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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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经济论文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索如何才能使得人类和自然不再是对立的双方这个问题。1966年,美国学者鲍尔丁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发表了系统论学说。他指出,地球就像一艘飞行在太空的宇宙飞船,必须依靠不断的消耗和重生资源维系生态系统。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资源,对环境加以破坏,那么地球就会像飞船一样资源耗尽,走向灭亡。鲍尔丁的学说也被称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的学说被公认为是循环经济的早期萌芽。1987年,联合国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书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发展和环境结合起来。该书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马上从现在起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政策并加以实施。该书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工业、城市和生态环境等角度展开研究,这为循环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借鉴。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和特纳发表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书中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循环经济”,作者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动模型。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开始进入我国。很多学者对循环经济展开系统的研究。季昆森所著的《循环经济原理与应用》,谭根林所著的《循环经济学原理》等被视为我国循环经济理论的起到奠基作用的文献资料。这些著作主要是将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引入中国,是属于基本理论层面的介绍,并没有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当然,这也与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相符合。在当时,我国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刚刚开始,人们还处于对循环经济模式和必要性的讨论上,根本没有进行到更深入的层次。

二、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循环经济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间循环;二是区域循环,主要指产业园区循环;三是社会循环,主要指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循环。判断各层次循环的评价方法一般认为有如下三种:生命周期法。生命周期法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给出的,即对产品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生命周期法可为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基于科学的、可验证和可比性的能够量化的评价方法,可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的重要支撑工具。清洁生产审核法。清洁生产审核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对服务和生产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原因,提出减耗增效的方案,进而选择一套改进的生产工艺,促使企业清洁生产的过程。我国在企业循环经济层面,已经全面贯彻落实清洁生产的工作。物质流分析法。物质流分析法就是以量化的方法估计社会中的物质流动。物质流分析方法遵循物质守恒定律,即一定时期的物质流入等于物质存储加上物质流出。在国家(区域)层面,物质流分析法称为总体物质流分析,即建立这一个国家(区域)的物质流账户,并以此为依据为政府提供政策借鉴。在行业层面,采用的是元素物质流法,使用定点观察法或跟踪观察法,对选定的某种产品的具体要素流入和流出情况进行统计。在企业层面,采用物料平衡方法。物料平衡是清洁生产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原料和能量的具体利用情况和废弃物的排放量,计算企业资源的利用情况,研究更好的资源使用方法。物质流方法充分借鉴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量工具。

三、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宏观层次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在2007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和环保局共同制定和,这是一部面向我国所有产业的循环经济标准,包括化工产业。该指标体系从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四个方面制订了22个宏观层面和14个工业园区层面的环境评价指标。关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版本,各省市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颁布执行。从各地环保网站和学者研究资料统计发现,目前广西颁布了《广西主要工业行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参考国家标准制定的行业和企业循环标准体系。上海市发行了《上海市工业区循环经济建设指南》,主要对上海的工业区域内企业的循环经济建设给出了量化指标。深圳市实施了《深圳循环经济指标计算与使用办法》,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量化考核。可见,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具体产业和企业的量化考核办法,特别是单独针对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还不完善,化工企业方面的指标体系也是如此。

四、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由于缺少关于化工企业的国家和省级层次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通常使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某一具体企业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在列出的各项评价指标下打分,对分数进行适当的计算,给出每个分数在上层指标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评价法,一般对某企业的具体指标邀请专家进行优良中差的评定,再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该企业的最终得分,进而判断该企业综合表现位于优良中差四个等级的具置。杨晓龙,王华通过该方法对某一石化企业进行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另有一种方法,在同样采取了层次分析法给出了各指标的比重之后,通过对比各指标的标准值和某企业的具体数值,算出该企业的所有指标的分数,进而进行加权计算,给出该企业的最后分值。这种方法称为综合评价法,与模糊评价法相比,该方法需要事先给出各个指标的具体基准数值,这些基准数值因为各企业和地区的不同很难统一,所以会对最终评价结果造成影响。王自强,郑季良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对某化工企业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和总结,我国对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构建原则大概有如下几类:一是总体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这类原则有系统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全面性原则等;二是科学性原则。该类原则要求所设定的评价指标要科学合理,能够准确地可量化地衡量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这类原则有可操作性原则、简明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等;三是动态性原则。一段时期内化工企业的循环经济状况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些数据还是会有所变动的,应考虑整个化工企业循环经济的动态实际,建立相应的指标,如敏感性原则。

(三)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从文献资料中可知,我国化工企业循环经济评价的具体指标大致有以下四类:一是企业自身的效益指标。这些指标设置的原理是,只有化工企业自身经济实力较高时才有可能实施循环经济,而且,化工企业自身的产出效率和效益本身也属于循环经济的内涵。这类指标主要有人均产出率和资源消耗率等;二是物质循环类指标。该指标主要是衡量化工企业对所投入的能源的重复使用率,符合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这些指标主要有废水回收率和固体废物重新使用率等;三是环境污染控制指标或者叫做节能减排指标,这些指标衡量化工企业最终向自然排放的污染物的数量。该类指标大概有废气排放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烟尘排放率等。四是生态建设与修复类或者环境发展类指标。这些指标考量的是化工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后劲和持久力,主要包括职工人均绿地面积、环保科技人员比率和环保科技投入比率等。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转型发展的逻辑对于某些地区的城市转型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但结合当前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发现“现代服务业”正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壮大,同时其与工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更多的研究倡导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和环境、完善服务体系、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以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来促进工业和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和完善各种产业链,实现现代服务业和传统工业、制造业“两轮驱动”。为了保证重化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选择适合重化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路径和战略。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对于像葫芦岛这样的重化工业城市,应该从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来寻求重化工业城市的发展转型。

