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文化论文范文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航海博物馆，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家部级航海博物馆，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航海文明和优良传统，建构国际航海交流平台，培养广大青少年对航海事业的热爱，营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气氛。记者带您走进中国航海博物馆。

填补无部级航海博物馆空白

航海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推动了国家的强大和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一直以来，我国还未曾建立一个真正的部级航海博物馆，这无疑与中国这个航海大国无以匹配。

牢记历史，才能阔步未来。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局联合举办了“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以此为契机，经国务院批准：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共同建设中国航海博物馆。

中国航海博物馆的建成，填补了这一空白，对增强民众海洋和航海意识，展现我国悠久的航海历史、技术及其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航海文明及优良传统意义重大。

临海而兴的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在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上海正在实施国家战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硬件和配套设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实现重大突破，不能仅立足于港口设施、吞吐量、造船能力等硬件要素，还应注重航运要素聚集、航运文化体系，中国航海博物馆的建成将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加速航运中心软环境的建设。中国首个部级航海博物馆落户上海，将构建国际航海交流的平台，营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氛围。

体验大航海时代无穷魅力

博物馆建筑面积46434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21000平方米。馆内以“航海”为主题，“博物”为基础，分设航海历史、船舶、航海与港口、海事与海上安全、海员、军事航海6大展馆，渔船与捕鱼、航海体育与休闲两个专题展区，并建有天象馆、4D影院、儿童活动中心，涵盖文物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陈列展示等功能。

步入展馆一楼，东侧的航海历史馆，这里以时间为主线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展区，展示了中国各阶段波澜壮阔的航海历史事件和人物背景，并将航海技术及相关知识随时间主线并行展开，让您深入了解中国航海技术的发明与演变过程。在西侧的船舶馆，分为船舶结构和设备、船舶制造两部分，通过介绍与展示，观众能清晰了解船舶构造及船用设备功能，各类船只模型让您在鉴赏模型时收获丰富的船舶知识。移步西南侧的海员馆，陈列了系列反映海员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实物、文献，观众还可通过对馆内航海仿真器的操作，体验一回做船长的感觉。

顺楼梯而上，二楼东侧的航海与港口馆，航海技术展区主要展示海洋环境、各类船舶航行保障仪器、仪表等技术数据，包括地文航海、天文航海、无线电航海等；港口展区则生动再现了不同时代的港口景象。西侧进入海事与海上安全馆，由海事和海上安全两大独立展区组成。在直升机立体救助专区，不仅陈列有1:5比例直升机模型和救生索具搭建出的海上立体救助场景，观众还可通过实物、多媒体浏览，了解“振华4号”成功击退索马里海盗等焦点事件。西南侧的军事馆，分为中国人民海军建设和军舰知识两大展示内容，陈列有反映中国海军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物和文献，以及各类军舰模型。

此外，还有在专题展区，涉及到渔船与捕鱼专题展区、儿童活动中心、航海体育与休闲专题展区、4D动感影院、天象馆，更多的是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非同一般的冲击震撼和完美视听享受。

有力推动航海强国战略

国家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宣传文明成就的重要窗口，是保护、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和人类环境物证的文化教育机构。中国航海博物馆注入了文物收藏、陈列展示、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四大基本功能。

我国航海文物流失严重、长期缺乏系统保护，集全国之力，博物馆从最初每月只能征集到几件实物文物逐步发展到每月征集到数百件实物文物，使馆藏数量迅速增加到2万件以上，另外还征集到各类海图5万份，文献书籍2万册。此外，为保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在对历史文物进行系统收集的同时，以“今天的实物、明天的文物”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了当代及现代文物的征集工作。如今，在第一批陈列的2300余件展品中，既有数千年历史的木桨、青铜器、船模，以及数百年历史的地图、海图、航海仪器、舵杆等见证我国航海历史和航海技术的一批“镇馆之宝”，也有“振华4号”轮在亚丁湾成功击退海盗的实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道具船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旗船等。此外，船模的征集与制作也是中国航海博物馆的特色与重点工作之一。目前，全馆共陈列并馆藏各类船模近400艘，工艺、质量及规模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央大厅陈展的明代福船，经过造船专家论证，设计总长30.6米、型宽8.2米、设计排水量223.4吨，三桅三帆尽显明代古船壮观景象，是一艘可以实际下水航行的实船。其建造过程中采用的榫卯连接等传统造船工艺已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航海博物馆的陈展设计与展品征集同步，先后经历了国际创意理念征集、国内布展方案征集、以及陈展设计方案选定，历时2年多的艰苦过程。博物馆始终秉承“以物说话”的陈展原则，但同时探索独特的陈展理念，即展示时将中国航海历程置身于世界航海发展中，凸显我国航海历史和航海技术曾经的辉煌与落后；生动形象地传播航海知识，普及航海技术；采用虚实结合、动静结合的方法，设置了70余项互动类展项，让观众体验航海的魅力和科技的进步；努力打造观众喜闻乐见，体验参与式的精品展览。

除了收藏和保护航海文物之外，中国航海博物馆还有研究、传播和交流航海文明的作用。筹建过程中，博物馆已先后出版了四期电子刊物，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对文物征集和陈列展示的支撑作用。作为开馆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航海博物馆与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航海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航海博物馆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已邀请130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撰写了80余篇论文，共研“中国航海文化之地位与使命”。此外，交通运输部已决定将中国航海博物馆作为我国航海文化的研究交流基地。目前，在与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5个国家航海博物馆建立“友好馆”的基础上，中国航海博物馆还将继续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与自身研究水平的提升，努力打造国际航海文化交流平台。

中国航海博物馆将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公众”，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宣教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航海科普知识普及活动。中国航海博物馆已与上海市各大高校、部分社区、中小学校、群众社团等建立了工作联系。举办了海洋科普夏令营及“海洋，我们的家园”青少年动手做大赛等活动。博物馆还获得了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和专题性科普场馆称号，为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航海精神;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

一、引言

党的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为标志和统领的奋斗目标”，同志强调海洋强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都标志着振兴海洋、发展航运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工程。从“郑和下西洋”体现出来的无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到西方航海人勇往直前、勇于实践的无畏气魄，其共同点即为航海人在航海事业过程中，结合海洋文化、航海品质后所形成的航海人特殊具有的一种文化。航海精神，即在从事航海领域的实践基础上，人类在传承航海文化的同时，结合自身基本精神、社会和谐文化后所形成的有航海品质、航海气魄的一种人类精神。它是航海文化的精髓，是人们对海洋表征、航海实质的有机组成，是从事航海领域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1］这种精神结合了中西方对航海精神内容的整合，将航海精神融入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既是航海专业教学的需要，又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更能为学生的就业成长提供长足而有效的帮助。国内对于航海精神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有代表性的有:黄洁［1］以船的结构和部件为原型，总结出与锚、钟、桨、舵的特性相符合的船员的坚定、严谨、勤奋、开拓的航海精神;崔国恒、李海林等［2］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应用与创新，总结了郑和下西洋在航海方面的成就与航海精神。上述研究为明确航海精神内涵提供了必要的借鉴，但也可以发现，我国对航海精神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航海精神的关注缺乏实践，航海精神应用于航海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还比较滞后。本文试从航海精神谈航海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研究。

二、航海精神、海员职业素养的内容与关系

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一样的航海精神。但是对现当代航海精神内容的构建中，则是将航海精神形象化地指向了海员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即坚定的从业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无畏的开拓精神。职业素养一般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职业技能等几个方面［3］，其中职业技能是职业素养中一个重要方面。海员职业素养简单地说是海员在从事与海域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的与工作相关的职业行为，是航海人在航海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其内容是在职业素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服从意识以及环保理念等。分析大航海时代的航海精神以及海员职业素养的内容，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交集的概念。从内容上说，航海精神是结合内在精神的研究，是对海员职业素养表征培养的一种深化。从现阶段研究的深度上说，目前对航海精神的关注缺乏一定的实践，而对海员职业素养的研究相对比较超前。从教学上说，航海精神的培育还未真正进入人才培养方案，而海员职业素养的培育已被各航海院校所重视。为此，若在教学、实践等过程中将航海精神融入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实现航海精神培育促进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目的，将两者之间紧密结合，切实发挥两者之内容优势，将航海精神为海员职业素养所服务，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三、航海精神应用于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面临的困境

(一)顶层设计者缺乏培育理念

每一个行业的存在都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航海院校顶层设计者对航海精神解读能力不足，将航海精神与海员职业素养的概念混淆，因此，在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过程中仅仅开设海员职业道德、海员职业安全等相关课程。然而，这些课程的开设仅仅提升了海员职业素养的表征，却未从心理上让其萌发出从事海员职业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未从根本上唤醒航海类学生传播正义、热爱和平的爱国情感。为此，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仅仅是能应付职业资格的考试，而在短时间内看不到的精神培养明显不足。

(二)教学部门重视程度不足

航海精神应用于海员职业素养培育，对教学部门来说无章可循，需要教学团队进行整合与创新。但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对航海类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还停留在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的培养，没有在一定高度上分析海员职业素养的特殊性。比如海员工作在世界各地，需要具备人文社科、基本交际、团队协作等知识与能力，而目前这类人文素养课程设计明显不足。

(三)校企合作对接不够充分

高校强调校企合作的出发点是希望形成校企共育高校学子的目的。航运企业对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视是不可言喻的，从对航运公司多年的调研中可以发现，航运业负责人一致认为海员的职业素养是他们最为关注和重视的。但是，结合航海精神，将航海精神培养体系通过校企合作进行“无缝对接”，让学生真正懂得航海文化、深化航海精神的机会不多，内容不够具体。

(四)学生自我培养意识不强

当代航海类专业学生在具备勇敢进取、自信好学等品质的同时，也存在好高骛远，缺少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精神，而这些精神恰恰是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根本。显然，这一代的学生没有真正理解航海精神，更未认识到航海精神融入职业素养培育的重要性。

四、以航海精神促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对策

(一)以顶层设计为突破口，以坚定的“航海家”梦想促进海员职业素养提升

1．培育学生树立热爱祖国的坚定理想在航海事业中，热爱祖国是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核心。航海人志在四方，特别是远洋船员，他们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可以说他们是祖国的一面旗帜，在彰显国家航海事业强盛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与坚强。但与此同时，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也无时无刻不冲击着这些船员。为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航海类专业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红色基地现场教学、时事热点讨论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祖国的荣誉感与归属感。

2．培育学生心怀航海的职业理想航海精神是古今中外航海家在航海实践过程中累积形成的思想信念。可以说，航海精神是促进航海类专业学生构成职业理想最直观的因素，热爱航海事业才有可能促进事业的成功。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航海家的事迹做仔细的研究和阐述，并将当今大航海的背景、承担的使命等和学生进行交流与探讨，以小组项目制、导师辅导制等方式，将大课堂分成若干个小课堂，让学生在讨论与实践中找寻航海职业的使命感和事业心。

(二)以加强人文素养为方向标，以严谨的航海精神确立海员职业素养培育新基础

航海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具有特殊的职业特征。比如突出的岗位适任性、国际通用性以及法律规范性。简单地说，航海职业在长期远洋过程中具有工作环境单一、生活简单枯燥等特点。为此，应积极培养航海类专业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

1．以人文素养提升航海类专业学生恪尽职守的责任意识人文素养简单地说，指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体本身的内在品质。在航海工作中，一个海员的责任感关乎全船人命的与货运安全。此时，海员对生命的重视、与团队的合作、对船员之间情感的珍视就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应重视学生的情感教育，开设审美、生命、情感等相关课程，培育海员的人文精神，提高海员的生活品位。航海类专业应根据学院培养学生的定位与服务对象，将必要的人文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人文素质培养纵贯学生培育全过程。

2．重视人文法纪培育，提升航海类专业学生遵纪守法意识航海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船员需要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职业规章制度等。为此，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加强人文法纪的培养，通过模拟法庭、案例实战等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法纪规章的威严。同时，应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将课堂搬到社会，让学生的实习更多地拓展到法制部门、航运企业等，让学生多角度地了解专业要求、航运文化、国际规则等，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三)以校企合作为主阵地，以勤奋的航海精

神奠定海员职业素养培育新基地勤奋的航海精神体现在实干和钻研的精神上。校企合作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建立了新的基地，也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新的环境。

1．以企业实践为载体，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校企合作最大的亮点就是学生有机会深入航海一线，去了解职业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深入企业实践，学生就容易发现自身所欠缺的职业内容，很多知识未必在课堂中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为此，学校要借助校企合作这一载体，让学生深入企业一线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回到课堂寻找答案，以此促进学生在专业、职业能力方面的提升。

2．以校企合作为契机，培养学生实干巧干的勤实态度勤实是在敬业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校企合作为学校培育学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样本。航运企业应将企业对海员职业素养的需求直接与学校对接，积极参与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评价机制的确定，建立切实可行的培育机制。为此，企业中的资深船员应发挥示范作用，吸引航海类专业学生加入船上工作，并将个人实践经验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相结合，对学生勤实态度做出准确的评价。

(四)以航海精神为落脚点，以开拓的航海精

神促进海员职业素养总目标的制定开拓的航海精神除了勇往直前，还包括创新与探索。以航海精神为落脚点，围绕航海职业所需的职业素养，制定总的培养目标。

1．学生认识职业特征，对多种精神进行有意识的自我培养

航海类专业学生在进校之日，就应该使其明确航海专业的学生除具备精湛的航海技术外，还必须具备团队合作、自我奉献、高度责任感等精神。为此，航海类专业学生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从公益活动到项目活动，从团学干部到准军事化管理干事，都是一种航海精神的自我培养。这些可贵精神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种反复积累、慢慢提升的过程，学生应在大学时期抓住每一次活动，来积极提升自身素质。

