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量范文

时间:2023-03-16 18:55:38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范文第1篇

认识环境变量

所谓Windows环境变量,指的是Windows指定操作系统工作环境的一些设置选项或属性参数,比方说指定系统文件夹或临时文件夹的位置等。与常量相比,一个环境变量往往由变量名称和变量值组成,环境变量名称和数值设置时,不要含有空格,也不要用中文,变量值可以重新赋值,而常量值一直是固定不变的。比方说,使用Path变量可以设置Windows系统查询文件的路径,使用Windir变量可以设置系统文件夹路径,使用ComSpec变量可以设置“cmd.exe”命令的路径等。

在Windows工作环境中,环境变量包含系统变量和用户变量。在环境变量设置框中,要是当前是以“aaa”账号登录系统的,那么该对话框上面为“aaa”的用户变量,对话框的下面为系统变量,也就相当于系统中所有用户的用户变量。有时,在系统变量和用户变量中,同时存在某个同名环境变量,那么该变量的值究竟是系统变量中的值还是用户变量中的值呢?其实都不是,该变量的值应该是系统变量值与用户变量值的叠加。

管理环境变量

设置环境变量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进入MS-DOS界面进行设置,另外一种是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切换到高级选项设置页面,按下“环境变量”按钮,切换到环境变量对话框中进行设置。要提醒大家的是,前面一种设置方式仅对当前工作窗口有效,一旦关闭当前窗口后,环境变量设置就不生效了,而后面一种设置方式则是始终有效。

如果要查看当前状态下Windows系统包含哪些系统变量和用户变量时,可以依次单击“开始”|“运行”命令,弹出系统运行对话框,输入“cmd”命令并回车,切换到DOS命令行窗口,在命令提示符下执行“set”命令,从返回的如图1所示结果界面中,就能直观地查看到所有环境变量了。如果要查看某个特定环境变量数值时,可以在DOS命令行中执行“set xxx”命令(其中“xxx”为具体的变量名称),例如,要查看Windir变量数值时,可以执行“set windir”命令,从结果界面中可以看到该变量数值为“C:\Windows”。如果要生成新的环境变量,比方说要生成一个名为xxx、值为yyy的环境变量时,可以输入“set xxx=yyy”命令并回车即可。而要将某个已经存在的环境变量删除时,例如,要删除xxx环境变量时,只要在命令行中执行“set xxx=”命令即可,这里的“=”后面千万不能有空格。

倘若对DOS命令不熟悉时,也可以在环境变量对话框中,对各种变量进行创建、删除、修改等操作。用鼠标右键单击系统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从弹出的右键菜单中点击“属性”命令,按下其后界面中的“高级系统设置”按钮,进入系统属性高级设置对话框,点击“环境变量”按钮,展开如图2所示的管理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新建”|“编辑”|“删除”等按钮,对各种环境变量进行合适管理操作。此外,我们也可以在系统运行对话框中,执行“winmsd”命令开启系统信息界面,在这里也能看到所有的系统变量和用户变量。

使用环境变量

1. 快速访问文件

一些重要的隐私文件,往往存储在深层文件夹中。每次访问它们时,如果逐层展开每一个文件夹,显然操作比较麻烦,而且时间长了,这么长的访问路径,多数人也不一定记得清楚。为了快速访问这些隐私文件,我们可以使用环境变量,实现多层文件夹的高效调用。例如,重要的文件内容假设都位于“E:\111\aaa\222\bbb\333\ccc”隐藏文件夹中,按照常规方法访问它们时,显然比较麻烦,不过,按照下面的操作,可以达到快速访问目的:

首先逐一点选“开始”|“控制面板”选项,切换到系统控制面板界面,双击“系统”图标,点击“高级”选项卡,进入系统属性高级设置对话框,单击“环境变量”按钮,在弹出的环境变量设置界面中,在用户变量位置处按下“新建”按钮,打开如图3所示的变量创建对话框。其次在“变量名”位置处输入“kuaisu”,在“变量值”位置处输入隐私文件的具体路径信息,比方说,这里应该输入“E:\111\aaa\222\bbb\333\ccc”,确认后退出设置对话框,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让环境变量设置正式生效。

日后,在访问“E:\111\aaa\222\bbb\333\ccc”位置处的隐私内容时,只要逐一点击“开始”|“运行”选项,切换到系统运行文本框,在其中按照“%变量名%”方式输入刚才设置的变量名,这里应该输入“%kuaisu%”,单击“确定”按钮后,“E:\111\aaa\222\bbb\333\ccc”文件夹窗口就会自动弹出,所有隐私内容会快速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样访问速度就会大大提升。

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系统运行框中执行“%kuaisu%”命令时,也会留下历史访问痕迹。要想保证文件访问安全,不妨打开系统资源管理器窗口,在该窗口地址框中,输入特定环境变量名称,比方说输入“%kuaisu%”,单击回车后,也能实现快速访问隐私文件目的,而且这种方法不会产生历史访问记录,可以说是“来去匆匆,去也匆匆”。

除了通过自定义环境变量,来调用路径较长的文件夹外,Windows系统默认还会使用特定环境变量,来调用一些特殊文件夹。比方说,使用“%userprofile%”变量,可以调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文件夹,使用“%Systemroot%”变量可以调用Windows文件夹,使用“%temp%”变量可以调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使用“%fonts%”变量可以调用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字体文件夹等。在系统运行对话框或系统资源管理器窗口的地址框中,巧妙使用上面的一些变量名称,可以实现对特殊文件夹的快速访问操作,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善于使用上面的常用变量名称,有时还能将绝对路径自动转换为相对路径,比方说,在通过Winrar程序生成自解压文件时,只要将解压路径定义为“%Systemroot%\system32”,那么无论Windows系统安装路径指向什么位置,Winrar程序到时都会将解压文件转存到“system32”系统文件夹中。

2. 隐藏执行文件

一般来说,通过查看某个应用程序图标的属性信息,就能知道对应程序的可执行文件位于什么位置,进入对应位置窗口,对可执行文件执行删除或其他操作,可能就会破坏目标应用程序的正常工作。要是在本地计算机中安装了一个特殊程序,比方说安装了Office程序,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或使用时,不妨使用环境变量,将可执行文件的路径隐藏起来,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按照前面的操作步骤,打开Windows系统的环境变量设置对话框,在“系统变量”位置处,选中“Path”选项,按下“编辑”按钮,打开如图4所示的编辑对话框。

