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23:10:06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所谓的范式指的是
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
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
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
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四、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
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五、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通过对2000-2009年间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刊发的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学科分布、文献类型、语种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外部学科是经济学、哲学与环境科学；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主要表形式是论文与专著，教材的影响力显著下降；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外文文献的比例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但以英语文献为主，存在结构性缺陷。
作为研究环境问题对策的法学分支学科，环境法学被视为一门交叉学科。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所谓交叉既指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又指环境法学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交叉。交叉学科的性质，自然就决定了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环境法学的交叉学科性质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什么是环境法学研究的“正统”？环境法学研究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或者换一个角度：环境法学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又是否体现了交叉性的知识基础？本文将通过对2000—2009年间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情况的统计分析，从定量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解答。
一、方法与过程
(一)为什么分析引证？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引证的分析多专注于分析样本的被引情况，即通过引证表明哪些学者、哪些作品的影响力大，进而通常会有一个影响力排名。[1]近几年这种研究进路受到了一定的批评，[2]因为作品被引用只是判断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因素，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何况，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引证也并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引用者和被引者之间的学术影响关系，权威引证、装饰性引证、互惠引证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因此，本文对于引证的分析，采取了与主流做法相反的进路。如果说主流做法是分析“谁被引”了，那么本文就是分析“引谁”了。与之相对应，本文的统计结果并不体现学界的座次排名，而是对于从事环境法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的知识结构的静态分析。因为，引证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规训，后来者通过引证表明对已有资料的学习掌握。[3]引证还可以揭示出对作者撰写研究成果产生影响的文献及其学科分布，进而反映了作者的知识范围和结构。同时，考虑到论文相对于专著的快捷性、前沿性、广泛性和规范性，本文选取学术论文的引证作为分析对象。
(二)如何选取论文？
要保证引证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必须选择质量较高且引证较为规范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然而，何谓“规范”、“质量较高”并无统一的、客观的评价标准，自行选择无疑会有主观臆断之嫌。因此，本文借助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索引(cssci)的评价结果。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论文的来源期刊锁定为2000-2009年间均被列为cssci来源期刊的法学期刊，共计十五种刊物(按照刊名拼音排序)：《比较法研究》、《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知识产权》、《中国法学》、《中外法学》。考虑到《知识产权》与《行政法学研究》两种刊物的专业性，本文最终将样本论文来源确定为其余的十三种综合性法学期刊。
至于来源期刊中的论文是否属于“环境法学”论文，其唯一的标准在于论文内容，即是否以环境问题所引致的法律问题为分析对象。至于其作者是否是所谓的“环境法学家”或专以环境法学研究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则对论文的选取不产生影响。根据上述标准，本文从上述十三种法学期刊中共识别出239名作者的360篇环境法学论文。[4]
(三)如何识别、统计引证？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引证分析环境法学研究群体的知识来源，因此本文所谓的引证并不单指通常所谓的注释或参考文献。引证强调的是为证明或说明某个问题而对其他文献的引用，其有可能表现为注释，也有可能表现为参考文献。本文所称的有效引证是对某种学科知识的引用，不包括对政策、政论、工具书、法律法规、新闻报道、官方文件等信息资料的引用。由于本文试图分析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统计引证时排除了作者自引。如果同一文献在同一篇论文中被多次引用的只计一次，而同一问题引证多篇文献的则分别计数。引用论文集中的论文的，只计论文本身，而不计论文集。
本文所称的外部引证，如无特别说明通常是指对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引证。但是，为充分体现环境法学之交叉学科属性，外部引证在特定情况下也指对环境法学之外的学科知识(含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
法学之外的学科按照通行的分类方法被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哲学等。考虑到学科性质，本文在统计引证时对自然科学不再细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细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其他法学学科按照通行分类法包括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事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考虑到军事法学的独特性与相对独立性，本文在统计引证时不再单列军事法学类别。
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如果所引文献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则以《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分类为准，如政治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属经济学，环境社会学属社会学，法社会学属法学，生态伦理学属伦理学等。第二，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以该文献的整体学科属性为准，而不再细究所引文献中被引证的具体内容的学科属性。第三，如果被引证的法学文献属于各法学二级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则在统计时以该文献的研究结论的实体内容的学科属性为准。例如，以环境侵权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若其结论旨在阐释环境侵权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则应归为环境法学；若其结论旨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责任或特殊侵权理论与实践问题，则应归为民商法学。
二、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
360篇样本论文的有效引证总数为4055个，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11. 26个。考虑到本文在统计时排除了作者自引以及对官方文件的引证，因此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只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5]
尽管引证数量的多少与论文质量的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两个因素，那么环境法学论文平均引证数量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量，可能确实意味着环境法学的研究水平低于时下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第一，环境法学研究历史积淀较浅，还没有形成关于学科基础知识的通说，因此在撰写论文时需要更多地注明各种论点的出处，从而会增加引证数；第二，作为交叉学科环境法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对于论文撰写者和主要的阅读者而言都是外部知识，需要借助引证增强其说服力和权威性，这样也会增加论文的引证数。
事实上，环境法学尽管已经晋升为法学二级学科，但是与民商法学、刑事法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却还是不折不扣的小门小派。无论是教师数量，还是核心期刊发文数量，[6]在法学的各二级学科梯队中，环境法学无疑是排在最后几位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各期刊的平均引证数差异较大。最高的是《法制与社会发展》，达23. 21个；最低的为《法学》，仅为5. 93个。如此之大的差异，恐怕很难用期刊风格不同进行解释。因为，即使前者再偏重于发表理论性文章，而后者再偏重于发表实践性文章，其引证数均已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这表明，环境法学论文撰写中可能存在对于引证数量的选择性控制，即为了增大的可能性而刻意地增加或减少引证数量，以迎合拟发表期刊的风格或惯例。
(二)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学科分布
总体上看，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分布于法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其中法学学科的引证有2866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70. 68%，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7. 96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证有938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23. 13%，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2. 6个；自然科学的引证有251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6. 19%，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0. 7个。
这个统计结果表明，法学知识是环境法学研究最重要、主要的知识源泉。当然这个结论的适用范围可能需要有所限定，因为本文所选取的样本论文都是发表在法学期刊上的论文，如果将非法学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纳入统计范围，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可能会降低。但是，考虑到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应当代表了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先进水平，那么这至少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中的“精英”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环境法学研究逐渐回归法学的正统，这应当是环境法学研究的走向。[7]
同时对于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29. 32%的外部引证率，要比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高出不少。[8]如果将二级学科作为标准来界定外部引证的话，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要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因为，绝大部分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都是小学科内的引证，如民商法论文引民商法的、刑法论文引刑法的、法理学论文引法理学的，而对于其他学科的引证是很少的。[9]与之相反，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中，对本学科的引证不足引证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对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则占到了总引证的38. 69%。如果加上对自然科学的引证，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更是高达68. 01%，不仅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也高于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证率。[10]