2．配备一支具有航海职业素养及航海精神培育能力的双师队伍

鉴于航海职业的特殊性，航海类专业教师需要借鉴传统的师徒制教学模式，这就需要教师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进一步进行航海实践。同时，航海类教学必须是教学与实习并重的教学过程，为此，在教学一段时间后，学校应安排教师上船挂职，从而促使其真正成为双师型教师，为更好地培养航海人才服务。为了实现航海强国的宏伟目标，航海院校应加强航海类专业学生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这其中，海员的职业素养是重中之重。剖析航海精神为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所应用，让学校、企业、学生三方清楚职业素养的内容，并为此而努力，才能更好地造就新一代高素质航海人才。

作者:芮明珠 单位: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黄洁．论当代中国航海精神［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13:4，15．

［2］崔国恒，李海林，胡德生，等．弘扬郑和航海精神培育学员航海素质［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4):52．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上海市航海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定于3月28日召开，2018年迎来建会40周年。这是学会2017年第一次联络员工作会议的信息。

为推进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总结 2016 年工作成果，征询会员单位对 2017年工作计划的意见，学会于 2 月 10 日在凸显航海文化特色的大船酒店，召开本年度第一次联络员工作会议。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船研所、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上海海事法院等业内各领域会员单位近40位代表莅会，共商学会组织建设，以及学术、科普活动规划。

会上，常务副秘书长朱莉勤通报了2016 年工作成果和 2017 年工作计划，尤其对特色活动板块的探索思路做了重点介绍，谋求共识，赢得支持。从航运资源整合重组的大局出发，立足于科技创新引领港航企业发展，学术交流与航运生产实践衔接更紧密，在征询业界意见的前提下，学会将10个专业委员调整为8个，并充实专业力量，为学术活动提质增效夯实基础。

学会管理部、学术咨询部负责人分别就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以及论文征集评奖工作做了通报。自2016年8月起，学会与业界相关单位沟通、协商，推荐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50名，监事候选人1名。邀出席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的会员代表、特邀代表名额分配也已拟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起草、财务审计、会务安排等有序进行。2016年优秀论文的专家评审工作已接近尾声，评奖结果将在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公布。从当前航运发展形势出发，2017年征文的主题是“智慧交通与绿色航运”。学会还下发了“推进航海界科技建言工作的通知”，动员以航海科技工作者为主流的广大会员，积极为国际海事、航海学科、国家交通战略、地区航运经济发展、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港航企业可持续发展等建言献策，汇总提炼后供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在与会代表交流和建言阶段，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远海运液化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中海化工运输有限公司等新加盟的会员单位代表，介绍了各自经营规模、发展趋势，表达了对学会建设的美好期待。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0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6-0023-04

自古以来，广东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留下许多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源，成为古代广东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岭南传统古丝路海洋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一带一路”资源的建设，对挖掘和弘扬岭南海上丝路文明，传承和创新岭南海洋文化，实现“海洋强国”梦，具用重要的意义。

1“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意义

11 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鲜明代表性

海洋文化，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是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开放性文化。岭南面向南海，连接太平洋，自古以来临海而立、因海而兴。它是中国海岸线最长、海疆最广的省区。据史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已发展成番禺、徐闻、合浦等几个港口；唐宋时期，广州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海洋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岭南，广东已成为南海丝路上的重要港口和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文化大环境中，又因海洋文化的不断催化，岭南文化再一次以兼容并蓄、开放创新的强劲势头，催生了太平天国的爆发点、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的据点、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引内联的窗口[1]，成为门户焦点“南风窗”，这种文化的力量在日益壮大，这种创新求变的发展原动力以及独具一格的风貌与个性，充分展现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存在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因此，研究岭南海洋文化，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有着特别突出的实践意义。

12 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

海洋文化是人类征服、依赖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X南海洋文化在形式上既有古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又有资产阶级文化、外来文化，还有独特的华侨文化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三大民系文化等，并保留着岭南古朴、神秘奇特的色彩。根据《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所提出：“要加强岭南历史文化研究，实施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推广岭南文化的作用，形成以岭南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全国学术研究中心。”[2]比如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包括千年黄埔古港，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南海神庙（隋朝）、怀圣寺光塔和蕃坊（唐朝），以及十三时夷馆（明朝）、莲花塔（明朝）、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沙面西式建筑等文物史迹就有20多处。另外还有让世人瞩目的古代沉船“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广州海事博物馆”等重点工程的建设，都成为“一带一路”文化遗存的缩影。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传承前人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海上丝路历史遗迹，并科学利用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促进岭南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13 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勇为人先的多元性

改革开放造就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多元性，面向全球化的浪潮，多元性表现出强劲的优势。岭南人民很早就开始向海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使自己的“黄土”文化染上湛蓝的海色，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岭南人开放兼容、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敢于冒险、勇为人先的气派，形成了当代岭南文化的鲜明色彩，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3]。例如广州西关商贸文化、黄埔古村海上贸易文化、南海神庙海神文化等，无不打上岭南海洋文化的烙印。因此，要高度重视在物质形态中注入文化内涵、人文气息和艺术要素，促进自然生态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和城镇化发展景观的高度融合，展示岭南人在传承海上丝路的历史精神，将岭南人的精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融合起来，并焕发出独具特色的时代光芒。

14 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创新开发性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全世界100多个沿海国家都比以往时期更加关注海洋，海洋已成为各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在世界海洋国家中处于中上等水平。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中国目前已成为航运大国、港口大国、造船大国，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和气魄向海洋强国迈进。特别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新近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把珠三角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国务院将广东列为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2014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举措，都将成为促进广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创岭南海洋文化发展新优势，着力打造广东经济“软实力”[4]，彰显出广东岭南海洋文化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内涵构成

中国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其基本内涵具有相互关联性[5]。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就是以古海上丝路为主轴，贯穿古今。在内容上应涵盖航海历史、区域人文、地理、文化发展、海图、古文物、历史、宗教、移民、古船、古港商埠、建筑、祭海场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活动和民间艺术、海事记录、口述历史等多个方面。载体上包括了纸张、录音、录像、网上资源等多种类型。范围应涵盖广东海岸线所有地区。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21 学术研究

211 岭南海洋历史文化。包括南越、两汉时期南海丝路初开，到明清时期世界海洋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航海史中的海事、海洋、救捞史等；港口文化中的港口变迁史及贸易；航标文化中的航标文化及变迁史；航道文化中的航道变迁史及河道统计资料等；航运文化中的航运运输业、航运贸易及物流、航运运输变迁史等。

212 岭南海洋考古z迹。包括广东古港考古：广东海防考古；港市考古；船货与海洋经济考古；海洋考古；沉船与航海考古及航海日志手稿等。重点开展“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打捞保护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以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的研究。

22 专题研究

221 宗教文化遗址的研究。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佛教文化遗址、南海神庙及相关遗址、潮汕地区海上丝路及相关遗址、广东海上丝路西南出口雷州半岛及古代合浦相关遗址等研究资料等。

222 口岸和南海航线的研究。包括秦汉时期广州口岸与海南至印度洋的航线、唐宋时期广州口岸与“通海夷道”的形成、蒙元时期广州口岸与东西洋航线的新变化、大航海时代广州口岸与海南航线的新拓展等研究资料等。

223 黄埔古港和外港的研究。包括黄埔古港兴起的内外因素、一口通商时期黄埔古港贸易、鸦片战争以后黄埔古港贸易的衰落及外国人笔下的黄埔古港等研究资料。

224 外国商船和外贸的研究。包括对18世纪广东海上丝路外国商船的历史考察、外国人对18世纪广东公行外贸的历史研究、从18世纪广州外贸看海上丝路的“自由贸易”等研究资料。

225 行商体制及其遗址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行商贸易体制、对广州十三行遗址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广州沙面租界遗址及其欧式建筑风格等研究资料。

226 外商及其相关活动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外商和吏治、广东外商推动着船舶贸易制度的发展、广东外商的居住地和其他相关活动等研究资料等。

227 造船遗址和广船史料研究。包括广东造船业发展历史、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学术争论、“金华兴”号古帆船背后的广船历史、对“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初步研究，对广东各造船厂资料、造船法式、造船变迁史、船舶建造史、船检船模设计图等。

228 岭南海关研究专题。包括广东省各个海关、重点黄埔海关出版物、法规、统计数据报表、年鉴等内部资料等。

229 航海家研究专题。包括郑和研究资料专题、中外航海名人专题、名人传记及著述。

2210 海图、地图研究专题。包括海图、广东历代海疆地图、广州各个时期及各个区域的海图和地图等。

2211 中国海事院校校史研究及“中国海洋文化资源联合数据库”专题。包括中国海事院校校史资料、相关专著及论文、学生优秀论文及设计等研究资料等。通过各海事、航海高校的强强联合，建立中国海洋文化资源数据库，真正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23 其他资源整合

231 非书载体及多媒体资源专题。包括相关海洋文化的音视频、缩微，机读资料等；模型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相关虚拟资源。

232 口述历史资源专题。重点对口述历史（人物访谈及事件见证及回忆人，老照片等信函物证）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与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汇编。

围绕上述内容，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是时展的需要，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归类、提炼和整合，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体系，这些资源对大力弘扬航海文化，更好地抢救和保存地方优秀文化遗产和建设广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3“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建设方略

一个具有特色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资源特色、文献类型、目标数据量、用户群、数据建设标准及拟采用的软硬件平台等，“一带一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将遵循“分散搜集、联合共建、统一检索、资源共享”的建设原则，与周边企事业单位联合共建，资源共享，以达成具备“馆藏特色、学科特色、区域特色”的资源建设目标[6]。选择扩展性和兼容性较好的软硬件平台，按《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信息描述元数据规范》中所规定的书目信息、网络资源信息、图像信息和全文信息等元数据规范处理各类型资源[7]。

31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框架构建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整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带一路”自建电子资源、纸质相关文献和网络电子资源。自建电子资源是“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建设内容的主体部分，涵盖五种类型数字资源：音频资料、视频资料、多媒体资料、图形图像资料、课件会议资料。所有自建资源的元数据都将基于现有书目系统建设，元数据标准主要依据数字图书馆界普遍采用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DC元数据），参考教育部《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针对教育资源建设所采用的学习对象元数据（LOM元数据），并给出了DC元数据与LOM元数据的映射关系，可以实现两种元数据格式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实现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纸质相关文献将按主题、著者排架展示，设立“一带一路”专题文献展厅。网络电子资源也按照元数据标准进行标引，可检可查，在图书馆门户和特色资源检索页面给出相关链接，如图1所示。

32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检索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及其他图书馆特色资源，书目资源、光盘资源、电子书刊、开放资源等多种形式的电子资源，都通过图书馆门户平台实现一站式检索，让用户简单理解，简单组词（自然语言），却可以达到最大查全和查准率的要求。在技术要求上，就需要实现特色资源平台与书目系统，书目系统与门户系统、资源平台与门户系统资源三位一体的映射和对接关系。将特色数据建库系统平台与图书馆原有书目集成系统对接，使特色建库元数据标准与MARC字段建立对应映射关系。书目集成系统和特色建库平台都为图书馆门户提供接口，这样就保证了“一带一路”海洋文化书目资源、电子资源和网络链接资源的统一标引和检索发现，如图2所示。

33 搭建“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

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门户，围绕“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项目，积极整合周边单位港口码头、文化单位、海事单位等。整合资源相关的政、产、学、研、信、用的人力资源，形成一个开放统一、共建共享，常建常新，持久发展的“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和服务支持平台。该平台的积极意义体现在：

331 Y源互通。将相关政、产、学、研、信、用的相关文献资源、技术设施资源都积极整合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中，因此他们既是节点用户，同时又是资源的建设者，保障了资源建设的源远流长，实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

332 协作交流。在平台中，海洋行业专家、学科专家、资源建设馆员、用户的积极交流，双向互动。这样既可以深入了解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的纵向数据，又可以及时知晓该主题方向的横向发展信息。保持行业的新鲜感，促进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及创新。

333 促进融合。“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具有良好的学科环境适应性。当区域海洋文化环境稳定时，相关平台内成员对数据资源彼此需求彼此依赖，各成员间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保障“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共建共享的高度融合和持久发展。

34 特色资源建库功能模块及建库目标

广东“一带一路”特色文献资源库是顺应相关科研专家学者和用户的需求而产生，将努力实现如下目标：依据其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做到特色序列文献的可持续采集，保证用户文献使用的连续性。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科研实践提供特色文献的支持，如行业标准、行业文献查新、产权保护、实践案例，不断丰富特色文献数据，努力建成有影响专题资源库。为了将广东“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库建成精品库，数据库应根据CALIS特色库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文献数据库的建库标准进行建设，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具有一定的地域和历史人文特色资源，最终使之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数字资源。

4结语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聚焦海洋，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无不开始于海洋。要始终牢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上强则国强这些亘古不变的铁律；要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以海富国，以海强国，共同构筑海洋强国的“中国梦”；要用“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视野，审视岭南海洋文化研究，推进岭南海洋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岭南文化特色品牌。为加快我国第一海洋大省的广东向海洋强省的前进步伐，促进广东文化与经济融合、广东文化强省和海洋强省的建设，使岭南海洋文化丰厚的历史文献资源和珍贵的非物质文物遗产，得以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层次、更有序地整合，形成全方位开放创新、合作共享新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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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英.广东先进文化发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84―93.

[4]顾涧清等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7.

[5]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13年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0―31.

