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论文范文

海洋论文范文第1篇

规制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干预管理的产业经济学分支，经济性规制主要研究政府在约束企业定价、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作用，如渔业中的许可证制度就是经济性规制。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

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4]吴海川，陈艳.渔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及关键问题剖析[J].中国渔业经济，2005，(1)：14-15

[5]孙宝田.论海洋捕捞的“零增长”和“休渔制”[J].渔业经济研究，1999，(5)：21-24

[6]郭守前.资源特性与制度安排：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海洋论文范文第2篇

规制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干预管理的产业经济学分支，经济性规制主要研究政府在约束企业定价、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作用，如渔业中的许可证制度就是经济性规制。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

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4]吴海川，陈艳.渔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及关键问题剖析[J].中国渔业经济，2005，(1)：14-15

[5]孙宝田.论海洋捕捞的“零增长”和“休渔制”[J].渔业经济研究，1999，(5)：21-24

海洋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海洋人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海洋人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海洋人才队伍建设与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①海洋高层次人才短缺。缺乏关键领域和前沿领域的海洋领军人才，尤其是国际海洋产业的带头人。②海洋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传统海洋产业人多，高新海洋产业人才短缺；同时，还存在着海洋人才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的问题。③海洋人才发展环境尚不完善。海洋人才培养经费投入不足，海洋人才重使用、轻培养、重管理、轻开发的现象存在。④海洋人才培养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如对于支持海洋一线地区、海洋艰苦专业、海洋基础学科的人才倾斜政策还不健全。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海洋人才队伍的总体发展。

我国海洋人才发展的对策

1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

青年海洋人才是我国海洋人才队伍的生力军，是海洋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处于创新活跃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一般年龄在35～45岁之间［8］。我国海洋人才队伍中，青年人员居多。因此，应该加强对我国青年海洋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构建有利于海洋青年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环境，促使更多的青年海洋人才尽快成长，为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人才储备。要完善青年海洋人才的科研经费资助体系，向青年海洋人才实行政策倾斜。设立青年海洋人才资助行动计划，重点资助优秀青年海洋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加大对青年海洋人才的使用力度，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多实践中成长的条件。启用具有发展潜力、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科研人员担当部级、省部级等重大涉海科研项目负责人，增加海洋青年人才在重大海洋科研生产项目的比例。逐步消除项目申请、课题承担等课题管理中的论资排辈现象，放宽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申请国家海洋重大项目的申报条件，增加青年基金项目数量和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定期选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研讨和学术访问，提高其业务能力。在青年海洋人才的聘用和评价中，鼓励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注重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淡化论文数量和职务职称等外在因素，改善青年海洋人才的成长空间和环境。

2加强高层次海洋人才的引进工作

综合分析我国海洋人才发展现状，掌握海洋事业发展对海洋人才的需求以及重点领域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制订实施海洋人才引进计划，增强海洋人才引进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制定完善出入境和长期居住、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课题申请、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科技研发条件、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建立统一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和海外人才需求信息平台。健全运行机制，研究解决海外高层次海洋人才引进工作中政策性、机制性、服务性等问题。在创业扶持、成果转化、事业平台建设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引进人才干事创业，发挥人才作用。

3发挥重点工程的引领带动作用

应树立全局观念，着眼于解决海洋人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海洋领域自身特点，制定实施海洋人才发展的重点工程，发挥重点工程的引领、带动和保障作用，促进海洋人才队伍建设。明确各项海洋人才重点工程项目的工作重点和目标，更好地体现海洋人才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战略定位。要以实施海洋重点工程为载体，做好海洋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流动、保障和引进等工作，引领海洋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8］。

4强化公民海洋意识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网络、书籍等多种宣传媒介，在全民中广泛开展海洋教育，强化公民海洋意识，在全社会中形成关心海洋事业、重视海洋人才的舆论环境和良好氛围。构建全国性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9］，开展海洋国土观念教育和海洋科普教育，定期举办大型的海洋科普宣传活动，实现海洋观教育和海洋知识普及教育的常态化和日常化［10］。

5加大资金投入

要做好海洋人才工作的资金投入工作，为海洋人才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扩大人才投入规模。坚持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战略方针，确保国家海洋教育、海洋科技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8］。各级政府要建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构建人才投入与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资金协调使用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团队攻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资助力度，保障重大人才项目的实施。在重大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中，设立一定比例的经费，专门用于人才培养、培训以及出国交流。利用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优先投资海洋人才开发项目。同时，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导向、用人单位投入为主体、社会和个人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人才开发投入机制，拓宽投入渠道。

结束语

海洋论文范文第4篇

(一)海水养殖业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渔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海水捕捞业发展受到限制，尤其世界进入200海里时代管理后，日本高度重视本国200海里以内水域的渔业生产，海水养殖业迅速发展。日本海水养殖主要品种有鱼类(主要为真鲷和鱼类)、贝类(扇贝和牡蛎)和海藻类(紫菜、海带和裙带菜)。以海水鱼类为例，2011年，日本养殖真鲷4070万尾，五条1653万尾，高体838万尾，黄条74万尾。在海水养殖产量上，日本时刻保持着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坚守稳定供应才能使养殖户获得持久经济效益的原则，严格按照养殖空间和水域环境情况发展海水养殖业，将海水养殖产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避免因盲目追求产量导致养殖密度过大，进而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二)海洋药物开发

