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喜事礼仪范文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1篇

【关键词】壮族；客家；馈赠；回馈

【作者】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国分类号】12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73-005

馈赠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赠送给交往对象礼物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敬意、友谊、纪念、感谢、祝贺、慰问、哀悼等情感与意愿的一种交际行为。馈赠是一种礼仪，同时也是一种交换经济。因为馈赠是给予、接受和回赠这三种行为的第一链，个人或群体不仅视馈赠和受人馈赠为义务，而且也视受礼后必须回赠——或回赠同样的礼物，或回赠等价甚至价值高于接受之礼的更好礼物为义务。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亲戚朋友之间的馈赠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两者之间的通婚极为普遍，存在姻亲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壮族与客家之间还存在结拜、认契等通过一定仪式建构起来的没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因此，在壮族与客家的交往过程中，相互馈赠的现象极为普遍，其中既有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馈赠，也有邻里之间的馈赠。

一、馈赠的类型

壮族与客家都是十分注重礼节的族群，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小孩出生后要举行出生礼，如三朝酒、满月酒、百日宴等；成年之后要结婚，必须举行婚礼；人上了年纪之后还要举行寿诞礼仪；死亡则要举行丧礼。而举行各种仪式时，都要宴请亲朋好友。在这一过程当中，就有馈赠的存在。壮族与客家之间的馈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礼节式馈赠；二是互助式馈赠。

（一）礼节式馈赠

礼节式馈赠是指基于礼节需要而赠与他人礼物的行为，包括举行诞生礼、婚礼、寿礼、丧礼等人生礼仪以及传统节日时亲朋之间的馈赠等。在众多礼节性馈赠中，以男女通婚时的婚聘馈赠最具代表性，在整个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礼物馈赠。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两者之间的通婚极为普遍，因而通婚家庭之间在嫁娶时馈赠礼物及回礼是普遍存在的。一对男女缔结婚姻的过程中，从定亲到结婚，其中的繁文缛节，数不胜数，礼仪极多，男方家要送给女方家聘金以及各种聘礼，女方家也要回赠男方家一定的礼物，其中的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调查，在上思县思阳乡，从订婚到结婚花费在7万多个铜仙以上，女方请客及买嫁妆，所花亦在6万个铜仙左右。近代以来，订婚男方需给女方8—16股棉纱，糕饼数十封，糯米40～100斤，猪肉2—8斤，请六亲吃饭，在解大礼时补付160元光洋作为女方身价钱，结婚前几天，男家要给女家送去猪1头，酒1坛。此外还有耳环、首饰、银簪之类。来饮酒的客人一般都备些“贺仪”封包。武鸣县的壮族订婚时，男方即派媒人带10筒糖饼、10斤糯米到女家取命（即取年庚，笔者注）。行聘时，男家派人送往女家白银四、五十元（以后有的改送洋纱四、五股），富者80元或100元不等，极贫穷的送二、三十元也有。此外还送猪肉，一般是三、四十斤，富者也有送80、100斤不等；鸡1对。“送钱”这天男家一般摆一、二桌酒菜。迎亲这天，男家给女家送去的礼物有：礼肉（猪肉）80或100斤、新郎肉（猪肉）10斤、鸡一两对、酒约20斤、芭蕉数斤。女家送来的嫁妆一般有被帐1床、面盆2个、木箱2—4个、柜子1个、桌1张、椅2～4张、少量的衣服与布条，有的还陪嫁1头牛。是日及前一日男女双方均请亲友吃酒，男方张罗较大，耗费较多。男家一般耗费六、七千斤谷子，女家是二、三千斤谷子。

由上可知，婚聘馈赠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家庭很大的一项开销。其中男方给女方的礼物主要是食品、衣物原料、饰品和金钱，女方家回馈的嫁妆则主要是生活用品，也有的赠送耕牛。也就是说，男方馈赠女方的除了聘礼之外，主要是给新娘的装扮和宴请宾客所需的食物，女方家接受了聘礼之后，则以嫁妆的形式回馈给男方，这些嫁妆主要是日后新婚夫妇生活和生产所需的物品。在这个馈赠与回馈过程中，一般来说，男方家馈赠女方的礼较重，而女方家回赠的礼一般较轻，多数视男方馈赠礼物的多少来确定回赠的数量和价值。

在现代社会，婚礼花费依然是一项重大开支。在贺州、武宣等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结婚时的聘礼一般少则几千元，多的要两万元以上。男方家给女方家送聘礼，女方家则根据聘礼的多少购买嫁妆，如果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比较疼爱女儿的，则会另外送陪嫁的物品。举办婚礼的整个过程一般都要花费两三万至四五万元，如果购置的嫁妆多，特别是一些贵重物品多，则花费更大。

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姻亲关系或其他亲戚朋友关系的家庭，遇到对方家族举办红白喜事，不管是举行婚礼，还是遇到小孩出生、老人寿辰或老人去世等，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亲朋前来祝贺或吊唁时要馈赠主人礼物，而主人则要设宴款待前来的亲朋。遇到春节等较重要的节日，亲戚朋友之间相互来往，也需互赠礼物。因此，在传统社会中，这些礼节性消费在家庭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这种彼此间的礼节往来是很普遍的。笔者在调查时设计了一组问卷，在“遇到红白喜事，壮族与客家互相往来或互助吗？”这个问题中，78.43%的人选择“很多”，11.76%的人选择“很少”，另外有9.8%的人选择“不清楚”。可见，两个族群在礼节交往方面是很频繁的。

虽然不同的人生礼仪馈赠的礼物及数量可能不同，不同的节日馈赠的礼物可能也有区别，但不管是何种情形，一般接受赠与和回赠的礼物在数量或价值上大体等值。莫斯把这种互赠礼物的现象称为“全面给予”（Prestations totals）。这一现象表面上看具有自愿性、自由性和无偿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常见的表现方式为慷慨馈赠。馈赠的同时可以伴随着以经济利益和道德义务为基础的交易、虚伪和形式化。这类交换方式中包括了许多规则和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种驱使视接受礼物、回赠礼物这种礼尚往来为义务的精神力量。

（二）互助式馈赠

互助式馈赠即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包括给予金钱、物品等物质帮助和互助劳动等。

除了礼节性馈赠之外，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还有一些互助组织，这是村民之间为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互相帮助而成立的组织。互助组织成员之间的馈赠与礼节性馈赠不同，它有一定的强制性。参加互助组织是自愿的，但已参加组织的成员必须在约定的情况下互相帮助，一般情况下馈赠的物品与数量也有一定的规定。

互助组织的情况存在地区差异，有些地方比较多，有些地方较少或者没有。在笔者设计的问卷“是否有壮族与客家共同参加的互助组织？”问题中，27.45%的人选择“很多”，29.41%的人选择“很少”，19.61%的人选择“没有”，23.53%的人选择“不清楚”。也就是说有56.86%的人知道有互助组织的存在，可见，两个族群共同参加互助组织的情况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

互助式馈赠在婚丧礼仪中存在较多。由于举办婚礼、丧礼等活动需要较大的花费，而过去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差，遇到红白喜事，往往一时很难筹集到需要的钱物。因此，为了能在特殊时期互相帮助，一些村子成立了互助组织。贺州市大盘村是一个壮族与客家杂居的村子，村里成立有“长春会”，俗称“老人会”。这是村民之间互相帮助、解决困难的互助组织，其目的是减轻办丧事时的经济负担。“长春会”设有会首，下分小组，每组设有组长。据现年70多岁的老人说，早在他们父母那一辈人村里就已经有“老人会”了，因此至少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当村里有老人去世的时候，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家庭各拿出一点钱和米给主人家，帮其度过难关。参加“老人会”组织的成员涉及整个大盘村委，不分族群，壮族和客家都有人参加。除了“长春会”之外，大盘村过去还有“老婆会”。“老婆会”和“长春会”类似，是为了减轻举行婚礼时的沉重负担而成立的互助组织。

有些地方虽然没有成立互助组织，但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当村里有人办喜事或丧事时，其他村民都会自觉地拿米或钱物送给主人家，以减轻其经济负担a如在上林县澄泰乡一些壮客杂居的村子，每当村里有老人去世，不管是壮人还是客家人，同村的人都送钱和米给主家，甚至邻村也有人送钱送米给主家。

除了赠予钱物之外，有时还要帮助干活，即赠与劳动。办红白喜事时有很多繁杂的工作，需要很多人协作才能完成，因此，村里谁家办红白喜事，其他邻居就会前往帮忙做事。这种互助工作往往是不计报酬的，一般也不会要求按工作量回馈，而且一般都是自愿的，但是如果村里有人从来不去别家帮忙，等到他家有红白喜事，其他人也就不会前去帮忙了。除红白喜事外，村里有人建房或遇到农忙时，经常也会有互助劳动的情况。