其次将鼠标定位在“变量值”位置框的末尾,使用分号追加一个新的路径值,并输入Word或Excel可执行程序所在文件夹的具体路径信息,假设这里输入的是“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1”,单击“确定”按钮,退出设置对话框,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让环境变量设置正式生效。

日后,用户用鼠标右键单击Word或Excel程序图标时,就不能轻易查看到可执行文件的详细路径了。如果想实现更好的隐藏效果,不妨直接将系统桌面上的对应程序快捷图标删除掉,那么别人就更不容易找到可执行文件了。当自己想运行目标应用程序时,只要在系统运行对话框中,输入可执行文件的名称,例如,只要输入“WinWord”,就能开启Word程序的运行状态了。

巧妙使用“Path”变量,除了能隐藏可执行文件路径外,还能设置文件搜索路径,实现快速运行程序目的。当在系统运行对话框中运行某个程序时,要是系统无法从当前目录中找到应用程序时,会自动到“Path”变量指定的路径中去查询,借助这项功能特性,可以快速运行任何应用程序。例如,默认状态下,在系统运行框中执行“qq”命令时,系统会发生错误,可是将QQ程序的安装路径,添加到“Path”变量值文本框中后,就能快速运行QQ程序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Windows系统的“Pathext”环境变量定义了搜索的文件类型,缺省状态下,该系统能搜索到Bat、Com、Exe等类型可执行文件,所以,在系统运行文本框中运行应用程序时,可以不用输入程序的扩展名称,以提高操作效率。

3. 删除虚拟设备

在Windows系统资源很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平时几乎用不到的硬件设备,应该及时从系统中卸载掉。然而,很多用户由于卸载方法不当,例如,设备驱动没有卸载,就将设备从计算机主板中直接移除走了,引起了设备驱动文件残留在Windows系统中了,对应设备在设备管理器窗口中仍然存在,只不过处于隐藏显示状态罢了,这些虚拟设备仍然会占用系统资源。倘若这些虚拟设备比较多的话,既会消耗大量的宝贵系统资源,从而影响Windows系统的运行效率,又容易造成Windows系统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彻底删除这些虚拟设备呢?按常规方法处理时,必须将旧设备安装回原位,让虚拟设备正常显示出来,再进入设备管理器窗口执行卸载操作才行。很明显,常规方法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其实,巧妙使用环境变量,将处于隐藏状态的虚拟设备重新显示在设备管理器窗口中,就能快速删除虚拟设备了,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按照上面的操作打开环境变量设置对话框,在“用户变量”位置处按下“新建”按钮,弹出用户变量新建对话框,在“变量名”文本框中输入“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在“变量值”文本框中输入“1”,单击“确定”按钮退出设置对话框。

其次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启动成功后,用鼠标右键单击系统桌面的“计算机”图标,点击快捷菜单中的“管理”命令,进入计算机管理窗口,逐一展开“系统工具”|“设备管理器”选项,切换到对应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窗口。单击该窗口“查看”菜单项,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显示隐藏的设备”选项(如图5所示),这样那些处于隐藏状态的虚拟设备就能显示在系统设备列表界面中了。

接着根据虚拟设备类型,展开特定分支,就能看到所有相关类型设备了,包括那些还没有卸载驱动程序,但已经从计算机主板插槽中移除掉的虚拟设备了。用鼠标右键单击目标虚拟设备选项,点击快捷菜单中的“卸载”命令,虚拟设备驱动程序就会被成功从本地系统中删除干净了。同样地,依次将其他虚拟设备驱动程序也卸载干净,这样一来Windows系统日后就能运行得更加顺畅了。

4. 调整临时目录

大家知道,Windows系统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临时信息默认会自动存储到系统的临时目录中,而临时目录默认也是指向Windows系统安装分区。如果系统分区空间有限的话,大量临时信息将会严重影响系统运行性能,这时,我们不妨修改“TEMP”或“TMP”等环境变量的数值,让临时目录指向系统分区以外的位置,以确保Windows系统始终能够高效运行:

首先打开环境变量设置对话框,在系统变量位置处,用鼠标拖动滚动条找到变量名称为“TEMP”或“TMP”的选项,并用鼠标左键选中它,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如图6所示的环境变量编辑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看到系统临时目录路径为“%SystemRoot%\TEMP”或“%SystemRoot%\TMP”,不同的应用程序会使用不同的临时目录,但它们都指向了系统分区。如果想将系统临时目录调整到其他位置时,只要在“变量值”文本框中输入新的路径即可,例如输入“F:\111”,单击“确定”按钮时,就能将临时目录指向“F:\111”文件夹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设置“TEMP”或“TMP”变量的数值时,尽量不要使用中文字符,因为许多应用程序在调用系统临时目录时,不支持中文路径,倘若系统临时目录路径中包含中文字符,那么程序在安装复制文件时,容易发生无法找到文件的错误提示。

5. 查看详细信息

在管理硬件设备时,我们有时需要查看设备的GUID、硬件ID、设备实例路径等属性信息,可是进入系统设备管理器窗口,打开目标硬件设备的属性对话框时,发现其中只包含“电源管理”、“资源”、“驱动程序”、“高级”、“常规”等几类信息,而没有包含上面的一些特殊属性信息,这该如何是好呢?很简单!可以按照下面的操作,新增加一个系统变量,并通过该变量将硬件设备的详细信息显示出来:

首先逐一点选“开始”|“控制面板”选项,切换到系统控制面板界面,双击“系统”图标,点击“高级”选项卡,进入系统属性高级设置对话框,单击“环境变量”按钮,在弹出的环境变量设置界面中,按下系统变量位置处“新建”按钮,切换到变量创建对话框。在这里,将变量名设置为“devmgr_show_details”,将变量值设置为“1”,单击“确定”按钮退出设置对话框。

其次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并进入设备管理器窗口,再次打开目标设备的属性对话框时,就能看到“详细信息”标签了,切换到对应标签设置页面(如图7所示),就能查看到设备的GUID、硬件ID、设备实例路径等若干项属性信息了。

6. 强制设置生效

在Windows系统状态下,通过环境变量设置对话框,增加或调整环境变量后,必须要重启系统,才能使之生效。那么有没有方法,能让环境变量设置立即生效呢?很简单!只要在DOS命令提示符下,增加或调整环境变量,就能让相关设置立即生效了,因为DOS命令提示符下的环境变量只是Windows环境变量的一个副本而已,可是对副本变量的编辑或调整,却能强制Windows环境变量的刷新,从而达到让设置立即生效的目的!

