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范文

汉语汉字范文第1篇

许国璋的汉语思想散见于他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等论文。他是一个英语学者，但对中国的语言和语言哲学却同样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乏语言学论著，从中发掘它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可为。拿许慎撰《说文解字?序》来说，他“把中国从远古以来的汉语书写形式做一个有叙有评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认为“许慎非常注重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是杰出的语言史家”（70页）。“从单体的语言单位按照规则滋生为复体，正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之一。近时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是划时代的发现，而许慎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叫人惊叹！”（73页）“许慎做的工作，是汉语书写形式的标准化的工作，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整理古典拉丁语的书写形式，也和十八世纪法英等国学者为各自的语言规定书写形式一样，都是有功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大事”（74页）。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1页）。对于前者来说，“如果限于在一二逻辑命题上做文章，置宏观的探索于不顾，那是太可惜了”（90页）。因此许国璋写出了有关宏观语言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对于后者来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言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在许国璋的汉语思想中，我们觉得最发人深思的是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馆1980年版。

汉语汉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背景 习得 学习汉字

中图分类号：H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82-01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汉语的使用极为广泛，是除英语之外应用程度最高的一种语言，很多外国高中学生在选择外语学习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在这一部分学生中，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有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语言通常都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如韩语、日语等；而另一种为无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英、法、俄、阿拉伯语等多种由字母构成的大语种，而且还包括了德、葡萄牙等由字母构成的小语种。在这两种学生中，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抓住了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对其进行教学。因此，作为高中生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为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就要加强对汉字背景与汉语习得的研究。

一、无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听说易，书写难

汉字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一种方块状的文字。从文字的表面上不能看出文字的读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就可以将文字记住，从而在听说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字进行一定的理解。而在读写的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学生通常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语言，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熟悉了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畏惧感。在对汉字进行学习时，通常都是从音到意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常常会出现只得其意，不得其形的现象，从而使这一类学生产生了书写难得问题[1]。

2.识记难

由于汉字特有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学生而言，就好像一幅幅图像，在识记的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可以进行应用，如果要将汉字掌握的非常清楚，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使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畏缩感，从而增加了对汉字识记的难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强学生对汉字的字感。在我国汉字当中，根据字感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通常是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从独体字开始，逐渐地向着合体字进行学习，这样会使学生对汉字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好的对汉字进行识记。

3.短句易掌握，长句难掌握

欧美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虽然对汉字的听说方面学习较快，但只是对短句来说的，而对L句而言，常常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从而使外国学生不愿意学习汉语。汉语句子当中，通常是由主、谓、宾的结构构成的，这种结构与欧美语言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再结合学生易于接受短句。因此，在外国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提高其对短句的理解程度，在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住短句后，再进行长句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员将长句进行化简，指导学生先对每一个短句进行学习，这样，通过学生对短句的了解，就会提高对长句的掌握程度[2]。

二、有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阅读快、听说慢

这一类人通常为韩国或日本人，其母语主要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两者的读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联系。部分汉字与其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那时对汉字不了解，但通过观察汉字的特点，也能够大致猜到其具有的意思，因此，就导致该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具有阅读快的特点。但是，在学生实际的生活当中，依然是以母语为主，汉语应用的较少，并且，在课堂上学习时，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矜持心理，交流时往往都会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上述这一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使用汉语进行交流[3]。

2.易受到母语的干扰

虽然这些学生的母语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是一成不变的借鉴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演变的过程中，通常又会赋予这些文字新的含义，从而使汉字的意思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学习汉字，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使汉字出现用错的现象。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地寻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降低学生母语对其造成的影响[4]。

3.与母语形态相近

不论是韩语，还是日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使两者往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汉字中广泛的应用了横、点、折、撇等，而在这部分学生母语当中，点、M等应用的数量较多，而撇应用的较少。并且，还有一些文字，虽然现今的形态相差很大，但是将古文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形态上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说明汉字与其母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只要把握住这一特点，在学习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学生的母语进行帮助，通过汉字与其母语之间相似的形态来使学生对汉字加深印象，并且还可以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从而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汉字功底。

总结

综上所述，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对外国的高中生进行汉字教学时，使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在汉字教学中选择出更好的教学方式，就要对不同类型学生对汉字的不同习得进行研究，只有完全掌握了学生的习得，才能选择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式，使外国高中生更好的接受汉字方面的教育。

参考文献

[1]傅晓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研究综述[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02：31-46.

