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篇

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新经济地理提出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同样是不均等的，在这个体系研究过程中，一些普遍落后的国家通过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手段逐渐追上并且超过了相对先进的国家，而有的却没有发挥全球化的全部功能，实现自身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时刻抓住时展脉络，结合时展，研究适合自身经济条件的理论政策，慢慢与先进国家拉近距离，逐渐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结束语，时代在发展，社会经济在不断进步与更新，对经济学的探讨与研究是众多专家学者目前主攻的对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体系，使相关人员在研究中有更丰富的研究题材，为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提供了客观依据。经济学的研究对人类发展有积极作用，所以对其的研究应保持客观的态度，让研究成果更有说服力，适用于人类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2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19钟飞腾:《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世界政治与经济》,2007年第4期,第55-56页。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一）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源苏姗•斯特兰奇（SusanStrange，1971）是研究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她认为国际货币的形成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根据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的使用，Strange将国际货币分成四类[4]：“宗主国货币”（Mastermoney）、“顶级货币”（Topcurrency）、“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鄄rency）以及“中性货币”（Neutralcurrency）。下面文中对四种货币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述。宗主国货币指霸权国或帝国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即货币的发行国通过政治统治对附属国家或者殖民地使用该国货币施加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的英镑以及二战后法郎区的法郎是宗主国货币的典型代表。顶级货币指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货币发行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绝对领先的经济优势，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为代表。协商货币指国家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自愿的原因支持外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其中“自愿的原因”指的是除了相关货币信誉、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经济因素之外，同时还受到货币发行国提供的援助（aidpackages）、市场准入承诺或者军事保护的影响。正是由于外国对货币发行国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voluntaryincentives）以增强这一关系。20世纪初期，由于与法国或德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往来和金融联系，使得法国法郎或德国马克在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中性货币指货币的国际使用根本上源自强大的但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并且中性货币发行国缺乏促进该国货币国际化使用的偏好。例如，瑞士法郎和战后时期的德国马克就属于中性货币。同时，四种国际货币分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Strange，1971）。比如，英镑在成为顶级货币的同时，也是英镑区的宗主国货币；纵观英镑国际货币地位的兴衰，英镑经历了从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到协商货币的历史变迁。CatherineSchenk''''s（2010）以二战后日渐衰落的英镑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强化了Strange的整体分析。Schenk的分析表明英镑衰落这一进程的时机以及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过程所决定，这了Schenk先前认为英镑衰落是由经济惯性相联系的网络外部性或“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认识。英国通过展开双边外交协商，与英镑外汇储备国达成一致———英国为后者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英国官方明确保证后者所持有的英镑外汇储备的价值稳定，而相应地，后者获准进入英国国内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支持英镑的交换条件。

（二）政治因素④影响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两种方式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的四种分类为剖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分析框架。Helleiner（2008）[5]以Strange（1971）国际货币概念为基础阐明政治因素影响国际货币地位的方式。（1）直接影响方式。直接影响指政治因素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不考虑经济决定因素。Helleiner（2008）认为政治对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发挥作用，而顶级货币和中性货币获得国际地位主要源自其内在经济吸引力，政治的作用相对有限。以宗主国货币为例，货币发行国对其附属国发挥强制权力是宗主国货币使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协商货币而言，发行国与支持发行国货币的外国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协商货币的国际使用。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当局通过美元化外交（dollarizationdiplomacy）在拉丁美洲积极推动美元的使用，使美元充当汇率的货币锚以及外汇储备，甚至于呼吁整个美洲国家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区，作为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2）间接影响方式。间接影响指政府通过对市场为基础的三个核心经济决定因素：信心、流动性和规模实施作用来鼓励或者阻止关键货币地位的形成。Walter（2006）认为国内政策与制度安排通过影响货币信誉和流动性从而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货币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包括致力于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有限政府等。美联储在20世纪初建立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信贷（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为提升美元信誉和纽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欧洲政府当局未能建立统一欧元公债市场，又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元在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上难以与美元债券市场相匹敌。

