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8 07:09:07
[关键词] 陆游;读书诗;意象;人文
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古代诗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们的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们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与人生的其他内容相比,书斋生活也许不是很理想的诗歌题材,因为它的环境比较狭小,内容比较单调,所产生的心态比较平静,这些条件都不利于灵感的产生。但陆游一生中曾写下大量以“读书”为题的诗歌。据《剑南诗稿校注》统计,陆游诗中直接出现以“读书”为题的诗有一百多首,此外题中虽无读书字样而内与读书有关的诗更是不计其数,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创举。虽然陆游一生以抗金复国为人生最高理想,但大部分生活却是在书斋中度过的,青灯黄卷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读书诗构成了陆游诗歌中独具特色的构成部分。陆游善于即景生情发掘书斋中的诗意,咀嚼出其中的隽永滋味,熨帖出读书当中的曲折情状,笔调轻灵,别具风采。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意象融入其诗中,让太浓的书卷气变得灵动活泼。陆游的读书诗蕴含着厚重的思想感情,内容广博,使诗歌的意境变得空前阔达。陆游读书诗中所体现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一、饱含深情的人文关怀浸透了读书诗丰富的主题
陆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高祖开创的书香传统世代相传,他对此十分自豪,他的读书生涯是在双亲的督导下从幼年开始的,双亲的深情呵护和精心培养让陆游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陆游大量读书诗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浓厚的读书氛围最终形成了陆游读书诗的深厚根基和文化背景。而陆游诗中不时流露出壮志难酬,人生易老的人生感慨,实际上是胸怀壮志者未能实现人生理想的失意之叹。这种深沉的人生感慨本是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它最能在诗人心中引起情感的波澜。例如:“城南杜五少不羁,意轻造物呼作儿。一门酣法到孙子,熟视严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读杜诗》),这首诗是对杜甫的生平遭际的歌咏,赞颂杜甫的人格、才华、惋惜杜甫的不遇,这正是自感怀才不遇的陆游的自我写照。诗歌的情感力度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它与一般的抒情是没有区别的。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很接近于杜甫,主要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感情饱满,体现了诗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的时尚。由此可见,陆游的读书诗中常常包含着深厚的情感因素,平静的书斋生活并没有束缚住他的翻腾诗思,只不过他的生命在由动态转为静态的过程中心灵得到了提炼和升华。
二、开阔悠远的自然意象构成了读书诗鲜活的灵魂
读书生活虽然是一种人文活动,但是陆游咏读书时并未把目光局限在小书斋的范围之内,而是常常对读书的背景进行描写,从而把有关的自然意象写入诗中。例如:“荒林枭独啸,野水鹅群鸣。我做蓬窗下,答以读书声。”“寂寞书生学奇书,穷愁客子著春秋。”“投老难逢身健日,读书偏爱夜长时,孤村月白闻衣杵,破灶烟轻煮芋糜。”这几句诗分别写出了春夜、夏夜、秋夜、冬夜的读书的情景,生动地记叙了诗人读书的勤苦和无限的乐趣。对于夜间苦读的人来说,灯火就是他的亲密伴侣。唐代韩愈曾作《短灯檠歌》,生动的描绘了贫士寒夜苦读时与短檠为伴以及一朝富贵后将短檠置于墙角的经历。从此,短灯檠就成为寒士苦读生涯的象征物。陆游有诗云:“更有一端差,短檠不作白头新。”意思是说他终身与青灯为伴,早已结成知己。由此可知,一盏青灯为何频繁的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确定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
如果说上述意象清晰具形,故而开卷可睹,那么陆游的读书诗中还有一类自然意象却是若影若现,有时甚至是隐而不见的,那就是关于时间的意象。时间是无影无声的,但它却是自然界最重要的性质,也是诗人们笔下经久不衰的主题。陆游的读书诗中便常常写到它,并对时间的流逝予以最动情的歌咏。例如:“白发无情欺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春归不可留,斗柄已峥嵘。老至不可却,两鬓森千茎。少年所读书,废忘如隔生。”“束担还山读旧书,断编终日见唐虞。千茎白发年华速,一点青灯夜漏沮。”这三首诗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表示了对时光迅速、年华不再的深沉慨叹,陆游对时间的感慨具体可感,这是陆游的读书诗中最重要的情感波澜。“可以说,对时间的这种自然意象的刻画是此类诗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也是陆游读书诗虽以读书为题却很少陷入呆滞枯窘的原因之一。”[1]
三、多角度的人文活动扩展了读书诗深层的内涵
陆游诗中对读书这个主题的描写也是多方面的,他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读书生涯进行吟咏,观察入微,描写入画,随时随地从生活和自然中汲取材料,记叙细腻清新,笔调圆匀。陆游把读书看作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即使在贫穷困苦的环境里也不改初衷。他的真实心态是由衷的喜爱读书,即使为此耽误一生也决无悔意,他在书中抒发了在贫穷的环境中坚持读书的心态:“架上有书吾已矣,”“父子共度忘朝饥,此生有尽志不移。”他还作诗鼓励其子:“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可怜落笔渐健快,其奈瘦面无光辉。布衣儒生例骨立,纨绔市儿皆瓠肥。勿言学古徒自困,吾曹舍此将安归?作诗自宽亦慰汝,吟罢抚几频欷。”诗中具体描写了其家庭生活的窘迫,以及其子忍饥苦读的情形。诗人当然对此不无牢骚,然而他认为读书学古本是儒生的事业,故而鼓励其子在艰苦的环境中勿坠其志。陆游对自己的学识是极为珍视的,他对自己读破万卷书而辛苦一生的命运毫无悔意甚至希望来生继续这种事业:“寓世己为当去客,爱书更付未来生。”“后身作书声,努力究此事。”他希望子孙能继承祖先开创的书香门第:“楚公著书数百遍,少师守校世世传。”
四、经世致用的人文追求提升了读书诗永恒的境界
“事实上陆游读书怀有明确的目标,首先是从典籍中探求儒家之道。”[2]他说:“吾道固应千古在,几人虚用一人勤。”他认为儒道是千古不可磨灭的真理,世人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工夫才能修身进德。“朱黄参笔墨,照映灯花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告诫子孙“字字微言要力行”, “ 学习古人,就要学习其高风亮节,不媚权贵,不污大节,坚贞自守,他一生磨砺志节,可以作为我们今人的一面镜子。”[3]“在陆游看来,读书可以抒写怀抱,读书可以忘忧,读书可以忘味,因为书中有至味,读书还可以忘老。”[4]既然读书有如此多的益处,诗人当然要视之为人生最大乐事了。《秋夜读诗》这首诗作与陆游七十七岁,已退居故里,诗人在一种十分窘迫的处境中仍然勤奋苦读,在他心目中,读书之乐甚至超过富贵功名,因为后者仅是转瞬即逝的短暂存在。他认为书籍不但是人生的最好伴侣,而且有“洗贫病”的神奇功用,无怪诗人要与书朝夕为伴了。虽然在诗人对儿子的叮嘱中读书任然又实用价值,但对于诗人自身而言,他在此时此地的读书已经彻底超越了有关实用的世俗考虑,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崇高的精神活动,一种忘乎自我的人生追求,并进而成为读书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读书显然已经获得了净化和超越的品格,这也许是陆游心目中读书活动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陆游的读书诗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生,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所以他的读书诗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又有浪漫主义的色调,在悲壮崇高之美当中融汇着更为充实的社会内涵,更为强烈的战斗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诗情也似并快刀,剪得秋光入卷来。”陆游的敏锐诗情,不仅把春色秋光剪入其诗,而且也把读书生活中的种种情趣裁入诗。“在杰出的诗人面前,一切生活内容都是绝妙的诗材。”[5]
注释:
[1]欧阳俊.《陆游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第26页.
[2]莫励锋.《古典诗学的美学观照》[M].中华书局.2005.第165页.
[3]欧阳俊.《陆游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第21页.
[4]莫励锋.《古典诗学的美学观照》[M].中华书局.2005.第152页.
[5] 莫励锋.《古典诗学的美学观照》[M].中华书局.2005.第171页.
参考文献:
[1]李立.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邓乔彬.唐宋词美学[M].齐鲁书社.2004.
[3]莫励锋.古典诗学的美学观照[M].中华书局.2005
[4]欧阳俊.陆游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5]刘洪仁.陆游诗词选[M].巴蜀书社.2007
[6]贺开秦.陆游读书诗译注[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7]钱中联.剑南书稿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中学生正处在需要诗的年龄,若能吟诵自己的诗作,岂不美哉?美哉,袁枚之言:“诗题洁、用韵响,便是半个诗人了。”
当前,在新课程的实施中,课堂的“预设”与“生成”成为焦点。我的看法是“预设”时,目标简洁明确,过程条理清晰,衔接前呼后应,那么“生成”则水到渠成。
基于这种观念,在教学设计中,我尽可能创设自主思考的空间,以简洁的教学线条,拉动学生体验感悟学习信息,在开放与互动中走近诗歌。以“议议写写”这种轻松的形式,让学有兴趣,从而得到有分量的收获。
【课堂实录】
师:同学们,有句词,我们耳熟能详:“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师生齐说),无好问这句词中的“情”(板书)字不可狭义理解,可理解为亲情、爱情、友情等。
(点击课件,显示一句诗)
“哭一声,喊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为何娘不应?”
师:这句诗说的是亲情。关于内容,同学们见仁见智。我们现在仅从字面形式上看,韵脚是什么?
生:“声”、“听”、“应”。
师:押什么韵?
生:押ng韵。
(点击课件,显示一句诗)
“你这么美,你这么媚,你这么好妹妹。”
师:这句诗讲的是爱情,内容一目了然,从字面形式上看,押不押韵?
生:押ei韵。
师:以上两个例句是和亲情、爱情关联的,那么,友情呢?友情中的同学课堂情,同学们可谓司空见惯,而且,当下正身临其境。来,做个练习。
(点击课件,显示习题。)
上课睡觉:
下课( )考试( )将来( )
上课讲小话:
下课( )考试( )将来( )
上课玩手机:
下课( )考试( )将来( )
师:事不过三。亲情、爱情、友情三个押韵的例子,足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板书课题)
诗题洁,用韵响,便是半个诗人了。
师:“诗人”,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许都有此念头,而实践者少矣。但每个人都会欣赏诗歌,都有自己的喜欢的诗歌。那么,迄今为止,你最喜欢的一二句诗或一首诗是什么?请同学们现在用笔写出来。
(点击课件,显示一首诗)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师:这是老师目前最喜爱的一首诗,关于内容,“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们从字面形式上看,押什么韵?
生:偶数句押韵。
师: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简洁不简洁?
