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范文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能指 所指 镜像理论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采取对比的方式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由此来加深两者之间的理解，使两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期，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它缘起于世纪之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最后于60年代在法国获得空前的胜利。二战后统治法国哲学界近二十年之久的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所谓的“意识”哲学，而结构主义这股强大的人文科学思潮的代表者宣称，他们的思想是与其相对立的。因为这个思潮的代表者都使用“结构”及相近的概念来从事相关的文学研究。于是得名“结构主义”。从理论上来说，结构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论。

后结构主义既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也是其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它的标志是“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既是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其“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它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指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它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

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认识对比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一种心理概念。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任意的。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会被看作语言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静态结构。

后结构主义则对这种稳定的静态结构不能予以认同。他们认为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化和变化的，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诗体和修辞手法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对比于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留物，它们通过不断地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文学作品的光泽。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一品质的。

三、两者共同的影响者――拉康

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影响了结构主义阵营的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阿尔都塞借用了许多概念：想象的、转喻的因果性，以及偶然的隐喻的和修辞的文体。还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设计，显然是以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设计为模型的，正如拉康企求把弗洛伊德从其门徒的错误解释中拯救出来那样，阿尔都塞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其庸俗化和曲解中解脱出来。

另外，阿尔都塞在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时也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把拉康的镜像理论运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之中，把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看作是一个“镜像化”的过程，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所说的“误识”就是个体认识意识形态的方式，但又要保证这一“误识”不被发觉。

拉康对德里达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德里达对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否认了真理的存在，而这一挑战主要来源于对拉康的能指和所指论述的借鉴。在拉康看来，能指在语言链中不断地滑动，能指和能指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能指永远也不可能到达无意识的所指。写作过程就是无意识中的语言经过意识的审核而产生变形的一种活动，因此，文本中不能存在真理的意义。德里达进一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文本，而文本中并不存在真理，这样德里达就否认了超验真理的存在。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是认识和理解对象的思维方式之一，在人文科学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倾向。其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即“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转变，源于对所谓的文本一致与意义、微卡尔学派的统一的人的主体观念以及基础主义的启蒙观念的全面批评。其次，后结构主义借用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声称“自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它自身的同一性，因为它的“自我”形成完全不是在意识状态下完全产生或加以揭示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

参考文献：

［1］萧俊.结构主义的文化思考［J］.中南大学学报.

［2］杨大春.文本的世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Agger，Ben.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M］.London：Falmer，1992.

［4］Rose.A.No Respected：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1989.

［5］Ryan.M.Maxism and Deconstruction［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和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52-01

简介：作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的研究不仅与本世纪语言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关系，同时也对文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清楚的解释了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区别。言语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个人社会行为。而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的印象。在语言和言语之间，索绪尔强调任何具体的语言都有其意义。由于语言系统本身以外的结构性质，这直接促进了文学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模式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一方面，神话没有逻辑或一致性；在另一方面，神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神话在本质上，他们是基于一个国家的一般人类的基本语言活动。结合神话和语言，在列维-斯特劳斯心中，神话已经被深入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神话唯一的具体描述被称为“言语”，而整个“基础结构系统被命名为”，“语言”。神话的每一个“言语”来自神话的基本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则属于语言系统。在具体的神话模型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在不同的品种不同或相同的神话的相似关系。因此，对于神话的分析，他认为神话不仅应当被历时描述并且分析，但也同时应该对其进行共时性研究。这样，一个完整的神话结构体系初步形成。

二、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如同语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连接概念和声音，而不是对象和名称。除此之外，索绪尔认为能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产生的时候，人们命名一定的声音形象，而某些概念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固定的。当然，能指和所指的标志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是固定的，人们不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随意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的上述理论告诉我们，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由系统它所属决定。语言的语言系统作为概念或声音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有概念，所以才造成系统声音图像之间唯一的区别。这一理论使法国理论家Roland巴特提出了“文学的代码”。Roland巴特认为，文学是一种对“代码”或符号进行处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包含多种自身标志并导致文学的二重性的行为。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是能指功能；在另一方面，它使本身代表了特定的指定对象，这是是所指功能。这就是说，文学要根据语言的变化随之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学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他认为文学符号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表面语言系统，这表明它的意义是在语言应用的帮助下完成的；深层语言系统，即生成新的能指。这两个层次互相进入对方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他对文学的迹象分析带来了文学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并为路结构主义叙事学铺平了道路。

三、横组合关系和范式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一切言语状态的发生都是是基于语言的基本关系，这表明两个方面：横组合和范式的关系。前者提到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句子，就要按照稳定的秩序规则。后者称为“关联关系”，这意味着在句子中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符号的意义由语言结构限制。根据这一理论，罗曼・雅各布森做对文学语言的“诗情画意”功能进行研究。他认为，考虑到诗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它使诗的语言强调语言本身，而不是表意功能。传统的文学理论关注的“外部”格局，而忽略了“内部”的规律。结构主义强调文学本身的“内部”的格局。它直接把语言学模型来分析文学，忽略了艺术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甚至排斥作者和读者的感觉和经验。更关键的是，它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形式主义。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的解构。解构过程的前奏是解构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应用语言学文学研究认为系统性结构是基础和起源，后结构发现并对此进行攻击，他们坚持出现在文本中的迹象是有信号可接收的。互文性决定文学作品总是超越了文本并且蕴涵深层含义。文学作品不是由能能指和所指构成，又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或系统中心。即使读者有话语权，他们的理解也不见得是统一的。考虑到这结构主义彻底否定结构在文学作品的可能性。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德 家庭观 后结构主义

196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出版了家庭社会学名著――《家庭》，受到了社会学界的普遍重视。 1982年得以再版，再版时作者对该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再一次系统重申了他的学术思想，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1986年，中国学者魏章玲将《家庭》一书翻译成中文，中译本的出现，为我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本论文中，笔者意在从对古德家庭观的认识出发，尝试解析其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一、文献分析与推导

1. 问题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家庭研究上表现为家庭结构趋于多样化，家庭功能多元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社会学，也引起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各界学者的注意，推动家庭社会学的现代化并向应用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古德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成为其家庭研究的黄金时期。