不管是礼节性馈赠还是互助式馈赠，都属于“互惠”（Reciprocity）原则下的经济交往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交换中流通，并形成赠送、接受和交换礼物的交往体系。在礼物交流的背后，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经济义务的约束力在于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诉诸制裁来中断交换体系。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入互惠的均衡链中”。“双向互惠原则为每一项规则都提供了约束力。在每一个行动中都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二元性：提供服务和负有交换责任的双方，每一方都密切注视着对方履行义务的程度和行为的公正性。”不管是参加互助组织还是自发性地互相帮助，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馈赠的内容

壮族与客家之间的馈赠以实物最为普遍，特别是在过去物资较为匮乏的年代，送礼一般以实物为主。有时也辅以金钱。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物资极为丰富，很多时候人们就直接送金钱了，也就是俗称的红包。虽然直接送红包更为方便，但是馈赠时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能用金钱来取代的，特别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因此，如何馈赠？馈赠什么？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在馈赠和回馈时必须要遵循这些规则，否则就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同，甚至会被排斥在社交圈之外。仍以婚聘馈赠为例，一对男女在结婚之前，不同的阶段或场合要赠送不同的礼物，其中有一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这些礼物虽然并不昂贵，但在特殊的场合赠送这些礼物有着特殊的意义，是馈赠时必不可少的。

在贺州壮族与客家杂居的地方，壮族人与客家人通婚，特别是客家女子嫁给壮族，其婚礼多数是按客家习俗操办，甚至在一些壮族与客家杂居的村子，壮族的婚俗已经与客家习俗基本相同。按贺州客家习俗，缔结婚姻时要互送很多物品，其中就有一些是有特殊意义的礼物。男女相亲时，男方即要赠“见面钱”给女方；若双方满意，确定要结婚，则要行“文定礼”，男方必须赠猪肉、鸡、腐竹（或豆腐干）、鱿鱼（或鱼）、干米粉、酒等物品中的4种给女方家，其中必有腐竹或豆腐（因“腐”与“富”谐音），客家人称为送“四味”；男方选好结婚日期后，要到女方家“送日子”，送日子时除了要把聘金送到女方家外，还要送红包给女方的长辈以及“四味四菜”1至4盒不等；婚礼前一天，男方家还需把猪肉、鸡、米、酒等宴请宾客时所需的主要食物送到女方家，称为“送酒肉”；婚礼当天去接亲时，还要带猪肉、猪脚、腐竹、鱿鱼、鸡、酒等物到女方家，并且要给新娘的兄弟姐妹红包，称为姐妹钱。女方家则回赠男方家日后新婚夫妇需要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具、家具、家用电器等嫁妆，现在有些女方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还赠送摩托车甚至汽车等大件。在女方家回赠的物品中有两样物品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灯盏”和手工编织的“带子”（客家话“灯”与“丁”谐音，意为添丁；“带子”意为带去子嗣，取吉祥之意）。到男方家之后，要把灯点着，并且放在新房里，三天之后才能熄灭。此外，新娘还要准备鞋子、毛巾等物送给新郎的长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婚聘馈赠比以前简单化了，男方给女方的聘礼中，除了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外，过去的很多实物馈赠现在均以金钱代替。如贺州婚嫁习俗中，过去需给新娘购置衣物饰物以及婚礼前需“送酒肉”等，现在这些环节都没有了，而是在送聘礼的时候全部以金钱的形式一起赠给女方，再由女方家去购买所需的物品。

遇到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亲友之间的馈赠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办喜事时，亲友多是赠送一些生活所需的用品用具；如果是生孩子，亲朋多是送孩子衣物或送蛋、鸡之类的营养品；参加婚礼则多是赠送婚后生活需要用到的物品，如被子、家用电器之类的；参加寿辰则送衣物、米（添粮）之类。逢年过节亲朋之间相互往来，也要相互馈赠，其中以赠送食品最为普遍。到了春节，到亲朋家走访，除了送礼品之外，还要给小孩压岁钱，而压岁钱给多少，往往也有讲究，依据两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同的人所给的数量可能就不同。当然，具体送什么物品，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一般情况下，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接受了多少馈赠，就必须回馈对方大体等值的礼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了，而送礼的环节却越来越简化，如今送钱似乎已成为了一种趋势，而且金额越来越高。现在遇到红白喜事，人们多是直接送红包，很少再花心思准备礼物了。这种以金钱代替物品的做法，确实方便省事，而且很实用，但是这种做法却使得馈赠与回馈的文化意义无形中被淡化，似乎完全变成了一种金钱交易。

除了物品和金钱之外，提供无偿劳动也是一种重要的馈赠方式。之所以说劳动是一种馈赠，首先是因为这些劳动不计报酬，其次是因为这种劳动也是一种交换，但不一定要求按相同的劳动量偿还。壮族与客家之间的劳动赠与主要有办红白喜事时的互相帮忙，以及农忙或建房时相互帮工。

三、馈赠的范围

馈赠是现实人际关系的反映，只有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才参与到这一馈赠行为中。因此，馈赠者之间一般都存在特定的关系。壮族与客家之间的馈赠也一样，其馈赠的范围是由亲缘、业缘、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一个关系网，具体地说就是：亲戚关系，同学、同事、朋友关系和邻居关系。

亲戚关系包括姻亲和构建式亲属。姻亲是指因双方通婚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构建式亲属是指通过结拜、认契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没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因为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两者之间的通婚极为普遍，结拜兄弟姐妹和认契父母的情况也不少，因而这种亲戚之间的馈赠是普遍存在的。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交圈也不断扩大，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经常外出，广结朋友，当家里办红白喜事或遇到重大节日时，往往会邀请朋友或同学前来，因而形成了同学朋友之间的馈赠关系。此外，在一些壮族与客家杂居的村子，不管双方是否有亲戚关系，只要是同村的人，遇到红白喜事都会相互馈赠，形成了邻居之间的馈赠关系。

壮族与客家之间在红白喜事互相往来方面存在地区差异，有些地方比较普遍，不管双方是否有亲戚关系，只要是同村的人，都去参加或互相帮忙，有些地方则是只有双方是亲戚朋友关系才去参加。如在上林县澄泰乡，当村里有老人去世，不管是壮人还是客家人，同村的人都送钱和米给主家，甚至出殡的时候还相互帮抬棺，彼此之间并不分族群。有谁家办喜事，同村的人也都去帮忙，或者送礼。而在贺州市大盘村，遇到红白喜事，壮族与客家之间只有双方存在亲戚关系或同学朋友关系的才去参加，否则一般不去。不过遇到农忙或者有人建房需要帮忙的时候，没有亲戚关系的邻里之间也有互相帮工的情况。

亲友家里举办红白喜事时，馈赠礼物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不管馈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馈赠一受赠一回赠过程中，双方的情感联系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它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馈赠方来说，把礼物赠与他人，既体现了他的慷慨，更体现了他对受赠方的关怀以及能与其共同分享喜悦或悲伤的情感，是对双方情感的肯定；作为受赠方来说，能够得到别人的馈赠，可以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慰籍或鼓舞，接受了馈赠，也就是接受了他人对自己的关怀。“一件礼物显示了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关系，礼物表达、联结和创造了社会关系，具有超出礼物的物质价值以外的价值。”送一件礼物给别人是一种友谊的表示，接受了礼物则是接受了一份友情。而且当别人赠送礼物给你时，不能轻易拒绝，因为拒绝礼物就意味着拒绝他人的友谊，是一种与对方断绝关系的表示，这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人们只有在接受了礼物之后，在适当的时候回礼给馈赠者，才能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友谊，也就是说，馈赠和接受的义务及权利是对应并存的。由此可见，礼物馈赠虽然是馈赠者与受赠者之间加强情感联系的方式，但同时也要遵循互惠的原则。

结语

馈赠与回馈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馈赠虽然是一种相互交换礼物的行为，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而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情感交流方式。因为人们的馈赠并不是为了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也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出于情感交流的需要。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2篇

关键词：露天电影　民俗

电影走进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时间，电影基本上只是城里有闲阶层的“专利”，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电影只是遥远的“西洋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进入发展的“十七年时期”，农村有了“流动放映队”，电影从此走进乡村。“”期间，乡村露天电影因其特有的政治宣传方面的优势，在观众人数、电影场次、文化影响等各方面获得进一步发展。

“”结束后，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对文化的需求，农村露天电影获得长足的进步，到1984年，全国已有95％的乡村普及了电影，平均每人每年可可看到二十几次电影。与“”前相比较，新时期出资放映电影的主体不再是村集体，而是富裕起来的村民，放电影的目的也不是“寓乐于教”、为政治服务，而是在红白喜事时为喜庆增添气氛。“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融入农民喜庆文化的露天电影逐渐成为民间一道亮丽的民俗事象，成为广大农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湖北省随州市前进乡观庙村为例，剖析这一值得回味的民俗事象。

观庙村位于随州市西北，有7个自然村，属丘陵地带，其所在的前进乡与新街乡、河源店乡同时隶属于新街镇。前进乡于七十年代中期由乡政府购得放映机一台，1980年承包给江姓放映员，1982年，随着放映需求的增加，村民郭姓兄弟两人合伙购得一架放映机，观庙村所在的前进乡在露天电影最火红的时候．保有两台放映机。

乡村露天电影的流行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是露天电影火红的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中国喜文化的延伸