生1:不简洁,题目字数多。
生2:简洁,它的内涵简洁。
师:第2位同学的理解是对的。比如《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和《论读书》哪个内涵简洁。不言而喻。《寻隐者不遇》同样诗题洁。现在,请同学们给关于课堂情的三句诗拟个题目,要诗题洁。
生1:学而时习之。
生2:传而不习乎。
师:很好,再来看一句诗。
(点击课件,显示一句诗。)
“高考在望,心中堂皇,一声不响,不慌不忙。”
师:大家试着读一读。押不押韵,拟个题目?
生:走近高考。
师:这四句,我是怎么想来的?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把形式借过来,换了内容,这叫“换药不换汤。”再比如,有一天,回到母校,找寻恩师,可改一首诗。
(师生共改《寻隐者不遇》一诗)
(点击课件,显示修改的诗)
寻老师不遇
楼下问童子,言师上课去。
只在此校中,生多不知处。
师:(齐读全诗)这算不算抄袭?“天下文章一大抄”之所以流传甚广,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姑且把这种方式叫做“依葫芦画瓢”。现在,用这种方式修改你喜欢的诗句,变为自己的诗作。
(同学朗读自己修改后的诗句,师点评)
师:本节课,我们就是解释了袁枚的一句话。齐读:“诗题洁、用韵响,便是半个诗人了。”那么,另一半,是什么呢?
(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
师:答案已写在黑板上了。
(点击课件,显示二句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金庸
师:谁跟谁学的?但毫不逊色,可谓两句词的境界,伯仲之间,平分秋色。那为何,我们学写的《寻老师不遇》与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意境天壤之别呢?
生:缺少鲜明的主观情感。
师:非常正确。个人的主观情感来源于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可见,丰富的知识是一个诗人必不可少的。对不对?
生:对。
师:通过这堂课的学习,我们知晓了;题目、押韵、情感是诗歌的灵魂。最后,齐读老师为本节课而作的一首诗。
(点击课件,显示一首诗)
胡言乱语一课堂,
他人未必放心上。
正是淮畔好风光,
何不读书写字忙。
师:课外作业,给老师的这首诗拟个题目?要诗题洁。
翻阅80年代的《读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讨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数量众多、比例甚大,而且精品甚多、反响也大。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的出现,与其时学术界格局息息相关:伴随着80年代政治的全面复苏,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又一次无可避免地充当了“冲锋号”的角色,在这段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中,现当代文学因为最容易与现实挂钩,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显学”①。鉴于《读书》从创刊之初就与学术研究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考察其中所展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的流变,对于我们今天的回顾,无疑是最佳的切入角度之一。 一、从作者群体说起 现在大家提起80年代《读书》,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时的作者名单。因为这张名单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可算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事实上,《读书》从创刊伊始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自我定位,即在创刊号上的《编者的话》中所言:“我们这个月刊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②它从此时起就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因此是与整个80年代的思想氛围互为呼应的;也正是从此出发,它依托三联书店的出版网络和官方背景,网罗了一批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阵容。 但是在这个作者阵容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却在建国后被压抑被埋没的作家、诗人以及编辑等,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第二个群体是50年代出现过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第三个群体是当时还在高校里就读的大学生或刚开始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以刘再复、陈平原、张颐武为代表。这个群体的文章是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其他作者虽有零散的其他文章,但是这三个群体无疑是当时刊物的核心作者。 我的这个划分受到了洪子诚和许纪霖的启发③,但在他们的类似划分的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他们初次“发言”的时期,同时适当兼及其人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之不同、文风之差别。当然,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其中再作适当的分疏。例如,刘再复和陈平原在知识背景和发言姿态上就有明显差别,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将他们归入一个群体。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80年代的《读书》上,他们零零散散的谈了那些话题?是否具有对话的姿态?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都备受关注。但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话题?在这一幅“众声喧哗”的图景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这三种音调是否完全是协奏,而没有变奏?二、两种“异曲同工”的追忆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相关联,《读书》所呈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是以挖掘文学史上的被淹没的作家、作品为主。这些挖掘“出土文物”的努力主要以序跋、回忆性散文、书评为主,同时也初步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 这次挖掘为时甚久而且范围广阔,据我的粗略统计,按照相关文章发表的顺序,涉及到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宗岱、鸳蝴作家群、张爱玲、郁达夫、九叶诗人、胡风、钱钟书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很多作家作品的谈论只是短暂的,似乎与刊物约稿的偶然性有很大关系。 因此,很多话题在当时并无很大反响。 但是,“九叶诗人”完全是一个例外。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按照九叶诗人之一的唐湜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①。这部诗集出版之前,袁可嘉为它作的序言就提前发表在1980年第7期的《读书》上。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这种行为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读者的阅读引导,而非对于作品的自我吹捧。特别之处就在于,围绕着《九叶集》和“九叶诗人”,《读书》陆续发表的文章竟然有6篇之多②,这是少见的例子;加上袁可嘉、王佐良在当时发表的造成很大影响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③,完全是“九叶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它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九叶诗人”的形象序列,并且由于大多是九叶诗人自己现身说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个群体无疑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与叙述的关系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九叶诗人的大多数文章看成是一种“追忆”。 但是有必要略作分疏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追忆。 第一类追忆主要可以概括为“追忆逝水年华”。这些文章包括袁可嘉《〈九叶集〉序》,杜运燮《怀穆旦》,辛笛《〈辛笛诗稿〉自序》,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一类文章都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于当年的“九叶派”的诗歌活动的追忆,其中涉及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诗歌史实。这在后来的诗歌史研究者那里自是极好的史料,但是在80年代的“九叶诗人”那里,却完全是一种面对过去的追忆。看看他们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难以掩饰的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喜悦。 第二类追忆可以理解为九叶诗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剖析。这一类文章与前一类文章有交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加上袁可嘉和王佐良等人所写的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说,袁可嘉等人在这里向他们的师承资源和诗歌史先驱一一点明并予以致敬。这一类文章大都理论性较强,深具洞见;后来的研究者都乐于引用。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在这些文章中,袁可嘉等人所提炼的一条诗歌史的线索已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我们可以将这两类文章还原到当时的学术史背景中去。当时,围绕着九叶诗人的历史回忆和重新评价问题,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论文①。这些论文与《读书》上的相关文章构成互动,共同促成了当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九叶诗人”的热潮。#p#分页标题#e#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读书》之上,相对于后世,以袁可嘉为首的九叶诗人的两种追忆,加上两位研究者巫宁坤和蓝棣之所写的重评文章,实际上构成了一项“文学史形象自塑”的工程。我的论断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文章的效果而发;而在他们,当时未必有很明显的自我形象建构意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从此出发来理解整个九叶诗派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谓予不信,请看三个证据即可:其一:20余年来出现的九叶诗人研究著作②,在关于九叶诗人的师承渊源、九叶之各人诗歌风格、九叶在诗歌创作之外的其他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都没有超出袁可嘉等人的系列文章的论述范围和深度;其二,由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这篇文章提出的诗歌史线索,在后来的研究者孙玉石的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③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但是基本的框架一仍其旧;其三,涉及到九叶诗派的诗人问题,由于当时袁可嘉等人的团队意识较强抑或是格于其他条件限制,对于自己群体之外的同类型诗人根本毫不提及,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除了少数目光敏锐者之外,都不提及九叶诗派的诗人④。其实,就在九叶诗人80年代集中亮相于《读书》的同时,在此刊上接连发表《读诗随笔》的王佐良,其实就是九叶诗人的重要盟友和诗人之一。 九叶诗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争一席之地。当然,九叶诗人在当代是在继续生长当中的。不能说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一无可观,只是当他们过度沉湎于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当中时,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就开始慢慢地将他们抛在后面了。 三、面对历史的“暗河” 与九叶诗人的欢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轻的两代人所体现的却是更加自信豪迈的气度。在面对历史和今天的态度上,他们其实可以简约归并为一类人。 考虑到80年代学术研究(尽管在今天看来是草率空疏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亲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这些文章很少涉及理论,但对于创作来说,极具指导意义。这里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但是请注意,这种互动仅限于后两代作者群体之间。 与80年代的文学创作相关连的,《读书》上的新时期诗歌和戏剧的命运就悲惨得多。 出于官方背景,《读书》没有登载过关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朦胧诗运动”的任何文章。在我们今天面对着日益被经典化的“朦胧诗”的读者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面对着代表着民间的、青年全体性的、反思的朦胧诗诗歌浪潮,《读书》的无语是一个巨大的有意味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加上当时的九叶诗派对于当前诗歌的有意无意的不以为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缺点。 散文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继续着30年代周作人的风格写作那些学者散文时,他们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一律是不加置评的。他们不停的重复自己和对当代继续生长的其他被压抑的散文类型的忽视,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体的逐渐占据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渐退出版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的作者群体在无形中发生着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分化其实正是其后的学术界出现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预兆和契机之一。 体现在《读书》中的80年代的嬗变,迄今为止,其实都不能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对历史,我们其实都是那几个摸索大象身躯的瞎子。 现当代文学的沟通即是最佳例证之一。 在论述五四以来的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时,周作人曾经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被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①与此相类,当代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从《读书》的三代作者群体的分类中,我所着眼的其实还有一个现当代文学的交接与沟通的问题。虽然当时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很少有明显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意识,但是在各类文章的追忆和重评中,我们却看到了论者的沟通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徒劳,我们在很多时候面对着历史的“暗河”时还是没有跨越。还是回到九叶诗人出土后的遭遇上来。他们在出土之后的形象,非常符合“活化石”这一字眼。虽然郑敏等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在当代依然在不断的出现,却已经边缘化了。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与他们缺少接触和理解。因此,谈起九叶诗派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虽然九叶之一的诗人唐湜曾有九叶诗人“与出色的一代代年轻的诗人们,如朦胧派、第三代、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奔突向前”的乐观之语②,但我们所看到的悲哀事实却是,无论是当代诗歌的评论家还是创作者都已经将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影响已经停留在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而与当下的诗歌写作主潮不发生关系。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回旋。80年代的文学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时,再一次重头做起,以致于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与前人类似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单纯归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轻率之论。倒是,更应该值得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急迫的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渴望。这种深层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实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读书》作者群体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读书》风格的渐变。 因此,我们从80年代的《读书》中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互动和封闭并存不悖的图景。关于现当代文学,三代作者大致分为两个阵营,无论是写作、评论还是研究,无论从话题还是文体,其间的“断裂”都已无可避免地隐隐呈现。因此,虽然大多数论者强调“”对于80年代的学术转向的重大意义,我却认为,时代的转折在此之前早已出现。#p#分页标题#e#
韩宗宝: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号称齐鲁大地。齐鲁文化渊源流长,齐文化兼容并蓄,以儒、道、阴阳家学说为主,遵天时,尚功利,重形势。鲁文化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家文化,孔子 “仁者爱人”的命题,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他的“爱人”说的是“人类之爱”。
我的出生地是山东的诸城。春秋战国时期,诸城恰好处在齐国和鲁国的交界之处,有时属齐国,有时属鲁国。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诸城人兼受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文化的影响。诸城这个名字,起源于虞舜生于诸冯,因地处鲁国之东,所以也被称为东鲁。孔子弟子和女婿公冶长就是东鲁人,传说他懂鸟语。孔子卒后,公冶长回到故里,在东鲁一带继续传授老师孔子的儒家学说。汉世琅邪诸儒、唐宋密州名贤,皆承其志而大兴讲学、治学、读书之风。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开始在诸城占据上风。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在这里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千古名篇。因为苏公的倡导,当地读书求知之风更盛。苏辙到密州看望苏轼时感慨地写下“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这样的诗句。
应该说是这种“东鲁遗风”,培养了诸城人尚仁、尚礼、尚义、尚信、尚学的品质,形成了诸城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自强不息的鲜明个性。“东鲁遗风” 后来逐渐在当地成为了读书之风、治学之风和文艺创作之风。《水经注》中提到的潍水,流经诸城,在潍河的两岸,受“东鲁遗风”的影响,涌现了宋代《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李清照的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清代东阁大学士、书法家、宰相刘墉(刘罗锅),《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四库全书》总裁窦光鼐,现代文学史上的世纪诗翁、新诗的巨擘臧克家,著名作家王统照、王愿坚、王希坚、陶钝、孟超,导演崔嵬、演员李仁堂、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等一大批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
我们村叫韩家庄,潍河从我们村东经过。小时候我经常随父亲去潍河网鱼,摸蛤蜊,游泳。我们村向西南五里的地方,发生过历史上有名的潍水之战。当年韩信打败楚将龙且的地方,现在修了一个小型水电站,叫韩信坝。韩信坝旁边的村古县,是我母亲的村子。当代作家峻青就是在这条潍河边写出了他的名作《黎明的河边》。朦胧诗人顾城童年时随着父亲顾工下放到山东农村,也是在潍河边的河滩上边放猪,一边写出了很多早期的诗歌。作家莫言多次到过诸城,他的高密东北乡,与潍河相去并不远。在诸城大地上,“东鲁遗风”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化传递,这种传递不是鸡生蛋,蛋生鸡,而是融入到了潍河两岸的山水大地和风土人情之中,它无形有灵,就像潍河之水,生生不息,绵绵不绝。我个人在性格和创作上的成长,就得益于在故乡大地薪火相传的“东鲁遗风”这种文化根脉。
王士强:应该说你是从关于“潍河滩”的书写而广为人知的,潍河滩差不多成了指代你诗歌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你是怎样形成塑造这个诗歌意象的意识,并使它逐渐清晰、成形、成长的?
