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制度论文范文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新关税制度的宗旨是：降低关税水平，理顺税率结构；扩大征税税基，稳定进口税收；削减税率峰值，实行适度保护。经过几年来的关税税率的不断调整和减免税的清理，使上海口岸的进口贸易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大的贸易格局看，随着减免税政策的调整，减免税进口商品的贸易量日渐下降。尤其是1996年起，国家对贷款、捐赠、易货贸易等项目的进口货物减免税的取消，并开始对1996年起新批准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物资一律征税后，上海口岸进口贸易结构同1995年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上海海关统计，1995年以前，在上海地区的进口货物中减免税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大于加工贸易货物和一般应税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到了1996年随着国家对于一些进口货物减免税的取消后，减免税进口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的比例开始下降，而加工贸易和一般应税货物的进口量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格局。这一新的贸易格局在1997年仍然保持不变，即加工贸易货物领头，应税货物随后，减免税货物进一步下降。

从进口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运输工具、金属制成品及纸制品这五大类商品占进口税收总额的绝大部分。机电产品虽然在进口税源中仍居首位，但其原有的优势地位在逐渐下跌。随着税率的降低，化工类商品在税源结构中的比例逐渐呈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化工类产品的平均关税降幅大于总体关税的平均降幅。另外，在进口商品贸易量中，低税率商品进口波动较大。这说明新的关税税制结构和关税税率的调整，进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

2、名义关税税率下降，关税收入逐年增加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关税税制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我国的实际关税税率大大低于名义关税税率。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的实际关税税率接近于有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税水平。其二，实行高名义关税税率的结果，是大量应税商品的走私进口，使得大量税收流失。其三，大量过滥的减免税的存在，使得税基、税源过窄。1993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关税税率和关税结构，使名义关税税率逐步接近于实际关税税率，同时清理过多、过滥的减免税。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清理，在名义税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关税税基和税源在不断地扩大。海关税收并未因我国名义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调而减少，相反关税收入逐年增加。从上海海关的统计，1995年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比1993年增长了50％，而1996年又比1993年增长了1倍以上。据上海海关估计，由于原定取消的减免税期限又延长到1997年，1997年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同1996年相比，不会有大的增长。但随着1998年减免税政策取消，及浦东新区减免税收比例的逐年递减，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还将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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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我国关税税率逐年下调，1996年、1997年，国家又连续大幅度调低名义关税税率，使我国的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从35.3％降至17％，涉及税目总数接近80％。名义关税税率下调的幅度虽然比较大，但从上海海关的统计结果来看，上海口岸的进口应税商品的实际关税水平基本保持平稳，而且应税商品也在不断增加。

据上海海关的统计，在名义关税水平逐渐接近实际关税水平的情况下，上海口岸应税货物实际关税水平1994～1996年这三年中基本保持平稳。这表明通过降低关税理顺关税结构，即形成按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税率逐步上升的梯形结构，改变了税源结构，达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有效保护与促进民族工业的目的，新关税制度的这一目标初见成效。

在上海海关的税源结构中，除机电大类商品进口量比较稳定，平均负税水平同上海海关总体税收水平接近外，在低税率应税进口商品中，如化工产品、金属材料、运输工具、机电产品、矿产品、纸制品等商品的进口贸易量的波动比较大，而这些低税率进口商品的关税收入在上海海关关税总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低税率进口商品贸易量的波动就成了影响上海海关关税收入波动的主要因素，也为上海海关准确预测上海口岸关税税源带来了一定难度。