这就用定量的方式证明了环境法学的交叉性，或者至少证明了环境法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具有更强的交叉性。更多的外部引证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的开放性姿态，意味着环境法学者对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努力吸收各学科养分以促进本学科理论发展有着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尝试，同时也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环境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性特征，这是环境法学界的通说。依此通说，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证应当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这一点也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的外部引证率为6. 19%，远高于法学论文整体对自然科学3. 67%的引证率。[11]这表明，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自然科学对环境法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明显影响，环境法的科学技术性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通过对239名作者的学历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作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理工科教育。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环境法学研究者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从自然科学知识中吸取支撑环境法学研究的养分，并使两者融会贯通。这也表明，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的自然科学引证率，可能掩盖了真实的情况：自然科学引证只是作为装饰，其与法学原理之间可能只是两张皮。
在法学类引证中，环境法学学科的内部引证是最多的，有效引证总数是1297个，占法学引证的45.25%。其他法学学科中，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四个学科的引证数排在前列，分别占到了法学引证的15. 11%、14. 55%、13. 64%和5. 44%，合计48. 74%。而经济法学、诉讼法学与刑法学的引证数都比较少，在法学引证中所占比例均在2%左右浮动。上述结果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的较大的其他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
法理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环境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环境法的革命时，往往是从对传统法理学的革命开始的。这时就需要引用更多的法理学著述，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或作为某种新思想的历史探源。而在三大传统部门法中，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对环境法影响较大，这也印证了“环境法是问题对策法”的论断。[12]面对环境问题，公法与私法之手段皆在环境法学研究范围之内；作为公私法之典型代表，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引证在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占有较大比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环境法学论文对于民商法的引证率要高出宪法与行政法学近10个百分点，这与环境法规范中公法规范远多于私法规范的现象刚好相反。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民商法毫无疑问是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显学，为谋求发展与创新很多民商法学背景的学者开始转向原属于环境法学的地盘，其撰写的论文的引证中，民商法方面的引证自然要大大高于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民商法学科及学者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其论文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的难度要大大小于“正规”的环境法学者，这也无疑增大了民商法学引证在本文统计的样本中的比例。而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也认为通过私法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法问题才是环境法学研究的主流，也将其学术精力集中于环境私法方向。
第二，与之相反，宪法与行政法学尽管发展很快，但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完善性以及学术影响力还未达到民商法学的水平，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学背景的学者最多只是偶尔关注于某个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公法问题，而很少有转行专做环境法学研究的。
第三，“正规”的环境法学者往往也只是在本科阶段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而很少有在硕士或博士阶段接受过系统的民商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学训练，因此其在选择以公法或私法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与民商法学相比，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要求更高，研究者除了具备良好的法理学基础外，尚需对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相当的把握。因此，在撰写论文时，更多的环境法学者都避难就易将选题定位为私法方向。
苏力的研究曾指出，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13]然而本文的统计结果却表明：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国际法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国际法所占的比例只略低于民商法和法理学，而远高于其他学科，这是值得深究的现象。仔细想来，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法成为了国际法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者开始专注于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无形中增大了国际法引证在本文统计样本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具有更多的互通性，即使没有经过系统的国际法训练，以往只关注国内环境法的学者也可以写出较好的国际环境法论文，而国际环境问题的持续升温又无形中增大了国际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概率。
令人惊讶的是，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刑法学的引证率居然排在倒数第二，仅为1. 92%，这与刑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反差着实太大！这或许是因为作为一类具体的犯罪形态，环境犯罪并不被刑法学者视为值得特别研究、具有理论增长点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法学者又普遍认为环境犯罪属于刑法的研究范畴，而且限于知识局限，环境法学者又很难写出能够达到刑法学研究平均水平的论文。因此，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的环境刑法方面的论文数极少， 10年间仅为7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学的学术影响力小。而可能只意味着，在当下的环境中，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较小，而且这种小可能只是暂时现象，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日益彰显，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强。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环境法学论文引证较多的三个学科依次是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三者合计占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0%。其中经济学引证最多，有效引证共计476个，占总引证数的11. 74%，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则的50. 75%；哲学次之，有效引证数为284个，占总引证数的7%，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而政治学引证共有85个，占总引证数的2. 1%，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 06%。尽管相关研究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学科已经开始稳定的影响法学研究。[14]但是，本文的统计结果说明，至少就环境法学研究而言，经济学无疑是过去10年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因为，经济学引证不仅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在总引证中的比例甚至比民商法学引证还高一个百分点。这也再一次证明，经济学帝国主义确实正在或者已经形成。
前文已经述及，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理想状态看，还是从本文的统计结果看，环境法学研究都应当是开放式的，不应有任何门户之见。因此，我们理应为环境法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感到欣慰。然而，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以为环境法学研究进入了百花齐鸣的良好状态。事实可能仅仅是：鉴于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力，环境法学者也被迫时髦一些，在撰写论文时找些经济学的论著做点装饰；而从实体内容上看，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有机的融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尚未成为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的有力武器。
除了经济学之外，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哲学，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值得指出的是，哲学类引证在总引证中也占到了7%，即使与除环境法之外的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其引证比例也相当可观，略低于排在最前面的民商法学、法理学与国际法学。
这表明环境法的革命可能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因为任何理论上的转型与传承都是从最基本、最抽象的哲学起步的。而环境法学论文对于哲学的高引证率，表明环境法学者不仅注意到了传统法律规则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适应，而且已经超越了具体规则关注到了更为形而上的原理部分，试图从根基上探寻传统法学理论之局限，进而构建环境法作为后现代之法的正当性基础。尽管这场革命可能还远远没有接近成功，甚至连星星之火都谈不上，但是本文的统计表明这种革命正在或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表征。
(三)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类型分布
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中，论文、专著、教材所反映的学术研究广度的深度是不同的。通常而言，论文所研究的论题最为具体、研究最为深入；而专著在保持论文研究深度的前提下扩展了研究范围；教材则在涉及该学科几乎所有问题的同时，并不展开深入分析。在所有样本论文的4055个引证中，论文类引证共计1721个，占42. 44%；专著类引证共计1651个，占40. 72%；教材类引证共计683个，占16. 84%。
苏力教授的研究曾表明，法学论文的引证中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15]而汪劲的研究也发现，从cssci引证检索的来源文献看， 1998-2003年间被引次数排序前5位的环境法学著述均为著作。[16]上述两项研究均表明，法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尤甚)中，著作包括教材的学术影响力要大于论文。