[6]阙本旭.CALIS高校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及实践[J].图书馆论坛，2006（6）：14―16.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成语是一种有着鲜明特色的语言现象。本文通过对比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对比和比较英汉成语、习语的异同,探究其在语言结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方面的表现,探讨英汉成语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汉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具有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并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然而留学生学习成语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意在通过对英汉成语的比较,了解英汉成语的差异,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汉语的“成语”和英语的idiom是不对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idiom有两种含义:1、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2、the way of expression typical of a person or a people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提到的成语是汉语定义中狭义部分和英语中的第一种含义。这里不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进行区分。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汉语学习者特指母语为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留学生。

一、英汉成语的相似之处和差异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并有相对固定形式的一种语言形式。通过英汉成语的对比研究,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能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从而使对外汉语成语教学取得较好的效果。下面主要从成语的来源出处、结构和表现形式、意义的整体性以及其中的文化色彩四个方面来讨论英汉两种语言形式表现在成语上的异同。

(一)来源出处

英汉成语的来源有一些是共同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从几个来源和出处对英汉成语进行对比。

1、生活方面

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call a spade a spade,汉语中“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所以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相对多得多。

来自航海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to clear the decks等,汉语中“一帆风顺”、“同舟共济”等。由于西方的航海业发达,而中国长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航海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方面的成语英语要比汉语多很多。

来自商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talk shop, none of my business等,汉语中有“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等。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来自商业方面的汉语成语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

来自军事方面的成语:英语中 to put up the sword, 汉语中“破釜沉舟”、“偃旗息鼓”等。汉语中的相关成语大多和历史故事有关。

2、来自着名文学作品中的成语。英语中的成语大量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汉语中的成语多来源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传世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等。

3、来源于宗教中的成语。英语中的这类成语主要来自《圣经》,如the forbidden fruit, Judas’s kiss;汉语中的相关成语主要来自佛教,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等。

通过对成语来源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体相同,英汉成语在来源的几个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每个来源的具体表现上则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来源分析方面,英汉成语表现为数量上的必然差别,这也是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所引起的。其次,不同的对成语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二)结构和表现形式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遗传下来的一种语言形式,结构都相对稳定,一般是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示的是独特的意义,用简单通俗的话表示深刻的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具体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从成语的外部特征来看,汉语中的成语多数是由四个字组成的,其中96%是四个字的,但是也有三字和四字以上的成语。而英语中的成语则没有固定的字数限制,结构相对灵活。

(三)成语中体现了不同的民族色彩和文化、思维方式等

汉语的四字格成语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对对称之美的追求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不仅是指汉语成语的字数和结构,还指成语的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且中国人喜欢偶数,四字格的语言形式体现了汉民族“以偶为佳”的心理,以及汉语和汉文化庄重典雅的特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正统思想,使得由《论语》中演化而来的成语非常之多,这些成语体现了中国重视儒家思想的特质。当然,根据上面提到的成语来源,还有一定数量的成语体现了中国的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而在英国,航海业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很多成语是与航海业相关的,体现了当时丰富的航海文化;英国是西方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故英语成语中有不少是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另外,还有一些反应古时候中西方不同政治体制的成语。英国历史上教皇和国王互相统治国家,彼此之间的权利争斗几乎没有停止过,所以反应这种斗争的成语比比皆是,例如“the king and pope”“kings have long hands”等,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相关成语有“为富不仁”“官官相卫”等。

二、原因探究

英汉成语在各方面表现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究原因:

(一)从成语的源头可以一窥其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两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不同的人民对世界认识的不同,从而使得成语的来源大不相同。其次,也是成语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基督教对英语成语的影响,佛教、道教及儒家文化对汉语成语的影响导致了英汉成语的另一个显着差异。再次,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促使不同成语的产生。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对成语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思维方式的不同。汉民族整体思维方式在汉语中的体现是大量的对偶、对照、排比和反复等。这在成语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汉语成语四字为主,字数和结构对称对偶,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

(三)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英语是形合为主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为主的语言。而语言中形合和意合差异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导致的。

三、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一般来说,开始较多接触汉语成语的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因此可以通过对比教学的方法,对他们介绍相关的文化差异,让学生了解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甚至一些着名的文学作品。这也是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在专业汉语技能课堂教学中,如果出现成语, 教师需要灵活掌握时间分配和课堂节奏,因为一般来说,要把一个成语完全讲透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时候可以简单介绍与此相关的汉语文化知识,并提出相应的英语成语,不仅把语言和文化教学进行了简单的结合,还可以调节课堂气氛。另外,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专门的成语教学课程,以对成语教学进行更透彻深刻的讲解。通过对比分析,学生掌握到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正是对外汉语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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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法公.汉语成语中数目词的汉英翻译对比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2期.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中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13-04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舶来品，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部分，专门讨论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8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在季羡林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研究“丝绸之路”，陈炎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先后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1989年）、《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1996年）两部专著，“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在中国学者中使用。我国老一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如冯承钧、岑仲勉、向达、张星烺、方毫、韩振华、朱杰勤等人，采用的是“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称呼。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海上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也是大宗贸易商品，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有些学者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称呼中脱颖而出，越来越普遍，为众人所皆知，笔者认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旨在推动东西方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其命名当时曾引起过讨论和争论，有些国家的学者提出，丝绸之路贸易不仅有丝绸，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所以应该称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古代东西方国家经此路往来的不仅有商品贸易，还有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假若将十年规划定名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则限制了项目自身的含义。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一致认为，“丝绸之路”是以中国的丝绸贸易为开始的，影响颇大，而且能够涵盖东西方国家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所以最后采用了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名称（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项目下，曾组织了丝绸之路沙漠路考察（1990年）、海上丝绸之路考察（1990年）、草原丝绸之路考察（1991年）。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组成了考察队，乘坐由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于1990年10月23日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经过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穿越了欧、亚、非三大洲。第二阶段：1990年11月25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出发，经过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三国。第三阶段：1990年12月24日从印度马德拉斯东行，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第四阶段：1991年1月23日从泰国曼谷出发，驶往中国广州和泉州、韩国釜山、日本博多和大阪。在考察活动中，考察队员曾在沿途的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瓷器和货币，也召开过十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察队在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停留三天，与广东学者在东方宾馆举行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后来出版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和《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考察队经过泉州时，于1991年2月17～20日在华侨大学召开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考察队里的各国专家、学者，会议组织者还直接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学者，共有2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与会，提交了50篇论文。论文收集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1991年）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续集（199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1991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写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我国沿海的一些城市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1991年福建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这些行为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港口史、海洋史与区域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结合，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呈现全方位的发展势头。

2000年以后，一些港口城市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先是单独申报，后来联合申报，截止目前，北海、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扬州、宁波、蓬莱八个城市决定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联手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下文以各个城市为中心，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和文章作一简单梳理。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大港。早在秦代，广州就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外来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唐代，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商云集，贾耽（730～805）描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述了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到达波斯湾的航线、航程。南宋时期，广州虽然被泉州超过，但仍是中国重要的港口。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官方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其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无城市可媲美。

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广州，还涉及到徐闻、合浦、北海等地。

200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湛江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学者们认为徐闻、合浦、北海、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有各自重要的地位，如此众多的港口深刻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文化大国。此次研讨会提交的一些论文从宗教、民俗、语言及建筑艺术方面探讨了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会后正式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论文集（2002年）。

2002年1月，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沙面举行，会议就广州、徐闻谁是始发港，海上丝路如何断代，广州如何打响海上丝路品牌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研讨会上还公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十三行资料以及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粤海关的历史档案。

2006年6月，广州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意在挖掘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国际名片，以期提升广州的国际知名度。此次研讨会与瑞典哥德堡号再生船访问广州有关。瑞典哥德堡号大商船原是一艘建造于1738年的木质远洋大帆船，它在1745年9月12日抵达家乡海港时触礁沉没，当时它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哥德堡号再生船将沿着哥德堡号大商船的航行足迹，重访广州。

泉州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代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反映了当时泉州有众多的外国商人、使者。在宋元时期，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赞誉过泉州。明洪武七年（1374）九月，罢泉州市舶司，标志着泉州失去了世界大港的地位。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导致了泉州港的衰落。此外，泉州的海外移民众多，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泉州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台湾关系十分密切，是许多台胞的祖籍地。

1994年2月，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三周年，泉州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协调员迪安亲自与会，有来自17个国家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涉及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的发展、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在伊斯兰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等，1997年，正式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论文集，收录了会议大部分文章。

1997年12月，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十年活动圆满结束，泉州举办了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泉州第三次主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合作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移民、宗教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展开，部分论文收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中国与东南亚》论文集。

2002年9月，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就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港口建设、航海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发言，会后部分论文编辑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此次会议前就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1》，《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1》从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文章中精选了51篇汇辑而成。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又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3》，此书专门探讨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贡献、郑和的、郑和下西洋与宗教传播的关系等。

2002年10月，泉州举办了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互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术讨论会，许多学者从中外文化互动的角度，对泉州的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民间信仰进行了梳理，认为泉州在中外文化互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说明了古代泉州是一个对外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收集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其他相关学术论文。

2008年11月，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海峡文化研究会、泉州市政府举办的海上交通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从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的考释，到穆斯林的海洋贸易与中国古代的航海文化；从宋代广州港的伊斯兰文化地理，到中国东南西北伊斯兰文化比较研究。文章内容多样，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海上交通与伊斯兰文化进行了诠释。

宁波地处浙东平原东海之滨，早在7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已活跃在海上，创造了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句章（宁波）是著名的军港，唐代明州（宁波）是中国与日本交往的港口之一，日本遣唐使曾从这里登陆。北宋时，广州、杭州、明州（宁波）设有市舶司，是官方指定的对外开放的港口。元代庆元（宁波）也是我国“三司”之一。明代嘉靖以前，宁波是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口岸。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宁波的对外贸易衰落了。

2001年8月，宁波召开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从宁波港的历史，宁波与日本、高丽的关系，宁波与中国其他港口的比较方面做了探讨。

2005年12月，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召开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日本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宁波港口贸易、多元文化、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大会通过了《宁波倡议》，为相关港口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学术声援。会后出版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2006年）。

2011年12月，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在宁波市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近40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对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理论问题，进入21世纪，海洋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此外，在此次会议上，北海、广州、泉州、漳州、宁波、扬州、蓬莱七城市政府领导作了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申遗与城市科学发展》的演讲，签署了《新机遇、新挑战、新跨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七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动纲领》。

蓬莱是古登州所在地，它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濒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隋唐时期，登州是中国与朝鲜、日本友好往来的主要港口，11批次的遣隋使、遣唐使曾从这里登陆；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经过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有79批。宋代，登州逐渐成为海防要地，刀鱼水寨的修建就是证明。明代为了防倭寇，在登州修建了蓬莱水城。宋、元、明、清四朝，登州一直是高丽、朝鲜使节出入中国的口岸。

2008年11月，蓬莱召开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就登州（蓬莱）与海上丝绸之路、山东半岛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登州在中韩、中日漫长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展开了讨论，会后出版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里收录的论文反映了登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以及登州在中韩、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这填补和加强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与薄弱环节。

此外，中国其他地方召开的学术会议也涉及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例如，2001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了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海南海口市召开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除了学术会议及会议论文集，一些学者主编、出版的书籍有不少也涉及到海上丝绸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86～2009年有18本，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朱江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庄为玑等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夏应元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东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陈瑞德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编写：《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建国编写：《海上丝绸之路：东洋篇》，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苏冰编写：《海上丝绸之路：西洋篇》，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杜经国、吴奎信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黄鹤、秦柯编：《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徐肖南等编译：《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陈达生、曲鸿亮、王连茂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3——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刘凤鸣著：《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顾涧清等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戴之昂著：《海上丝绸之路历险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吴伟峰、谢日万、范国君主编：《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上述各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会议和书籍，充分显示了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移民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古国，如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印度连接起来，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相影响、传播，给许多国家、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开放交往之路，是经济发展之路。在清朝闭关自守的政策下，中国逐渐失去了制海权，进而失去了独立，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今天，海洋权益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1994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的海洋争端日益升级，为此，加强中国领海权的研究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而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有关联的。

回顾这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共识：

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借用已被普遍认同的，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的名义作为研究题目，它涉及人类通过海洋进行的种种活动，包括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移民等方面，其领域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在经营海上交通和东西方贸易上都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围绕它产生的贸易曾经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互通有无，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相互间频繁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ω”形滨海文明带|三里河人|徐福东渡|密州板桥镇|帆船之都

作为举办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的青岛市，其建 制历史虽然只有百余年，但是这片一万余平方公里的 海陆古域，却有着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厚积 淀。在以往“打造”“帆船之都”过程中，对有深厚积 淀的青岛海洋文明历史鲜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缺憾。在后奥运时代，对悠久的青岛海洋文明史进行 一些渐次深入的探讨研究，以增强“帆船之都”的历 史文化底蕴，应是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 研究课题。为此，本文就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的几个 问题，即“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大汶口文化晚期闯 荡外海的三里河人、徐福东渡琅琊启航说和北宋密州 板桥镇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一些初步探讨，借以抛砖引 玉.

一、“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 在青岛市10654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内，具有海 洋文明特色的是沿黄海岸线形成的青岛滨海地带.

它的东北端始于即墨金口丁字湾的莲阴河口，西南端 止于胶南海青的白马河与吉利河口，全长730余公里.