二、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元为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迄今为止，美元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交易中拥有支配性地位，下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元依赖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顶级货币学者ToruIwami（1996）[6]测算显示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尽管如此，当时国际外汇储备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和马克，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还可忽略不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牢牢占据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数据显示，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38%，英国的比重下降到14%[7]，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超过英国的两倍。20世纪20年代，在其他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美元是唯一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并可兑换的货币。随后，美国经济受益于战争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以及外部需求的增加，推动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这也可以从二战后相关数据中得到佐证———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53.9%，出口贸易占到全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75%⑤。纽约也成为与伦敦相提并论的金融中心，为欧洲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筹措资金。美国凭借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了以“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清算支付手段和各国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成为顶级货币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地位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依靠超强的经济实力为成为顶级货币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欧洲复兴援助计划”中提供“美元信贷”，欧洲各国则扩大美元在欧洲市场贸易、投融资计价结算使用。战后欧洲各国美元储备紧缺，而欧洲重建需进口美国产品并支付大量美元，形成“美元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洲国家提供短期美元贸易信贷⑥，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技术和设备各种形式向欧洲提供援助。二是美国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军事保护扩大美元的国际化使用。在第二次美元危机中，德国（当时是西德）没有加入法国批评或者挑战美元超级特权的阵营。出于安全考虑，西德在经济上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美国赤字，以继续持有美元储备为条件作为美国安全保护交换（zimmermann，2002）。美国和大多数欧洲人将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视为为各国联合防御（安全）而提供融资。不仅如此，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阿拉伯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均依赖美国军事安全网。三是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进一步巩固美元石油计价货币地位。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秘密协议⑦。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引致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作为全球最大宗的贸易，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四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市场，形成东亚美元本位。东亚美元本位制下东亚国家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并且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固定的汇率制度为东亚经济的稳步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国家积累高额美元储备流回美国金融市场，为美国储蓄缺口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东亚国家与美国形成密切双赢依存关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使人民币地位与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选择之一。政府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⑧。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货币的分类以及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使用影响的两种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分析重点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中涉及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以及区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研究。

（一）外交协商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协商（diplomaticnegotia鄄tion），即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双边协议来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鼓励签约政府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1）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指两个交易主体在一段时间内交换两种不同等值货币的行为，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为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最早的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是19世纪60年代美联储与14个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元-黄金比价以及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8]。人民币与美元相比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央行的目的在于在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境外主体人民币使用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通过外交协商用政治因素来影响经济因素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方式。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陆续与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24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规模高达2.6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支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调节境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二是满足双边贸易、投融资活动中人民币结算支付和交易需求。三是搭建人民币清算交易网络平台。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广泛覆盖，为搭建离岸人民币交易网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多层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四是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直接兑换创造条件。本币货币互换为进一步活跃离岸人民币交易提供空间，同时也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开展直接交易创造了条件，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2）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一般指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特别协议和条款，双方据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考虑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关程度，文中主要以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分析对象。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允许两国本币（或只是人民币）用于两国跨境贸易的结算。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双边本币结算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可接受程度，人民币使用由最初的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的本币结算。二是中国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中推进双边本币结算。金砖国家银行通过签署金融合作协议⑨，稳步推进金砖国家间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为各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服务。如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本币结算份额2013年达到6.8%[9]，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和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本币结算份额的上升。三是中国与经贸密切往来的亚洲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两国贸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为双边货币直接兑换提供支撑。在双边货币实现直接兑换条件下，进一步带动双边本币结算。比如，中国是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韩元、澳元的直接兑换有助于双边本币结算。

（二）自愿激励与人民币国际化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自愿激励指由于外国对该国存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以增强这一关系。文章从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两方面展开分析。（1）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能够提高本国经济金融的相对稳定性，包括多元化央行外汇储备、推进本国货币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使用以及巩固本国金融市场的地位。①外国央行通过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以减小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潜在风险。从外汇储备余额来看，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合计12.1万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高达75%[10]。新兴市场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储备美元资产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和货币错配等种种困境。目前，东南亚、东欧、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相关数据显示，全球至少已有40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了人民币。②外国政府在人民币双边本币结算进程中可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给外国政府试图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使用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金砖国家双边本币结算为例，卢布国际化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符合双边共同利益；中巴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也与巴西在拉美南方共同体中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机制，试图降低美元为交易中介货币的结算方式相一致。当然要实现本币结算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双边货币汇率是否稳定，即两国金融市场是否健全，经济基本面是否稳定，这为完善本国金融市场提出了要求。③外国政府出于巩固本国金融市场地位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使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失衡状态发展到相对稳定状态，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机遇。英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算谅解备忘录，为人民币在欧洲的离岸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并且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助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显然，伦敦会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在经营人民币业务中获益，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不断扩大。中国政府渐进地允许部分外国金融机构参与人民币业务经营，为金融机构提供先期经营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政策和机会，使其获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从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事实上，自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许多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包括汇丰、渣打和花旗等在内，通过全球网络和丰富的跨境业务经验向其合作客户推荐人民币业务。国际银行为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企业提供交易费用折扣。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外汇与债券发行市场的快速增长，从而对伦敦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更好的参与人民币交易。