然而，本文的统计结论表明，至少就近十年来的环境法学研究而言，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与论文被引数量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大。论文引证数甚至略微超过了专著引证数，两者共同构成了影响环境法学研究的各学科知识的主要载体。与之相对应，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教材的学术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远低于论文和专著。
如果我们再对所有的环境法类引证的文献类型进行分析，结果就更明确了。在环境法学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引证中，论文类引证超过了半数，达到了52. 2%；而教材类引证仅占到了17. 66%。可见，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环境法学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了教材。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上升与教材学术影响力的急剧下降表明，跑马占地式的环境法学研究方式、靠着一本教材建立学术地位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法学研究或许已经度过了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数量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这种数量的竞争是否能够演化为质量竞争，其都反映了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值得肯定。
通过对各类型文献的学科分布进行比较，本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专著类引证与论文类引证中各学科的分布比例，与总引证中的相应比例差异不大；而教材类引证则不然，教材类引证中的法学引证比例高达91. 65%，远高于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70. 68%的比例。
通常而言，如果各类型的文献中各学科引证的比例，与各学科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各学科研究成果对环境法学的影响力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环境法学者获取各学科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的难易程度差异较大。
上述第二种解释似乎很难合理解释教材类引证中法学引证明显偏高的现象。因为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与普及，获取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的难度大大降低，而专著又与教材的发行与获取渠道相同。因此，很难说教材就比专著和论文更容易获取。
若根据第一种解释，则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而言，法学教材比其他学科教材的影响力大，并且其幅度明显大于法学与其他学科总体影响力差异的幅度。换言之，环境法学研究者需要引证法学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需要引证其他学科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这一点也得到了统计数字的证明：法学引证中，教材引证占到了21. 84%，明显高于总引证数中教材类引证16. 84%的比例；而经济学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5. 67%，哲学类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3. 52%，均远低于总引证中教材类引证的比例。然而，数据所揭示的现实似乎又与学术研究的常理不符。以笔者的研究体验看，如果以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为参照系，各学科引证中教材的比例会上下浮动，而其摆幅应当与研究者对该学科的熟悉程度成反比。研究者对某学科越熟悉，就越容易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最新文献，其结果就是更多的论文或专著被引用；反之，研究者对某学科越不熟悉，就越难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契合的最新文献，只好引用内容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教材被引用。
一般而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对法学学科的知识更熟悉，而对经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相对陌生。因此，正常情况下，法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低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经济学与哲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高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
但是，统计结果却恰恰相反。或许以下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第一，其他法学学科与环境法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太少，特别是关注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论文或专著更少，因此环境法研究者只能更多的引用内容更为丰富的法学教材。这也说明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其他法学学科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环境法学还处于被影响者的地位，还没有对其他法学学科产生实质性影响，远没有形成互动之势。第二，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使得环境法研究者在需要引证相关知识时可以较为容易的找到与研究内容相关的专著或论文，而不必引证教材。[17]这也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了对其他法学学科的熟悉程度。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对于外部学科知识并不求甚解，因此与其辛苦去翻阅教材，不如直接引用其他论文中看似已成结论的论断，并以此减少犯逻辑错误的风险。无论如何，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丰富了研究范式与思路；但又值得担忧，因为环境法的法学正统何以为继？
(四)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语种分布
按照语种不同，引证可以分为中文引证与外文引证。在360篇样本论文的引证中，中文引证共计2780个，占68. 56%；外文引证共计1275个，占31. 44%。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引证澳台引证共计204个，占总引证的5. 03%。港澳台著作虽用中文写作，但与我国大陆的学术渊源明显不同，还需将其与大陆的中文引证区别对待。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谓的中文引证不包括港澳台引证。而在外文引证中，原文引证共计674个，占52. 86%；译著引证共计601个，占47. 14%。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者撰写论文时利用的主要是中文文献。但是，环境法学论文31.44%的外文文献引证率远高于社会科学对外文文献的平均引证率，[18]表明环境法学研究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也确是事实，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的互动性、各国环境法之间的可借鉴性、各国环境法理论之间的互通性，要比其他法学学科更强。
但是，外文文献的高引证率并不能说明环境法学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充分的融合。而至多说明，相比其他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环境法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容易或者更好些而已。一方面，更多的外文引证看起来表明了作者掌握了更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外文引证多的论文更可能被录用。基于此，我们需要对数字所表现出的繁荣保持足够的谨慎。另一方面，环境法学研究者对外文文献的引证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外文引证过分的集中于英语作品，英语原文及英语译著引证合计占到了外文引证的74. 67%。日语作品与德语作品处于第二集团，其引证所占比例分别为10. 67%、8. 32%。这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的语言结构存在缺陷，[19]对于德语、日语、法语等其他主要语种研究成果的借鉴程度根本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如果认为英语著作代表了英美法系，而德、日、法语著作代表了大陆法系的话，那么上述统计结论的引申含义就是：对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来说，英美法系的影响要远大于大陆法系。
从中外文引证中专著、教材与论文三种类型的文献的比例分布看，中文引证中三种类型文献的比例与总引证中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外文引证中论文与专著所占比例刚好与总引证的相应比例相反，外文专著引证比例54. 67%，高于外文论文引证比例30. 12%。
由于论文反映了学科的知识前沿，因此更新速度较快，影响力的持久性较差；而专著则是对某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更新速度比论文慢，但影响力更持久。外文专著引证比例高于论文，说明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尚未完全与国际同步，还不能捕捉并跟进发达国家环境法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点也可以从外文引证与样本论文的时间跨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样本论文所引外文文献与样本时间差在5年以上的占到了外文引证的65. 4%， 5年以内外文文献仅占34. 6%。而能够反映最新国际动态的文献，即与样本时间差在2年以内的引证仅占外文引证的10. 3%。除去文献获取难度和速度等客观因素问题外，这是否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的课题大多数都是外国学者5年之前就已经研究过的主题？
汪劲教授的研究曾表明，影响较大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教材类著作最多，理论性专著较少，而译著则更少。随着最近几年一大批环境法学术专著的出版，以及大量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教材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这一点也得到了本文统计数据的支持。但是，译著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法学译著的学科分布看，法理学方面的译著占到了47. 45%，而环境法译著仅占到了13%；另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外文引证中原文与译著的分布比例看，原文占到了87. 38%，而译著仅占12. 62%。这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并无多少环境法译著可供参考。事实也确实如此，目前市面上可得的环境法译著屈指可数。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学者愿意翻译外文著作。一方面，翻译费时费力， 实在是件苦差。另一方面，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定中，译著并不被计算在科研成果之中，翻译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从学术发展的需求看，译著是缩短与先进国家研究水平差异的捷径，犹如跨越大河的桥梁，使后来者省却了绕路渡河之苦。因此，学术史一定会为译著者记上浓重的一笔。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我们迫切的期盼，环境法学界出现一批淡泊名利的学者，翻译更多的外文环境法著作，为环境法学研究之繁荣奠定基石。
三、结论
法学就是环境法学的“正统”，这是环境法学的应然状态，也是本文所揭示的实然状态。在法学大家庭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这个结果也契合了环境法公私结合的性质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革命”需求。而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平均外部引证率的结果表明，环境法学在保持了法学正统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引入外部知识对传统法学进行着“革命”。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尤以经济学、哲学和环境科学为胜。对引证文献语种分布的分析表明，环境法学者的语言结构存在严重失衡，环境法学研究存在言必称“英美”的现象。随着旅日、旅欧学者的增多，这种现象会有所改观，但短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如此看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环境法学研究者：或者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即使不能成为法学通才，也要至少精通某一法学二级学科，在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的同时，打通环境法学与该二级学科的经脉；或者应当能够至少熟练运用某一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环境法问题展开研究，并进而能够发现新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方法、理论；或者应当掌握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能够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取环境法学研究的灵感和素材；或者应当能够从非英语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必要的理论素材与灵感，反哺国内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与方法。
