展得最有心得的一种训练活动,笔者称之为“课前五分钟口头训练”,即利用正式上课前的五分钟,让一位同学上讲成某一项口头训练活动。语教的“古代文学”安排了三个学期,所以训练的内容每个学期都不同。第一学期为自由讲解古诗,学生选择一首喜欢的古诗用楷书抄在黑板上,然后有感情地朗读一遍,带领全班同学再读一遍,继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讲解赏析,讲完后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最后老师总结;第二学期为小学古诗讲解,形式与第一学期相仿,不同的是作品必须来自小学语文教材或课标推荐背诵的篇目中,此外还要求学生在讲解时必须和台下的同学有互动;第三学期为片段教学训练,学生选择一篇小学古诗文,备好课后截取某个局部的内容进行教学。

这样的训练集书法、朗诵、阅读、鉴赏、评论、试教等为一体,三个学期下来,学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文作品,增加了对小学教材的熟悉度,而且在实战中锻练了胆量,阅读古语的敏感性、口头表达的流畅性、思维的敏锐性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

其实,诵读、小组讨论、写读书笔记等是很多老师经常使用的教学手段,但它们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为了让课堂更活跃丰富而采用的教学方法,它们更是为了实现课程核心任务而制定的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观念转变并付诸行动,高职语教专业的古代文学才能既有效地发挥传承经典文化的功能,又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过硬、技能扎实的合格的小学语文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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