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0:26:18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人为原因导致的影响
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是影响施工进度的关键因素，施工中所有的技术操作，组织配合都需要人的参与，而工程管理中人员的不合理配置会对施工进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2施工环境因素导致的影响
在施工前，由于没有对施工现场进行详细的考察，在实际工程施工中，可能会因为各种环境原因使得施工工作不能顺利展开，例如施工现场的地质构成、水文条件、洪涝灾害、地震程度等原因没有进行综合的考虑，在实际的工程设计方案中，对这些问题可能产生的情况没有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造成施工问题产生时，施工管理人员不能进行及时的解决。
3施工技术导致的影响
施工技术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施工操作流程的错误、施工工艺的错误、施工方案的不合理配置、施工安全因素繁多以及不成熟技术的应用等。
4组织管理因素导致的影响
组织管理因素主要包括合同审批延误、施工计划安排不当、施工组织不协调等，这些因素会使得施工过程中出现停工待料、施工延误的现象。再者，工程相关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欠缺，造成施工交接、施工配合上出现问题。
5施工材料、施工设备的影响
在施工中，经常会出现施工材料供应不足以及施工设备故障问题，造成工程基本资源不能积极满足工程需要。对新型材料不能做到合理利用，施工设备不及时维护，长时间超负荷运转，设备故障频繁产生。
6施工资金导致的影响
施工资金是施工顺利开展的基础，但在实际中，经常出现施工资金拖欠问题，造成施工资金短缺，资金在施工各阶段的流动困难。
7施工阶段设计变更较多
延缓了施工进度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在工程实施的各阶段都要进行严格的监控。然而，在建筑方对工程建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急于对项目展开施工，对建筑的投资额度、设计标准等的审查以及相关承包合同没有经过严格把关，导致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施工中的工程随意改动，缺乏对施工变更的监督、监管力度，对施工变更造成的资金流失、工期延误问题缺乏制度制约。
二解决建筑工程进度管理问题的措施
1积极建立相应的制度管理
机制积极完善施工过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对工程施工前的方案设计，工程施工中的人员配置以及施工基础设备的配置作出统一的部署，对施工各阶段材料的使用以及资金的使用进行大体的预算，充分保证施工中各项资源充足。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设计变更问题，应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确保工程施工各阶段能够顺利展开。
2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对工程进度管理的重视度
在实际施工中，要定期组织施工相关人员进行工程施工管理知识的培训工作，加强工程施工相关人员对工程进度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使其在实际的施工中能够自觉进行施工工程的有效管理，并协调各方积极做好施工进度管理工作。在实际的管理中，设置相应的奖罚措施，端正相关人员的管理态度，从根本上提高建筑企业的整体工程进度管理素质。
3严格落实施工各阶段分工制度
在施工各阶段，应严格落实分工制度，将各阶段中的施工工艺落实到个人，并实施责任约束机制和奖罚措施，提高工程施工人员的责任意识，使其能够更为有效的完成工程施工的各项内容，确保工程施工的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更好实现施工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4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培养高素质管理
人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企业内部现有管理人员进行再教育培训工作;另一种是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加强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企业应定期组织现有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知识再教育工作，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的管理知识储备，以便在以后的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好地起到管理带头作用。高校在教学实践中，应加入一些实际的企业管理知识，强化企业管理专业学生的管理意识，使其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能够更好的践行管理要求，完成管理工作。
5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
在施工前，应就工程施工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制定一份详细合理的施工计划，并在实际施工中将计划细分。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施工各阶段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计划要求进行施工，并根据施工计划要求，合理划分责任区域。施工管理人员应深入施工基层，全面了解施工计划的落实情况，并就实际施工中出现的施工技术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做出详细的解决方案，确保工程的顺利开展。
三结语
虽然，我国的建筑行业建筑技术在不断地革新，建筑工程管理制度在不断地完善，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建筑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规范化，相关管理制度和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加强施工进度的管理意识，总结自身的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总而言之，要想不断地规范我国的建筑行业，就需要进行管理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以求达到更好的建筑效果。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过程管理（ProcessManagement）是国际航空企业的重要基础管理体系和方法，过程体系是除职能制组织架构外的另一大基础架构。传统上对企业架构的认识一般以组织划分为视角，而过程或流程则被局限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往往未被上升到企业全范围架构，这也是国内制造业目前相对普遍的情况。企业层级的过程管理体系缺失也将极大影响到项目管理、质量管理、精益管理、持续提升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对过程管理的认识需要突破“工作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的局限，而将其上升到企业整体架构体系的高度看待。它是开展好质量管理、项目管理以及日趋重要的精益管理、持续提升等工作的基础性前提，也是打通部门界限，界面清晰权责清楚地开展跨部门项目及运营工作的制度性保障。如同在新技术研发中通过技术成熟度水平（TRL）来评价技术成熟的程度，过程管理体系采用“过程成熟度”这一刻度标杆来评价企业过程管理的实施水平及其每一个具体过程，来“激励”企业一步一脚印不断完善过程架构和每一项工作过程。过程管理应自上而下从企业顶层开始构架，进而采用子过程的方式层层往下分解，先搭建整体框架再添加和完善细节。
2航空企业的过程体系
航空工业企业整体的过程架构可以基于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开发的航空航天防务企业业务流程框架，运用波音、空客公司及一级供应商为主开发的SSCAM能力模型或CMMI能力模型，并结合AS9100符合性来进行搭建。由于有可视化、架构化的需求，可以借助一定的商业BPMS（业务流程管理系统）软件。
3过程架构的建立
从具体过程的角度来看，实现过程管理需要经过“定义过程”、“管理过程”和“通过过程来管理”三个阶段。过程的建立不能是大致的语言描述，必须进行可视化绘制、描述，并采纳“内部顾客”思想。某一工作过程的“所有人”输出其过程结果给下一个过程所有人，下一个过程所有人即是前一位过程所有人在企业内部的“顾客”，而对“顾客”customer及其“需求”requirement的满足和保证方法在航空管理和研制体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是量化质量管理和当今系统工程思想的核心内容。定义过程并明确了顾客后，下一步即应为这一过程建立定量绩效衡量指标。按照波音公司的实践，采取质量、按时、成本效益、过程周期等四个维度（视情调整）来对过程绩效进行衡量，建立目标值，同时通过对指标结果的分析考虑对所衡量过程的优化完善。建立的“过程”必须伴以“衡量”，衡量指标必须全面，这也是过程管理能否真正起到作用的关键一步。以质量维度为例，往往容易局限在制造过程，而没有扩展到设计等范畴。而从质量管理要求来看，无论ISO9000、AS9100体系还是六西格玛法，都是明确建立在过程方法之上的。
4过程管理的效用
国内航空工业企业架构体系多以职能制为基础，突出了专业人员与专业知识聚集的优势，而单一职能制短板在于职能部门间的界面接口定义，容易存在职能划分重叠或空白的情况。而一家大型航空工业企业内部各项工作流程高度复杂，大量工作流程会衔接到不同职能环节，在项目中能通过跨职能项目团队解决一些部门壁垒的个例，但基础层面上需要通过实施过程管理能来解决各业务部门工作环节的有效衔接，并促进从整体层面制度性地去构建现代航空企业全部业务过程和每一具体工作流程的网络架构，避免盲点空白。从项目管理角度看，项目的开展建立在Team团队、Resource资源、Process流程三者基础之上，民机项目除WBS工作分解结构外还必须对应过程分解结构，过程管理对于项目工作的扎实推进同样不可或缺。此外，西方工业界认为一项工作只要能衡量，就有办法提高，过程与衡量也是欧美航空制造业目前广泛开展的各种业务提升方法的前提和基础，不论是针对整体的CMMI、SSCAM、AS9100模型，还是以精益-六西格玛为核心的细节性持续改善优化，抑或是针对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具体环节的能力提升方法都基于过程管理的理念，它们现在都已成为欧美航空企业正在大力实践并产生巨大质量、成本和时间效益的良方。因此，接受、认可并建立全企业范围的过程管理体系是开展好管理提升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作者:丁朱寅 单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APQCAerospaceandDefenseProcessClassificationFrameworkVersion5.0.2.[J].2008（4）.