环境变量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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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的其他知识及技巧,可参阅本刊2007年第2期《环境变量的4个寓言》。

逛论坛的时候遇到网友问,为什么执行批处理的时候,命令提示符窗口一闪而逝,什么也没看到?还有在“运行”对话框中执行DOS命令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执行“ipconfig”想查看本机的IP地址,命令提示符窗口也是一闪就不见了,根本来不及查看。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执行DOS批处理或在“运行”对话框中运行DOS命令时,最终都要调用命令解释程序cmd.exe,这一命令程序的缺省参数是“/C”,即执行完命令后自动关闭命令提示符窗口。所以要想让命令示符窗口驻留,必须手工加上“/K”参数。比如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cmd.exe /k ipconfig”,再执行的时候命令提示符窗口就不会一闪而逝了。同样的在批处理文件中,在各命令前加上“cmd.exe /k”也可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上面的命令应该是这样的:“c:\windows\system32\cmd.exe /k ipconfig”。之所以能把cmd.exe前面的一长串路径省略,是因为系统在环境变量中已经将“c:\windows\system32\”定义为内部命令自动搜索的路径之一了。其实完整路径的cmd.exe有自己特定的环境变量,即“ComSpec”,也就是说上面的命令还可以写成这样:“%comspec% /k ipconfig”(前后两个百分号是DOS环境变量的标志,不能省略,下同)。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环境变量使得非常长的命令变得很短,用起来方便多了。除了系统内置的环境变量之外,我们还可以自己定义一些。下面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尽兴扩展。我要做的是,把“C:\Program Files\Adobe\Adobe Photoshop CS3\Photoshop.exe”简化为“PS”。

1.按Win+R键调出运行对话框,输入“regedit”按回车键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展开[HKEY_LOCAL_ 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在右侧新建一项,名称为“PS”,字符串值类项(REG_SZ),双击这一项给这一项赋值“C:\Program Files\Adobe\Adobe Photoshop CS3\Photoshop.exe”。

环境变量范文第3篇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淫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⑨参见:《马恩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02~103。

环境变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收益率 房价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数次房地产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国房产价格似乎逐渐趋于稳定,市场似乎是处在了一种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这N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是一个依赖政府层层管控的不稳定均衡,并非是一个反映了市场所有激励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一旦政府放开管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所以,尽快找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房地产价格出清模型来协助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同时,房地产政策也从2000年开始逐渐成为了人大会议讨论的焦点。

地产市场的出清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土地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谓多如繁星却仍未形成统一共识,但近些年一些学者通过数学模型对房价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渐拨云见日。

一、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以及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与其密切关联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前向、后向、环向等不同层面量化研究后,王国军、刘水杏(2004)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房地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关联关系的变化规律、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①及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我国总体范围内房地产业产值每增加1对各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为1.416低于英国和日本;几乎与此同时,周红(2005)在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时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然而,在历经了2006~2009年世界经济史罕见的举行房地产泡沫之后,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的审视也逐渐趋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过定义房地产实际价值,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段得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产生。解保华、李彬联、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场F-O模型测度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测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国这两个市场近9年来的月度泡沫估计值;以Granger因果检验②的方法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巨额恶性泡沫对其它资本市场的严重影响。在此之后黄瑾(2010)通过求出房租与房价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并与实际房价进行对比试图量化泡沫,然而房屋价格的真实组成并非预期收益与市场泡沫的简单加总,而是包括了诸如文化、市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传导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有着诸多分歧,所以为了绕开这些分歧有学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③深入剖析了国民收入与房屋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运用我国季度数据,在误差纠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简称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以此对国民收入与房价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确认和分析(宋勃,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观主体的消费决策都是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而社会文化环境却又是一种极其难以量化又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外生经济变量,而这种外生变量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又极为显著而且难以准确地将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以及对策;经济学家,2010,0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房价租金比的方法试图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联性(如储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为房价和租金仅仅是两个市场表现结果,它们的变动受到很多外生变量的影响,比如供求关系、利率、文化,而且从Junmin Wan的研究结果上看,我国住房市场化以来房价租金比一直与房屋价格保持着极强的正相关性,甚至可以用联动性来形容二者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反映两个变量关系的强度相对数房价租金比,应该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不应该与房屋价格联动变化。所以在中国这样的购房者占主导的特殊市场,房价租金比是近乎无效的。

正是由于难以将市场结构、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从宏观角度观察房价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趋势化的结论,以及一些定性结果,无法给出真正准确的答案。所以,不少学者尝试通过金融与房地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绕开这些难以外生的经济变量,以利率、固定资产收益率以及通货膨胀率来综合分析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每一本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作者们论述每一条理论似乎永远都离不开对市场收益率的论述,为了简化分析不少学者常常假设市场收益率在数值上约等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实际市场收益率只有在相当严格的假设下才近似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相等(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场收益率必须采用更严谨的方法从微观市场角度或宏观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对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过于基于微观主体选择行为角度的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的研究者们大多坚信,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实际变量的变动是只能直接地由实际冲击所影响,而名义变量改变对宏观经济发展是没有实际冲击的,只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长期或者超长期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式产生间接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古典二分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新发展)。Jordi Gali在分析货币政策和理性资产泡沫以探讨传统“逆风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时候采用的一种三部门联合出清模型就是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非常经典的例子(2014,AER)。因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献论述都是基于多部门联合出清的方式展开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来使用世代交叠模型展开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的一个典范,所以这里我将详细介绍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关于市场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标准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方法一样,我们将无差异微观个体的一生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年轻时工作,其一期财富分为两个部分:已有财富(来自于继承上一代的财富)、工资薪酬,其消费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后者购置风险资产;第二期处于退休阶段,所有的经济决策都依赖已有财富,其消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用于消费,一部分通过遗产或者转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给下一世代的无差异微观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行三部门联合均衡的论证分析了。

1.每个微观个体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条件:

即Πt为t时刻的总通货膨胀指数,Π为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QB为稳定的资产泡沫价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论述中使用该联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随机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设下的的动态与静态的市场表现情况,详细阐述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充分论述了市场收益率和中央银行指定的短期国债利率的明细关系,对我们后续的更严谨的对基于资本定价方法分析房地产发展走向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最近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载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内的四部门的联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创新的使用HPI与CPI之间的协整回归来验证二者之间的时序相关关系,同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最终成功验证了在我国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费水平与房价之间的关系。虽然模型的具体形式以及推导方法与Gali教授对资本市场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的微观主体决策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所以,综合上文所述作为世代交叠模型核心理论的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微观主体决策理论必然会给我国学界对房地产市场现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近些年来,基于泰勒定理和适应性预期下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逐渐成为学界的新焦点。为了模型的完善,有学者对其在弹性通货膨胀预期、最优需求政策反应的前提假设下对已有的DAS-DAD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终分别给出了在多种情况下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论述市场收益率、宏观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不多赘述。