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

2.1现代服务业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等需求,现代服务业从传统的第三产业中延伸和发展出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广义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的升级和新型的服务业,狭义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技能发展起来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服务业,主要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更突出了高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就现代服务业的行业范畴而言,一般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等。

2.2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耦合发展、和谐共生是推动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有效路径。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结合重化工业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提升地区经济和运行质量的重要战略举措。为工业提供中间服务的金融、物流、批发、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和运行质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对服务业本身,而且对提升其他产业竞争力,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发挥推动力作用。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施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按照我国现有工业发展模式推测,到2020年,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都将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基本职能。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是促进现代城市与周边地区及全国、全球之间经济联系的“黏合剂”。正是通过这些服务活动,才能促进城市综合性工业部门与城市中心地带之间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因此,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城市就越具有跨区性和综合性的服务功能。现代服务业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结合重化工业来看,主要表现在与重化工业的产业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阶段产业融合的突出特征是,工业企业非主营经济活动的外包,带动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向重化工业生产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渗透,重化工业内部逐渐由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重化工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就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研发产品、产品运输与储存、广告、保险、会计和法律服务等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换句话说,现代服务业和重化工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主要表现在重化工业的中间投入中,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重化工业部门的功能也日趋服务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该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汽油和煤气;二是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三是服务引导重化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许多原有的工业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现代服务业来整合原有的业务。

2.3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策略(1)宏观层面。推进融合发展的对策措施是加强产业关联,构建现代服务业与重化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实行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降低经营成本。进一步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强化企业内部资源、业务整合的自主性。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将一些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外资服务业进入,变单纯的重化工业集聚为集成工业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聚。规范服务业竞争秩序,降低服务外包的合作风险。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中介体系,推动相关企业间合作,实现社会化服务与工业环节的“无缝式对接”。(2)微观层面。加强对研发与技术服务业的规划发展。葫芦岛市的石油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企业集群也已初现规模,具备发展研发服务的基础和条件。企业集群的发展必然要求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整合,对研发服务的需求会愈来愈强烈。因此需要尽快形成研究开发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

3结论

工业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新型工业化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持,而工业的发展也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同时还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过程,服务业比重最终将超过工业。目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60%以上的比重就是佐证。与传统的工业化比较,新型工业化更加依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信息服务业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强大动力源,物流业以低廉的运输成本、快捷的集散能力保障现代工业生产链条的高效运转,科研机构则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化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因此,现代服务业和工业的耦合发展,将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重化工业城市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路径。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化工行业建设工程来说,它的建设分为化工行业工程建设投资前期、化工行业工程建设投资时期以及化工行业工程建设生产时期三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对化工行业建设工程投资前期进行可行性研究。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投资项目进行规划,大概估计一下这里的地区情况、工业发展状况、资源含有量、劳动力是否充足、市场情况以及交通情况等是否会影响到项目的建设。对这些条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里可以进行建设项目的实施,我们在进行下一步研究。第二个步骤就是研究建设项目的初步可行性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对市场进行调查、进行试验证明,调查收集的资料是否能够表明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对市场进行分析、预测的介绍。无论进行什么项目的投资,投资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尽可能取得最大的投资回报。能否取得回报的实现最终在于对市场的调查,看市场的需求量,消费者对投资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是否满意,能否得到顾客的认可和肯定。通过对市场调查的研究,取得充分的资料,对未来市场供求作出科学、合理的预测,最终实现盈利目标。在对市场分析完以后应该对市场进行预测,预测的方法有很多,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选择相应的预测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预测的方法有根据专业预测人员的经验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推断、估计的定性预测方法;定量预测方法包括

(1)平均预测方法:简均法、简均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均法

(2)长期趋势预测法

(3)回归分析预测法;经济分析评价的介绍。在对项目建设尽心市场分析预测之后,如果认为这里的发展情景不是很好,就可以直接否决项目经济可行性;如果项目建设市场分析发展前景良好,但是无法准确对经济可行性作出结论,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经济分析和评价。项目经济评价有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两个主要内容,财务评价主要是以企业内部的财务为主进行分析,根据国家税收、项目费用以及产出的收益等进行综合性分析,最后得出项目建设的盈亏经济可行性;而国民经济评价是以国家为主进行分析,按照资源合理配制原则,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最终得出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以及国家受到的具体利益。最后需要对建设项目进行最后的盈利能力分析,分析其以后的经营状况,获利能力。项目建设不确定性分析。因为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可行性结果不是很准确,所以我们应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具体的分析不在这里过多的介绍,只介绍一些项目建设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有

(1)从预测项目最主要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中,找出敏感因素,确定影响程度的敏感性分析;

(2)对产品项目盈亏情况进行分析、预测的盈亏平衡分析;