传统家庭添丁进口，儿女成年，定亲婚嫁，贺寿养老，丧葬守孝时，都要知会亲友，举行仪式接受馈赠，设宴答谢，从而形成红白喜事礼仪，其中，为生者举办的诞生礼、成年礼、婚嫁礼和寿庆礼称为“红喜事”。对于正常死亡的老人，民问认为是“寿限”到了，不是死了。而是走了，归天了，享福去了，所以，生是红喜事，庆贺新生命的诞生，死是白喜事，庆贺生命的复归。红喜事讲究鼓乐喧天，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而白喜事也少不了一个热闹。传统喜庆民俗形式较多的有请戏班、吹鼓手、杂耍、皮影戏、说唱书等。但在六十年代“破四旧”和“喜事简办”号召影响下，这些传统的民俗喜庆形式受到阻遏。

改革开放后，各种红白喜事的操办逐渐隆重，款待宾客、传播俗事信息、烘托喜庆气氛等需求出现，露天电影这一新潮民俗得到迅速发展。如观庙村，经常邀请放映队的有：婚嫁、丧葬、诞辰、周岁、十岁、老人寿辰、“烧周年”、“烧三年满”等。

二、与农村文化需求的切合

从根本上讲，乡村露天电影的流行应归结于其与农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切合。出资放映的主人家在于聚集人气、营造喜庆气氛，而广大观众则是冲着现实的文化娱乐来的。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问，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旺盛起来，而传统民间的娱乐方式或费用昂贵、或形式落后或操演繁琐，渐退出乡村舞台。露天电影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简单易行，故事精彩，信息量大、能在最短时间看到外面精彩世界。因此这一新的娱乐方式迅速流行开来。而且。从广大农村经济承受能力上讲，露天电影确实作到了物美且价廉。

案例一：82年我们家老二(受访者弟弟)做喜事时。放了两场电影，我记得当时的价钱是一场26块钱，当时的稻谷也是2角多一斤，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太尖(吝啬)的人家户有喜事都要放的。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也悄悄地影响着农村生活，如1981年适时而出的家庭伦理道德影片《喜盈门》，仅上映后的两年内，全国观众就达1 7亿人次，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热点话蹶，其宣扬的价值观对净化当进农村社会风气起到很好作用。

消退的风景

乡村露天电影在经历八十年代的繁荣后，从九十年代初起，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前进乡。九十年代中期，因生意萧条，江姓放映员退出市场．剩下郭氏兄弟也只是惨淡经营。民俗之所以为民俗，在于它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民情基础。那么什么因素导致这样一道美丽的风景渐趋消退呢?

一、影片质量的下滑导致露天电影丧失吸引力。八十年代初电影红火，但在随后六七年里，电影界对农村观众多方面的欣赏需求重视不够，使整个中国电影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失去广大农村观众。特别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电影发行实行院线制后，优秀的影片更是不能下到农村市场，如1982年第一滴血糙入中国时，广大农村还可以观赏到。但到1995年同是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进入中国时，根本就没有发行农村市场的16毫米拷贝。电影失去自身的吸引力、失去观众，而其作为红白喜事吸引人气的功能也就丧失了。

二、替代品的冲击。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大规模走进农村家庭，截止到1996年年底，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的覆盖率已经分别达到了84．2％和86．2％，电视机的家庭拥有量在3亿台左右。电视的出现极大的冲击了露天电影市场。同时。在红白喜事时作为喜庆娱乐的电影也渐被民间乐队取代，民间乐队现场演奏，有歌手，可以点唱，互动性强，因此出现后很受欢迎，2006年观庙村十二件红白喜事中，有八家请了乐队。

三、主要观众群的流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村里大量富余劳动力出现，这样，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在进入城市的“民工潮”中，青壮年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是农村露天电影观众的主体，也是露天电影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可以说泛滥的“民工潮”给露天电影“釜底抽薪”的打击。

2006年，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理论调研信息中心牵头，对浙江省进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乡村田野调查，“2006浙江百村农民文化生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文化下乡活动中，最受农民朋友欢迎的还是电影，老中青各年龄层群体都感兴趣。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村落公共空间；文化广场；红白喜事；交往准则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109-05

村落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的存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可供乡村人们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在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水井边、小溪旁、院坝、树脚周围等，人们可以自由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指村落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活动形式，例如乡村企业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等，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村民通过公共空间获取各种公共信息，发表社会舆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培育公共观念。

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从眼前看是推动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来看则是培育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毕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式多样，不仅发挥着“构建亲缘与伦理性秩序的功能，”“形塑村落文化、形成社区意识和分享社区信息”，同时“实现国家‘大文化’对村落社区地方性知识的撤卸和重新组装”[1]。

一、中谊村村落概况

中谊村地处昆明市郊、滇池西南岸，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坡，属湖滨盆地，海拔1905米，属红土高原地带，受印度洋暖流季风的影响，冬春两季干晴，年均降雨量96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在10℃与20℃之间，以南风、西南风为主，冬暖夏凉，四季如春，适合作物生长，有“阳春方到桃李开，中元才过便感凉”之称。村域面积2259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20875亩（人均耕地面积12亩）、林地825亩（主要种植棵松，又称赤松，因开挖磷矿已毁），矿产资源丰富，附近的昆阳磷矿为我国“三阳”磷矿之一。

中谊村依山面海，气候温和，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昆海铁路、安晋公路沿村而过，火车站及公路沿线有饭馆、修理店、旅社、停车场、集市等。村庄房屋整齐有序。村后天子山，果园成林，村前滇池，碧波荡漾，村左有龙王庙坝塘，村右有阿金塘水库，既可养鱼，又可供部分农田灌溉，饮水之用。

200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4265万元，人均年纯收入3890元。经济收入农业主要以种植花卉、蔬菜、玉米，渔业，工业以磷矿石加工，副业以交通运输、装卸为主。其中，常年外出务工人数10人（占劳动力的149%），在省内务工3人，到省外务工7人。截止2008底，全村已实现通水、电、路、电视、电话五通，有路灯。其中，自来水入户率98%，农户卫生厕所改厕率100%，有线电视安装率98%，电话装机率达80%，96%以上的村民用天然气、沼气、电能进行日常烹饪，65%的农户自己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在中谊村这样一个村落社区中，公共空间形态多样，如在文化广场① ①新修建的文化广场替代了之前的文昌宫而成为文体活动中心的集中娱乐场所，又是全村红白喜事的欢聚地，里面备齐办几十桌酒席所需要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供全村人使用。举办的红白喜事，作为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剪辑着全村人日常世俗生活的片段。人们在红白喜事中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和“人情”标准，也根据与事主的亲疏远近关系而发生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这些交往的发生不仅仅是钱财或劳动的交换，也不限于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互惠，其背后隐藏着文化意义上的交换，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而这些取决于无形的“等意交换”有时甚至超越了经济意义上的等价交换[2]。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无形中满足了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二、关系网络及其亲疏远近

乡土社会可谓是典型的“关系”社会，人际交往在众多的关系网络中进行。曹锦清、张乐天先生在其所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说：“事实上，所有村民都生活在由亲缘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中。这张世代编织且生生不息的关系网，无论在时间的纵轴上，或在空间的横轴上都可以无限的延伸，每个家庭便是关系网上的扭结，村落可以视为关系网上的扭结丛。”[3]村民生活在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之中，这张世代绵延且极具扩张性的关系网也成了人们交往的现实活动空间及其行动路径。

一般来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缘、地缘关系由近及远向外推。费孝通先生早就对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交往方式作了形象而精辟的描述，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很明显，差序格局在乡村的人情圈中依然灵验，大家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谁怎敢公然不顾他人的“人情”与“脸面”？恰如发达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需要创建各种新的组织形式及其得以正常的组织管理、运行制度一样，关系网络的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也需要一套相应的非市场化的交换习惯。这种非制度、非市场化的但被习俗所认可的交换习惯，就是“人情”[5]。红白喜事中的“人情”交换，主要是在当事人的关系网络中实现的，遵循着“关系法则”。而“关系”密切的程度对交换行为中的“人情”大小或轻重有直接影响。因而，处于不同位置的家庭之间的相互交往根据其网络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而具有个别性、选择性和特殊性。由此看来，村民之间的交往又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交往，即“凭借与行为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6]。用于交换的礼物、礼金的大小厚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事主的血缘、亲缘关系的密切程度。厚礼重金说明交换双方关系密切、情谊浓重，给予事主的脸面也就越大；反之，则说明交换双方关系一般。