4、关税税收的严格征管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

从1993年开始实行计划征收任务起，关税税收的严格征管制度也相应逐步地建立起来。其一，是审价补税。主要是针对一些企业，尤其是减免税政策调整后三资企业在进口商品中的低价高报或高价低报偷逃国家税款的不法行为，以保护守法经营者，维持良好的外贸经营秩序，以及保证国家应征税款。目前我国海关系统已基本建立起以三级参考价格为依据的海关审价补税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进口商品的审价补税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上海海关反映，在国家海关审价补税制度的基础上，上海海关还建立起同三级参考价格相配套的审价补税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对进口机器设备的审价分析；引进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对进口企业的分类审价管理；加强对专项商品的价格调研等。从新的审价补税制度和审价补税措施的实行结果看，这一制度有效地堵住了进口中的逃税、漏税的不正当行为。其二，是严格缉查走私，组织辑查人员严格辑查各种走私违法案件，对于走私违法案件给与了严厉打击。从调查中反映，上海口岸的伪瞒价格逃税案件和走私案件低于全国海关统计的平均水平，表明上海海关已建立起高效运转的关税征管制度，使伪瞒价格逃税案件和走私案件大大减少。其三，是推出新的通关制度，即以改进作业流程，简化海关手续，改变报关方式，运用EDI技术，方便企业报关，加快通关速度为主要内容的通关制度改革新方案1998年开始实施。新的通关制度正式运作后，海关的征管制度将进一步完善，征管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六、新关税制度运行所遇到的问题

1.关于关税征收的理论依据及其科学的计划征收指标体系问题。在上海地区调研中，其中反映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海关关税的税源比较难确定的问题。从海关方面可以把握的相对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进口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只要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就会有一定规模的进口。另一个是出口对关税收入影响不大。相对而言关税税源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调整。比如，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规模、结构的调整，减免税政策的延长或取消，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汇率的变动等，都会引起进口的贸易结构、税源结构和进口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关税收入。（2）国家每年的出口贸易形势，决定了每年的进口贸易规模的大小和相对的税源规模。近两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不好，外贸出口后劲不足，对于地方海关来说很难准确预测第二年的出口规模，因而税源规模也就相对难以预测准确。（3）贸易方式和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是税收难以测定的一个因素。应税商品或应税高税率商品进口量大，关税收入自然增加；反之则减少。如近两年上海口岸低税率商品进口比例大，而且进口贸易量也不稳定，相应的税收收入也就波动较大。（4）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内市场需求状况。国内经济形势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则关税税源有可能增加；相反就会减少。（5）外省区通过上海口岸进口的税源也是税源难以测定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海关征收关税主要是国家海关总署依据前一年各海关的税收统计数据作基数，分块下达各地区海关关税征收任务，缺少一个更为科学的关税征收预测指标体系。在存在诸多税源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仅以前一年历史数据作为依据制定来年的税收征收任务，很难确定当年税收、税源的实际情况。因而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关税征收预测指标体系模型，对于不稳定税源因素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量的测定，这样海关总署下达的关税计划征收任务可能会更接近各地区海关每年的关税税源和税收实际。

2.关于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中的公平税负问题。在调查中一些企业反映，经过几年的关税税率的调整和减免税的清理，就总体而言关税税收的税负问题日趋合理。但是，在加工贸易中仍存在着税负不公平问题。比如，同属于加工贸易，但来料加工可以免征关税，而进料加工却征进口关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防范进料加工中的飞料走私问题。从多年的实践证明，进料加工中的飞料走私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堵住漏洞，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在加工贸易中对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实行不同的关税税收政策，这种做法对于进料加工比例大的地区的企业明显存在着不公平税负问题。税负公平与否，关系到企业间是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对于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的进口税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建议今后在调整关税税收政策时，对来料加工和加工实行统一的关税税收政策。

3.关于关税征收计划任务与地区之间争税源问题。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税计划征收任务制度。通过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于加强海关关税的严格征管和保障国家关税收入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导致有些地区采用包税制来代替海关关税征收制度，同时还出现了地区之间为完成关税征收任务而相互争抢税源的现象。另外，这一制度还造成海关监管人员在执行进口货物监管时，监管尺度宽严不一。当年度关税征收计划任务提前完成时，海关监管人员的监管尺度则相对松一些。但当年度关税征收任务重时，海关监管人员的监管尺度则又过于严格。这种监管尺度宽严不一，也给企业把握国家关税政策的标准增加了难度。