笔者在进行专业课学习时，对古德此阶段的家庭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真考察了古德思想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联系、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并意外地发现其思想体系中的后结构主义影子，而绝非是利用后结构主义思想解释古德的家庭观，这是对古德家庭观的新理解，也是对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笔者根据已有文献推导出对于“多元差异”分析框架的文本性建构，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多元差异”包括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两个子框架。综合已有文献，笔者发现在古德的思想中，存在“多元关系”（包括工业社会中的多元亲属关系等）和“相对差异”（男女两性相对差异）的相关分析和描述，而这一分析和描述与同一时期在法国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承认“差异”和“去中心化”）在理论认同方面有相契合的部分。据此，笔者从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出发，利用这一分析框架解析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2. 关于古德思想的研究

回顾对于“古德”思想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数。魏章玲在《评W・古德的一书 》③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重视理论观点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作者认为，古德的理论核心是经验研究关系的一种结构或体系，并非常重视数据，反对想当然的推理方法。二、强调家庭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是通过家庭来取得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三、主张男女平等，作者认为古德全书中贯穿了这一基调，并在角色分工上打上这一烙印。 四、作者认为，古德通过对西方、日本、中国、印度等国传统制度的比较，概括了全世界家庭模式的主要发展趋势，指出工业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家庭变化。

而对于古德“亲属群体和关系网”的研究，蔡禾等在《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④一文中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Good,w.j)的家庭研究支持了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血缘为核心的亲属支援模式会慢慢扩展到以包括其他次属关系的社会支援模式。

与之不同的是，在《家庭革命》⑤一书中，作者陈功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是趋同论的代表人物，指出工业化改变家庭制度的进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着的，尽管出发点不同，发展速度和道路不同，但都朝着“某种类型的婚姻制度”在发展，在婚龄提高、离婚率增加、家庭核心化、功能减少等方面都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趋同一致，并且这种趋同现象也是符合工业化发展需要的，等等。

尽管对于古德家庭观的研究种类繁多，观点多样，但是主要的研究趋势是对古德观点的理解与描述，理论上的深入考察比较少。因此，笔者对于古德家庭观思想进行深入考察并对权威理论进行重新梳理，探讨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二、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

1. 时代背景的关联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西方家庭社会学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革及其趋势，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离婚、生育率、两性关系、非婚生子，到人工流产、试管婴儿、同性恋、丁克家庭等等，并对未来家庭作出种种预测。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因为越战的失利，社会中弥漫着消沉颓废的气息，所以，嬉皮士、性解放、权利归花儿（意思是通过爱情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等现象相继出现，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一时期的古德，也迎来了他家庭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家庭》一书的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思潮也在法国悄然兴起，并在美国盛行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拉康、福柯、利欧塔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批判结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思潮，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后结构主义对当代各种思想文化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的基础,从文学批评、政治理论、文化研究到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所不在。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极为广泛和无定形的思想流派，它的很多特征，如差异、去中心化等概念在古德的家庭思想中都有所体现。

2. 思想内容的关联性

古德在家庭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并不仅仅在于将家庭社会学的一些已知的命题归纳为原理、假定和定义，还有对社会变革中的家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家庭，性别模式与社会地位之变化，扩大的亲属关系。有学者指出：“工业化是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也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法国学者德里达为后现代分析提供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姿态，而是介入伦理和政治的转型姿态，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景，去叛逆霸权的思想和行为，后结构主义研究取向在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亚领域中尤为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女性主义作家运用解构主义⑥分析父权话语”⑦。古德虽然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作家，但是从他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解构主义的踪迹，例如“差异”“多元化（非中心化）”概念等，古德认为男女两性在能力和才干上的生物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两性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时，途径是多元的，包括工具性职责、表意性职责等等。

鉴于此，笔者对古德家庭观中出现的后结构主义现象进行一一表述。

三、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1. 何为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理论化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去中心化”、“差异”、“多元化解构”等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认为“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客体――主体性的人和社会（结构），在后结构主义者的视野中已经不存在了，社会结构也已经由形构走向了彻底的解构”⑧。虽然后结构主义最早出现在语言学及文学评论上，但是，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后结构主义的表现，主要在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指在研究中直接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相关术语，如布赖恩・特纳塔提出的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⑨。隐性是指在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或方法。而古德的家庭观中正包含着隐性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2. 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差异”（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分析框架对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在“相对差异”和“多元关系”的子框架下，分析古德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中的相对差异，亲属关系网络和工业社会家庭中所体现的多元关系。

古德在探讨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时认为，男女两性在获得性别角色时存在“差异”，“意识形态、组织协作、社会压力、经济资源都会对家庭性别角色的分工产生影响”⑩，体现在两性角色关系上主要是“夫妻关系”等，也可以说是权威或是说权力关系，在夫妻关系中，古德以为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于是，在如何维持家庭稳定上，“如果男女双方都有利他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双方在冲突中都能让步，或是双方有关对方角色行为是否合适的看法相似，或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都能找到更多的价值，我们就能预言，他们的婚姻关系会比较完满。”⑾也是夫妻双方协作完成的，所以可见这种差异是相对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传统权威遭受了人们的非难”。⑿新型家庭权力关系在人们的需要下应运而生，即承认“相对差异”的情况下的家庭男女平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方式，“承认差异下的平等”赋予了前现代现象――“传统”更大的重要性（罗斯诺，1992年）⒀。

在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解析中，古德意在证明，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和社会内部社会分工（两性分工）主要是由阶级对立决定和引导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存在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生物性差别不能作为社会分工的依据，古德使用“历史性社会分工”这样的话语来证明他的观点，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自我解构，打破了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元对立，确切的说是对形而上学的以“ 阶级”的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之解构，同时在古德家庭观思想中也存在后结构主义的“一致性”，即“思维（理性）和存在（事物）的同一性”⒁，对于两性的劳动分工，男子有可能享有更高的特权，例如“行动自由、不照看孩子、能选择更有趣的职业”⒂等等，古德也认为在先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也是男子的理性选择，古德在社会分工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验证，并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予以解析，也是古德思维与现代两性分工这一事实的一致性，因此也证实了“差异”是相对的，也是笔者在“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希望予以验证的。