日本在海洋药物开发研究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88年，日本就设立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并投资10亿日元建立两个药物实验室。近年来，日本海洋生物技术研究院及日本海洋科学和技术中心每年用于海洋药物开发研究的经费高达1亿多美元，在海洋抗癌药物研究、海洋心脑血管药物研究、海洋抗菌抗病毒药物研究，以及海洋消化系统药物研究等方面，拥有多项世界领先专利技术，处于全球海洋药物开发的前沿。如日本学者发现，约27%的海洋微生物具有抗菌活性，这些活性物质的药理活性作用包括中枢神经作用、抗肿瘤作用、抗菌抗病毒作用、心脑血管系统作用、抗炎、镇痛、抗氧化、降血糖，具有巨大的新药开发潜力。

(三)沿海造船业

日本的海岸线十分曲折，天然形成的优良港湾有利于造船业的发展。日本作为世界最发达的造船大国，具有一流的造船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造船技术和效率方面完全领先于韩国及中国。仔细谨慎的技术标准和精益求精的品质是日本造船业的取胜之道。这主要源于日本对船舶技术和生产技术研究开发的极度重视。为有效地进行造船研究开发，日本制定了国家综合性重要研究开发计划，以技术力量雄厚的日本部级船舶技术研究所和民间造船公司所属研究部门力量为核心，将各方科研力量集中起来，由产、学、官三方联合开发。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及日元超升等因素导致日本造船订单量落后于中韩两国，但继“安倍经济学”框架下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实施，日元开始走低，其价格竞争力随之复苏。随着日本造船技术能力的进一步提高，造船厂之间的整合及外地造船厂的规模扩大步伐进一步加快，日本造船业迅速复苏。2014年9月，日本新签造船定单量为55.1850万CGT，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

(四)深海采矿业

由于国土资源贫乏，日本大力开发海洋能源资源，一直掌握着深海采矿方面的世界先进技术，深海采矿业也成为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日本在1994年就实施了大洋锰结核开发计划，并积极推动大洋锰结核的商业开发，这成为日本深海采矿技术迅速发展的良机。2011年，日本开始着手开发“凝结尖端技术”的深海采矿系统，并运用深海机器人对日本周边海域海底资源进行勘探。新的《海洋基本计划》也将今后数年的海洋资源开发重点放在勘探和试开采稀土矿。目前，深海采矿业日益呈现出发展成为采矿、海洋能源利用和深海农牧渔业等综合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趋势，深海采矿技术将是未来海洋新兴产业中的先导性行业技术，日本在此领域的技术实力和领导地位将进一步推动其海洋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五)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

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立了造水促进中心，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事业。目前，日本工业冷却水总用量的60%来自海水，每年高达3000多亿立方米，占世界年利用海水冷却总用水量的一半多。除拥有合成纤维膜海水淡化技术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外，一批实力强劲的国际型企业也积极参与海水综合利用事业，如日本蓝星、东丽、日立公司都从事海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开发与推广，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二、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重视产业规划的先导作用，为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日本政府通过制定规划，有力地推动了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1968年《日本海洋科学技术》的制定，为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规划有力推动了现有先进工业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拓展和应用，成为日本海洋新兴产业体系发展的技术指导。1990年，日本出台《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的长期展望》，借助海洋卫星和深潜技术、深海资源开发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开发促进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发展。1997年，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海洋开发推进计划》及《海洋科技发展计划》，提出发展面向21世纪的海洋高新技术，并初步规划了海洋新兴产业集聚的雏形。2001年，日本制定了《新世纪日本海洋政策基本框架》，为日本21世纪海洋科技发展提出了“海洋科技大国”的目标，其与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编制的“科学技术综合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海洋技术的深度开发和国际合作，使日本参与了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OceanDrillingProgram，IODP)、全球海洋观测网(ArrayforRea－timeGeotropicOceanography，AR-GO)等项目，日本海洋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2007年，日本颁布实施《海洋基本法》，同时在内阁府新设以首相为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标志着日本完成了海洋经济发展与技术支持的立法、组织构架及人才配置等基础性工作，为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保障。2008年又进一步“海洋基本计划草案”，设定基本计划有效期为5年。作为日本中期海洋战略的基本指南，其提出“率先挑战海洋领域中人类所面临之课题”，为充分提升海洋科学认识，加强海洋资源基础调查及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1〕日本海洋基本法规定，政府负责全面、有计划地实施海洋政策，制定海洋基本计划，负责开发专属经济区和保卫日本海域的安全。2013年，新一轮《海洋基本计划》(2013－2017年)出台，将培育壮大海洋经济定位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提出战略步骤。这一系列的海洋经济发展与技术开发规划，不仅为日本海洋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把握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与方向，有力地推动海洋新兴产业体系的形成。(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集聚以高度化为标志日本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极力推动产业集聚，以资源整合和技术协同为目的加速高度化过程。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以沿海旅游业、港口及海运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为支柱的海洋产业布局，尤以关东广域地区、近畿地区等9个地区的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为代表，依靠大型港口城市及内陆经济腹地的支撑和配合，不断实现“海洋开发区都市构想”、“知识集群创成事业”〔2〕的产业集聚发展思路。同时，注重陆海产业体系的一体化及海洋产业资源的保护，以陆地原有产业集聚为前提，确保海洋资源与陆地原有产业无缝衔接之后，才进一步大规模开发海洋、建立近海产业集聚区，因此其海洋产业聚集速度通常很快，产业高级化程度较高。日本临港工业是海岸地区产业发展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海洋新兴产业特色区域。

