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范文

环境法范文第1篇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环境污染

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对环境法益的细化和分析还任重道远，不过不管从政治制度层面还是从法律的完善方面，我们国家都在进行着探索。相信随着国家政策制度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完善，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改善环境、保护生态的无声战役必将以胜利告终!

环境法范文第2篇

一、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生态本位主义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畏惧自然、服从自然、受制于自然；工业社会阶段，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奴役”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导致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由于科技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的迅速膨胀，出现自然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由于对自然破坏性的开发和利用，导致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对地球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发现与认识的发展，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伦理学家在对环境问题的本质及其社会根源的探讨中发现，导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人类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有人才是道德主体的伦理观念，这种道德观念是人类在长期与自然做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思想基础上顺理成章形成的。西方学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予以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以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向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提出了挑战，并为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提出了新的依据，也为环境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环境法在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已经有的法律法规的法哲学基础并不一致，在立法指导理念上也不很明确，许多保护环境资源、防治污染的法律是从传统的人类利益本位主义出发。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法律主体利益保护方面都带有很强的传统痕迹，并不可避免的显示出在环境、资源保护上的局限性。

从立法目的来考察，世界环境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人类社会早期在环境方面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动物、植物、土地等自然资源，只是作为人们所有权客体时才受到保护，并且只是在保护所有权的相关法律中才得到体现。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的环境立法：初现环境的公共利益时期。20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叶，污染损害大面积展开，在这种背景下，以控制环境污染为中心的环境法开始在各发达国家制定。此时，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们的健康。20世纪末叶的环境立法：朝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法。进入7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立法的爆发式发展，并且在立法目的上达成一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成功举行，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时至80年代中期，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条约纷纷出台。1987年联合国发起成立了关于地球问题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WCED出版了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多数国家环境立法的目标。

从以上对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目前，许多环境方面的立法是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法理基础的，不论是对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立法，还是对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生活的幸福和人类的发展，只在部分立法中较少的关注到了动植物以及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权利。这是“人类本位”法律观在立法理念及目的上的体现。无论是近代自由主义时期的个人本位，还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本位，其共同点都是强调“人类利益”至上，都主张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在伦理学上认为只有人才是道德主体，才具有目的价值。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指导下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即使法律规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是着眼于人类利益，这最终将导致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生态环境不能健康、良性的发展，并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威胁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安全。

现代环境法应该是以“生态本位法律观”为其法哲学基础。所谓生态本位法律观，是指“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具有内在价值，承认地球上的生物享有生存很存在的权利，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法律理念”。生态本位法律观是现代环境法产生和发展基础，而这种法律观是“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在法律上的体现，他们从思想上引导人类对过去的行为和善恶观进行反思，倡导注重人类对自然的环境责任和世代间的公平，强调动物的权利以及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二、生态本位法律观对现代环境法的要求

（一）人类本位环境立法的局限性。目前许多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在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影响下建立的。虽然在控制和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涉及的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冲突时，涉及到动物植物的权利保护以及对他们的保护力度问题时，存在着明显的人类利益中心的印记。

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民事救济制度为例，目前，对于环境污染损害采用的是事后赔偿方式，而且是以实际存在着损害为必备条件，而这种损害指的是对人的身体健康以及财产方面的损害。也就是说，民事上的法律只保护人类传统的既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其他生命的权利以及自然品质的优良等只不过是保护人类利益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它只是被保护的人类利益的反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导致了人类财产方面的损失或人们健康的损害。在法律主体方面，民法并没有赋予自然界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以主体资格。因此，当环境受到破坏时，无法得到与人一样的直接的保护。

在保护人类利益上，传统环境制度及环境决策上也存在着局限性。一般认为，扩大公民对环境的参与权利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这方面也易于引起以人类利益甚至以本代人利益为中心的决策。例如，为了方便瑞典和丹麦的公民出行，两国于20世纪90年代达成在瑞典马尔墨与丹麦哥本哈根之间的海峡上修建跨海大桥的协议。但这项工程将对波罗的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带来影响。环境保护组织和环境专家对此决策都持反对态度。然而，当该提案提交两国公民讨论时，两国大部分的公民都持支持的态度。而该大桥已经于199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可以说，人类在长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下，其绝大多数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人类中心和自我中心。

要想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对环境立法的动机、目的进行重新的审视，用“生态中心主义”对环境法进行整合。

（二）生态本位法律观对现代环境法的要求。有的学者指出：“对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应实现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在重新认识人类——环境关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研究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研究环境法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时代的发展对环境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生态中心主义对现代环境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生态为中心，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生态本位法律观强调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协调一致，而非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本位和人类利益是最终的目的与核心；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非相互对立。环境伦理学创始人罗尔斯顿就曾说“生物拥有内在价值”、“大自然作为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其后来的一个加入者之一，大自然的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其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因此，法律制度的设计既要体现人的权利，也要体现自然的权利。