韩宗宝:1990年代末,在小城胶州,以臧彦钧、宋方金和我为主,有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2000年后张锐强也加入进来,那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聚在一起,谈论的最多的一个作家是莫言。莫言让我们在写作上,有种亲近感,那是一种地域和文学血缘上的亲近。莫言的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进入其中,转而在自身的写作中进行效仿。当时还有一个我们都喜欢的作家是实,他的《白鹿原》我们推崇不已。我当时曾立志要写一部类似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潍河滩》,为了向实的《白鹿原》致敬。因为我的这个想法,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到他们几个的揶揄。事实上我豪情壮志要写的长篇小说叫《潍河滩》,最终也只有一个几万字的开头,就再无下文。小说没有写成,但是我写下了大量关于潍河滩的诗歌。
我当时在诗歌中开始写潍河滩,现在想来应该是受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实的《白鹿原》的共同启示。潍河滩,第一次让我有了一种野心。我一直以为,在生活中不应该有野心,但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必须要有自己的野心。建立高密东北乡王国的野心,成就了莫言,一部《白鹿原》成就了实,而建立潍河滩世界的野心,则成就了作为诗人的我。
潍河滩第一次面世,是2005年《岁月》杂志的潘永翔老师在第1期发表了我的组诗《潍河滩》。随后,2006年《花城》杂志的朱燕玲老师在第3期大篇幅地推出我的潍河滩系列组诗《一个人的苍茫》。2007年《诗刊》的李小雨老师在上半月刊第2期的头题发表了我的组诗《一个人的苍茫》。2008年《诗刊》上半月刊又在第2期发表了我的组诗《潍河滩》。2009年 11月我凭借组诗《一个人的苍茫》参加了诗刊社的第25届青春诗会。《星星》诗刊的梁平老师,《天涯》杂志的李少君老师、还有杨克老师等也陆续对我的滩河滩系列作了重点推介。从此我的潍河滩渐渐为人们所知。潍河滩也成了我写作的根据地,成了我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家园。
我一点一点地在纸上勾勒潍河滩的苍茫和它广阔的气象。说实话,我并不是有计划地或者预定地去写潍河滩,我没有设置它。我在写作中不由自主地向着潍河滩靠拢,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召唤,一种牵引,一种莫名的冲动。对潍河滩的写作,是出自本心。我是无意中来到了我的潍河滩的。它似乎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等我擦去它身上的遮蔽与灰尘,走近它,拥抱它,与它融为一体。我个人内心的苍茫,从此和整个潍河滩的苍茫交织在了一起,变成了一种更大、更厚重、更复杂的苍茫。
王士强:“潍河滩”对你而言可能是和过去、童年、个人经历相联系的,有很多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存在,这也是能够唤起很多人的共同经验、记忆的,体现了一种缓慢、美好、自足的美学形态。对你来说,“潍河滩”意味着什么?
韩宗宝:从2004年夏天开始,我疯狂地写关于潍河滩的诗作,我打算把我自己的生命、才华和感情,全部用在对潍河滩的不断的重写中。面对潍河滩,我时常觉察到自己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想通过对潍河滩的一次次的书写,寻找一种靠近母性的东西。潍河滩让我获得了深深的宁静感和安全感。关于潍河滩的诗歌是我对生命和生活的切身体验。地理意义上的潍河滩,是我最熟悉的土地,现在它也成了我个人的精神家园。有的读者,在我的诗歌中看到的更多不是潍河滩,而是我的形象和身影。这样的读者会让我觉得亲切。事实上,不是我在写“潍河滩”,是“潍河滩”在一遍一遍地写着我。“潍河滩”给了我底气,让我变得坚定和强大起来。现在对我而言,“潍河滩”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潍河滩”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情人,也是我的爱人。潍河滩甚至就是这个世界。它已经完全超越了某个具体的地域。不但是一个巨大的实体存在,也是一种精神的形而上的隐喻和象征。
王士强:不过,关于“潍河滩”这一类乡村、乡土意象的书写可能也会有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它和现在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它能否与现实发生有效的关联,产生实际的作用?“潍河滩”及其美学形态在未来的可能性前景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你有怎样的思考?
韩宗宝:现在好像有很多诗人,已经羞于继续提出自己早年的诗歌印记,从此避免被归类。确实有一段时间,这类标签在诗歌里非常泛滥,大家一哄而上,大量的雷同和模仿,消解、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就我有限的视野,江非是比较早地在诗歌中提出一个地理意象的,他的平墩湖现在已经广为人知。我知道他的村庄名就叫平墩湖,另外他还有向梭罗致敬之意,不过在他那里,平墩湖并不是一个湖,而是村庄和土地。后来有更多的诗人命名了自己的故乡、出生地或精神家园,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良莠不齐的标签式地域写作,成为了中国诗坛近几年一种独特的现象。但我至今觉得,命名并不重要,一个意象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意象的挖掘和深度呈现,用自己的生命全力赴之地,在不断的书写中一再地刷新这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和概念,赋予它更多更丰富更新颖的含义,从而不落窠臼地和别的地理名词与概念区别开来。
事实上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在描绘自己所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或者故乡。梵高的阿尔,史铁生的地坛,贾平凹的商州,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梭罗的瓦尔登湖,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孙犁的白洋淀,那是他们精神的根据地。没有精神根据地,盲目地胸怀世界,表达的可能就只会是一些蜻蜓点水一样零碎而浮泛的公共感叹。好的作家,必须有一个用一生来持续地辨析和陈述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能真正容纳他的智慧、情感和心灵,能让他激动,让他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智慧和爱去书写。可能因为属牛的缘故,在写作中我经常像牛一样对往事和过去的经验、记忆不断地进行反刍。我一直避免空泛的写作,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接地气,有生活,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写作要求。我诗歌中的很多比喻其实并不是修辞,而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确凿联系。
优秀的诗人脚下应该有一个深厚的根系,内心应该有一个强大的诗歌之胃。我一直努力让自己的写作从日常生活、从故乡和故土得到确切的支持。我从来没有在诗中外在于自我,我所写下的诗歌作品是从我血管里流出来的鲜血,是从我眼眶里流出来的泪水。它们带着我个人的体温、指纹和嗓音。我一直以最个人的方式,接近着生活和生命中的真实。
我从未从技术上考虑过“潍河滩”及其美学形态和它的前景。我只是本着自己的内心,同它相互印证。写作的过程,是返乡的过程,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所知甚少。而我要做的,就是写出自己,写出“潍河滩”的过去,现在的万事万物,写出它在漫长的时光和广阔的时代中与众不同的样貌,为人们认识它、理解它,提供一份个人意义的切片和样本。
王士强:从你之前的文章知道,你开始写作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阅读也比较广泛。那么,你觉得自己从一开始的模仿性写作到真正自主性、创造性写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你受哪几位诗人的影响比较大?
韩宗宝:说到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要提到我的一个诗歌兄弟宋永亮。我和永亮的相识和友谊要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是1988年,对于中国的文坛和诗坛,那是最热闹,也是最有活力的年份。先锋小说家和先锋诗人们,用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风暴。而永亮和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挟着懵懵懂懂地走进了文学。永亮家中的藏书甚为丰富,在永亮的家中我读到了《诗刊》《诗神》《诗歌报》等这些中国一流的诗歌期刊,也是在永亮的家中我知道了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欧阳江河、昌耀、于坚、韩东、海子、西川等这些中国诗坛上非常耀眼的名字。也是因为永亮,我得以认识了当时在诸城现代诗歌写作最前卫的青年诗人韩宗夫。我的写作得益于永亮和宗夫甚多,应该说是他们让我对诗歌有了一个不同于当时的教科书的全新的认识,让我一开始就接触到了现代诗歌最本质也是最内核的那种东西,这为我的以后的诗歌写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后来,就是到胶州之后,同诗人、小说家宋方金我们两人有很多在创作和思想上的交流。方金的很多观点和观念至今让我受益匪浅。我一直把他视为我的良师益友。现在他在北京,但基本上每年,我们都会聚一下。喝着茶或者酒,谈论这个世界和我们热爱的文学。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昌耀、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江非等,国外的诗人有博尔赫斯、里尔克、布罗茨基、希尼、史蒂文森、特朗斯特罗姆、沃伦、默温、弗罗斯特、斯奈德等。
王士强:你的诗有着比较明显的抒情性特征,以情感的真挚、深沉、感人而取胜。抒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由来已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抒情、言志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传统。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抒情”的现代性不足,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古典式、明晰、单一的情感,己不足以表达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境遇和复杂经验?你怎么看诗歌中的“抒情”,它有怎样的长处和不足?你在自已的诗歌写作中持怎样的抒情立场?