4.关于技术改造项目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税率高问题。上海宝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和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都反映了关于进口关税税率与启动民族工业的问题。宝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主要反映了企业为进行技术改造以生产高技术附加值产品而引进先技术设备的进口，进口增值税太高，对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革新改造不利。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自1984年和1985年起，就开始着手抓国产化，到目前为止国产化理论值已接近70％，硬件50—60％左右已实现国产化。公司还准备搞本地高科技科研开发项目，但这类设备成套进口关税高，企业进口成本大，影响加快国产化进程。他们希望能对那些有利于促进国产化进程的国外先技术设备的进口给以更多的优惠政策。

5.关于选择品种保护问题。自1992年起，我国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关税结构开始逐渐形成按资源类产品—原材料—零部件—半制成品—制成品由低至高的梯形税率结构。1997年10月1日起再次在梯形关税结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税率结构。新的税率结构对国内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梯形结构保护。但从对上海地区企业的调查中反映，目前这种梯形税率结构保护只是一种粗的框架。对于一些具体需要保护的品种，有必要实行选择品种保护税率。比如象通讯设备行业，对于较为通用性的进口商品，税率可高一些。而对于专用性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可以低一些。对于那些国内已能够生产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可低一些。这就需要对行业和企业以及国内市场的产品进行跟踪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选择品种保护关税税率，这样会更有利于民族产业的成长。

6.我国海关税则归类有待进一步完善。1992年1月1日起，我国以《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重新编排并实施了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基本上实现了我国税则的现代化。但由于对HS（国际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的追踪研究没有跟上，税目设置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同时还由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税则归类中心，缺乏对各口岸归类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的技术和手段，因归类引起的纳税争议和因归类错误而使国家税收流失的现象仍然存在。在上海调研中时，有的企业反映比如榨菜罐头应该被编在罐头产品类，但却被编排在榨菜类产品中。由于这两类产品的纳税标准不一样，引起企业同海关工作人员在纳税标准问题上的争议。这表明目前我国海关税则在有些产品的税则归类上还有待完善。海关需要进一步加强同贸易界、产业界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追踪研究，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则分类制度。

七、几点结论

1.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结合接轨的新关税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而且运行平稳。1992～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低税率、宽税基、硬税制、严征管的关税制度。从几年来的实践结果看，新的关税制度运行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国民经济运转中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实践证明新的关税制度是成功的。

2.我国决定推出新关税制度的时机适时。进入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1992年中央决定建立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其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度下调关税税率，表明中国正在以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贸易组织；其二，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一些民族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其三，国内市场近几年一方面供大于求，出现买方市场局面，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幅趋缓。因而尽管关税总水平下调的幅度很大，给国内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只是使名义关税水平更接近实际关税水平，因而对国内市场冲击的力度比预计的要小得多。

3.我国关税的梯形税率结构已基本形成，而税率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将会更有利于加强对民族工业的有效保护。今后应当在已有的梯形关税结构税制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具体的商品品种制定税率，可以先制定试行暂定税率，试行一段后，如果可行再转换成法定税率。因为如果只按梯形税率结构，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不能实现相对有效保护，有些该保护的品种不能得到保护。对有些国内能生产并且已经可以代替国外同类产品的商品，关税税率就应当定得相对高些，对于这类产品如果关税税率定得过低，则国内产品就有可能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

4.随着我国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调，市场更加开放，国内的产业和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挑战，必须加快调整和改革的步伐。在上海市的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关税下降后，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如果没有关税的适度保护，如果不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企业改革的步伐，未来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是生存竞争的挑战。从另一方面讲，关税下调也降低了国内企业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促进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我国关税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作用和对民族工业的有效保护作用日益明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关税制度的确立，关税在调节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有效并适度保护民族工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且关税的这种职能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我国来说将更为重要。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碳关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碳税；碳交易机制