半封闭型天然海湾胶州湾，则位于青岛滨海地带的中部。若从空中鸟瞰以胶州湾为中心向东北和西南两 端延伸的青岛滨海地带，恰似一个大写的希腊字母 “ω”。几十年来关于青岛地区相关考古成果证明，在 这条宽约20公里，长约730余公里的“ω”形青岛滨 海地带上，孕育出了有6000多年历史的青岛海洋文 明。为此，本文将这条长约730余公里宽约20公里 的“ω”形滨海地带称之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

从迄今已有的考古成果来看，自北辛文化晚期至 大汶口文化时期，基本上属于“ω”形青岛滨海文明 带的雏形期；自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则 属于“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形成期.

1、“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雏形期 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东北部，属于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已经发 现了10余处，主要有北阡遗址、南阡遗址、东演堤遗 址、河东遗址、南坦遗址、孙家周疃遗址、丁戈庄遗址 等，其中即墨北阡遗址和南阡遗址可作为其代表；在 “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中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 址已经发现了近10处，其中胶州三里河遗址、即墨贾戈庄遗址可作为其代表；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 的西南部，迄今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得较少，可以胶 南肖家庄遗址为其代表.

从近年来即墨北阡遗址的初步考古成果来看，青 岛海洋文明历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六七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晚期。2007年春对即墨 北阡遗址的考古发掘，把青岛海洋文明源头往前推到 了距今6300年以前。2008年初，《中国文物报》发表 了一篇即墨北阡遗址阶段性考古成果的署名文章.

[1] 从该文中可知，在2007年春季为期两个多月的即 墨北阡遗址考古发掘中，共发现房址20多座，墓葬51 座，出土了几十万件各种海生贝壳标本以及大量的石 器、陶器（陶片）、骨器、蚌器等。从地层堆积情况看， 北阡遗址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大汶 口文化时期以及自西周到春秋这一时期，个别遗存年 代可早到北辛文化晚期阶段。北阡遗址中的20多座 房址和51座墓葬，皆发现于距今约6300年—5500年 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地层中.

2009年3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又对即墨北阡 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掘，发现了 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早期滨海地带特色的房屋遗址.

出土了许多3000年前的碳化小麦以及包括青铜鱼钩 在内的部分青铜器物和陶器残片等。[2] 南阡遗址位于即墨金口南阡村西，距离北阡遗址 较近。南阡遗址“南依朱岐山，北依卧牛山，东面濒临 黄海”，“因地面上牡蛎壳很多，远远望去，牡蛎壳被太 阳照射得白花花一片，所以当地群众又称这里是‘鲜 子埠’”，南阡遗址土层中有许多海生贝壳，遗址中出 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杵、石凿、陶纺轮和磨光 的扁平石铲等；出土的陶器有红陶鼎、盆、?等。“根 据从这里出土遗物的器形、制法（大部为手制）、花纹、 陶色等特征考察，这处遗址应属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 文化类型，距今约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3]（p2-3）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山东工作队为主发掘的胶州三里河遗址，其上层属 于龙山文化时期，下层则属于大汶口文化后期。考古 工作者在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的鱼 骨、贝壳以及鱼鳞堆积，出土了很多陶器、石器、蚌器、 骨器以及少量的玉器等，还发现了多处房址、窖穴、储 藏粟类粮食的库房、猪圈以及数十座墓葬。随葬物中 有鱼骨、长条形蚌器、獐牙等，“用鱼作为随葬品的墓 葬有m105……等十一座，……这些鱼骨经鉴定有鳓 鱼、黑鲷、梭鱼和蓝点马鲛，……有的墓有意识地在 人骨架周围放置疣荔枝螺，是当时出现的又一种葬 俗。”[4]（p35）用猪下颌骨随葬的墓有十八座，其中随葬猪下颌骨数量最多的m302中有37块。墓葬中的猪 下颌骨是财富的象征，“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居民饲养 的家猪，就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并做为私有财产的象 征而随葬。”[4]（p155）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中的大 量鱼骨、贝壳、鱼鳞堆积以及随葬的猪下颌骨等，反映 了距今5000年前后青岛早期海洋文明的鲜明特征.778论文在线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里河遗址就在胶州湾畔 的南河故道北岸，这说明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已是很 好的渔港了。”[3]（p10） 位于胶州湾东北岸的即墨贾戈庄遗址上，曾经有 大量的牡蛎壳堆积。此遗址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考 古发掘，但是从遗址土层中所发现的石磨盘、陶鼎足 和灰黑陶片等判定，属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 文化遗址.

新发现的胶南肖家庄遗址，位于“ω”形青岛 滨海文明带西南部的胶南市珠海镇，离海岸数公里.

2008年冬，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发 掘，认定这是一处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 化古村落遗址。肖家庄遗址面积约四五万平方米，分 布着房址、窖穴、窑址、灰坑、水井、墓地等，富有早期 滨海地带海洋文明的特色。据记者报道“：在现场指 导挖掘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方辉教 授说‘：最近胶南的遗址挖掘比较频繁，证明胶南在大 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村落遍布，非常 繁荣了’”“；‘中美联合考古队经过两年的考察，发现 在胶南有龙山文化遗址20多处，这证明胶南在龙山 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繁华，可能是一个龙山文化次中 心。’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加里研究员说。”[5] 从以上考古成果看，在距今大约六千多年以前至 五千年前后的2000多年间，在“ω”形青岛滨海地带 上，从东北部的即墨北阡遗址、南阡遗址中经胶州湾 北岸的即墨贾戈庄遗址和胶州三里河遗址，再到西南 部的胶南肖家庄遗址，已先后出现了青岛海洋文明的 雏形。故而暂将这期间划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 的雏形期.

2、“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形成期 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ω” 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已经呈现出较繁荣之景象。除了 前面已经列举的部分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外，属于这一 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即墨石源遗址、台子遗址、胶 州三里河遗址、罗家村遗址、四亩地遗址、大

庄遗址、 赵家庄遗址、城阳城子遗址、西宅子头遗址、冷家沙沟 遗址、半千子遗址、院上遗址、李家宅头遗址、赵村遗 址、河东遗址、黄岛台头遗址、南莹遗址、胶南郭家河 岩遗址、祝家庄遗址、西寺遗址、河头遗址、董大庄遗址、石屋子沟遗址、东皂户遗址、甲旺墩遗址等等。这 些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址为主，大部分尚没有正式进行 考古发掘。下面以胶州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的考 古发掘成果为例，结合其他几处遗址的考古成果来考 察“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形成期的基本情况及其主 要特点.

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黑陶器，主 要有陶?、陶?、陶盂、陶鼎、陶?、陶瓮、薄胎高柄杯 等。在所出土的黑陶器中，有一类薄胎黑陶器皿因为 其胎体薄如鸡蛋壳，而被称之为“蛋壳陶”。“薄胎高 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这种陶器 的器壁厚度，多数不到一毫米，确与蛋壳相似，是名副 其实的蛋壳陶。”[4]（p91）“薄胎高柄杯（蛋壳陶杯）31 件。均用细泥黑陶，陶土甚细，……整个器形非常 轻薄，制作精巧细致，造型优雅。”[4]（p110）其中“标本 m206：2……胎厚约0.3毫米……，标本m2116：1…… 高18.1厘米，全器重不及四十克。”[4]（p110-112）出土或 发现薄胎黑陶高柄杯和其他薄胎黑陶器皿的还有城 阳城子遗址、西宅子头遗址、冷家沙沟遗址、黄岛台头 遗址、胶南郭家河岩遗址等众多龙山文化遗址。当时 “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先民们在玉器、石器、陶器、 骨器、蚌器、酿酒和纺织等手工制作方面已经达到相 当高的水平，尤其薄胎黑陶器皿的工艺水平之高，使 今天的制陶高手也自叹不如.

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三里河遗址龙山文 化层中，还发现了两件黄铜钻形器。“两件黄铜钻形 器，均为铸作，……很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 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一般认为 黄铜的出现较青铜为晚。而今发现的黄铜器，将改变 过去的认识。”[4]（p21）这说明距今4000年前龙山文化 时期的青岛先民们已经发明了黄铜冶炼技术。这两 件黄铜钻形器是我国先民最早使用黄铜器的物证.

199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文物精品展 览”上，展出了一件上个世纪80年代在胶南西寺龙山 文化遗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黑陶蚌响器。此文 物呈椭圆状，外形像一个大蚌壳，其腹部一侧有4个 小圆孔，在中空的蚌形黑陶器里，装有3个豆粒状陶 丸。若用手摇动，豆粒形陶丸互相滚动撞击椭圆状 黑陶蚌壳薄壁，便会发出富有节奏感的悦耳响声。[6] （p55-56） 这枚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制乐器，是“ω”形 青岛滨海地带东夷人舞乐文化高度发达的物证.

2005年春季，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组成考古队，对胶州赵家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 掘。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了370粒炭化稻米和稻 田、蓄水坑以及纵横交错的水沟等稻作遗存。“这是中国北方地区首次发现和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系统 确认古代稻田，这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发 现，也为稻作农业北传和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 的研究提供了证据。”[7]由此联系上世纪70年代在 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的大量碳化粟， 在龙山文化层发现的粟粒印痕；[4]（p185）以及2009年 春在即墨金口北阡遗址首次发现的碳化小麦，“山东 大学考古队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第二次对 即墨金口北阡遗址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过两个半 月的发掘，考古人员……还在全国首次发现了西周时 期的小麦。专家研究证实，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国的小 麦是外来物种的说法，在3000多年前，小麦就是我国 的主要作物。”[8]李永先在《莱人培育小麦考》中认为： 关于小麦栽培的起源地问题，国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是 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至波斯湾的托罗斯山拱一带的 新月形山地。中国学术界的部分专家也认可此类观 点，并认为中国的小麦是从西亚传入的。依据史实和 最新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麦类作物是中国西部的 羌人最先发现和培育成功的。羌人东迁后，麦类作物 种植随之到达中原和山东地区，最后由莱人完成了小 麦品种的培育。[9]即墨金口北阡一带属于古莱夷之 地，北阡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小麦可以支持李永先 的“莱人培育小麦”说。综合以上考古成果，起源于 中国南北方的稻、粟和莱人所培育的小麦等主要粮食 作物，在龙山文化时期前后都曾在“ω”形青岛滨海 地带广为种植.

由以上所列举的部分考古成果可知，“ω”形青 岛滨海地带在龙山文化时期，从东北到西南已经遍布 众多聚落中心或者聚落点，而且这些聚落中心或者聚 落点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发达。为此，暂将这一历史 时期划为“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的形成期.

二、大汶口文化晚期闯荡外海的三里河人 考古专家曾经以山东长岛县海底发现的一件绳 纹陶釜为例（这件绳纹陶釜与河姆渡文化陶釜相类 似），提出了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半岛与浙江宁波 沿海一带，可能已经有了海上的来往。[4]（p155）辽宁省 博物馆在一篇考古报告中也指出：在该省长海县广鹿 岛“小珠山中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有大汶口文 化早期的某些器形，如三足觚形器、圆锥足的盆形鼎、 突足?、?、红陶弦纹盂等。小珠山上层文化类型的 遗址中，发现有蛋壳黑陶、扁凿足鼎、环足器、镂孔豆、 弦纹黑陶罐以及四平山、郭家村和老铁山积石墓中出 土的袋足?、带把三足杯等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器 物。这说明旅大地区的原始文化受到山东大汶口文 化和龙山文化的一定影响。”[10]有专家提出“：胶东对辽东的影响较大，即在辽东出现的代表胶东文化特征 的器物，远远多于胶东出现的代表辽东特征的器物。” [11] 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在文化交 流过程中，发达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所发挥 的主导作用.

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胶州三里河遗 址大汶口文化层中，发现随葬海鱼骨中有两种属于外 海游泳迅速的鱼——鳓鱼（白鳞鱼）和和蓝点马鲛（鲅 鱼）的遗骨。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外海鱼类遗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专家在《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鱼骨、鱼鳞鉴定报告》 中说“：从出土鱼类的分布和洄游来看，除了有河口性 和沿岸近海者外，还有外海性的洄游鱼类，在新石器 时代，人们能捕捞各种不同习性和分布的鱼类，尤其 能捕捞外海游泳迅速的鳓鱼和蓝点马鲛，捕捞工具中 一定有先进性者。”[4]（p189）这类先进的捕捞工具，应 该是船体较大的独木舟。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工 作者在荣成龙须岛毛子沟，出土了一具商周前的独木 舟残骸。①该独木舟全长约3.9米，舟体中部宽约0.7 米，独木舟的首尾部宽约0.6米，中空的舱深约0.4 米。这是国内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独木舟。早在龙山 文化时期，山东半岛滨海地带的造船业就很发达了.

例如，“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从结构看榫口 非常整齐，残船桨和近代无多大区别，可见造船业的 先进。……长岛不仅有船尾发现，而且在海底发现了 原始的石锚。”[12] 榫卯结构的海船显然要比独木舟出现得晚。荣 成毛子沟出土的独木舟，并不是最早的独木舟。山东 半岛制作独木舟的年代比它要早得多，应该不会晚于 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

由于在胶州三里河遗址中还没有出土独木舟遗 物，我们可以从荣成毛子沟出土的独木舟残骸上得到 启示：距今5000年前后的三里河人，也有可能是驾驶 着类似的独木舟到外海中捕捞“游泳迅速的鳓鱼和 蓝点马鲛”。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三里河人，应属于早 期闯荡大海的先民之一.