(三)以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日本在推动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采用了“官民合作”体制。无论是前沿技术开发，还是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涉及技术应用与市场化推广的方面，大多采取官民合作与合资形式。例如，日本开发的高科技资源采矿系统以低成本和高效率著称，确保了日本海洋资源及能源的稳定供应，在其研发过程中，吸纳了大量民间投资和研究力量，形成了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于一身的合股公司，通过多方合股减轻了政府筹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确立了有关海洋技术开发与合作的混合所有企业制度，大大拓展了海洋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推广的资金来源渠道，大幅提高了技术研发及投资运行效率。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与国际能源署(IEA)共同研制出浮体式波力发电装置“海明”，此后，依托此技术完成了更高端的同类发电装置“巨鲸”的开发，这是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但是，之后政府停止提供相关开发预算，相关技术领域就被欧洲企业迅速占领。日本政府产生危机感，开始提供一定补贴鼓励本国企业采取具体行动，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在英国参与海上风力发电业务，并建设研究开发基地;丸红公司及三菱商事公司积极投资于海上风力发电相关业务;川崎重工业公司签订了租赁苏格兰欧洲海洋能源中心，开展潮流发电业务，通过企业的市场化开发短时期内重夺技术领先者地位。依靠这种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的技术创新模式，日本海洋开发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以海洋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海洋技术开发体系，在港口及运输业、海洋土木工程、船舶修造业、海底通讯电缆制造与铺设、海水淡化等关键技术领域，引领世界海洋技术发展的方向。(四)强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作用，加大技术及资源协同开发力度日本将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推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国际间海洋研究与开发的一系列举措，使得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快速进入日本，带动日本国内经济主体积极谋求变革，市场经济活力增强，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快速推行，对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也逐步扩大。海洋新兴产业布局和资源整合一定意义上得益于技术发展与市场活跃的双重作用。如，世界知名的“国际科技信息网”就是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独立行政法人)与美国、德国相关机构自1987年共同搭建的，现其能够提供包括海洋开发在内的200多种科技信息资源，成为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此外，日本环境省通过亚洲太平洋环境信息因特网，向世界各国提供日本海洋开发等环境信息。〔3〕2012年，日本基金会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团队合作，研究设计出名为“海神(Nereus)”的未来世界大洋生命模型，使用三维(3D)视觉向科学家、政策制定者预测及展示未来海洋生命逼真、生动的真实状态，引起世界轰动，显示了日本在海洋技术国际合作方面的成就。

(五)不断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强调人才储备的基础性作用

日本十分重视人才对国家发展作用的发挥，有意识地进行人才培养和完善本国教育，日本海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海洋专业人才的提前储备，其在海洋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依靠海洋人才对国外先进技术与知识的快速吸收消化，迅速为我所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日本实现了海洋新兴产业跨越式的发展。目前，日本大学有关海洋研究的学部数量众多，如水产学部、海洋学部。日本还拥有许多有关海洋及其相关学科及技术的研究所，其中最有名的为日本东京大学的海洋研究所，还有东海大学海洋研究所以及千叶大学的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此外，日本还成立了有关海洋的学会，如日本水产学会、日本海流学会、日本海洋调查技术学会、日本气象学会、日本鱼类学会、日本浮游生物学会等等，有力地推动了海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交流。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把握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加快出台指导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

目前，我国已有《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国家海洋规划，沿海地区也出台了相当数量的总体和专项海洋规划，由国家总体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国家区域规划及省级规划所组成的国家海洋规划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沿海部分省份也出台了地方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如《福建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浙江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但是，针对海洋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综合性、国家性及区域性规划尚未出台，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缺少统领性、综合性规划指导。从未来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看，首先，资源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已经被技术带动型所取代，海洋关键技术成果的深度开发、集成创新和转化应用应该成为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主流。其次，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应该由数量增长型向生态环境和产品质量安全型转变，“数字海洋”、“绿色海洋”、“美丽海洋”的理念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三是海洋经济的发展应从分散自发型向区域统筹型转变，强调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合作，以园区、产业基地、项目组团建设为载体，通过科技研发、金融服务、行业中介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实现海洋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4〕在掌握上述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应在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为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制度基础，从国家战略层面确定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与道路，推动海洋新兴产业体系加速形成。

(二)创新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理念，提升产业关键领域技术研发实力

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依托有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建立由产业链上的企业、科研机构和相关院校等构成的技术创新产业联盟，能够加快技术研发速度。目前，我国已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涉海企业，尤其以大型造船集团、油气装备制造企业及涉海技术服务企业为代表，如中船重工、中远集团、渤海公司等，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吸引这些企业资金加大海洋技术研发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同时拓宽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等多种海洋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渠道。此外，鼓励企业开展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掌握海洋新兴产业的关键设备生产技术和科研动态。通过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在沿海地区建立一批部级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海洋兴海基地，推动形成若干个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海洋生物医药基地、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基地等专业化的产业集聚区，加速海洋新兴产业的高度化。〔5〕

(三)政府承担资源整合和市场维护责任，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的早期通过财力投资、加强技术支持、培养海洋人才，能够有效推动海洋产业布局调整，直接带动海洋经济完成起步与腾飞。同时，私人及市场也在发挥其资源配置和提高投资效率、推进政府产业发展目标达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对政府主导的辅助和补充作用也是海洋经济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适宜私人竞争的领域，政府应积极主动退出，保持竞争的可持续性和适宜性，以促进市场力量自身的功能释放为目的。因此，政府应积极承担资源整合和市场维护的责任，建立各类海洋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变化、功能与作用等信息数据库，摸清海洋资源“家底”，牢固实现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这对管理者制定科学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保护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管理者的引导和监督职能，建立完善的海洋资源使用价格体系和交易机制，引导海洋资源配置到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绿色海洋产业，优化海洋新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质量。〔6〕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即将进入腾飞阶段，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加速时期，政府力量在此阶段的重要主导作用应继续巩固和加强，明确政府的任务和关注点，引导海洋新兴产业要素的集聚，为未来加快市场化进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四)重视海洋科技投入，建立高质量的海洋人力资源支撑体系