[2]刘婷雁.汉语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3，06：35-42.

[3]张辉，季锋.成语组构性的习得语言学解读――熟语表征和理解的习得研究之二[J].外语教学，2012，02：1-7.

汉语汉字范文第3篇

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成都书法家安石先生已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要将汉字书法申报为民间美术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举在各界引来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纯粹是故意炒作和哗众取宠。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用平和的心态、历史的眼光、宽阔的视界来看待这个问题,则会发现此举反映的不仅是申遗者的内心焦虑,更有汉语汉字目前存在的困境。

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即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不能脱离汉语汉字进行交流和思考,也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进行生活和交往。大凡有点文化意识和民族情感的中国人,都不会听任汉语汉字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漠视中国文化沉沦消亡。行文至此,我们就会明白汉字书法申遗者的文化焦虑和迫切心情了。盖若干年之后,人们连握笔写字都不会了,何谈书法艺术、文化瑰宝呢?即使在今天,用繁体字或草篆字体写成的书法,又有多少人能看懂?书画后面的纪年,比如壬申年和甲子日,又有谁知道是何年何月?

但我并不主张采用申遗之类的做法来保护汉语汉字和书法,因为申遗就意味着它们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或“保护区”里的物种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制止其衰败的势头,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在此,我尝试性地提出四条建议,算是抛砖引玉:

一是加强保护和纯洁汉语言文字力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事实上,亲近和保护母语也正是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法国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俄罗斯甚至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二是实行繁简并用、文白并行的双轨制。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首先需要我们认识繁体字、阅读文言文,因为经典名著多是用繁体字、文言文写成的。鉴于目前推行简体字和白话文已有不少年头,短期内完全恢复繁体字和撰写文言文,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三是引导国人勤练书法重展书法魅力。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法教育,三尺蒙童入私塾不但要读书,还要“日课三千”,即练习临摹写字,直到民国时期的小学还有“习字课”。如今,电脑的使用已经使人们懒得再握笔写字,大中小学早已没有必修的习字课。相比之下,日本倒是很重视汉字书法教育,每五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练过书法,正式场合下日本人都会用毛笔写信签名。难怪有位日本书法家说:三十年后中国人会到日本去学习书法。

四是推进全民读书运动，重建书香社会。阅读纸面文本和传统经典的机会越来越少,而网络阅读使人的阅读支离破碎,使人变得浮躁喧哗。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很重视经典阅读,比如俄罗斯三岁的孩子就会朗诵普希金的诗,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美国式的经典教育,《源氏物语》在日本几乎是每家一册。

然而我仍是很忧虑,因为这篇文章就是我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也就是在昨天中午,我还给母亲打电话,问她忙什么呢。她说闷得慌,翻看和整理我早先给她写的信。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大约三五年没有给父母写信了。而现在我写的字,不但潦草,而且生疏。

汉语汉字范文第4篇

一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3）亚里士多德《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

汉语汉字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字 语言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106-01

前言

针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研究，索绪尔的研究观点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文字可以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是语言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其他学者也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观点。汉字作为汉语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提高人们对汉语的关注程度，以此来实现对我国传统汉字的传承。

一、语言与文字概述

1.语言的定义和性质

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主要交际工具，是人们实现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有效利用，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传承和记录。可以发现，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体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地区之间均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对于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研究学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1]。针对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语言的具体定义，可以总结为其是一种生物同类之间为了满足基本的沟通需要，从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和解码的系统性指令，人们通过对指令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