(3)乐观悲观法

(4)概率分析法等。

二对化工行业建设工程概况分析

建设工程造价的介绍。建设工程和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的商品一样,自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勘察、设计、设备、安装、材料等施工活动时间决定的。每项建设工程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需要对各个部分具体分开计算,最后归纳总结才能得出工程总造价。工程概算介绍。工程概算就是以货币形式来反应建设项目经济效果。在工程项目建设之前,对计算机模拟项目从经济上进行计算,用建设项目设计的实际费用、建设项目的实际人工费、建设项目的实际材料费、建设项目使用机器的实际费用等进行计算,最后进行汇总,得出总工程造价费用。在进行工程概算之前,我们应该将建设项目的图纸给牢记,然后开始计算工程量。工程量作为计算费用的基础,是进行计算的前提条件,建设工程计算量越准确,工程造价的费用计算的越准确。在进行费用计算的时候要利用相关的计算公式来进行,这样会使计算的数据更精确。定额直接费用=Σ(分项工程量×单价)+Σ(未计价材料量×单价)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或工程费)×费率工程建设项目的直接费用以及间接费用按照当地的规定进行计算。计划利润=直接费用(或工程费)×费率税金=直接费用×费率这些都是各项工程费用计算的基本方法。在计算的时候应该将设备费用和材料费用给分开计算,让费用计算的更加合理。

三化工行业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概算发展建议

现在的化工行业建设中,可行性研究应用非常的广泛,这是最值得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对化工行业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以及工程概算的发展进行创新建议。

1、未来的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概算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简化其中的环节,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2、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概算时,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步骤来进行,不可随意打乱步骤;

3、对可行性研究以及工程概算进行宣传,让更多的建设工程项目知道、了解,并且使用这种方法。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炭地质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以徐水师为会长的煤炭地质分会带领下,强化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反映会员单位诉求,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煤炭地质分会围绕这些职责,着眼全行业发展大局,按照上级有关部委的部署、要求,立足于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着眼于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致力于创新机制和找矿突破,为国家有关部门和机构制订政策、进行决策服好务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地质分会还积极向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国家部委和机构汇报行业的发展情况,加强与中矿联、地勘协会、煤经会的交流与沟通,充分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2010年1月,煤炭地质分会召集组织了全行业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座谈会,来自分会各常务理事单位的50多名代表和国土资源部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会聚一堂,就国土资源部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形成的七个文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充分表达了煤炭(田)、化工地质单位干部职工倾情地质事业、期盼科学发展的心声和愿望,并就煤炭(田)、化工地质单位体制机制、矿业权配置、科技创新和行业规范、同城待遇、探采一体化运作方面形成了一致意见,希望国土资源部给予充分理解和政策支持。国土资源部改革领导小组车长波、杨虎林、刘振国等领导认真听取了参会代表的发言。会议达成的建议与共识受到了国土资源部领导的重视。座谈会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全行业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1年,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委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要求,中国煤炭地质分会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煤炭资源勘查“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的编制工作,为国家制订新时期资源勘查与开发政策提供了依据。

2012年,分会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及时启动了《地勘事业单位改革研究》方案,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并收集信息、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整理形成一致的建议后,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和机构。

近两年来,在广大会员单位,特别是在各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煤炭地质分会克服许多困难,花大气力建立了行业信息统计制度,并逐步完善了信息统计体系,汇集、分析、整理行业资源勘查和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上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为国家有关部门和机构制订政策、进行决策做好服务,顺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煤炭地质行业与时俱进、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煤炭地质分会的兴会之道。

煤炭地质分会为行业的科学发展做了许多具体而有成效的工作,全力为会员单位服好务,不但是分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煤炭地质分会的“立会之本”。近年来,中国煤炭地质分会坚持与会员单位保持经常性联系,及时各种信息和资料,不断拓宽服务会员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分会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领导和支持下,持续推进会员单位诚信体系建设,仅2010年,就有14家会员单位获得煤炭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AA级以上信用等级企业称号,其中9个单位获“AAA”称号,为会员单位加强诚信建设、树立品牌、开拓市场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是积极认真地做好优质地质报告评选工作。在2011年完成的第十五届优质地质报告评选工作中,中国煤炭地质分会共收到123家会员单位递交的地质报告335件,创历届新高。经过分会认真组织和评审,有165件报告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审定为优质地质报告。目前,第十六届优质地质报告评选的各项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地质分会在精心组织优秀经济技术论文评选活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行业经济技术研究,为行业发展进行了理论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起到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作用。2011年,分会完成了128篇论文的评审工作,经过专家评审,共有65篇论文获奖。目前,2012年度优秀经济论文评选工作已经开始。

在扎实有效地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方面,近年来,煤炭地质分会发挥区域和信息优势,利用多种渠道,发掘各种资源,先后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多期领导干部经济研讨班;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和新毕业大学生入职培训班,为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搭建平台。同时,分会还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制订了行业职工教育培训“十二五”规划。

以地质报告评选为依托,建立了涵盖地质、水文、物探、水工环测等方面的专家库,目前已有182名专家入库。这些专家在《煤炭资源勘查“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编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指导意见》的编制完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组织召开理事大会、常务理事座谈会、会长办公会、地质勘查专业会等会议形式,建立了会员单位联系人、综合统计等制度,促进了分会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充分利用煤炭地质分会网站,为会员单位提供了交流借鉴的平台。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岗位责任制