一、碳关税的提出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是指针对高能耗的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但他的这一提议并未获得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欧盟的一致认可，欧盟轮值国主席瑞典环境大臣卡尔格伦呼吁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拒绝有关征收“碳关税”的提议；德国政府代表认为，征收“碳关税”是一种新形式的“生态帝国主义”。目前，“碳关税”的征收并未付诸实施，但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已在各自领域内开征与碳关税类似的碳税。第一个针对碳关税立法的是美国，2009年6月26日晚，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一石激起千层浪，某些发达国家的这种将碳排放与贸易挂钩的做法，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我国商务部于2009年7月3日表态称，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实施“碳关税”只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印度也认为，“碳关税”只是发达国家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寻找的一个借口，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征收“碳关税”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一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关于碳关税的争论甚嚣尘上。如何理性看待“碳关税”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以期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

二、碳关税是违背国际法的单边主义作法

碳关税，是一种对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它的开征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首先，名义上具有合理性。碳关税以保护环境为名，而环境保护是全世界取得的共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以WTO例外规则为依托形式上具有合法性，GATT的“一般例外条款”允许各缔约方采用“为保障人民、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然而，这些迷惑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碳关税的开征“名正言不顺”。发达国家在其自身没有履行减排责任，如美国单方面退出有强制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情况下，对其他国家以环保为名进行关税制裁是一种典型的责任转嫁。正如有学者指出，碳关税是“发达国家体现经济霸权的一种新形式，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看，将是‘头脑国家’对‘躯干国家’的一种新的掠夺模式”。其次，碳关税能否透过WTO“一般例外规则之门”还存有疑问。正如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闭幕时，WTO总干事拉米意味深长的指出：“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提出了边境措施的问题。在WTO成员方之间，正如哥本哈根的联合国会员国那样，在此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我可以说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越向多边框架方向发展，单边贸易措施问题就越难解释清楚”。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是指“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均应当共同承担起保护和改善环境以最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但在责任领域、大小、方式、手段以及承担责任的时间先后等方面应当结合各国的基本国情而予以区别对待。”按照该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的减排目标要求。尽管目前还未形成为国际习惯法，但缔约方仍必须承担条约义务。“有约必守”是国际条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缔约方除提出保留事项外必须全面适当地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协定关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规定，未允许缔约国提出保留。因此，该项制度是对所有缔约国均是有约束力的。而碳关税的征收，实际上是以强制的方式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其本不应承担的条约义务，这是对条约履行原则的违背。从碳关税实施的后果来看，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同等的减排义务，国际条约所确立的“区别责任原则”遭到了破坏，这是一种以国内法措施贬损国际法效力的一种行为。另外，是否征收、如何征收以及征收多少碳关税决定权在发达国家手中，具有一定随意性和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种单边主义的作法使发达国家一箭双雕，在堂而皇之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阻却在国门之外的同时，还让发展中国家背负了环境污染的恶名。

在环境与和平、发展并列成为当今世界三大主题的今天，保护环境无疑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而合作最稳固的形式当然是构建并遵守多边国际法环保制度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一系列协定，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切实履行之。而发达国家推出的碳关税制度，无疑是以单边措施对多边协议安排的挑战和破坏，更是对多边协议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直接违背。

三、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一）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

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我国将是受碳关税影响最大的国家。首先，我国主要的贸易对手为发达国家，如2009年仅出口美国和欧盟就占到了出口总额的近40%，它们同时也是开征碳关税的急先锋。美国是第一个将碳关税进行国内立法的国家，也是我国最大出口地国家，因此美国一旦开征碳关税，我国便首当其冲。其次，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碳产品占据了相当大比例，最容易遭受碳关税的制裁。在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机电、建材、化工、钢铁、塑料制品等传统高碳产品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美国开征碳关税，据上海财经大学《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课题组分析，以30美元/吨碳的关税计，将导致我国出口总额下降1.7%；如以60美元/吨碳的关税计，则将下降2.6%以上。更令人担忧的事，如果美国一旦得逞，将导致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效仿，这无疑对我国出口是雪上加霜。总之，碳关税的开征将使我国出口严重受挫，将会造成一些外向型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也会造成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碳关税时刻保持警惕、妥善应对。