韩宗宝:屈原的《离骚》是抒情,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抒情,杜甫的《春望》是抒情,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是抒情。我不以为这些抒情是单一的,简单的。古典式抒情同样是可以很复杂的。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只是当时已惘然”描述的情感足够复杂。诗歌的现代性和抒不抒情,并没的必然的联系。再现代的诗歌,也要表达情感、爱恨和立场。现代人复杂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经验,同样可以用简单的抒情来表达。相应的复杂能表达复杂,但是简单也同样能表达复杂。而且用简单来表达复杂,从技术和难度上,要比用复杂表达复杂难的多。
抒情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一个诗人把抒情看成简单的事,那他就是小瞧了抒情。汪曾祺的小说里的抒情,看似平平淡淡,但却体现和传达出一种更加复杂的人生况味。现在很多人,对抒情有偏见,以为抒情就是一个拖长调的“啊”字,就是对祖国,对母亲,对故乡,对爱情的单一歌颂。其实远远不是。抒情,有时候并不在抒,而在于隐忍,有所谓不抒之情。克制,沉默,内敛,以及古人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是抒情比较高的境界。还有一种重要的抒情是借景抒情,只说景,不说情,但情全在景中,像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认为抒情无关乎诗的现代性与否,关键看你是如何抒,抒的是怎样的情。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不但要有良好的对语言的控制力,更要有对内心情感和写作的语调的控制力。诗人,必须懂得控制,精于控制,善于拿捏语言和情感的分寸感。一个诗人如果能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和语调,就能做到在写作中收发由心,收放自如。我渴望那种如鱼在水,如鸟在空般自由自在的写作。
我在自已的诗歌写作中的抒情立场是诚恳,自然,率真。
王士强:你关于过去、关于乡土、关于农业文明的书写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在诗歌的及物性、现实性方面可能也会让有的读者感到不太过瘾。你有没有更多地面对“现在”,对现实、对时代进行“正面强攻”的想法?你认为诗人与他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韩宗宝:我以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具有良好的处理当下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能不能处理日常生活题材,也是检验一个诗人能力的试金石。城市化进程中,很多通过各种方式涌进城市的人们,往往羞于承认自己的乡村背景,煞费心机地擦去脚上的泥土,身上的泥土,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城里人”。这是骨子里的自卑。由于我写了大量的关于潍河滩的诗歌,以致于很多人将我称为一个乡土诗人。其实我从来没有用乡土限定自己,写乡村也好,写城市也好,都一定有当下意识才算好。我有的作品虽然看似写的不是当下,但里面有着深刻的当下意识。
《一头蒙昧无知的猪》和《树林》是我乡土诗歌中,对现实和当下正面强攻的。我也有很多乡土之外的,另一种对现实、对时代进行“正面强攻”的作品比如《出狱》《审判》《夜莺》《广场》等。可能我写作中的潍河滩的体积偏大了一点,很多读者忽略了这一类诗歌。当然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另类”作品,好心地提醒我,暗暗为我担心。对此我心存感激。但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有敢于“冒犯”时代的勇气和胆识。杜甫所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永远不会在当代诗人身上萎缩。
诗人与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适当的疏离感,不盲从,要保持自我的清醒和人格的独立。诗人要远离被动和妥协。一个好的诗人,应该独立而不是附庸于时代,诗人应该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坚忍的担当意识和真正的悲悯情怀。
王士强:你都做过什么工作?你现在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这是诗歌带给你的回报么?你的工作和诗歌写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韩宗宝:我的经历很简单。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当时在农村的孩子,除了考学,就只有当兵这一条出路。我在部队呆了十三年,是炮兵,干过炮手、瞄准手、司务长。2004年所在部队撤编,就转业到了地方。因为喜欢文学被分配到胶州市文联。至今我还在文联。这个工作谈不上是回报。因为转业时大多人想去的单位是公检法这类有着实实在在的行政执法权的单位,也只有我这样痴心于文学的人,才会选择文联这种清水衙门。我现在的工作和诗歌写作之间,关系不大。诗歌写作主要还是用业余时间。我们文联人手少,但下面有20多个文艺家协会。作为政府联系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引导组织和协调20多个文艺家协会进行艺术创作、展览、交流和采风。
王士强:你所生活的胶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胶州”和“潍河滩”是怎样的关系?你怎么看城市与乡村的未来发展?
韩宗宝:1990年代我因为当兵,来到胶州。胶州是青岛的下面的一个县级城市,“潍河滩”属于潍坊。潍坊以前称潍县,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做过县令。扬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高凤翰就是胶州人。古有金胶州、银潍县之说。胶州的大白菜全国有名,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曾提到过。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胶州”和“潍河滩”之间穿越奔走。我成了两地文学的一个桥。潍河滩上的诗人,像韩宗夫、黄浩、宋永亮、管清志、王瑞娴,因为我在胶州,经常过来喝酒聊天,而胶州的诗人作家也常去潍河滩采风,像张锐强、宋方金、刘棉朵、李林芳、陈亮、王小玲、张金凤、张书江、魏兆江等。胶州的作家和诗人群非常齐整,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6人,参加过青春诗会的有2人,入选过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有2人,山东省签约作家3人,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2人。就一个县级市来说,胶州的文学氛围和文学实力,还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未来发展,我以为城镇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的空巢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在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将被工业文明所渐渐替代。
王士强:到目前为止你的诗歌创作有没有阶段性和变化,如果对自己二十多年的创作时段进行分期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分?
韩宗宝:事实上,我是一个在写作的黑暗期呆的特别长的人,大约从1988年到2004年,可以视为一个时期,是我写作的苦闷期和青春期。2005年到2012年是一个时期,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和自觉期。2013年到现在,是一个时期,是我写作上的沉潜期和澄明期。可以用我的三首诗分别代表写作的这三个时期,《作为西瓜》《挖土豆》《运草车》。
王士强:作为一名70后诗人,你对“70后”这一诗歌概念有什么看法?70后一代是否面临着一些独特的困境和问题?如果和80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成名时相比,70后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你觉得70后诗人是否已经写出了他们重要的、足以进入诗歌史的作品?
韩宗宝:70后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卫提出来的。后来黄礼孩、沈浩波等诗人对70后诗人这个概念,又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来,还是颇具意义的。它向前承接了第三代,向后启发了80后和90后,60后和中间代,也同70后这个诗歌概念的提出直接有关,它让以年代划分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霍俊明兄称70后为尴尬的一代,他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对 70后这一代人诗人身上所独有的尴尬、焦虑、怀旧、感伤和自我救赎的描述,我以为是很精准的。
70后诗人现在和1980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成名时相比,已经毫不逊色,江非、朵渔、刘春等70后诗人,已经写出了超越前辈的无愧于时代和自身尴尬境况的厚重而开阔的经典诗歌文本。70后优秀诗人目前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江非、朵渔、刘川、刘春、沈浩波、宇向、孙磊、李小洛、灯灯、玉上烟、邰筐、津渡、轩辕轼轲、魔头贝贝、谭克修、胡续冬、姜涛、盛兴、阿翔、马累、辰水、尹丽川、黄礼孩、徐俊国、李寒、霍俊明、简单、李洁夫、辛泊平、陈小三、周斌、高鹏程、海啸、商略、陈亮、张小美、冷盈袖、廖伟棠、蒋浩、王琪、刘棉朵、苏浅、巫昂、扶桑、余小蛮、夏雨、白玛、周公度,等等,但目前对70后诗人作品的经典化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优秀的70后诗人,并没有引起诗坛和评论界足够的重视。
王士强:写作其实是一件孤独、困难的事情,既要避免重复别人,也要避免重复自己,关于以后的写作你有怎样的期许和计划?