同时，古德也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亲戚关系被看作是核心家庭和复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是由有组织的血统群构成，就像中国的宗族、日本的同族一样，是大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组合，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与更多的人、群体和组织发生社会关系呀，远比以往的社会要频繁的多，而其中有些外界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比亲戚关系网要重要的多。因此，人们可以完全回避亲戚。这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⒃由此可见，当一个社会实行工业化时，宗族、世系、亲属或其他血统群体就会遭到削弱和衰退，亲属关系网这一处在中心地位的社会支持系统随之瓦解，中心的地位丧失，也是亲属关系网“去中心”化的完成。但是，古德也承认，即便中心地位丧失，亲戚群体还是会继续存在，成为工业化的阻力。那么，这时的家庭模式该走向哪里？古德以为，在全世界，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母系制衰落、共同的亲戚群体的影响的下降、嫁妆和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男女婚龄缩小、近亲结婚减少、离婚率升高等等，我们不难在古德对于家庭发展趋势的总结中看出：现代家庭中婚姻形式的多元化，例如，离婚率升高，传统家庭模式解体，于是家庭危机产生，嫁妆和聘金流行程度的下降，自由择偶的比例扩大，共同的亲戚群体已不再是夫妻双方的依赖，人们的交往群体由初级群体发展到次级群体，交往对象由单一人群向多元人群转变，妇女地位的上升，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也使得男女两性不仅在生物性别，还包括社会性别上的相对差异的产生，也就是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

可见，在古德思想里，家庭的发展形势就是家庭的主客体在多元范式下的相对差异。纵观古德的《家庭》一书，从分析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出发，发展到工业社会中家庭的特点，再到对家庭变革（本文特指离婚率的上升）领域的问题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得里结出他对家庭结构的解构。

四、结论与反思

本文在建构“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对古德家庭观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家庭变革等几个方面进行解析，而强调“差异” “去中心化”是后结构主义者的共同特征，笔者试图从“多元差异”的分析框架中找寻后结构主义的特征。

首先，古德在论述性别角色和两性分工时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中两性地位不再是由单一的先赋条件决定的，而是由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等多方面决定的。因此，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认同的渠道的多样化，多元化的渠道也使两性在社会分工存在差异。然而，就多元化视角下的两性差异，同样是在“多元差异”分析框架下得以解构。

其次，我们也看到，家庭所面临到的危机情况，在传统社会支持系统整合能力减弱的现今，使得本应处于中心地位的亲属关系网濒临瓦解，去中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古德家庭观中的“差异”与“去中心化”是在传统和现代的转型中发生的，不仅仅是在“话语分析”的范畴，更多的是在对步入工业化的现代家庭的解构。

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德思想中的理论范围较广，观点种类多样，笔者也只是有意识地选择其表述中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部分，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巨大的变化下，家庭在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现象。正如德里达认为，“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跨学科的语境，他作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还没有出现，新的和旧的处于一种非寻常的、非线性的关系之中。”⒄

【参考文献】

1. 古德著，魏章玲译. 《家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2. 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译 . 《后现代社会理论》. 华夏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3.夏光著.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4月.

4. 郑乐平著.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 2003年3月第1版.

5. 周怡著. 《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

6. 布赖恩・特纳著，李康译. 《 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超文本;信息科技;社会思潮

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WWW)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

一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P232-23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P76)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可以轻易转化)。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difference)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a和e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被读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意义”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4](P97)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场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会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3](P19)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5]

二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法国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又译巴尔特,1915-1980)对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这位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创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巴特的书自身就有可读性。读者无须知道巴尔扎克的原作就可阅读《S/Z》,当然,要想阅读《萨拉辛》,也无须先读过巴特的大作。不过,一旦读过了《S/Z》,谁还能再独立地阅读巴尔扎克的这篇小说呢?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呼啸山庄》；后结构主义；解构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的作者是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30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19世纪及20世纪中22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与复仇的离奇故事。19世纪，在英国约克郡一个阴沉的荒原边上，名叫希斯克里夫的一个吉卜赛男孩，被迪恩先生带到呼啸山庄。他得到主人之女凯瑟琳的钟爱，凯瑟琳在爱的同时，又无法拒绝自己想过优裕生活的愿望，而能提供这种生活条件的，却是邻居艾德加・林顿。希斯克里夫无意中得知后，悄然离去，凯瑟琳在愁苦心情中嫁给了林顿。几年后希斯克里夫风度翩翩地回来了，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爱上了他，他买下了呼啸山庄，他与伊莎贝拉结婚以后，希斯克里夫的冷淡无情使伊莎贝拉很快枯萎凋谢，凯瑟琳也因为悲伤过度而濒临死亡。希斯克里夫在凯瑟琳弥留之际来到她身边，把她抱到窗前眺望那方岩石――那曾是他们的“城堡”，凯瑟琳曾说她会在那儿等待着，总有一天他们会团圆，然后死去。希斯克里夫心神错乱，在哀悼凯瑟琳、期待死亡中换了20年。他对周围一切人都极端轻蔑、百般折磨，直到凯瑟琳的幽灵在一个严冬的雪夜把他召唤到他们最喜爱的荒原上的某个地方，在死亡中重新聚会。

一、后结构主义概述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做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同时也是许多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资源之一。后结构主义始于对作为结构主义基础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拒绝。索绪尔强调每个能指只有通过它在语言结构中的不同位置才获得其语义值；但后结构主义者们却通过例如尼采式的对强力的关注和弗洛伊德式的对无意识起源的关注来论证他们关于能指之间关系的说明。他们否认那种不变的符号统一体的存在，怀疑任何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语言的可能性。他们不相信作者对自己所写东西的真实意义具有最终的解释权，而是认为阅读是一个创造解释的积极活动，并非是对某个产品的被动消费。后结构主义拒绝关于意义的静态观念，敌视任何系统或任何去做系统构造的企图。认为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中定有真理并非是天经地义的看法，而意义也并非完全受制于真理性。思想彻头彻尾地由造成某个特定文化状况的习俗、常规、语言游戏和言谈所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力图颠覆对于语言结构的传统理解。

后结构主义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deconstruction)，并且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因此，具体到文学领域，小说内容就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的表征，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阐述模式是需要重新建构的。阅读不仅仅是小说内容的转移和传递，更是读者主动建构图式的过程。

二、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呼啸山庄》

为了更好地解构小说，分析全文结构框架，笔者以下面三个片段为例：

我把烛火放在窗台上，看见窗台一角堆着几本发了霉的书，油漆过的窗台上画满了各种字样，而那许多大大小小的字样，翻来覆去无非是一个名字罢了――“凯瑟琳・欧肖”，有些地方变成了“凯瑟琳・希斯里克夫”。后采又变为“凯瑟琳・林顿”了……(38页)