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发展也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基础上。相比于图片、动作以及表情等，语言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并实现基本思想的合理传递，根据世界各地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充分体现出了语言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特点。语言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文字的概念和属性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基础符号，其作为一种人们用于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有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语言学中，人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的视觉形式，早在古代，人们就将独体字称为“文”，而将合体字称为“字”，文字即为一种凸显出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在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可以进行记录并保存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2]。在对文字的属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主要具备视觉属性、约定属性以及系统属性。视觉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可以实现对口语声音的再现和记录，由于打破了口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通^文字的表达方式，其将更加的清晰明了，可以进行反复的阅读。约定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产物，其也是人类约定下所形成的视觉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重新约定，比如通过文字改革的方式，将部分较为繁琐的文字改为简单的文字。系统属性，无论是语素文字还是音素文字，其均可以产生自己较为严密的系统，因此不可以对文字望文生义，同时针对文字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二、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研究，一直都是语言类相关学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最为流行，且为大家所广泛认可。在对语言学进行分析时，部分研究学者提出了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这一观点却并未被其他学者所认可，这主要是由于汉字在表意文字中可以表现出更具革命性的意义，而这也是索绪尔所认定的一个观点之一[3]。针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语言与文字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存在；第二种为语言可以实现对文字的有效记录；第三种则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以此来实现对语言的记录。针对第一个观点的研究，部分研究学者创立了语言学和文字学，而针对第二种观点，当代学者认为其不符合现有的实际情况，从而也未能实现对其的研究。目前，被广泛认定的主要为第三种看法，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与文字都属于一种符号系统，相比之下，文字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文字不能实现对事物的代表，在文字与事物之间，必须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这一说法自提出以后，也受到了部分相关学者的质疑，同时发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然而针对于拼音文字，却无法反映出表意文字的实际意义。综上可知，文字并不是语言符号中的符号，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可以实现对语言的充分表现，因此可以总结为文字包含于语言当中。

结束语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汉字不仅伴随了我国漫长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凸显出了我国的传统特色文化内涵，并为形成更具文化价值的汉语奠定了有效的基础。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语言与文字的不同内涵，并分别对语言的定义和性质以及文字的概念和属性进行了阐述；其次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索绪尔的基本理念和观点，实现了对二者关系的再解读，为凸显出汉字在我国语言中的文化价值提供了一些理论性支持。

参考文献

[1]王惠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关于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述评[J].宜宾学院学报，2013，03（07）：88-92.

[2]力之.论汤炳正先生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领域中所作之贡献――以《〈说文〉歧读考源：兼论初期文字与语言之关系》为中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05）：106-113.

汉语汉字范文第6篇

摘 要：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产生发展，绵延五千年中华文化之脉搏。从其来源上说，是一个“图画文字画原始文字”的过程。图画即比类取象，由此可见汉字自起源之时便具有了理据性。而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汉字的使用者又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理据性；重构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①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P10-13）

②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1）

汉语汉字范文第7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 汉字 教学

一、根据汉字特点进行教学

汉字不易学，主要是由汉字的本质特点导致的。汉字是集形音义于一齐的整体概念。构造较为繁琐，以形声为关键数目不少，又因为长久以来汉字的变迁经历，不少汉字的注解于之前的注解截然相反。这便要求大家依照汉字的本质和外国人的根本处境展开教学。应该追求“词本位”和“字本位”哪一种，要求大家依照根本境况去挑选。且因为汉字的形声字是关键点，这代表对形声字的探索能增强外国人对汉字的理解。大家应完全施展形声字的功能展开教学。

二、要注重文化差异，有针对性的教学

大相径庭的知识境遇中，汉字教学的关注点也有差异。特别要关注的是前面所设涉及的日本与韩国的留学生，因为我过与日本及韩国都处在“亚洲文化圈”，日本韩国对汉字的组成等了解的相对好些，而还应该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带来的语言接收中的改变。而面对欧美留学生比方说芬兰等地的留学生他们也许对汉字的标准要求等注意事项尤为敏锐。如汉字“友”的手写体，芬兰等地学生也许会针对其末尾下笔的捺和横撇中间有没有交接进行交流辩论。这便要求对外汉语老师在教学之时重视下笔的标准要求。

三、将书写内容与实践相结合

进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之时，因为汉字教学自身有相当大的困难性，假若没有联系实际实验，同学们就会更加感觉味同嚼蜡。大家在进行教学活动之时应将汉字教学同平日的生活体验联系到一起，应使留学生完全理解汉字在平日生活体验里的关键性。不少留学生掌握汉语的目的之时能听会说，而忽略读与写的重要性。所以大家进行汉字教学活动时应全力联系实际体验使同学们理解汉字关键之处。