人才是海洋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直接推动海洋科技进步。日本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就十分重视对海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其人才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加倍重视海洋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提高科技研发人员的素质，利用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推动海洋先进技术的研发，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增强海洋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实力，实现海洋高新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的目标，以高质量的海洋人力资源体系支撑海洋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7〕借鉴日本经验，建议设立海洋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吸引各类海洋科技人才进入研发领域，不断壮大海洋科技队伍。在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增加涉海技术及管理专业研究的相关专业和研究机构，促进海洋新兴产业人才培养。

(五)加强海洋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核心技术与关键领域的开发力度

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着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国际合作研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关键领域加强与海洋新兴产业发达国家的重大装备技术引进和创新合作，如深远海油气勘探装备、钻井装备、生产装备以及相关配套设备和系统的设计制造技术等，将大幅提高我国该领域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注重联合研发，全面提升自主研发设计、专业化制造及系统配套能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跨行业跨区域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合作组织，推动建立海洋新兴产业的国际技术联盟。〔8〕借鉴日本海洋新兴产业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根据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以市场定位为前提的联合开发模式，探索海洋高新技术的综合利用及示范推广的有效国际合作途径。

海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南沙西邻越南，东濒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向北续西沙、中沙群岛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传统海疆的最南端。在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

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中国人是在长期的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沙群岛的。这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书里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居住和生产经营的土地的认识，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南沙群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改变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一法律地位。

中国人民在发现南沙群岛后，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此外，南海诸岛上陆续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1868年《中国海指南》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史实，中外史料均有记载。[3]

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唐贞元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比如宋朝宣布对南海群岛行使管辖权。《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

直到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提出任何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南海问题强烈关注将并采取手段无端介入南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遇到了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陆地空间和资源上的危机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时代性的热潮。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过程的加速。海洋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不仅是大国博弈的对象而且常常是地区问题的敏感点，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合作的发展。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根据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且盘地边缘均向上尖灭，形成地层封闭。海坪周围的地层封闭，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必须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

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国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抗不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并认为承认中国一直强调的南海地区的，中国就会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总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我国需要南海地区和平，并南海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不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倒是各方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个宣言，有关国家今后将不允许再占据南沙群礁并在上面建碉堡、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南海问题在现阶段，只能依靠外交斡旋和外交技巧进行巧妙周旋，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国家的利益。[4]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我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当今的世界以事变为转折，处于重新洗牌的维妙关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演的依然是大国博弈。面对多事之秋的南海，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而且大国政治中的中国总是遇到警惕的目光。还有，在东盟10＋3中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小心有人希望南海地区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沉默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

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5]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情形更是如此。当然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

参考文献

[1]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0.

[2]南沙争端与中国海洋战略[EB/OL]

/read_art_sub.new.php?b=144481797&a=1096,2004.4.21.

[3]刘志鹏、刘建玉.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J]历史学习.2004.9;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的历史依据[EB/OL]/chn/ziliao/wzzt/2305/t10648.htm.

[4]南海问题的纵横博弈[EB/OL]/blog/static/108443822006101693845319.

海洋论文范文第6篇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海洋水产养殖系统是专门为人工水产品养殖到销售环节设计的，采用无线传感技术、网络化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对养殖环境、水质、鱼类生长状况、药物使用、废水处理、运输环节等进行全方位管理、监测，具有数据实时采集及分析、食品溯源、生产基地远程监控等功能。海洋水产养殖物联网系统包含6个子系统及1个数据库，涵盖了渔业水产养殖、加工、运输及销售环节的物联网技术运用。

二、系统的组成

2.1水产品智能环境监测控制系统

水产品智能环境监测控制系统集成水质传感器、无线传感网、无线通信、嵌入式系统、自动控制等技术，可自动采集养殖水质参数，上报到智能平板终端及物联网云中心。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自动控制各继电器给给排水设备、增压泵、水温控制设备工作。

2.2水产品智能养殖管理系统

水产品智能养殖管理系统包含水产品养殖辅料管理、水产品管理及水产品出库管理。水产品养殖辅料管理主要针对饲料、药物的出入库、投饲进行登记。水产品管理主要通过在养殖池上放置RFID设备对鱼苗种类、数量、出入库等进行登记。水产品出库管理主要通过在水产品打捞网箱上放置RFID设备，读取并存储水产品出库时二维码条码信息。

2.3水产品加工管理系统

水产品加工管理系统主要分为入厂登记环节和出厂登记环节。对从养殖池运输来的水产品进行相关检疫并在电脑客户端软件上登记水产品来源信息，把信息通过RFID写入到挂钩上的RFID条形卡上，同时上传到云中心进行储存。待加工好后的水产品出厂时，对包装好后的成品进行称重，读取批发商的IC卡信息生成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码并打印，在水产品包装上赋码，并上传到云中心进行储存。

2.4水产品冷链物流管理系统

水产品冷链物流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在车辆运输中使用的水产品包装箱上放置RFID温度采集标签，通过无线网络手持式交易监管终端读取数据传输至物联网云中心。