我曾经注意到在路的一边，每隔六七码，竖着一块石碑，连续不断地一直贯穿整个荒野。石碑还涂了石灰，好当做黑夜行路的指导，或是逢到一场像现在那样的大风大雪，两边的沼地与坚实的路径不可分辨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标志。可是这会儿除了这里那里露出几个黑点子外，这些石碑全都连影踪都不见了。(47页)

我在靠近原野的斜坡上寻找那三块墓碑，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中间的一块是灰色的，一半埋在石南树丛里；埃德加・林顿的墓碑脚下已爬上了草皮和苔藓，总算和周围的景色已有些协调；只有希斯克里夫的墓碑还是光秃秃的。

在那温和的露天，我在那三块墓碑前流连徘徊，望着飞蛾在石南丛中和钓钟柳中闪扑着翼翅，倾听着柔风在草上飘过的呼吸声，不禁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能想象，在这样一片安静的土地下面，那长眠者竟会不得安睡呢。(285页)

这三个片段很相似，但每一段在呈现给读者的结构模式上有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使每一段都与其他任何一段不相协调。从语言表层上看，每一段都是“现实主义”描述，描述自然或人工事物。但所有的这些段落很可能不仅具有其所指涉的或历史的含义，它们很可能是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象征或线索。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阐释，它们只是写出来，读者必须得自己去解读。只要你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每一个段落都体现了小说整体结构，体现了小说整体是怎样表现自身之外的意义的。并且每一个这样的段落都会导致对整体结构不同的论述。

1　第一段从名字和姓氏的排列组合阐释小说

第一段导致的小说阐释，是从名字和姓氏的排列组合入手的。这种解读得力于两个家族谱系的血缘关系网，借助于解读主题。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关系是通过几个人用一个名字，或者把几个人物的名字组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例如，“林顿・希斯克里夫”是希斯克里夫和伊莎贝拉的儿子的名字。这个人物的命名，采用了矛盾修饰法，它结合了两个不共戴天的家族的姓氏。《呼啸山庄》中的每个人物似乎都是系统里的一个构成因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具体的人，每一个人物是通过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来界定的。整部小说，不仅第一代凯瑟琳的命运，而且第二代凯瑟琳的命运，还有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的关系，都浓缩在洛克伍德所发现的窗槛上刻画的名字当中，浓缩在他满脑子都是凯瑟琳的梦中。这个段落是整个小说的短暂浓缩。小说的全文拓展开来，是对这个缩影的意义的叙述。

2　第二段为不同的总体化提供了模式

第二段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大雪过后约克郡乡村道路上的景象。如果认为每一处都可能是整体的一个线索，或整体背后隐藏的意义的线索，那么，该段落便暗示了整部小说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彼此连贯排列又前后隔开。读者的任务是在不同的部分之间连线，连出一个完整的图案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连线便成了一条路，引导读者一步一步深入，穿过乡村到达终点，远离险途，最终进入安全地带。但如果犯了错误，猜测失误，假设了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路标，就会误入歧途、陷入困境。这种假设性的阐释过程所提出的论题或草案不足以发展。所以我们可以遵循伊曼纽尔・康德根据修辞学传统所提出的“生动的叙述(hypotyposis)”活动，在弄不清楚门路的情况下勾画出一个草案。这种做法给予那些没有实际名称或专有名称的事物以比喻性名称。就某种程度而言，读者的安全处境取决于他的正确理解。

3　运用象征手法阐释文本和事件内涵的关系

第三段象征着整个文本和所叙述事件内涵之间的关系，叙事者和所叙述故事之间的关系，也是表明读者和故事之间关系的一种修辞手段。正像华兹华斯的许多诗是幸存者在墓碑旁边追念死者的墓志铭。小说《呼啸山庄》也可视为洛克伍德根据他零零碎碎的了解拼凑起来的回忆性叙述。当洛克伍德来到呼啸山庄时，第一代凯瑟琳已经作古，希斯克里夫还在痛苦地活着，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进入坟墓”。直到小说结尾，希斯克里夫追随凯瑟琳死去。最后，洛克伍德站在三座坟墓旁。墓碑是缺席的标志，整部小说中，洛克伍德无时不面对这种标志。他的叙述便是由此搭建而成的回顾性重构。小说的结尾处，洛克伍德的天真表现在，他无法想象死者还会在寂静的土地里不得安息。这片土地喧闹不安，这个地方隐藏着某种喧嚣的、不知名的生命，在洛克伍德看来，其证据就是石南丛中和钓钟柳中闪扑着翼翅的那些飞蛾。小说的结尾再次突出了一个讽刺性差异，即洛克伍德所知道的情况与他无意之中，止读者知道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6篇

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WWW)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

一

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P232-23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P76)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可以轻易转化)。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difference)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a和e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被读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意义”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4](P97)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场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chainof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会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of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3](P19)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5]

二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法国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又译巴尔特,1915-1980)对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这位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创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巴特的书自身就有可读性。读者无须知道巴尔扎克的原作就可阅读《S/Z》,当然,要想阅读《萨拉辛》,也无须先读过巴特的大作。不过,一旦读过了《S/Z》,谁还能再独立地阅读巴尔扎克的这篇小说呢?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6](P51)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le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6](P56)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6](P62)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之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的一段话(见上引)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的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随处可入”,另一方面没有哪一处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常言之“门户站点”就有许多家)。其六,对于链接的追踪凭联想而定,与其说遵循既定法则,还不如说是随心所欲。其七,电子超文本网络所能包容的文本数量,在诸网互联条件下,事实上是无止境的。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 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6](P55-56)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7](P1)

三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以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著称于世,其影响身后犹存。虽然人们不止一次将他的理论归入结构主义之列,但福柯本人却从未认可,虽然他与德里达有师生之谊,但两人早已在学术成了论敌,因此福柯也和解构主义拉开了距离。尽管如此,在对于超文本理念的影响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同样重要。