2005年春，为了配合济南—莱芜—青岛高速公 路的建设，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考古 队，对胶州市赵家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 次考古发掘在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了370粒炭化 稻米和稻田、蓄水坑以及纵横交错的水沟等稻作遗 存。出土的碳化稻米颗

粒饱满，纹理清晰，有的稻米上还残存着稻壳。此后，环境考古工作者在对赵家庄 遗址稻作遗存进一步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中国北方 地区首次发现和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系统确认古代 稻田，这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发现，也为 稻作农业北传和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的研究 提供了证据。”[7] 关于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炭化稻米和稻作遗存 的意义，考古专家认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稻田遗 迹的确认和研究，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历史研究中的 重要问题，也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研究中的 关键内容。由于受到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一直没有发现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田遗迹。本 研究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识别了可能是稻田遗迹 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胶州赵家庄遗址稻田遗迹土样 的植硅体，结果证明该遗址保存有4000年前的稻田.

这是我国北方首次采用系统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确认 的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对于东亚地区水稻东传路线 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13]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 稻作农业，应是由山东半岛传入的。汪向荣认为“：水 稻并不是日本列岛所固有的，也不是由野生植物进化 而成，而是从中国大陆传去的。”“（日本）考古学者和 部分农业学者以出土的遗址作根据，主张这些传到日 本列岛的稻种，是由中国长江的下游地区传到山东半 岛，然后再由山东半岛传到日本中部地区的。”[14]（p20-21） 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的稻田遗 存，为研究稻作农业从中国的南方传到山东半岛，然 后再由山东半岛经过海路向东传到朝鲜半岛以及日 本列岛这一传播路线，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证.

关于朝鲜半岛发现水稻遗存的情况，靳桂云认为 “朝鲜半岛中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水稻遗存，年代最 早的可能到公元前2500年，韩国或许在这个时候已 经有水稻的种植了，只是考古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水 田或者干脆就是旱田种植，而这个年代完全与赵家庄 稻田的年代重合。”[13] 关于稻作农业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路线， 很可能由胶州湾沿海岸线北上传播，后经过辽东半 岛、朝鲜半岛再间接传到日本列岛的。从三里河遗址 中发现的外海鱼类遗骨可证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 三里河人就可能驾驶着独木舟在外海闯荡了。参照 公元前2500年的韩国或许“已经有水稻的种植了” 的说法，本文认为三里河人东传稻作农业的可能性很 大。三、徐福东渡琅琊启航说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之争， 主要有苏北赣榆说、胶南琅琊说、黄岛徐山说、烟台龙 口说、河北盐山说等。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只要认 真研读对比《史记》和其他古文献，再结合实地考察， 可以确定徐福东渡启航地应是胶南琅琊.

徐福船队在琅琊港启航东渡，至少具备了以下有 利条件： 第一，自春秋战国以来琅琊一直是海上重镇，秦 代则是琅琊郡的驻地，相比较其他几处“启航地”应 该数这里最繁盛。琅琊港湾海面开阔，是条件极好的 天然良港，适宜大型船队扬帆出海.

第二，《史记》记载，徐福两次东渡都带了数千童 男童女。如第一次，“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 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第二次《，史记?淮 南衡山列传》载“：始皇帝大说（悦），遣振男女三千人， 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 来”。“振”为“振子，童男女。”[15]（p3087）在人口较少的 秦代，要在东渡前很短时间内，挑选数千童男童女绝 非易事。但是若在迁徙来琅琊的3万户“黔首”中挑选， 应不是难事.

第三，徐福两次东渡都是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 仙药的。否则，秦始皇不可能全力支持他。对于为自 己出海求仙药的徐福船队，秦始皇应该极为关心，他 应目睹徐福船队出海才会放心。《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徐福船队两次东渡启航时，秦始皇都在琅琊。由 此可见，徐福从琅琊启航应是事实.

第四，琅琊郡是当时繁荣的沿海大郡。徐福东渡 需要的大批船只以及给养，在经济发达的琅琊郡比较 容易解决。而其他“启航地”则基本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

第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东渡船队 出海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一次来到了琅琊。秦始皇 这次来琅琊的目的，大约是估计求仙的徐福应该回来 了，所以他来到了这里。但是，秦始皇既没有见到徐 福，也没听到徐福返回消息。他只好途经上党回到了 京城咸阳.778论文在线

第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琅琊台筑好后，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 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 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马迁写得很 清楚，秦始皇是在琅琊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 海求仙人”的。而徐福不可能舍近求远，跑到苏北赣 榆、黄岛徐山、烟台龙口或更远的河北盐山等地启航 东渡。为了进一步证明徐福东渡启航地为琅琊，再引其 他启航地与之对比： 黄岛徐山说主要依据是北宋《太平寰宇记》。《太 平寰宇记》引《三齐记》说“：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 求不死药于蓬莱、方丈山，而福将童男女二千人于此 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另在元人于钦的《齐乘》卷 一有记载“：大朱山，胶州西南百二十里，岸海名山 也……旁有小朱山，错水所出。又东徐山，方士徐福 将童男女二千人会此入海，采药不返。”这些文献依 据，一是年代上比《史记》晚，二是在严肃性上难与《史 记》相比。另外，秦代徐山系荒僻之处，周围没有大城 巨邑，徐福等数千人在这里集结，所需的后勤设施以 及东渡所需的大量物资等皆难以提供.

烟台龙口（黄县）说的主要依据，一是秦始皇在 公元前219年东巡的第一站便是黄县。《史记?秦始 皇本纪》“：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穷成山，登之 罘”，由此可见黄县的地位。二是据元人于钦的《齐乘? 古迹》记载：黄县徐乡“盖以徐福求仙为名”。后来在 明清地方志（如《登州府志》、《黄县志》等）中皆引用 于钦此说.

河北盐山说的主要依据是盐山县在秦代有个 “千童城”。此记载见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 和郡县志》卷22记载“：饶安县（元代后并入盐山县）， 本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 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故名。”宋代《太平寰宇 记》也延续了《元和郡县志》之说“：饶安县南九十 里……汉千童县，属渤海郡。隋因之。唐武德六年， 移治故千童城”。“千童城，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 人入海求蓬莱不死药，置此城以居之，汉曾为县。”上 世纪90年代，盐山县加入了徐福东渡启航地之争，举 办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光明日报》还为此发了新闻 报道。[16] 苏北赣榆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提出的。赣榆 在1982年地名普查时发现了一个“徐阜村”[17]，当地 人说该村原名是“徐福村”。查阅《海州志》、《赣榆县 志》等，也有相关记载。两年后有研究者提出了徐福 东渡赣榆说，当地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宣传，掀起了一 波徐福东渡研究热。相对于以上各说，赣榆说虽然宣 传声势大，但从文献依据上来看应该最弱.

除了以上诸说，还有浙江慈溪说、浙江舟山说、崂 山登瀛说、荣成成山说等。因其依据皆不足信，本文 不再一一介绍.

若不涉及其他的因素，单纯从学术角度来探讨这 一问题的话，应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徐福两 次东渡启航地的记载是基本清楚的。尤其关于徐福第二次东渡启航地的记载特别清楚“：三十七年十月 癸丑，始皇出游。……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曰‘：蓬莱药可得，然 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 弩射之。’始皇……乃令入海者?捕巨鱼具，而自以连 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 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史记?秦始皇本纪》） 徐福这次东渡的路线是“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关于 荣成山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释“：即成山也，在莱 州。”①由此可知，徐福船队第二次东渡，是从琅琊港 启航，向北航行经过成山再到之罘。若徐福船队是从 黄县或盐山启航的，岂能倒退着航行经过芝罘和成山 吗？若徐福船队是从赣榆启航的，又何必从琅琊南下 苏北，再从赣榆启航东渡呢？ 徐福率船队从琅琊港启航后，开始了寻访海上 三神山的旅程。相隔9年之后的公元前210年，徐福 又率船第二次东渡，从此一去不返。那么，使秦始皇 深信不疑的海上三神山是什么样子，它到底位于何处 呢？《史记?封禅书》里有这样一则神话传说： 三神山者，其傅（相传）在勃（渤）海中，去人 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 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 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由此可知，传说中的三神山位于黄海与渤海（先 秦时的渤海包括今黄海北部）之间。远远望去，三神 山和黄金银建造的宫阙像在云雾中。若欲靠近它，可 望而不可及的三神山便消失到大海中。其实，这不过 是海市蜃楼奇观和齐方士的丰富想象罢了.

徐福船队在茫茫大海上寻觅三神山，其结果可想 而知。徐福深知，求仙药不得空手返回是无法向秦始 皇交代的，所以在第一次东渡后的9年间，徐福等人 似乎在人间蒸发了.

虽说徐福求仙杳无音信，但一心想得到仙药的秦 始皇却在继续折腾求仙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 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药”。虽花费无数，但是秦 始皇始终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仙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来到琅琊。失踪多 年的徐福前来拜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 福是因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的缘 故，才不得不前来拜见的。徐福拜见秦始皇时，用谎言解释了出海求仙空手 而返的原因。《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是《史记?秦 始皇本纪》“：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 至。”随后又提出“：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二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 徐福……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 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 得观而不得取。’……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 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 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悦），遣振男女 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

综合以上可知，徐福第二次东渡除了三千童男女 外，还有许多五谷种子与种种百工，这显然是一次有 预谋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之举。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徐 福第一次东渡虽然没有寻到三神山，但是却找到了宜 于居住的某平原广泽。后来，徐福为了得到五谷良种 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百工匠人等，甘冒被秦始皇杀头的 风险返回了琅琊。他利用秦始皇想得到长生不死仙 药的致命弱点，再次骗取秦始皇的信任，载上三千童 男女、五谷种子及大批技艺精湛的百工匠人等，东渡 到了大海之东某平原广泽处.

通过以上探讨，本文认为确定徐福东渡启航地为 胶南琅琊港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北宋密州板桥镇的历史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一带藩镇割据，战乱不息.

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之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 逐步得以恢复发展。这一时期，唐代初期设立的密州 板桥镇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超越了登州、莱州等，成为宋代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 口岸.

因北宋与北方辽国对峙，时常兵戎相见，而莱州、 登州两口岸离辽国较近，所以被明令限制通商贸易.

到了庆历朝以后此限制尤其严厉。据《庆历编敕》 载“：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 界。”《熙宁编敕》载“：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 界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商贩者，各徙二年。”《元丰 编敕》载“：诸商贾由海道贩诸番，惟不得至大辽国及 登、莱州。”《元佑编敕》载“：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 往新罗、登、莱州界者，徙二年。”②在此形势下，位于 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板桥镇口岸越来越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

北宋初年，极为重视海外贸易的宋王朝沿袭唐代 的做法，在长江以南的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等地先 后设立了类似今天海关的“市舶司”，负责对本国海商 发放到海外诸蕃国贸易的“公凭”，对进入各口岸的本 国和各蕃国的商船予以检查并且征收关税（抽解），收 购官府的专卖品（博卖），同时还负责各蕃国海商的接 待、保护和招引等。当时的密州板桥镇已经成为长江 以北的主要口岸，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诸国的互市 贸易极为活跃。尤其到了北宋中期以后，板桥镇的进 出口贸易已经超越了长江以南大通商口岸明州（今宁 波）和杭州，“元丰五年，知密州范?言：板桥濒海，东 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 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广南、福建、淮 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 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 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 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 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① 早在北宋元丰年间之前，属于京东东路的密州板 桥镇就已经成为中外海商聚集之地。除了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的商船外，还有从大食国、印度洋沿海诸国 以及南亚的海船蕃舶辗转来到板桥镇；另外长江以南 许多海商也多来板桥镇贸易。因当时的密州板桥镇 尚没有负责“抽解”和“博卖”②的市舶司，所以来密 州板桥镇贸易成本较低，获利颇丰。为此，密州的商 人、富户以及相关阶层之人，纷纷参入到与高丽、日本 及其他海外诸国的贸易之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 载“：元丰七年冬十月癸未，密州商人平简为三班差 使，以三往高丽通国信也。”③这位密州商人曾多次往 来于密州板桥镇与高丽间的直航海路（密州高丽道）， 以赚取丰厚利润。这位密州海商在与高丽通商的同 时，还为北宋与高丽两国间传递信息，联络沟通感情， 故而破格被授予“三班差使”头衔。另一例子是违禁 与辽国贸易的海商王应升“：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 二十人及船中行货。”④海商王应升为了获取高额利 润，冒领了与高丽贸易公凭后，并没有沿着密州高丽 道航行，而是掉转船头北上辽国，结果被北宋水师拿 获.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密州板桥镇出口的货物 主要有：杂色帛、丝织品、瓷器、药材、书籍、金、银、缗 钱、铜、铁、铅、锡、纸张等；进口的货物主要有：香药、 犀角、象牙、珊瑚、琥珀、乳香、镔铁、玳瑁、玛瑙、车渠、 水精、蕃布、乌?选⑺漳镜取R陨辖?隹诨跷镏校?惺?nbsp;于限制或者禁止出口者，如金、银、缗钱、铁等。⑤由于 山东半岛自古产黄金，黄金走私屡禁不止。另外，有 些进口珍奇物品是明文禁止私下买卖的，但是往往有 令难行，有禁难止。正如范?所说“：而象、犀、乳香、 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 为了规范管理板桥镇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知 密州范?多次上奏朝廷，积极争取在板桥镇设立市舶 司。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朝廷终于批复了范? 的奏章，在密州板桥镇设立了北方唯一的市舶司。由 于板桥镇离京城汴梁较近，交通条件便利，再加上胶 州湾海域利于来往船舶进出与停泊，所以来往于朝鲜 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地的商船，多选择 在密州板桥镇通关。甚至大食国的远洋商船也辗转 北上来这里做生意。《宋史?食货志下》记载“：广南 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此。而大 食诸国亦通入他州及京东贸易。”京东即北宋至道年 间所设十五路之一的京东路。北宋熙宁七年又把京 东路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⑥登州、莱州和密州 板桥镇皆属于京东路或京

东东路。因北宋与辽国对 峙而罢登州、莱州两口岸，所以到“京东贸易”实际就 是到密州板桥镇贸易。密州板桥镇自设市舶司以后， 其口岸贸易更加繁荣，进出胶州湾的中外商船络绎不 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密州板桥镇“自来广 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 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① 北宋密州板桥镇占地面积比今天胶州市区的面 积大。宽阔的云溪河直通碧波浩淼的胶州湾，艘艘挂 满帆的中外海船由胶州湾驶入云溪河口，接受市舶 司官员检查办理抽解和博卖相关手续。云溪河里大 大小小船舶驶来驶往；云溪河两岸杨柳依依，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密州板桥镇一带曾相继建起多处豪华 的高丽亭馆。高丽亭馆是由北宋朝廷出资修建的政 府招待所，供高丽国使者、客商、僧侣、留学生等下榻.