上述几点的核心就是环境法学者应当如何通过自身的研究活动践行环境法学的交叉性。事实上，本文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环境法学者看起来已经很好地践行了这种交叉性。但不可讳言的是，相当一部分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外部引证只是游离于论文主题之外的时髦点缀，只是一些其他学科的新名词与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简单叠加。
可见，问题的要害之处并不是我们有没有借鉴的愿望和勇气，而是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过硬的学识根基，能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将所借之“物”为我所用并且不失法学思考的本真，在交叉研究中实现诸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融合。[20]任务很重、道路很远，但我们必须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为此文，与诸君共勉。
注释:
[1]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凌斌：《中国法学30年：主导作品与主导作者》，载《法学》2009年第6期。
[2]参见刘磊：《我国法学引证研究之省思》，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3]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可以说，这239名作者囊括了我国环境法学界的中坚力量，目前活跃于环境法学研究一线的学者都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360篇论文中共有70篇合作作品，其中70%左右的合作者之间都具有师生关系。
[5]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为13. 93个。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6]本文选择的13种法学核心期刊十年间总共发表了360篇环境法论文，平均每种期刊每年只发不到3篇环境法论文。如果环境法学研究水平达到或高于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恐怕所发表的论文绝不止这个数。年均36篇cssci法学核心论文的数量，已经比过去有了大幅增长。据汪劲教授统计， 1998年-2002年发表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论文共计78篇，年均仅16篇左右。参见汪劲：《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998年-2003年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
[7]参见前注[6]，汪劲文。
[8]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约为16. 67%。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9]与之相应的现象就是尽管同为法学，但是各二级学科之间很难交流，隔行如隔山，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10]据p. eaele和b. vickery的相关统计和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大致处于42%的水平。参见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44页。
[11]参见前注[3]，成凡文。
[12]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3]参见前注[1]，苏力文。
[14]参见前注[3]，成凡文。
[15]参见前注[1]，苏力文。
[16]参见前注[6]，汪劲文。
[1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对所引外部知识一知半解，为了装饰论文不得不引用，而教材则没有对论文的具体问题进行阐述，因而只好引用对该问题有具体论述的专著或论文。
[18]据相关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外文文献引证率为13. 86%。当然，考虑到时间因素，需要对这个比较结论进行限定。参见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9]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导向和课程设置有关。对于英语的极端重视，无疑使得通晓其他外语的成了稀缺人才，既通晓其他外语又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从事的是法学中的“显学”，如民商法、行政法等。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法学 培养思路 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131-01
研究生的教育及培养直接关乎较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其培养思路也会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好坏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直接决定着研究生个人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1]。环境法学研究生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是以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法学人才为目标及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而设立的。然而，随着我国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单一学术科研人才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转变思路，应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1 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也越来越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对环境法学应用型特殊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应趋于多元化，这不仅是社会和现代人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2]。因此，无论从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出发，还是考虑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已不再是仅仅培养单一学术型人才，而是复合型人才，因此，可从以下三种类型确立培养目标：专门型研究生，培养掌握专门系统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以满足社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需要；过渡型研究生，培养具有较高科研素质和学术水平的，并且在以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才，主要侧重于学术研究；适用型研究生，培养能适应社会各个专门领域的具有特定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2 热点学术问题引导教学
研究生教育作为本科学习的提升及延续，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研究生阶段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研究生负担一定的科研任务，知识积累的不断提高，因此，其创新能力也成为了衡量学术水平及实践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3]。从环境法学学科特点及研究生的自身特质出发，可以采用研讨式教学及参与导师课题等多种方式引导教学。在环境法学硕士的教学上，应主要对环境法学上经典的问题及前言热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关键还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研讨式教学就是教师要重视研究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参与性，充分调动参与者的潜能，在老师启发下，师生在学科前沿问题上互动交流、相互启发，以实现对某一问题的深刻理解。大多数环境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入学时，专业知识比较薄弱，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专而后博，以研究促学习与科研，通过课题申报与研究，才能知道如何收集材料、提出并解决问题，并写成学术论文，其科研能力也能得到全面锻炼。
3 实践性教学
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其更强调理论知识的坚实及专业知识的多样性，需要科研研究能力与实际工作能力的兼备。而环境法学各种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性、合理性的验证，都必须借助社会实践才能完成，因此，在教学中应该不断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不仅能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够不断提高研究生以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的能力。考虑到环境法学学科特点，可以组织学生到相关部门及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实践，学生也能比较清晰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够唤起学生们热爱环境、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情感，使他们深刻理解学科使命，从而充分调动科研学习的积极性[4]。此外，还可以将调研实践中遇见的问题带到课堂中去，进行深入剖析，以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这对提高学生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及思辨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4 多元化质量考核机制
目前，在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多元化的趋势下，其质量考核已经不能以坚持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不过也要严把毕业论文的选题关和答辩关。由于研究生的质量不仅仅体现于最终的结果上，还反映在日常学习及研究的整个过程，因此，还要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如建立导师、研究生淘汰制，加强平时学习及研究中的跟踪、督查。并且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解放思想，采用国际化的发展眼光，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以指导和完善既有的管理及考核机制。
5 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较高学术、科研水平的高级人才，并且从课程的设置到质量考核机制上都以学术性为标准。目前，环境法学的发展及进步是需要高素质专业型人才的不断推动[5]。因此，只有将环境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崛起联系起来，并且对环境法学研究生硕士培养过程中所遇见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不断反思改进，才能够培养出较高综合素质及学术水平的环境法学人才。近几年来，从我国环境法学硕士毕业生在工作中的成果及得到的好评来看，国内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思路已初有成效，但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相信，只要所有环境法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不久我国的环境法学也一定能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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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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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环境法教学理念之更新