2、把实现自然正义作为法的价值。自然正义要求人类应当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均衡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在法律上，它要求法律规范的确立符合自然规律，能使人类世界与自然界达到和谐统一。自然正义价值的内容包括遵循自然法则和生物人道主义两个方面。遵循自然法则强调为了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圈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生态进程，并在利用现存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时遵守自然规律，进行适度的开发和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它要求环境法以及制度的设计都应该遵循自然法则。生物人道主义则强调人类要善待世界上其他的生命形式，在保障人类生存的基础上给动物以基本的环境，禁止残杀、虐待动物，保护植物等。在道德上，它要求人类将最低限度的道德施与其他生物；在法律上，它要求将其他生命形式放到与人类同等的地位，给予动植物法律主体资格。

3、把代际正义作为法的价值。生态本位主义不仅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

一、协调发展，同时强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几代人同未来世代人之间的正义关系，即强调代际正义和公平。地球只有一个，当代人所生活和利用的自然环境也是未来世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代人如果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则将会影响到未来世代人的生存。因此，生态本位法律观主张将保持整个生物圈的完善和健康作为权利的基础，强调不仅要将当代人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范畴，而且必须将未出生的后代人和其他生物也纳入法律规范，以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应该将未出生的后代视为当代人一样，拥有平等的享有地球上的资源以及适宜的生存环境的权利。当代人作为后代人的托管人和受托人，应肩负起更多的维护生态系统的义务，以保证未来世代人能享有平等的环境参与权，能够生活在至少不少于与当代人相当的健康的生态环境中。

环境法范文第3篇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给破坏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渗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核电站放射性泄漏事件，这两起事件到现在让人想起来都还有某种恐惧的感觉。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污染物的年排放量达4300余万吨，（其中烟尘约2800万吨，二氧化硫约1460万吨）；198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6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68亿吨，处理率仅为27%，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3)

环境污染和破坏给我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极其惊人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80年代初的不完全统计，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90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5亿元共计955倔元，约占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4%左右。从这样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笔者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国家、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对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又常成为冲突的一方（地方利益），违法阵营庞大，法律执行的难度极大。

(2)人文社会因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强烈地显示了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4)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第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所谓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5)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据调查，国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无敏感性，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公众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环境知识。2000年“世界环境日”前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些大量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多么的差。一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如此的差，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第三，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点，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有类似情况，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主要以以环境污染为主，如今经过不断地治理正在不断有所缓解；而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环境破坏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且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二、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包含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笔者就对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探讨即对我国环境问题作几点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强化、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境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并重，生态建设与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发展。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有如下原则：①建立大环境立法体系的原则，如前所述，国家环境立法存在着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与此对应地方环境立法中也存在着侧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轻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环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虑。坚持大环境的立法原则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体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各类灾害等规范组成一种标本兼治的大环境体系，②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感。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谁污染谁治理，这本来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下，市场主体具有趋利性，往往出现一些企业为了眼前短暂的经济利益宁愿被罚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现象。因此，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已刻不容缓，这应该说也是权利义务原则在环保法中的体现。③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各地方的污染状况不同，环保的具体任务也不尽一样，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实为依据，坚持国家立法的原则性与本地实际的灵活结合。同时，由于总结性立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而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地方立法应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大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

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

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6）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7）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简短的小结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48页

（2）同（1）

（3）《中国环境公报》，1988—12—30

（4）马世俊著：《中国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8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7）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8页

[内容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原因，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的弊端。本文探讨了我国环境问题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对当今的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环境法范文第4篇

超越“主—客”的对立与一体：由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变

1．环境法方法论的多元化与认识论范式之不足

尽管，主流范式认识到了“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11］，由于其囿于寻找自然主体地位的道德支撑，它最终陷入了宏观叙事的窠臼，忽视了重建现代环境法学方法论应该关注的主体要求、价值要求和技术要求。环境法学应以实践的需求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基础，按照科学的、实践的方法展开，摒弃先验意识形态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预设前提，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的关系中反思、把握环境问题和环境法学发展所蕴含的紧张关系。同时，要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掘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就必须“以人为本”，构筑一个“人的哲学”和“人的方法论”。此外，认识论层次上的范式虽然可以发挥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创造精神和抽象论证能力，把高度复杂的环境事务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加以抽象化、简单化、分割化，并在此基础上简化出最本质的关系网和问题的病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认识论层次上的范式势必有把本来复杂的环境问题和人的问题，通过简单的抽象而改变其性质的危险。这种危险会在很大程度上混乱环境问题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误导环境事务处理的方向和措施。