[2]PamelaGarretson,PaulHarmon.HowBoeingA&TManagesBusinessProcesses.BPTrends.[J].2005（11）.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有的片面地强调整体阅读，将文章各个部分，不分轻重地串讲一遍，其结果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这两种倾向造成了阅读教学的单一、片面、繁琐和低效。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阅读教学要处理好课文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一般地说，可以按照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顺序进行教学。”
“教学大纲为阅读教学设计指明了整体优化之路。阅读教学按照“整体----部分----整体”的顺序，正是辩证地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强调了整体分解为部分，又强调了把部分综合为整体，使知识成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从而更好地促成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以提高阅读能力。
从整体观念出发，阅读教学的课堂结构一般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大概内容，基本理清作者的思路。这一阶段是让学生初步的解课文写了什么。例如，教学《赶集》，首先让学生思考：作者围绕着《赶集》描写了哪些场面？人们的心情怎样？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比较容易地理出全文的思路：赶集的人多，个个喜气洋洋；赶集的车多，坐车的人美滋滋的；集市上热烘烘，景象繁荣，赶集的人们的心情是喜悦的。这样就使学生对课文有了一个初步的整体认识。
第二阶段：细读课文，在学生对课文有了一个整体认识之后，抓重点，理解关键词、句、段。这一阶段是让学生了解文章是怎样写的。由于学生对课文有了整体认识，就可以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结合上下文对学生进行字、词、句的训练，从而使学生做到更准确地理解。由于学生对课文有了整体认识，就可以从段与段、段与篇的内在联系上对学生进行段的训练，使学生不只是从表面的形式上认识段，而是从全篇的内在联系上认识段。这样，无论是分段，还是概括段意，都会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还以《赶集》为例，在学生初步明晰了课文的思路，了解文章所表达的情感之后，再学习第一段，使学生理解作者是怎样把人们的喜悦心情描绘出来的。由于有了“喜洋洋”这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老汉衔着旱烟管的“衔”字想象出老汉双手背后，脸上光滋滋，走起来兴冲冲的神态；从拄着拐仗而走起路来“挺松爽”想到人逢喜事精神爽；从壮年男子跑得热了的“热”字，看到小伙子们的兴致勃勃；从“插朵”的年轻妇女想到她们有说有笑，喜气洋洋的情景。由于从“整体”出发，对“部分”的理解也就深化了。学生从“衔”、“松爽”、“热”、“”等词语中体味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
第三阶段：深读课文。第一阶段是在“部分”的深入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再回到整体上来，是对课文理解的升华阶段。所谓升华就是把文章的形、神、情、理融为一体，使站在桥这边的读者与站在桥那边的作者，通过了语言文字这道桥梁而会面，“不但全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相契合”，从而做到深刻、全面地理解课文，领会课文中体现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完整准确地归纳课文的中心思想。与此同时引导学生站在高处总观全文，对全文进行鉴赏、品味、评价，这样就解决了一个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再以《赶集》为例，在对每段深入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抓装料想四年以前的集市该不会有这些东西吧”这句意味深长的结尾，引导学生将四年以的的集市与今天的集市比较，学生就会自然地认识到新中国好，翻身农民的生活步步高这一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品昧那“像赴什么宴会”似的男女老少；坐在车上“那么一颠一荡地按着韵律前进”的人们；那“一番热烘烘的景象”的集市，就会“语语悟其神”，透过那朴素的描绘，体味到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使学生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整体－－部分－－整体”的讲解课文的方法，要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是要遵循以下三条规律：
1．要符合学生的认识事物的规律。大致了解它是什么,然后再深入局部，最后又返回整体，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更深刻的认识。根据这个规律，在指导学生阅读时，一般经过“整体感知－－局部深化－－整体升华”三个阶段。
2．要符合学生的思维规律。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综合起来。在指导学生学习一篇课文时必须注意，分析是从整体出发的分析，而不是不顾及整体的支解；综合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而不是脱离了各个局部的综合。
3．要符合阅读认识过程的规律。由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的过程。“整体－－部分－－整体”的第一个“整体”，是解决文章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的过程。“部分”是解决文章是怎样写的问题，这是从思想内容回到语言形式的过程，也就是体味这样的思想内容是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表达的过程。第二个“整体”是解决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这是将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地去理解、体味、鉴赏课文的过程，使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财务预算管理作为企业内部预算管理结构体系的重要分支，在预算管理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属于核心组成内容。企业内部的预算属于系统性的财务规划，内容涵盖经营、资本以及财务这三大内容的预算，其中经营预算涉及的对象是企业内部收支以及利润，对这些内容进行相应的预算计划；资本预算涉及的对象以资本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投资规划方案，主要对这些方案开展相应的规划和评价活动；财务预算主要以前两项预算工作为前提，针对现金的流量情况给予预测、评估和安排，包括制定出特定时期的损益表以及资产负债表。
二、企业运营过程中关于财务预算管理环节的应用探究
（一）财务预算的现状简析
现代化企业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新的层面，能够正确认识其对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想要实现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则必须做好作为组成财务管理结构体系中最基础的工作——预算管理。开展预算管理必须以企业本身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将企业经济战略发展目标作为指导方向，有效对内部各大部门的生产与经营工作进行指导，企业在内部开展财务预算工作涉及利润预算、现金预算等。想要不断提高内部财务预算管理的质量与水平，必须找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财务方向，确定管理目标，查出问题和漏洞并及时解决。
（二）财务预算管理环节的弊端
企业在推进财务预算管理体系的建设仍停留在探索阶段，管理环节仍存在多种弊端，预算结果的准确性不高。预算耗时长，预算成效低等问题成为目前国内企业预算管理重要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大方面:
1.企业内部领导层未能准确认识财务预算对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财务预算管理在整个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中处于弱势，没有把它视为中心环节处理好。
2.管理体系不成熟。
由于关于财务预算的管理体系缺乏成熟，未能建立起相适应的管控制度与评价标准，在执行时未能有专门的审核制度进行评审。
3.预算缺乏成效。
在财务预算的初步方案设计并执行后，负责实施的部门人员仅注重实施的行为，而忽视了预算资金的控制。究其原因主要一是他们手上没有相应的权力对资金进行处理和配置，二是在实施环节，一旦资金大于预算标准他们无权力实施控制，只可遵从上级部门的统一安排；三是预算管控的制度不够严密，执行人员缺乏强烈的预算观念，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分配资金，对预算方案认识不够深入，使得难以充分将企业财务预算发挥至最大。
4.财务预算涉及的内容不广、不全。
部分企业制定相应的财务预算过程中，通常只注重日常营业的收支方面，较少涉及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以及现金流量的评估等方面。
5.预算实施成效低。
主要体现在有些企业实施财务预算时未能严格根据预算方案对内部的日常经济活动开展相应的管控措施，使得大于预算的现象时常发生，预算考核制度未能严格执行，奖罚制度未能得到严格执行。
三、企业运营中优化财务预算管理环节的对策
（一）构建完整的组织体系，推进预算管理体系的完善
企业应以自身实际为出发点，设置公司预算管理委员会，并根据相关制度要求展开编制预算计划书、审核与管控计划执行的全部过程，为优化预算管理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通过推进预算管理体系的完善，确立财务管理在日常管理中的基础与主导地位，严格监督财务组织人员修订与完善管控制度的基本工作，积极执行监督职能与评价职能，然后根据财务的预算计划以及执行的效果进行及时的记录和评价，并编写综合报告，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预算项目的整体效益。
（二）凝聚全体人员的力量
财务预算的管理环节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的工作都是由企业不同的部门和个人分担的。就所承担的工作而言，预算的实际执行者应当是最熟悉情况的。所以开展预算管理时应积极凝聚内部全体人员的综合力量，呼吁各部门积极参加和配合预算编制工作，并严格按照自身岗位的工作内容和相关制度标准给予高效执行。假如某项目涉及的资金数额较大，属于重大经济事务的应需在内部全体人员中开展讨论会，充分尊重每位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实行民主综合决策。财务预算管理环节中应构建合理层级式的管控模式，以全局视角为出发点，尊重各层级部门人员的意见，综合多方建议实行科学预算决策。此外，还应对各大部门的权责进行划分，实现权利与职责的联系与制衡，有效地对预算环节给予相应的管理，协调和密切内部员工和企业双方的关系，不断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与归属感。
（三）实现财务预算的全过程管理
实现财务预算的全面管理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全体人员的参与，还需要对预算的全过程进行高效管理。企业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涉及资金的使用。所以，不论是生产阶段还是管理阶段，都需要对使用的资金进行科学的预算，保障企业开展生产或是经营活动均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避免受资金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生产停滞或经营不畅等问题，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受损。
（四）按照规范科学的编制方法，有效设置预算指标
预算目标主要是企业对战略目标进行细分后所得，设置相应的预算目标应以企业年度内总体目标为核心指标以指导设置方向。开展预算编制活动应以分级式的自上而下方式，综合各部门人员的力量参与至讨论中，确定关键性的重要指标，切忌指标空泛无中心，首先需关注刚性的企业项目，而后综合次要项目，做到主次清晰；另外应注重对现金预算的管理与控制，协调应收与应付账款的预算平衡，综合外界因素对内部财务预算管理造成的影响，协调好动态预算和年度总预算间的关系。
（五）构建预算专门的控制体系，实行推行预算评价
根据不同季度预算规划与实施情况，通过对开展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比较评价，选择差异的分析方法，查找出存在差异的致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建预警机制，针对超额预算情况进行及时的预警报告，针对超额的项目需上呈至总经理，交由相应的集体管理者进行审批。
（六）引入绩效管理，构建全面的考核与奖惩机制与绩效管理相结合
预算管理属于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经济活动内容繁杂广泛，需要企业全体人员的力量才能高效执行预算指标，确保预算目标的顺利实现，这就依靠于严密的预算评价制度体系。设计绩效体系时应遵照制约性与联系性、合作促进的原则，将自身岗位的绩效指标同企业年度总体目标相互联系，以增强各大岗位人员执行预算要求的能动性，实现对高效化的预算管理。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财务预算管理环节在企业运营过程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必须注重对该环节的监督和控制。以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构建起完善的经济体系，奠定财务管理在日常管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保障企业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得到稳定和持续的发展。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近代；西方猪种；本土化过程
一、引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洞开，国外培育的畜禽品种也陆续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开始了欧美猪种落户中国的过程。在中国近代，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特征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840年，到1895年左右。引进行为主要是由外国侨民来完成的。具体来说是一些外国侨民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将欧洲的猪品种带入中国，随之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第二阶段从1896年到20世纪的2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前期正值晚清兴农运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国外的畜禽品种的优点，注意到中国畜禽品种的产品性能与欧洲品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于是他们认为引进西方培育品种是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快捷方式。然而，由于政权的更替，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畜禽品种改良的事情，对欧洲的猪种的利用只是停留在认识阶段，没能有效地进行改良。第三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既能够保持本地品种特点，同时又具备外国品种特征的新品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育种工作受到极大冲击，没有也不可能育成一个新的品种，使得本土化的过程到1949年仍然没有完成。大约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几个标准品种的育成和推广，才完成了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由于1949年以后，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容日后另文探讨。本文主要探讨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二、外国侨民的引进及中国民众对外国猪品种的初步认识
1840年以前，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闭关自守，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相当有限的畜禽养殖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自给自足，而不是为了出售，所以多数的畜禽品种是以自然品种的面貌出现。由于接触外界的机会几乎没有，因而也没有外国的品种引入；而同时代的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于纺织业的进步，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发达，畜牧业有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由于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对于家畜品种来说，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饲养一些自然品种，而是需求饲养一些产品性能优越的培育品种，产品性能比较优越，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层次的、多元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诸如以产奶为目的的黑白花奶牛被培育出来，产蛋率高的来航鸡也被培育出来。