杨YG的舅爹② ②中谊村一带方言，指其外公的兄弟。家新居落成，虽然还没有办酒的日子，杨YG一家早开始忙开了，今天上昆明买匾牌（面子好看一些），明儿赶昆阳买鞭炮，等等，不亦乐乎，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等着吃酒日子的到来，看着这些礼品，少说也有600元。因为杨YG媳妇也是本村人，除了准备礼品外，还忙着到舅爹家帮忙张罗。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通信的进步，村庄人在原有关系网络中的交往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关系网络的性质及其规模大小。亲缘文化传统也相应使村庄人的关系网络获得了可以自由伸展的张力，村庄人可以通过“拟亲缘化”找出或拉出“拟似亲缘关系”来满足其更多的需求，村庄人有意地把身居其中且能给予其极大帮助的亲缘关系进行移植、复制，甚至放大，按照亲缘行为模本来建立、发展与他未曾打过交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断地拓宽其交往空间，不断地把异质关系纳入其关系网络之中，使其交往活动的空间更为宽广，交往行动的路径相应增多。对他们而言，除了既有的亲属关系外，朋友、同学、同事也随其交际的拓展而纳入人情圈，呈扩大之势。

2008年8月23日，杨JC的儿子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在文昌宫（文化广场未建成前，村里红白喜事都在文昌宫举办）举行升学宴。平时杨JC在外面做建筑工，结识不少好友，这次办升学宴，除了自己家的亲戚外，还邀请了好多外边的朋友。他对笔者说：“现在经常去外地打工，交往的人也多了，一起打工的朋友，在外面玩得好的，大家都玩熟了，有什么好事，谁邀请了，肯定得去。”

三、人情往来及其收支平衡

在中谊村，只要哪家“吃酒”，大家就会相互告知，以免错过人情，村民中甚至在日历簿上某个日子标着哪家“吃酒”的记号。有些村民不在老家，还叮嘱邻里，有“吃酒”的机会一定要记得告知，并想方设法请人代送礼。如此年复一年，通过这种“办酒”和“吃酒”维系着村民间的联系。该村一位村民对笔者道出这么一番话：

“我们世代生活在这里，这是正常的事了，亲戚好友办酒席时你得送送礼。不送的话，你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家办酒时别人送过了，人家办酒席时，你却不送，咋个好意思啊，咯合（昆明方言，意为对不对）？别人会指你这个人小气，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会做人。再说，谁家没有个事得求人噶？要是平时不与人打招呼，等你到了求人的时候，谁来理你？你看那家（此处是指村里的Y家，因儿子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定居了，家里老人家年纪也大了，没有再参与送礼――笔者注）现在不送礼，到时候死了都没人抬。大家也是靠着这种‘办酒’的场合联络感情。平时不‘走动’，一旦有事，你咋个求人嘛，别人都懒得理你，咯合？”

礼物、礼金的流动在人情往来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表达一种礼节性意义。这种“表达性礼物意味着表达一个人的道义或情感的关心，而这样做的最好方式是不等主人邀请就去赠送礼物”[7]78。事主收到的礼物、礼品不管其厚重大小，都意味着他领到的是“情谊”，但欠下的却是“人情”。

人情的来与往总是有一个时间差，呈非对等性，并若干次连续性“延期交换”下去，就会有一方处于“欠情”状态，这个‘欠’字可以不在于理，但一定在于情。费孝通对此有过很好的见解：“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4]73。如何达到人情往来的“收支平衡”，避免在红白喜事人情往来中有失“体面”的事发生？村民都比较认同“同类”性质的家庭向事主施出的“人情”规格作出较为一致的行动，就不会有人出现“人情矮子”的现象。故农村人情往来中，有些人为延续人情往来，不惜占用生产性支出随礼，乃至举债随礼。

在中谊村，几乎每家都制作和保留喜账的习俗。喜账由红纸裁成32开大小，装订成册，封面居中书写堂名，左下角书写举行仪式的日期，右上角书写“龙凤呈祥”、“莺凤和鸣”、“新婚之敬”（婚礼）、“落成之敬”（上梁）、“松鹤之敬”（寿诞）等吉祥的词语，喜账内按辈分大小排列次序，辈分大的居前。喜账是村民家庭社交史中重大活动的真实纪录，它显示了主人公人际关系网络的总貌，这张“人情债单”便成为事主后来与村庄人交往的“价格对照表”。不同于市场交换的“等价、即时结清、单次博弈”等特征，人情交换是“不可能等价、来往有时差、连续性博弈”的过程[8]，因而，要保持人情往来“收支大体平衡”极其困难，特别是在短时期的村庄人交往中几乎不可能，但村民在红白喜事中人情往来又遵循着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来来往往，永不清账”的规则，一方送礼，另一方受礼，双方心中均“有数”，这就使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呈现出“收支大体平衡”的可能态势。

四、情感认同及其关系再生产

中谊村的婚宴礼仪一般持续3天，事主为了办得体面，有面子，很讲究规模，下力气“大办”。过去，只是请关系近的亲戚聚一聚，而今，能请的人都请，全村的人都可参加，场面很是热闹。

2008年10月2日 农历九月初四 晴

今天，郑MX的独儿子结婚，早上8点过，他家请来帮忙的村里乡亲就开始忙开了，男人一般负责杀猪事宜，女人负责清洗碗筷、捡菜、洗菜、打扫卫生。

饭后，主厨的师傅就安排帮忙的人员各自分开做事，主要是分割各部分的猪肉及清理清洗，其他的肉食品就是使用成品或半成品的。晚饭后，就开始准备这两天的主要菜品，大约忙到晚上9点左右。帮忙的人员喜欢吃宵夜的就弄点现成的熟食下酒，边吃边吹牛，不吃的呢，就回家休息。

2008年10月3日 农历九月初五 晴

早上帮忙的人员会起早到客厅帮忙，被安排煮饭的人员要在早上9点前把饭煮熟，把锅让出来煮菜或烧水洗碗。

男的帮忙准备早上用的菜品，1-2人负责请一次（叫做邀客），到炮火响的时候（也就是升席的时间），各自带上礼品到主人家去祝福。

早上吃的一般都是12个菜左右，不会太多，晚饭就吃得比较丰盛了，因为男方结婚把新娘接回家，这一顿就必须吃得最好，也是这里的风俗。各种菜品也是精心作了准备的，吃饭的人员也是最多最齐。

2008年10月4日 农历九月初六 晴

婚宴的第二天，早上所吃的就跟第一天的差不多，不会有更多的调动。饭后，男方这边的亲朋好友就跟着去女方那边去吃饭（叫做回门），女方那边也是做了最丰盛的酒席给男方的亲朋好友吃。

2008年10月5日 农历九月初七 晴

最后一天就是主人家要亲自下厨把饭菜做好，请所有帮忙的人员吃饭，也是为了感谢大家为自己做的一切事情，第二呢，也是再次请大家为自家收拾各种剩下的物品，把所有的炊具、碗筷清洗清点交公（文化广场），再把客厅打扫干净，桌凳摆放整齐，清点后交费。

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作为典型的社会交换形式，其重要性在于这种交换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情景，通过这种形式的礼物交换来联络感情，增进情谊，强化村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对于地域相对狭小的村落社区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村民进行精神交流的公共空间。当村庄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日益减少的行政性集会又不断与村民的利益需求相脱离的情况下，红白喜事作为村落公共空间的表达方式，正好为人们提供了见面、沟通和交流的场合与机会，红白喜事在村庄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凸现，它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庄情感交流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落农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和加强，村民对不同形式的相互帮助和合作的需要越来越多。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日后在生产上获得更多、更有效的合作，为经济上的更大的互利在不断创造有利条件。

同在一个村庄中，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能肯定以后不求人？人们深知“长期关系必须通过有关双方的表达性礼物馈赠来精心维持，当相互关系被打断或破坏了，就不得不通过作出额外的努力来重修和好”[7]83。为此村民乐意参加村里的红白喜事，关系疏远的可乘机拉近，平日里结冤的可借此机会修好。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使人们情谊加深、关系更近，从而实现关系的重组和再生产。

此外红白喜事还为交往双方达成一种人情“储蓄”，“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7]84。平时人们讲究“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如果一方在生活上遭遇到贫病困呃或其他重大困难，而开口向另一方请求并得到帮忙时，受恩者便欠负施恩者一份人情，努力寻找机会来回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人情“储蓄”便发挥着作用。

五、余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逐渐加深，中谊村农用田不断被征用，以血缘、地缘、民间信仰等维系的村落再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跨越时―空的社会纽带”的载体很大程度上，人们对某些事象的依恋与认同也被“现代化”铁律以其难以控制的力量不断消解，从此中谊村人们将逐渐告别自己延续几千年的与土地为生的生计，许多农民走出农门，进入了一个半工半农的时期，以农民和农业的载体的传统村落，其文化意义慢慢地让位于利益共同体的意义，也许中谊村从“农村”变成“工村”或“商村”，只是“村”的帽子却迟迟难以摘下，村民仍然还是农民，仍然保留着农民的户籍，这种强烈的反差直接从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中看出来。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需要沟通、整合、重新确立认同来进行调剂，村民们在红白喜事中的公共交往既遵循着‘礼’又服从于‘利’，使“亲缘关系”蕴含着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让“拟似亲缘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通过这种情与理的运作，再次获得许多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资源。由此看来，重新审视村落红白喜事之血缘、地缘关系等传统伦理，着实是一个真切、值得关怀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 毅.公共空间[J].浙江学刊，2002（2）.

[2] 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M]//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9.

[3]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514.