2．实践论范式之要旨

理论要想有所创新而且能够有所创新的话，必须切中社会实践的需要。在环境法学论域内，最大的现实就是环境事务的处理。如果新理论的功效止于对纯粹理论的反思，没有对环境事务的实际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案，那么这种创新至少是不彻底的。布迪厄曾指出：“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根本、也最具破坏性的，乃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而要超越这种对立，首先必须看到这两者的共同错误———即两者都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践认知方式对立。”［12］因此，环境法范式的变革更应当从认识论范式转向实践论范式，以客观环境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加强环境法研究与现实的互动，摆脱在概念、观念层次上简单的逻辑推演，仅为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而努力的旧传统，代之以一种以现实要求为基础，以实际效用为检验标准的新思路。实践论范式要求以对环境问题发展规律和矛盾的认知、把握为基础，以法律、政策等社会技术为中介，设计与环境事务相关的社会模式，调整矛盾并控制社会的运行。实践论范式的目标是“重新思考过往实践，推动理论的再形成并反馈于实践，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以期最终强化理论和实践”［13］。实践论范式的核心理念应当是承认并坚持环境与人、社会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实践论范式对认识论范式的超越是一种从实体本位论向以实践为核心的关系本位论的转变。它在哲学基础上强调实体不是第一位的，关系才是在逻辑上基始的；避免使用“主观—客观”、“主体—客体”这两对范畴，而是要确立建立在关系之上的超越两者之上的“实践主体间性”。在这里，实践论范式是“从实践上扬弃和统一主观性与客观等二元对立的”［14］。它有助于消除主客体的对立，重新看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基本关系。

实践论范式的核心要素

由于环境法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描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可行的制度性解决框架。所以，实践论范式仍然视“人”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前提，它是以人为逻辑起点，以环境法律、政策等社会技术为中介，在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中把握环境问题的。

1．逻辑起点———人

环境法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在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人，就是社会与人的关系”［15］。从哲学上讲，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与改造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理解人与自然的关键。认识论范式将人视为抽象的、没有历史规定性的思维主体，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考察和把握人的本性和存在；而实践论范式则要求将人视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在内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从社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向度来把握人。这为实践论范式解释和迎合环境法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主体性范畴。同时，可持续发展中的代内和代际公平在这个范式中获得了存在和延展的空间。本文认为，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合体；人的尺度始终决定着物的尺度，自然无法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当然，实践论范式必须保证作为环境法学基础性范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能在人的实践中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较高程度的满足。首先，人的实践要求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性。这要求人们必须根据资源、环境等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展开实践，因为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自然价值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应该不超过其再生的时间、空间、数量和质量的范围，对环境造成的负担不能超过其消纳能力。其次，人的实践要求协调好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生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反映着代际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内在地要求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代际之间和代内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最后，人的实践要求协调好人自身的物质消费和精神增进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满足需要的消费之中，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还存在于与自然总体进化的关联之中”，进而“走出消费主义的狭隘伦理观，将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最高的道德命令”［16］。

2．发生场域———社会世界

这里所谓的社会世界是属人的世界。之所以赋予社会世界以人的属性，是因为人类出现以后的活动就一直把自然界纳入人的社会实践之中，使其合乎人类主体的目的。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这个过程强调的不是自然界变化的表象，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成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确证和显现。因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必将在社会世界中予以消解，而非诉求于非理性的浪漫式反应。这种浪漫式反应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序位，僭越了矛盾解决的实践思路而上升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宏观进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客体的自然本身的规律绝不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自然通过实践的中介也会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发展的要素或者在受到过分侵扰时发展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正负作用是由自然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总之，自然不仅是先在的，同时具有历史性；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和人类自身对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环境法学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对社会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等整体规律进行结构性把握的承诺上。环境法学中认识论范式本身难以证实的、亦真亦幻的终极性目标，构成了在环境法学研究活动中注入实践论范式的动源。

3．媒介工具———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是指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根据“社会技术”的作用方式、程度不同将其分为理念型和制度型的社会技术。前者主要指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宗教教条、哲学理念、民俗习惯等；后者主要指一定社会的法律、政策、制度、章程等［17］。它们是蕴含于人们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规范性的、稳定性的知识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实践性，将社会科学传统的“发现”和“解释”功能扩展到“解决”的阶段，将社会科学的描述性资料转化为“规范性”的指示而成为具体的操作性的“政策”、“步骤”、“策略”。环境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它反映了环境问题与环境法的历史、本质和运行规律。创设环境法律过程，其实就是揭示社会生活中与环境法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以及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探究此类关系之间的客观因果性的过程。环境法律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选择性，要充分体现法律制度制定者对环境权益保护的意志、愿望和追求，通过特定的制度把社会维系在“秩序”的范围内。现代社会要破解环境难题，除了改进和创新自然技术外，更需要不断的创新“社会技术”，为自然技术的创新、适用提供体制和规则保障。因为，“社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技术发生作用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论范式能将所有有助于环境问题破解的“社会技术”吸纳进来，形成系统的环境理念、环境伦理、环境法律、环境政策和良性环境行为。