我想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清代诗人袁枚提倡“性灵说”,有“独抒性灵”的意思;而王士祯则提倡“神韵说”,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有格调,有韵味;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开篇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把“创造意境”作为词的最高要求,窃以为这也可以作为诗的追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境界自在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面又何尝没有境界?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这是对诗歌内容上的见解,他反对诗歌的创作仅局限于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诗人应当把眼光放远大一点,胸怀国家社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的心声。杜甫由于写了许多关注民生的诗歌,被称为“诗史”,又由于他诗艺高超,登峰造极,前无古人,被尊为“诗圣”。人们普遍地认为要超越“诗仙”“诗圣”是困难的。被称为清末“诗界革命”代表的黄遵宪认为诗歌创作应“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是说写诗是诗人自己的事,如何去写不应当受古人的束缚。其实诗歌创作最忌俗套,去拾人牙慧。自古人们就认为: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所以诗歌应当是发自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如果你的心灵没有受到触动、感动乃至震动,那就不要去无病。
诗应该如何创作?有了灵感再写。在灵感飞上你的心头时,当你有创作的冲动时,马上动笔把心里所想的灵动的诗句写下来,然后加以整理、修改、完善,最后定稿,这就是诗歌的创作。没有灵感还写什么诗?所谓“诗有别才”,或许就在于此吧。不必拘泥于格律,不必拘泥于四言五言七言,不必拘泥于押韵与否,先写出来再说。第一次没写好可以再修改嘛。好诗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
一、诗要艺术地表达
诗歌讲究节奏、韵律和意境。我们常听人们称赞某人说:“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何谓“诗一般的语言”?即有别于“散文的”、“小说的”、“戏剧的”语言。“诗一般的语言”是优美的语言、形象的语言、生动的语言、文采斐然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哲理的语言、发人深思的语言、耐人寻味的语言,所以人们说: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诗歌的语言不一定很华丽,但诗歌要用诗的语言来传达诗意。
1、借景抒情元代作家马致远的 《天净沙 ・秋思》: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仅5句28字,句式长短不一,极类现代诗。作者以其高超的艺术技巧,置九种不同的景物于夕阳的清辉之下,烘托出了一片萧索悲凉的秋景,造成一种凄清哀婉的氛围,烘托出游子内心无限悲凉的感情。
2、托物言志 元帅的《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清代画家、诗人郑板桥的诗《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两首诗写作的时代不同,但都是借所赞颂的事物(青松、翠竹)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趣、高尚的情操。
3、借助夸张等修辞方法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夸张地写出了庐山瀑布之高、之气势。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借用了奇特比喻的结果。写诗主要运用形象思维,诗人必须有丰富的乃至奇特的想象力,这样才能写出好诗好句来。怎样训练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呢?多读诗书,多留意那些好词好句,在写作中有意识运用学到的遣词造句修辞达意的本领,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文字表达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4、运用蒙太奇手法。写诗也可以像拍电影一样,运用蒙太奇手法,把不同场景的情节巧妙组合安排,达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效果。例如:《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 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诗歌采用三组生活情节,以“一碗油盐饭”为感情载体,写出了沉甸甸的母爱,写出了母亲离世后的悲凉,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沉痛心情,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质朴的语言同样能写出感人的诗歌。
二、写诗应厚积薄发
宋代诗人陆游有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同学们要想写好诗,就要多读诗书,多练笔。“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腹有诗书气自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的都是要多读书的问题。读书是学习,也是积累;写诗是练笔,也是提高。在读中学,在写中学。“好学如三春之苗,不见其长,日有所增”。
初学写诗,应当从熟悉的生活写起,从身边的小事写起,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用一颗敏感丰富的诗心去拥抱世界,拥抱生活,抒写心声,表达真情。开始时语言可能稚嫩一些,有点拖泥带水,但只要你注意学习,留心生活,加强训练,多读多写,努力提高,久而久之,“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好诗一定会喷薄而出。
我想告诉喜欢诗歌的同学,不要为写诗而写诗,不要为发表而写诗,不要强迫自己写诗。“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整天趴在桌子上冥思苦想什么妙词佳句,以致走火入魔,影响了功课的学习,影响了身心健康,影响了人际关系,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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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诗歌创作的名言: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
――(清)叶
诗无言外之意,便味同嚼蜡。
――(清)袁枚
一点红能写出无边春。
――(宋)苏轼
有第一等胸怀,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清)沈德潜
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
――艾青
(二)诗人故事:
1、旗亭画壁:在一个卖酒的旗亭里,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正在喝酒,听到几名歌女在唱诗。第一个歌女唱了一首《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得意地在亭壁上画下一道记号; 第二个歌女唱了一首《别董大》,高适春风满面地也在亭壁上画上一道记号; 两人望了望王之涣很得意地干尽一杯酒,王之涣指着最美的歌女说:如果她不唱我的诗我就认输!结果那个最美的歌女唱了一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引得满亭客人一阵喝彩 。于是王之涣也大笑着干尽一杯酒 。这就是旗亭画壁的传说。
2、不向沙皇低头的俄国诗人:谢甫琴科是俄国著名的诗人。他的诗表现了对故乡的热爱,对沙皇的反抗。有一天,沙皇召见他。文武百官和各使臣都向沙皇弯腰鞠躬致敬,只有谢甫琴科一个人凛然站在一旁,沙皇大怒,问道:“你怎么不弯腰鞠躬?”谢甫琴科沉着回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请问,那你怎么能看得清我呢?”
关键词: 语文教科书 诗歌 诗歌选编
语文教科书中诗歌有很多类型,从大的方面来说,一般情况下可分为: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包括外国诗歌)。再进一步细化的话,从国别角度来看,诗歌可分为中国诗歌和外国诗歌;从内容角度来看,诗歌可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和寓言诗等;从形式角度来看,诗歌又有格律诗、古体诗、词、现代自由体诗和散文诗等。从广义的层面上来讲,诗歌包括任何可以吟诵传唱的文体,如诗、词、歌曲和民谣等。
诗歌在当下社会越来越边缘化,发出的声音微弱得几不可闻。在教育层面上,几乎任何考试作文也都把诗歌排除在外,只有在诗歌阅读鉴赏上还时不时的闪着几点零星可怜的火花。长久下来诗歌给人的印象就变成了:诗歌真的百无一用。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诗歌的效能
诗歌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艺术。[1]诗歌不只是反映了什么,而且它们本身就凝聚着生命的力量,闪烁着智慧的光芒。[2]诗歌对个体而言具有融合理性和感情、节制和净化的作用。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保护与开启、培育中学生的自由想象力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现在年轻人知识面的广泛、思索的深度、对现实社会的迷茫远远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代同龄人”。[3]中学生心灵自由的保护与培育,是“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件”,这不仅对于中学生生命个体的终身发展,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形式的诗歌是不可忽视的。“诗是不能不读的。诗能使一个人触觉灵敏,不读诗的人是麻木的、粗糙的”。[4]诗歌讲究生命体验,诗歌教材欣赏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
朱光潜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一文中提到:一个人不读诗趣味就低下,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阂。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一)诗言志
自《尚书・虞书》起,就有“诗言志”之说,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孔子、荀子等儒家大师及儒家经典都对它有所指引。从不同的解释来看,“志”的涵义至少可以包括志行、志气、情志、情意等内容。所以用通俗的语言“诗言志”可以解释为:“诗是用来表现人们内心情志的。”
(二)诗处世
孔子在教导他的弟子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朱熹在解释这句说时说:“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就是说,他们认为诗的功能完全和道德的习得联系在一起,认为诗不仅有启发人的好善之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用来沟通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目的是使各种人伦关系达到和谐融洽。
(三)诗净化
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说:“不管是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诗歌都是人类的女教师。”(谢林:《艺术哲学文选》,1982年德文版)诗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工具,必然会产生各种“言外之意”。因此透过“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旷达清新的艺术意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都是通过象征的手法,表现对理想王国的憧憬,这种意境悠远的诗歌对社会当中各种污浊起到了一种净化的作用。
(四)诗格与人格
《庄子・得充符》有言:“有人之行,无人之情”。庄子在这篇文章里抨击了那些没有人“情”的人,这里的“情”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纵观古今,诗歌与人格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诗歌培育人格,人格又反作用与人格。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从如此种种的诗歌效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歌教学在语文教科书中不但不可以不要,相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多加重视。注重诗歌的功能,培育一代人的思想,语文诗歌教科书功不可没。
二、诗歌教材的争论
20世纪末,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诗歌篇目爆发过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以《星星诗刊》与《华夏诗报》对阵,围绕中学语文诗歌教材的焦点问题开展了一次历史性大讨论:诗歌教材是否应随诗歌发展潮流而动?词语优美而政治色彩浓厚的诗歌可以出现于教材否?(例如《天上的市街》、《桂林山水歌》)唐诗宋词、新诗与外国诗歌间的比例应该如何分配?诗歌数量何为适度?
这其实反映了诗歌界和教育界人士对诗歌教育相对滞后的不满和对新世纪诗歌教育的热切期待。是墨守成规走老路,还是积极进取求改进和怎么改,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难题。
三、诗歌教材与教学的偏颇
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但是,当前中学语文教材唐诗宋词以战争与哀怨为主题。此种主题弘扬爱国和坚强的战斗精神,这些虽并无非议,但是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认识:这些作品已经远离现实生活,难以为中学生心理所接受,偏离当代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轨道,也与《语文课程标准》所要求的“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相背离,最终导致教科书与时代相脱节,背道而行的两张皮。
中学诗歌教学培养的不是念诗的人,而是一种诗的气质。诗歌教材质量高低影响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代人、一个民族。[5]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教科书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样,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眼界。
(一)诗歌选材偏颇
(1)诗歌的生命力取决于言语的反流俗和反平庸,即使是人皆眼熟的寻常语。编者比较偏重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诗人诗作,疏忽了历史新时期以来崛起于诗坛、并为文艺界所公认的诗人诗作,客观上疏离了诗歌审美的新潮流。
教科书的选编仍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少一种清晰准确的编选思想和主导意识,对诗歌的特征、规律把握不准。教科书有意采用某些主题作为类型划分标准,这些貌似有序的布局体现了编选思想的混乱。
(2)新与旧、既往与现在、中与外只不过是一种时间或空间的概念罢了,这些具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审美特质的诗歌,完全可以在语文教材中按序入座,相安无事。唯有这样多种风格诗歌的并存,才能拓展学生诗歌阅读的视域,丰富学生对诗歌言语的审美体验,并促进学生在对诗歌客体的鉴赏中发展具有个性特色的主体性审美能力。但一切的前提是,中外古今选文比例搭配要合理,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部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诗歌教学的偏颇
(1)对诗歌教学流程的异化和肢解。教科书的设计造成了教与学过程中的逐字逐句分析,用语法、修辞硬套,最终将诗意诗境分析殆尽。一统的程式化教学,也捣碎了诗歌原本具有的行云流水、浑然统一的审美境界。诸如时代背景词语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放之各体皆可套用的机械教学流程,切割了诗歌所深蕴的精思、激情和韵味,教师中心主义式的滔滔演讲则阻断了师生双边心智与情韵的融通,剥夺了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感受、体味和领悟。其实,诗歌教育与其说是知识传授,不如说是个体生命之间的心灵交流,作为审美中介的教师,其作用不过是引导学生以赤子之心融入诗歌的境界和氛围中去,理解诗人的境遇及其对天道与人道的体悟,伴随他悠扬的灵魂飞翔在精神的自由王国里,寻觅现实生活中所残缺的人性与人情美。