184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门被迫向外开放，在外国人进入中国之时，东西方畜禽品种性能方面的差异，自然促使他们考虑诸如为什么不将他们原来生活地区饲养的欧洲畜禽品种随身携带入中国的问题，于是在他们进入中国之际，将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一些家畜品种带入中国，这些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人了解欧洲品种提供了方便的作用。许多国外的猪种，在这一时期被引进到中国。当时主要引进活动有：俄国人从俄国带来了白色猪，在现在的东北一带繁殖；德国人带入巴克夏猪在现在的山东一带繁殖；日本人将巴克夏猪和约克夏猪带入东北地区。光绪年间，德国人又带来大白猪，饲养在张家口和青岛一带。当时外国人从国外引入到中国的猪种主要有中约克夏（MiddleYorkshire）、大约克夏（LargeYorkshire）、巴克夏（Berkshire）、杜洛克（Duroc）、波中猪（PolandChina）、切斯特白猪（ChesterWhite）、和泰姆华斯（TamWorth）等。[1]这些猪品种的引入，主观目的不是为了对种进行改良，而是由外国人自己养殖，并供他们自己消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猪品种作为新鲜事物，肯定会引起当时周围中国人的关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外国猪品种通过各种渠道散入周围地区，客观上使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外培育畜禽品种的良好性能开始有直观的认识，也为后来一些学者倡议引进欧洲畜禽品种的主张提供了直观的物证。
三、晚清兴农运动及北洋政府时期对国外猪品种的理论认识
晚清时期是中国人对于国外家畜品种真正关注、并初步认识的阶段。随着中国的国门洞开，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对外贸易中丝、茶等传统农产品输出量迅速减少，促使晚清政府寻求以增加畜产品出口来改变贸易入超的局面，然而要想使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同样困难重重。从当时一些赴国外考察的人所看到的，以及外国侨民携带的畜禽品种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的畜禽产品的产品性能不能和国外的品种相比，特别是家畜，中国没有以单纯以提供牛奶的品种；中国的猪，则多是脂肪型的，生长速度较慢；中国的羊，产毛量远远不能和美利奴羊相比。中国的鸡，远远没有欧洲的来航鸡的产蛋率高。即使出口，价格会很低。因此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国内畜牧业与国外的差距，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罗振玉首先倡议引进国外畜种，他说：“农业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矣，我国急宜加意如此而靳农业之进步。[2]《农学报》上也曾有介绍国外培育品种的文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农学报》发表了《述亚尔然丁牧业大略》一文，介绍南美阿根廷的优良畜禽品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了《俄罗斯马之种类》一文，介绍俄国马的培育品种。这些都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从中外畜禽性能的对比中找到发展中国畜牧业的途径，从而也对中国近代对国外优良猪种的关注和引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一些关于介绍国外品种的文章中，对于猪的论述很少涉及，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的猪，与国外品种的差异没有别的家畜大，中国的猪有一些性能是国外品种所无法比拟的。如肉质，由于脂肪含量高，肉细嫩而且香，比欧美猪的肉要可口。另外中国的猪的饲养，在农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出售，而是用于积肥、利用人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如糠麸等，改良的任务没有其它家畜那么迫切。
尽管罗振玉等人大力提倡向国外引进培育品种，但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付诸有成效的实践的。这一时期外国猪的引进，次数和数量都不是很多。1907年，由留美归国学者陈振先在担任奉天农事试验场场长时，曾引进过少量的巴克夏猪，对东北土种猪进行过改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国际交流增多，对外国畜禽品种的认识也开始增多，中国学者开始了在科学意义上的引进工作。1910年以后，新疆曾引进俄国白猪，饲养在现在的伊犁、塔城一带，同时边境居民也从俄境内贩来俄国白猪，这些白猪和曾由甘肃移民带来的中国本土黑猪进行了杂交[3]。1919年广东岭南大学引进巴克夏猪；[4]
这一时期对于国外猪品种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认识阶段，停留在理论和观念上。但是这一时期已经了解到了欧美的畜禽品种的特点，找到了提高中国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思路。但是，要实现其目标，必须要对国外品种进行充分地了解，并找出一条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四、民国时期对国外猪品种的深入认识及引进、改良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对于国外的培育家畜品种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畜牧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和国外畜禽品种特性有深刻认识了解者，纷纷指出中国畜种性能的缺点，为引进欧洲的培育家畜品种造舆论。内容涉及到中国的马、牛、羊、鸡和猪。他们指出：马的速率，英国纯血种马在跑马场上，跑一英里用1分2秒，而中国马则需5－6分钟；英国挽用马，一马可挽重500余公斤，而中国马只能挽300－350公斤；荷兰牛每日产乳15－20公斤，而中国牛仅产3．5－6公斤；牛肉产量，英国短角牛每头可产750－800公斤，中国牛则不过250－300公斤；中国绵羊产毛量，每只不过1－1．5公斤，而美利奴羊可产5公斤以上。至于鸡蛋产量，相差亦大，来航鸡年产蛋可达三百枚，而中国鸡只产七八十枚[5]。因此许多畜牧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指出通过改良中国禽品种的方式来达到发展畜牧业之目的。关于猪的改良和发展，吴英华最早对东北猪种改良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利用西洋之优良猪种固然是改良种的最有效途径，但是还应有优或次优之分，他认为巴克夏和波中猪适合于改良东三省的猪种[6]。其它如王宗佑、李秉权、崔赞丞、莫甘霖、朱明等，都提出一些改良中国或某一地畜牧业的良策。他们还一致认为，要改良中国畜牧业，引进畜种是主要方面，但是首先应该对国内畜种进行调查，以发掘出适合改良的优良种群，然后选优汰劣或用外国纯种改良，最后固定繁殖，继而推广，达到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之目的[7]。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还特地派员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关于“我国畜种改良之方针及具体办法”的报告，认为要改良中国的畜牧业，最为简捷的方法就是引用良种，畜牧产量就可迅速增长数倍。具体的是要用外国美利奴羊和中国寒羊杂交；用哈佛特牛改良中国黄牛，以获得役肉兼用牛；用荷兰奶牛改良中国黄牛以求得乳用品种；以阿拉伯马、英国纯血马改良蒙古马；用来航鸡改良中国鸡种；用约克夏猪和巴克夏、波中猪改良种[8]。不管当时的这些建议是否都对，但是有一点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即欧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本地品种无法相比的。要想改变畜牧业的现状，引进欧洲品种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对欧洲畜禽品种的认识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少数人的超前认识，传播面较窄，实施受较多限制；那么民国时期对国外畜禽品种的认识，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引进改良已经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并付诸行动。
在希望大力引进欧美培育品种的背景下，各大学农科、农专、农场相继引入外国猪种以改良种。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农科引进泰姆华斯猪、波中猪、约克夏猪[9]；1924年陈宰均在青岛李村建立新型猪场，引入巴克夏猪进行猪种改良工作；1925年太原农业专科学校由外省购入巴克夏猪品种，主要供学生实习，仅在太原附近农村推广，数量不大。[10]1927年南京中央大学从日本引进巴克夏猪；1928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研究会”从燕京大学农场购入波中猪与本地母猪杂交。1930年运来波中猪数头，使用纯种繁殖方法，用于杂交。当地农民将自养的母猪牵来配种。1930到1933年之间共2352次，得到改良猪16740头。平民教育研究会希望级进至四、五代，使之与纯种的波中猪相同，但是由于饲料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1932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引入波中猪、泰姆华斯猪，从事杂交改良工作；1932年山西岱岳畜牧学校成立后，建立畜牧场，由外地购入巴克夏猪和波中猪进行繁殖推广。建场数年间，推广于晋北一带的优种猪不少。当场老百姓也对改良猪产肉多、肉质好有一定的认识。[11]1933年，南京遗族学校引入波中猪、泰姆华斯猪、汉普夏猪、巴克夏猪；同年江苏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引入波中猪、杜洛克猪、切斯特白猪、中约克夏猪；江西农业院引入中约克夏、大约克夏、泰姆华斯猪；1935年四川家畜保育所引入大约克夏猪、巴克夏猪；1936年夏，南京大学畜牧兽医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进行种改良工作，改良由许振英教授主持，先后自美国进口巴克夏、约克夏、切斯特白猪、波中猪、汉普夏猪和杜洛克猪，将其中一部分用作纯种繁殖，另一部分用于级进杂交。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全部猪只迁往四川成都地区，与四川省合作继续开展杂交工作。至1941年因经费紧张而告停。由于时间持续不长，仅获得一些初步改良效果。[12]
当大量的国外猪种被引进到了中国以后，如何发挥这些培育品种的产品性能是当时的畜牧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本地的品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就是一无是处呢？外来品种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其优良性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能否适应中国各地的饲养和自然条件？这些都是当时的科学家们需要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引进品种的本土化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一些畜牧学家在引进过程中，开始从事中外猪的饲料利用能力的对比试验，对国外猪种的产品性能进行分析，找到改良本土品种的办法。
首先人们非常关注外国猪种对中国本地农家的习惯饲料条件的增重效果如何？有关的试验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1927年，燕京大学农学院以波中猪、北平猪、波平一代杂种猪进行比较试验，结果增重速率为：波中猪和一代杂种猪较北平猪有16％的增重优势。1930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以波中猪、定县猪及波中猪和定县猪的一代杂种为试验材料。结果发现，波定一代杂种的增重效率为146％；波中猪的增重效率为113％，分别比定县猪的增重效率高出46％和13％。由于上述两次实验结果不一致，因此汪国舆在1932年作类似上述的试验，试验猪只分别为波中猪、定县猪、波定一代杂种，结果表明波中猪生产速度最快，而一代杂种则次之，定县猪最次；每增重100磅，波中猪较定县猪可节省饲料183磅，一代杂种猪比定县猪节省128磅；波中猪之身长及四肢发育最快，定县猪则腹部膨胀最甚，杂交一代猪胸部最为发达[13]。从上述试验中可以看到，外国猪种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产品性能（波中猪属瘦肉型猪，定县猪则为肥肉型猪）都优于土种猪，而杂交一代的性能更是十分优秀。这些试验是利用全价饲料所得到的结果。
许振英、张龙志还对外国杂种猪和中外杂种猪的饲料利用性能作了比较试验。试验材料为15头杂种猪，其中约×巴杂种5头，波×内江猪杂种5头，约×荣昌猪杂种5头。试验结果表明外国纯种猪之杂交种不及外国猪与土种猪之杂交之性能优良。[14]说明了土种猪也有其优点，在利用杂交方法育种时，用中外猪之间的杂交模式效果最好。
许振英、张龙志还对中外猪进行了利用农家饲料饲养的对比试验。试验采用荣昌、内江等地的土种猪与输入国内的波中猪、大约克夏、巴克夏进行比较，所用饲料为农家习惯饲料稍加改进。结果表明，本地猪增重最快而用料最少，而波中猪次之，巴克夏最次[15]。这从一点上，可以看到土种猪的优势所在，而国外优良猪种如果没有良好的饲料条件作保证，增重快的性能也就无法体现。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本地猪的产品性能就一定比欧洲猪差。因此要做出优劣判断，必须要考虑许多其它的因素。
从上述多项试验中可以看到，在科学的饲养条件下，外国猪种具有较好增重性能；而在比较粗放饲养条件下，由于土种猪的抗逆性较强，增重效果比纯种外国猪要好，具有耐粗饲的特征。不论什么样的饲养条件，杂交一代的性能总是显示出了杂种优势性能来。
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人们不可能给引进猪饲喂品质好的饲料，只能饲喂品质比较差的饲料；而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引进猪种的优良的增重性能，让它增重速度快。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取长补短，利用各自的优势，弥补其缺陷。通过杂交的办法，产生杂交优势，培养既具有国外猪品种增重性能又有本地猪种的耐粗饲性能的杂种猪，便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也为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五、近代中西猪杂交育种的效果
中国近代的猪种杂交育种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半途而废，没有系统地坚持下来，从而也就未能育成一个标准品种，仅有一些杂交代数不一的杂种猪群存在。直接从国外引进的纯种猪，由于多种原因，也没有进行纯种自繁，所以也没有留下一些可以供继续用于改良的纯种猪只，留下的也仅仅是一些杂交后代。1917年《农商公报》统计表明，1914年中国北方六省杂种猪只达4万余头[16]。显然这仅仅是1914年部分省市的记录，如果有更全面的统计材料，数量肯定会要多一些。以后随着引进的深入，特别是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杂种的数量会更多。但是不可否认，相对于当时中国总的养猪情况来说，这些数量较多的杂种群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杂种猪具备生长快，同时又具备耐粗劣饲料的优点，在一些地区逐渐为民众喜爱，一部分杂种猪后代被留种繁殖，形成了一批血统混杂的杂种群，成为后来进一步培育出特征明显的标准品种奠定了物种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平的环境，一些标准猪品种才逐渐育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欧美对中国实行种质资源封锁的情况下，借助于这些杂种群，畜牧工作者经过周密的计划，育成了一些较具特色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宁安黑猪、新金猪、吉林黑猪、定县猪、上海白猪等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
哈尔滨白猪的育成历史可以上溯至1840年，当时由俄国侨民带入一些俄国猪只进入东北，与当地猪种杂交，1923年又从加拿大引入巴克夏猪，后来日本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此后又混入一些约克夏猪的血液，逐渐形成了一批白色杂种猪，分布于黑龙江省中南部，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沿线。1948年哈尔滨香坊实验场从中选购一批白色杂种猪，利用其中的一头种公猪进行纯种繁育，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于1975年经鉴定育成了性状相对稳定的新品种—哈尔滨白猪[17]。
宁安黑猪、新金猪和吉林黑猪的育成，源于1911年日本侨民将巴克夏猪和约克夏猪带入东北，后来公主岭和金州试验场又引进一批巴克夏猪，用级进杂交的方式进行改良，1945年级进至第三代后，这批巴克夏及高血杂种陆续散入民间，开始了无计划的自然杂交。到了4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含75－87.5％巴克夏血液为主的杂种群。新中国成立后，辽宁省有关单位在此杂种群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选育，育成了新金猪；在吉林则育成吉林黑猪；在黑龙江则以此为基础育成了宁安黑猪[1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平民促进会”利用波中猪与定县猪杂交，没有育成标准品种，仅留下一些杂种群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基础上育成了定县猪[19]。