四、把握教学重点，注重教学方法

汉字教学应重视方式，积极组织同学们运用听、说、读、写去加深课上的掌握。讲授字词的同时应结合案例等实施联系与接收。不然汉字教学就会散乱无章，无法抓住关键点。然而更应该重视的是，因为进行汉字教学活动时要联系到的文化领域很宽，不少学生就会对部分字词的注解、语义的适用范围等有很深的不解，从而加深询问。这便要求老师掌握好课上学生的要求，避免将汉字课当做精读课去上。教学老师准备上课内容时应多用同学们比较熟悉的字词、语法，如此做法能够降低课中同学们提出疑惑的概率，进一步推动汉字教学完善的展开。

五、坚持汉字的规范性和可接受性

进行汉字教学活动之时，老师需要重视汉字的标准要求。由于汉字自来包含的本质造成汉字的杂乱无章，所以进行教学活动时老师最应该重视的是书写的标准要求。尤其是在黑板上写字时，应精确依据要求去写以防给同学们带来汉字无规矩性的想法。在借助课件展开教学期间，不可放弃板书，尤其是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特别要求老师的正确书写方式。在讲解汉字的过程中应关注到部分汉字的挑选，部分应该记忆，部分只要认读即可。用汉字拼词组句是应重视同学们的理解水准与接收程度，避免让同学们在掌握汉字时遇到不必要的问题。

六、将汉字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提高汉字课堂趣味性

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活动时可利用不同种类的方式增强课上同学们的乐趣，增强同学们课上踊跃性。比方说借助交流、情景效仿等方法锻炼同学们的口语。汉字的掌握富含高度的实际实验性，所以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应运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方式，使留学生加入教学活动里。就汉字而言，可在全部教学活动里交替加入部分实践行为，去增强学习速率，加强同学们对汉字的把握。进行“汉字和剪纸艺术”“汉字和书法艺术”“汉字和篆刻艺术”等实践行为使学生全部加入进来，让其深切体验到汉字的笔画组织，由这类行为增强同学们对学过知识的掌握，体验我国知识蕴含的特色。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关键步骤。即使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于当代的教学过程里具有相当的教学地位，而且在践行为里还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依旧还有不少地方有待改善，很多大学更加不可能特意创办汉字课堂，却仅仅是将汉字归纳至精读以及读写课上。即使这种做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然而这样可能导致汉字应该保留的地位下降，因此而忽略了汉字的关键性。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对对外汉语教学展开探索，持续创新，冲破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障碍，进一步将汉字的功能施展到极致。

汉语汉字范文第8篇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2〕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461。

汉语汉字范文第9篇

华裔儿童 汉语汉字教学 方法

加拿大语言学家麦基说过，学说话被认为是人类所习得的最困难的技能。语言的习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华裔儿童从一出生就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学习着特定环境的语言，在入学前就掌握了复杂的语言系统。因受客观的外在环境的限制，华裔儿童和国内成长起来的孩子相比，他们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发展缺乏了解。但因大部分家长能够有意识的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华裔儿童的这种有利的家庭环境优势是其他的族裔孩子学习汉语上无法可比的。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语言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教学经验不能依葫芦画瓢照搬入华裔儿童的汉语教学中来，毕竟我们教学对象的语言习得情况是不同的。汉语不是字母文字，无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培养汉语的语感是关键，汉字教学作为语言要素教学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对华裔儿童的汉字教学有其特殊性