2.5水产品交易零售系统

批发商对所批发的水产品进行零售时，利用智能溯源电子台秤上配置的手持式条码扫描枪扫描条码，打印出小票。

2.6水产品溯源查询系统

客户通过在销售商处购买水产品时拿到销售票据，登录查询追溯网站输入相应的追溯码可以查询到从水产品养殖生产到消费者购买为止的过程中的相关信息。

三、结语

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反应的各种物联网技术在海洋中的典型应用有：水上物联网、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智能集约化水产养殖、精量饲喂系统、智能冷链、水产品追溯等。物联网、3S技术等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是海洋与渔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海洋资源开发和物联网技术的结合对国家战略非常重要。

海洋论文范文第7篇

各组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处理，统计数据的比较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某化工企业2013年职业健康查体总人数3401人，其中男职工2334人，占总人数的68.6%,年龄20～60岁，平均39岁；女职工1067人，占总人数的31.4%，年龄20～50岁，平均35岁。心电图异常者532人，异常率15.64%。2.2心电图异常与年龄的关系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电图异常率也随之升高，以51～60岁心电图异常率最高，20～25岁异常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9，P<0.01），详见表1。2.3心电图异常与性别的关系男性心电图异常率17.27%，女性12.09%。男性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7，P<0.01），详见表2。2.4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的关系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呈正相关关系，接害工龄越长心电图异常率越高，以接害工龄≥30年心电图异常率最高（3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08，P<0.01），详见表3。2.5心电图异常类型在3401名海洋化工作业人员中检出心电图异常者532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1）心律失常253例，其中窦性心动过缓120例，窦性心动过速89例，窦性心律不齐27例，早搏17例；（2）传导阻滞158例，其中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12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46例；（3）电轴左偏71例；（4）左室高电压20例；（5）ST-T波改变20例；（6）其他10例。各种异常心电图所占的构成比由高到低分别为心律失常47.56%，传导阻滞29.70%，电轴左偏13.35%，左室高电压3.76%，ST-T波改变3.76%，其他1.88%，详见表4。

3讨论

心电图异常改变虽然不是器质性心脏病，但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长期发展可影响心脏功能甚至引起心脏器质性改变。在有毒有害的特殊作业场所中，物理、化学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可单独或联合、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可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系统是职业危害因素作用的靶器官之一。因此，我们应对特殊作业场所中心电图异常改变予以重视，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心电图异常改变以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为主，占77.26%。心律失常以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动过速为主；传导阻滞中以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为主，左前分支传导阻滞为次。心电图异常率与年龄和接害工龄呈正相关，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其它文献报道有所不同[4-5]，分析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3.1该化工企业接触的化学物以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有机化合物为主，化学物的品种较多较复杂；物理因素以粉尘、电焊烟尘和噪声为主。化学物对心脏的毒性作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短暂的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心动过速；第二期为较长时间的副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窦性心动过缓和各种传导阻滞及ST-T改变；第三期为对心脏的直接毒作用，心脏复极的延迟，表现为间期的延长和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2]。该化工企业心电图异常改变的特点符合化学物对心脏的毒作用机理。物理因素如粉尘、噪声等，长期接触可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导致心动过速或过缓、心律不齐甚至心肌损害，外周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升高，长此以往造成左心室高电压。

3.2心电图异常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与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环境有关。男性从事的职业环境中接触毒物的机会较多，空气污染重（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从事电焊工、操作工较多（接触粉尘、噪声等）。有报道电焊工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20.54%[3]；接触噪声的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30.12%[4]；接触粉尘的作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率15.69%[5]。而女性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生活方式、安全生产意识均优于男性，女性在50岁退休，年龄相对年轻，接触毒物的工龄短。

3.3心电图异常率随着年龄和接害工龄的增加而有明显增高的趋势，这可能是随着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时间的增加，化学物对心脏组织产生继发作用引起心肌损害，使心脏发生器质性改变难以恢复的结果。刘霞等报道年龄是影响心律失常发生率的独立因素[6]，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电图异常率随之增加。本次调查结果提示：企业从业人员心电图异常类型与其接触的有害因素有关，因此企业应加强岗前查体、岗前培训，使员工认识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性，增强个人防护意识。企业要加强改造生产工艺，尽量减少工作环境的有害因素，加强岗位的监督检测工作。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调换工作岗位，避免某些有害因素长期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尽量减少接触有害因素的种类和时间。加强对从业人员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描记心电图，对早期发现心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论文范文第8篇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5结语

总之，海洋渔业资源的现状决定了国际合作深度落实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合作的深度落实不仅表现于传统合作机制的强化，更表现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国际合作程度的深化，如区域性国际组织主体地位的强化。

海洋论文范文第9篇

宋代以后，妈祖(天妃)由福建莆田的一个地域性海神迅速成为环中国海海域最具影响力的海神。妈祖(广西沿海称三婆)逐渐成为渔民崇信的温柔善良的女神，广西沿海的海神从神格化走向人格化。明朝洪武年间，天妃拥有“圣妃娘娘”的封号，“民间舟中所事海神不一，广琼有天妃祠，亦敕封王祭”。对天妃祭祀礼仪也因各地而异。天后宫是渔家出海前举行祭祀仪式、祈祷平安和渔获丰收的场所。在广西沿海，天后宫(天妃庙)的规格仅次于观音庙，廉州、钦州、灵山、东兴等地的沿江两岸、沿海岸、岛屿遍布天妃庙。如合浦、北海境内有20多座天妃庙(有的称天后宫，有的称三婆庙，有的以地名称之)。现存有北海涠洲岛的三婆庙，合浦乾江天后宫、海角亭天妃庙、廉中天妃庙、南康三婆庙、党江天妃庙，东兴竹山三婆庙等，甚至在佛寺和道观里也设有妈祖神位。