4．思维方法———系统性思维

环境法想要对充满环境风险的社会世界进行说明、理解和因应，不仅要对现实的社会世界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批判，对社会制度进行理想的追问和建构，以期完善环境法的启发性和规范性。同时，它更需要一个包含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设计思维在内的系统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是指环境法学应当将对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从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各个层面进行考察，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并将其还原到复杂性的社会世界中予以研究。过程性思维是指环境法学所努力建构的是人们精心设计、仔细规划的、具有价值指向性的并以环境问题的破解为目的的活动过程。环境问题产生、环境法律建构与环境危机的破解都具有过程性，致力于为这些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的环境法学也应当是过程性的，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试图通过哲学根本上的颠覆来完成自身功能的实现。认识论范式正是由于其突进性而无法回应当下环境法律制度的建构和环境危机的破解的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设计思维是实践论范式为环境法提供的核心思维。环境事务的处理是具有科学内涵和技术内容的人类活动，需要设计出一个适应人与自然关系发展需要的新的社会模式、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因为“规范与规范性法则可以由人来改定或改变，特别是由遵守它们或者改变它们的某项决定或社会约定来制定和改变”［18］。所以，环境法中的设计应当指向环境法律制度。通过不同研究者对制度的设计意图、态度、倾向、价值、目标的相互作用，形成对制度设计的“合力”。

实践论范式的功能优势

环境法范文第5篇

自从中国的环保部设立科技标准司以来，“科技环保”的概念初露锋芒并逐渐融入环境保护法领域。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条，这两条的宗旨实质就是鼓励人们主动开展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为环境保护献计献策。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2010年全国环保科技工作会上强调了要实现“十一五”环保目标，科技环保是必经阶段。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中对第四条的修改也提到了环境保护应当依靠科技进步，其本质就是倡导人类主动将现代化科技投放到环境保护中，就是要求人们主动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投身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

(二)强化“环境公平”理念

1．将“代际公平”理念融入环境保护立法“代际公平”是指: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保护后代人的利益这一观念逐渐深入各国的司法活动中，如《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1976)的第一条、韩国的《环境政策基本法》、日本的《环境基本法》都有类似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后代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案例出现在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的一个判例中。可见，将“代际公平”理论融入环境保护领域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必然结果。其实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子孙后代的环境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由于后代人作为主体的虚拟性和后代人这个群体的不确定性，对后代人的保护更需要当代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化消极被动的不作为为积极主动的作为，来更好地保护未来人类的环境权利。因此，在今后的环境立法中，“保护”一词将会越来越强调人类积极的作为。

2．在“代内公平”理论中强调全球环境合作代内公平是迄今为止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还是不同群体、不同个人之间，代内的不公平有目共睹。接下来主要从气候变化领域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内公平展开论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是有差异的，如1991年《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第八条明确指出了发达国家应该对环境负主要的责任。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代内不公平现象，现存的以及今后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将会越来越重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以及发达国家率先主动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即“保护”的含义将会与“加强合作”“率先采取”“促进”等词语一并出现，强调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应该积极作为，尤其是发达国家要起带头作用。《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全球保护环境的合作精神，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严重，在环境保护立法领域内将会越来越重视全球的积极合作。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法要想成为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指向，就必须扎根到人们的意识层面，让人主动地尊重和爱护环境”。可见，无论是代际公平还是代内公平理论所强调的环境伦理———公平性，都需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深层次认识、理解和尊重法律。讲了这么多环境法规文件中“保护”的含义，接下来我们试着给它下一个新的定义，来预测今后“保护”含义的发展趋势。“保护”一词，在英语法律文件中常用“protect”“preserve”“conserve”。从语法角度分析是动词，可是从很多先前提到的法律文件中“保护”的含义大多是消极的不作为或少作为，没有充分体现人这个环境保护主体在参加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故笔者认为:环境“保护”除了约束主体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不作为或少作为外，还应包括在人与人关系中人类应该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化被动为主动。故“保护”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保护”除了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合理规划并严格控制针对自然的行为或活动，使自然免受人类行为或活动的不利影响，从而也使一部分人类免受另一部分人类行为或活动的不利影响之外，还包括人类应该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人类的集体智慧，促进科技环保，积极主动地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加强合作精神，在消极的不作为和积极的作为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而奋斗!