上海白猪的育成，源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随着大量外侨涌入，带来了一批白色猪种。日本侵略上海后，带来了小型立耳猪。1945年以后，又从美国引进大约克夏。上述诸多猪种与当地猪种，主要是当地饲养的优良本土品种太湖猪进行没有育种计划的自然杂交，形成了相当数量血统混杂的杂种群体，后来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畜牧兽医工作者经过选育，育成性状稳定的新品种——上海白猪[20]。
六、结论
近代欧美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工作，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毕竟到1949年为止，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育成一个性状稳定的标准品种，其用于经济用途的杂交类型也没有充分推广到各地。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是一种裸的侵略行为，尽管国门洞开有利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但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显然不利于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行动上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清朝灭亡后，各地军阀在不同背景的外国势力的扶持下，充当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傀儡，内战连年，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的引进过程中，可以充分地证明，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是无法实现本土化改良利用的。例如，自1937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上升势头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对于欧洲猪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影响很大。因为，20世纪的20到30年代，当时引进的欧美猪品种数量较大，同时大量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这是欧美猪品种在中国本土化的难得时机，应该培育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品种，并将这些新品种推广到社会之中，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无法安心从事育种工作，也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的保证，如经费支持，只能是留下一些杂种的群体，未能育成一些性状稳定的、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的标准品种。这一过程只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能够继续完成。
其二，由于经济的影响。通过欧美的家畜品种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直接导致了畜禽品种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性能。欧美猪品种的特点是瘦肉率高、生长快。这是因为当时的欧美人的食物结构中，肉食品的比例较高，而且有足够的优质饲料饲喂家畜，从而育成了适应优质饲料的品种；而中国本地品种特征是增长慢，但能够耐粗劣的饲料。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食物构成中，植物性食物占有主要成份，所提供给猪的饲料，只能是一些谷物加工的副产品和生活中的废弃食品，这样，经过长期的饲养，中国本土的猪具备了耐粗劣饲料的能力。两种产品类型是基于不同的饲养目标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在不同的生活水平下各自培育出来的产品。如果要让欧美的品种在中国完成本土化过程，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传统的养猪目的。即将生长快、瘦肉率高、料肉比低作为养猪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养猪为了积肥、为了利用农副产品等，为了获得猪油，这样欧洲品种就会很容易成为中国农家接受的品种；显然这一项工作不是畜牧工作者所能够完成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项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完成的、极其困难的工作。第二，是降低欧美猪品种对饲料的要求，使它们能够适应中国农家的普通的饲料条件，显然畜牧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目的集中于此，即是使欧美品种适应中国的环境。当然这一工作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够完成的，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三，技术方面的原因。近代新型的家畜育种技术产生于欧洲，一些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将这一新型技术带回国内，但是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毕竟很少，他们从事育种工作也仅仅限于有限的科研机构中，所作的工作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或者说是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一些理论方面研究。此外，没有利用当时的一些其它相关技术，如人工授精技术，以发挥引进猪种的遗传性能。在利用国外的猪品种与本土品种杂交过程中，由于引进品种数量毕竟较少，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有限，此时如果利用人工授精技术，就能够迅速地利用数量有限的外国猪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引进并从事家畜的人工授精技术，但是当时只在羊、牛和马的繁殖上应用，没有运用到猪的繁殖过程中，[21]从而也就没有有效地利用欧美猪品种的遗传性能，使得杂交育种工作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
近代的中国，少数的富人愿意吃瘦肉、喝牛奶，并且能够消费得起这些高档食品；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想吃肉、喝牛奶，但是喝不起牛奶，只有在过重要的节日时偶尔能够吃上肉，但更想吃的是肥肉。因此猪的饲养只能在这种需求背景下提品。欧美猪品种固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性能，但是多数的农家并不会迅速改变原有的饲养习惯，还是愿意饲养原有的农家品种。只有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变得也愿意吃瘦肉时，欧美品种的优良产品性能才会完全被人们接受和利用。所以从欧美引进的畜禽品种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的长短，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程度。然而，由于战争和经济的关系，这一过程直到今天才完成。
中国近代的畜禽品种，从产品性能的角度，是不能与欧美的品种相提并论的。但是不能否认本地品种有许多独特的优良性能，如太湖猪具有繁殖力较强的特点，本地猪的肉质相对于西方猪品种来说，普遍具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势，本地猪对于劣质饲料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抗逆性比较好等等。如果无视本地猪的特点，将会导致错误的育种方向。而只有充分地利用中国本地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将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各自的缺点，才能育成符合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并能够被人们接受的新品种。显然，对于中国本地猪的特点，畜牧工作者有了足够的认识，他们通过杂交的办法，使的优良性能融入到了新的杂交品种之中。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
关于小农的定义很多，现代广泛流行的比较具体的定义是强调其自给自足性或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的特点。FrankEllis对小农是这样定义的：
“小农是农场家庭，从土地中以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取得生活资料，其农场生产主要依赖自己家庭劳动力。他们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所支配，也总是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高度的内在完整性”[2]。
从生态的角度上分析，“从土地中取得生产资料”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从大的生态环境中取得物质流进入小农家庭，土地不但包括农用土地还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质产品流要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在产品和劳动力上发生关系，“小农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所支配”。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支配小农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的几种形态有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地主和国家政权。在几种政治体制作用的同时，小农经济还不同程度地与市场发生作用。早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少，而晚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比较多。
我们把小农在自然的或农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称之为生态交换，在政治体系中或市场体系中的交换称为社会交换，小农生产具有生态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两重性（见图1）。小农生产总是处于一种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双向的交流过程中，在第一种交换中，小农生产（P）独立于社会组织系统之外与大自然交流物质，形成一种物质循环流。在后一种交换中小农与社会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一种小农与社会特别是与市场的产品循环流。小农户一方面是整个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交流的基础，又是社会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交换在各个不同历史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人口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分析方法研究农业历史的过程。[3]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必须分析确定这两个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和物质能量流动的方向和数量。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小农生产（P）首先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的层次来讲，我们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干预时，未对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生态系统，也可称为自然环境（Thenaturalenvironment），简称NET。当然，这种环境主要是小生产范围所能辐射到的区域内自然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小农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狩猎、采集、捕鱼等。第二种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部分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形成的，我们称之为被改变了的环境（Thetransfomcdenvironment），从整体上讲，人们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改变了地表面原来的自然状态下的那种生物组合关系，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人们通过改变特定的生物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能量、水、氮素营养、矿物营养循环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陆地面积的10%已成为栽培地[5]，可见，农业的产生和强化已经使整个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也导致了土壤质量的改变，应该指出这种被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不单纯地包括作物种植业，还包括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是一种大农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生态系统。
那么，这种人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保持（Self-maintenancc）、自我修复（Self-repair）和自我复制（Self-reproduction）的功能，而被人为改变了的环境，也就是说农业生态环境是一种内在不平衡的系统，需要外在的能量投入才能维持其平衡，这种外在的能量是人或牵引动物的能量或化石能源。
如果我们将社会环境（Thesocialenvironment简称SET）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小农生产P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三种环境相互作用下的生产单位。NET和TET可以很容易在空间上进行定位，但SET则不易具体地确定，我们只好将SET总结为小农与外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联系（如赋税、地租等）和与市场的产品交换联系[6]。
在确定出P、SET、NET和TET之后，为了分析的必要，应确定出各种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这里我们引入劳动力的概念，以F[0,]表示，主要是指小农家庭的生存者用以从自然中取得生存资料的物质手段和知识手段。由于劳动力是分别流向两个生态系统的，我们将流向NET的劳动力称为F[0a,]，流向TET的劳动力称为F[0b,]。在阶级社会里，小农还要向社会系统付出劳动力，我们称之为F[0c,]。在生产中，P得到自然向农户转移的两个物质流，第一支物质流来自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定义为F[1,]，第二支流来自农业生态系统，定义为F[2,]。小农在获取这两个支流后，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种是自我消费其中一部分产品，这是维持小农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我们定义为F[a,]，第二种处理是对外与社会发生联系，我们称之为F[b,]，F[b,]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保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将F[b,]部分流入政府组织或乡村政权系统的物质流称之为F[b1,]，流入地主的为F[b2,]，流入市场的为F[b3,]，从市场中得到的回流是F[3,]。可得到公式
F[0a,]和F[0b,]的付出是保证取得F[1,]和F[2,]的基础。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F[b,]、F[b2,]过高，也就是阶级统治压迫比较强烈时期，F[a,]和F[b,]的值必然减少，从而也会影响到系统的物质平衡。而F[0,]是在F[a,]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营养学上讲具有一定比例关系，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可以认为F[0,]=F[a,]，从公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在一般条件下，F[1,]+FRD13502[2,]是定值，F[b3,]-F[3,]为市场剥削，在传统社会里，这部分的数量一般不算太大，因为小农与市场的结合程度较松散。如果小农受到比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剥削，也就是说F[b1,]+F[b2,]的值较大，而威胁到F[a,]之值时，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说，F[a,]与F[0,]相对应的平衡是整个物质流、能量流平衡的关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北京，1992。
[2]Frankcllis:pcasanteconomics.cambridgcunivcrsityPrcss.1988.