二、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及交融性

佛教、道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等传入广西沿海后，与当地原有的民间宗教一起构成多元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诸神一庙、诸神同拜、神灵共祭、道巫结合的现象，各种和平共处，各种文化相互交融。

1.诸神一庙现象

这在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佛寺、道观中可以看到。隋唐时期是广西沿海对外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寺庙出现最多的时期，在汉唐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合浦就出现了“一寺三庵七十二庙”。至今人们还能在史籍记载中查到的寺庙有:东山寺、真武庙、玉皇阁、元妙观、三清观、药王庙、观音堂、三官庙、三圣庙、云霞寺、大云寺、康王庙、东岳庙、准提庵、慈云寺、保子庵、庙、北山庵、三界庙、平江庙、镇海庙、武刀东庙、武刀西庙、西海庙、谭村庙、四帝庙、关帝庙、文昌庙、灵隐寺、平马三官寺、太军庙、沙场寺、永泰寺、北帝庙、满堂寺、太平寺、平隆寺、文武庙、接龙观、火神庙、龙王庙、孔庙、华光庙、地母庙、福寿庵、万灵寺、普云庵、三婆庙、真君庙、武圣宫、风神庙、惠泽庙、雷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学府圣庙、武庙、文昌宫、马王庙、罗公祠、忠义祠、陈五公庙、节孝祠、贤良祠、昭忠祠、鳌鱼寺、觉音庵、海宁寺、接龙庵、万寿宫、千岁庙、新庙、地母庙、佛祖庙、丰隆寺、五谷庙等。此外在东兴有观音寺，防城有水月庵，钦州有崇宁寺和女庵庙等。其中天妃庙(又称三婆庙)占了近二十座，还有部分是道教观院如元妙观，纯粹是佛教寺的不多，大多数寺庙都具有佛道合一甚至儒佛道合一的功能。如在佛寺和道观里一般设有武帝或华光帝的神牌，天妃庙中往往出现诸神集中，在康王庙中也可看到众神聚会的现象。北海普渡晋宫是现今保留最完整的儒佛道合一庙的体现。天妃庙原是妈祖的供奉场所，但长期以来，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中，除供奉妈祖外，也供奉土地、神农、关帝等。有的还供奉观音菩萨，甚至释迦牟尼、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韦陀等佛教众神。天妃庙成了融佛、道与民间宗教于一身的综合性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北海普渡震宫，是一座集佛、道、儒三家于一体的古庙宇。清末梁鸿勋在《北海杂录》里描述它“庙貌灿然，为北海诸庙冠”。普渡震宫的头座中天殿奉祀玉皇大帝，太阳太阴等神，并设立如来佛祖、孔圣先师、太上老君牌位，集佛儒道三教于一宫。金母殿，正殿祀奉瑶池金母，左殿祀奉三官大帝(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右殿祀奉二圣帝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地母殿的正殿祀奉地母元君，左殿祀奉观世音菩萨，右殿祀奉李铁拐，吕洞宾两大仙，殿左有厅祀奉贞烈圣母等。

2.诸神同祀现象

在广西沿海的寺庙中，所崇拜的神均有主神与非主神之分，但老百姓在日常所供奉与献祭的各种神灵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到寺庙里拜祭神祇，表达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的愿望，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它们属何教派、教义是什么等并不关心。如一个整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可以在去佛堂上香的途中拐进天后宫点燃香烛。老人过世一般都请师傅做法事，超度亡灵，以示隆重和儿女孝心。但在师傅为亡灵超度的过程中，其唱词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或事既有佛教特色也有道教特色。在人们看来，无论佛教、道教，做法事都是为超度亡灵，至于是何方神灵、属何种宗教根本无关紧要。无论哪种宗教神灵，都是令人敬畏的“神”。人们的信仰是多重的，多种信仰往往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信徒身上。