（三）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与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亚洲是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最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中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这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使用。（1）中国以自身发展为根基，积极参与本地区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安全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致力于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通过推动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互信，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与认同感。其次，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实现中国与自贸区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亚洲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亚洲国家更多依赖中国这一出口市场。自2002年以来，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的依赖超过了日本，且超出的幅度有扩大的趋势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即亚洲区域经济正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内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其中，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展开区域合作论坛，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之间在产业价值链融合、双边货币结算以及货币直接兑换合作。（2）中国利用自身充足资金开始在亚洲地区输出（官方）资本，加大资本与金融在外交战略中地位。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亚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弥补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巨大资金缺口，加大亚洲区内投资和贷款，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推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通过动员亚洲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不仅提升亚洲各国充裕资金的利用效率，还将提升中国在亚洲对外投资和贷款影响力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好道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人民币国际化势不可挡。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国际化除了受经济影响因素之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的分析了国际货币的四种类型和政治影响国际货币使用的两种方式，为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围绕协商货币定义中涉及到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和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三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分析。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通过外交协商与合作、获得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以及发挥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为人民币在境外使用搭建平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次重大机遇。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国家有序引导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人民币不仅在区域内使用并且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提供思路。第一，政府要继续稳妥地利用外交协商和合作，鼓励外国政府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第二，政府需要依托境外主体包括政府与市场自愿支持，并且使其获得人民币使用的收益，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基础易平台和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提高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降低交易成本。第三，继续提升区域内政治影响力和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深化。中国政府需要在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而主动的为自身发展以及人民币在经济和金融中的扩大使用提出建设性建议和主张，推动人民币的使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4篇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agoodrecentaccountoftheliteratureonglobalisationandthestate,see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MakesofStatesWhatStatesMakeofIt:BetweenAgencyand

StructureintheState/GlobalisationDebate’NewPolitical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EndoftheNationState.London:HarperCollins.)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andChina’sPartialRe-engagementwiththeGlobalEconomy’,NewPolitical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arecentexample,see,Geeraerts,G.andMenJing(2001),‘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Yongjin(2000),The‘EnglishSchool’inChina:AStoryOfHowIdeasTravelAndAreTrans-planted’.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SPAS,ANU:WorkingPaper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注：KnudsenarguesthatbothRuggieandWendt‘acceptmoreorlessimplicitlythemaintenetsofrealism’,andthatthegapbetween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mainstreamtraditionalismseems

smallerthantheargumentativerhetoricwouldleadustoexpect……IhaveverylittleproblemwithanythingsetforthbyeitherRuggieorWendtinthese

twosolidbooks,exceptthatthespecificationstheyadvocateseemtoaddlittleofconsequencetothetheoriesthey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aFruitlessDebate:TowardsaDelimitationofCompeting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local-global)。我同意卡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aNewInternational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注：See,forexample,GillsandPhilip(1996),-aspecialissueofTheThirdWorldQuarterly,whichassessedhowdifferentembedded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contextsledtodifferentdevelopmentaloutcomesindevelopingstates

notwithstandingsimilarinternationalisingcontexts.Inparticular,seeGillsandPhilip(1996b)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asestudyofChina.)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and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SeparationoftheEconomicandthePoliticalinCapitalism’,NewLeft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1995),‘TheNewPoliticalEconomy’,Political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Woods,N.(1995),‘GlobalisationandInequality’,Millenium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andS?Derbaum,F.(2000),‘TheorisingtheRiseofRegionness’NewPoliticalEconomy,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NewPoliticalEconomyofAreaStudies’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arearound100publishedbooksinEnglishalonewherethemainfocusisto