[3]Schmidt,A.Theconceptofnatureinmarx.NLB.1971.London.
[4]VictorM.Tolcdo:TheEconomicalrationalityofpc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evclopment.cditcdbymigue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5]Brown,lestcr.R.Humanfoodproductionasaproccssinthebiosphere.ScicntificAmcrican.SanFrancisco:W.H.Frccman.1970.
[6]VictorM.Toicdo:ThecconomicalrationalityofpeasantproductioninAgroccologyandSmallFarmDcvclopment.cditcdbymiguclA.AlticriandSusannaB.HECHTCRCPress.Inc.U.S.A.1990.
二、物种不平衡与农业起源
在农业驯化之前的狩猎时代里，农业生态系统或者说受到人类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人们的食物来源直接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劳动力投入有两种特点，一是比较少，二是面比较广。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狩猎时代，人们为食物所支付出的劳动量远较后期农业劳动投入量为少，因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1]。人类的狩猎、采集行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所施加的影响力小，所以不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时期，社会组织系统尚未形成，部落内的各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只是与大自然发生简单的双向联系。
尽管这种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大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人口增长，生态系统中人类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种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如果人与人所依赖寄生的物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人口的增长肯定会导致寄生物种消失，而寄生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反过来便会影响人口的数量，所以说在农业发生以前仍存在着人口压力，人与其寄生的物种存在着周期性的交替消长关系。人也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2]。尽管大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小的影响，但人与生物所形成的系统是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F[0,]与F[1,]都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不稳定的作用，将农业以前的人口稳定在一个相对稀少的水平上，人类对这种周期性不平衡的适应和进化，便是改变这种人与取食物的简单的寄生关系，改寄生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也是农业驯化的产生和推广的进程[3]。
[1]Bosc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c.1965.
[2]Cohen,M.N.ThcfoodcrisisinPrchistory.YaleunivcrsityPress.NewHaven.Corn.1977.
[3]Rindos,D.Sys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al:AnewModel.CurrcntAnthropology21.
三、农业系统在初期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统一性
农业生态系统产生以后，定居也逐渐地形成了，这说明人开始在一定固定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产者对环境进行定期的、经常性的修饰活动增加了，这种被人们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也就逐渐对整个生态环境开始施加影响。这个过程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强和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快的。
在农业刚开始产生时，农业生态系统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狩猎和采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生产所取得的食物只是一种补充，驯化动植物种类在某个地区内物种数量也只能占很少一部分[1]。如从半坡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可能用之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刀、石锄、石铲等生产工具占633件，狩猎工具的数量达644件，说明渔猎经济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占很大的比重。[2]尚民杰从青海地区原始农业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中发现，从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再到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依次增多而狩猎工具依次减少[3]。农业比重的提高也说明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使人们所接触的村庄周围的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逐渐减少。从图3b中，我们应该认识到TET在逐渐扩大，NET在逐渐缩小，F[1,]逐渐减少，F[2,]逐渐增加，与此同时F[0,]的数量也增多，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所引起的人口增加而产生的。这时期的农业形态是原始农业生产，小农生产单位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土地归部落公有，除了进行一定的公共义务外，小农不向外界社会政治系统、市场系统或经济剥削系统提品。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时期小农不受社会系统的支配。
农业在一开始时期处于定向采集和刀耕火种阶段，这时期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其他地块的生态环境尚显示不出很大的差别，以长休耕期的刀耕火种农业为例，除了在1—2年内种植区域内的植被受人们支配控制以外，在其余的长达10—20年的休耕期内，基本上处于自然演化更替状态，也就是说恢复成自然生态系统。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种植后20年，基本上可以恢复成森林植被，黄土高原气候半干旱，在春秋战国以前，黄土的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20年左右的休耕期可以对灌木林和草原植被进行恢复，但恢复比较高大的森林植被往往就比较困难了。在刀耕火种农业期间，南方地区的原始农业基本上不影响生态环境，北方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一些，但也远比后期要小得多。
由于黄土的易耕性，所以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集约化农业首先在这一区域开展，持续的农业开发以及休耕期的缩短，越来越对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但即使在短期休耕的条件下，杂草植被仍可以定期地对黄土产生覆盖保护作用，相对地延缓黄土的冲蚀。战国以前，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些黄河水系是清澈的，即使是到了唐朝，渭水仍然清澈。[4]
[1]Rindos,D.TheoriginsofAgricultural:AnpresspcctiveEvolutionaryAcadcmicPress.Orland,Fla.1984.
[2]黄克映：《从半坡遗址考古材料探讨原姑农业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3]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2月。
[4]刘清泉：《森林树木与生态环境》，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5。
四、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影响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发展[2]。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话，我们可以象图4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话，图4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TET进行正确的、稳定的政治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4]。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6]。
[1]Robcrt,G:ComparativcNutricntCyclesofNaturalandAgriculturalEcosystcms:AStcptowardPrinciplesinAgricnltualEcosystcms.cditcdbyRichardlowrance.
[2]Bose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to.Aldine1965.
[3]Gerald.G.Martcn.ThcHumanElologyPrespectiveinTraditionalAgricultureinSoutheastAsia.westvicwPrcssInc.1986.
[4]钱林清：《黄土高原气候》，气象出版社，1991。
[5]朱兆良：《中国土壤氮素》，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
[6]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五、小农在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和社会系统压力下的反应
尽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远远少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由于小农与市场的联系相对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费往往也要靠家庭劳动者的直接生产才能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来自NET或TET。所以，种植的多样性从农业一开始就存在着，热带亚热带刀耕火种区内的农业种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般是随着小农消费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生产行为在传统社会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strategy），这是由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和实用性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的。但这种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风·七月》所描述的多种种植，可能是在农村公社基础水平上的多样化生产，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有类似之处。战国以后，生产多样化资源配置方式则完全由小农家庭自己负担。《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多样化种植是“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场”，同时，还大搞庭院经济“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女修蚕织”，为的是达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
那么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集约化的加强和农业生态系统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农的种植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认为小农尽管在作物种植行为上采用那种“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方式，并大面积地种植养地作物。但从总体上的那种农桑并举、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多样化消费的生产消费结构是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因为由人口增长引起的草荒地的开垦减少了用以放牧的区域，特别是在休耕期缩短导致连作耕作时犹为如此，汉代北方旱作区的人均耕地只有4—5亩，尽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样化种植、多种经营的图画，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就足可以说明多样化种植和多样化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欧洲的小农则不同了，由于长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饲养大牲畜成为可能，代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轮作是在休耕地上种三叶草（Clover）和芜青（Turnips）为基础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时间和牧草种植时间各占一半，这样不但载畜量提高了，农业产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说，四程轮作比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态稳定效益，何况黄土高原是干旱区，而英国是雨量偏多的地区。
尽管如此，小农户在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产多样化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以最艰辛的劳动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费要求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收获量。如大豆的种植在汉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推广面积已达到40%[1]。这种作物一方面用来养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一种相对具有稳定产量的作物，从营养学上讲也可以补充人在常年素食情况下的蛋白质需求。小麦种植对水利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西北水利衰退之后，小麦种植也相对减少，一般是谷子、高粱与大豆进行轮作、复种。下游地区雨量偏多，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往往使种植多样化得以形成，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较低时期。如《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作物种植种类与蔬菜种类多达14种。但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业结构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种植面积可能越来越少，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这几类，桑、麻的种植已被棉花所取代，这其中大豆的播种面积在一般的村庄内只有10%左右，高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许多村庄则高达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麦也在10—20%之间。[2]在北方旱作区域内，如果前期的变化趋势是畜牧业减少的话，那么后期的变化则是种植结构内的调整，向粗粮化、单一化的种植业结构转变，豆科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种植业结构，已经完全为高人口压力所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从16世纪到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67.5次，涝灾约80次；而从9世纪到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