福柯之所以被某些超文本理论家引以为同侪,与他所创立的“知识考古学”的宗旨不无关系。其一,福柯认为:“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为重大遗迹。”这就是说: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关注的是流传下来的文本所述及的外部事实,而知识考古学则力图着手从内部研究它们、将对这些文本加以审视与描述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与此相类似,线性文本理念建立在自身是对于某种客观事实的记载、描绘或反映的基础上,而超文本理念则以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媒体世界为宗旨、诱导人们关注文本宇宙。其二,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与此相类似,在对于线性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人们重视和追求连续性,意脉贯通、一气呵成、起承转合、首尾呼应,都是基于连续性的要求。但是,超文本却将不连续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主张峰回路转、化整为零、歧义并见、随机跳跃。其三,福柯主张以“总体历史”代替“整体历史”。二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8](P7-12)如果说线性文本所需要的是与整体历史相似的辐辏思维的话,超文本所需要的则是与总体历史相似的发散思维。线性文本力求建构某种集约的空间(围绕某一主题加以组织),而超文本则力求展开为“扩散的空间”。

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话语理论”,因为它将历史看成是话语的构造。就话语而言,福柯的以下观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考察各个时代断层中作为“碎片”的话语时,不应埋头寻找其作者,而应致力于研究话语与人的其它实践产品的关系。“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正像人们经常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制作‘差异表’(像语言学家们那样),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统。”[8](P47)他所著的《疯癫与文明》(1961)、《规训与惩罚》(1975)可作为这种描述的注脚。在与《知识考古学》大约同时问世的论文《作者是什么?》(1969)中,福柯将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非话语的主体),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9](P451)正如福柯所说,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无须考究文本的作者是谁的时代。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将某一文本置于上述网络,而且标示出该文本的每一观点、每一用语的来源的话,那么,表面上这一文本获得了高度重视,实际上却是被消解了,因为它在人们的心头唤起的是“不过尔尔”的感觉。当这个文本彻底消融在网络时,即使它在传统意义上是大师的作品,也丧失了原有的灵光。通过网络化的途径取消文本的自治性,尼采的著作可能被扩展到等同于洗衣店的单子,这是“杀死作者”的方法之一。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兰道已经言之凿凿。[10](P93)事实上,目前网络的应用已经显示出了淡化文本作者的倾向。

其二,与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相类似,福柯从互文的角度把握话语的作用。他主张区别书的物质单位和书所支撑的话语单位,认为前者和后者相比显得既无力又次要,因作为物质单位的书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和其它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8](P26)

这段话颇为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所看重。兰道在阐释超文本之由来时特别引用了它。[10](P3)

其三,他希望打通学科界限来开展研究,“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8](P238)他认为:人文科学是由于人在西方文化构成有待构想和有待认识的对象时出现的,时值19世纪。但是,也正是从19世纪起,认识论领域变得破碎零散,甚至四分五裂。人文科学将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使之变成不同学科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科学在发明“人”的时候也在消灭“人”。“人是晚近的一种发明。而且这一发明也许即将终结。”[11](P35)在我们看来,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整合各个学科对于“人”的认识,虽然这里所谓“人”已经不再处于世界中心(网络化生存本无所谓中心)。

福柯以“权力思想家”著称。在《权力/知识》(布拉埃登1980年版)一书中,他否认权力是个人或阶级的资产,强调它具备网络的特征,其线头四处伸展。他认为权力并非放射自某一中心源泉(如君主或国家),而是呈现为分布式状态。权力在社会机体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之对立面的抵抗点也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因此是无数对抗或不稳定之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如果承认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围绕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便失去了意义,社会变革也无法靠自觉、统一的阶级力量来推动。不过,福柯关于权力网络的某些观点对于文本网络的研究还是有启发的。第一,超文本本质上就是文本网络。已经建造成功并付诸实用的万维网正在迅速扩展,早晚超文本在社会生活中将无处不在。在超文本的每个链接上,我们都看到了某种权力———对链接的设定就是权力的表现,它要求用户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走,不许越链接一步(尽管路径是多重的)。有权力就有抵抗,当用户觉得页面上的链接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尽可以关闭上述页面。第二,福柯认为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联手,利用知识来推行社会控制。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这启发我们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引入超文本研究。从理论上说,电子超文本网络应当成为人类共享信息资源、实现知识创新的空间。但是,在网络中仍然存在对于信息资源的封锁,这种封锁自然是依赖于权力才实现的。有封锁就有反封锁,黑客的活动正由此产生。黑客利用了他们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的高深知识来打破封锁,反过来了又增进了计算机专家对于网络安全的认识。第三,福柯所关注的不仅是文本的网络、话语的权力。在追踪“监狱的诞生”时,他所作的考察就遍及“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12](P353)这提醒我们:电子超文本网络仍存在于文化大网络之中。前者目前无疑是后者当中与高科技联系最为密切、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成分,但是,其发展仍然为文化大网络所左右。例如,体现在文化大网络的价值观必定会浸染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氛围,甚至决定电子超文本网络是作为自由天地而开拓还是接受规训而纳入传统媒体的轨道。

西方18世纪有所谓全景式监狱或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特点是以中心了望塔监视设在环形建筑中的众多囚室。英国监狱改革的提倡者边沁(1748-1832)认为这种建筑可应用于监视犯人以外的场合,福柯进而创造出新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他引述朱利尤(Julius)的话来阐释全景敞视原则:这里包含的东西不只是建筑学上的创新,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古代社会曾经是一个讲究宏伟场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这是庙宇、剧场和竞技场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即“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这是为了适应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的需要。[12](P242-243)在电子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表现:如果说电视作为媒体“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的话,那么,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体则倾向于“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对于网管员来说,用户其实没有多少隐私可言,至少,电子邮件比起书面信件来说要透明得多。不仅如此,“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2](P127-132)当然,计算机网络也提供了“让一大群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多点对多点通讯)等可能性,因此给人以宽松的印象;同时,网上的信息流动看起来似乎不易监督,因此又给人自由的印象。

其实,网络本身是实行全景敞视主义的适宜场所。正由于如此,有人呼吁:“全景式监狱虽然可以看到一切,不过只是在它所了解的地域内。当国家和资本的全景监视力量起作用时,抵抗战士要创造新的领土并行动起来。”[13]如何评价所谓“抵抗战士”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里达、巴特、福柯等思想家虽然已经逝世,电子超文本却正凭借人类有史有来所曾建造的最大机器———Internet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电子超文本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代表了一种理念。只有弄清这种理念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看待电子超文本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潜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进行后结构主义等社会思潮与电子超文本理念之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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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里达 汪克家译 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笨狸 (banly.yeah.net/) 网络联手小说———真正的解构文本[N] 网络世界,1999-04-05

[6]罗兰•巴特 屠友祥译 S/Z[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罗兰•巴特 孙乃修译 符号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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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andow,GeorgeP.Hypertext2.0:theConvergenceofContemporaryCriticalTheoryandTechnology.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7.