三、资本市场与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资产,与资本市场的信用供给密不可分。理论上,资本市场的市场收益率、土地市场的地价、楼市的房价与银行贷款存在两个相互作用关系循环,在以土地为中心的房地产行业里,资本市场对产业的周期发展起到外部放大(缩小)的作用。通过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吴剑雄(2012)认为资本市场是房地产周期转换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不同时期的房地产行业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产扩张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扩张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明显,但是在房地产收缩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收缩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结果,我国现今正处于房地产行业的收缩洗牌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对接连不断的由房地产市场违约引起的金融违约现象的关注,国内不少民众错误地认为我国房市崩盘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这条观点毕竟是缺乏严谨理论研究的外行观点,2014年,就有学者对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与房地产风险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过对银行利益与资本市场的抑制关系、资本市场中银行自身风险的累积的论述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虽然不会因为个别房地产市场中的违约现象受到很大风险冲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单一的房地产末端融资方式以及现有银行体制下缺乏再融资平台,金融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繁荣。同时由于风险的不断累积,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再融资平台以及再融资方法以分散已有风险的话,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未来必然会面对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

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房地产近几年的特殊市场表现以及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组织方式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正逐渐直接或间接的观察着中国市场。最近有法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抵押贷款规模扩张的外生效应时发现,当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场信用供给增加,于此同时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弹性供给,信用扩张的最终结果却是导致房价升高同时房屋的市场储备增加,即信用扩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的IBBEA数据库,以及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的HMDA数据库研究,作者严谨地得出了,在低弹性需求市场中,信用扩张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影响是积极的,即会使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价高出清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弹性市场需求中,信用扩张却会适得其反,即会对已有的市场均衡产生不良影响。而这似乎正是我国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即在早些年放松银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繁荣,但是后期的发展似乎不尽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与Jean Imbs在论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扩张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不均衡的市场现象。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并不是,众所周知,在我国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对于其它国家更具有低弹性的特质。也许有人会质疑,对土地的刚性需求是人类历史中劳动成果私有化的产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个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无数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为获得一块封底,如欧洲的骑士阶级、教会、中国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阶级……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无不是寻觅一块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因素主导的刚性需求,不同市场却有不同的表现呢?这里,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总体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论,我们要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轻市场,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当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是由多种因素协同制约的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现存的分析方法虽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观点,并能够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预测的方面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

四、总结及研究方向上的一点思考

在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已有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外无数学者在已有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场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微观主体决策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反应,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诸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已有研究对我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宝贵的建议,指出了合理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理论界公认的模型能为我国的政策当局给出一个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稳健的建议,即缺乏一个公允的、值得依赖的定量尺度来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市场现状。以上基于已有经济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忽视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殊性:1、我国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大国,文化变量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国家更为明显,即我国市场可能存在着极大的优于文化因素影响的非理性成分;2、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与管理者都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使自身决策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综上所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性质提出一定的理论创新,才能获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态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更多严谨的建设性建议。

注释

①带动效应:某种产业的发展对其它与之关联的产业聚落带来的推动效应。

②Granger因果z验: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过分析相关变量之间往期与现期的相关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具体方法以及思路见附录4。

③财富效应: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这样的财富效。应常被称作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2)

④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虚假回归,并且沃深(1989)也证明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现象,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具体修正方法是当VAR模型中发现存在单位根现象时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将原回归模型置换为多阶协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稳化,即通过了ADF分布的单位根检验后,使用修正过的模型对经济变量进行解释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完全阐明模型具体使用方法,仅在此论明思路。

⑤这里原文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没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此处不能简单地以终值代替所有过程信息,因此该问题业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对部门。

参考文献

[1]解保华,李彬联,石立.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2月第11卷第1期.

[2]姜春海.中国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5年第12期.

[3]周红.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发展关系[J].现代城市研究,2005年第7期.

[4]宋勃.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1998-2006[J].经济科学,2007年第5期.

[5]黄瑾.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检验―――基于现值模型[J].科技信息,2010年第31期.

[6]吴剑雄.资本市场与房地产行业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J].财政监督,2010年3月.

[7]刘知博,贾甫,韦静强.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与房地产金融风险[J].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5期.

[8]Giovanni Favara & Jean Imbs.Credit Supply and the Price of Housing[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

[9]Jordi Gali.Monetary Policy and Rational Asset Price Bubbl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

[10]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enter for Advanced Economic Study.Fukuoka University.Japan,2011.

[11]Weida Kuang & Peng Liu.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2015

环境变量范文第5篇

一、经历“V”型反弹后的全球经济将进入温和增长阶段

在各国政府金融危机救济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二季度全球经济体的经济运行相继止跌反弹,并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复苏状况整体好于预期。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本轮经济复苏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谓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率和工业产出水平得到显著性反弹,但是单位资本产出率并不高,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历史低位,2009年第三季度OECD国家经季节调整的GDP仅上升0.8%,尤其是美国经济将呈现疲软态势,劳动力市场不景气以及银行信贷紧缩将制约着经济持续复苏,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4%,2010年GDP增长预计恢复到2%左右。同时,欧洲经济在2010年会备受债务危困扰。因此,我们判断在世界经济强烈反弹后,2010年将转入温和增长阶段,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渐恢复到3%左右(见图1)。

尽管在金融危机救助措施的刺激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09年四季度出现了显著性反弹,Fed在2010年1月也正式确认美国经济进入了“复苏阶段”,但是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欧美经济在债务和高失业率困扰下经济扩张表现脆弱,世界经济能否沿着持续复苏的路径演进成为当前投资者关心的重大问题。

目前,全球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成为2010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无论是美国经济、欧洲经济还是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性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美国经济能否真正走上经济上升通道将直接决定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产出的整体水平,而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消费者信心的疲软,则意味着西方经济体的经济扩张脆弱导致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世界经济将经历一个温和扩张的历程。同时,从欧洲经济看,近期的部分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不断升温,使得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同样蒙上阴影。从日本经济看,其沉重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位居工业化国家之首,规模接近其GDP的两倍)最近再次进入投资者的视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已下调了日本的信用评级。

在此基本背景下,可以判断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基本面在2009年出现很大改善,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十分脆弱,当前宏观经济的最大风险是贸然退出经济刺激一揽子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将是全球经济真实扩张的切实保证。因此,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10年上半年将继续推行宽松经济政策,直到经济复苏的基础得以稳固。2010年2月的G7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再次声明全球经济正在恢复之中,七国集团将尽力支持这种势头并将继续执行经济刺激计划。