环境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18-01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人类中心主义，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核心，其出发点和归属始终都围绕着人类利益展开的一种理论观点。环境保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它更强调生态系统及其自然本身的利益。从立法目的上看，我们的立法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利益，具体体现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两个方面。从立法对象上看，传统环境法保护的对象局限在水、土地、矿产等对人类有用的资源上，而对那些远离人类的自然或者是与人类的生存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却很少涉及。这不仅会导致生态环境无法健康、良性地发展，还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最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首先，在权利的设定和分配上，不可避免地要由人类来设定或分配除人以外的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还是人类在主导着自然界的话语权。其次，在自然主体权利的实现以及义务的承担上，仍然离不开人类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或自我约束，否则自然主体的权利义务将成为空中楼阁。它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掩盖、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而不可能使环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义与其他两种主义的联系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是两者相互渗透、结合、优化的产物。因为从影响当代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看，主要有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且这两对矛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但要求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不平等性，而且还要深入思考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平等性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正是通过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前提和保证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比，它既讲求科学，又讲求信仰；既遵循自然规律，又遵循社会规律；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从人的利益出发，又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既为人，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既承认自然的价值需要人去评价，又承认自然或环境的内在价值。它主张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

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义的实践

从我国现有环境立法来看，存在着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生态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问题。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就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而在第2条又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乡村等。”我国其他环保法规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矿产资源法》第1条规定：“为了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制定本法。”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立法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此外，我国现行环境法所规定的自然资源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其产生的相当部分利润或产品却直接为私人所有，在制度上没有明确中央、地方、部门及个人的权利义务，导致了各种开发者争夺资源开发的利益而不顾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而且对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界定，给实务操作带来了困难。种种问题影响了我国环境法作用和功能的发挥。究其根源，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仍然没有脱离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影响，其法哲学基础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法范文第7篇

现行环境法对环境利益消极保护态度的形成既有客观方面的限制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限制主要是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经验的不足，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立法定位不清、法制建设盲目以及理论研究浮躁。笔者认为，主观因素是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指导思想陈旧

现行环境法在把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问题上一直暧昧不清。从理论上讲，环境利益应当是环境法的基础，环境立法应当围绕环境利益展开，然而现行环境法中环境利益的定位一直不明朗。中国环境立法最初是为应对国际环境保护的浪潮和国内环境问题的现实而生，那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下，人们还在为温饱挣扎。此时，环境利益还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利益群体，因此环境法将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等作为法益，环境利益只作为一种反射性的利益而存在，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但在主观上并没有被环境法所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利益逐渐崛起并独立为一个新的利益种群。立法者认识到这一点并逐渐扩大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空间，这种扩大主要是以增加环境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从而加强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来实现的，走的是迂回路线，仍未能突破初期环境立法的设计格局。环境立法对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欲语还羞，避免直面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的呼声。在这种立法思想下，环境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选择上也对环境利益持回避态度，导致了环境法整体上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环境立法指导思想陈旧也是消极态度的产生根源之一。环境立法之初，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环境法体系，其立法原则及法律内容都带有浓厚的行政隶属色彩，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明显侧重于前者。随后的环境立法也没能突破最初的指导思想和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还使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立场相对让步。环境法一些基本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各项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统一，内容规定较原则，缺乏配套法规，缺乏操作性。在这种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下，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制建设盲目

世界各国环境法部门法体系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的立法过程，中国也是如此。自《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法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对策性立法的产物，立法指导思想陈旧，立法过程缺乏规划，立法技术水平有限，照抄照搬现象严重，并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划分的痕迹。盲目的法制建设导致了现行环境法体系的诸多问题，如：（1）环境法体系结构不合理，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各单行法之间协调性差，重要领域存在立法空白；（2）法律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较差；（3）法律内容存在缺失，法律制度层次不清，基础法律制度与具体法律制度易位严重，法律责任要求不严，重行政制裁，司法途径有限。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盲目的法制建设并未停留片刻对此加以思考，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以至于最初不成熟、不合理的框架仍被沿用。这种结构不合理、内容存在缺陷的环境法体系自然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全面的保护，不合理、操作性差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有效的保护。

（三）理论研究的薄弱与浮躁

环境法理论研究的不健康状态也是形成这种消极保护态度的原因之一。现今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相比其他部门法而言还比较薄弱，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它一方面对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存在“色盲症”，盲目遵循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环境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对预见性立法缺乏理论研究，致使相关法律制度得不到有力的论证和支持［2］。最为根本和致命的是，环境法学把标新立异作为荣耀，过分集中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沉湎于环境法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公益性”，不重视甚至无视对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扬，很多重要和基础的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识，如环境法的定位和属性、环境法的法益、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等，对环境法的运行尤其是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缺乏体系化的思考，整个环境法学界一心标榜“独立”，与其他部门法缺乏交流。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环境法不情愿承认自身的幼稚，一定要找到某种宏大雄辩、又能得到认可的理论前提；环境法具有勃勃雄心，将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己任，急于寻找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期望获得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法理基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环境法学沉醉于“新兴学科”的帽子之下，堂而皇之地吸纳了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所有学科，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包容性，可是事与愿违，环境法学非但没有找回自己，却失去了自我。因为无论是科学技术性还是公益性，都对环境法制建设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公益性甚至掩盖了环境法学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合理承担环境义务的本质。环境法学对后代人的利益、对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都有着终极人文关怀精神，却忽视了当今时代不同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而这才是最为紧要的［3］。浮躁理论研究并未给环境利益法律保护提供很大的帮助，环境立法找不到调整环境利益的更好方式，也只能继续走消极保护的道路。