[4] 费孝通.乡土社会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曹锦清，张乐天.传统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人情与关系网――一个浙北村落的微观考察与透视[J].探索与争鸣，1992（2）：55.

[6] 郑也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J].社会学研究，1993（4）.

[7]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5-96.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秉承“和谐、互助、温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为着力点，打造促进邻里互助交流、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新农村社区治理、锻造乡村振兴内生引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二、创建目标

农村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实现“547”目标。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5项创建原则，探索公益化、枢纽化、社会化、智慧化等4个创建路径，融合承载党建联盟引领、文明实践传播、邻里守望共治、居家养老互助、关爱留守驿站、乡贤议事平台、社区融入会所等7个平台功能。推动我区承担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的乡镇（村）先行先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村（居）覆盖面达80%。

三、具体举措

（一）促进共建共享机制

贯彻落实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类建设资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投入睦邻中心建设的合力。1.利用现存资源。为减轻基层投入，鼓励村（居）合理利用境内农民新村会所、富余办公场所、集体或国有闲置场所及收购闲置民房进行改建。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进行新建。2.推动资源共享。根据辖区内民宿业、田园综合体、养老旅游地产、农家乐等项目发展发展特点，探索利用民宿休闲会所、养老服务场所等资源进行共建。3.整合场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红白理事会服务场所、网格化管理场所、志愿服务阵地、“一约四会”活动场所、乡贤议事平台等功能布局，有机融入农村睦邻中心建设。

（二）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坚持建管并重，充分激发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睦邻中心管理的活力，创新运行多元管护机制。1.发挥理事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各乡镇要建立农村社区睦邻中心交流协作机制，广泛吸纳各村（居）党员干部、本村乡贤、文化骨干、“五老人员”等参与日常管理，建立睦邻中心理事会。2.引导各类组织参与管理。各乡镇要积极引导协会组织、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管理，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村（居）“帮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设置服务项目，推动各类组织服务管理经常化。3.探索购买社会服务管理。有条件的乡镇可探索向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项目的模式，推动睦邻中心社会工作和活动管理专业化。

（三）丰富内容供给机制

1.强化“菜单式”服务。整合各类宣讲服务团等服务资源，汇集形成“菜单”服务体系，推动法治宣传、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健康教育等进农村社区睦邻中心。2.推行“互联网+”服务。各睦邻中心要完善通信网络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录制推广睦邻活动微视频，提升农村社区睦邻中心的影响力。3.强化“红白理事会”服务。积极引导红白理事会进驻农村社区睦邻中心，鼓励有条件的村将红白事服务场所同步纳入建设，添置必备的服务设施，满足村群众节俭办理红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励采取与旅游餐饮企业、农家乐饭店合作或者托管运营等模式，为村民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邻文化机制

1.以睦邻兴家风。以睦邻中心为载体，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家教，从家谱、故居、祠堂、牌坊、老物件、老照片中等挖掘家风家训资源，整理当地名人贤达、政商名流的嘉言懿行，组织开展寻家规、诵家训、讲家教等活动，讲好家风家训故事。2.以睦邻铸村魂。依托睦邻中心，结合实际修订特色“村规民约”，鼓励开展“树村规、立村训、唱村歌”等活动，组织开展各类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选树宣传活动，弘扬凡人善举，展示村庄精神，树立村庄正气。3.以睦邻育礼仪。倡导利用睦邻中心开展儿童启蒙礼、成人礼、新年祈福礼、重阳敬老礼、入伍壮行礼、村干部就职礼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新风。

（五）强化保障激励机制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5篇

摘 要：享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盛誉的邹城，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儒家思想渗入当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平派鼓吹乐作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2008年成功被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那含蓄内敛、形象生动的吹奏风格得到人们普遍喜爱。

关键词：邹城;平派鼓吹乐;铜杆唢呐;乐队编制

一、邹城历史

“邹城市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明。西周初期建立邾国，于公元前615年在峄山之阳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并培溉了炎族文化即邾娄文化中儒、墨两朵历史奇葩。邾穆公时改邾为驺。秦始设驺县，唐改驺为邹，县的设置沿用至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隶属历经演变，1983年10月，由济宁地区辖县改为济宁市辖县，撤县设市后为山东省直辖、济宁市代管的县级市。”①

“邹城市历史上人才荟萃，名士迭出。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的诞生之地，亦是‘凿壁偷光’刻苦治学的西汉经学家匡衡的故乡。西汉宣帝时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曹魏时‘建安七子’中的王桀，都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历史文化名人。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之称誉。境内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众多，有史前考古文化野店文化遗址，有春秋时期的邾国故城、有始建于北宋的孟府、孟庙、孟林，有北周时期的铁山摩崖石刻，有明朝鲁荒王朱檀墓。”②

璀璨的历史文化，让邹城拥有了独特生活气息，为这座城市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平派鼓吹乐就诞生于这浓厚的历史氛围中，发展成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并在鲁西南鼓吹乐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平派鼓吹乐

平派鼓吹乐是一种在邹城当地以管乐器为主，打击乐器相结合的传统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它由传统唢呐演奏技巧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常见于乡镇红白喜事中，演奏乐器丰富。它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另有笙、笛子以及用于伴奏的小镲、梆子、鼓、锣等。笔者在邹城文化馆查阅相关资料，唢呐在平派鼓吹乐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唢呐约在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传到邹城，其演奏风格逐渐受到儒家文化和当地风俗的影响，被当地人用于生活娱乐、民俗活动，或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平派鼓吹乐的唢呐以铜杆唢呐最为出彩，相比于木杆或锡杆唢呐，杆细碗小的铜杆唢呐，其声音更为高亢亮丽，高低音区回转自如，情绪表现对比鲜明，让听众有酣畅淋漓之，在演奏方面颇有难度。据资料记载，“铜杆唢呐由铜皮制成，其外形和结构与‘海笛’基本相似，只是它更小巧些。杆长25厘米左右，铜碗直径约6厘米，杆下端的圆筒直径2厘米左右，哨片多用秋天的芦苇中未发出的苇缨制作。”③

目前，我们仍能在乡镇婚丧仪式或城市文化展演等活动中，欣赏到现场的传统民间音乐表演。邹城平派鼓吹乐依旧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奏班底。据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邹城本地有四个比较活跃的平派鼓吹乐班，包括看庄镇的孙家班、田黄镇的张家班、大束镇的丁家班以及曾到国外参演并获好评的周家班。

在平派鼓吹乐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曾获文化部“民间唢呐演奏家”称号的孙玉秀。孙玉秀出生于1926年，7岁开始学艺。其曾祖父孙宝中早年为生计，曾拜师唢呐名手杨佳芳，在三年的苦学和演出中形成刚柔并济、婉转流畅的吹奏风格，为后代唢呐人才地培养与演奏技术地创新奠定扎实基础。孙玉秀后从师于祖父孙余成和父亲孙明伦，并在母亲教诲下，把当地戏曲、民歌小调等灵活运用于唢呐演奏中，具有极强的即兴性，同时精通唢呐哨子的制作手艺。另一位平派代表人物是目前依旧活跃的乐手丁庆华。丁家班在大束镇、邹城市乃至枣庄一带颇有名气。只有初中文化的丁庆华幼年时便学习家传唢呐演奏，虽不识乐谱，也非科班出身，但学习中展现出坚持不懈和乐于创新的精神。丁庆华的吹奏模仿能力强，能形象再现人说话得声音、小孩玩闹声和虫鸟叫声，后期演奏始终充满热情欢乐的气氛，围绕群众喜好选择演出曲目，在当地颇受欢迎。有意思的是，丁庆华能同时吹奏四个唢呐。面对练习时气息短缺，声音晦涩，家人与邻里的不理解，好强的丁庆华到人少的村外练习，在长达两年的不断摸索和尝试中，一曲《喜气洋洋庆丰收》完美展现他扎实的吹奏功力，也显示出他那“艺高人胆大”的创新精神。

时代变迁，平派鼓吹乐的吹奏风格也在悄然改变。但孙玉秀和早期丁庆华的吹奏中，仍展现了平派鼓吹乐基本艺术特征：注重对不同声音地模拟，发音圆润婉转且音量不大，有精巧内敛之感，气息长而稳，控制起来轻松自如。以孙玉秀《集贤宾》为例，曲子以散板节奏开头，引子过后进入四二拍的主体部分，既有三十二分音乐得连续吹奏，又有长达四小节得同音保持，高低音区转换自如，音色统一，唢呐之声含蓄细腻、惟妙惟肖，没有聒噪之感，用声音向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故事。孙玉秀的唢呐音乐听起来平淡无奇，没有过多技巧展示，但却意蕴深远，他扎实平稳的气息功底以及灵巧精准的手指能力已崭露无遗。