3.神灵共祭现象

在广西沿海民间，道教的内丹修炼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关帝、城隍、土地等民间神祇成为道教的神祇，一般寺庙也附设坛祭祀关公、土地公等，佛寺建筑上有道教的明、暗八仙图案，康王庙中观世音菩萨与关公老爷同列殿堂。广西沿海人民崇拜的神多，节日也多，但一年中，民间最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一般有两次:正月十五那天，人们抬着菩萨巡村接受香火祭献，故统称为“游菩萨”、“扛菩萨”;八月十五前后，人们请来师公进行祭祀，在祭祀中，师公除了进行念咒、卜卦、请神、驱鬼等巫术活动外，主要是戴面具跳神，并演唱各位神的传说故事，即跳“师公舞”(或称跳岭头)。两次活动都俗称“打醮”，但其活动内容有区别，正月十五侧重在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八月十五侧重在祭祖，祈求祖先保佑人丁兴旺、人畜平安。但两次活动实际上都是众神的狂欢，所有的神灵———不管佛教神、道教神、祖先神还是自然神、人神，都享受着同等的祭献。4.道巫结合现象自古以来，广西沿海民间民俗信鬼、好淫祀，病鲜求医，专事巫觋。道教作为来自中原的巫觋之术，传入广西沿海，与民间信鬼好巫的习俗相遇，互相渗透，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道巫难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辨的局面。道教的主要活动逐渐演变成设斋打醮、操办丧事、超度亡灵、作会诵经、消灾弥难等。不管城镇农村，不管贫穷富有，道教威仪经常进行，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有的求神保佑，祛除灾难;有的祈福求子，辟邪治病;有的为了斩妖招魂;有的为了占卜吉凶等。直到现当代，在广西沿海民间，四时奉神，香烟袅袅，有病跳鬼驱鬼，遇丧做道场等仍可见。承担乡村道教活动的人，一般称为巫觋(一般女性为“巫”，男性为“觋”，都是指从事与看不见的鬼神进行沟通的人)。巫主要是受病人家属所托，查看病人为何方鬼神所戏弄，指引如何送鬼安神治病，有时还降仙药。“觋”与道士实际上合而为一，主要从事做法驱邪、超度安灵等活动。人们每遇不幸或奇怪的事情必请巫，每遇红白喜事便请道公。此外，巫觋有一套完整的经书，记录着丧葬、架桥安花、安神安灶等法事的具体操作过程和内法秘旨，影响了当地民间的生子、婚礼、丧葬等人生礼俗和医术系统，起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如在京族的宗教活动中，除“师傅”外，还有“降生童”即降神扶乩，他们自命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者，能够平妖除怪，影响很大。每村有五六个人至十几人不等，全是男性。京族人若有人蓄不旺及身体疾病等，就请降生单作法除妖，以保平安，这种现象还沿续到今天。巫觋早已超出了道教的传统宗教意义，成为广西沿海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作为广西沿海的代表性海神龙王、妈祖、龙母、伏波将军、白龙镇海大王等渊源各异，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它们互有交叉，相互影响着广西沿海人民的生活。其中龙母信仰是继承土著越人的信仰演变而来的，龙王、妈祖与伏波将军属于外来神灵，但它们逐步走进沿海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京族人民所信仰的白龙镇海大神则是京族三岛的开辟神和海上保护神，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更为浓厚。龙母信仰来自岭南土著越人的龙蛇崇拜，主要盛行于西江流域，存在于珠江流域、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据史志载:南汉后主大宝九年(966年)，龙母被封为“博泉神日龙母夫人”，此后历代屡有封敕。据方志资料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广东地区龙母庙达64所，遍及广州府、肇庆府、高州府、韶州府等地，沿江沿河传播拓展，形成西江干流流域和西江支流流域两大祭祀带。广西沿海有多处龙母庙，最典型的是北海外沙龙母庙和东兴江平京族三岛的龙母庙。北海外沙龙母庙建于1823年，至今仍延续着形式完备和丰富的民间祈福活动。每年正月十六，外沙居民扛着龙母神像，抬着烧猪，穿街过巷，来到龙母庙前舞狮舞龙，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幸福、丰收。到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人们又向龙母还福。活动持续三天，龙母庙香客云集，香火鼎盛。此外，在二月初二的社王诞、二月十九的观音诞、三月初三的北帝诞等诞期，当地渔民也举行小型的祭祀仪式，把渔船停泊在外沙海面，船头朝向龙母庙的方位，杀鸡、放鞭炮、烧香祭拜，祈求龙母娘娘和诸神庇佑他们出海平安。白龙镇海大王是广西沿海的京族人民供奉的核心神祗、信仰神格的最高者。白龙镇海大王被认为具有保护渔民出海平安、驱赶海贼、管辖海域安全和赐予人民生产丰收的四大法力。白龙岛怪石滩西岸白龙岭上有镇海大王庙，立有石碑。京族人把镇海大王的牌位放在哈亭中央供奉，哈节期间要到海边将镇海大王迎回哈亭祭拜。京族确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为镇海大王的“诞日”。

四、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功利性与变通性

广西海洋宗教文化是人们走向海洋、追求海洋利益时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功利性。随着正统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民间信仰的体系越来越庞杂，供奉的神祇也越来越多，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与变通性也就更加明显。

1.宗教形式重在实用功利

黎人“遇有病即宰牛告祖先，或于屋，或于野，随其所便，也不设位”［8］。广西沿海各地各村往往都有各自的土地神，但所立的土地庙往往是在路边、村边、树下或田头立一块石头，作为土地神的形象。不重其表，表现了功能信仰。

2.天妃与送子观音形象的统一

观音是天妃(三婆)出现之前沿海人民的第一位女性海神。观音除了是“求子娘娘”、普度众生外，还在海上巡洋、护航、驱妖、解困等方面都有求必应。宋元以后，天妃(三婆)成为沿海人民的第二位女性海神。相传天妃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司。其道教封号:辅兜昭孝纯正灵应孚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天妃出现后，人们往往把天妃的形象与送子观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日，已婚尚未生育的妇女常到天后面前虔诚祈祷，以求早得贵子，供奉天妃的香火之盛远胜其他海神。这既是广西沿海渔民宗教功利主义思想的反映，又呈现了“佛、道相融”即天妃(妈祖)信仰与观音靠拢的迹象。广西沿海各地所建的天妃庙或三婆庙内一般都同时立有观音像。

3.崇拜海神与得到庇佑

在广西沿海的人们看来，凡是能够保佑海洋活动安全的都可以作为海神，所信仰的海神被赋予了多种职能，甚至无所不能:如避难求生、求渔、求子、求雨、求安、引航、助战等，反映了人们对海神的世俗性要求。如信仰妈祖，是因为妈祖能保佑他们、带来海上活动的安全。当对海神有所求时，人们往往会许下诺言，如果“灵验”则给以各种好处，大者如修庙，或为神像塑造金身，小者有增添香火钱等。如果不是很“灵验”，庙宇就会变得冷冷清清，民众转投其它神灵。