一、各股(室)、二级机构要根据所承担的职能,制定部门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每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工作目标、履行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不履行职责所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二、制订岗位责任制要科学、合理、严密,体现效率原则和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要在保证工作质量和充分履行职能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工作程序,方便群众办事。

三、加强对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岗位职责中能量化的要尽量量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不能量化的要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要求,作为考评依据。

四、定期组织考评,并把考评结果同评优、评先、职务晋升和奖惩挂钩。

工作人员首问首接责任制度

为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工作人员责任,杜绝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来计生委办事人员能得到及时、高效、优质的服务,根据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首问(接)责任人

本单位工作人员对来委办事(包括办理业务、上访、投诉、咨询等)的人员要主动热情招呼,不得互相推诿、冷淡办事人员。主动接办人员、来办事者先找到的人员或首先接电话的人员即为该事项的“首问接责任人”。

二、首问(接)责任人的职责

(一)首问(接)责任人负有主动、文明、礼貌、热情接待来办事者的责任;

(二)首问接责任人要向来办事者主动出示胸牌,问明来意。对来电话者,要主动告知对方单位和工号,问清对方意图;

(三)对来访内容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能答复或解决的,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必须受理接办,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办理;

(四)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解释清楚,并引领来委办事人员到有关科室部门,落实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对电话咨询的,要告知负责答复部门的电话和联系人。

(五)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单位办理范围内的事项,要认真说明理由,介绍或联系到其他职能部门办理。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顶岗工作制度

一、顶岗工作制度是指在工作日内,岗责任人因各种事由不在岗,岗责任人应顶岗的工作制度。

二、实行顶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限时办结制、政务承诺制、办事预约制等制度的有效落实,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

三、各股室都要确定岗,避免出现无人顶岗现象。

四、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应做好本职工作,并享有岗责任人的职责权利,对岗的工作认真负责。

五、岗责任人因事由不在岗,必须提前一天做好工作的移交,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岗责任人要主动顶岗。

六、因推诿扯皮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的,按《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追究在岗责任人的责任。

限时办结制度

一、限时办结制度是指群众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办事,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应当根据政务服务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群众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承诺期限

⒈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入户粮关系证明、非农一孩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关证件的,应当随到随办。

⒉对群众的申诉、举报或投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答复,并及时依法处理。

⒊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应向服务对象说明具体情况。

三、未按上述规定时限办理的,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服务承诺制度

一、服务准则。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便民利民的服务标准和原则,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二、承诺内容。根据职权范围、工作职责,结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服务承诺内容。服务承诺的内容应包括服务的具体事项、服务时限、行诺监督及投诉办法以及违诺责任等。

三、公开承诺内容。应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办事程序流程图等公布承诺内容。

四、行诺监督。通过设立服务承诺监督台、投诉电话和举报箱或举办群众接待日活动等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要认真受理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当事人反馈。

五、违诺处理。本单位人员违反承诺制的行为,要从行政论文、法律、经济论文等方面作出处罚规定,并严格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按承诺的标准予以赔偿。

办事预约制度

一、办事预约制度是指当事人因工作需要或情况,需要预约办理有关事务或进行上门服务的,计生委应根据预约要求,在职能范围内办理当事人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预约范围

⒈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职能范围内应受理的业务工作,可以预约。

⒉异地人员办理有关计划生育证件等有关事项的可以预约。

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帮助解决及服务的有关事项,可以预约,必要时也可以上门服务。

⒋因特殊情况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延长服务时间的,可以预约。

⒌其它需要预约的有关事务或事项。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政务公示制度

第一条政务公示制度系指行政论文机关向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大众公开履行行政论文职能的标准、要求、程序等的机关效能建设制度。

第二条县计生委依据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办事方便、行政论文要求公开透明、行政论文行为接受监督的基本原则实行政论文务公示。

第三条县计生委各股室以及工作人员,应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公示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一、机关工作人员的像片、姓名、部门、职务;

二、机构设置、行政论文职能、位置分布、股室职责;

三、办事程序、标准;

四、机关的对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五、其它公示内容。

以上公示内容通常做法采用墙上悬挂、桌上摆放、带身份牌、编印办事服务指南、公示栏张贴、上网络公示栏以及其它公众媒体公开等形式。

各股室负责提供各自应公示的内容,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每月不定期检查和每季度定期一次检查各股室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凡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内容不规范、不标准的,委效能建设领导小组书面责成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干部诫勉制度》处理。

第七条政务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单位、股室、个人的年终考评的一项内容,并由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检查并提出奖惩建议。

效能考评制度

一、委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的干部职工均列入考核范围。

二、考核内容和标准:根据县委、县政府规定的内容,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成绩。版权所有

三、考核办法

⒈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由各股室负责人对本股室干部职工的德、才和工作表现逐月作出考评,半年进行小结,形成书面意见,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年度考核在每年末或翌年初进行。

⒉平时考核实行分级负责,委主任负责对委机关科级干部进行考核;分管领导负责对分管股室长进行考核;股室长对本股室的干部职工进行考核。

⒊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实施。在年度考核时,除负责对本机关干部职工考核综合评定外,还要对二级机构的考核进行审核。