首先，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热爱才能感染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教师要以自己的专业自信、专业影响力，说服、调动学校领导层对于环境法课程的关注和重视，促进环境法学课程影响力的上升，促使校方在环境法律诊所的设置、环境法课时的分配、多媒体教室的使用、环境法模拟审判的安排上有所调整。其次，在环境法师资的配备上，高等法学院校应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引进优秀的环境法专业人才，杜绝非专业出身的法学教师担任环境法课程的讲授任务。最后，教师应以自己的学识素养、专业水平等影响、争取使环境法成为法学的核心课程。这样，国家和学校对于环境法课程重视度的提高，可以使教师去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从对该课程讲授任务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迎接挑战。
环境法教学方式的调整
教师在教学方式的转换上首先要实现思维的转换，即教师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赋予学生以责任，促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而适应此种变化的环境法讲授方式可以有多种，比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等启发式教学方式。比如问题式教学法运用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对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或集合性思维很有用。但这一方法的应用是否有效取决于教师对问题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如果设计的问题过于抽象复杂或是过于简单，就难以实现启发学生思考的目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比较适合法学本科生的实践教学，如果环境法作为选修课开设，多半受课时的限制无法应用。如何根据环境法课程及各种教学方式的特点结合课堂需要灵活使用，成为环境法教师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就笔者的教学经验而言，至少要做到两个避免:第一，避免单一的教学法。单一的教学法易令学生丧失新鲜感，产生类似于“审美疲劳”的厌倦情绪，学生主动思考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会因而下降。第二，避免简单废弃某种自己熟悉的教学法，考虑多种教学方法的优势组合。
环境法制宣传反哺环境法教学
环境法独特的品性决定了环境法教学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课堂上，训练和教授学生运用环境法律的技巧和能力不应被忽视。因此，走入社区、田间、地头的环境法制宣传成为提升学生环境法律意识的天然课堂。在这个课堂上的授课方式更应该是不拘一格的，可以是有趣的环境法律知识问答、富有激情的环境法主题演讲、自编自导的宣传环境法制的小品、哑剧、准备充分的环境法模拟法庭等。这些喜闻乐见的实践性教学方式会反哺我们正规的、系统化的、为教学行政系统所认可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克服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不具备的缺点，宣传了环境保护的理念，且使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值得推广。
环境法考试方式的改革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对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环境法授课的质量提升，可有效提高学生在沟通协作、团队合作及工程伦理等方面的能力，针对目前环境法学授课存在的大纲编制形式化、授课方式单一、师资水平不高的问题，提出顶层设计完善大纲编制、借助优秀影视作品进行课程导入、建设政-校合建开拓实践基地、丰富考核方式提升环保意识等建议，以提升环境法学的授课质量，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及工程伦理的未来工程师。
[关键词]
工程教育认证；环境法；工科专业；教学改革
高校工科教育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的重要依托，而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更是促进国内学子参与工程技术人员国际流动的重要保障，成立于1989年的《华盛顿协议》是当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我国于2013年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预备会员，并于2016年成为正式会员，随着其认证理念的广为认可，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业已成为我国高校工科专业办学的主导方向之一。工程教育认证的推广改变了以往碎片化的高校教育模式，以学生成果为导向，以毕业生具备专业毕业要求(核心能力)为依据，落实持续改进措施，最终达成专业教育目标，使工科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符合专业特色、时代潮流与社会需求，是一种建立在OBE基础上的评估及自我完善模式。而对照认证要求反观我国传统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可以发现，无论从师资队伍建设还是课程体系改革，我国教育重点更关注工程知识和技术能力的锻炼，忽视了对于认证要求中沟通协作、团队合作，尤其是工程伦理等方面的培养。随着社会发展，工科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不应局限于只用工程教育的知识去理解将要从事的职业，完善的工科教育应在培养学生工程思维、技术手段的同时，教导学生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就有赖于课程体系中科技与人文的整合、理论实践与伦理道德教育及法律观念和社会责任的建立[1]。因此，对工科专业学生进行环境法学的教化，有助于未来工程师树立环保理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预防工程实践可能造成的环境及社会负面影响，从而满足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要求，适应时展的需求。
1工程教育认证要求
在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要求毕业学生在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研究、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共12个方面达到相应的毕业要求，并由此评价是否满足认证要求。通过分析可知，环境法是以环境科学和法学为基础，涉及多部门法甚至是有关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和综合性：(1)其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都充分体现了对应环境问题的客观规律，并反映了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2)其有关保护自然资源和防治环境污染的许多措施，都是从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加以法律固定的，许多环境法律规范是由技术规范上升来的[2]。由此可见，环境法中的相关条文、标准、规则的制定都包含着工程技术内涵，因此，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强化环境法学对工程技术应用的规范和促进作用，揭示环境法的内涵并将其内化为每一个环境保护工程师的价值理念[3]，最终通过环境法学的授课及相应课程的改革实践，可使学生以下能力得到显著提升：(1)在设计针对环境保护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满足特定需求的工艺流程时，能够基于相关环境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2)能够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从而理解应承担的责任；(3)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4)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5)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从而满足工程教育中关于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沟通等5个方面的毕业要求，提升工程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工科专业环境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2.1大纲制定形式化，持续改进欠缺
课程的教学大纲是授课的纲领性文件，在实际编制中，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未形成完善的组织形式和编制流程，缺少集体协作等原因，而成为授课教师一人的闭门造车；成稿的教学大纲也往往形同虚设，教师授课的盲目性和随机性较大；同时由于缺乏课程自我检讨、学生反馈等环节，导致授课存在的缺陷难以得到纠正，从而影响实际的授课质量。
2.2开设比例小，未得到足够重视
从我国高校环境类专业开设环境法课程情况来看，在受调查的25所“985”工程高校、9所“211”工程高校和27所普通高校中，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环境法课程的仅占70.5%和37.5%，且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的仅占全部调查高校的2.0%，部分学校往往只在《环境影响评价》课程的讲授中，利用几个学时的时间普及环境法的部分内容，这与95.2%的学生希望通过课堂或专题讲座学习环境法律知识是极不匹配的[4]。
2.3社会需求广，授课方式单一
高校环境类专业学生就业倾向[5]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环境法与环境类专业毕业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和生活是休戚相关的，这也突显了环境法教学的迫切性。对于平时接触较多工程思想的环境类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学习这门课程对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用，对法学基本概念等偏理论化的内容兴趣较小。单纯的引入案例教学[6]、模拟课堂[7]能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增强课堂的实效性，然而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讲，总感觉是一种跨界，无形中自我设置了从工到文的学习屏障，很难真正调动其学习兴趣。
2.4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师资水平不足
环境法是以环境科学和法学为基础，是涉及多部门法甚至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因此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和综合性，其相关条文、标准、规则的制定都包含着工程技术内涵[3]。当下多数高校环境法学课程由纯粹法学背景的教师承担，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教学重点往往会放在法学性及法学理论的分析，对相关环境法律条例则以介绍为主，难以将环境法与课程体系所学相互联系；而非法学专业出身的教师，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基础，且环境法体系繁杂，教师授课容易照本宣科，这显得琐碎枯燥，难以记忆，课堂气氛沉闷乏味，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效果不理想。
3基于工程教育认证要求的环境法教学改革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就法学教育改革曾提出应“以社会需要为导向，推进法学教育改革”的建议，提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增加实践性、应用性环节，增强学生的法律概括能力、分析能力、辩论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8]。以工程教育认证为抓手，更要求通过环境法学的教学，达到增强未来工程师工程伦理意识、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的目的，由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改变因人设教的课程设置原则，真正以教育目标的实现及毕业校友和用人单位的反馈为依据，在大纲的设置和授课方面，增加持续改进环节，促使学生达到培养要求，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相关标准要求。
3.1强化顶层设计，规范大纲制定
工程教育认证提供了一套完备的理念来指导课程体系规划及大纲编制，课程大纲修订需经历如图1所示的组织形式，即在收集教师自我检讨、学生、督导和其他教师反馈意见的基础上，经修订的课程大纲经系教研小组讨论，并通过定期举行的校外专家咨询委员会论证后，报专业全体教师大会，最后经教授委员会审核后，完成大纲的修订。工程教育认证明确要求需成立由业界、学界代表组成的校外专家组对课程体系进行审核，保证课程修订符合社会动态及就业需求。在满足修订流程的总体组织框架下，环境法授课教师应根据课堂情况、作业及结课报告中所反映出的问题，紧密结合课程大纲各章节所支撑的毕业要求达成度，从是否能够利用所学到的信息公开、环境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来审视最新环境保护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对新技术应用、新工艺开发时，是否能够具备全局眼光，并关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否有意识将环境法学所规定的要求作为后续进行生产实践的底线贯彻到生产生活中；是否已了解信息公开渠道，能够主动获得颁布新法、旧法的修订等内容，对所学法律知识进行实时更新和学习，从而具备了自评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是否有助于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增强环保观念、提升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进行课程总结，并由此拟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形成自我检讨，结合督导及同行听课反馈，对课程大纲进行适时调整及修订，满足毕业要求的设定，并最终促进教育目标的达成。