二、“V”型复苏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压力

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拉动我国经济迅速回升,GDP在2009年逐季提高,经济复苏已得到巩固,2009年全年增长达到8.7%,到201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从复苏到扩张的转变。

1、2009年经济“V”型反转,2010年中国经济延续扩张态势

此次经济危机对我国形成了较大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的四季度开始放缓,到2009年的一季度GDP增长率跌至近年最低的6.1%。但在我国“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力拉动下,经济逐渐复苏。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经济数据,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四季度增长高达10.7%(见图3a)。并且,到2009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已经超越潜在增速。按照一般的测算方法,我们以季节调整后GDP同比增速的HP滤波处理后的值作为GDP增长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速,结果我们可以发现2009年四季度,增速超过了潜在增速(见图3b)。

2、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严重不合理,“调整结构”成持续增长的重要命题

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加大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刺激力度,2009年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成为绝对主力军,对GDP的贡献高达92.3%,拉动GDP增长8%;消费贡献52.5%,拉动GDP增长4.6%;而出口贡献为-44.8%,拖累GDP负增长3.9%。三驾马车动力变化突出反映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即内外需不平衡,过度外需造成出口冲击明显;内需消费与投资不平衡,造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

3、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数据预测

2010年,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将会明显好于2009年:一是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在增长;二是政策的保障作用仍将延续。

从三大需求看,2010年的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在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中,在对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延续背景下,汽车仍将是主要的消费热点。同时,家电作为房地产的后续消费有望在2010年保持一定增长。除此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消费类别在政策刺激和消费愿意提高的情况下将会保持平稳增长。因此,总体看,2010年的消费还将平稳增长。

投资中,两方面因素将拉动投资下降:一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逐渐退出。在经济好转及通胀压力背景下,财政投资将有所压缩;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政策调控下可能下降。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生产经济系统的逐渐恢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将进一步恢复和稳固,到2009年12月份,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长保持在33%的较高水平。 同时,在保证开工项目资金需要下,2010年的投资规模仍旧可观。2009年,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为151942亿元,衡”压力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出口增长可能略低于该数据,在13%左右。

三、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相对2009年而言,2010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性,正如2010年2月27日温总理所表示的,“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基于中国决策层的这一经济形势判断,笔者认为,2010年将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搭配,尤其在通胀预期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中央决策的宏观政策目标将从“单极”走向“多极”,即从2009年的“保增长”目标转向“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多极目标平衡。

在中央决策层的多极目标中,保障宏观经济持续扩张是多极目标的重心。这是因为,推动经济持续扩张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是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从国际经济形势看,美国经济虽然向好,但失业率还是很高,世界经济复苏的根基并不坚实;从国内经济形势看,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外需也不乐观,经济增长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在2009年进行复制,在继续保持连贯性同时,针对2009年以来大量投放的流动性以及近期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通胀预期管理已经正式纳入政策视野。对通胀预期积极实施管理,重点将对信贷、投资政策和货币供应等一系列政策框架进行结构性调整。尤其是针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充沛的判断,如何采取合理政策工具组合搭配推动货币供应持续回落并回归“常态”,将是货币政策的基本导向。2010年连续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央行政策意图很显然:既不损害实体经济复苏,又要抽走金融市场的多余流动性。从1月份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均衡放贷”政策和RRR上调后,我们发现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并未出现萎缩,而是在限制银行放贷后,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体系)流动性更多地涌向了债券市场。从2010年1月中旬后债券指数持续上涨就是明显证据(见图6)。

在未来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搭配方面,我们判断2010年上半年央行的政策重点仍然在“流动性回收”:即从金融体系抽走过多的市场流动性以此减弱通胀预期;同时,暂不采用加息的价格工具,说明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搭配中考虑不损害实体经济的前提下谋划“刺激政策退出战略”。

值得强调的是,2010年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之前的任何经济周期监管措施,无论中国还是全球将是逆经济周期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协调”政策。而这一新政策理念下,2010年的金融政策可能会经常“超预期”,央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从之前的“滞后”向“超前”转变。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www.stats.省略.

[2]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四季度)[DB/OL].www.pbc.省略

[3]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A Policy-Driven. Multispeed Recovery,Jan. 2010.

环境变量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科技投入效率;四阶段DEA;环境因素;时滞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4-0008-02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但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人口老龄化等种种问题影响,使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若想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必须改变以资本密集、劳动力密集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取而代之以技术密集型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产出效率是反映一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一直十分注重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显示2009年我国科技经费内部支出达5802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1186亿元,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经费支出仍远远不足。在当前科技经费有限且各种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如何高效率的使用这些资源来获取较高的科技产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进而进行对比分析并探求提高科技投入效率的途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1研究方法选择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正在致力于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论文无外乎采用了物元模型(ME)、秩和比法(RSR)、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采用物元模型的核心是合理确定各个物元的区间和各指标的权重,却没有讨论如何确定合理的区间;采用RSR法把指标值转化为“秩”,造成相邻相差很小的数值被强化,相邻相差很大的数据的作用被弱化;一般的DEA方法虽然能较准确的衡量出效率值,但是却没有剔除环境变量的影响[1]。因此,本文采用Fried等(1999)开发的四阶段DEA结合Tobit回归的方法对各省的科技投入效率进行了分析[2,3]。

四阶段DEA模型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阶段:下面是计算不考虑环境变量影响时用到的经典BCC模型:■j=arg■?兹■?姿kyrk?叟yrf,?坌r=1,…R;■?姿kxik?燮?兹xij,?坌i=1,…I;■?姿k?叟0,?坌k=1,…N

其中,■j为第j个DMU的DEA技术效率得分;?姿为权重;x为投入;y为产出。

第二阶段:构造I个Tobit回归模型,其中I为投入的数量,该回归模型为:Sik=?琢i+?茁iZik+uii=1,2,…,I,k=1,2,…,N。其中,Zik为外生环境变量;?茁i为系数向量;ui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Sik为各投入的总松弛量[4]。

第三阶段:由上一阶段计算出的投入松弛量的拟合值■ik=?琢i+?茁iZik,对初始投入变量xik进行调整。调整方式为:

x■■=xik+[Maxk{■ik}-■ik]i=1,2,…I;k=1,2,…,N

之所以这样调整是因为:当决策单元处于较有利的环境集时,该决策单元会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把优越的环境转化为对该决策单元的额外投入,增加的量相当于降低了该决策单元的效率 [5]。