（二）应采取的对策

1、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也应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中去，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所谓“环境外交”，是指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运用谈判、外交等外交手段，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的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一系列协定的缔约国，在开展环境外交中，必须秉承公约及其协定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这一方面是履行条约义务的体现，同时也是反击发达国家碳关税的有力根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获得该原则下强制减排义务的豁免。因此，我国国内目前尚不完善的减排机制，并不能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借口。在外交方面，我国应积极与印度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沟通，深化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共识，将其作为环境谈判的指导思想，以此为基础构筑防御碳关税的坚固堡垒，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经济大发展壮大赢取时间。

2、深化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低碳经济

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是建立在将“共同责任”解释为“同等责任”基础上的，这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曲解，是违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含义的。但我们强调“区别责任”绝不意味着不承担环保的“共同责任”，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自觉的履行共同的减排义务。我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尽管从能源消费弹性上看，GDP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远优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但碳排放量已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最多的国家。这一方面是我国快速工业化、世界制造中心角色所造成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长期依赖高投入、高能耗的结果。随着环保日益迫切、能源供应的日趋紧张以及发达国家抛出的碳关税制度，我们不得不反思和改变这一现状。今后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减少碳能源的消耗；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工业、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如2010年6月1日国务院《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付诸实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自愿承诺单位GDP排放密度“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40-45%”，并开始大规模开发新型能源等，这些都是履行《联合国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协议义务的积极体现，是对碳关税制度的有力回应。

3、开征国内碳税

在全球已步入不可逆转的低碳社会时代，提高排放成本、降低能耗是必然选择。开征碳税应成为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杠杆。碳税是一种污染税，即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税。国家确定每吨碳排放的价格，然后通过这个价格换算出对电力、天然气或石油的税费，因此，它是以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配或使用为征税对象的。目前，开征碳税已是我国决策者的共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课题报告建议5年之内开征碳税。如果我国开征碳关税，从国内看：将其确立为中央税，可使节能减排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方利益的不当影响；从长远来看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走向可持续发展。对外来看，则是一种有效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的有力武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对象是那些未承担减排义务的进口产品，而我国开征的碳税显然是一种承担减排义务的明证。退一步说，如果发达国家仍坚持对我国已经征收碳税的产品加征进口碳关税，则使其碳关税制度名义上的合理性都不存在了，将凸显其裸的贸易限制本色，这将是违背WTO规则的；同时，也是违背避免双重征税国际规则的。在不能改变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别的国家先征收，对我国企业更加不利”，不如我们先征收碳税，将所得税款用于新能源开发和产业结构升级上来。

4、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

碳交易，即碳排放权买卖，其作法是由政府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每个份额为一份排污权；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目前，碳交易已成为新兴的交易市场，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至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亿至13亿吨，交易值每年可达140亿至650亿美元，2012年市场可达1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将提供1/3的碳减排量，由此产生的交易额将超过150亿美元。全球形成了一个规模日趋扩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但目前我国还未形成有效的碳交易机制。首先，碳排放权性质不清。目前碳排放份额的取得主要依靠政府分配，这为交易确权带来诸多障碍；其次，交易场所缺失，难以有效流转。只有从法律上明确了碳排放权的产权性质，才能使节能减排实现切实的经济利益，激发企业降低能耗、减少排放的积极性。而如果减排目标变为现实，则发达国家以为履行减排义务为借口的碳关税，自然便会失去其依据。

四、结论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着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着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着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着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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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着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 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着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着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着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解释。不过,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接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揭示。权作一说。

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着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着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着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着虽不多见,但有关着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着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着作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其中清代划作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人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三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晚清的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着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

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等,都有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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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仍是叙述清代。