3.2增强师资水平，促进实力提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想要借助环境法学的授课，达到提升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环保意识的目的，就要求授课教师本身具备相应的工程伦理观念，高水平的师资更是课程质量的有效保障。而由于环境法学并非环境类专业的传统课程，单纯法学背景老师讲授又难以将“法律+科学”有机结合，更无法将环境学科的科技进步、污染物产生降解原理、生态环境治理手段等内容与环境法学联系讲解，从而给学生造成在法言法，与工科教学严重脱节的现象。为了稳定提高师资水平，应不断提高在职专业教师的法学知识，鼓励教师积极参加环境法学相关法理及司法解释培训，逐渐扩充案例库，夯实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兼顾环境发展的前沿科学，达到与时俱进、与法俱进；进一步地可将业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柔性引进到教师队伍中，从工程立项、项目初设、可行性研究、工程概预算、工程设计、建设及竣工验收等各环节所涉及到法律法规进行示范性教育，达到言传身教相结合的目的。
3.3深化授课改革，增加反馈环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提升工科学生学习法学的热情、扫除法学的无形屏障是首要难题。当前，随着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环保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与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更是契合了环境法的不同章节，如《永不妥协》是基于水环境污染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穹顶之下》是基于当前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可可西里》是基于野生动物保护等，这些影视作品都已脱离了单纯的说教形式，做到了润物无声。特别是在最枯燥的环境法条讲解时，可改讲授模式为课前预习、课堂分析辩论、课后归纳整理形式进行，即法条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在课堂上，以典型案例进行导入，使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环境违法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甚至辩论，课后，教师通过发现学生在引用法条进行案例分析时出现的错误，深入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由此揭示各法条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如在讲授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时，分别列出“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例，采取课堂辩论形式，由学生分析二者的差异，辩论结束后，再进行针对性的讲解，由此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更加深了学生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认识。
3.4丰富考核方式，提升参与感
环境法的应用本身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考查，要求学生在充分理解各种环境法理论和分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判断，而应用法律进行维权更是本门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到了法条的适用性、涉事部门的判断、周边环境的分析、环境容量的确定等交叉内容。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若采取单一的考试方式进行考查，往往偏离了应用的初衷，使学生灵活运用法条的能力得到限制。因此，在考核环节，以发现并分析身边的环境违法事件代替期末考试，一方面可实现对环境法的现学现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条款的实用性及参与感，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案例库，可在后续课程的授课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讲解，同时更可避免对一些失效案例应用法条的生搬硬套，增强对环境法的应用实践，强化社会责任感。
3.5开启政校共建，树立环保意识
环境法学的执法部门较多，涉及到环保、城管、交通、行政审批等多领域、多部门，对于建设环境法学的实践基地，不应将眼光仅局限于环保部门，需根据各地行政权力的不同行使机关，有的放矢地进行实践基地的选择和建设。针对学生就业去向，一方面可邀请执法部门人员来校为学生授课，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知，另一方面，更可利用行政部门的开放日等活动，使学生跟随执法人员参与到执法或者环境纠纷的调解，直观感受环境法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搭建政-校共建的桥梁。基于环境法的科技性，在实践过程中，可结合实际，突出环境监测部门在环境法应用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环境监测中布点、采样的规范化原则，为后续工程踏勘、项目调研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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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明．关于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四点建议[J]．中国大学教学，2010(11)：6-8．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教学团队；课程内涵；教学资源；学生环保社团；实验室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3-0027-03
《环境资源法》课程自2003年开始自建，2006年申报院级重点建设课程获得成功，2008年通过验收，同年申报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获得批准，2010年通过市教委的评估验收，同年获上海市精品课程荣誉称号，2011年获司法部精品课程荣誉称号。紧紧围绕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外向型人才的目标定位，经过10年的建设，该课程在教学团队建设、课程内涵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和学生环保社团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一、教学团队建设
通过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加强青年教师培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多种方式，逐步建成了一支优秀教学团队。这支团队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合理。主讲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三人具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现有教授4人，正高:副高:中级比例为2:3:2。此外，有专人负责学校有机农场的实验，为环境资源法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支撑。
教师团队专业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其中有主攻环境资源法基础理论、自然资源法、污染防治法、国际环境法、环境金融政策法律、环境法律实务的教师，基本上覆盖了环境资源法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领域。同时，团队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人具有环保部门工作经验，其余教师都具有律师资格，能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教师团队部分教师具有良好得多学科知识背景，部分教师具有良好的双语授课能力，能满足培养复合型、外向型人才的需要。团队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力。现有全国性学会副会长一名，“上海市十大中青年法学家”1名，“上海市浦江学者”1名，“上海市曙光学者”3名，“上海市晨光学者”1名。
二、课程内涵建设
1. 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环境资源法学的体系更完善，多专格局已经形成。环境资源法学已经开设环境资源法学、自然资源法学、能源法学、污染防治法学、国际环境法学的课程，从学生的选课情况来看，效果良好。同时，鉴于环境资源法学是一门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既与法学内部的二级学科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密切相关，又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等密切相关，因此，在环境法学教学中，逐步开设了环境金融法、环境行政法、环境健康法、环境经济法等交叉学科的课程。
在教学内容上，一是吸收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教学改革成果和环境管理与司法实践新经验，结合我国和国际环境资源立法新动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环境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法律责任、法律救济等基本内容，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环境资源法基本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在注重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的同时，强化了灾害防治法的内容；三是对环境法律现象进行抽象与概括，系统归纳了环境资源基本法律制度、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灾害防治法律制度等主要制度，为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1]
2. 适应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构建研究型教学新模式
将启发式、参与式和研究型学习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教学全过程，通过小论文、项目训练等方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学科团队科研能力较强，论文、专著、教材、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等成果丰硕，注重科研成果向教学的转化。
3.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结合法学类教育的特点，本课程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积极注重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第一，根据学院的统一安排，学生每年有2～3次利用假期等时间进行社会见习、社会调查或实习；第二，学院已经与上海市各级政府司法局、市区县环保局、各级法院、检察院及多家律师事务所和企业、街道等单位签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可以定期安排学生到上述单位实习，增进学生的感性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积极邀请优秀的审理环保案件的法官、从事环境纠纷处理的律师到学校授课或开办讲座，增加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性认识。第四，在学校配合下建立了模拟法庭，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环境侵权案件模拟法庭教学实践。第五，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学生开展社会环保法律咨询等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 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方法
新的评价体系改变了一次考试定终身的评价方式，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与激励。 总成绩中包括平时作业、讨论课、小论文、实验研究和项目训练、期末考试等，期末考试采取开卷考试，考试题目多着意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2]
三、教学资源建设
针对培养目标，学院一直抓紧教材建设，自编了《环境资源法学》（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和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环境资源法理论——实务——案例》。同时，教学团队专门编写了环境法典型案例汇编，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建设了符合课程设计要求的其它教学资源，包括：PPT课件、电子教案、案例库、习题集、实训指导书，等等，并建立了校内网络课程学习网站，包括《环境资源法案例库》、《环境资源法视频资料》、《环境资源法试题答案》等多媒体课件、在线测试、在线交流等教学辅助资料，满足网络课程教学需要，并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开列并提供了丰富有效的资料。