对外汉语教学要遵守汉语语言规律。汉字是形、义、音合为一体的文字，在语言方面，不少华裔儿童或多或少会使用汉语，这归功于孩子在家时父母能和孩子用汉语进行交流，家长也为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汉语能力创造环境。多数华裔儿童有着较好的家庭文化背景，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汉语口语能力。所以对华裔儿童初期学习汉字不应用汉语拼音来启蒙。华裔儿童学习拼音重点是教会孩子掌握正确的发音，告诉孩子怎么读出这个汉字。国内长大的孩子由于他们的语言环境使他们的“音和义”的发展优于“形”的发展。汉语拼音是发音的工具，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是用来记录人类发音的符号。拼音是字母文字，它容易和国外长大的华裔儿童早期接触过的外语产生混淆，这些早已在潜移默化中习惯了字母文字的华裔儿童，在学习汉语词语的同时学习汉字的书写形式，对汉字的音、形、义显得非常陌生。如果生硬的按照传统的“先拼音后汉字”的顺序对华裔儿童进行教学，不但对孩子没有帮助，反而增加了他们对拼音的依赖，减慢了学习汉字的速度。由于华裔儿童的家长早期忽视了对孩子的汉字教育，所以能说简单汉语，但却不认识汉字的华裔儿童为数不少，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常会看到一些初识汉字的华裔儿童有“画”字的现象。教学实践表明，用拼音来帮助华裔儿童记忆、认读汉字是费时又费力的方法。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教师艺术表现在使学生能透彻、迅捷、愉快地学习知识技能”。人的早期成长中，玩是最好的工作。通过一些有趣的寓教于乐的教学活动，教师可带着学生无数次的“玩”汉字，不但培养华裔儿童对汉字的情感和兴趣，也让孩子们从中领悟到汉字伟大的魅力。

二、对华裔儿童汉字教学的思考

1.在汉字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让华裔儿童了解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能寻根问源，文化教学是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史中光彩的奇葩。古代中国的甲骨文与古印度哈拉比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是当今世界发现最早的文字。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表现着民族的智慧，是一个民族的图腾的象征。汉字有着东方思维方式，它具象、隐喻、会意的特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香港已故著名学者安子介认为“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因为“汉字是拼形文字，能使人引起联想，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

汉字的造字方法有：会意、指事、象形、形声、转注、假借。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能够像汉字那样，能让人看到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使人浮想翩翩呢？汉字的这些功能是字母文字做不到也取代不了的。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如：“禾”字，它像一株下垂的稻穗，有叶、根也有茎的成熟的谷类植物，用“禾”字组合的字，如“稻”、“穗”、“秋”、“稀”、“稼”与谷类植物等农作物有关；“皿”字，它像古代装酒的容器，在容器里还有装半满的酒，用“皿”字组合的字，如“酒”、“醴”、“酣”、“酌”、“酝”、“酿”、“醉”、“醺”、“酷、“醇”等与酒等发酵食品、饮酒的行为有关。看到“网”，我们的眼前会浮现出：“渔民打渔时候用的网”；我们看到“弄”字我们眼前会联想到一个人正用双手拿着玉在玩赏；“春”字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远古时代的人们在春天里进行播种、翻地、一派生机盎然的农耕场景。这些汉字就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基本上是照着事物的形象描摹下来的。表意系统的汉字无论是在线条还是在结构及整体形态都有很强的多变性,汉字的这种多变性形成了汉字的独特的审美内涵.汉字书写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手写汉字包涵千变万化的审美因素，给书写者和欣赏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效果。孩子都有喜欢听故事的天性，教师在教学中不但可以借助方块的表意汉字讲出许多中国人的光荣传统、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美德的故事，通过反复多次的听读中国古代故事既可以拓宽华裔儿童的知识面，而且也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陶冶情操。这样不仅满足了孩子的感情需求，沟通了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还让他们无意之中认识了部分汉字，积累了丰富的词汇。

2．先认读再学写

儿童习得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年龄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儿童习得语言不仅需要足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而且应有充分的机会练习和使用语言。语言学是输入先于输出。直接认读法的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第一步是先识后写，华裔儿童的早期汉字启蒙教学必须让汉字的形、义、声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学习者的大脑。第二步是识写分流。当孩子们能够感知字形、学会字音、理解字义的时候，再学习方块汉字的书写。一个生字、一个词汇只有在反复认读中才能记住。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建立华裔儿童汉语语感的“汉语隐形语言系统”，教师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科学设计“听读、诵读、跟读、背读”等汉语语感培训训练方式。教学步骤可分为：认读、练习、比较、学写、运用等几个环节。汉字量决定了孩子的中文阅读基础，2500～3000个常用汉字是对汉语认读的基本要求。国内小学生四年级或之前已经完成500～3000个识字任务。所以对于华裔儿童的汉语学习也要符合规律，明确阶段性任务，识字为第一优先。汉字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只有在认读汉字――抽象图形――组织语言表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华裔儿童才会把字形、字音、字义进行联系与匹配以相似块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华裔儿童在读的过程中即使不认识某个字，但在特定的语境里，通常是可以猜出它的意思的。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孩子们从一个个汉字中看到一幅幅图画，在加强记忆增强认读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华裔儿童学习汉字的兴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3.教学中注重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来讲