[11]米歇尔•福柯 马海良译 人文科学[A] 汪民安,等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7篇

后结构主义正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福柯、德里达、巴特、拉康等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开了崭新的思想空间。但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以语言学为思想资源，他们都具有异端的特征，反抗整体性和打破等级秩序，以哲学或形而上学历史的怀疑与颠覆，专注于文本阐释，以一种晦涩的文风写作等等，都显示出共同趋向，也在创造一种趋势。他们的观念、立场和方法，把哲学以及文学研究引到一个全新的道路。”[3]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性，反对教条式的整体性研究，注重研究范式的开放性、多元性，这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课程观

后结构主义课程观是在结构主义课程观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结构主义课程观强调结构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到解构，再到建构的过程。多尔在课程建构上提出了4R的基本原理，对后结构主义背景下的课程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丰富性，指的是课程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可能性或多重解释；（2）回归性，指一个人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的方式；（3）关联性，一方面指“教育关联”，即课程中的观念、文本、教师、学生、媒体等诸多因素互动而组成的庞大的网络，另一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关联”，指课程之外而形成的课程母体在文化上的各种联接。（4）严密性，后结构主义架构中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起来，“不确定性”意味着选择的多样性与系统的开放性；“确定性”意味着每一种观点都有特定的假设和背景[4]。笔者试着结合以上理论特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1.课程内容的丰富性

后结构主义课程是一套较为成熟、丰富、且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课程体系。一是要建设旨在培养人文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选修类和通识类课程群，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到与之相关的道德、情感、科学精神、社会等“软科学知识”；二是构建相关课程群，畅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渠道，跟进当今科技发展前沿，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三是开设创新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的想象、直觉等思维。引导学生掌握各种科学研究方法，对各种社会现象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2.课程内容的实践性

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性，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为此学校要科学设计实践性教学内容、改进实践教学方法，构建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完成实践教学任务，教师在其中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评估等作用，鼓励学生尝试新方法、探索新问题、形成新思路。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坚忍不拔、刻苦钻研的科学品质，养成团结互助、攻坚克难的团队精神。

3.课程体系的成熟性

笔者试着结合控制论原理，将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课程体系的成熟性研究分为准备环节、评估环节、总结环节及反馈环节四个方面。第一，准备环节。组建由教师、家长、教育专家等代表组成的评估小组，要求评估成员了解控制论原理、学校培养方案等，熟练掌握数据收集及分析的方法。第二，评估环节。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求：1、评估对象广泛性，调查对象要求涉及到各个年级，各个年龄段以及不同性别的学生，确保调查取样具有代表性；2、评估方法科学性，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学生能力测验、座谈会等形式，科学广泛地收集数据。第三，总结环节。它要求评估小组成员能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真实、科学地统计分析，总结优势与不足，形成全面的关于课程体系成熟性的调查报告，以此指导课程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等。第四，反馈环节。它是课程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阶段，它将总结环节形成的科学数据及时反馈给学校、家长、教育专家等，用以全面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二、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的教学观

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它强调突出主体的个性化、强调教学内容的多元化、鼓励营造开放和谐的课堂环境，这些思想映射到后结构主义的教学观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1.鼓励营造开放和谐的课堂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各自独特见解，展开热烈讨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开展课堂讨论。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及审美特点，课件设计上讲求视听效果，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要设计有新颖的课题，实施小组讨论的方式，教师在全程中负责讨论方向的引导以及讨论结果的评价，真正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主动性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2.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后结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生的主体性是天然的，要让每个学生比较自由地享受到综合性、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由外至内的转移和内化，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必须成为自己知识结构的建构者。在这种理念下，强调教师首先在对课程的基本概念、原理、运行机制等分析清楚的前提下，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感性认知、原有基础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但这只是意味着建构的完成，学生个性化认知的过程还必须在建构的基础上，再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解构，以此不断循环，促使学生的认知经验螺旋上升。

3.强调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结构主义注重共时性分析，它将其深层结构归结于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接，忽视历时性分析。而麦卡琴认为：“课程，我认为是学生在学校通过隐含或公开的课程计划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由于没有被涵盖于课程计划之中学生没有机会学习的东西，这些没有机会学习到的东西，用艾斯纳的话说就是‘虚无课程’。”[5]后结构主义认为教学内容可以包括：（1）涵盖在计划课程之内的知识；（2）包括学生从同辈之间习得的知识；（3）包括学生从学校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等方面获得的东西；（4）学生从“虚无课程”中获得的知识。后结构主义的教学内容充分将提供学生学习的机会放在了首要位置，具有极大的意义和影响。

总之，后结构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对欧美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结构主义思潮，促使整体性向开放性体系转变，促使演绎性向发散性转变，促使客观性向相对性转变。虽然后结构主义在其发展中仍未完全的成熟、完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预见其开创性的理论思想必定会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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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钟启泉.从后结构主义看后现代课程论.全球教育展望，2002（31）.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8篇

进入后现代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学说遭到强烈质疑，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拉克劳、墨菲、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乔纳森•多利莫尔等人无不以此为突破口，转而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弗娄和本尼特以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与这一思潮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弗娄和本尼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改造是分两步完成的:一是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现实—思想”或“物质—精神”的二元论变革为“话语构成物”的一元论;二是受福柯的影响，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第一步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文学反映论的解构，第二步则在文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联中深深地嵌入了政治因素，为其文学政治化主张奠定了哲学基础。首先，弗娄和本尼特认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忽略了语言建构维度的本质主义的“给定实在论”，而社会现实其实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所谓的客观存在物作为世界的本体，这种客观存在物在时间上先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并且外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话语或符号系统，由此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制的决定论模式，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现实决定社会意识，这在文学理论方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只能成为反映先在现实的“副现象”，文学只能去摹写所谓的客观规律，“反映论要求文学形式的优劣应该根据其是否准确地描述或‘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方向来判断。”