通过本课程的建设，促使学院与实践部门结成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形成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例如：在青浦区环境保护局成立了“环境资源法”实习基地；与东方绿舟、淀山湖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加强了联系，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基地。
四、学生环保社团建设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8篇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今天惟一健在的是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的韩德培，是武汉大学终身教授。
留洋哈佛
韩德培的祖父韩大兴是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苏州，后定居如皋。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第二年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出生了。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韩德培8岁丧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世事炎凉。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小学教书，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南通中学插班。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试保送中大。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初在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5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谓好事多磨，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等待消息，其时，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授非常赏识韩德培，提升他为“讲师”，兼教一些课程。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段学复、林家翘、李春芬、沈昭文、靳文翰等人在上海集中后，就同乘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客轮经日本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韩德培师从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等，从事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的学习与研究。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韩德培还常到该市奥斯古德大厦法学院拜访该院院长福尔肯布里奇教授，这位教授是国际上早已知名的国际私法学者，他十分欣赏这位好学而多才的中国青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用不着改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哈佛的3年，可以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他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正是在那时，他想到中国人也应该在法学界、在世界有所贡献才好，立志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并写了一部40多万字的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书稿，令人痛心的是在几次抄家时被烧了。如今，想起自己那本书稿，韩德培还是非常心疼：“我那个写的书，引证非常多，英文、德文、法文，还甚至于日文、俄文都有，那个时候还相当好，结果不见了，没有办法了。”
1942年，参加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专程来到哈佛大学邀请韩德培到他即将任校长的武汉大学做教授。对于韩德培，周鲠生赏识已久，因为当年韩德培参加庚款留学考试的试卷就是他批阅的。
最终，出于对周鲠生校长才学和人品的景仰，1945年底，韩德培婉言谢绝了国内其他大学的邀请，也放弃了到美国商务部做官员的机会，带着理想和抱负，选择了武汉大学。
武大岁月
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珞珈山任教这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进展。
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留学国外的青年人到武大来任教，韩德培与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如今，韩德培是武汉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可1945年韩德培来到武汉大学时，被武大学生誉为"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那时的他喜欢穿西装，走路稳健，给学生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地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韩德培撰写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知名教授同意联合签名后，印制200多份，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张贴。不久，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进行营救，并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最终反动当局被迫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
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总理的国际法顾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出多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最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大调整，需终止“”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然而，合同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除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
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法研究所。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高等法学院校环境法教学呈落后状态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而人为因素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原因，实施环境教育意义重大，其中环境法教育不可或缺。环境法教育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各个高等法学院校，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高等法学院校环境法教育呈落后状态，具体表现如下。
(一)环境法教学理念落后
迄今为止，各个法学高等院校基本上都开设环境法课程，并配备专门教师进行讲授，但是环境法教学理念依然非常落后。环境法课程教学的难点主要在于“理论研究尚在探索、法律制度过于枯燥”。教师在环境法授课态度上，作为教学主体未体现出对该课程的充分重视，而是以讲授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传统“大课”及司法考试的热点课程等为荣，视环境法为“小法”。讲授环境法成为教师的授课负担，青年教师尤其如此。在授课内容上，教师自身对于环境法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不能够深刻理解，或者是虽然理解但对其实施，尤其是在中国西部的实现持悲观态度，表现为:课前疏于备课、懒得备课、或者不愿意费时耗力去做充分的准备，导致在有限的课时讲授中轻描淡写，照本宣科，对学生产生了“环境法无足轻重，可学可不学”的误导，而这种误导一届又一届地延续下去，造成整体上的恶性循环。以甘肃政法学院为例，环境法不受重视的极端表现是，连续两年此课程因为选环境法课程的人数太少，不够组成一个最小的基础班(每个基础班人数为25人)而无法开课。整体而言，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由于环境舆论走在前面、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倡导和关注、公民环境教育意识的提高以及高校领导环境教育意识的较高水平等等，环境法律教育理念的贯彻明显比西部要好得多。
(二)环境法学科地位低
各法学院校中大部分没有专门的环境法硕士点，本科生教学培养方案中环境法也主要被确定为任选课，很少将其列为必修课或者主干课程。一般没有专门的环境法教研室，主要学术专长是环境法的教学人员大都归属于经济法教研室。据笔者调查，许多法学院校的环境法课程最多只有36个学时，以每学期18周计算，每周大约只有2学时的教学时间。同时，在西部院校普遍教学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媒体教室、模拟法庭等硬件设施都是优先照顾基础学科、核心课程、热点课程等，环境法很少进入教务处的关注视野，足见环境法学科地位之低。笔者对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十几年前环境法教育的状况也是如此。但现在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环境法课程正在逐渐成为中东部地区高等法学院校的重点课程或者法科学生必修课。
(三)环境法教学方式陈旧
与国内其他法学学科的课堂教学同样，灌输式教学方法一直是环境法学教学的主要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至今未退出主流地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授课的信息容量很大。在集中传授环境法基础知识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第二，授课内容有体系。教学方案的设计一般是按照教材或任课老师的安排开展教学，教学内容往往是经过导入，依据章节，由浅入深，点面结合，按照环环相扣的规律展开，显得体系很完备且有条不紊。第三，教学进度比较容易控制。在灌输式讲授中，教师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因此教学进度的缓急完全在教师的掌控中，有利于完成教学任务。第四，能够兼容教师的非显著的某种惰性。第五，能够和其他教学方法灵活兼容。很显然，这些优势不是其他教学方法可以轻易取代的。因此，导致象案例式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在环境法教学实际中很少被应用。因为这些教学方式对于教师的要求都比较高，除了需要教师提前做很多的准备，比如选择合适的案例，科学地设计问题，有技巧地引导思考和讨论等，还要求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要非常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院校引入人才的能力有限，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没有经过系统的高校教师基本技能训练就可能被学校委以环境法的教学任务。教学方式陈旧是其常见问题。
(四)环境法教学效果差
环境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法律学科，我们推出的环境法教学“产品”应该是懂得如何应用环境法律知识解决实际案件，及时回应社会的学生。实际情况是，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三种原因，导致高等法学院校环境法教学效果很不好。体现在:第一，学生的环境法律意识极差，环境法基础知识薄弱。作为法科学生，对于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现状知之甚少，更遑论国外环境法律知识了。据笔者一项调查问卷反映，我校(甘肃政法学院)大部分法科学生不知京都议定书、碳排放权交易、哥本哈根会议、环境公益诉讼等概念以及相关知识。第二，学生对未来选择从事环境法学的教学、研究兴趣冷淡。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因此在对环境法的内容尚不了解的情况下，环境法课程在形式上深受法学院学生们的喜爱。但是，当环境法课程教学的实施差强人意时，尤其是当环境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实行名不符实时，使得许多同学感到选修该课程以及进一步的从事环境法研究和教学在当前似乎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第三，学生运用环境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体现为学生在遇到环境法案例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对于环境侵权的特点、环境民事责任的认定等一无所知，要么在环境法制宣传等活动中不知所云，等等。第四，学生的环境意识极差。我们的大学生主体是将来的检察官、法官、公务人员、教学人员等，对于他们环境教育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将来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宣传和教育等，在环境资源薄弱的我国西部，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现实是，由于上述环境法教育的不足，导致高等法学院校的学生的环境意识极差，甚至还不如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和悲哀!