第四阶段:根据调整后的投入值,用第一阶段的方法重新计算效率值。新的效率值剔除了环境变量的影响,考虑了时滞的因素,能更准确的反映各决策单元的实际效率水平。它可以被解释为若DMU在最差的外部环境下,能够达到有效率的运作水平,则投入最少可减少(1-■c)xik[6]。

2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科技投入效率进行评价必须选择一定的评价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行性、系统性的原则, 所选指标必须能客观地反映投入与产出中的量变过程。具体来说指标体系分为科技投入指标、科技产出指标和环境指标。

科技投入指标主要包括科技人力资源、财政科技资金投入以及支持科技活动的硬件和软件等。本文的科技人力资源选取了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衡量指标,科技投入的财力主要由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来反映[7];科技产出指标主要按照科技成果的产出过程进行划分,分为科技活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两个方面。直接产出选取了国内三种专利申请的授权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间接产出选取了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产值 [8];环境变量主要分为经济环境和人力环境两方面。经济环境用人均GDP来衡量,左继宏(2008)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湖北科技投入与GDP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两者之间表现出强、正相关性,而各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本身就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科技投入,因此本文用大专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描述人力环境的重要环境变量。

由于考虑了1年的时滞,本文选取了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的31个省际行政区2008年的科技投入与环境变量数据和2009年的科技产出数据作为样本。所有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其中GDP数据以相应地区的CPI指数了进行平减,从而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

3实证结果

表2是用Deap2.1软件计算返回的结果。

首先观察未剔除环境变量的DEA效率值我们可以发现:

①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上海等9省市的纯技术效率均为1。具体而言,只有29%的地区的技术效率得分为1,由这9个省市的科技投入产出的线性组合构造了技术效率的前沿。总体上来看,各省市技术效率的得分差距较大,有13个省市的技术效率得分不足0.5,最低的江西和内蒙古只有0.276和0.319,表明两地70%左右的科技投入属于无效投入。

②从平均值来看,纯技术效率得分为0.652,即当各地区科技投入和产出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若能达到有效的运作水平,则可以减少34.8%的科技投入;平均的规模效率为0、968,即如果各省能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时,那么平均可以减少3.2%的科技投入。有6个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6个地区的规模报酬递增反映了这些地区的规模无效率是由于科技投入不足导致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剔除环境变量影响后的DEA效率得分情况:①数据显示,北京、浙江等7个省市技术效率得分依然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新疆、宁夏等12个省市的技术效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当剔除环境变量后,有大约39%的地区由于优越的环境而受到惩罚,使得效率得分下降。

环境变量范文第7篇

“运行”的奥秘

我们在Windows下,执行“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就会打开注册表编辑器,Cmd则打开命令行窗口。可我们并没有输入程序所在的位置,Windows是如何找到它们的呢?

1.都是“环境变量”在作怪

其实,这都是Windows中的一个 名为“环境变量”的东西在起作用。现 在我们就来看看,“环境变量”到底 是什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 性”,然后点击“高级”“环境变量” 打开“环境变量”设置窗口(如图1)。

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变量”主 要是用来设置一些系统信息,包括Tmp/Temp临时目录位置、Windows类 型等。“环境变量”又分为两种,“系 统变量”中的设置适用于所有本机用 户,而“用户变量”则仅仅适用于当前 登录用户。

闲话休提,我们双击“系统变 量”下的“Path”变量,会弹出“编辑 系统变量”窗口,“变量值”默认为 (%SystemRoot%表示Windows安装 目录,如图2):

这就表示,当你在运行窗口中输 入一条命令并按下回车,Windows就 会在“Path” 变量指定的目录中逐个 搜索(如果指定多个目录,则以分号 分隔),并执行第一个找到的命令。我 们平时执行的Regedit在Windows目 录下,Cmd在Windows\System32子目 录,所以即使不指定位置,也可以被 找到并执行。

2.注册表中显神奇

不过,IE位于\Prog r 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在 “Path变量”指定范围之外,怎么输 入Iexplore.exe也会自动执行?

原来,在注册表中也保存了 不少常见应用程序所在的位置。 这些保存了位置的应用程序,同 样可以在“ 运行”框中直接输入 程序名可以启动。不信,你可以 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 rentVersion\App Paths]看看,WinRar、IE、Nero、ACDSee都被指 定了安装位置呢(如图3)

开始清爽桌面

原理懂了,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我们在C盘根目录下建立 一个叫做“Soft”的目录,然后在这个 目录中,建立几个简单子目录,比如娱 乐、图形等等。

把我们常用的应用程序 的快捷方式复制到这些子目录中。比 如,复制“Photoshop”的快捷方式到 “图形”目录,复制“千千静听”的快 捷方式到“娱乐”目录中。然后给快 捷方式改个名,尽量简单就可,比如给 “Photoshop”改成“ps”!

接下来,我们开始修改 “Path变量值”,为了方便修改,建议 打开记事本,把变量值复制到其中进 行修改,在后面写入我们要加入的目 录。比如加入:

每个目录之间以“;”分隔。

忙了半天,我们再来试试吧!执行 “开始”“运行”或者用“Win+R” 打开“运行”输入框,输入“ps”并回 车,是不是Photoshop就被打开了呢?

这比我们一步一步在“开始”菜 单中找需要的程序要快多了,而且桌 面也更清爽了。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环境变量范文第8篇

(一)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1.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评价需要一个复杂的体系,某一个指标很难客观准确地反映出技术溢出的作用,我们选取了规模以上企业的R&D人员数量、人力资本水平、人均资本存量、R&D活动支出以及技术管理水平这五个投入变量。产出变量选取了企业发明专利数,新产品产出、新产品开发数和技术改造数。

2.环境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本文在第二阶段,运用SFA模型,观测出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和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因素影响(R&D经费外部支出合计: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R&D活动而拨给对方的经费)。将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剔除,以便于更准确地分析由管理无效造成的低效率。

(二)数据选择

企业间技术溢出往往发生在同行业或是相似行业的企业之间,尤其是资金、人才和技术高度集中的规模以上企业,从而使得这些企业有能力对新技术的研发进行投资,因此在技术创新方面占有较大的比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后面实证分析中的数据选取将主要考虑规模以上企业。(各数据来源于由国家统计局和科学技术部共同编著的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统计年鉴》)