平派鼓吹乐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音乐艺术，以管乐器与打击乐器相结合的表演方式出现在当地红白喜事中。其乐队编制以三种形式为主。第一种形式是大笛对吹演奏，以两支中音唢呐为主奏乐器，声音低沉哀婉，另有小镲、云锣、小锣和堂鼓进行伴奏，乐队人数4―6人，主要用于丧葬场合。第二种是使用最广泛的乐队形式，即铜杆乐队。它以一支铜杆唢呐吹奏主旋律，两把笙变奏穿插其中，小镲、云锣和小锣用于掌握速度、烘托气氛，常见于婚丧礼仪中。第三种是咔戏形式的乐队。“咔”是一种特制乐器，形似唢呐，体积颇小，模仿人声生动有趣，易于被人接受。该乐队形式包括“咔”一支，高音唢呐一支和笙两把，堂鼓、梆子、小镲、云锣和小锣为其伴奏，一般需要7―10人组成乐队，因形象化地吹奏风格多用于婚丧礼仪中。平派鼓吹乐的演奏形式具有多样性，主要根据不同场合选择相应表演方式。

小结

邹城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称号，即便在如今快速发展得经济时代，邹城依旧保持着当地的风俗礼仪。2008年，平派鼓吹乐成功被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平派鼓吹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的文化历史意义。时代前进，人的观念也在逐步改变，红白喜事趋于简化和西方化，市场经济和金钱观念地驱使让更多年轻人走出家门，不愿安心传承唢呐技艺。现如今的一些红白喜事中，平派鼓吹表演的艺术性在消逝，娱乐功能逐步增强，乐队成了烘托气氛的陪衬，甚至加入现代化的电子乐器和音响设备，形成不伦不类的混搭演出。

邹城当地拥有众多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布屑画（邹城市级）、石门小鼓（邹城市级）、二仙斗（济宁市级）、火虎（省级）、阴阳板（省级）等。申遗的成功对众多历史文化遗产来说，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机遇。无论是平派鼓吹的继承人，亦或是政府有关部门，笔者认为“以点到面”的方式去拓展、去传承平派鼓吹乐的影响力才是可行之计，积极寻求与当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作机会，寻求与新时代下音乐艺术地融合创新，是平派鼓吹这项古老艺术前进道路的重要方向。（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山东省邹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邹城市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P1.

② 山东省邹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邹城市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P2.

③ 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编.平派鼓吹乐申报书.

参考文献：

[1] 段文.路家乐班的兴衰与反思[J].德州学院学报，2005，（05）.

[2] 孙云.礼非乐不行 乐非礼不举[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6.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6篇

一年收入2万，送礼近3万 “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在这个部级贫困县，被“人情债”困扰的不止李习琼一人。

“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链越拉越长。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庆生外，出狱要办“冲喜”酒，买辆摩托车要办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摆一桌。送礼对象从原来的亲朋、同事同学延伸到同事的亲朋、同学的兄弟姐妹。

排场越来越大。“你办50桌，我就办80桌。”庙坝镇排山村村民赵安德说，现在办100桌也不少见，常常是十几桌菜没人吃，造成极大浪费。

“行情”越来越高。一两百元是普通关系，三五百元正常水平，上千元也是常有。城口县明通镇退休干部杨应禄留着厚厚两本“送礼清单”：2001年送出827元礼金，2008年达到2.1万元；2012年更是高达8.45万元，送礼206次。

事实上，城口县只是全国基层“人情债”之痛的一个缩影。宁夏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村一村民说，现在100元基本拿不出手，有些场合一般都要500元，去年总共出了1万多元的礼。

借钱、贷款送礼，“办寿酒收礼 “酒席多的时候一天十几场，借钱送礼是常有的事。”去年，为了送礼，城口县兴旺村村民王怀友不得不花掉本打算买化肥的钱。

城口县灯良村村民沈茂培说，8月是“升学酒”高峰期，去年8月他就借了3800元送礼。有些村民甚至贷款送礼。

“一年送出去这么多，不收回来就亏了。”冯乔明说，有喜事就大办，没喜事就创造喜事办，办酒送礼风陷入恶性循环。有些村民实在找不到理由就“造假”，甚至有人“借”老人当亲人办寿酒。“原本是正常人情往来，现在却变成了敛财。”

“人情比什么都大，送不起也得送啊。”重庆大学教授廖成林说，受社会上“讲关系”“搞圈子”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多送礼能够搞好与干部、领导的关系，这让送礼风更加盛行。

刹住“浮华风”留下“情”和“根” “传统文化、礼仪异化成了商业手段，礼尚往来的商业功能被凸显。”廖成林说，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基层管理滞后的表现，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应当开展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

“送礼是风俗习惯，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必须要党员干部带头、充分发挥村社自治来引导。”冯乔明说。

目前，重庆城口县、巫溪县等不少地方都已开始着手治理基层“人情债”。城口县专门出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婚丧简办，其它事宜一律不准操办，不准收受亲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礼金或贵重礼品。今年以来，城口县已对4名违规办酒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查处。同时，城口县也对广大村民发出倡导，简办结婚、嫁女、丧事等传统“红白”喜事，不办或少办各种名目奇异的酒宴，重拾民间勤俭之风。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7篇

改革开放之后,陇东“过事”又逐渐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规格越来越高,“雇事人”不仅东山再起,重现生机,而且在人数、社会地位、性别结构、技艺水平、个人收入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好几十个“雇事人”。他们以青年人为主体,组成几个班子,有男有女,吹、拉、弹、唱、演,样样精通。“雇事人”已经发展成为陇东农村一个颇有影响、令人羡慕的职业群体,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和尊重,在传承、弘扬民间民俗文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过事”时,“雇事人”丰富多彩的演奏、演唱活动,展现了陇东民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

一是吹唢呐。陇东唢呐艺术久负盛名,是陇东民俗文化“五绝”之一,吹唢呐是“过事”时的传统和主打节目,也是“雇事人”必备的技能。过红事时,“雇事人”吹奏出那种欢快、高亢、嘹亮的唢呐曲目,充分地张扬着黄土地的旷达、雄浑和陇东乡民豪迈、奔放的原始个性,把喜事渲染得格外热火朝天、喜气洋溢。而过白事时,吹奏的那种低沉、苍凉、哀婉的祭奠曲目,则强烈表现出家人对亡故亲人深切的思念、感怀和倾诉之情,使哀伤与纪念的气氛分外浓郁。

二是唱秦腔。秦腔是陇东人最喜爱的剧种,演唱秦腔也是“雇事人”的看家本领。每个“雇事班子”都有好几位精于此道的男女唱家和“打板”、拉胡琴的高手。近年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不少班子开始粉墨登场,进行化妆彩唱,生旦净丑,一应俱全;唱念做打,样样在行。

在整个“过事”过程中,“雇事人”除了要自始至终进行上述吹、拉、弹、唱之外,还必须按照“过事”的性质、程序与传统礼仪,着力完成以下几项重点仪程:一为“迎客”。凡主客莅临,主人必须出大门施礼迎接,此时,“吹手”须吹起唢呐,随主人把客人迎接到家。一般宾客到来,执事的高喊一声“看客”,“吹手”闻之唢呐声起,以示对客人的欢迎。二为“接礼”。一些红白喜事,客人送来幛、匾等礼品,“吹手”也必须吹起唢呐,配合主人到大门外接礼。三为“娶人”。结婚娶亲时,“吹手”与男方“大客”一起到女方家去接新娘,叫作“娶人”。吹手坐在敞篷首车上,穿村过镇,唢呐声不绝,直到将新人娶回,完成拜天地、入洞房等一应程序。四为“奠仪”。老人仙逝,遗体入殓之夜,有“奠仪”一俗,孝子、亲戚一一为亡人敬香烧纸。此时,“雇事班子”要在现场奏乐、演唱,至“奠仪”结束。五为送葬。老人下葬,从起棂到墓地,再到入土为安,锣鼓声碎,唢呐声咽,丝竹低回,“雇事班子”全程陪同演奏。六为“请主”与“送坟”。老人去世三周年时,要过“换服”(换去孝服)的“大事”,“换服”时,孝子到老人的坟墓去“请主”和“送坟”(意即请回和送走老人亡灵)。“雇事人”要随孝子一路往返奏乐。“雇事人”通过上述种种礼仪性演艺活动,把陇东“过事”的传统民俗、风情与礼仪,烘托得更加淋漓尽致,声情并茂,古色古香,意蕴悠长。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8篇

唢呐是一种历史悠久、流行广泛、技巧丰富、表现力较强的民间吹管乐器。它发音开朗豪放，高亢嘹亮，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是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和欢迎的民族乐器之一。人们婚丧嫁娶使用唢呐演奏的礼仪由来已久，是民间一大传统习俗，尤其在农村广为盛行，那些陈旧的仪式，古老的民情，不知延续了多少年！

老百姓有句俗话：婚事乃人生之大事，该喜该贺，即便是白事也要权当红事办，热闹气氛不能少。因此，旧时的唢呐匠、鼓乐手十分走俏吃香。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城郊的农村人家，凡逢年过节操办喜事，谁家都想图个热闹，争个面子，讲个排场，请来唢呐匠和鼓乐手，吹吹打打送嫁妆、跟花轿、闹洞房，以及喝喜酒、回娘家等一系列喜庆欢乐活动，少则也要闹上十来天。操办丧事的风俗习惯更多，倘若祭奠长辈，铺排场面更不亚于红事。无论吊丧、送丧，都不离锣鼓吹打。更有甚者，请来戏班、打玩友、唱孝歌，亲朋好友陪同艺人们通宵达旦。