discusstherelationshipinonewayoranother,buttheclassicremains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的假定出发。(注：VanWolferen,K.(1990),TheEnigmaofJapanesePower(NewYork: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Relations,1972-1992:VirtualDiplomacyandtheSeparationofPoliticsandEconomics.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PhD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GreatTransformation.Rinehart&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ofCapitalism:GrowthandStagnationintheModern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EconomyofModern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and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Dore,R.(eds)(1996),NationalDiversityandGlobalCapit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andS?derbaum(2000),BreslinandHiggott(2000),and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in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IPE(Palgrave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theResurgenceofRegionalismInWorld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Yizhou(2000),‘PoliticalStabil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Processof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andRavenhill,J.(1995),‘BeyondProductCyclesandFlying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ofEastAsia’,World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Beyo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Millennium(10),Cox,R.(1983)‘Gramsci,Hegemon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EssayinMethod’inMillennium(12)andCox,R.(1990),Power,Production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of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RetreatoftheStat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andtheNewRegionalism’,PacificAffairs70(2):219-233.Thoughinlightofthefinancialcrisesof1997,afeatureofthenew‘newregionalism’isanattempttomoderatetoexcessesofunrestrainedcapitalism.See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Rosamond,B.(eds)(2002)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and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State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Historic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SocietyattheTurnoftheMillennium:ProspectsforanAlternativ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YellowSeaBridges:Kyushu’sroleinSino-JapaneseRelations’ConferencePapercitedwithauthor’spermissionandRozman,G.(1998)‘Flawed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NortheastAsiainthe1990s’The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作)(注：Naughton,B.(ed)(1997),TheChinaCircle:EconomicsandElectronicsinthePRC,Taiwan,andHong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是对此种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注：Smart,A.(2000),‘TheEmergenceofLocalCapitalismsin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and

PatternofDevelopment’inSi-MingLiandWing-ShingTang(eds)China’sRegions,Polity,&Economy:AStudyofSpatialTransformationinthePost-ReformEra.Hong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theGlobalintheNational:ImplicationsfortheRoleoftheState’inDavidSmith,DorothySolingerandStevenTopik(eds)StatesandSovereigntyintheGlobal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Civilisation,and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Regions:LearningfromtheOld,ConstructingtheNew’,New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Strange(1994b),‘WakeupKrasner!TheWorldhas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综合的文献。

注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5篇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6篇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注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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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5]陈景庆.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实践及其影响[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3）.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印关系;政治;经济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42-01

2007年12月5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提到：中国和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对双胞胎巨人，两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其力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两个国家如何联合，怎样才能实现联合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卡恩在其《中印将如何重塑未来》中提到，虽然两国经济近年都在飞速发展，但中印是很难成为同伴的。两国发展道路是那么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两国的不同又给双方提供了很大的合作空间。在新形式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中印关系呢？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对两国合作所产生的影响。既然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印关系对两国合作的影响，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1 为何要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又称世界政治经济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所倡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西方国家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使用石油作为武器，反对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美国的霸权，欧盟和日本的日益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面对这些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国际政治分析法和国际经济分析法来做出解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条是关于国际体系层次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 在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主要有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霸权稳定论以及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的存在，国际社会将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霸权国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如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都是在美国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同时又被美国所控制，为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金融主导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相互依存论则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经济上已经表现出敏感性和脆弱性，比如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国际政治由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过渡；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各国已经不能够闭关锁国，而是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只有实现国际合作，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物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2 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印关系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50年两国建交至1958年,中印两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政治上，两国不仅在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与支持，共同倡导了现在对处理国家间关系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高层之间的对话与互访也较为频繁。经贸合作方面，两国互助互惠，共建美好家园。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各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组合。中印关系也进入了倒退期和全面破裂期。中苏关系的破裂和苏联寻求印度作为新的同盟国，这些变化的产生使印度领导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印度在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开始咄咄逼人，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双方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政治上的对峙，也使两国频繁的经贸往来中断长达14年之久。中印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开始到1988年，这一阶段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时期。在政治关系上。两国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总体层面上官方的正式接触并不多，反而是民间交往十分积极，而且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仍然十分严重，但是经贸合作方面，两国开始了缓和的进程。中印双方的商团代表开始互访，两国也就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并在多个方面展开了合作。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开启了两国最高层领导频繁互访的友好开端，也使中印关系迎来了崭新的时期。在拉・甘地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协定，这些协定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后总理和拉奥总理进行了互访，1996年主席对印度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就双边经贸合作，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协议，并就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使双边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经济层面上，两国的经贸合作势头不减，进入了稳步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在各个经济领域都开展了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额的年增长率一般均为两位数，1990年贸易额2.6亿多，增幅近80％以上。

从整个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作用十分明显。中印经贸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被中断也是因为两国政治上的对立冲突，而两国对外关系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两国经贸合作的必然要求。印度政府也一直利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来调节与中国的关系，对印度政府来说，1962年的边界战争打破了印度的大国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痛，但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作为中国最大的邻邦，印度必须抓住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才能够使印度更加强大。因此，一方面印度要积极促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变得更加强大。于是，印度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总是设立各种壁垒，以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以保护本国企业。从中印这几年的贸易额就可以看出来，在2002年前，中印贸易基本上上是中国处于优势地位，但2002年后，印度在中国出口印度方面增加了贸易壁垒，而中国为了加强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又大量从印度进口，直接导致印度出口中国的增长，在中印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显然印度的政府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中印双方来说，如何利用政治与经济的互补性来发展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3 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建议