四、年度考核的时间、内容、标准、具体方法步骤,应根据县委、县政府、县人事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拟定实施方案,提交机关效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五、年度考核结果存入干部、职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奖惩、任免、工资晋升的依据。

六、凡属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的给予降职或调整工作岗位处理。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辞退。二级机构干部职工参照以上办法处理。

七、本单位科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按县委组织部规定的要求参加考核。

八、本制度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

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为规范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明确个人岗位责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增强廉政建设和遵纪守法意识,制定本制度。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

行政论文过错,是指本委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造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有关制度的事实,以致影响行政论文效率和行政论文秩序,给行为对象或者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其它不良后果的行为。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就是对工作过错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论文和经济论文处罚的制度。

二、行政论文过错的主要情形

本委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过错:

(一)首问责任人不履行首问责任,贻误办事者办事的;

(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的;

(三)服务态度不热情,与办事者顶撞争吵的;

(四)私自进行有偿咨询或服务,违规收取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五)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或者擅自提高、降低许可条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六)未履行办事承诺制度,无特殊原因和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许可事项或告知办理结果的;

(七)对明显虚假的材料,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八)故意制造虚假材料或谎报事实的;

(九)办理业务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或其它有关规定的;

(十)其他应该追究工作过错的行为。

三、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⒉通报批评;

⒊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⒋扣发当月岗位工资和年终奖金;

⒌轮岗或停职离岗培训;

⒍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⒎给予行政论文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

(二)工作过错行为是由数个行政论文环节过错造成的,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造成本单位赔偿,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定的赔偿责任。

(四)在年度考核期内,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被群众投诉,经核实的,第一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二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三次扣除当月全部岗位工资,对本人进行离岗培训、轮岗或降级使用处理。

(五)工作人员过错行为性质特别严重,触犯刑法的,依法移交司法部门追究责任。

(六)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从重追究过错责任:

⒈在被调查过程中拒不交代过错事实的;

⒉有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和吃、拿、卡、要等行为的;

⒊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版权所有

⒋其他经行政论文过错追究机构认定,应从重追究过错责任的。

(七)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从轻追究过错责任:

⒈主动承认过错行为并及时纠正的:

⒉其过错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⒊其他可从轻或免予追究过错责任的。

四、工作过错责任追究主体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早在2001年7月,在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2006年,他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他采取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的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这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着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经济学家的本色

周小川1966年毕业于北京8中。“”开始后的1968年,20岁的周小川告别父母,随着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852农场,在那里整整劳动了4年。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的大学生活,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系统工程方面的论文。后来,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经济领域。他撰写的第一批经济论文就和金融有关。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作为他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当时,系统论很热,但应用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还较少。之后不久,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开始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

周小川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借鉴和学习国外的经验,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周小川非常重视学习,他公开号召客户多读书,学习金融知识,先让自己增值。2007年“两会”期间,众多记者来到周小川的新闻会现场,周小川特别让会议的组织者发给每人一本《金融知识国民读本》。

有些西方媒体称他“敢做敢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周小川曾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经济文章,他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发言人。他可以用英语同其它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

负责任的行政官员

《投资与合作》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真实地记录了周小川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记忆和感受,当时,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每年有30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和武汉。国务院决定着手实施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就这样,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当初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便决定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结果,准备多年的“国产化”计划便中途夭折。

这两项工程的经历对周小川的触动很大。也就在这时,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建议,要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人口以及经济等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应用和开发。

1981年初,周小川做出了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当时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提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这在国内也是首见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周小川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许多从工程界转向经济分析的学者一样,他们都是先从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这种数量关系很突出的领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6年,周小川进入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

1991年,周小川担任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从此时起,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了。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依靠市场发展中国证券业

2000年初,中国金融机构的人事作了较大的调整。周小川出任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从而成为公众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

2000年12月7日,新华社用并不多见的口吻报道了周小川的一次讲话:“作为普通股民,可能您觉得自己在股票市场是一个弱者,由于不少上市公司有猫腻,看着自己的股票被套牢,您肚子里的怨气不少。但中国证监会将会越来越为您‘撑腰’,因为证监会的‘裁判角色’将越来越到位。”这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当时的承诺。

对于周小川在证监会任上的作为,各方有着不同的评价。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中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正如有关业内人士所评价的那样:周小川在证监会期间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国的股市确立了规则。

周小川多次强调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规范市场,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即政府少一些干预,多让市场参与者做主。他建议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他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所任职权进行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的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他还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可以说,在周小川主政中国证监会的几年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的措施,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

周小川在一篇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讲演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他说“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逐步向负向清单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来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这或许是他对主政证监会的思路的一次总结,也算是他在离开证监之前的最后一次就资本市场问题发表的公开讲话。

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

2002年年底,周小川奉命调回央行。与上次在央行不一样的是,这时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货币政策也面临着调整。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比过去更大了;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金融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也全面不景气。相应的,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新的考验,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但是,周小川的信心更充足了。因为他有了多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还有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历练,使他成功地把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周小川的业绩有目共睹。他主持了近10年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扩大,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全面改革,并在短时间内由“包袱”升值为“香饽饽”,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已在海外上市;此外,外资银行也开始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分行……