提起民间唢呐，年长的艺人们常有“胡琴三担米，唢呐子一早晨”的说法。其实，民间唢呐跟其它民族乐器一样，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况且，民间唢呐曲牌数以百计，即便是流传甚广且常用的曲牌也足够吹鼓手操练三年五载。

吹鼓手是民间的习惯称呼，其实他是唢呐匠与鼓乐手的合称。他们由社会业余器乐爱好者组成，也有民间艺人参与。凡有人请，只须邀约5人（吹唢呐2人，敲锣鼓3人）短暂合伙，因此吹打水平参差不齐。譬如在民俗文化“跟花轿”的礼仪中，有的唢呐艺人吹的《蚂蚁上树》、《南瓜花》、《伴妆台》等曲牌，一听那口风与技巧，便知是祖传老手。但敲打背鼓、镲子、铛铛锣的伙计，则多数只是操练过三五天的半罐水，只图锣鼓敲得响，跟着唢呐节奏走，并无多大技巧可言。

要说办丧事那三吹三打的仪式中，民间唢呐可谓是独擅胜场。大凡鼓锣一响，三吹唢呐曲牌《普庵咒》、《水落音》、《将军令》必不可少。用他们的行话说，能驾驭此套曲牌的唢呐艺人，无一不会师传的换气功夫。相比之下，在祭奠、送丧等仪式中，唢呐所吹的哀乐曲牌《闹山河》、《哭皇天》就显得简而无华。

时代在变革。如今，操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各有所好：礼车游城、旅行结婚、集体婚礼、植树吊唁、孝歌仪式等等。不过，在偏远山村的农家人依旧眷恋着传统的习俗，吹吹打打，披红挂彩，让群众一睹民俗文化之风采。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9篇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新青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倡导新的结婚礼仪，使封建传统的结婚形式和礼仪被摒弃，结婚要拍结婚照成了一种时尚和新潮。然而，在还没有彻底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这一浓烈家长制的年代里，父母之言还是必须要听从，否则就是“不孝”，“不孝”的罪孽可不轻啊。所以，当时的新郎新娘举行婚礼或拍结婚照，还必须保持民族传统的穿着打扮，如果新郎新娘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穿着打扮：新郎西装革履、新娘婚纱披身，肯定会遭到家里长辈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必须要有别于西方洋人，不能跟着洋人随波逐流，什么都学洋人的，这样就会不伦不类，不成体统，体现不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特色。

一则婚礼小故事很能体现当时的特色。那是1922年农历正月初五，被称为上海早期浦东棉花大王的张大根要为20岁的独子张小林举办婚礼。张小林18岁就在英租界的汉口路他父亲开的棉被商行里做账房先生，身在闹市的他耳闻目染了西洋文化，因而他希望自己的婚礼要办得西化一点：结婚典礼要穿西装系领带，新娘要穿白色婚纱，当天要拍结婚照，酒席要在大饭店里举办等。张大根基本上都答应儿子的要求，唯独不答应结婚典礼新郎新娘穿洋人的西装和婚纱礼服。在老人们看来，洋人结婚穿的是黑西装、白衬衫、系黑领带，新娘穿白色拖地长婚纱，这与中国喜庆以红色为主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更有相悖于“红白喜事”的说法。最后，张小林没办法，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遵守传统习俗的清规戒律，男女双方都穿中式服装结婚和拍结婚照，如（图一）：新郎身穿棕红色的长棉袍，头戴礼帽，脚穿布鞋，胸戴红花；新娘身穿彩花大襟长棉袍，头戴一顶绒帽替代了红头盖，胸前戴一朵红花。新郎新娘一副中国式穿着，脸上也没有喜悦表情，直挺挺、像两根分开的木棒站着拍结婚照，显得拘谨、刻板和严肃。这完全没有像今天新郎新娘拍结婚照时那种甜甜蜜蜜、激情四溢的拥抱和亲吻。

当时很多新潮年轻人结婚，拍婚纱照都是这个版本。新郎身穿印花马褂围裙，头戴西瓜帽，新娘身穿印花旗襟，头戴凤冠，而且拍照时两人的表情都很古板、木纳，没有一丝微笑的表情。这是因为那时的人还思想保守，所以不敢大胆露笑，尤其是新娘更不能摆造型和露笑容，否则就会被人视为轻浮与。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还未完全摆脱传统旧习俗羁绊的年代里，年轻人能勇于改变传统拍“中式结婚照”，已经是一大文明和进步。

红白喜事礼仪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南涧；无量；走亲戚；互助文化

“走亲戚”是一种非常古老朴素的文化活动，在广大汉民族中“走亲戚”的含义仅为在春节期间亲戚间互相慰问的亲情交流活动，但在南涧无量一带我们把在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农忙时节中的所有亲戚朋友或邻里间的相互慰问和轮流互助都称为“走亲戚”，是一种亲戚邻里间的群众性轮流互助活动。南涧无量山镇山峦起伏，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无量人热衷于“走亲戚”活动，它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然而它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帮衬，相互照应的传统文化却从未改变。无量山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人们一直深刻懂得“人聚则强，人散则弱”的道理。“走亲戚”文化的研究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有重要作用。

一、传统节日里的“走亲戚”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驿站，蕴含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体现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和魅力。无量的人们在传统节日面前也把“走亲戚”文化发展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自古任何节日都离不开吃。在无量，人们在传统节日里人与人之间的走动的目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相互在物质上做一些资助，能过个好的节日。无量的“走亲戚”是淳朴，简单的，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是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

（一）春节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1]春节的庆祝活动热烈隆重，持续的送时间也很长，从年前的腊月二十三到年后的正月十五都叫做春节。“走亲戚”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

1.拜年。大年初一，拜年是春节的一大重要习俗。这天，人们都要去“走亲访戚”，其实也就是新的一年对亲戚朋友有个问候，希望新的一年万事如意。无量的拜年有两个形式。一种是邻里之间简单的相互问候，恭祝来年大吉。 另一种是孩子找了干爹，那么就得到干爹家拜年，在老一辈那里拜年带的礼品是干爹干妈各一套衣服，外加米，鸡，猪头和年糕，随着时间的迁移，拜年的礼品有所变迁，不过大体的习俗依旧没有改变。不管是邻里间的简单拜年问候，还是去干爹家的拜年，都是邻里亲戚间的相互帮助和对彼此能生活越过越好的真诚朴质的祝福。在大年初一一般小女孩都不去别人家，人们认为小女孩在初一这一天去了别人家，这家人一整年都会不顺利，虽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淳朴的无量人都教育自己家的小女孩，也许这在无量人眼里就是最简单的互帮互助。

2.接客。在正月初一过后，人们就算在百忙之中也会抽空去“接客”。传统的习俗为正月初二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带着丈夫“回门”。但是在无量却是如果家中有出嫁了的女儿，去上门的儿子，那么在大年初一过后，就要去接他们回家住几天。一方面请许久不见的亲戚聊聊家常，打听一下过得好不好，另一方面决不会空手去，会拿些礼品，红包，也是为了亲戚朋友们能过个好年，不愁吃喝。尤其是以前更为明显，礼品普遍都是两袋面条，一包白糖，都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现在礼品变为了酒水饮料和水果等，但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心都是一样的。我国是礼仪之邦，在“接客”后，被接去的人也不会空手而去，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心意，礼尚往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变相的给予一定的帮助。

（二）火把节

“彝族最盛大的节日是‘火把节’，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2]火把节彝族人民特有的节日，是一个用火来表达情感的节日，“入夜各村各寨都要燃起火把，人们擎着火把，朝火把上洒松香，相互祝福”。[3]南涧是一个彝族自治县，无量隶属于南涧县，虽然火把节是彝族的节日，但是无量的汉族也同样过着火把节，无量亲戚间的走动非常繁杂，火把节也不例外。

1.接客。和春节一样的，在火把节当日，不管是家里多么繁忙，都要把嫁出去的女儿，去上门的儿子和兄弟姐妹接回自己家中来一起度过这个盛大的节日。亲戚间的往来走动都不会空着手，不论礼品的贵贱，多寡，在火把节都没有讲究。

2.回礼。中国人历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主人有朋友来都要举行隆重的迎送仪式，回礼就体现了这一点。无量人特别注重“走亲戚”。如果是过节你按礼应该去接客，而没有接，那么没有被接的人会被认为是你看不起他们家，不想跟他们家往来。和春节一样，在节日里被接的人也会回礼，回的礼一般要比原来送的礼贵重一点，中华民族历来都是“礼仪之邦”，这些都符合礼节的需要。

二、红白喜事下的“走亲戚”

婚娶，寿诞和丧葬都是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礼仪活动，除了传统节日之外，在这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中，无量“走亲戚”也普遍存在，社交习俗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不论贫穷或富贵，但凡遇红白喜事都要摆酒席来请亲朋好友。亲戚之间，遇喜事都要去祝贺，若遇白事都要去吊丧。