加强中印关系，不仅对中印双方有着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加强中印关系。

首先，加深了解、促进互信。两国政府要继续推动高层领导的互访，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双方应加强区域性合作，建立区域合作制度，将中国和印度纳入到地区合作制度当中。对于双方仍然存在的边界问题等历史性问题，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

其次，积极扩大中印经贸合作的范围和力度。要积极推动贸易的多样化，加强在重点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信息技术、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农业等各具优势，互补性强的领域。两国政府应该着眼大局，加强磋商和对话，妥善处理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消除贸易投资障碍，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创造有利于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的环境。中印应积极探讨贸易自由化。中印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基本条件。中印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把两国经贸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同时将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应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印关系已经不单单是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和综合。政治上的友好为中印的经贸发展提供了前提，但是经贸合作的加强又促进了政治关系的改善。要巩固中印关系，我们应积极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相互依存。因此，作为东亚区域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南亚区域大国的印度，两国间不断推进的多方面合作将使得两国间关系逐步加深。中印两国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亚洲区域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9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77-04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2]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3]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4]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5]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收稿日期：2003-10-11

【参考文献】

[1]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2][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3]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4][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5]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6][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9]杨宇光：《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4.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国际体育 资本主义

1 体育的新世界秩序和无畏的希望：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存在一个中心点，那就是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或承认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当前资本的流动性很强，这是为了找到最佳增值环境而积累更多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商业体育继续在世界各地寻觅发展机会，而不仅仅局限在当地的某个地区或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就其规模和实力而言，这些跨国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机会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通过把部分体育相关生产从富国转移到相对贫穷的国家，抑或通过企业合并、收购或托管的形式。当代资本主义也在所谓的国际治理制度中得到体现，国际治理的目标是同时照顾到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的需求。

与此同时，经济比政治更占优势，企业对体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优势，私有体育利益比公共体育利益更占优势。很多情况下，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结合这些优势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关体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结束，其原因是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市场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驯服以及商品化的惯常做法。即使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把体育当作有用的辅助工具使用的跨国企业，也承认大体上企业的运营理念还是以获利为中心的。跨国公司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体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场崩溃，即使是暂时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全球化只代表着加速走向体育界的资本化，而不接受这种类比就是不加辨别地承认推进全球化过程是变异的资本主义，是对公共生活的驯服和商品化的一贯做法。

在某一价值层面上，依据新自由主义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务项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业的身份自行运营，不同体育领域的作用仅仅是争夺消费者而已。在另一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还提倡为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扫清障碍，前提是贫困国家的政府严格遵守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理性的复杂知识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的政治观点是古朴而简单的，这是因为政治在市场制定的条款之外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接受这种逻辑就是要否认或弱化当代体育呈现出的实现社会改变和变革的诸多机会的重要性，而否认实现社会变革机会的观点仍然存在，这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身处十字路口这一状况缺乏认识，全球政治的新标准和社会经济合作普遍存在。换言之，缓解贫困的政策已经制定并执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中或得到发展或逐渐消失，这个全球空间一方面体现为生态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体育中或通过体育实现社会改变的机会。

很多情况下，自由被简化为买卖的权利，并减少了和私有化的个人主义团结起来的机会。20国集团峰会也旨在成为新社会秩序建立的标志，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应对部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贫困危机。美国曾经的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共识现已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来调节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体育的潜力不能被视为存在于体育提倡的价值中或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中。

2 结语

资本主义运动通常和全球化同义，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有关资本主义的争议体现在两个理论维度，即解释性和惯常性。在有关国际主义、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和历史上与当今世界中的社会力量对体育的正功能保持沉默。足球经理们诸如阿森纳的温格和曼联的弗格森，最近也开始考虑世界经济面临的信贷紧缩或许是足球重新获得更好远景的机会，这一远景不只是依赖同一级别上的财富创造。虽然新自由主义已经式微，但和它有关的价值观念仍具有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黄璐.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28（1）：1-5.

[2]黄璐.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5）：392-395.

[3]周小英.论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28（1）：20-22.

[4]黄璐.《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1，27（5）：22-24.

[5]黄璐.国际公平竞争委员会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10）：1-4.

[6]黄璐.动了谁的“奶酪”？――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评论[J].山东体育科技，2013，3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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