二、对环境利益实行消极保护态度的反思

（一）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

首先，环境法的价值理念即环境法的精神向导，是环境法最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环境法的现象、规则和技术之上的思想性存在，既是环境法理论体系的灵魂，也是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环境法价值追求，如前文所述，应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环境利益，从一般层次上来讲即指现有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体现法的“公平与正义”，但由于环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特殊影响，环境法的价值更体现为秩序与效率的衡平。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指出，“秩序”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①。在环境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中，“秩序”则体现为节制和有序。“效率”传统意义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运用到部门法中，则是强调法对资源分配中的权利义务保障和对优化配置的促进作用。环境法对“秩序”和“效率”的衡平理应与传统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相区别。这种衡平体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关怀，是一种更为长远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与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即是长期提倡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环境利益追求的目标来讲，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近期目标与远期期待的结合。它的基本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代际利益平衡，内容主要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别强调生态的可持续性。为此，当代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中应当有所节制，从而为后代的发展保持同当代相同的环境质量和自然系统，同时保存具有美学、历史或生态价值的重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考虑到了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又顾及到了后代人的环境利益。并且，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与保护的统一，主张在充分利用环境的经济属性的同时，保持环境的生态属性和精神属性，它的内在要求希望人类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能够相协调，因此就需要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社会手段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和平衡。这一理念对环境法的利益选择和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决定和指导作用。第三，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由于不同部门法的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作用的社会关系领域不同，各部门法的本位业是不同的［2］。环境利益是作为整个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利益而存在的，它的性质和地位又决定了环境法在诸多部门法中的性质和地位。因此，从业已成型的部门法的设立的角度看，民法的设立以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本位；行政法的设立以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为本位；环境法围绕环境利益的保护而展开，自然而然的，其设立则是以环境利益为本位。这既是环境法设立的出发点，也是环境法实施的归宿。

（二）环境法应以保护环境利益为己任

首先，利益有多种形态，存在不同的种群，在法律面前，各种利益受到平等的保护，而在法律体系内部，部门法之间则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分工与合作。从本质上看，每个部门法都有调整不同形态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作用，这是部门法之间在利益保护中密切合作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法律对利益的认识是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利益在不同的法律中，其表现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因此，每个部门法在进行利益调整时都有所侧重，重点对某种或某些利益形态进行保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导法益，这就形成了不同部门法在利益保护中的分工。正是不同部门法之间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法益保护体系。传统部门法选择不同的保护角度和保护程度，对人身、财产、秩序三大法益进行交叉和有层次的保护。如宪法对三大法益作统领性的规定，民法主要保护个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经济秩序，刑法则对三大法益作兜底性的保护。但环境利益与人身、财产和秩序这三大法益相比又有着天然而明显的特殊性，因此，以上部门法在保护环境法益方面都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与当前环境利益的崛起，加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就构成了环境法形成的最直接也是做迫切的动因。因此当需要动用法律对环境利益实施保护时，环境法就必须主要承担这项任务。其次，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对这些利益进行平衡和调整。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环境法打破了以经济利益为保护核心的传统的利益格局。法律体系从此不再仅仅保护经济利益，还把环境利益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不仅关注本代人对环境利用，还关注后代人对环境的需求。整个法益格局自此发生了变化，环境利益与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管理秩序等共同成为法益大家庭中的一员。环境法产生于环境利益法律化的需求，它主要调整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为保护经济利益建立起了雄厚的体系和制度，环境法自然应承担保护环境利益的重任，以环境利益为中心，环境法的体系和制度也应以保护利益为中心展开。也就是说，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环境法在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采纳，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现代社会主要和重要的调整工具，其功能和实效是其他社会规范无法比拟的。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法律层面的落实。环境法就是法律展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舞台，环境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本位展开。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环境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仍秉承近现代民法、行政法等传统的法律理论，以保护人身和财产利益、行政管理秩序为中心，尽管也保护环境利益，但却没有正面肯定，从效果上看环境利益只是保护人身、财产、管理秩序的反射利益。环境利益缺乏直接和正面的法律保护暴露了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保护态度不仅使环境利益的保障程度受损，还会对法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日益严重。饱受各种灾害肆虐后，人们意识到了环境对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法律作为利益的最后保障，理应对人们高涨的保护环境的呼声作出积极反映。当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传统部门法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进行充分的救济，此时，伸张公平的担子就落在了环境法身上。消极保护环境利益的环境法显然无力担此重任。这样，受损环境利益就处于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污染者多是财力雄厚的企业，它们在社会生活所有的力量和地位要比普通公民强大，如果法律也消极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的利益要求，无法保障他们的权益，那么法律追求的正义和公平价值将成为笑谈。的确，侵犯环境利益的行为一般都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当两种利益冲突时，法律应进行利益衡量并作出判断，但这种衡量绝不能歧视任何一方。各种利益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法律面前应得到同等对待，既然民法、行政和经济法等传统部门法对物质利益等利益群体的保护已经非常到位，环境法没有必要还把这些利益群体作为保护的中心，而消极对待环境利益，环境法应当把环境利益作为保护的中心，并在制度层面积极作为，这不是环境法的惟一主题，但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三）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完善