(三)三阶段DEA模型

三阶段DEA模型是由Fried等(2002)提出的一种能够剔除环境因素以便能更好地评估DMU(决策单元)效率的方法,即去除外部环境与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其构建和运用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DEA方法具有CCR和BCC两个重要模型。本文主要借助CCR模型(传统的DEA模型)从投入的角度来核算DMU的有效性。该模型是在假设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进行评价,将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合并为一个整体效率基于投入的CCR模型。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分析目的是运用SFA模型分析第一阶段所得的投入差额值,从而使第三阶段以调整后的投入值和原产出值重新估计效率值。第三阶段,再次运用CCR模型对调整后的投入数据与原始产出数据进行效率评估,得到的结果就是剔除了环境因素后的效率值。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第一阶段传统DEA实证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相关数据做分析,选择投入导向型CCR模型,得到各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情况。结果显示:决策单元天津、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均达到了相对有效状态,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面,即投入产出均达到了最优状态。而其余决策单元均为相对无效状态,即投入产出比例失衡,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主要运用Frontier4.1软件来计算,运用SFA模型来调整投入变量,从而在第三阶段更加真实、准确地测算出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因为三阶段DEA的调整只针对那些非效率有效的DMU(松弛变量不为0)进行分析,而根据第一阶段的结果,非效率有效决策单元的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结果为:所有的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均存在不为0的情况,因此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用选取的环境变量分别对五个投入指标中非效率有效的DMU的投入差额值逐步分析,即以各决策单元的投入差额值作为因变量,以两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使用Frontier4.1计算五个回归方程的结果。在五个投入指标SFA回归中,对R&D人员数量、人力资本水平、R&D支出的回归,gamma值近似等于1,说明SFA结果有意义。而对人均资本的回归中,gamma值接近于0,说明SFA结果意义不大。

1.R&D人员数量。

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系数为正数(0.002),说明该环境变量对R&D人员数量的差额值具有正向影响,即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的提高会促进R&D人员数量的过度冗余,使效率下降;而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系数为负数(-0.001),说明R&D人员数量的差额值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增长,会抑制R&D人员数量的过度冗余,从而利用效率有效。

2.人力资本水平。

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的系数为正数(0.010),说明该环境变量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差额值具有正向影响,即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的提高会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过度冗余,使效率下降;而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系数为负数(-0.009),说明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差额值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会抑制人力资本水平的过度冗余,从而利用效率有效。

3.人均资本存量。

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的系数为负数(-0.016),说明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差额值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各地区R&D经费外部支出的增长,会抑制人均资本存量的过度冗余,从而利用效率有效;而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系数为正数(0.072),说明该环境变量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差额值具有正向影响,即规模以上企业R&D外部经费支出的提高会促进人均资本存量的过度冗余,使效率下降。

4.R&D支出。

两个环境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说明这两个环境变量对R&D支出的差额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即环境变量的提高会促进R&D支出的过度冗余,使效率下降。

5.技术管理水平。

两个环境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两个环境变量对技术管理水平的差额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环境变量的提高会促进技术管理水平的过度冗余,使效率下降。综上所述,在投入差额回归方程中,相关系数为正的环境变量,对投入差额值有促进作用,属于不利的环境变量;相关系数为负的环境变量,表示对投入差额值有抑制作用,属于有利的环境变量。通过SFA回归,调整投入值后,可以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与随机误差水平,再进行效率分析,从而使结果更加真实、准确。

(三)第三阶段的效率分析

利用第二阶段得到的调整投入变量,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数值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带入CCR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第三阶段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对比可见,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效率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仍然为10个,说明一直处于技术效率前沿的地区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稳定且好。其余非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均有所下降,尤其是宁夏,由0.997降到0.247,说明环境因子对企业间技术溢出具有正的效应,效率提高与环境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三阶段DEA模型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对我国2013年各地区企业管理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从我国各地区企业间技术溢出绩效综合效率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企业间技术溢出绩效水平很低,综合效率均值为0.779,说明大部分地区的资源配置、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地区排序来看,青海、内蒙和山西地区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新产品产值、新产品开发数量和技术改造数量的总量和相对量都较差,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天津、上海、浙江、重庆、四川、吉林、海南和贵州一直处于技术效率前沿,其中上海和浙江在总量和相对量上均处于较高水平,海南的各项产出指标都很靠前,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然而北京地区在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排名并不靠前,说明北京地区企业间技术流动的活性不高。贵州地区以较少的R&D人员数和人力资本水平创造了更多的专利数、技术改造数和新产品产值,综合效率值为1,处于技术效率前沿地区,说明贵州地区企业间技术溢出水平比较高,应当说是其他地区高技术产业学习的典范。在第二阶段调整前后效率嫌贵有效地区的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变化并不明显,说明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并没有对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产生影响。将第一阶段及第三阶段得出的效率值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管理因素和随机因素对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另外,通过第二阶段的SFA回归分析发现,环境因素是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的有利因素,在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全国的平均综合效率由0.779下降到0.624,尤其是宁夏地区,由0.997降到0.247。启示有以下两点:由于环境和随机因素对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并其中随机因素是不可控的,所以控制环境因素是提高企业间技术溢出效率的必然选择之一。通过对两种环境因素的分析,提高R&D外部性支出,有针对性地进行支出,避免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只有增加技术流动的资金支持,技术、人员和信息在企业中的流通会更加活跃,只有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能释放一个企业所有的潜力,激发其技术不断进步。

环境变量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三阶段DEA 金融效率 商业银行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主要依靠存贷利率差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传统银行业必须重新审视其经营效率以实现新时代转型要求。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分离管理无效率项和随机扰动项,以2010~2015年数据为样本,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现状的效率提升策略。

二、文献综述

甘法岭,高斌(2010)选取了两个样本区间,运用DEA模型测度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仍然偏低。齐鸣,邓伟(2013)利用DEA模型得出,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相比,资金筹集效率更低,而资金收益效率更高。刘健(2015)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09~2014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非信贷资金效率有显著提升。

三、三阶段DEA模型的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常规DEA分析

本文基于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选取了资产总额、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变量;选取存贷款总额和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环境变量为人均GDP和社会储蓄率。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效率包含了规模效率,而BCC模型的优势是得出的效率值是从技术效率中分离了规模效率后的纯技术效率值,是本文的研究目标银行效率的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在第一阶段使用BCC模型进行分析。

(二)第二阶段SFA模型回归

利用随机边界模型(SFA)调整投入松弛。为了剔除环境因素对银行效率投入产出的干扰,本文以投入导向为研究视角,对M个投入松弛变量进行随机边界分析,随机边界模型可以表述为:

其中,s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种投入松弛,zj=(z1j,z2j,…,zij)表示K个环境变量,βi代表环境变量估计的系数,f(zj;βi)表示环境变量对投入冗余的影响。

上表中,环境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选取的两个环境变量都能很好的解释投入变量的冗余。γ趋近于1时,表示银行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由管理无效率导致。

(三)对调整后的投入产出变量进行DEA分析

第三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将调整过的投入重新代入模型,计算在同一外部环境下各区域银行机构投入产出效率情况,具体是将随机边界模型调整过的x*ij和原始产出值带入DEA模型,利用投入产出导向下对偶形式BCC模型对效率值进行重新测算。经过第三阶段的测算对比结果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除了2014年的银行效率为0.822比第一阶段的0.819高以外,其他年份都比第一阶段低。说明环境变量对我国银行效率有显著影响,而且是有利影响。其中,国有银行的综合效率从2010年的0.789上升到2015年的0.842;股份制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从2010年的0.767上升到2015年的0.878。说明这些年我国银行业的效率提升还是有明显进步的。纯技术效率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从2010年的0.875提高到2015年的0.952;国有银行从2010年的0.833上升至2015年的0.904。可见在对产品创新,提高竞争力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比国有银行做得更好。

四、政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对国家金融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银行效率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金融效率水平,需要进一步从以下方面提升银行管理水平。

(一)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国有银行的管理效率整体上落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不容忽视,应该重视人才资源的质量及其优化配置,完善企业制度和管理机制,从而把内部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降低。

(二)优化股权结构

在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要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甚至是民营资本。使董事会成员多元化,银行经营市场化、国际化,这样才有利于提高银行竞争力,激发管理机制新活力。

参考文献

[1]刘健.商业银行非信贷资金运营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 Malmquist模型的分析[J].上海金融,2015,(11):91-95.

[2]邓伟,付雯雯.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及其对传统业务的影响――15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4,(06):99-107.

[3]甘法岭,高斌.金融危机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模型[J].金融经济,2010,(02):75-76.

[4]H.O.Fried,C.A.K.Lovell,S.S.Schmidt,S.Yaisawrng.Accounting for Environmental Effect and Statistical Nois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17:157-174,2002

环境变量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目的:探讨班级环境因素对儿童问题行为和学习成绩、同伴接受之问关系的影响。方法:使用多水平分析技术对82个班级的4650名初中生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儿童问题行为显著负向预期学习成绩和同伴接受,并且这两种预期作用在班级之间的变异显著;老师支持、训诫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可以改善问题行为儿童的同伴关系,同时严格的秩序纪律还可以改善问题行为儿童的学习成绩,但良好的班级同学关系则可以使问题行为儿童的同伴关系和学习成绩变差。结论:儿童问题行为对学习成绩和同伴接受有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受班级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偷窃、酗酒等违犯校风校纪问题的儿童一般都具有比较糟糕的学习成绩和同伴关系〔1 -4]。由于问题行为(delinquency)的显著性和破坏性,老师在日常教学及管理中也会投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应对班级中出现的问题行为,但班级之间的管理方式有一定的差异。传统探讨班级环境和学生学校顺应关系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具体的学生类型[’〕,并且使用普通回归方法处理这些具有镶嵌结构的数据[5 .6],本研究旨在用多水平分析方法探讨班级水平上的班级环境变量对学生水平上问题行为和学校成绩、同伴接受之间关系的影响。

对象和方法

i.对象被试为我国东北鞍山市82个初中班级的4650名学生,初一到初三各年级,女生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依次为48.9% , 50%和52.5%,各年级学生性别分布差异不显著(才= 43 . 205 , df = 81, p >0.05),各年级学生年龄的平均数依次为13.6土0.7,14.6 1 0.6,16.9 1 0.8岁。

2.研究变量:问题行为和同伴接受儿童的问题行为指偷窃、酗酒、抽烟、破坏公物等违反校风校纪的行为表现,通过限制性提名方法得到,各条目被提名次数的平均数作为每个学生问题行为得分;同伴接受情况通过非限制性提名方法得到。已有研究显示所用的提名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l}l。为校正班级人数差异,每个被试的问题行为和同伴接受的被提名得分均以班级为单位被转化百分数参与计算。

班级环境变量:本研究所测试的班级环境变量包括老师支持、同学关系、训诫、秩序纪律和缺乏主见5个方面,所用测试工具由chang根据moos和i }’的理论并参照mci { my class inventory)和qn(questionnaire of teacher interaction)问卷等编制而成【} - }o},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川。根据学生的回答结果,分别计算每个学生的各因子得分,这样计算得到的各个因子分为学生感知到的班级环境变量。然后把学生的各个因子分在班级内进行平均,得到的各班级不同因子的平均数为班级水平的班级环境变量,班级环境变量是分析中第二水平的变量。

学习成绩:把学生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和英语课成绩分别以年级为单位转化为z分数,各科成绩z分数的平均数作为学生的学习成绩。

3.分析过程:初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学生成绩和同伴接受测试结果在班级水平的方差变异达到统计学规定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个变量在各个班级之间有比较大的变异,随后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为因变量,建立多层分析模型,考察班级环境变量对学生问题行为和学习成绩、同伴接受之间关系的影响。本研究使用hi.m软件处理数据(张雷等),多水平模型分析的步骤是首先考察儿童问题行为对儿童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的影响,然后考察在校正了儿童性别和年龄变量的前提下,班级水平上的不同班级环境变量对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影响。

结果

1.在控制了学生性别和年龄的作用后,儿童的问题行为对学习成绩和同伴接受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用(表i),并且问题行为对学习成绩和同伴接受的

讨论

研究中一般用回归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在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时,普通回归方法就会遇到数据的独立性问题,因为每个班级内所有学生处在相同的班级环境下。在分析班级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时,以往的做法是分别以学生个体和班级为分析单位对数据进行处理[5:,这样的做法就使分析结果与研究原有的出发点不一致。使用多水平技术就能够很好处理不同水平上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因变量的总变异被分解为不同层次的变异,不同水平上的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可以很好地得到估计[6j。本文使用多水平分析技术考察第二水平的班级环境变量对第一水平上儿童问题行为和同伴接受、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问题行为负向预期学习成绩和同伴接受,研究结果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叫,老师支持、训诫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可以改善问题行为儿童的同伴关系,同时严格的秩序纪律还可以改善问题行为儿童的学习成绩,但良好的班级同学关系则可以使问题行为儿童的同伴关系和学习成绩变差。同时考察了班级环境和儿童本身行为特点对其学校顺应的影响,并利用多水平技术处理不同水平上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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