在北方农业生态系统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的选择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表2所列的是一种比较普遍采用的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此来应付水灾、旱灾的频繁所带来的收入的不稳定。某块地上灾害严重，可以从另一块地上得到补偿；粮食作物的欠收可从卖棉花的现金收入上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
与北方小农不同，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一带的农民在人口压力、经济剥削加重的条件下，则通过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产量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唐宋以后稻麦轮作的推广和以后双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产生，说明小农生产强化手段主要集中于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这与北方小农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所持的那种谨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显的对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发展出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式的农业经营模式。[4]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社会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协调和循环机制，这当然是由珠江三角洲丰富的水、光热资源所决定的。只有在这种丰富资源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能推动出这种具有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总观全国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营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稳定性决定的。
[1]许悼云：HanAgricultur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css.1980.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P321—325。
[3]Buck,JohuLossingLandUtilizationinChina:Stutistics.Sharghai:UnivcrsityofNauking.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这里首先看一下过程管理的概念，所谓过程管理主要是把动态形式的活动相关的认识、控制和优化方面的要求进行总结，同时把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最大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力克服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获得较高的管理效果，从而达到过程管理的追求目标，可以认为是管理中的管理，是对原有管理的创新和改进。也就是在管理的结果上，进行相关管理的重新认识和把握，从定量上对于某个环节可能出现的失误进行探讨，使得管理细化，这样就可以通过相应的约束来规范行为，从而实现管人进而管事的要求。
管理过程要求我们未雨绸缪，第一次就要把事情办好，是非常适合综合自动化改造的管理方法。
2综合自动化改造问题分析
(1)较广的涉及面
电力系统构成复杂，主要包括一次主设备和二次保护、控制、调节、信号等辅助设备组成，综合自动化改造工作涉及到变电所每个间隔的一次设备和相应的二次设备。
(2)较大的工作影响范围
如果综合自动化改造工作稍有差错，就不仅仅对电力系统的运行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继电保护“三误”（误碰、误接线、误整定）操作呈现出多样、易发生的特点，是保护的头号敌人
(3)改造难度大
综合改造过程中要求停电时间短，技术难度高，复杂性强，细微事情多，稍有想不到的地方都可能对电网安全运行带来威胁。
3综合自动化改造施工中的危险因素
(1)对“三措方案”、作业指导书学习体会不够，造成工作上被动。
(2)未掌握图纸、技术规范、规程制度，未完全了解现场实际情况，对停电设备间隔不知道，造成延误工期甚至出现威胁电网安全事故。
(3)拆除旧电缆时拆错线造成保护误动。
(4)机械伤人、保护误碰等在拆、搬屏柜过程中出现时应该引起注意。
(5)交流短路、直流短路接地等往往在接线过程中误接线引起，这样也应该格外注意。
(6)误投压板、调试不慎引起设备损坏，相关保护误动等需要特别注意。
4综自改造施工中过程管理思考
由于综自改造的特点分析，从整体上考虑应该强化过程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轻则延误工期，重则酿成事故。做好图纸资料，材料工器具等的准备工作在改造前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另外，符合现场的施工“三措”方案也应该及时制定。而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工作有，做好每日工作日志，交代清楚工作内容，同时对于危险点及预控措施应该提前准备，确保使用安全措施票。完备的实施细则应该在重点阶段、重点环节体现出来，另外这些措施应该体现出针对性和区别性，使得各个环节相互辅佐，从整体上保证施工安全。
4.1从施工方案反映施工总体情况
综自改造施工方案应包括施工组织措施、安全措施、技术措施，同时还包括施工工程进度安排，改造前、后的屏柜布置，施工作业指导书等内容。施工“三措”方案要尽可能详细，对现场的人员组织、危险点、预控措施、全过程技术把关等内容要全面准确。施工前对每个参加施工人员及现场运行人员进行交底，使每个人都对整个施工过程所有内容能完全掌握。
4.2从施工日志体现全过程
综自改造施工是一项面广点散的工作，如果采取工作负责人全面负责的办法，工作负责人的压力非常大，工作班成员的积极性也低，责任意识也会淡薄，从而影响施工的安全与进度。为此我们在变电站改造施工中，充分利用施工日计划和施工日志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施工日前一天晚上就将次日的施工计划编制好，将各项工作详细分解到人，并且交代了各工作点的危险点及预控措施，做到责任到人，当日工作前逐一交待，使得工作多而不乱；施工日志则记录每日的工作完成情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4.3继电保护安全措施票-小措施大作用
尽管从某一方面来说作为进入现场工作的一张通行证的工作票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在较为复杂情况下，这样做就远远不够了。在复杂的合自动化改造施工和220kV以上保护调试工作中，当进行拆除与运行设备相关的连线过程中，往往需要处理在二次回路中接临时安全措施线，这就意味着大量繁琐而必须的步骤不能缺少。为了更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在保证安全至上的前提下，即对工作负责的同时又对自己安全负责，就提出了继电保护安全措施票措施，具体来说，继电保护安全措施票包括编号、签发人、工作负责人、工作内容、设备状态、安全措施。每一项安全措施都要列出执行时间和恢复时间，不需要恢复的项目要在恢复栏中写明原因。在改造中通过继电保护安全措施票实施从根本上杜绝了“三误”的发生，同时也可以真正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并做到有据可查，提高了保护人员工作责任心和工作态度，大大保证了施工的安全。
4.4过程管理细则化-将关键工作精细化
在综合自动化改造过程中，由于每个间隔停电时间短，涉及运行的保护屏、控制屏多，而且交叉作业多，为此针对220kV线路综自改造只有3天的时间，我们制定了施工实施细则。内容均为事先制定，现场每一分项工作负责人根据表中所列内容安排分工，每项工作完成后由工作负责人写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到总负责人，由总负责人进行把关验收每项工作的完成情况，然后再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反馈到每一分项负责人。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改造工作过程梳理清晰，现场使用简单，服务于现场负责人，起到很好的作用。
5结束语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变频器谐波负载发热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problemofharmonicwave,matchingofloadand
calorificationforinvertersinrunning,andmadetherelativelythemeasure.
Keywords:inverterharmonicwaveloadingcalorification
1前言
自80年代通用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目前，通用变频器以其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通用变频器应用范围的扩大，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谐波问题
②变频器负载匹配问题
③发热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管理部门和厂矿的注意并制定了相关的技术标准。如谐波问题，我国于1984年和1993年通过了“电力系统谐波管理暂行规定”及GB/T-14549-93标准，用以限制供电系统及用电设备的谐波污染。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及对策。
2谐波问题及其对策
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一般由三部分组成:整流部分、逆变部分和滤波部分。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逆变器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出为PWM波形。对于双极性调制的变频器，其输出电压波形展开式为:
(1)
式中:n—谐波的次数n=1,3,5……;
a1—开关角，i=1,2,3……N/2;
Ed—变频器直流侧电压;
N—载波比。
由(1)式可见，各项谐波的幅值为
(2)
令n=1，则得出变频器输出电压的基波幅值为:
(3)
从(1)、(2)、(3)式可以看出，通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中确实含有除基波以外的其他谐波。较低次谐波通常对电机负载影响较大，引起转矩脉动，而较高的谐波又使变频器输出电缆的漏电流增加，使电机出力不足，故变频器输出的高低次谐波都必须抑制。
如前所述，由于通用变频器的整流部分采用二极管不可控桥式整流电路，中间滤波部分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所以整流器的输入电流实际上是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呈较为陡峻的脉冲波，其谐波分量较大。为了消除谐波，可采用以下对策:
①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
通常情况下，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起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当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小时，则内阻抗值相对越大，谐波含量越小；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大时，则内阻抗值相对越大，谐波含量越大。对于三菱FR-F540系列变频器，当电源内阻为4%时，可以起到很好的谐波抑制作用。所以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变压器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
②安装电抗器
安装电抗器实际上从外部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内阻抗。在变频器的交流侧安装交流电抗器或在变频器的直流侧安装直流电抗器，或同时安装，抑制谐波电流。表一列出了三菱FR-A540变频器安装电抗器和不安装电抗器的含量对照表。
③变压器多相运行
通用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是六脉波整流器，所以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应用变压器的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Y-、-组合的两个变压器构成相当于12脉波的效果则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28%，起到了很好的谐波抑制作用。
④调节变频器的载波比
从(1)、(2)、(3)式可以看出，只要载波比足够大，较低次谐波就可以被有效地抑制，特别是参考波幅值与载波幅值小于1时，13次以下的奇数谐波不再出现。
⑤专用滤波器
该专用滤波器用于检测变频器谐波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通到变频器中，从而可以非常有效地吸收谐波电流。
3负载匹配问题及其对策
生产机械的种类繁多，性能和工艺要求各异，其转矩特性是复杂的，大体分为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和恒功率负载。针对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
①恒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是指负载转矩与转速无关，任何转速下，转矩均保持恒定。恒转矩负载又分为摩擦类负载和位能式负载。
摩擦类负载的起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50%左右，制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00%左右，所以变频器应选择那些具有恒定转矩特性,并且起动和制动转矩都比较大，过载时间长和过载能力大的变频器。如三菱变频器FR-A540系列。
位能式负载一般要求大的起动转矩和能量回馈功能，能够快速实现正反转，变频器应选择具有四象限运行能力的变频器。如三菱变频器FR-A241系列。
②风机泵类负载
风机泵类负载是目前工业现场应用最多的设备，虽然泵和风机的特性多种多样，但是主要以离心泵和离心风机应用为主，通用变频器在这类负载上的应用最多。风机泵类负载是一种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与流量Q，转矩T与泵的轴功率N有如下关系式:
(4)
这类负载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不高，只要求经济性和可靠性，所以选择具有U/f=const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即可。如三菱变频器FR-F540（L）系列。风机负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转动惯量比较大，所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5)
(6)
式中:tACC—加速时间(s);
tDEC—减速时间(s);
GD2—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N·m2）;
g—重力加速度，g=9.81(m/s2);
TM—电动机的电磁转矩(N.m);
TL—负载转矩(N.m);
nAS—系统加速时的初始速度（r/min）;
nAE—系统加速时的终止速度（r/min）;
nDS—系统减速时的初始速度（r/min）;
nDE—系统减速时的终止速度（r/min）。
从上式可以看出，风机负载的系统转动惯量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变频器具体设计时，按上式计算结果，进行适当修正，在变频器起动时不发生过流跳闸和变频器减速时不发生过电压跳闸的情况下，选择最短时间。