借用他最新的一个比喻,最近5年,中国金融市场没跌什么大跟头――“经常得小病的好处是,小病不断就不得大病。可千万别弄个大病,否则一病就是十几年。”

2007年以来,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攀升,特别是进入10月份以来,猪肉、蛋、油等副食品价格上涨较快,这成为了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人民币加息与升值的幅度不够也屡受责难。面对这一切,周小川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金融工作将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坚持货币的稳定。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2008年3月17日下午3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周小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这位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在2002年底被宣布为新任央行行长,从而接替戴相龙。与2000年年初出任证监会主席一样,都是在没有形成公众预期的情况下宣布的。其实仔细想来,这种任命也是很符合逻辑的。学者出身的周小川,在金融圈的名望和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作为经济专家型人才,他既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再加上曾履职国家体改委、外经贸部、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这些当然有助于其更加胜任央行行长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岗位。

经济学家本色

1975年,周小川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曾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从事技术研究工作。这一期间,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系统工程方面的论文。后来,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到经济研究方面,最初是应用系统工程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经济领域的最优化、预测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说来也很有意思,从其公开的学术成果清单来看,其写的第一批经济论文就和金融有关的,即《MF-GERT与货币流通网络分析》。不过其早期的研究,主要应用系统工程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国民经济。从其论文来看,有些是与楼继伟、李剑阁一起合作的。楼继伟、李剑阁当时是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作为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一阶段,周小川的研究方法确是比较数量化的。当时,系统论很热,但应用系统论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还较少。后来,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在学术界才被广泛应用起来。

后来的研究领域就越来越广泛,涉及到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这是因为工作发生了变化,他必须面对改革的现实问题。在1979年~1985年间,发表了大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当然,影响更大的则是后来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全局性改革问题的主张。

1986年~1987年,周小川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这时开始就与吴敬琏先生一道研究课题。具有良好经济学素养的吴敬琏,对周小川的知识结构完善应是很有帮助的。但其原有的数理思维特别是系统论的思维自然影响到其后来参与的由吴敬琏先生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的课题(358课题),后来,这一成果成书出版,使吴敬琏这一课题组得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不久,他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家体改委在当时地位非常重要,而且课题研究的任务也是非常多。虽然后来其职位不断变化,一步步升高,但一直笔耕不停,保持学者本色。他的学术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近年来,他的研究面仍然很广,研究成果经常被引用。

他的学术观点总体来说是相信市场的。这可以从他早期有关体制改革的著作中看到,他后来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证监会的工作中也都有所体现。早在外贸部当部长助理时就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任外管局局长时,他总是在思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在担任建行行长时,就在思考商业银行如何接轨,建立激励约束的问题;而在任证监会主席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讲话还是行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愿意向外学习,积极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决心。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在管理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高。今天,中国的中央银行已远非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部的“出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央行的角色甚为关键。在西方,中央银行的行长多由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担任。而周小川,就是一位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很高造诣的专家。

主政证监会

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担当好央行行长的角色,而周小川不仅仅是一个纯书斋型的学者,他还是一位有着多年实务部门经验的政府官员。就是早期从事的学术研究,由于站在国家体改小组这样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他研究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问题,即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对策性的,很务实的,需要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后来,成为体改所副所长,再后来成为体改委委员。1986年开始,担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1986年~1987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86年~1991年间还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他是1991年起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的。当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曾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在中国四大专业银行里是很有特色的,一方面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当时实行的体制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份,另一方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这又需要银行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他本人自然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了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使其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的理想人选。

原来,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实际上就由中国银行来管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体制进行了改革。而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在央行工作的这段时间,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二是成功渡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1998年周小川接替,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与当年在中国银行当副行长不同,一方面,这一次他的位置是一把手,另一方面他要管理的建行在前任行长的管理下,很有起色,而且这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程度更高了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显得越来越重要。据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就调任证监会任主席。

2000年初,中国金融机构人事大调整。周小川出任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

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这些现象不解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周小川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缺陷。建立一个规范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成为周小川的目标。于是他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可以说,周小川主政的这几年,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的措施,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即政府少一些干预,多让市场参与者做主。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2002年12月5目的论坛上,周小川在一篇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讲演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一贯的市场化的观点,他说,“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dcregulate)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证监会取消了32项行政审批事项,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体现。”后面又说“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逐步向负向清单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这或许是他对主政证监会的思路的一次总结,也许是他离开证监会时的最后一次就资本市场问题发表公开讲话。

又回央行

周小川又回央行了,与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到五年时间,环境却大不相同。首先,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管部门,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但这种政策持续时间不能过长,形成依赖。于是就有可能更依靠货币政策。2002年货币政策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增长;其次,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难度更大了。我国经济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采用的东西早已放弃,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手段却还没有学好,特别是货币传导机制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既与传统的机制不同,不可能立竿见影,也与西方教科书中的不一样,按照预期的行走。再次,资本市场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了。不必说资本市场影响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等机制,单说股票一级市场的申购就会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最后,中国已经入世一年了,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资金融机构调整到位之后可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而世界经济则不是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全面不景气。相应的,中国金融业面临新考验,而货币政策则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但是,周小川的本钱也更足了。因为他有了多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资历。此外,有理由相信周小川的特点也会帮助他成功把握好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不管任何职,周小川的经济学家的本色却始终一览无余。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也不是言之无物的口水话,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花样文章,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