专着之外,相关论文涉及到诸多方面。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人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9月),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赋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对于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吴廷燮《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故宫博物院1936年刊印),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两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军费》(《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对相关论题的开创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罗玉东《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关研究方面,则有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论文。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着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着作。除了《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1926年版)专门研究厘金问题,《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1940年版)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着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共10章,该书除了研究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如特种商(牙行、买办)和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外,其着重点在于研究晚清的外国银行、晚清的财政困境与内外债、清末的改革。《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东京启明会1925年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人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着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着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做了专节探讨。安东不二雄《中国的财政》(东京东亚实进社1921年版),分为5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松井义夫《清朝经费之研究》(满铁经济调查会“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版),分为制度和经费二编,在一般陆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百濑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①,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濑巳之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店1942年版),竹内元平《最近中国财政概说》,(“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其他专题性的研究,在关税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东京北文馆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②(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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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已由郑永昌译成中文,附录于《财政与近代史 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 该书原名为《支那关税制度论》,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补版。中文版由李达翻 译,作为“经济丛书社从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

政金融与关税制度》(上海日本堂书店1925年版)。在货币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 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及《中国银行制度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41年版)。在内外债方面有: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国的国债与列强》(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滨田峰太郎《中国的财政和公债》(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晚清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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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收录。

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做了系统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着作。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清代关税的着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着作。魏着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人及其影响。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晚清以来的外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对于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晚清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着作。E.G.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之后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着作。景复朗《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出色着作。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刘凤翰《新建陆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晚清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四:

第一,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着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丰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第二,晚清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多部专史研究着作。在盐税研究方面,有牧寒《内蒙古盐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关税研究方面,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淮军志》,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货币金融研究方面,有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制度的演进(1664—1937)》(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关论文集的出版较为活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值得注意,该论文集分作30编(本),在许多编中都有相关的财政研究论文,如第二编中王仲孚的《同光间新疆回乱的善后措施》,第八编中庄吉发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包遵彭的《清季海军经费考实》,吴相湘的《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第十编中全汉昇的《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庄吉发的《清季铁路经费的筹措》,第十一编中黄俊彦的《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第十三编中王树槐的《庚子地方赔款》等等。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彭雨新《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等长篇论文,这些论文虽属讲义性质,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1999年版),分为上、下两集,收录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个人的论文专集有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陈锋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关研究论文数量繁多,几乎涉及晚清财政的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如彭泽益《清代咸同年间军需奏销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别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人民起义、两粤闽台人民起义的军费支出进行了梳理统计。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研究了晚清的财政收人、财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财政困境。何汉威(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而且对烟酒税、契税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刘克祥《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赋税搜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中的中央与地方一一以酌拨制度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2号,1983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关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断代着作和经济史着作中,也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编的《清代通史》第8卷、刘克祥主编的《清代通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当的篇幅对财政问题进行表述。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关章节中,对财政问题着墨较多。杜家骥《清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财政”专章。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对“晚清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专章讨论。

二、专题研究与资料汇编

在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有若干研究专题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1.晚清财政体制的研究

一直受到许多学者注意的晚清财政体制研究,集中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方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当时的地方财政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为主旨,出现了许多研究论文,如齐元三《中央与地方赋税划分》(《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胡善恒《地方财政困穷问题》(《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吴长春《县地方经费之研究》(《财政经济汇刊》第1卷第6期,1932年8月)、冯华德《我国国地财政划分之理论与实际》(《浙江财政月刊》第9卷第10期,1936年)等等,这些论文对晚清的财政体制略有涉猎。随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揭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等文,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晚清财权的下移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这些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财权的下移导致了地方督抚的专权。这一论点影响深远,为后来的许多论着所沿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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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缪全吉《曾国藩幕府盛况与晚清地方权利之变化》(《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4集,1969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尹福庭《试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利的消长及影响》 (《清史研究集》第4辑,1986年)、林乾《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汪林茂《清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与财权下移》(《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另外,何烈在其所着《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一书中,重点研究了晚清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认为:咸同以降,中央控制名存实亡,“自全国而言,督抚的权力已大于中央;自一省而言,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已大于原有的建置衙署。于是吏事、兵事与经费,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只有督抚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切政务实施,中央一惟地方大吏的意志为转移,本身绝少主见。”此种见解依然是传统定论的申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论文较多。在数量繁多的论文中,刘广京、何汉威、戴一峰等人的论文值得注意。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利问题商榷》(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0年版),不同意前此学者认为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政府的财权、军权、政权下移,中央控制日益式微,从而形成地方督抚专权之局的传统定论。作者认为,中央既未如成说所云大权旁落,督抚亦未如想像中那样为所欲为。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从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江苏、广东整顿财政和几年后铁良南下江苏理财的个案研究人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认为:“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督抚,对他们辖下的财政管理,俱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中央固不用说,甚至督抚的财权亦受地方下层势力所制约……中央根本无法对省财政作彻底根本的清理,而督抚面对下层盘根错节的贪污舞弊,即使有意整顿税收,亦无能为力。”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则从近代的海关着手,探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侵华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该文指出,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使得“清廷对于各省的财政,连名义上的控制也维持不住了”;而疆臣与将领之间的磨擦,使得矛盾迭起,导致了筹饷、协拨的困难。