(2)对诗歌考试的拒斥和偏废。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但目前教师诗性品质和行为逐渐向弱化的边缘滑落。目前的现状是:师范类学校对新教师诗歌教学知识和能力培养不够,导致最后很多教师对诗歌教学仅有一点可怜甚至偏颇的认识的。另一个方面,包括高考“指挥棒”在内的各级各类作文考试,一概毫无例外把诗歌拒绝与千里之外,各类作文写作要求中“除诗歌以外其他体裁皆可”,比比皆是。
四、诗歌教材选编尝试
语文教科书中课文的选编是一项系统工程,诗歌选编也不例外。这就要求诗歌的选编要遵循以下几种原则:
首先,高质量原则。语文教科书不像其它的教科书,它能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的思想和人生观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教科书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一代人,所以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必需遵循高质量原则,不能有半点马虎。其次,适当原则。这个原则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难度适当,二是数量适当。难度适当就是选文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接受标准。数量适当主要涉及:课文数量、练习数量和语文知识数量等。最后,精美编排形式原则。选文的编排形式要力求精美生动,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消化课文,特别是诗歌教学单元更应该努力通过精美的编排形式创造情境,要符合各个层面学生的心理需求。
(一)古典诗歌选编
(1)选编经典名篇
“谁都知道,任何经过历史和群众检验过的名篇,它不只既有凝重的思想深度,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6]经典名篇之所以会薪火相传,流传至今仍然芳香如故,它们本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语言功不可没。诗歌言语的审美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清新超拔的动态组合,更在于这种言语组合是被“意义”指向所支配着,换言之,诗歌言语的深层次审美价值即是这种有意味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内涵之美”。我们不必说《诗经》,也不必说《离骚》,更不必说《蜀道难》《琵琶行》《念奴娇》《永遇乐》,在这里单说说一些教科书当中没选过的诗歌:
悠远的意境,浓厚的思想情结,例如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语言清新脱俗,意境优美的诗歌,例如朱熹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风光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又比如:白居易的《慈乌夜啼》,
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昔有吴启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乌中之曾参。
这篇诗文虽不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仍然值得教材编者们去留意。白先生借助“慈乌”这个意象,通过优美的语言,表现出了对“孝”行的钦佩和对不孝的讥讽。这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形成和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
(2)选编具有教育意蕴的教育诗
在我国历代杰出诗人、著名教育家和众多民间歌手的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有不少是描述我国古代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宗旨、反映古代教育制度(包括学校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和学院制度)和教育思想、叙述教师地位及学术道德、表现士风学风和师生双边活动、表述教育家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教学经验,反映学生状况与家庭教育经验的诗歌,我们统称之为教育诗。
在语文教科书诗歌选编的时候,如果能把一些具有很高教育意蕴的教育诗编入课本,学生不仅会得到诗歌的艺术和思想熏陶,同时这样的诗文还可以帮助学生深刻地领会到一些精妙的学习方法和增加学习的紧迫感。
例如:韩愈的《读书四美具》[7]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
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
子今四美具,实大华亦荣。
这首诗形象地介绍了韩愈的读书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针对一般人读书存在的四种毛病:“读书不多”,“思义不明”,“已足不学”,“学而不行”,提倡读书要做到“四美”――“多学”、“思明”、“谦逊”与“躬行”相结合。学习完了这样的诗文不但学生会对学习方法有所体会,就是教师也会受益匪浅。
又如:孟郊的《劝学》
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孟郊的这首诗从“击石”生“火”的比喻入手,由物理推及学理,形象的阐明了“必须通过自己运用实践才能领会掌握”的道理。同时“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更是淳淳般地教导学生们要抓紧学习,不要虚度大好光阴。
(二)现代诗歌选编
这里所说的现代诗歌包括我国的现代新诗和外国的译文诗歌。现行教科书中现代诗歌的编排较过去有许多改进,但本质上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模式和现实的困境。现代诗歌有特殊的艺术品质、语言和结构,要有针对性地深入把握现代诗歌的特质和规律,找到适应现代诗歌审美特点和体现现代诗歌精神的体例和方法。体例上要与其他课文有所区别,尤其是研讨与练习的设计,要体现诗歌多元解读的特色,不僵化,不木讷。
中学诗歌教材可以适当添加下列类型的新诗:蕴涵丰富哲理,对人有所启发的;蕴涵生命体验,能够与读者心灵产生长久共鸣的;具有启发混沌,激励斗志的教育诗。具体说来要有以下几点:
(1)符合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
现代诗歌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现代诗歌教育必然要以语言文学的审美教育为主体,兼具情感教育、人性教育、品格教育之功能。林语堂说:“中国的诗歌既有广泛性,又有深刻性,而且特别重‘意’尚‘神’,这相当于一种宗教情绪,对于移情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教科书中现代诗歌的编选标准及价值评估,应立足于诗歌的审美立场和艺术规律。
这就要求诗歌的选材要接近学生的认识能力。什么样的诗既能体现现代诗歌的审美价值,又符合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现行教科书中的现代诗歌是否具备这些特点,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对现行教科书中的现代诗歌进行价值考量和判定。可以肯定,现行教科书中的现代诗歌已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2)内容和形式力求丰富
诗歌选编的时候,要有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的现代诗文,也要有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古代诗歌,更要有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外国诗歌。教科书追求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最终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体例要完整和具针对性
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需要一个系统化的规定,选文体例的每个部分都承担着各自的功能,有的注重知识技能,有的注重听说训练,编排体例的任意删节和组合会明显破坏这种系统性。
(三)其它尝试
(1)考核与评价。要认真研究出一套适应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考核方法,以解决应试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考试及作文拒绝诗歌的现状。在朗读鉴赏层面上,要以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趣味和欣赏个性作为评价的重点,比如:能否开展合理的联想和想象,能否同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产生共鸣,能否发现诗歌作品丰富的内蕴和深层意义,能否对作品有创造性的理解和批判性的质疑等等。
(2)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注重对教师诗歌素质的培养、诗歌教学技能的训练、教材的参研(即整体把握教材,同时要整合各种教学资源)与把握和关于诗歌教学的理论学习与研究等等。
(3)诗歌教学要走出“只读不写”的误区。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指出,“语文教材是语文课本,不是人文读本”。语言应用问题、文章作法问题――技巧方面的、修辞方面的,都是语文所要讲授的,这是语文课非常重要的层面。
这里所说的“写”,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写诗歌,其它文体也可以。例如:于漪老师讲过这样一个课例:上完《泊船瓜舟》以后,一个学生借诗移情,抓住“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在他的习作中铺色绘景,处处透露着“万里春风,顿使山河绿一片”的消息,最终完成了一篇很好的习作。
求索乃刍言。说的或许有不周之处,该说的或许又没说,敬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刘苏.贫困时代的诗人.转载自《成言艺术》.cn/
[2]北大呼唤诗歌精神.敖天文论”,2005,05,19.
[3]金力维.毕淑敏带新作进课堂――用游戏引导学生,北京晚报,2005,9,19.
[4]陈樱.好的作品才是一个诗歌节真正的旗帜――批评家林贤治谈诗歌艺术节.南方都市报,2005,4,7
[5]陈玉茜.中学诗歌教材改革的定位思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胡世宗.新诗光芒谁能泯灭?华夏诗报,2000,8.
龚学敏,1965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1987年开始发表诗作。已出版诗集《幻影》、《雪山之上的雪》、《长征》、《九寨蓝》、《紫禁城》、《钢的城》。《星星》诗刊主编。
办好中国诗人公认的优秀诗刊
王 琪:龚老师您好!我们算得上是同行了,只不过《星星》诗刊是一本纯诗歌刊物,《延河》是一本综合性文学刊物。而《星星》诗刊诞生于1957年1月1日,绝对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时间最早的诗歌刊物,一直为繁荣和推进中国新诗做着不懈的努力。您是《星星》诗刊的元老级作者和编辑,在《星星》诗刊即将年愈花甲之际,您对这本刊物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龚学敏:您好!《星星》诗刊是中国当代诗坛创刊时间最早的专业诗歌刊物,今年已经创刊整整六十年。创刊以来,《星星》诗刊一直保持前沿、开放的姿态,以推介中国新诗最新成果、展现诗歌文本演变、发现和扶持青年诗人为己任,六十年来,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诗坛的流变和繁荣,特别是几代诗歌新人的崛起。现在,《星星》诗刊从六十年前的月刊已经发展成现在的集《星星・诗歌原创》、《星星・诗歌理论》、《星星・散文诗》、《星星・诗词》于一体的“中国诗坛航空母舰”。有句话说:“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六十年来,每一位《星星》人和每一位《星星》的作者、读者都像珍爱青春和爱情一样,珍爱着《星星》。这既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星星》人的压力。对于现在的《星星》人,我们除了珍爱,又多了一份对《星星》的敬畏。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对诗歌的敬畏,另一个是对《星星》优良传统的敬畏。这种敬畏,让我们倍感责任,不敢有丝毫懈怠。比如昨天,一位优秀的大学生诗人在他们学校的图书馆看到了1957年第一期的《星星》诗刊,欣喜之余,马上用微信拍了照片发给了我。这种传递,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星星》的力量。
王 琪:每个编辑都有衡量作品的一个眼光和“标尺”。面对《星星》诗刊的大量来稿,您心目中的好诗歌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喜欢发哪类稿件?
龚学敏:不错,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对诗歌的判断,都有个人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编辑,他衡量作品必定有他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内在的标尺,有他对文学和诗歌的敬畏之心,有他对生命的理解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浮躁的世界,他对诗歌的理解必定是基于文学之大道和诗歌创作基本特质和规律的,这是底线,文学的和诗歌的底线。目前,有种说法很流行,即现在的诗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是的,诗无达诂。从根本上说,诗歌确实没有恒定的标准与众口一致的正确答案,但,每一个用心写诗的人,对诗歌的理解,诗歌技艺和基本之道的把握,跟用心编诗的人,他的眼光和标准想来是不会有太大的差池的。
《星星》选稿一直坚持三审制,个人的喜好必须服从于《星星》的这一优良传统。当然,《星星》之所以成为中国诗人公认的优秀诗歌刊物,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包容。在诗歌艺术范畴内的包容前提下,我们推出的诗歌作品力求符合与“呼应”《星星》封面上的:当代性,权威性,经典性。
王 琪:有人说,编辑事业充满着风险与考验。我对这句话理解为:编辑工作要敢于审视作者作品,也要乐于接受读者的需求与挑剔,但要架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辑真的好难做。
龚学敏:编辑是一种职业,每一种职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和考验。读者表达他的需求,或者挑剔,这是正常不过的,估计每一位编辑在工作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甚至会受到读者的误解和责备。我觉得,诗人和编者是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成就的关系。能够很好与作者和读者沟通,并且架起畅通、信任之桥的编辑绝对是好编辑。要成为好编辑,不仅要具备娴熟的业务能力,还需具有对诗歌潮流、诗歌发展大势与精微之道的有效把握能力。要一心一意地有为诗人服务、对读者负责的理念和具体行动。需要说明的是,《星星》诗刊的编辑收入都不高,但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这不是标榜,是我们《星星》人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
永远关注诗歌本身、
文学本身
王 琪:的确如此,所以《星星》诗刊编辑的辛苦劳动,值得社会尊重。那么,对于在传统纸媒遭受新媒体强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一本创办多年的文学刊物如何生存,是个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要摆脱困境、寻找出路,是否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和力量才能独辟蹊径?《星星》诗刊在这方面先抵一步,做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龚学敏:面对未来,谁都不敢说自己做好了任何的准备,尤其对于当下众说纷纭的诗坛和诗歌创作,很多时候的预言和判断往往无效甚至成为笑柄。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传统纸媒也好,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也罢,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传播的手段而已。今后,还会有为我们不知的、更新的传播方式出现。而现在,包括《星星》诗刊在内的所有文学刊物,永远关注的应该是诗歌本身、文学本身,只有发现好的作品,扶持好的诗人才是办刊根本。诗歌如此,文学如此,许多比文学、诗歌还要严肃的话题也同样如此,内心的、有效的坚守才是解决这个世上各种疑惑的王道。
王 琪:据统计,中国目前有7亿人在玩微信,这一庞大的群体,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可能是建筑工,也可能是保姆,可能是中学生,也可能是货运司机,等等。请您简单分析一下,期间是否还潜藏着大批的诗歌爱好者?
龚学敏: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让他去追求诗意。
王 琪:诗歌是为时声的。想就关于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请您谈谈,诗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必须与时代同步,甚至要有所超前,对吗?