云溪河畔的高丽亭馆，富丽堂皇，笙歌不绝于耳。北 宋元丰年间，曾任知密州的苏轼赴登州路过密州板桥 镇时，得知朝廷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修建高丽馆之 事，感慨万千，写下了“：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 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②据 朝鲜《丽宋贸易小考》统计，北宋时期，高丽国共派遣 宋使团57次，其中多次是从密州板桥镇登陆的。当 年密州板桥镇酒肆客店星罗棋布，红男绿女们摩肩接 踵，说着北方话、吴侬软语和高丽话、日本语以及其他 海外诸蕃国语言的人们，进出酒肆、勾栏、店肆、街巷 之间，给胶州湾北岸的这座宋代北方口岸重镇涂上了 浓浓的国际化色彩.

以上是对青岛海洋文明历史中几个问题所进行 的初步探讨，今后将会随着新的考古成果和相关史料 的发现而不断予以充实与订正。单就以上的初步探 讨来看，便可略知青岛海洋文明历史的悠久与辉煌； 青岛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它在中国 海洋文明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本文认为，在后奥运时 代“打造”“帆船之都”，除了发挥奥帆中心的帆船竞 赛功能，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帆船赛事和大力推动青岛 市帆船运动的普及与发展等等之外，还需要扎扎实实 地做一些增强“帆船之都”文化底蕴的研究工作。我 们知道，“都”字的本义是建有宗庙的城邑。③另外， “都”字还有“聚集”之意。④“帆船之都”的“都”，主 要应是取众多帆船“聚集”之意，但同时也含有厚重 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要素。在有着6000多年海洋文 明历史积淀的“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上，还有许多 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与研究。而这些相关的探讨与研究，同样应当是后奥运时代“打造”“帆船之都”时 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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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福建；回族；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2-0088-09

一、福建回族渊源

福建偏处东海之滨，有24个县(市)面临东海和南海，海岸线曲折长达3324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我国发展海上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早在中古时期这里的海外交通就相当发达，对外贸易也非常繁盛。

福建是我国回回民族形成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就有大食、波斯等国的商贾由海上乘商舶来泉州进行通商贸易。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当时正在发展的新兴伊斯兰教，也从海上东来我国沿海城市传播。据明代历史学家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记载：“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自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泉州建治后，出现了“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盛景象，成为唐代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当时即有众多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贾、传教者活跃在泉州，并有部分定居下来，故在史书中有“住唐”的记载。

宋元时代，泉州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欧、亚、非洲，尤其是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手工业者、旅行家以及宗教职业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接踵而至，故而泉州刺桐港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驰名海内外。泉州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居多，其中有不少人在泉州购置产业，长期寓居泉州经商、传教。众多的穆斯林为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涂门街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阿拉伯式伊斯兰教清净寺，之后又请建“蕃学”，营建丛冢(穆斯林公墓区)。当时在泉州不仅有“蕃汉杂居”，而且设有专供海外侨民聚居的“蕃坊”。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大多数未携带眷属，由于长期定居。与当地人民相互通婚，主要是娶汉族妇女为妻，成家立业，繁衍生息。当时外来的侨民特称为“蕃客”“南蕃回回”。其所生传的后代，则被称为“土生蕃客”“半南蕃”，世世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又被称为“五世蕃客”。经过长期融合，元代后期便发展成为福建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福建回族的另一来源，是西域穆斯林金吉在元文帝至顺三年(1332年)因讨平王禅拜官武略将军，奉敕率领扬州的“合必军”(大多是波斯穆斯林)3000名，来福建镇守泉州路。今泉州西隅大寺后金姓回民，乃金吉将军的后裔。其留居泉州的部署和屯戍邵武的军士，在当地安家落户，与汉族女子结婚，繁衍后代。

此外，还有一些历代从全国各地来闽经商的穆斯林，如明清两代移居厦门经商的回民，尤以安徽、河南、广西居多。另外，历朝由外省来福建担任地方文官武将的回回及其家眷、随从在闽落户。例如明洪武二年(1369年)，山西大同杨赉兴授任邵武府兵马指挥使时，随军者约3000余人，定居邵武。此后又有居官、从商，或受聘入闽为阿洪而移居福州、厦门、泉州、邵武的原居甘肃、宁夏、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的回民。福建回族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穆斯林同当地汉族通婚繁衍而发展形成的。

福建省回族主要分布在泉州、晋江、福州、惠安、邵武、厦门、南安、永春、平潭、同安、莆田等县市。其中大部分居住在沿海农村乡镇，部分散居在城市，少数居住于偏僻山区。学术界对福建回族的研究，主要是对泉州、晋江陈埭、惠安百琦回族的研究。

二、福建回族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对福建回族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研究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对福建泉州回族、晋江陈埭回族、惠安百崎回族地区；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回族的源流历史、经济文化、宗教习俗、海外华侨、历史人物、祠堂建筑、家族制度、家谱文化、文化变迁、文物遗迹等方面。

(一)陈埭回族研究

福建晋江市陈埭镇位于泉州湾南部的晋东平原，是福建回族最大的聚居区之一。在陈埭镇的26个行政村中，回族聚居于江头、溪边、西坂、岸兜、鹏头、四境、花厅口等7个行政村，以及双沟的泽沟村，人口约2万多人。由于当地回族都姓丁，所以又有“陈埭万人丁”的称呼。

1　陈埭回族的历史研究

为推动陈埭回族史的研究，福建省历史学会和晋江县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于1989年12月在陈埭镇联合召开“陈埭回族历史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共提交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陈埭回族的源流历史、社会组织、亲属婚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海外华侨、历史人物、文化变迁、宗祠建筑等方面，这些关于陈埭回族的学术论文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会后，陈埭镇回族事务委员会将会议论文选编为《陈埭回族史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正式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掀起了陈埭回族研究的热潮。此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陈国强在《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发表了《福建陈埭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阐述了陈埭回族的分布，陈埭回族的形成以及发展的历史过程。

2　陈埭回族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这部分主要探讨陈埭丁氏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适应汉族社会而发生的文化变迁。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先后发表了《陈埭丁氏回族扳丁度为祖的由来及其影响》①《陈埭丁氏回族婚姻形态的历史考察》《时代回应与对策：陈埭丁氏回族汉化过程之考察》《陈埭丁氏回族汉化原因的探讨》以及《陈埭丁氏民族和睦共同发展的一个实证》；郑振满教授发表了《明代陈江丁氏回族的宗族组织与汉化过程》；萧春雷发表了《陈埭丁氏宗祠杂记——一个穆斯林家族的汉化史》；丁玲玲发表了《从祭祖活动看泉州陈埭回族的汉化》，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陈埭丁氏回族的汉化过程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3　陈埭丁氏回族家族宗祠族谱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教授对陈埭丁氏回族宗祠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庄景辉教授对陈埭丁氏回族的谱牒资料进行了整理与编校，1996年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其编校的《陈埭丁氏回族宗谱》。该宗谱以分卷辑录的形式，根据经眼的全部谱牒资料的内容，将其整理为12大门类，即分为序、跋、谱例；纪、说、表；传记、行状；像赞、图赞、寿序；墓纪、圹志；祭祀规约；契约文书；讼稿、批语；碑铭牌匾、楹联诗文；绘图、画像；世系、谱图；拾遗等12卷，把散见在各谱中的资料归纳于上述一定内容范围的分卷之中。此外，还收录了谱牒以外的诸如出土的墓志铭、民间契据、现存的碑匾和宗祠的柱聊等，兼收了府县志或鲜见族人著作中的有关篇章和一些相关的官方文件。同时还撰写《陈埭丁氏回族概况》一文，又将族内的重要文物史迹、族人的重大活动事件拍成照片，置于卷末作为附录。《陈埭丁氏回族宗谱》为更进一步研究陈埭丁氏回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庄教授还发表了《陈埭丁氏宗祠的建立及其祖先崇拜》《陈埭丁氏回族在台湾》等学术论文，对陈埭回族宗族社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福建族谱》和马建钊在《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中对陈埭丁氏回族族谱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4　当代陈埭回族社会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对当今陈埭回族的民族复兴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分析。耿喜波在泉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题为《心灵的守护——解读当代福建陈埭回族的民族的复兴》一文，分析近年来陈埭回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其回族文化因素也在逐渐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所实行的宽松的民族政策和自由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陈埭回族内心对其文化特质的守护。郭志超教授在《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晋江陈埭回族经济崛起的文化传统因素》的文章，对陈埭回族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传统因素进行了分析。蓝炯熹在《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发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建回族社区——以晋江市陈埭镇回族七村为例》，文章以晋江市陈埭镇7个回族村为例，探讨福建回族社区城市化之路，主要从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元素，即人口、土地、市场、企业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中，研究陈埭镇回族七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存在问题。另外丁显操在《中国民族》2001年第3期发表了《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记今日福建丁氏回族》，就改革开放后陈埭回族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分析。

(二)惠安百崎回族研究

百崎回族乡位于惠安县南端、泉州湾北岸，是福建省唯一的回族乡和泉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下辖白奇、里春、莲埭、下埭、后海5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其中郭氏回族人口占81％。1990年8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独立建制百崎回族乡，是福建省18个少数民族乡中唯一的回族乡。根据史书记载，郭氏祖先之一为阿拉伯穆斯林，元代定居于泉州，明初迁移至百崎，遂于此繁衍生息。历代不断有郭氏族人外徙，至今在浙江及福建省的石狮市、漳州市以及惠安县的东园、张坂、黄塘等乡镇，皆有散居的郭氏族人。郭氏后裔移居东南亚和台、港、澳的有2万余人，移居浙江的有1万余人。

为促进百崎回族的研究，1983年厦门大学组织民族调查组到当时的东园公社白奇大队进行调查。撰写了《白奇回族调查报告》，刊登于《惠安方志通讯》第二、三期(1985年12月)。1991年3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又与惠安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对百崎回族乡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有7万多字的《百崎回族乡调查》，刊登于《惠安方志通讯》第六、七期(1991年6月)。为了研究百崎回族，福建省历史学会与百崎乡决定于当年下半年联合召开“百崎回族历史学术讨论会”，后将论文编辑成书交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百崎回族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对百崎回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从各方面反映了百崎回族的历史和现状。

此外，一些学者对百崎回族的社会习俗及文化进行研究，其中陈元煦发表了《浅谈惠安百崎回族的来源及社会习俗》一文，文章以泉州市郊发现的元代墓碑镌刻的中阿文字对照和百崎回民体质所得出的具有中东血统的结论，并结合作者在百崎社区的田野调查，认为百崎郭姓系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是回族，非唐代郭子仪的后裔。同时，介绍了百崎社区回族的婚姻、饮食、宗教和丧葬等习俗，以及反映在这几方面习俗所保留的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由于回、汉长期杂居在同一社区，回族受到汉族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影响，使回、汉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少，共同性不断增多，愈益走向融合。范可的论文《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今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借用英国人类学者托马斯有关“再地方化”的概念，解读百崎回族乡近年来所出现的若干据称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建筑。

(三)泉州回族的历史及文化特点与变迁研究

泉州回族是指分布在泉州地区——鲤城区、惠安县、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县、永春县、德化县的回族。主要渊源于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贸易的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异域商人，经过与以汉族为主的当地人的世代通婚在明代形成的一个地方性回族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泉州回族的研究主要包括泉州回族来源形成、泉州回族文化特征、泉州回族祠堂建筑艺术、回族谱牒资料、回汉文化融合、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回族以及泉州回族经济等方面。

1　泉州回族形成的历史及特点研究

1980年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撰《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1984年日本学者寺田隆信以《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中收录的《陈江丁氏族谱》资料为主要基础，以丁氏为研究中心探讨了丁姓回族的来源、历史和信仰诸多问题，在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4号发表了《明代泉州回族杂考》。后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发表了题为《泉州回族考——读寺田隆信(明代回族杂考)》，认为寺田隆信只根据陈江丁氏牒谱资料为分析依据，论述难免受到限制，作者从泉州回族的分布、泉州回族的来源和形成、泉州回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泉州回族的宗教习俗和变化等方面对泉州回族的形成和历史进行了分析考察。1987年，黄天柱、廖渊泉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福建泉州回族的形成及其特点谈薮》文章，就泉州回族形成的历史和泉州回族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后来，史明发表了《关于福建回族形成时代的讨论》，认为泉州回族的形成在元代。陈国强发表了《泉州回族来源之探索》，认为泉州回族和全国回族一样，是在15世纪初(即明初)形成的，元初还是回族形成的过渡阶段，唐代泉州只有外国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还没有回族。2009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蒲寿庚考》。该书由日本汉学家桑原鴙藏原著，原名《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连载于大正四年至七年(1915-1918)《史学杂志》。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攸的译文，易名《唐宋元时期中西通商史》。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陈裕菁的译文，名为《蒲寿庚考》，译者还为译著增加了一些重要注释。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过这本书。2009年5月再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桑原鴙藏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特别是关于中西通商史、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史和穆斯林在华风俗习惯等，记载尤详。