周小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英语很好,许多学术论文是在国外会议上用英文宣读或发表在国外有关学术刊物上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很好地学习国外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学者,在交流时,更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进行,收获自然就多。

以前的同事和下属,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周小川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听下属汇报时,他从不会不耐烦地打断,而是静静地让人把话说完。另外一个公认的工作作风是很愿意听取不同意见。

关于周小川的风格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香港媒体已有评论。香港媒体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货币政策与行长的个人风格有密切关系。而周小川行长在业内被认为较具国际化观念,因此他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可能将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该媒体又同时指出,行长的更替不会引致内地货币和金融政策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些政策仍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在此基础上,一定要考虑到行长个人的特点,方能对未来内地货币金融政策的发展形成一个准确的基本判断。

可以期待的是,有着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多重经历,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一定会把央行管理得井井有条,并灵活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将继续创造着奇迹。

主要著作:

吴敬琏周小川:《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北京;

周小川:《周小川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哈尔滨;

周小川:《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北京;

周小川:《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编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北京;

周小川杨之刚:《中国财税体制的问题与出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天津;

周小川谢平肖梦杨之刚:《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北京;

周小川马建春:《走向开放型经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天津;

周小川王林肖梦银温泉:《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北京;

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

周小川杨之刚:《迈向开放型经济的思维转变》,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周小川:《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5月;

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6月;

周小川:《转轨期间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6月。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从个人的职业发展生涯来说,从国企到民企后的8年里,他摆脱了很多束缚,透过企业的兼并、收购及资本运作,协助“老板”让一个有着几十亿资产的民营企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而日渐壮大。不过,谈到14年的国企生涯,陈光全对于“中化”这样的国企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毕竟14年间,他亲历了改革路上的种种变化。

曾经历的“后官商时代”

大学时代的陈光全对于企业管理便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7月,刚读完大一的他在参与了武汉洗衣厂的调查后,便在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这也让他破格地由国际金融系转入经济管理系。“那时候,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我经常翻阅经济类杂志,关注经济界的研究热点,像当时提到的‘利改税’、‘企业活力’“横向联系”等,都是边学习边研究,大学4年间便发表了16篇经济论文。”在陈光全心中,大学期间经济管理知识的充分积累,为他后来的发展做了扎实的铺垫。

1987年大学毕业后,陈光全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工作。“当时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进出口权是垄断的。像农药、化肥、石油、橡胶等产品进口,只有凭借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合同,才可以报关。”陈光全回忆,“当时外经贸部实行商品许可证制度,于是也衍生出一批倒卖许可证的商人。许可证制度也让很多国有企业透过这一垄断便利赚到了很多钱,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官商的习气。于是,当时流行这样的话:门难进,脸难看,事情更难办!”

1987到1992年的5年里,陈光全由中化的一名业务员到副科长、科长。在体会着国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总结这段时间亦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经营期,由此更衍生了许可证买卖的投机倒把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垄断经营下的腐败,这一阶段有点像官商时代的尾期!有点暮色苍茫看劲松的感觉。”陈光全笑称。

在这个阶段,陈光全做出了两件主动而为的事,在今天看来,都颇具职业发展眼光。“1988年,当时的官商作风太浓了,严格限定二三十种进出口商品,于是很多人都呼吁,进一步放开进出口的种类。”看到机会后,陈光全主动请缨开展自营业务,“就是除了进口计划内的产品外,我们选择国内最紧缺、最好销售的产品进口,然后直接销售给最终客户(工厂或公司)。这样一年下来,占进口量不足1/10的自营业务量,却带来了超过1/5的利润。”

而第二件举措则是“维系客户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农资总公司也在积极争取农药的进口权。“两家公司共同竞争客户,我们只有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维系更多的客户。于是,结合自己的业务经验及知识学习,撰写出版了26万字的《农药营销管理指南》一书。这不仅给客户以知识上的服务,更让很多人觉得中化还是最权威、更周到的服务商。”陈光全总结道,“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意识地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思路,逐步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迈进了!”

“头脑发热期”的来由

“自1992开始,市场经济概念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对于改革,虽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一种是市场客户要打破垄断必须改。而在实际工作中,中化已经在原有取得的优势上,开始整合客户市场。1992年8月,我被调到中化北海有限公司任职总经理。”陈光全回忆,“中化开始打破以往的进出口业务格局,开始进入更多领域,进口产品甚至拓展到钢材、粮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此后,外汇控制开始放开,出现调剂外汇。“此前,在严格的外汇控制下,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而放开后,国家计划一部分,外汇市场调剂一部分,调剂部分为1美元兑9元甚至11元人民币。这样,调剂外汇制度不仅刺激了自营出口,也使得自营进口业务成为积极争取的项目。”而当时调入中化北海的陈光全两年内,在外贸进口业务中便创造了近千万的利润。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由放开统一计划开始转入企业自主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放开搞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企业看到哪些商品好销,便盲目购进;有了钱便盲目投资建项目,结果重复建设、摊子过大、资源浪费等等很多问题便出现了。当时的中化和很多国企一样,也处在一个头脑发热期,参与到很多项目建设,而新项目的人才、管理、绩效又跟不上,大进大出带来了资金的大量沉淀。最终使得中化面临现金链紧绷、甚至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困境。”