这一反映论逻辑发展的顶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弗娄和本尼特反对这种“给定实在论”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决定论模式，他们从结构主义符号学那里找到了驳论依据。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自己生产了现实，而不是对外在“现实”的被动的反映，现实其实是由符号建构而成的。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弗娄由此认为，现实是话语建构物，社会结构是物质体系同时也是符号体系的编织物。符号结构与物质结构是一致的。因此，现实不再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再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只是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推论之，文学话语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实体化的“社会”或“历史”，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然是互相交织和相互建构的关系。其次，受福柯的启发，弗娄和本尼特将作为“话语构成物”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建构机制联系起来，由此实现其文学政治化的目的。他们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结构简化为一元化的话语构成物，直接切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现实”、“客观真理”、“历史规律”等“权威的最终参照物”，如弗娄所说，话语的所指不是产生于超越话语之外的“客观现实”，而内在于话语实践和话语意指过程之中。话语的可理解和可阐释性只能就话语自身或与其他话语的联系来理解。判断真理的标准不再是话语要符合客观现实，而是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完全是福柯观点的翻版。排除“真理”和“历史规律”，将人文科学纳入“权力—知识”的循环网络之中，这正是福柯用话语—权力理论解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道产生的”，“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做主要的研究课题。而这也正是弗娄和本尼特对文学话语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二、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三、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到话语分析

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

四、阅读的政治:“阅读型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文学研究强调文化与政治这一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读者反映批评学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对文本的特定阅读‘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试图说明读者的意识形态及固有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构成文学解释及文学评价的反应”。后结构主义以来的阅读理论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弗娄和本尼特都是阅读政治学的倡导者，主张解构“文本”和“读者”的本质设定，将其置入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动之中。弗娄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达到“元阐释”的水平，“我们不再关注特定阅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应该注意阐释的形式的、社会的条件及其前期状况，即关注阅读的政治学和阅读的历史学(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阐释的异质性)”。根据他的分析，阅读理论的这种转向是积极有效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激发了差异阅读，认识到不同阅读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相对有效性;第二，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论的、历史的情状印刻在阅读对象之上，进而成为其组成部分。本尼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站在文本面前，阐述它的真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的读者群应该有不同的批评形式和创作形式。为此，本尼特创建了阅读型构理论，所谓“阅读型构”，是指一整套为文本生产出读者、也为读者生产出文本的话语和制度条件。

在笔者看来，阅读型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的“文本”和“读者”概念，将阅读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决定着阅读过程的社会条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他说:“阅读过程不是读者与文本作为抽象而相遇的过程，而是文本网络构成的读者与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可见，正是阅读型构具体地、历史地构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作用应该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弗娄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学话语生产的知识形式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但是，文本和读者都不是独立体。他们的地位和功能由他们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在文本中关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位置所引导和限制的”。总之，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但建构了不同的读者，通过他们建构出不同的文本，还建构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具有构型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应该成为阅读研究的落脚点。

五、问题与反思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弗娄和本尼特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构建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本质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和文学阅读理论，建构了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体系，即话语—权力建构论、文学体制论、文学话语论和阅读型构理论;也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打破了“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的幻象，促使文学理论“向外转”和“政治化”，即从文学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外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

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确实提供了一些的新的思路，譬如，他们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将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改造为比较精致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从而凸显出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功能，这警醒我们摆脱庸俗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注意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构架中还有很多微观层面的东西值得研究，比如话语的实践性和物质性，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文学与文化、社会、历史、政治之间的互文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建构出作者和读者的“主置”的等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后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第二国际中部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机械唯物主义是有失公平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恩格斯也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提到，“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可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先在的、实体化的“客观存在物”，他们也没有否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是缺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的深层介入。相反，后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元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或“话语唯物主义”，其实有掏空唯物主义根基的弊病，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话语的范畴被夸大到统治全世界的地步，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的距离。其结果是挖空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底层———因为如果思想观念和物质现实被浑融为一体，则将无法追问社会观念的真正的由来”，从而堕入一种新型的“话语唯心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一道，实现了文学理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这种“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回避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具有反美学倾向。韦勒克早就指出，知识社会学受历史主义之害而走向怀疑论，忽视了文学的内部问题，“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一般来说，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哈罗德•布鲁姆也指出，文学有着自身的美学传统和内在的发展逻辑，审美价值更多地产生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而非社会冲突，它是相对于文学传统的陌生性和原创性。由此可知，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反美学倾向，他们将文学研究简化为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简化为对影响文学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做法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社会理论不能从社会事实推出艺术品的价值，社会理论本身不能产生艺术品的审美判断”，其结果只能是将审美价值问题等同于政治价值问题，而无法严肃地对待文学艺术内在的审美特质研究。与比较重视审美自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比，这是一种倒退。

其次，它是反人文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依据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对人类主体的批判，即反人文主义。例如，索绪尔创立的建构主义表征模式用“符号系统”替换了“作者”而成为意义之源;福柯的话语与社会机制达成同谋，不但摒弃了主体性的人，还将其当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加以规训，因此，文学的一些核心要素———人文性、情感性、体验性和超越性———被遮蔽了。在这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远远逊色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但保持了对文学的人文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艺术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将“人的解放”，即人的感觉和人的生命的解放作为审美理想的价值论指向，体现出对于人类的本体论的终极关怀，这样的理论境界是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无法比拟的。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9篇

【关键词】婚恋剧；二元对立；结构主义；母题；社会现象

在一个时期内，相似类型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或者影视作品的呈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

《蜗居》、《奋斗》取得不错的收视率后，反映八零后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的电视剧作品此起彼伏，这些影视作品能取得良好的收视率因为它们反映了观众的需求，我们能够通过对它们共性的分析找出叙事的母题，就是它们叙事的主题和本质，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结构主义认为，是事物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构成了世界。在都市婚恋剧电视作品中，同一类的故事遵循着相同的结构（“语法”），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同一类属的故事，尽管发生许多细枝末叶的变化，但是其基本的结构（或说“语法”）是不变的，而变化的只是人物、环境或故事情节等因素。笔者认为，都市婚恋剧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下面我将用结构主义中“二元对立”的方法对婚恋剧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剖析出纷繁复杂的情节中隐藏的“语法”。

一、婚恋剧的二元对立是如何建构的

通过对十余部这类型电视剧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对二元对立：夫妻对立，父母与子女对立，婆媳（公媳，丈母娘和女婿，老丈人和女婿）对立，两个家庭的对立，八零后与社会大环境对立。

（一）夫妻对立

夫妻对立应该是都市婚恋剧中最基本的一对对立关系，以此为枝干，由此才延伸出其它几类对立。在《裸婚时代》里面，刘易阳和童佳倩婚后因为双方家庭的矛盾以及感情中的第三者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最终导致离婚。