2　泉州回族文化特征研究

在泉州回族文化特征研究方面，林中燕的论文《泉州回族文化特征探讨》通过对泉州回族的历史源流、伦理道德、宗教与民俗及经济文化等特征的阐述，探讨泉州回族文化影响当地回族人民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的形式和程度，并将其与西部回族文化进行比较，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赵洋的论文《泉州回族祠堂建筑的审美文化分析》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对泉州回族祠堂建筑的典型——丁氏回族祠堂的审美文化进行美学特征探讨，并对其当代意义和保护与开发提出见解。

3　泉州回汉文化融合研究

在泉州回族的文化变迁研究方面，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陈桂炳发表了《渐变以合于礼——明朝中后期泉州回汉文化融合刍议》，以晋江陈埭丁氏和惠安百崎郭氏这两个泉州回族的主要族群为例，探讨了明朝中后期泉州的回汉文化融合问题，指出闽学长期的影响和渗透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泉州回族文化风格的理解。丁玲玲《的多元化与泉州回汉文化融合》一文，根据笔者在泉州陈埭的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从的多元化这一侧面探析泉州回汉民族的文化融合。

4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回族研究

宋元时代，特别是南宋时由于政治中心南移，造船业和航海术的进一步发展，泉州港的海上交通地位日益重要。当时来中国通商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大都集中在广州和泉州两个港口。南宋时泉州港的地位已超过广州而成为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第一大港。元代泉州港的地位更加重要，已成为沟通亚、非国家的东方大港了。这时阿拉伯人纷纷来泉州经商、传教并定居下来，至今仍保留着他们一些遗迹和遗物。这都成为研究泉州港与阿拉伯友好交往的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关泉州港与阿拉伯各国的海上交通和友好往来，中外文献都有详尽的记载。叶文程论文《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就对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进行研究。黄天柱、廖渊泉发表在《东南亚》上的论文《古代泉州阿拉伯穆斯林与泉州港的盛衰》阐述了唐、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和阿拉伯商人骤至泉州港的原因，唐、宋、元三朝实行招徕阿拉伯等国商人的政策，阿拉伯商人与伊斯兰教士对发展泉州海交贸易和经济文化的贡献以及元末“亦思巴奚”兵乱对泉州港城的破坏。2002年9月21日，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地区、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嘉宾聚集一堂，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第一辑)同日首发。该书从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文章中精选了51篇汇辑而成；2003年10月，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著《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005年5月，泉州港务局、泉州港口协会编撰《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对郑和及其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四)泉州回族经济研究

泉州回族经济问题特别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问题，可上溯到泉州宋元时代海外贸易的兴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当代泉州回族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政策、回族民众的文化传统以及开创进取精神密不可分。对于历史上的泉州回族商业活动，丁毓玲《陈埭丁氏回族历史上的商业活动》，就丁氏回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商业活动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林永传《历史上百崎郭姓回族的海上经济活动》和郭金春、苏子明《百崎回族的传统商品经济意识》@分别就百崎回族历史上的商业经营活动和商品经济意识进行了分析。对于改革开放后泉州回族经济的发展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陈国强《百崎回族乡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就百崎回族乡的基本情况、人口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就人口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思考。孙佳法、郭献辉《发挥优势，发展百崎回族经济》就百崎回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90年代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并重点对百崎回族开发性农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海上运输业作了分析。郭文田《拓展百崎经济的前景》一文，就百崎回族乡的经济概况、百崎经济发展趋向、发展百崎乡镇企业应把握的重点进行了分析。

(五)泉州伊斯兰教研究

对于泉州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三十年来福建回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和当地回族研究者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泉州伊斯兰教的历史、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碑铭、历史古迹、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方面。

1　泉州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泉州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活动，一直是中外关系史学界所关心的课题。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合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该书汇集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泉州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文章28篇，反映了近年来泉州伊斯兰史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文章内容涉及“宰桐城”名称、伊斯兰教初传泉州及灵山圣墓年代、清真寺建筑艺术史、穆斯林墓地、阿拉伯文碑铭、穆斯林政治人物、穆斯林后裔迁徙、族谱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例如马坚的《齐暾、橄榄、刺桐与泉州城》(1963年)和努尔的《泉州艾哈玛德墓碑兼“宰桐”名称小考》(1982年)，分别论述了泉州名称及其形成由来，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1928年)和陈达生的《泉州灵山圣墓年代初探》(1982年)，对《闽书》关于伊斯兰教于唐武德(618-626年)中传人泉州的说法提出质疑。此外，还有通过对穆斯林后裔家族实地调查与族谱研究相结合而写成的调查报告。《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反映了国内对泉州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水平和现状，为各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此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关于泉州伊斯兰教历史的一些论文，如陈达生《泉卅l伊斯兰史略》固一文就泉州伊斯兰教自唐传人到宋元时期的发展，15世纪后的逐渐衰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苏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吴幼雄的论文《泉州伊斯兰教历史》对泉州伊斯兰教的历史进行研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郭志超教授《伊斯兰教在百崎回族文化变迁中的地位》一文考察百崎回族文化中伊斯兰教与其他回族文化的关系及其历史运行的明朗轨迹，揭示伊斯兰教在回族文化变迁中的关键地位。福建电视大学何绵山《试论伊斯兰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一文就伊斯兰教传人福建以及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历史进行概述，并对福建伊斯兰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鲜明特色进行了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泉州伊斯兰教研究》一文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泉州的历史，对泉州三贤四贤墓和泉州清净寺这两个伊斯兰教的史迹进行了重点介绍，并对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不断兴盛又直线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2　泉州伊斯兰教遗迹研究

在泉州伊斯兰教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下大量的宗教遗迹，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由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一书。该书是由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学者陈达生主撰，封面由著名阿洪马松亭先生中文题签、阿语专家纳忠教授阿拉伯文题签。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庄为矶教授为该书作了序言。该书16开本，内图64面，照片220幅。该书收录了截至1982年发现的泉州200余方伊斯兰石刻，使用中、阿、英三种文字，该书是我国最完整、精美的地方伊斯兰石刻集，是我国的中外往来关系史、伊斯兰传播史、商港史、海上交通史、回族史等研究的重要史料文献和参考书。海交史家和考古家吴文良先生从1928年开始对泉州古代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石刻的调查与搜集，其遗作《泉州宗教石刻》(1957年)是第一部以泉州古代外来宗教石刻为主，系统研究与证实泉州是我国宋元时代海交巨埠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站的奠基性考古巨著。200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为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16开图版精装本，正文650页，图片975幅。该著把泉州宗教石刻分为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等类，收录许多伊斯兰教石刻。吴文良在《泉州清净寺的建筑年代》中，根据元吴鉴《清净寺碑记》第一个提出“泉州在元代伊斯兰教清真寺就不止一所。”(后来庄为矶、陈达生在《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考证出多座清真寺的方位和创建、毁没年代)书中还刊发大量居住泉州外侨的墓葬石刻，说明当时定居泉州的外国人有阿拉伯、波斯、西亚、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他们集中居住在泉州城南。吴文良据此提出泉州确实存在“蕃坊”，经学术界研究，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泉州宗教石刻》是吴文良、吴幼雄父子搜集整理、研究泉州历史与海外交通史的结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不仅为研究古代泉州与阿拉伯、亚洲、非洲、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的交通史、贸易史、宗教史、文化艺术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为阿拉伯文等的辨识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除以上两本对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展示和研究的专著之外，国内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泉州伊斯兰教历史遗迹的文章，庄为矶、陈达生在《泉州伊斯兰教寺址考》中对于泉州何时有伊斯兰教寺，一共有几个，寺址设在何处等问题提出了考证和研究。邱健在《求知要不远万里，即使远在中国——泉州伊斯兰教遗迹见闻》中对泉州灵山圣墓和清真寺进行介绍。陈达生在《论中国东南沿海古代阿拉伯、波斯文碑铭之研究》中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拉伯、波斯文碑铭的研究概况，东南沿海各地碑刻的比较以及阿拉伯和波斯文碑铭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泉州当地回族学者黄秋润在《泉州伊斯兰教历史遗迹》和《泉州伊斯兰教三贤、四贤墓》中介绍了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及阿拉伯人墓地和古老的伊斯兰教清净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郭志超在《郑和圣墓行香与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中研究了郑和圣墓行香的社会动因、郑和行香对泉州伊斯兰教重兴的推动，作者认为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中，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前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这一举动所传播的国家宗教政策的形象话语，及其所作出的社会示范作用，推动了泉州伊斯兰教的复兴。泉州教育学院蔡玉霖《古代伊斯兰教传人泉州的地理透视》一文通过对泉州伊斯兰教遗迹的解读和分析，探讨了古代伊斯兰教传人泉州的主要表现，伊斯兰教传人泉州的路线及形式，认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建港条件，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发达的交通条件，繁荣的经济和兴盛的贸易以及友好的中阿关系和开放鼓励的政策为伊斯兰教传入泉州创造了有利条件。黄忠杰《泉州艾苏哈卜寺的建筑形式——兼谈古代泉州伊斯兰教寺的建筑风格与技巧》一文对泉州清净寺的建筑艺术风格进行解读。陈国华《伊斯兰教在百崎》一文以百崎回族地区的阿拉伯式的“糕仔墓”、阿洪帽及孝冠、手抄的伊兰教典籍、族谱、家谱、郭谏平墓道碑、航海用品等遗迹，展示百崎回族历史上的伊斯兰文化。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一文以考古发现的海船等历史遗迹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如何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友好关系。

3　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研究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回族先民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形成，1994年初春，“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福建泉州这座唐宋元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著名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终点和回族先民最早来华的居住区召开。在此次研讨会上，有来自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科威特大学、马来亚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日本大原艺术馆、英国牛津大学、菲律宾国家历史研究院、韩国汉阳大学、伊朗德黑兰大学、德国潘伯尔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法国海事博物馆、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印度尼西亚国家考古研究中心等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也有来自国内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经济学会、云南大学、大连海运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宁夏社会科学院、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青岛国际文化战略中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等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论文内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海外贸易关系、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教对穆斯林身份的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文化、横渡穆斯林海域的中国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郑和航海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航海文明及其历史贡献、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海上丝绸之路重心泉州与中国文明等诸多方面。《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发表了回族学者高占福在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述评。同时，这期刊物还刊登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多名学者的发言内容摘要和论文摘要。此外，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陆芸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的交流》一文中认为，在伊斯兰教东传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论文《海上丝绸之路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传播情况。2008年11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海上交通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泉卅I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大连海事大学、宁夏大学、广东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社科院、香港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伊朗、加拿大等海内外学者7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后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汇编了《海上交通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次研讨会在对中国海交史研究已有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和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领域，着重探讨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交通与阿拉伯世界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以及伊斯兰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时代的传播及影响，还探讨了中世纪穆斯林商人在中东南沿海侨居和后裔家族播迁台湾及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文化遗存等。

4　泉州回族的伊斯兰教与文化变迁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郭志超在其著述《闽台民族史辨》中，专门论述了海路回族的伊斯兰教与文化变迁。首先，作者以泉州白奇回族为例，从伊斯兰教在白奇回族中的秉持和丧失，白奇回族对伊斯兰教的恢复和反思以及伊斯兰教的恢复对回族文化的带动三个方面就伊斯兰教在白奇回族文化变迁中的地位进行阐述，说明伊斯兰教对回族文化起重要的诠释与制约作用，揭示伊斯兰教在白奇回族文化变迁中的枢纽地位。其次，作者对郑和行香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对泉州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影响，认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含蓄地传播了朝廷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信息，营造了泉州回族及其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泉州回族墓葬建筑和清净寺的重修，反映了郑和到圣墓行香对伊斯兰教及其相关文化的助燃作用。再次，作者从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的分类(元代伊斯兰式石墓，明代汉式墓围的伊斯兰式石墓，明代整石雕成的简易伊斯兰式石墓，明清伊斯兰式三合土墓，清代、民国和现代的“内回外汉”式墓)，白奇伊斯兰式墓形态变迁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两个方面分析了泉州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及其文化变迁。最后，作者对泉州陈埭丁氏回族与白奇郭氏回族汉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始祖族属的迷惘与经济转型、汉化过程中伊斯兰教的兴衰以及影响汉化的其他原因等方面对泉州两个回族族群进行了对比，认为泉卅I回族汉化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产物，社会动乱和变迁加速了回族汉化进程，回族汉化中回汉文化的互动是以对立与协调而表现的，丁、郭宗族绅耆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以汉文化为旗帜进行维护回族文化的努力，这是汉化中回汉关系对立与协调的综合表现。白奇回族文化比陈埭丁氏回族文化清晰，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在白奇伊始的影响就比在陈埭伊始的影响强，并且基本上是持续不断的。陈埭丁氏和白奇郭氏汉化程度的高、低与伊斯兰教影响的弱、强是成对应关系的，这突出说明了伊斯兰教与回族文化极为密切的关系。