充当“救火队员”的日子

1995年3月,陈光全调任中化总公司企管部副总经理。“那时中化的分支机构国内外加起来就有100多家,这在当时的公司体系上看来摊子过大了。”陈光全谈到当年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举措依然很沉重,“总公司就像一支救火队,各级公司总经理就像救火队员。中化开始了全面清理整顿,对于亏损的经营项目和公司进行关、停、并、转,裁减机构,努力增加现金流。”

1995年到1998年的四年,中化一直在努力度过最困难期。而正是这种及时地“救火”战,让中化开始向现代企业管理迈进。“不仅内部全面收缩整顿,中化更借助外力,聘请国外咨询机构梳理解决内部问题。”陈光全谈到,“那时推行的ERP企业战略,不仅解决了庞大的不良库存和应收账款,更建立了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完善的前台、、后台风险管理平台,使得企业在战略管理上有了清晰的方向。”

在规范的公司制度化管理下,中化摆脱了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投资风险,在企业人事任免、财务管理上更加的科学化。“记得1992年我去北海任职时,公司连财务人员都没有随同派出。完全是靠对人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管控。而改革后,各级财务经理的人事任免和薪酬安排全由总公司统一调动。每月公司都会组织战略质询会,几十个处长汇报各自公司的发展情况,向刘德树总裁‘逐一过堂’。压力不断增大,而给予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了!”1997年到1999年底,陈光全先后被任命为中化金桥国际贸易公司、中化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年底,当总公司进入稳健经营,并逐步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陈光全主动请缨到中化山东进出口集团公司工作。“当时中化山东公司属于濒临倒闭的状态,我刚到任时,有着1200多名员工的公司只有600人上班。而上班族中仅小车司机就有37人。”再次充当救火队员的陈光全将总公司的改革系统运用到山东公司,“那时总公司的《中化报》几乎每期都有我们山东公司的改革报道,连续20余期连载。经历一年半的改革,公司走向了再生!”

留恋 基于持续的关注

“前些时,中化山东公司总经理谢险峰来京参加长江商学院的EMBA学习,还谈到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有几千万的利润额。我感到十分欣慰!”2001年,陈光全被“四环”集团从中化挖走并任职CEO,当他谈到当年经管的公司依然很亲切,对当初的同事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免为之骄傲。

如果说,8年前从国企的离开,是想摆脱太多的束缚,“感觉总公司就像一个大的贝壳,而自己掌管的分公司就是依附于总公司才可生存的海螺。每项决策、每项业务都要经过严格的体系决策,不到几个月都批不下来,而批下来时,很多时候都错过了市场机会。除此,14年的国企生涯,也仅能熟悉有限的几种商品经营,对于企业管理的接触面也较窄。”那么,当时的民企“四环”恰好给了他充分发挥企业管理的空间,8年中,“四环”通过整合、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日益壮大。

自2001年8月加盟四环,离开国企转战民企的陈光全,更在不断地关注着国企的发展变化。“中化在经历了全面的改革后,将贸易和实业结合起来,以综合服务商为定位,更在这些年通过控股、参股很多上市公司的形式,打造出众多产业链。而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企业运作通过实业有效扩张与资本营运相结合的方式,从资源控制到产品生产,再到渠道控制,正在形成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老大。”陈光全谈到“老东家”中化时满腹感慨,“中化由原来的贸易型公司逐步向资源型、生产型延伸,并不断细分行业,做大行业,远不是以往的产品贸易型公司了。通过做产品发展为做行业,透过行业话语权来谋求相对垄断的利润,无疑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化工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上面的分析,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历史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踩?的鬼?,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企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影响,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

注释

[1]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8页。

[2] 宣统《南海县志》 卷21, 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第43页。③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6页。

[3]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页。

[4] 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6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 ,第47页。

[5]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5~136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8页。

[7]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40页。

[8]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1991年版,第162页。

[9]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143页。

[10]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1992年版 ,第196页。

[11]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6~197页。

[12]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8~199页。

[13]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5页。

[14]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 1962年第3期。1985, 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 并作个别订正。此处引文, 见《论文选》 第357页。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 载 《中国农村》 1卷3期 (1934年 12月1日)第76页。

[16]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见《中国近代经济论文选》,第357页。

[17]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载《人民日报》, 1965年8月20日。

[1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1985年版 ,第178页。

[1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6页。

[2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4页。

[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957年版 ,第619页。

[22] 《淡水所志》 1871年刊 卷4 , 第213页。

[23] 《申报》 1877年10月23日。

[24]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57 第18页。

[25] 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版 卷2 第16页,周叔?o:《周止庵先生别传》 1937年版 第26页。

[26] 朱采:《清芬阁议》 1908年版, 卷8 , 第12页。

[27] 以上据系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第973~984页。

[2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1957年版 第929~930页。

[2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994页、第999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713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1~333页。

[3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 第336页、第340页、第377页。

[3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68页、卷3 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页,第42~45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页 、 第668页。

[33] Herald 1883年7月27日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3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40页。

[3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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