（二）父母与子女的对立

八零后是进入社会最年轻的一批人，他们的父母大都五六十岁左右。社会转型加快，人们观念转变也随之加速，八零后和父辈五零后、六零后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观念碰撞。《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米小米和丈夫王雷婚后与公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因为生活琐事和观念不同产生了误会和争吵。

（三）婆媳（公媳，女婿与丈母娘，女婿与老丈人）

这类对立可能在都市婚恋剧中是最常见的了，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裸婚时代》中从童佳倩怀孕到孩子上学这期间的情节把婆媳关系的矛盾点一一揭露，比如孕妇吃什么东西，去什么医院生产，产后去谁家坐月子，购买怎样的婴儿用品，小孩起名念书的种种家庭琐事都是造成婆媳争吵甚至反目的导火索。

（四）两个家庭的对立

由夫妻对立、婆媳对立延伸出来的自然是男女双方两个家庭的对立。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存在两个家庭间的较量。《当婆婆遇上妈》将八零后小夫妻双方家庭关系的复杂和矛盾的尖锐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地域和家庭条件的差异，陈大可和罗佳双方父母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婆家与娘家的闹剧”。

（五）八零后和社会大背景的对立

这个对立的主体可能是所有对立主体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零后一代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又涉世未深，电视剧主角很大一部分都背井离乡来到大都市工作。他们的梦想与社会的现实冲突，他们的爱情面临社会的诱惑，他们的婚姻受到的物质的挑战，这些都给八零后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富二代”，“官二代”，“认干爹”，“拼爹”，“潜规则”，“外地人”“斗小三”都是近年来出现频率颇高的关键词。

《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小北、《蜗居》里的小贝、《家的N次方》里的赵雯都是小县城来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比起都市里的富二代、官二代他们的奋斗是异常艰辛的，在社会等级大背景下，他们很难光靠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席之地。不过这里面也有积极正面的例子，他们没有被物质社会同化，带着感恩和知足的心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二、二元对立反映出的时代特征

经过对五对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前面四对对立都是古来已久，但是在当代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然而如今，受西方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八零后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他们与以往的年轻人最显著的差别。这也直接导致了八零后与父辈由于观念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升级。

三、婚恋剧的母题

母题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叙事母题是构成影视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能在叙事作品中独立存在，不断复制，它们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

当代都市婚恋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母题：白富美遇上穷小子，穷小子奋斗史，逼婚、相亲，出现小三，婆媳矛盾，买房七个母题。这七个母题便能概括大部分都市婚恋剧不同于其他类电视剧的情节。

四、结语

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二元对立”结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会从最先的对立走向最后以一种圆满的方式得以消解，从中可以揭示故事价值的所在。

“80后”都市婚恋剧通过对家长里短和小人物生存状况的描绘，折射世间百态，都市婚恋剧不仅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生活，同时也关注大多数人的矛盾和挣扎，他们或对理想的追求、或对爱情的渴望、或对家庭的承担、或对现实的反思，观众总会在某个角色上看到自己熟悉的身影。电视剧不仅承担了娱乐的作用，还起到了教育或者警醒的功能。都市婚恋剧结尾大都是走向“妥协”走向“和睦”，“和谐”是当代都市婚恋剧主要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大家对当今社会的期望。

参考文献

[1] 杨哲.浅析中国都市婚恋剧的艺术特征[J].文学术探讨， 2012.

[2] [英]特伦斯霍克斯，[俄]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研究[M].1985.

[3]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 党月异.我国古代婚恋剧的叙事母题[J].学术界，2008.

后结构主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批判

叙事，英文Narrative，是一种语言再现模式。19世纪以来，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尊崇历史研究的实证性与经验性，要求史学家须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历史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因此传统史学往往被称为叙事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一、后结构主义者的解构

后结构主义者对“叙事”的“仇视”从根本上动摇了所有西方文化和历史赖以依存的语言文本基础。对历史叙事抱有敌意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如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和科恩都认为叙事是现代思想中仍未消解的神话意识的残余。罗兰・巴特在《历史的话语》中指出“对过去时间的叙述，从我们文化中的古希腊时代开始，一般都要征得历史‘科学’的认可吗？都要符合‘真实’的基本标准，经过‘合理’解释原则的证实吗？这种叙述形式真的以某种特性，某种不可否认的独特性区别于我们在史诗、小说和戏剧之中发现的那种想象的叙述吗？”

显然，巴特认为，历史叙事性的再现模式与文学作品中想象的叙述没有什么区别。巴特认为，“十分明显，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地说，是想象的产物”。巴特认为，所谓的历史的客观性无非是依赖于一种明确的叙事话语模式，目的在于暗自用概念内容（所指）代替其假装描写的指涉物。他在《叙事的结构分析导言》中写道：“因此，声称叙事的首要动机是真实的主张，是很值得怀疑的…叙事的功能不是‘再现’，而是拼凑一个场景…叙事并不使人亲眼目睹，并不模仿…叙事中“所发生的”从指涉（现实）的观点看是无；“所发生”的只有语言，语言的冒险，对其到来的不断赞颂。”

巴特在其《历史的话语》中则表示：“历史的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

巴特还指出：“历史学家与其说是事实的搜集者，不如说是能指的收集者和叙述者，也就是说，史学家把这些能指组织起来，目的是为了建构积极的意义，填补纯粹的、毫无意义的序列所造成的空洞性。”

巴特实际上“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历史叙事就是一种语言的操作”的观点。

二、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视历史研究为语言“游戏”，大肆鼓吹“历史=文学”，其矛头同样直指叙事体，这一西方传统史学的基本形式。

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可以算是“历史等于文学”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怀特认为，所谓历史事实只能是一种建构之物，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他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

最终怀特断言，“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

简而言之，怀特就是认为，“叙述体这一形式，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著述的故事的完整性……认为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故事变得生动诱人。由此看来，史学家的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

三、结语

尽管“叙事体”遭到口诛笔伐，但是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形式，“叙事”正不断革新。恰如美国史学家贝林在《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挑战》中所言，“今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历史学家可获得的信息（量的和质的，统计的和文学的，试听的和口述的信息）转变成生动的关于关于重大发展事件的叙事”。

参考文献：

[1]Roland Barthes，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in Keith Jenkins，ed.，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7

[2]Hayden White ，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3， No. 1， Feb.， 1984

[3]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4]Bernard Baily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87， No. 1， Feb.，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