五、开发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

文化时要注意的问题广西海洋宗教文化是以海神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多元性和交融性紧密结合，民族性和地域性相互影响，功利性和变通性密切联系。广西沿海人民用开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实用的心态、变通的手段，对外来宗教广纳善取，在差异中存大同，在冲突中求和谐，从而形成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特质。与此同时，这种宗教文化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为此，在开发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文化中，要注意:

1.肯定宗教文化是广西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海洋宗教的核心是海神崇拜。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一带有佛教文化特征的话语成为平民百姓的通俗语言。广西沿海民间特别是农村，四时奉神，香烟袅袅，有病跳鬼驱鬼，遇丧做道场等仍时有出现。天主教和基督教堂在各地都有影子。不少宗教性节日成为民间的重要节日，体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与儒、释、道等多种传统文化资源相组合的特色。宗教文化已渗透到广西沿海人民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成为广西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特殊的海洋历史文化现象。

2.充分认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二重性特征

由于宗教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需求的不同，宗教文化社会作用的复杂性较明显，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古代广西沿海，边远偏僻，地理环境恶劣，开发程度有限，社会生活闭塞落后。宗教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精神活动的寄托及反映，多少反映了人们的诉求，保存有广西海洋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宗教教义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对鼓励广大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有积极作用。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也表现出信仰内容庞杂，形式原始，多神信奉，巫占盛行的特点。其崇拜的神具有多样性与分散性，从自然精灵、天神地只到佛道师祖，无所不有，缺乏统一的。即使同一形式，也可能表现了不同的层次或内容。与多神信仰相适应，则是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特色，如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等在广西沿海长期占主导地位，宋代钦州“家鬼者，言祖考也，钦人最畏之”，明人讲:“志称粤俗尚鬼神，奸淫祀，病不服药，惟巫是信。因询所奉何神，谓人有疾病，惟祷于大士及祀城隍以祈福。行旅乞安，则祷于汉寿亭侯，如此安得为淫，以上二事，贤于吾乡甚远”。说明古代广西沿海人民在接受中原封建文化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与该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为此，我们在研究和了解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丰富内涵时，对其积极地扬弃、批判地继承，充分发挥其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服务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开发时，也要持一定的谨慎态度。

3.充分发挥海洋宗教文化在构建北部湾地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广西沿海处于中国—东盟的前沿阵地，与越南陆海相连，沿线分布着汉、京、苗、壮、瑶等10多个少数民族，大都属于跨境民族，各跨境民族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在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背景下，广西沿海的京族、壮族、瑶族等基本上都保留着自身延续几百年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并用之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情感、思维、道德和社会秩序。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不发达，长期处于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等原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往往通过宗教神话和史诗的形式，用生动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丰富的资料表现出来。广西沿海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些宗教文化所蕴涵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文化内涵的影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宗教文化用的因素，教育引导他们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为构建边海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体系服务。

4.深入研究、挖掘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特色资源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广西沿海独特的宗教文化在沿海居民开拓生活空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当代广西海洋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缺少的载体。由于各种原因，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丰富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宗教文化资源多以自然形态存在，没有形成特色，更谈不上形成“精品”并进一步转化为经济价值。为此，要深入研究、挖掘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深刻内涵，努力形成特色，打造宗教文化品牌，发展旅游业等文化产业，吸引游客来旅游。同时要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要求，保护和开发宗教文化遗产，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恢复和维修，使寺庙宫观恢复本来面目，让人们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让海洋宗教文化得以传承，并为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传播创造有利条件。

海洋论文范文第10篇

造成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因素分析

虽然在海洋旅游资源的污染损害过程中它们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使海洋旅游资源的美观度和可再生性受到破坏，不利于海洋旅游的持续发展．在海洋旅游研究中，有学者采用两层次定量评价法［4］对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情况进行评价，发现产生污染损害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引起的，更多是人为造成的．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自然资源教授安德鲁•罗森堡(2008)表示，人类不能再独立看待捕捞、沿海湿地流失或污染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为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重叠，需要全面控制人为因素的影响来保护海洋环境．由此可见，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控制过程中，应该重视人为破坏方面的重点治理和预防［5］．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影响因素，从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剖析了造成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产生过程中有一定的影响，大多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阻止或控制其发生，但人为因素方面可以通过海洋旅游及相关海洋行业采取措施减少对海洋旅游资源产生的破坏，合理科学地利用海洋旅游资源．

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的相关研究

海水污染、海滩萎缩的现象明显加强．基于当前海洋资源的污染损害情况，学者专家在各自领域内提出角度不同的控制海洋资源污染损害的方法．针对海洋污染损害控制及预防评价的最新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从海洋环境评价指体系的角度，王勇智(2010)提出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后评价，开展一次系统的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实际影响评价从而更有针对性提出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在海洋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6］，谭映宇(2010)建立了以系统动力学模型、状态评价模型为主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复合系统研究方法，实现了区域海洋资源、生态和环境承载力的分析、模拟、预测，对比和决策支持［7］．Kuji等人(1999)分析了造成海洋海水污染的原因，包括粪池、污染处理系统泄漏、陆源污染物、邮轮等．Campbell、Ritter和Marsh等人就游船活动对不同地区及海域的环境影响情况作了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游船活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影响的认识．Monika等(2005)在从事整合海岸带管理可持续性研究项目(ICMS)时，以菲律宾中部米沙郡群岛为例，详细探讨了旅游业的成功与该项目进程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旅游业水平与地区的遵从性和可进入性指标成正相关关系，而与生活质量指标和活动可持续性指标成负相关关系．［1］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海洋污染损害的控制研究集中在环境工程、生态、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研究很少关注，国外学者虽有涉及海洋旅游环境评价和管理方面，但仍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有效的解决措施．

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