二、高等法学院校环境法教学实务改革之建议
(一)环境法教学理念之更新
首先，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教师的热爱才能感染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教师要以自己的专业自信、专业影响力，说服、调动学校领导层对于环境法课程的关注和重视，促进环境法学课程影响力的上升，促使校方在环境法律诊所的设置、环境法课时的分配、多媒体教室的使用、环境法模拟审判的安排上有所调整。其次，在环境法师资的配备上，高等法学院校应坚持宁缺毋滥原则，引进优秀的环境法专业人才，杜绝非专业出身的法学教师担任环境法课程的讲授任务。最后，教师应以自己的学识素养、专业水平等影响、争取使环境法成为法学的核心课程。这样，国家和学校对于环境法课程重视度的提高，可以使教师去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从对该课程讲授任务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迎接挑战。#p#分页标题#e#
(二)环境法教学方式的调整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当学生在有一定责任的角色中学习时，学习的动力就更大，学习也就更为主动。当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灌输给他的知识的时候，其学习是被动和消极的，因而学习的效果也不显著［1］。教师在教学方式的转换上首先要实现思维的转换，即教师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赋予学生以责任，促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而适应此种变化的环境法讲授方式可以有多种，比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等启发式教学方式。比如问题式教学法运用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对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或集合性思维很有用。但这一方法的应用是否有效取决于教师对问题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如果设计的问题过于抽象复杂或是过于简单，就难以实现启发学生思考的目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法比较适合法学本科生的实践教学，如果环境法作为选修课开设，多半受课时的限制无法应用。如何根据环境法课程及各种教学方式的特点结合课堂需要灵活使用，成为环境法教师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就笔者的教学经验而言，至少要做到两个避免:第一，避免单一的教学法。单一的教学法易令学生丧失新鲜感，产生类似于“审美疲劳”的厌倦情绪，学生主动思考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会因而下降。第二，避免简单废弃某种自己熟悉的教学法，考虑多种教学方法的优势组合。
(三)环境法制宣传反哺环境法教学
环境法独特的品性决定了环境法教学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课堂上，训练和教授学生运用环境法律的技巧和能力不应被忽视。因此，走入社区、田间、地头的环境法制宣传成为提升学生环境法律意识的天然课堂。在这个课堂上的授课方式更应该是不拘一格的，可以是有趣的环境法律知识问答、富有激情的环境法主题演讲、自编自导的宣传环境法制的小品、哑剧、准备充分的环境法模拟法庭等。这些喜闻乐见的实践性教学方式会反哺我们正规的、系统化的、为教学行政系统所认可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克服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不具备的缺点，宣传了环境保护的理念，且使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值得推广。
(四)环境法考试方式的改革
法学教育的真谛应当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去学习和使用法律，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某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2］(P342)。所以，我们不仅应该在环境法的教学过程中致力于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应该在环境法的考试中避免死记硬背法条的考题。应该致力于重点考查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考查是否能够自己去学习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提倡对于环境法考试方式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形式有撰写论文、真实案例的分析、口试等方式，可以以环境法主题辩论的方式确定成绩，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培养。
(五)解决环境法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环境法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政府环境责任的不明晰是造成一次又一次污染事件的根源所在，所以在环境法律中应当明确政府的环境责任，本文就从环境责任的概念、政府环境责任强化的动因等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在环境法律中政府责任的现状，为政府责任的完善提供思考的基础。
关键词：环境；环境责任；政府环境责任
一、政府环境责任概述
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的概念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行政责任相同，是环境资源行政主体违反环境行政法律规范所应当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另一种认为政府环境责任不仅是一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一种道德责任、法律责任。①从法学的角度看，“责任“有三层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这种责任也可以被看做一种角色上的义务；二是某人对某事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所负的责任；三是因为没有做好应该做好的事或没有履行一定的义务而承担的责任。②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责任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一个主体由于其承担的社会角色而应该履行的义务；第二，一个主体因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对“环境责任”的定义应当是社会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对环境保护应当履行的责任。因此，政府环境责任，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执行公务的人员，根据法律规范的需要和政府的职能定位所确定的自己分内应做的事，以及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时所要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包括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两个层面。③
二、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的动因
政府作为对环境管理的主体，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并引导企业和个人履行环保义务，依法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环境责任意识是在近些年来不断发生重大环境事故中逐渐意识到的，因此政府环境责任强化的动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是我国环境的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这些无不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它污染事件有：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沱江水污染事件、紫金矿业重大污染事件和哈药总厂污染事件等，近年来之所以不断发生环境事件是因为政府及其环保职能部门忽视环境保护而引发的一系列环境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政府逐步开始反思我国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
第二、社会大众要求政府对环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一部分人对精神的追求大于对物质的追求，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环境的好坏直接由人类感知和体会，当环境影响到人类生存状态时，其必然要求环境的改善，然而在当代社会，环境的管理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里的“职责”就是指政府的“环境责任”。在环境日益受到严重破坏和公共环境利益不断受到非法侵害的现实状态下，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需要付出切实的行动来维护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
第三、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
。我国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不断颁布实施了新的环境保护类的法律法规，但是在现有环保法体系中对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行为方面规制的法律法规相当有限，要从根本上结合政府在环境包括领域内不作为、乱作为、迟作为的现象，必须加大在法律法规中对政府这些行为的规制，加大政府的环境责任。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责任，把政府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中法律所调整的主体，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借鉴现有立法成果，并创建和强化一批行之有效的环境行政管理制度。④
三、政府环境责任问题所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大量开发，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现有的环境责任履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公众对环境保护强烈呼声的要求，经分析，我国目前政府的环境责任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环境责任法律法规的缺失。《环境保护法》的第一章第7条第1-2款明确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这一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在决策权力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职权做了规定，但是对于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没有履行环境管理职责后所承担的责任在规定中有漏洞，因此，加强政府的环境责任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政府及主要官员扭曲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
第二、环境法律缺乏有效性。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环境法体系，但现实是我国的环境质量并没有因为环境法律数量的增长而在环境质量方面有相应的改善，恰巧是越治越污。这就是“环境法律的失灵”，环境法律失灵的表现是“法律对政府、企事业组织和公民进行规范以及调整的制度、方法和责任等方面的失灵”。⑤环境法制的建设一直在进行，但环境法律的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并且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来看，法律很明确规定了单位和个人保护环境的义务，把一切重点放在对企业的环境管理上，对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和行政责任方面则没有过多的规定，法律没有对政府由于决策失当而引起的环境危害没有足够的注意，⑥这是环境立法不足的表现。
第三、政府在环境法律的执行中缺乏执行力。政府环境执行力，往往被称为政府环境第二性义务，是指政府由于违反第一性环境义务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即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环境职责、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而应承担的不力法律后果。⑦政府在环境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执行力不强或不执行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环境法律规定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这是由于环境法律惩罚性责任小而导致的；第二，经济增长指标导致政府环境保护消极作为。地方领导政绩的体现方式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经济的增长，在这一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必定会以牺牲地方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小结
对环境的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正所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在政府切实履行职权，承担环境责任的前提下，并正确引导公民和企事业单位共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而努力。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建伟.《政府环境责任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 蔡守秋.《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J].河北法学，2008.
[3] 张雷.《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 李雯.《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 徐祥民.《政府环境责任简论》[J].学习论坛，2007.
[6] 高原.《政府环境责任问题若干认识》[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6）.
[7] 张志伟.《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学位论文，2010.
注解
① 张雷著：《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② 张雷著：《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③ 李雯：《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④ 张志伟：《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⑤ 蔡守秋：《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
⑥ 张雷：《政府环境责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