泵类负载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发生喘振、憋压和水垂效应，所以变频器选型时，要选择适于泵类负载的变频器且变频器在功能设定时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单独设定:
喘振:测量易发生喘振的频率点，通过设定跳跃频率点和宽度，避免系统发生共振现象。
憋压:泵类负载在低速运行时，由于系统憋压而导致流量为零，从而造成泵烧坏。在变频器功能设定时，通过限定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而限定了泵流量的临界点处的系统最低转速，这就避免了此类现象的发生。
水垂效应:泵类负载在突然断电时，由于泵管道中的液体重力而倒流。若逆止阀不严或没有逆止阀，将导致电机反转，因电机发电而使变频器发生故障报警烧坏。在变频器系统设计时，应使变频器按减速曲线停止，在电机完全停止后再断开主电路电，或者设定“断电减速停止”功能，这样就避免了该现象的发生。
③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是指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的负载，如卷取机、开卷机等。利用变频器驱动恒功率负载时，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通常考虑在某个转速点以下采用恒转矩调速方式，而在高于该转速点时才采用恒功率调速方式。我们通常将该转速点称为基频，该点对应的电压为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从理论上讲，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恒功率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和输出电压U必须遵循U2/f=const协调控制，但这在实际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基频以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能随着其输出频率增加，只能保持额定电压，所以只能是一种近似意义上的恒功率控制。
4发热问题及其对策
变频器的发热是由内部的损耗产生的。在变频器中各部分损耗中主要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了保证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器进行散热，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①采用风扇散热:变频器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的箱体内部散热带走，若风扇不能正常工作，应立即停止变频器运行。
②降低安装环境温度:由于变频器是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比较大。通用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够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变频器运行温度，那么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就延长，性能也比较稳定。
我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变频器低压间，内部安装空调，保持低压间温度在+15℃~+20℃之间。另一种方法是变频器的安装空间要满足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以上所谈到的变频器发热是指变频器在额定范围之内正常运行的损耗。当变频器发生非正常运行（如过流，过压，过载等）产生的损耗必须通过正常的选型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当我们选择三菱变频器FR-F540时，其过载能为120%/60秒，其过载周期为300秒，也就是说，当变频器相对于其额定负载的120%过载时，其持续时间为60秒，并且在300秒之内不允许出现第二次过载。当变频器出现过载时，功率单元因其流过的过载电流而升温，导致变频器过热，这时必须尽快使其降温以使变频器的过热保护动作消除，这个冷却过程就是变频器的过载周期。不同的变频器，其过载倍数、过载时间和过载周期均不相同，并且其过载倍数越大，过载时间越短，请见表2所示:
对于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按其工作情况可分为两类:长期工作制和重复短时工作制。长期工作制的电机可以按其名牌规定的数据长期运行。针对该类负载，变频器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进行选型，如连续运行的油泵，若其电机功率为22kW时，可选择FR-F540-22k变频器即可。重复短时工作制电机，其特点是重复性和短时性，即电机的工作时间和停歇时间交替进行，而且都比较短，二者之和，按国家规定不得超过60秒。重复短时工作制电机允许其过载且有一定的温升。此时，若根据电机铭牌数据来选择变频器，势必造成变频器的损坏。针对该类负载，变频器在参考电机铭牌数据的情况下要根据电机负载图和变频器的过载倍数、过载时间、过载周期来选型。如重复短时运行的升降机，其电机功率为18.5kW，可选择FR-A540-22k变频器。
5结论
本文通过对通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对策，随着新技术和新理论不断在变频器上的应用，变频器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随着工业现场和社会环境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断提高，满足实际需要的真正“绿色”变频器也会不久面世。
6参考文献
(1)韩安荣.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三菱变频调速器FR-A500使用手册.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所谓“再发现、再创造”就是使每一位学生通过自己的主动操作和积极思考，根据自己的体验，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处理策略，重新发现创造有关数学知识。布鲁纳曾说：“最好的学习动机莫过于学生对所学的材料本身具有内在的兴趣，有新发现的自信感。”数学课本中的全部定理、公式、习题都早已被发现，但这些结论对学生来说还是未知的，教师在教学中能引导学生进行再创造、再发现，不但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发学习动机，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意识，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探索，做到“我要学”和“我会学”。
要在数学课堂上达到这一目标，主要是实施过程教学。过程教学就是“要把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作事物的过程来教学”，这与培养学生再发现和再创造是共同促进、共同配合，两方面形成一体化。所以在课堂上必须两个方面结合，运用过程教学，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时间和探索空间，通过独立思考、讨论探索，提取新的知识形成学生的再创造、再发现，从而让新的知识据为学生己有，解决新的问题。
实施过程教学，发展学生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能力的整修课堂流程如下：
一、设疑
设疑实质就是创设讨论探索的情景，提出供学生思考的问题，指出再创造和再发现的知识方向。
在这一环节，设疑的实际问题要坚持探索性的原则，为学生创设探索情景，提出探索性的问题，既要有智力挑战性，又要使每一位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功，同时又要体现本节课要求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内容和方向。这就必须要求学生寻找本节知识的重点和切入点，设计适当的实际问题，既可引起学生的思考，又能激发学生兴趣，促使学生处于情绪激发的状态。设疑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以教材为素材，联系数学史有关内容创设能引起主体探索欲望的情景，或以实际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疑问而形成教学情景（如在解直角三角形的实际应用），更可围绕教学环节的衔接、转折、延伸，创设教学情景（如由二元一次方程组解法过渡到三元一次方程，由几何定理到推论等）等。
总之，在此环节中必须激发学生的求知情绪和探索情绪，为下一步作好准备。
二、讨论、探索过程及知识形成过程
这一过程是学生带着问题去独立思考、共同探索的过程，也是学生“再创造、再发现”知识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凡是学生能想、能说、能做的应大胆放手让学生去想、去猜测、探索、并动手操作，让教室成为学生探索问题的空间。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说：“学习的过程必须含有直接创造的侧面，即从学生观点看是创造，通过再创造获得知识与能力，要比被动方式获得的理解更好，更容易保持。”所以这一过程是关键的过程，是学生运用以往的知识或通过独创知识去“创造”、去“发现”新的知识，让学生去亲身体验，让学生去争辩、去创造，从而形成学生自己“知识库”中一项新的“贮存文件”，随时提取、随时修改、随时补充。
也许，学生的讨论和探索会出现脱轨和探索结论的错误，因此教师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学生所出现的问题，以点拔的方式或让学生对探索过程和探索结论进行讨论的形式，对讨论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加以引导和修改，使学生能形成正确和必要的知识。
在这个过程中，可利用学生独立思考、小组讨论、师生对话讨论等形式进行，这可按具体情况确定。总之，任何一切可交给学生的都交给学生，使学生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形成“再创造、再发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意识。
三、解决实际问题
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实际就是“再创造、再发现”知识的应用。
1、解决设疑问题：
在这里，实质学生已通过讨论、探索中得到解决，只不过学生得出后，教师应作出归纳的解释，将设疑问题呈现给学生。
2、由学生或教师提出实际问题，用学生创造和发现的知识去解决。
这是设疑问题的延伸和延续。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所以，在这过程中，也应由学生对知识和设疑问题的认识对再创造、再发现的知识提出问题，或对其适应条件，或对其新知识的质疑，或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无论学生在这里提出什么问题，都应由学生自己运用“再创造、再发现”的知识去独立或讨论解决。通过这一步骤，有笪学生在获取知识后，对知识的反思，思考其知识的作用，思考知识的条件与限制，思考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令到学生对知识有进一步的认识，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将知识推广到生活中的各方面，激发学生对现实的思考，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解决问题的技巧。
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或许不够全面，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必要的问题，这是对学生的补充，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
四、反思
这是整节课的小结，是对知识的回顾，是一个巩固过程。
反思是一个人对已有的事物回复思考，也是对已过的事情在脑中重现。完成以上几个步骤，要求学生反思是必要的。可要求学生对本节课知识作出一个归纳或要求学生发表自己对整体知识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可将其作为课外作业，写一篇短文，发表自己的感觉。
过程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电视图像；符号意义；神话
Abstracts:InfamousFrenchsemiologistRolandBarthes’opinion,analysisofsemiologyisaimedatdisclosingtherealitycoveredby“naturalrules”,andparoleisakindoftheprocessofmakingmyth.It’seasiertounderstandarbitrarinessofcharacter-signs,becausethereisnoanyanalogybetweensignifiersandsignifiedofthem.Astoimage-signsliketelevisionpictures,itseemsthatthecoincidencebetweensignifierandsignifiedisnatural.However,televisionspicturesareworkedinwaysofsignification,therearecomplexinteractionsbetweensignifiersandsignifiedofthem.Therefore,image-signsintelevisionpicturesareveryambiguous,buttheystillintheboundofRolandBarthes’modernmythology.Researchofimage-signsintelevisionpictureswillcontributealottoproducers,receiversandcriticsoftelevisionculture.
KeyWords：Television-Image；MeaningofSign；Myth
一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产生意义的运作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层次2，也就是说符号在完成意义的运作过程中，有三个不同的“表意层次”：外延、内涵、相互主观。
一、外延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意义的产生是通过外延的形式，即能指是影像本身，所指是摄像机前的物体，也就是形成符号形象的那个物体。所谓外延就是指物体的形象延置到影像（照片、画面）上，这时候影像符号与意义（所指）之间形成一种自足完满的关系，有人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合而为一的关系。如，一张关于一幢楼房的照片，可以代表被摄物楼房。一张曼德拉的照片，代表了曼德拉本人。
但是，当楼房这个符号放置在城市居民住房建设的言说中，其所指可能是城市建设的实证，也可能代表商品房的建设规模；同理，曼德拉的照片，可以代表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也可以象征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这时候，符号表达意义的运作就到了第二个层次。
二、内涵第二个层次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同时也掏空第一层的概念，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所谓内涵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能指具备与无限所指建立关系的可能性。
三、相互主观第三个层次强调了编码者与译码者的文化身份在符号意义生成过程的作用。不论编码者还是译码者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主观的意识——他们在各自的文化身份中。因此，他们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符号的意义只有在文化平等、同一的成员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所谓的相互主观。
这一类的主观感知，为同一文化所有成员共享，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一致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也就是说，有的人当下就有感知，有的人经过学习或积累生活后才获得感知。所以，相互主观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又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因此共享的结果是有区别的。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二
由于符号意义生成在第二个层次上首先掏空了第一层次上所指的意义，才得以将新的意义置入其中，如果要达到符号最终诉求点，还需要编码者和译码者文化上的共识。在符号意义运作的此次终点，我们解读的意义从其非自然性讲，就是一种神话。