5　泉州回族伊斯兰文化重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国家民族政策和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泉州伊斯兰文化开始复兴。2004年5月2日，中东多国捐资建设的福建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在泉州顺利落成。来自约旦、阿曼、叙利亚、印尼、巴勒斯坦等13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外交官员及数百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当地政府官员等出席了落成剪彩仪式；2008年1月，伊朗艺术展览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办；2008年阿曼国王捐资50万美元新建泉州清净寺礼拜殿破土动工；2008年11月25日“阿拉伯一波斯人在泉州”专题馆开馆仪式暨“海上交通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泉卅I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2009年10月30日，在福建泉州繁华的涂门街中段，古老的清净寺周围张灯结彩，彩旗飘扬。这座充满着异国情调的伊斯兰教寺，迎来了新礼拜堂落成仪式暨建寺1000周年庆典。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庆典。阿曼苏丹国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萨阿迪、福建省和泉州市有关官员、当地民族与宗教界人士及部分穆斯林代表出席了此次庆典。随着一系列伊斯兰文化场馆的建设和学术文化活动的举办，泉州伊斯兰文化呈现出重建景象。

三、东南回族研究三十年评述

通过对近三十年来福建回族研究文献的回顾和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东南回族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1)重视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三十年来的东南回族研究，研究重点集中在福建回族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特点与分布、经济活动、文化与社会变迁、宗族社会、等诸多方面。在重视对东南回族历史及溯源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研究领域涉及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研究呈现出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多向化发展的研究趋势；研究内容趋向由单调化向丰富化发展。

(2)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研究，研究方法多样化。东南回族的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民俗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也由以前比较单一的历史文献法转向采用文献法、考古法、田野调查法、比较研究法、个案调查法、访谈及问卷等多种研究方法。

(3)研究队伍的多元化、多层次结构。从事福建回族研究的学者，既有来自福建各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福建省市各级社会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政府机关人员，也有来自福建回族当地的学者和民间人士，还有来自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和民间学者，研究队伍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4)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学术研究国际化是东南回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学术研究国际化不仅体现在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中有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还体现在其研究视角和领域的国际化。福建回族研究国际化一方面是由于福建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历史上曾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重要商港，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民族宗教政策贯彻落实，福建回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得以重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福建回族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面向未来，福建回族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改进。

(1)注重历史研究，缺乏现实研究。三十多年来的研究领域重点集中在陈埭回族、百崎回族以及泉州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状况，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也集中于此，尽管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现实的成果，但也没有完全摆脱注重历史研究的局限。尤其是对近十年来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的研究更为缺乏。

(2)注重局部个案研究，缺乏全面整体研究。一方面，三十年来福建回族的研究注重对福建回族各个族群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陈埭丁氏回族和百崎郭氏回族各自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上，突出各自的形成历史和文化特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联系和互动的研究，也就是注重点的细剖，缺乏面的综合。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研究，都要将它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之中，不能将其从社会系统中提取出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福建回族的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只是一些碎片式的论文或者是碎片汇成的论文集，并没有一部系统反映其社会历史文化全貌的专著。

(3)注重基础研究，缺乏应用研究。三十年来的东南回族研究注重历史性的基础研究，缺乏现实性的应用研究。要使东南回族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注重对当今回族社会的现实状况和问题研究，分析研究东南回族社会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使东南回族社会更好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使东南回族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只有加强应用性研究，才能使东南回族研究迈上新的研究步伐。

(4)缺乏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分布地域最广的一个民族，这体现了回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不同地区的回族为了生存，与中国不同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适应，形成了许多地方性回族文化。加强不同地区回族的比较研究，分析回族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如何适应生存，这不仅对丰富多彩的回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如何处理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东南回族作为中国回族中的一个地方性民族群体，其社会文化的变迁凸现了适应生存的哲理，是东南回族独有的一种生存智慧。只有加强东南回族与中国其他地区回族的比较研究，才能体现这种独特的适应生存智慧，并能揭示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回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作为一场空前的文化盛宴，世博会中文化的展现与演绎、交流与融合是其精华所在。海洋文化是在世博会背后支撑着的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是世博会文化框架的隐性支撑。世博会的许多文化现象都能用海洋文化的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诠释和解读。我们必须去关注这一问题，并发现和利用好海洋文化特征、海洋文化发展规律对世博会文化走向的显性与隐性影响，将上海世博会完美地展现给全世界。

上海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o月31日举办，这将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正如胡劲军先生所说，“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文化”，“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因此研究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社会精神财富的象征，具有复杂的成分和脉络，而世博会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异质文化互补共生的平台，因此回答“世博会背后支撑着怎样的文化”、“怎样的文化才能支撑起世博会”这样的问题其现实意义重大。

一、 海洋文化及其特征

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的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让人不由地与海洋以及海洋文化联系起来。海洋文化，顾名思义，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海洋文化发源于濒海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与海交往、受海影响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符号。因此，所谓海洋文化，就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海洋文化的特征十分复杂，目前为止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海洋文化的特征众说纷纭。但一般化的海洋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共同点：从海洋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来看，海洋文化主要体现了“重商性”、“开放性”、“外向性”；从对异域文化的吸纳的视角加以把握，体现在“多元性”、“兼容性”；从人类海洋文明史的视角出发，则主要是“开放性”、“多元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因此，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多元异质性”、“开放包容性”、“开拓进取性”。

二、世博会中渗透着的海洋文化特征

从本质上看，世博会是一次对世界各国不同类型文化的集中展示，并着重向全世界展示东道国以及主办城市的文化。世博会倡导在展示、表现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追求其和谐共生。即是追求和谐共生，则必须具备共生的价值基础，找到不同文化的共同基准点与落脚点，否则这一共生也会趋于空谈而流子形式。由于海洋是当今世界的共同主题，海洋文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共生基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濒海，都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而内陆国家人民对于海洋文化也十分渴望、向往并有一定了解。也就是说海洋文化可以成为—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中必定渗透着海洋文化特征。

1． 海洋文化“多元异质性”与世博会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显然，世博会是一个文化大集锦，是世界不同文化精华的集中荟萃。在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深刻地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异质性，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而言，它的对外辐射性与交流性显著，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这种异质性，也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内在出发点。

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也是异型文化相互交融的纽带。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世博会的核心效应之一。

世博会通过以各式各样的展馆为载体进行的文化展示，以及举办文娱表演、民俗歌舞演出、观众互动体验等活动潜移默化地达到异质文化的传播效果。世博会在跨文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在同一个地点直接亲身体验全世界几乎所有类型文化的机会，在这样的体验中最直接地反馈出世界人民对于各种异质文化的评价与追求。对于上海来说，如果能够把握这样的契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通过世博会的窗口推向世界、闻名世界，那么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将迅速被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而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化的烙印。

2．海洋文化“开放包容性”与世博会中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上。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和谐”的重要基础。所谓“海纳百川”，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也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不同海浪的碰击是必然的一样，多元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的撞击与融合也是必然的，文化同样有着大海一般的胸襟。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倾向，在多元化背景下文化的融合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上海世博会的副主题之一，体现了当今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即是“炉”，必然能够接纳各种来源的文化；即能“熔”，也必然可以为这些天南地北的文化提供一个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平台。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接受和多元交融，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交织点，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文化的共同交汇，能够很好地创新文化形式、开拓文化内容、丰富文化手段、更新文化观念、提高文化品位、扩大文化影响。

世博会给一座城市文化带来的的多元化发展，会给城市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和思想的碰撞。矛盾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只有多元化了的文化以及其相互的碰撞才可能创造出异质的矛盾。上海世博会将会吸引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70007i人次的观众，为五大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化、体验文化、吸纳文化的平台。各种肤色、各种时代、各种地域的文化都将在这个舞台上共同舞蹈。在城市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追求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是世博会的又一显著的文化效益。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共生性特征也在上海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海洋文化“开拓进取性”与世博会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

世博会体现的文化精神内涵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锐意开拓、不断进取的城市文化品格。而作为海洋文化的鲜明特征，开拓进取的精神烙印早已刻在上海文化的脉络之中。哥伦布航海远征发现了新大陆，城市居民也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中不断延伸着自身发展空间。世博会体现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世博会各国的场馆设计无不透露着创新意识：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英国馆建筑外墙表面分布着6万只有机玻璃材质的“触须”，以表达“让自然走进城市”的主题；韩国馆的外观将是以韩文字母的艺术化表现整体性概念的方式来体现韩国特色的建筑对本国文化的创意性表达已经成了所以参展国场馆设计的根本理念之一，深刻体现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的时代特征。另外，在世博会即将上演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无不体现着创新意识。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已经在无形之中同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性一脉相承。是这种进取精神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将人类向新的领域不断引进。城市文化创新发展的产业体现——文化创意产业在上海发展得如火如荼，证明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创新品性，也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创新”也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主旋律之一。

参考文献：

[1]胡劲军．人类的沟通盛会文化的传播平台ij]．新闻记者2007，(11)．

[2]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航海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集团意识 日本

日本人更强调自己与所属的组织的一体化，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尽力为组织鞠躬尽瘁。这样的组织的一体化，对组织的忠诚，一般被称为普通“集体意识”。日本人的这种集团意识受日本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影响。这篇论文是对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形成，优点，缺点等介绍。另外，国际化的现今，一国的经济利益要与世界经济一起去考虑。这样的话，日本的国际航线才可以延长。

1、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形成

日本的集团意识的形成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是一万年以前在大陆和陆地人员来往密切，即使从大陆分离，也会根据大陆航海文明的摄取的盛行的地方。但是，随着平安时代的到来渐渐开始形成独立文化，推进了大和民族的统一。岛屿的环境优美，山清水秀，但是山地较多，平原狭窄，存在很多地震，火山爆发和台风等自然灾害。民族构成来看，日本人除了极少数的阿伊努族，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8%以上，其民族性的纯度的高度是世界唯一。而且，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地域文化差异很容易解决，大大增强了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民族单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又是日本人之间彼此的连带感培育酿造了有利客观条件。生产方式来看，日本的民族生存主要是依赖水稻耕作和捕鱼。日本是多山的国家，所以平原非常少，水稻种植而引水是在古代复杂的工程，所以只依靠家族的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几家相互合作是必要的；日本是传统的渔业国家，所以成为有名的“吃鱼的民族”。特别是捕鲸业可以追溯到历史悠久的绳文时代。这种独特的生产环境对日本人增强合作关系，统一意识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日本社会和家庭的组织也可以增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日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家庭生活也和中国非常相似。但是，家庭的组织方面日本人特别从江户时代以后长子的地位上升明显，长子和兄弟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根据民间的习惯，二战前的日本的法律就有长子继承财产的权的明确规定。这是日本特有的“掌门人制度”。因此，这种集团形成对于多数的日本人来说，生存与生活从古代就是不可缺少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就产生了喜欢团结的社会习惯。

1.1 集团意识的现象

（1）语言方面看语言是文化的投影的话，我们的功能的理论和欧美人的功能的理论受语言深深的影响。（2）工作方面看日本人到家庭的牺牲精神的强烈意识存在的时候，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制是不用说的。另外，在会议上一个提案四周的人都表示赞成的话，就算自己有不同意见，结果，举起手很多听从意见吧。另外，牺牲个人时间，只是在加班，或是夜里很晚也不回家，上司和同事一起聚餐，也未必是自己的意愿吧。

1.2 集团意识的优点和缺点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历史的发展变迁，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要从消极和积极两面来看。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抵抗力。功罪兼半的说（1）日本的集团意识是成员凝集，能够协调一致，这样的凝聚力正是日本民族的活力的源泉之一。日本人是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而保护集体利益的人。这样，日本式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很亲密，所以成员按照上司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发挥潜在力能。特别是战后日本的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集团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力量的核心，是大和民族克服了种种困难，巨大的发展雄图上贵重的传统性的思考。（2）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是内部的，“竞争机制”，她伴随着一定的具体形态。近代的日本企业，企业的“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的安定的基础和“学历主义”为基础的起跑线，在日常工作中作为一个长期有效的竞争的机会做成的。同时企业通过各种活动，力求“家”的氛围，员工紧张强迫竞争和安定的家庭生活之间心理保持平衡，然后让社会相对稳定，但是，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下阶级意识逐渐被磨灭，政治意识变得薄，利己主义助长。（3）日本的集团意识的特性是“全体一致”的原则和“秘密协议”的方式一致，但其弊害是表面上的一致和集体承担责任，在实际上负责人不在的“无责任体制”形成。这种“一致”是不一致的意见无视的情况下被形成，以及“义理人情”而赞成的灭亡，但不一定不是自己的意志。如果成功另说失败时，一个人是不负责任，特别是日本的传统是严厉的个人责任的追究，所以没有“无责任体制”也就是说是集团全体人员负责。

2、国际社会的现状

现代社会已国际化的时代里面，更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出口志向型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如何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为此日本特有的集团意识更好地开展，日本经济的强大，让今天的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停滞状况得到改善。世界各国都在各自的方法，以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近几年，各国积极发展国家自身的工业基地成立对本国缓解压力，本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政策采用。因此，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更是“世界工厂”，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了吧。

3、结语

在日本的集体意识，集中力量，是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在现今全球化的格式正在取得进展，是万物之上的领导人决定，进一步在国际公司的过程中快速反应的速度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因此，如果你建立自我责任制的职责，这是可能的，以适应加快经济发展。集体意识的本质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每个州都有一个小的组织。虽然日本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的印象并不算高大，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们既有对日本人民的赞美，也有对日本人民的鞭笞。首先，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各方面都相对开放，同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此外，日本文化的开放性给日本的文化带来无限的的生命力。这样的文化上的开放，对日本的国际化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交流，没有理解和信任，这样只会造成经济的倒退和政治的衰落。

参考文献

[1]汤重南等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

[2]王秀文，李庆祥，（日）山鹿晴美著.《新编日语泛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