环境法是对由多种法益的综合构成的环境利益的调整，因此，对环境法益的就必须保护依赖多方面、多层次的转变。具体来讲：首先，从环境法具体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讲，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态度的转变，将环境法作为环境利益保护的主要依据，还要将这一态度贯彻到立法中来，完善环境法的法律体系，注重具体制度的构建。应当改变被动立法的态度，更新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减少环境法制建设中的盲目性，改变“重经济，轻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点，切实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环境立法中，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具体目标。立法的过程和手段则要体现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结合，克服立法的主观性和盲目性。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秩序和效率均是环境立法的目标，因此，立法中必须要进行法律经济分析，促进秩序与效率的均衡，确保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协调，既保证当前利益的发展，有保证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其次，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来讲，对环境利益的有效保护机制应当是以环境法为统领的各部门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环境法是对环境利益的全局性的综合把握，规定环境利益的长期和短期目标，对环境利益进行相应的整合与分类，区分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对环境利益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并指出环境利益收到破坏时的处理措施及不同处理新措施应适用的具体的法律。其他部门法对环境利益的不同分类进行不同的规制，如民法中规定的对环境私益的侵害应采取的民事赔偿和补偿措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行政法则规制有关对环境公益的损害，并作出行政处罚；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环境利益损害行为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第三，加强理论研究，增进对环境利益与立法问题的理性认识，并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立法经验。当前，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或多或少的遇到了环境瓶颈。而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中已经先行一步。我国的环境法研究也应顺势而行，放弃原有的地位之争，将环境利益的保护理论研究的最高目标。此外，融合个法律部门并不意味着吸纳，而是与其他部门法进行合理的分工配合，最终构成系统完整的环境利益保护体系。

三、结束语

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不符合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转变消极的保护态度，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才是环境法的应有之义。当然，消极保护态度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但笔者相信，这一转变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种转变更将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环境法范文第8篇

一、环境法消极保护态度的形成原因

(一)陈旧的立法指导思想我国最初的环境法成立的背景是在1989年国内环境问题频现，国外上掀起一股环境保护浪潮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1989年中国经济水平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处于温饱线上的人民并未真正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而环境法只将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作为调节的目标，而并未对环境利益做出正面的保护。此外，环境法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因此立法思想本身的行政隶属色彩浓厚，立法指导思想也更倾向于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制思想的逐渐成熟，虽然立法者对环境法进行不断的修订，但是也并未突破最初立法时期的陈旧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对经济妥协，导致环境利益保护在环境法中较为消极［2］。

(二)盲目的法制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与实施，中国环境保护法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但是新的环境形式的出现，环境法的修订仍然盲目照搬立法之初尚不成熟的法律框架，导致现行环境法的不合理、执行性差。翻开法律法规研读，从中不难发现其它国家法规或者其它部门法规的影子。盲目的照搬导致了环境法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法重视污染防治工作，轻视生态保护;法律空子相对较多;环境法的司法途径较少，执行性较差等。

(三)理论研究的薄弱与浮躁目前在国内环境法理论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广泛、科学的研究体系。甚至有学者存在环境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等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标，导致环境法环境利益理论研究相对停滞。当今时代金钱、经济至上的观念较为普遍，人们更为看重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发展需求。又由于环境的破坏导致的后果出现的过程较为缓慢，浮躁的心态之下人们的眼观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并未注意到未来的发展，错误的发展思想之下导致理论研究的薄弱。

二、对环境利益消极保护的反思

(一)将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的基础不同的法律在利益调整时侧重的保护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环境法要协调人身、财产及行政管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环境利益作出明确的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不仅作用于当代人的身上，甚至会对后代人造成影响。因此环境法应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同时损害后代满足需求的需要，将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立法的基础，正面直接对环境利益进行保护［3］。

(二)以实际环境形势为基础，加强环境法的理论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形势也给环境法立法带来新的挑战。因此环境法要着眼于实际，不断对理论经验探究，探寻切实可行的环境治理制度方针。环境法的立法研究要基于当前的环境保护现状开展，制定合理、可行的方针。此外，国家加大对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扶持力度，为环境法的立定与执行提供扎实的指导思想。