龚学敏: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诗人、诗评家谈过,我要回答的未必有新意。我个人认为,有一点需要在诗歌创作中引起重视,比如,我们敬仰的伟大诗人屈原,作为个体生命的他,没法脱离他置身的那个时代,但他的人格精神和诗篇是超越时空的。当我们今天读到很多过于世俗化的诗歌作品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这些诗人的境界是不是应该比世俗高一点?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高于生活的,伟大的作品都是要超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
写诗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
王 琪:在我所知道您出版的几部诗集中,比如《幻影》《长征》《九寨蓝》《雪山之上的雪》《紫禁城》《钢的城》等等,有好几部是以长诗结集出版的。其中2015年出版的《钢的城》是以攀枝花市为主题创作的1800行长诗组成,众多诗评家认为,这是您诗歌创作走进生活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国大工业诗歌创作的一次嬗变。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会想到要为一座城市歌颂和赞美?
龚学敏:写作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2014年初,因工作需要我去攀枝花市,和当地的朋友们一起聊起了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命运是这个时展最好的一个例证或者说注脚,它今天所有的美好绝对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实践。我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正是这座城市的命运打动了我。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钢铁的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挑战,我呢,又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于是,马上决定了给这座共和国唯一一座以花朵命名的城市写一首长诗,而这首长诗又是源于钢铁,与“诗意”相差甚远,但这种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是一首我的创作中用时比较少,写得比较快和顺手的一件作品。对自己的创作是不是有突破,我还不觉得,别人怎么看,也不重要,我认可的一点是,我做到了,把冰冷的钢铁写出了诗意,这个就够了。今年初,我又去了攀枝花,和当地的诗人朋友们自然而然地又聊到了《钢的城》,我说,这首诗在攀枝花这个地方绝对比我的生命存活的时间长,因为,很多年后的攀枝花诗人要对他置身的这座城市写这么长的诗歌时,他很有可能把这首诗找出来翻一翻。我曾经给我许多在小地方生活、工作的朋友聊到,做一名小镇的名流,安心地写一个小地方,这样作品的纵深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内容和惊奇,这样的文人越多,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才会有更好的“渠道”和“目的地”。
王 琪:看得出,您是善于写长诗的实力派诗人,而长诗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创作水平。如之前您写过的长征、紫禁城、九寨沟等,由此可见您表现出很强的长诗创作功底。对吗?
龚学敏: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他自身的偏好,甚至是怪癖。我写东西,喜欢写别人不愿意写的题材,或者少有涉足的领域。我没有什么写诗的功底,更谈不上长诗创作的功底,我写一个题材时,喜欢长时间地泡在与它有关的氛围中,慢慢琢磨,有时候为一首小诗可能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包括阅读书籍,听有关的音乐,甚至与之有关的绘画、舞蹈等其它艺术门类。
王 琪:您认为自己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可否称得上您的代表作呢?
龚学敏:我迄今为止,还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更谈不上最满意。这一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我讲的不是实话,但我确实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很多时候都会羡慕那些有代表作的诗人,这既是对自己写作本身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肯定,像我这样没有代表作的诗人,也是一种缺陷。对于过去出版的几本诗集,我是一旦印出来,拿到手上就后悔,最后的结局是羞于示人。去年,我把我自己博客上过去贴出来的很多诗都加密了,我想等有了时间,还要认真修改后再拿出来,有一部分甚至会重新写,因为有些东西我认为值得我重新写。写诗这么多年,一直认为还没有写出自己最满意的诗,有时候会觉得它已经离自己很近了,像是就在前面等着自己一样。写诗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写诗天赋的人。包括现在的写作,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很慢的了。
诗人要适当保持
一种神秘
王 琪:一个人的诗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个人经历、审美情趣无不有关,请问您的诗学方向是什么?
龚学敏:一个人的诗学观念和艺术追求,肯定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个人经历、审美情趣有关。我出生在一个汉藏文化交融的高原小镇上,一直到16岁才第一次出门到300多公里外的师范专科学校读书,三年后又回到我读书的小镇上唯一的中学教书,到《星星》诗刊工作前,我一直在高原上不停地变动着职业。高原上的生活经历肯定会影响我的诗歌,甚至左右我的写作。说到诗学上的方向,我从来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清晰表达的“未知”,就目前对我自己而言,汉语和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是我一直的思考。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探测”,一旦明白无误了,也许写作就失去了意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所有的写作必然是你诗学的实践。
王 琪: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您的诗歌作品代表了您的个人品质与精神价值?
龚学敏:是否代表了我的个人品质这一点不好说,精神价值是肯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诗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们现在评论有些诗歌,有些诗人,或者诗歌现象时,如果能够跳出诗歌本身看有些问题就清晰多了,也用不着废那么多的口舌了。
王 琪:记得梁平老师在一篇评述中提到,您是一位被遮蔽的诗人。认同这个观点吗?当今中国诗坛,不为人知的优秀诗人很多,他们不讨好、不媚俗,甚至很少主动向外投稿,却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始终让文本说话,这样的诗人值得敬重。龚老师,请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高见。
龚学敏: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用浮躁可以归纳很多人的时代。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几十年一直对诗歌抱着敬畏之心的写作者,我从内心深处一直向真诚的,向不讨好、不媚俗,坚持和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让文本说话的诗人致敬。
王 琪:读您的诗,我有一个显著的感受,就是在叙写或抒情别唯美,印象最深刻的是写“九寨蓝”的那些章节,活灵活现,仿佛让我们置身那方神奇而瑰丽的山水天地间,这种独特的语境,显现出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神性与力量,体现在文本上也显得您非常从容和自信。请问这是您积累多年创作实践的结果,还是有感而发、一蹴而就呢?
龚学敏:一般来讲,每一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多年创作实践积累的结果,对一首诗而言,大多是一蹴而就。你提到的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神性与力量,这是我喜欢的一种表达,真正的诗人应该拥有这种力量,同时,也能够用这种力量来寻求、探索人类那么多的“未知”和“秘境”。什么都知道的人是不适合作诗人的,诗人告诉我们的答案本身,更多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种神秘。
诗歌仍是我最大的兴趣
王 琪:您是怎么处理诗歌和生活的关系?或者说,诗歌是您的最大兴趣吗?您做过教师、警察、工会主席、报社总编等工作,我以为,您最后选择了诗刊的职业编辑,就是的。
龚学敏:现在的这个世界,诱惑、吸引我们的事物真是太多太多了,我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觉得,诗歌应该说是我最大的兴趣了。我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最初是长达七年的中学数学教师,那时候的生活似乎还显得很平静和单调,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慢慢喜欢上了诗歌写作,开始尝试着写一些东西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当时的九寨沟,坐客车到成都要用掉三天的时间,遇上道路塌方,一个月收不到信件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外界离我很远,包括已经成为传说的那个伟大的诗歌时代,那么多优秀诗人在写什么,在说什么,在干什么,与高原上开始写诗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我至今认为,这个没有外界影响的最初写作,是我迄今为止还能对诗歌的神秘持有强烈好奇心的重要原因。之后当警察,去政府部门,甚至于当接待办主任、宣传部长、总工会主席、报社的总编辑等等,有时候,让人感觉到,人生真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只是拼命地不让自己掉下来而已。可是,箭总归要掉下来的。去年,我回九寨沟参加一个来自北京、上海等四面八方的作家、诗人的文学活动,在县里有很多领导在场的座谈会上,我说自己这辈子就想着在《星星》诗刊一直工作到退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在内心涌出一阵幸福感,是的,这是一种人生莫过于如此的幸福感。当年,在我做出这个选择时,不少的亲戚、朋友、领导、同事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他们的不解。不过,现在他们大多慢慢都理解我的这种选择。
王 琪:成都是一个非常幽雅、闲适的城市,除了闻名遐迩的美食美景美女,以成都诗群为核心的四川诗歌,新时期以来表现得异常活跃,那么成都可否视作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
龚学敏:成都确实是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要成为一座真正的诗歌之城,需要很多的要素,比如,诗歌的历史与传承,优秀的诗人,关于这座城市优秀的诗歌文本,经常性的、有影响力的诗歌活动,不同美学追求的诗歌群体等等,当然还需要一本有影响,并且能够包容的诗歌刊物。关于成都可否视作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在肯定的情况下,我真的希望有人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益,对四川诗歌,甚至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也都是有益的。
用自信心对待自己的诗歌作品
王 琪:时值丙申初春,又是一年复始,新上任《星星》诗刊主编不久,有什么新的打算?新的创作计划也有吧?
龚学敏:《星星》诗刊已经走过风风雨雨的六十年了。六十年来,《星星》诗刊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诗歌爱好者、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一代代《星星》人始终坚持诗歌刊物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而造就的,这种责任与担当已经成为《星星》精神,并将一直传承下去。
至于我自己的个人创作,目前正在写一首长诗。我在成都的住址离金沙遗址不远,经常散步便走过去了。这是一个3000年前商末周初的成都人活动的遗址,这个时期的四川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是非常灿烂的,也是非常神秘的,具有想象力与精神价值的,有意思的是,现存的这一些仅仅是零散的历史的切片,几乎没有清晰的来龙去脉。我想这种题材的诗歌写作才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因为我一直认为想象力才是诗人的真正的天赋。当然,我离诗人这个称谓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如此,我对这首已经写就了一部分的长诗依然充满期待。我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者,应该用这种自信心对待自己还未完成的作品。
王 琪:地处西北的陕西与四川仅秦岭之隔,但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积淀等方面差异甚大,最后,想请您谈谈,由于类似某些因素的存在,对一个诗人的成长与诗学的建构起多大的作用?
龚学敏: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汉语覆盖着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积淀,所以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可惜,现在的诗歌大多千人一面,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着较强辨析度的诗人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诗人了。趋同和媚俗一样,不仅伤害了诗歌,也影响了诗人关注这个世界的态度。
王 琪:今天,受我们《延河》主编阎安老师之托,我和您有了这次愉快的交流和对话。我代表他和众多《延河》读者在此向您致谢!
龚学敏:不客气,有机会咱们再聊!