（一）婚嫁

无量和其他地方一样，办婚礼也要择吉日。在没有特殊情况时，婚礼都定于秋冬季节的吉日，时间的选择一方面是避开了婚嫁的忌日忌月，择吉日来完婚，期盼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另一方面则是秋冬季节是农闲时节可以不耽误农作，以便亲戚，邻里都可以来帮忙，贺喜。在婚嫁之中，“走亲戚”不同的亲缘关系，送的礼品也都有讲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一律都以份子钱多少来体现亲疏远近关系。

1.相帮。“相帮”是对来帮忙做饭烧水料理事物的邻居的统称。在婚嫁正席前一天，无量人称“相帮天”这一天主人在请客中请来做饭，烧水的人们都一大早就会赶来帮忙，其他的邻居也会帮忙来洗菜洗碗，或者是搬桌子椅子。无量没有固定的办婚嫁的地方，都是在自家，而桌子碗筷盆，甚至菜刀都是靠邻里自愿借的。谁家遇丧葬喜事只要家里有合适的桌子或者用得上的东西，不用主人开口，邻里都会主动拿到主人家。“相帮”们全是义务劳动却非常尽职尽责，“相帮”的存在使主人家面对上百个亲戚也能够轻松对。在婚嫁结束后主人家也会对村里的“相帮们”都献上“相帮礼”，不管礼品轻重，都是表达了主人对“相帮”们的感激，同时这样的知恩也使“相帮”文化得以继续。

2.行门户。清朝时“凑分子”“随分子”“送分子”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在《红楼梦》中第四十三回里，贾母就想出了用“凑份子”的方式来帮凤姐过生日。而在无量人们把“随份子”的方式叫“行门户”，又叫挂礼，指在“走亲戚”里，以请客为名，让亲友在经济物质上给予暂时的帮助，等到对方需要宴请之时再返还回去。以前的婚礼送的礼都是水壶，木箱，被子，邻里一般都是几斤玉米或者米，而现在一般都是钱，每家都会有一个“礼簿”，把亲戚们送礼的多寡都记在上面，等以后亲戚宴请之时，“礼簿”就是一个“行门簟钡牟握铡

（二）丧礼

无量人家中遇丧事，一定会通报亲戚，亲戚也必定会前往吊丧。而在整个丧礼中，亲人们都沉浸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所以全靠邻里相帮来主持操办丧礼。邻里亲戚的作用也相比于婚嫁来说更加凸显。

1.相帮。在丧礼中，相帮的任务更加繁重，不仅仅只是帮忙做饭烧水洗菜或者是借桌子板凳。当有人逝去，主人家会马上燃放鞭炮，便竖起一个挂着纸钱的长竹竿。这时，村里的人们就会赶去帮忙。除了帮忙料理家里，“相帮”们还要帮忙去“请客”，看主人的亲戚多寡，要请几个靠谱的“相帮”到亲戚家去一一宴请，每一个亲戚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都会登门。下葬的时候还要请年轻力壮和逝者不相冲的人来帮忙出殡。这一些都不收取钱财，都是邻里间的帮忙，哪家需要就去哪家，主人同样也会献上一份“相帮”礼来表达感激之情，非常质朴。

2.行门户。“行门户”其实是一种“一人有事，众人相帮”的群众性互助活动。在《中华美德读本》说“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历尽沧桑，却仍能自立于世界的东方，仍能百族团圆，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的凝聚作用。”[4]同样的无量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轮流互助的美德。在以前，很多家庭生活十分拮据，往往办不起丧葬，后来就有了一家办事，大家来凑钱凑物这样的轮流互助，就有了现在的“行门户”，使人和人联系在一起，不会孤立无援。在丧礼上也有礼簿，直到现在也依旧。

3.串门子。“串门子”是一种农闲时节的娱乐活动，也就是到别人家玩耍谈心。在丧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邻里都会轮流到办丧礼的人家中“串门子”，一来和主人说话谈心可以安慰主人家散失亲人的痛苦，以免一蹶不振或者发生意外，二来缓解对于“还魂说”的害怕情绪。人都有一死，每家都会轮到办丧礼，大家间的相互轮流“串门子”就显得非常重要，是一种另类的礼尚往来。

（三）送祝米

“送祝米”也就是有亲戚生产，要前去送礼。“送祝米”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亲戚生小孩，自然是要去“贺生育”，要亲自上门去祝贺一番，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而是生产之后女人要做月子，家里人要照顾，农活要耽误，人力物力要耽误，营养还要跟上，这个时候就只能靠亲戚朋友们前来帮助。

1.礼品。“送祝米”在礼品上把轮流互助体现到了极致。首先女人坐月子需要大补，那人们就送米，鸡蛋和鸡，火腿，其次小孩子夜里哭，需要照明，在没有电的时候人们就送蜡烛，最后小孩子需要衣物，亲戚们也送小孩衣服，鞋子。这样的互助简单实用却是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往往决定了一个小孩和一个家能不能继续延续。

三、其他形式的“走亲戚”

南涧无量海拔1446-2790米，境内山峦起伏，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盛产茶叶，素有“茶叶之乡”的美称。无量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耕地，近几年以来很多村落都开始栽种核桃，核桃产业也开始占据一大部分。所以在农忙时节的互帮互助就显得十分重要。还有在大家所熟知的“杀猪饭”里，“走亲戚”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农忙时节

在农忙时节，你经常能够看到一块地里面很多忙碌的身影，这些忙碌的身影并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家庭，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在无量人们主要靠农作物来维持生计，农忙时节一般是栽烟烤烟的时候和核桃成熟打核桃的时候，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都在忙忙碌碌，但是每一家都会有人手不够的时候，这个时候提早结束农忙的邻里或者亲戚就会赶来帮忙，这无疑是“走亲戚”中最为朴质的情感交流方式。

1.采茶。“地处澜沧江畔的南涧县内，无量山和哀牢山层峦叠嶂、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具有茶树生长的优越环境，蒙舍赕先民很早就认识了茶，并从野生利用到栽培利用，从药用到饮用，历时数千年，使南涧无量一带享有‘茶乡’之称”。[5]但是无量农户家种植的茶叶一般都是小规模，所以一般只采摘价格较高的春茶。春茶的采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采摘的不及时，就会影响质量，买不上好的价格，所以在春茶成熟的时间，大家都会互相帮忙。这样的形式不涉及报酬，都是相当于“换工”，意思也就是谁家需要就去谁家帮忙。

2.打核桃。无量在近几年政府开始大力支持核桃种植，所以近几年来种植的核桃开始快速增多。于是人们的轮流互助中又多了一项新的内容。在核桃成熟的时候，哪家要收核桃了就叫几个邻里或者是亲戚来帮忙，这样能使成熟的核桃尽快收完，卖个好价钱。收完核桃了，主人家就留帮忙的人在自家吃一顿饭或是让帮忙的人带一袋核桃回去吃。这种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才是人们在相处中应该大力提倡的模式，一方面维持淳朴的民风，一方面“人聚则强”。

3.烟叶种植。烤烟的种植是一个特别繁琐的过程。从下苗到成品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采摘烟叶和编烟入烤炉的时候，要短短两三天内完成所有的工作，仅仅靠一个家庭是忙不过来的。在这个时候邻里间一般采摘烟叶的时间都是是错开的，这样就能够到谁家采摘了就到谁家帮忙，这样轮流互助，不但使效率提高也增进了人们情感。无量的人们不仅仅是在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时轮流互助，在农忙时节也是非常注重互助和情感交流。

（二）杀猪饭

云南很多地方都有吃“杀猪饭”的习惯，无量同样也少不了“杀猪饭”的传统。在腊月里人们会选一个好日子，整个村子一起来办“杀猪饭”。“杀猪饭”除了表达一年平安到头的喜悦之外也是为了联络人们之间的情感。整个村子一起办“杀猪饭”也完全不用当心会忙不过来，杀猪的队伍都是由村里的青壮年组成的，他们也是井然有序，从早上起来聚集好后就开始挨家挨户杀猪，一直到全部结束为止。等杀完猪，宴请的亲戚们差不多也到了，就开始备席。亲戚们不会空手而来，都会带礼品，当然主人也不会让客人空手而归，会给客人准备一份新鲜的猪肉带回去。这个也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帮助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无量的“走亲戚”文化蕴含的群众性轮流互助一直沿袭着中华礼仪之邦“相帮相衬”的传统美德。无量山的“走亲戚”活动十分盛行，在各个传统节日，农忙时节或红白喜事的时候都普遍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人类更好的从事生产生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历史怎样变迁，人与人的互助都不应该削减。正是因为“走亲戚”文化的存在，使各村落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帮衬，使无量山镇得以日益成长。“走亲戚”文化其实也是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四海之内皆一家的互助精神，有利于轮流互帮互助达到精诚团结。

【参考文献】

[1]严敬群.中国节日传统文化读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

[2严敬群.中国节日传统文化读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22.

[3严敬群.中国节日传统文化读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23.

[4]王志艳.中华美德读本[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5]政协南涧县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南涧文史资料（第二辑）[M].大理：大理州文化局，2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