(三)完善环境利益保护，增加司法途径应完善法律空白，对现行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此外，增加环境保护与行政、刑法处罚司法途径，切实保障环境利益。在环境利益的保护中，相关政府及司法部门要加强干预，对各种破坏环境现象进行严肃处理;畅通环境利益保护的维权通道。

(四)加强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宣传工作通过公益广告、广播、报纸等形式宣传环境利益与人类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环境利益保护，严禁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并对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三、结语

在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下，转变环境立法中对环境利益消极的保护态度不仅是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也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需求。环境法的转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转变保护重点的过程中要加强立法的理论研究，填补立法空白，完善环境法;增加司法渠道，加强政府在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干预能力;加大对环境利益的宣传工作，在大范围内提高人们对于环境利益保护的意识。立法部门要不断对环境法立法进行摸索，促进环境利益保护由消极保护向积极保护转变。

环境法范文第9篇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

环境污染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对环境法益的细化和分析还任重道远，不过不管从政治制度层面还是从法律的完善方面，我们国家都在进行着探索。相信随着国家政策制度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完善，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改善环境、保护生态的无声战役必将以胜利告终!

环境法范文第10篇

形成环境法消极保护态度的原因主要是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客观原因是立法的经验和水平不足，对立法的定位缺乏一定的研究，法制建设的盲目性。主观因素是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够，不能及时或是准确度的意识到环境破坏后的情境，加之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导致人们的主观意识得不到正确的反应。

(一)指导思想陈旧

法制工作者在针对环境立法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好的把环境利益上升为法律利益，并且对环境的立法不清楚。理论认为，环境法的基础应该是环境利益，所以，环境法应该是仅仅围绕着环境利益而展开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对环境法中环境的利益定位没有得到明确，只是一种反射性的利益，虽说在客观上、理论上得到了保护，但是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却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经济的需求是巨大的，社会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对环境利益的需求也在进一步扩大，在环境法中，很大程度上，一些法律准则也带有很强烈的时代色彩，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制度之间并不协调，而且范围也不明确。这种思想制定出来的环境法必然对环境的保护有着消极作用，

(二)法制建设盲目

法制的建设，应该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生活环境，然而在实际中，存在一些法制建设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导致了许多不利的情况出现，在环境法中具体表现为:为了经济的增长，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污染严重，但是治理措施却相对缺乏;法律过于原则化，通俗的讲就是死板，在实际中的可操作性不强;法律制度建立起来操作性不强或是没有执行力，就会导致法律内容和法律权威的丢失，司法途径有限。

二、理论研究的薄弱和不健康状态

在现今社会中，重视经济的发展远远大于对环境的保护，导致人们在潜意识里就厚此薄彼。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相比其他部门法而言还比较薄弱，太过于把人放在中心位置，而把环境法的“科学技术性、综合性、公益性”丢在一边。不重视对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扬，对环境法的运行尤其是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缺乏体系化的思考和与其他部门法缺乏交流。

(一)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第一位

首先，环境法的最高层次法律意识是环境法的价值理念即环境法的精神向导，它直接影响着环境法的定位和实施成效。要把我国的环境现状和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相结合，提倡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次是要以环境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把环境利益上升为法律利益，要让人们根本的意识到环境问题会给这个社会环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把长期和短期的目标相结合，把环境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环境法的任务应是保护环境利益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现都是为了保护弱者而存在，应给要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样，环境法所面临的弱者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首先，利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的，而且存在于不同的群体当中，但是在法律面前，不管是何等利益都应该是平等的，也都应该受到环境法的保护。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法律对环境保护方面都有无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会加深对环境法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日益严重。其次，归根到底，环境法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矛盾、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所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因此，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对这些利益进行平衡和调整。就是对这许多的矛盾进行调整和指导。有了环境法，以前的法律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保护经济利益的原则上了，同时还要兼顾环境利益和注重以后人们的生活环境。环境法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部门法就是为之建起了体系，环境法的建立就是要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以环境利益为出发点，当环境受到损害时，环境法就应该发挥其本质的作用。当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冲突时，法律就应该进行衡量并且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各种利益之间没有贵贱之分，法律的衡量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歧视成份在里面，要平等的对待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

(三)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完善

环境法的建立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更是对环境利益的调整，总体上来看，要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落实。把“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作为环境法构建的目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都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建设环境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瓶颈问题，但是只要走正确的道路，发挥正确的指导思想，将利益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环境的治理会越来越好。我国的环境法研究也应顺势而行，放弃原有的地位之争，将环境利益的保护理论研究的最高目标。

三、结语

环境法对环境利益有着重大的意义，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们要改变“重经济，轻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点。所以，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变这样的消极态度，积极地应对环境问题，并且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