一如和龚学敏老师的初次偶遇,他总带着温和的性情,不疾不徐的说话语气,与我款款交谈。间或扬起手臂,又缓缓放下。他不一定高谈阔论,但低声细语时,总能语惊四座。言之凿凿之外,关于诗学方面的交流和办刊经验,龚老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积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理念,那就是对待汉诗写作的认真态度,如何为做一名称职的诗刊编辑尽心尽责。
经过近五年多的学习,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以下能力:
(1)搜集资料的能力。学生能在课前根据要求,通过书本、上网、问家长等手段,查找到有关课文的知识。
(2)一定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学生已经能够知道在小组中如何分工、如何有序地表达、如何在讨论时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等等。所以,在本堂课突破重难点时,我设计了小组合作学习。
(3)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学生在课堂中能够根据教师的要求,用完整、通顺的语言回答问题,进行师生、生生间的对话。
教材分析及设计理念
本节课教师主要以读为本、为学生创设与文本对话的空间。朗读是理解诗歌的最佳手段,所以在本节课中,我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读贯穿于我的整个课堂教学,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不仅领悟到了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使他们更多、更直接地与文本产生对话,使课堂教学回归了语文的教学本色。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感知、体味、鉴赏,感悟这首诗的内涵,体会作者讴歌书的神奇、书的美丽与书的魅力的思想感情。
(2)抓住能使学生产生共鸣的关键词句,启发学生联系自己的读书实际来理解课文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首诗,仿照前两段的写法再写一段,抒发自己对书的感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说“书是神奇的”。
难点:理解“书装载了人类灵魂中全部的美丽”这句话。
教学过程
1.复习旧知,揭示课题
①谈话导入:“同学们,以前我们学过很多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你们还记得吗?你还搜集到有关哪些书的名言警句?”②揭示课题:“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女诗人狄金森也被书所深深吸引。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她所创作的一首关于书的诗歌。”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①教师配乐范读课文。②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把字音读准确,把句子读通顺。③教师检查学生自读情况。点几名学生分小节朗读诗歌:要求其声音洪亮,字音读准。其余学生要认真倾听,听后根据要求进行评价(随机解决“履”的字音)。
3.品读诗歌,感悟诗境
(1)学习第一小节。①轻声读第一小节,读后同桌间说说知道了什么?读懂了什么? ②组织全班同学交流。(根据学生交流情况指导学生理解:这一小节把书和战舰作以比较,说明战舰再非凡也没有书的“本领”大,因为书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使我们通古晓今,带领我们畅游未知的世界。)③指导朗读。
(2)学习第二小节。①学生默读第二小节。②全班交流(随机引导学生了解)。③学生齐读,边读边想象还可以用哪些事物作形象的对比,来突出书的神奇。④指导朗读 (鼓励学生通过朗读读出书的神奇,读出爱书的情感)。
(3)学习第三、第四小节。①引导学生自学,并提出自学要求:a.自读。 边读边想从中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疑问?并作标注;b.小组内交流。②全班交流。(随机指导学生理解: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它没有贵贱贫富之分,即使你一贫如洗,你仍可以在书的王国畅游。读书可以使我们由物质贫乏的人变成富翁。)③联系自己的读书实际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并指导朗读。
4.回归课题,情感升华
①为什么说书是神奇的?你从哪些语句中体会到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带着这种感情朗读全诗。②指导背诵。
5.拓展延伸
①出示有关书籍的名言、格言、谚语,要求学生阅读。②布置任务:课后阅读一些有关讴歌书的诗歌,或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教学反思
(1)读练结合,落实语言文字训练。在教学第一、二节后,我设计了仿照前两段再写一写的课堂任务,目的是训练学生怎样表达才能丰富多彩、准确规范,这其实就是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通过教学我们看到学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进行了即兴创作,对于喜欢诗歌的学生来讲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虽然孩子们说得还很稚嫩,但是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体现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这使学生的语言和情思得到统一。
(2)收集材料,延展知识,培养能力。叶圣陶先生说过:“语文教学成功与否,是要看学生最终能否离开教师自己读书、作文。”所以教师对学生的语文教学应该是从培养预习习惯开始的。《神奇的书》是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如果能了解更多有关书的知识,对理解本篇课文更加有利,所以在课前教师布置学生收集有关书的名言警句,在搜集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阅读教学不可能指望通过几篇范文的学习,就能使学生举一反三,所以,在课文最后的作业中,我布置学生继续搜集有关书的名言警句,目的是让学生多读多积累、多角度地吸收知识,为学生编织一张更大的知识网。
指导教师:马琳
【虫虫的话】
乡下的7月是美丽的。
淡淡的雾贴着田垄游走,像一条缓缓流动的乳白色的河;玉米的叶子全被打湿了,却愈发嫩绿,精神得像孩子们刚洗过的小脸儿;露珠坐在狭长的狗尾草的叶子上,慢慢地往下滑,草叶深深地弯下腰去,眼看就要坠断了,它们却只是在叶尖上调皮地荡了一下秋千,跳到土壤里就不见了;一群大白鹅排着队,嘎嘎地叫着,神气活现地从摇荡着炊烟的田野走来,它们高高兴兴地拍打着大翅膀,扑扑通通地下了水。
“南边一群鹅,扑通下了河。”虫虫触景生情,出口成章。“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有人随口接了两句。虫虫回头一看,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脸一热,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虫虫喜欢诗,所以常常爱到梦里头。也不仅仅因为喜欢,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爱需要理由吗?”
天津四十三中一群爱诗的书虫们,发来了他们对诗、对生活的独特感悟。瞧,他们写在前面的卷首语,就是一首优美的诗:“台灯发出熟悉的光亮,偶尔投落在我眼里,烧着我已经读过和正读着的古典或现代的诗歌――诗是我失足的第一口陷阱。年轻的朋友,你是否也染上了这青春的流感而热度难消呢?”
――阿嚏,虫虫的确是感冒了。
八年级十班张书凡
上小学时,喜欢诗歌那琅琅上口的韵律。但有一点让我非常不痛快――老师喜欢对诗逐字逐句地分析,然后归纳主要内容,总结主题思想,一首好诗就这样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我失去了对诗歌原有的冲动,开始逃避诗歌。
升入初中后,我的眼界开阔了,我明白了诗歌远不止老师所分析的“优美”或“表情达意”。我从诗中读到了学习、生活、做人的道理。无论是豪放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是婉约派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都一样热爱。在回忆的交错与编织中,心底的那一股激情又潜滋暗长了。我的生活已被诗歌影响甚至改变,也许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诗人,但我愿意让诗歌给生命打上深深的烙印。
虫虫:依我之见,一个人是不是诗人,不仅仅在于他写出多少优美的诗篇,还在于他能否诗意地生活。当我们能看到“荆棘”上盛开着鲜艳的“玫瑰”的时候,当我们能从农民伯伯粗糙的双手上悟出生活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就是半个诗人啦!
八年级十班周莹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的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余光中的《乡愁》,喜欢它简约的语言之中弥漫的浓浓的愁绪。现在又读到了这首诗,又迷上了作者创造性的意象的选择。打动我的,不只是那诗本身的简约之美,更是诗人在我的心中激起的情感的共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诗以情为本”吧。情感的确是诗的灵魂。
我喜欢在清晨或是雨夜听一听抒情的乐曲,吟咏一首心爱的诗歌,放飞自己的心灵。
虫虫:看来周莹书虫读诗不少,连“意象的选择”这个诗歌的专业术语都给搬出来了,不知能不能写一些诗和虫虫交流交流。这回,虫虫哥哥给你玩儿真的,决不会再拿“扑通下了河”逗你!
八年级十班刘佳怡
似乎我天生不够浪漫,总是不能正确领会诗人所表达的情感。有一次凑巧读到了舒婷的《致橡树》,我觉得奇怪:凭什么“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而非要像“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呢?难道舒婷不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吗?一切事物皆有其存在的道理,诗人如此贬低凌霄花,是不是太不尊重物种,太唯心了,嗯?
虫虫:刘佳怡书虫对诗的见解倒也别有洞天。我想,这种严谨的学习态度,虽不利于你成为诗人,但对你将来成为科学家却大有裨益,成为科学家是不错的选择哦!
八年级九班陶梦白
在诗歌的创作中,寓情于物是很普遍的一种写法,尤以朦胧诗派为甚。但这并不表明诗人对某物带有成见。
诗歌被称为人心灵深处的思想火花,诗人往往会以自己的情感倾向,赋予某个事物特殊的意义,所以,诗是不能用对待物理题的态度去解读的。否则,“白发三千丈”“人比黄花瘦”的千古名句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了吗?
对于诗歌,我一直抱着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虔诚和热情。我喜欢诗人笔下那种富有梦幻色彩的诗句,那好像一件天然的艺术品。在灿烂的日子里,心会随着或铿锵或舒缓的韵律或激昂或平静。
虫虫:梦白书虫的见解可以看出他在诗歌方面的修养。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也有时间,可以开一个关于诗的主题班会,大家各抒己见,既活跃思想,又放飞心灵。关于朦胧诗,我想起顾城小时候写的一首《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呵呵,怎么样,似乎我们也能写哦。
本期的最佳书虫我建议颁给张书凡同学,他对诗歌的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精神打动了虫虫――从读书中得到对生活的感悟,这是美丽人生的一种好方法。
高璨:我叫高璨,1995年出生,目前在西安交通大学附中读书。2007年初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我从8岁开始发表习作,至今已出版9部童话集、诗集和散文集。其中《梦跟颜色一样轻》一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临杰:从你众多的稿子中,我发现了这些诗歌的灵异和璀璨的光芒,你经常写诗吗,你在什么时候最有灵感?
高璨:自从上了中学就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只有周六周日才有时间写诗。我觉得诗意是存在于生活中每分每秒的,我从来不喜欢提前想一些诗,因为灵感降温很快,或许此时想到的很好的意境到了第二天就变得陈旧了,所以我只是在有时间写诗的时候才开始酝酿灵感。
临杰:通过我的阅读,发现你写的散文也都不错,你还尝试过哪些体裁?相对于诗歌,你更喜欢什么体裁?
高璨:我最初写的是短小的记叙文,写过童话,然后就是诗歌,随笔散文。其中我最喜欢的体裁是诗歌,因为诗歌是很神奇的,也许寥寥的几个字就可以包含许多内容、许多意境。而且诗歌跳跃性的语言特点使意境愈发深厚也愈发扑朔迷离,宛若早春的薄雾细密地笼罩在湖面上,湖边是新绿的柳条,在雾中也温柔起来。诗歌就像一个谜,像一片树林,可以从许多条路走出去。一首好的诗,读者会有许多的理解,不过其中的那种美却是诗意的人们都可以意会到的。
临杰:在你的这一组诗歌当中,有一首叫做《第二支闪电》,是关于尼采的,你都看过尼采的哪些作品?对这个哲学家作何评价?
高璨:我目前只看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且正在看第二遍。我被他的语言深深折服,体会到他的文字的那种贵族的潇洒、天马的驰骋。还有他所论述的思想,层层深入,带入哲思的殿堂。要赞扬就赞扬得热烈,要讽刺就讽刺得犀利;要爱就爱得如火如荼,要恨也丝毫不留情面……我觉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值得反复看许多次都不会生厌的书,他里面的每一句哲思都需要细细品味。对于尼采本人我目前还不好评价。
临杰:现代和当代诗人中,你最喜欢的是谁?喜欢他/她的哪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