华裔儿童有着一定的汉语口语优势，所以在对华裔儿童的汉字教学可以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来讲。加强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使学生对所学到的知识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教师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来带着孩子练，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具体教学中，注重形象法、直观法、游戏法等在教学中的作用，如“电”，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还有“电脑”、“电灯”、“电线”、“电话”、“电扇”、“电视”，这样可以让孩子感觉到：通过一个汉字可以认识很多常用的词汇，也可以使孩子感受到字母文字与汉字的不同。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教学动态的多媒体形式，把图像的、声音的、文字的学习材料结合起来，辅助提高孩子的记忆效率。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活特点补充和丰富教学内容，将学生的日常生活及感兴趣的题材融入教学情景之中。如，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剪纸、折纸比较感兴趣，教师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折纸活动，在教给孩子折纸的同时也可以告诉孩子用纸折出的小青蛙身体各个部位用汉字如何标识。这样既增加了小孩的学习兴趣，也加强了孩子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4.依序写字，端正规范，注重汉字的常用性和难易度

依序写字可以教会孩子楷书结体的贯气。教华裔儿童学习汉字，不管是学习哪种结构，都要告诉孩子应在统一的田字格内规范书写，要教给孩子们书写匀称端正。对于初学汉字的华裔儿童，教师可先教笔画少的字，后教笔画多的字这是遵循由易到难的一般原则。汉字的笔画有粗细、长短、俯仰、斜正、方圆、轻重、曲直、相背。汉字笔画多、笔画相近。从书写角度来看，汉字确实很难。汉字书写规则是以笔画名称为基础的，笔序法中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横后直，先撇后捺，先中后旁”。教师在教给孩子认读汉字的同时，也要带着孩子一起学习汉字的笔顺，了解汉字的偏旁部首，笔画特点，师生共同分析书写时注意事项。

具体实施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先从意义和笔画都简单的常用独体字开始教，然后再教笔画比较复杂难写的独体字，最后再教结构和笔画都比较简单的合体字，再到教结构复杂、笔画较多的合体字。让孩子逐渐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有疏密、开合、穿插、避让等。

孔子提出对孩子的教育要“顺气天性而育之”。考虑到华裔儿童受早期成长环境因素影响，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语言思维发展特点，学会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用孩子的思维去想问题，用孩子的语言去沟通，用孩子喜欢的学习方式去教华裔儿童。教学中给儿童讲汉字的结构不同于对成人的教学，应尽量儿童化、口语化，这样易于儿童接受。

三、结语

总之，对华裔儿童的汉字教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别于国内长大的儿童的汉字学习，也区别于其他海外汉语学习者的汉字教学，对华裔儿童的汉字教学应坚持因材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同时，也可以让孩子领略到中国汉字的魅力，从而达到让孩子快乐“玩”汉字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

[2]范福珍.范福珍少儿书法.珠海出版社，2008.

汉语汉字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日语汉字 ；汉语汉字； 含义区别

汉字是古代（隋、唐时代）从我国流传到日本的，假名也是日本人引入了汉字后潜心研究出来的，但汉字传入日本之后经历了数次文字改革，因此汉语汉字的意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有的意思完全相同，也有的完全不同，而有的或是日语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而有的是需将前后一掉个则能得到相同意义。日本作家安藤彦太郎在他的「中国と近代日本中，就提醒汉语学习者们不要犯「文字主，同样我们在阅读日语文章时，也不能犯“文字主义”，不然在欧美人不可能出的笑话，在中国人身上就极有可能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将分四部分分别论述一下日语字与汉语汉字，当然重点在于后三部分的区别。

1意义完全相同的汉语汉字和日语字

虽然汉字到日本之后经过数次演变，但仍与汉字保持相同含义的字还是居大多数，如：机械/械、自动/自、夜间/夜、工场/工、排气/排、空气/空、目的/目的、道路/道路、作文/作文、会话/会、练习/、生命/生命，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生才引出了望文生义的不良习惯。