在第三个层次上，符号淡化了其外延的意义后，使我们把关注点放置在当它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时，象征了什么，代表着什么。如1999年10月1日，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央电视台对整个活动进行了现场报导，报导中有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经过天安门的画面。虽然，每一个方队都是由个别人组成的，但是，当我们观看时，方队中士兵的形象不再具有特定的所指，即张三或李四。士兵这个符号，已经进入到了意义的第二层。画面上不同的士兵的差异被新的所指置换，他们与中国人民这个概念建立了对应关系，他们表达了军队的勃勃生机，而不是孪生姐妹（有一方队的领队是孪生姐妹，不知情的观众没有看到这个意义）。这时候，由每一个个别的士兵组成的方队，将一种文化价值具体化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体的方队（假设是某某部队某团某连）的番号和每一个个别的有名有姓的士兵这些意义，对于观看者来说已经基本被掏空，除非观众认识其中的某个人。观众看到的是仪仗队，这个仪仗队与展示现代军人风采的国庆阅兵式相关。这就是神话的过程。
这种神话的有效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支持的：
（1）在第一个层次上符号的特定性和作为图像的准确性给予的支持。如，由军队组成仪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现场直接摄录其场面。我们能够认识这支军队，是因为我们的实践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关这支军队的特征：军服的颜色和式样、组成这支队伍的士兵的相貌，加上画面的解说词给我们的记忆以确认。
（2）在第二个层次上符号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即我们对一种概念的认可程度给予支持。这种契合决定了神话能够与外在真实（相象）相沟通，并且同时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置入到能指——真实的画面中，使得置换有合法性。如，国庆阅兵式要表达的概念：中国军队是一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军队。各路方阵是“军队的键儿。这种概念是通过现场的画面确认的。
我们看到，现场报导中镜头首先选择了表达方队行进时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程度的物（某个具体的行进方队），我们看到：队列的横排与竖排及每条斜列都成直线；手臂摆动时白色手套构成一条白色的直线；整齐的口号声。这一切使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军人所接受的特殊训练；其二，画面映现出各种武器（海陆空），有坦克、战车、导弹（空对空、地对空）、飞机、火箭等，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情景。当镜头对准这些武器久不移动时，我们对其意义的认识被镜头引入到第二层上。由于在第一层符号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实物，运作到第二层时，“我们的军队是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固若金汤”等意识，随着视觉符号的移动而被引发出来。
符号的外延意义是透过影像和声音再现的机械过程产生的，内涵的意义则是人为介入的结果。因此，内涵的意义也是无限制的、主观的经验。如豪华的轿车作为第一层次符号的意义表明，拥有此车者的经济或政治地位。连带的意义则暗示我们对此地位元的尊敬，因为符号在第二层次上与符号的使用者不仅仅有对元语言的默许，而且在价值、感情和态度方面有相当的一致性。内涵的意义与制作和接受这些符号的人的价值、态度和感情有直接的关系。作为内涵意义的因子，植入符号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便可能引发使用者的个人的主观感情。
电视符号扮演内涵意义的因子角色是通过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同期声、切换的频率等等实现的。其中音响和音乐尤其可以用来制造某一画面特定的内涵意义。一座豪宅配上哀惋凄清的音乐，传达出宅主的不幸身世或发生过的悲剧。配上惯用的紧张音乐，则可以传达悬疑不安的气氛。在广播剧中，一位角色正在激越慷慨地发表演说时，配之以我们习惯的恐怖音乐，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不测（有人正在准备暗杀演讲者）。若配上无旋律规则的乐声，则产生滑稽的效果。
三
符号意义不论在哪个层面上运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转喻。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转喻纯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强调毗连性关系。
雅克布逊认为主题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topic）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体现。[1]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类似和形的某种相似处。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
当隐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语的视觉符号上时，我们的观看习惯使我们把图像符号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认定为自然关系。每个人身份证上的照片能够被验证者确认，是因为二度空间的视觉表现足以代表三度空间的实体。因此，电视中的视觉符号在第一层次的表意阶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相似之处，即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实体之间是一种被技术建筑出来的相等，就是使用了隐喻的手段。它将真实的世界转移到电视画面中。
转喻的表意作用在于符号具有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能力。如，在日常的生活中，公司经理或老板常常称其雇佣在身边帮助他处理各种事物的人为“助手”、“帮手”，这个称呼本身就是用这一类人身上的一个属性来代表他们。如果这些人在他们老板的眼中，只是一些“手”（因为，对于老板来说，这些人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是他们的“手”或“腿”，他们可以打字和送信）的话，那么，可想而知，打工的人在顾主的眼里没有别的属性和别的需要了。
任何一种符号可以同时以隐喻与转喻的手段运作，但它们执行的功能并不相同。在第一次层次的表意阶段，图像式符号或声音符号（如实况录音）的外延属于转喻性的，即由实体到表像（符号）的移位元作用。因此，电视画面中清澈见底的河流的一部分，就可以代表这条河，或者我们看到断桥[2]时，可以说看到了西湖。电视的写实性来自于其外表意义的转喻上。一段实况录音放置在一条消息中播出（某某人谈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它首先代表的是这段话语本身，同时也代表一种说法—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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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层次的表意阶段，其内涵性主要是隐喻功能起作用的结果。如，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春节晚会出镜拜年的人物由各类娱乐明星换成科学家，或者科学家出现在屏幕上的次数已经超过歌星、影星时，这个现象对应的意义是科学家在社会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义的移位现象是由一个社会价值的平面转移到表现频率的多少的平面，并且建立了对应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被观众所理解，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规则，继续建立类似的关系。如演艺人员把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出镜看作是自己出名或者引人注目的最佳机会一样。同理，当那条清澈见底的河表达治理河水污染效果时，两者之间关系的建立是隐喻发生了作用。
对于隐喻和转喻的使用，情节式的电视广告特别突出。在短短的半分钟内尽可能的转换使用这两种手段，使两种功能交替起作用，以表达作品的意义。如关于保龄参的广告：画面一开始出现女儿和女婿给丈母娘送礼的情景，女婿叫一声“爸—妈—”，丈母娘眉开眼笑地说：他每年都送保龄参，这就叫一心一意啊！。这个画面转喻功能在于两个方面：以保龄参这种补品代表了过年的礼物；以保龄参代表过年给老人送礼[3]。其隐喻的功能三个方面：给老人送礼对应子女应该孝顺老人；孝顺对应阖家欢乐；“一心一意”这句话更是双喻之词了，它试图将送保龄参与孝顺老人、阖家欢乐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我们从这则广告中还发现，电视广告为了掩饰其推销商品的真实意图，或者说是为了与客户联络感情，千方百计地突出画面的隐喻功能，即第二层次的内涵性，最后强调其转喻功能，这也可以称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费斯克（J·Fiske）将隐喻与转喻的表现形态及结构关系用下列图式表示[4]：
在用符号生产意义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隐喻型话语和转喻型话语，但是每一种类型的话语并不一定是在二者（隐喻与转喻）之间进行排他式选择，只是以其中某种更占支配地位为参照。
四
任何的符号都会置于一个文本之中，使它与其它符号一起构筑文本的意义——一个完整的言说。符号与符号之间仍然是在已经确定的规则中建立关系的。从这些规则中解释每一个文本的解释，即对解释的解释，是符号学揭开图像符号“神话”面纱的又一种演示。
一个表达完整意义的符号组合可以称作语句。依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各要素间的关系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中每一个层面都产生其自身的价值。
第一个层面是组合层面。组合是句子的一种排列，具有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延展性。句子是由一系列的符号组成的一个水平链，它们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定和协议构成完整的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聚合层面，用索绪尔的术语是联想层面（associations）[5]：“在话语（组合层面外）之外，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要素在记忆中联系起来，形成由各种关系支配的集合”[6]。联想构成的集合不仅仅把呈现出某种共同点的要素联在一起，它还能够抓住在每一个场合（意义产生的场合）把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关系的性质。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联想是对词汇而言的，词汇（paradigms）是指一系列或者意义或者形式有共同性的符号。我们可以由一个符号联想到一个系列，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符号用于组合。如果话语的主题是“孩子”，那么说话人可以由“孩子”联想到“儿童、小家伙和小鬼”等词汇，然后从中选择一个，因为所有这些词汇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等的。组合则是一条水平语链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定和协议，彼此组合成一个句子或片段。当你陈述“孩子”这个主题时，你可以从一些语义相关的动词中选择一个：睡觉、瞌睡、打盹或玩耍、嬉戏、打闹。
组合层面与聚合层面的关系非常密切，索绪尔用下列比喻表述两者的关系：每个组合单位如同古建筑中的柱子，这根柱子与该建筑其它部分（如下楣）有着真实的毗邻关系（组合关系）；但如果这根柱子是多利安式的，它会唤起同其它样式柱子如中国式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以至于组合只有通过连续唤起联想层面以外的新要素才能“前行”。[7]
以上是从语汇和语句构成的纯粹性上分析的。实际上语汇和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下（说法）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语境对语汇和语句的构成是有限制的。作为表达意义的符号，在其选择和组合方面也依照此规则。
例如天安门、人民广场、英雄纪念碑、鲜花等图像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文本中被选择和组合起来，这是符合言说国庆事件的既成规则的。如果打破这个规则，做另外的选择，那就会离开“国庆盛典”这个文本。尽管联想是个人化的，但由于组合的规则性，联想必须随时响应组合的召唤——文本整体意义的诉求目标。选择的“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又是在组合的原则中产生的。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选择与组合原则，我们看到文化是一切选择和组合的基础。以用国旗做面料的时装表演为例。一面由某国国旗制作的时装在设计师那里是他无数个创意作品之一，它表达个人的设计理念。而这面国旗穿在哪个国家的模特身上，在哪个国家表演，产生的效果会有差别。如果拥有这面国旗的国家历史上曾经侵略过另一个国家，另一国家的模特穿这件时装在自己的国家表演，就会伤害本国观众的感情。如果忽略了文化背景，也就是忽略了观看者共同的历史意识，引发的效果会使创意者始料不及。时装表演作为完整的言说，其意义是表演行为和观看行为共同构成的。这个例子说明，不论是在选择层面，还是组合层面，都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纯粹的符号能指会置入被认可的所指。如果不被认可，整个文本的意义会被否定。
五
视觉图像符号愈接近我们的文化特色，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真实的（不论是图像，还是实况音响），我们愈容易接受。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特别适合将特定的图像加以普遍化，赋予其文化界定的意义，转化成内涵性更为广泛的符号。如，当七八个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出现在屏幕上（同时响起《爱我中华》的歌曲）时，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和性格特点，但是，我们在观看这幅图像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特定性，成为概念化的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
需要强调的是符号的组合是在双重的成规下进行的，即符号系统的规则和操作符号的人的文化背景。符号约定俗成的作用，确定了特定文化社会特有的风貌，反过来说，特定文化社会也是符号约定俗成的前提。如，一个表现两个儿童手拉手、蹦蹦跳跳放学回家的画面，可以与红绿灯交通标志组合，它代表的意义是：放学后儿童要注意交通安全；当它与一片艳丽的鲜花放在一起时，它代表的意义是：儿童的生活如鲜花般灿烂。如画面上出现一个人当众在餐桌上切割整头小乳猪时，会被现代人视为残忍行为。而在中世纪，餐桌上摆放整体的家禽并当众表现切割技术却会被视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文化修养。当画面出现驯兽人将活牲畜放进狮子笼以供狮子撕咬时，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会提出强烈的抗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明文禁止此行为。但是，当我们在动物世界中看到金钱豹追杀羚羊和其它的动物时，却不会提出抗议来，因为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是：动物世界有它自己的生态平衡办法。这些歧异的产生不在于能指的变化，它由符号所在的、被文本规定了的位置决定。
注释：
[1]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页429
[2]西湖白堤北面第一座桥，传说中白娘子与许仙相会之地。——本文作者注
[3]参考补药“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不送礼，送礼只送脑白金
[4]（法）费斯克着，郑明椿译，《解读电视》，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5]此处用“聚合”一词是为了与被广泛使用的“组合”一词相对应。——本文作者注
[6]（法）罗兰·巴特着，王东亮译，《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页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