2字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

例如：日语的「油断这个词，我们一看见它会觉得不可思议，油怎么会断呢，其实它是“马虎、大意”的意思；「喧这个词它本来就是汉语的“喧哗”这两个字，可意思上却超出了汉语“喧哗”的程度，日语意思是“吵架” ； 「真这个词，也不是我们所猜测的“真的剑”，而是“认真、一丝不苟”； 「怪我这个词，也不是咱们想象的责任都在自己的意思，而是“受伤”；「这个词，也没有汉语的“质问”那么强烈，译过来是“提问”之意；而「被害在日语中则是“损失”的意思；「世也不是“人世间的笑话”之意，而是“照顾”的意思；「迷惑也不是“迷惑”之意，而是“麻烦、为难”的意思；「高这个词，「士を高する翻译过来是“鼓舞士气”； 「味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有……倾向”，「はれ味だ翻译过来是“表有点慢”，而丝毫没有“气味”的意思，「当面这个词翻译过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眼下、目前”的意思，例如「当面のことから片付ける翻译过来是“先从眼前的事情着手”，其二是“面临”的意思，例如「困なに当面している翻译过来是“正面临着难题”，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一味地单凭汉语意义来推测的话是很容易闹出笑话来的。

3字同，而日语和汉语的部分意思吻合， 或是日语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

例如「反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立にあること、逆らうこと，即“反对、相反”两层意思，而新华字典的解释则只有 “反对”一个意思，「道の反翻译过来是“道路的对面”；「保持这个词，「くからちょっと保持して下さい翻译过来是“不稳， 请扶着点”这就是说，日语的「保持仍然有两层意思，即「保持、持续拿着；例如「理这个日语单词在国语字典上有四种解释，其一是“无理、不讲道理” 「理なおい翻译过来是“无理要求”，其二是“不合适，勉强” 「その仕事は私には理だ翻译过来是“那个工作我做不了”，其三是“硬干、强干、过度、过分”，其四是“强迫、强逼” 「理に行かせる翻译过来是“强迫着去”，从这四个意义中看出， 只有第一个意义与汉语意义相同， 其余三个意义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 ；再比如「保守这个日语单词，在字典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保守” 「保守主这个意思与汉语意思是吻合的，而第二个意思是 “维修”，如 「械を保守する “维修设备”，而在汉语里则是没这个意思的。诸如此类的日语词语还有「日语解释有“结构”“可以、行”“够了、不用了” 三个含义，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心得日语解释有“心得、经验”“规则、须知”“、暂代”“精神准备、思想准备” 四个含意，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有很多，也需要大家注意。

4字相同而需把日语字的先后顺序掉过来理解

例如「定常这个日语单词，「定常なやり方で理す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定常理解为“常定”，然后再更改一下措词则翻译为“按常规方法来处理”；「容这个日语单词，「容を超えた翻译过来是“超出了容许的范围”；「段这个日语单词，「新しい段に高めた，翻译过来是“提高到了新阶段”；「段这个日语单词，「仕事に情を燃やす，翻译过来是“对工作充满热情”；「性根这个日语单词，「情を入れえる，翻译过来是“洗心革面”；「利得这个日语单词，「利得に走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利得理解为“得利”，然后再更改下措词则翻译为“重于赢利”；「呼称这个日语单词，「この合成にはビニロンという呼称が使われる翻译过来是“这种合成纤维有维尼龙称号”；「命这个日语单词，「命を共にする翻译过来是“风雨同舟，共命运”；「平和这个日语单词，「原子力を平和事に使う翻译过来是“将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 「限界这个日语单词也是，翻译过来是“界限、限度”， 等等。

以上是对相同的日本字和中国汉字含义的区别所做的几点论述。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民俗内涵，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按照日语的语言习惯进行思维，我也诚恳地希望广大日语学习者在充分利用汉语与日语的渊源关系的同时， 也要注意那些貌似神离的词汇。

参考文献

[1]地，幸一.《常用国辞点》[M].小学（株）行，昭和58，4.

[2]高岛俊南.《汉字和日本人》[M].选自文春新书，2001，10.

[3]安藤彦太郎.《中国と近代日本》[M].岩波书店，1988.

[4]《新日汉词典》[M].大连外国语学院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