另外,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 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①

日本学者山本进的《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史林》第75卷第6号,1992年)、《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第103编第7号,1994年)、《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第77卷第5号,1994年)、《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9号,1995年)等文②,以及谷井阳子《道光咸丰时期地方财务基调的变化》(《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土居智典《清代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第227号,2000年),通过细致的个案考察,把着眼点放在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变制及其复杂的关系方面,展现出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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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可参见陈锋最近发表的几篇长文:《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2001年卷)、《清代财政行政组织与奏销制度的近代化》(《人文论丛》2000年卷)、《清代财政制度的近代化》(《东瀛求索》第11号,2000年)。

② 已收入该氏的论文集《清代财政史研究》。

2.货币研究

在早期的货币研究着作中,国内学者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和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两书,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志汇兑》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做了精当的叙述。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亦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力作。根岸佶、越智元治《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95—1900年,第二时期是1901—1914年,第三时期是1914—1927年,第四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着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着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一1925)”等,颇具价值。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着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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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可以参考的论文有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彭泽益《1853—1868年的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集,1979年)、朱浤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83年第11期)、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一一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四川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等。

3.外债与赔款

晚清往往为清偿军费赔款而举借外债,所以,外债与赔款、军费等都有所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参考。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是最早的着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以前的国债;第三章,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人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晚清的外债为主,对晚清的内债及财政的总体状况也有专章论述。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该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各次铁道借款的情况。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等,也有详细的叙述。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是近年出版的集中研究外债的专着,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前此学者涉及较少,值得注意。至于其他相关的论文,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一文,富有特色,该文不但缕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

在晚清的赔款中,庚子赔款影响最大,也最为纷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是专门研究庚子赔款的着作,该着分“庚子赔款的议定”、“中国的筹措”、“偿付的波折”、“各国的退还”诸章,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综观庚款前后经过,比较各国的用心,分析其利弊得失,阐明对中国财政、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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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王树槐《庚子赔款》之外,唐林《庚子赔款》(《银行月刊》 第5卷第1号,1925年1月)、蔡百受《庚子赔款偿付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1卷第40—45期,1927年10、11月)、杨志章《英国庚款与其用途》(《银行月刊》第6卷第6号,1926年6月)是早期研究庚子赔款的重要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田志和、苏义发《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末》(《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周志初《庚子赔款本息的计算方法及应付数额》(《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袁成毅《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对庚子赔款进行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

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则是对清代赔款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论文。汤象龙认为:“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二以上,各时期的财政的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时代愈近,关系愈不可分离。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的情形,军费、外债和赔款三宗岁出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政府军费随之膨胀,军费膨胀,外债即随之。及对外战争结束,赔款又随之。或因赔款摊偿,外债又随之。此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按照汤象龙的说法,中国的对外赔款,自鸦片战争到清亡,大小赔款多达一百数十次,各种赔款有的因为战争,有的因为教案,赔款的偿付有的归于中央政府,有的归于地方政府。在归于中央政府的赔款中,有5次最为重要,数额也最为巨大,即:1842年的鸦片战争赔款、1860年的英法联军赔款、1881年的伊犁偿款、1895年的日本赔款(甲午赔款)、1901年的八国联军赔款(庚子赔款)。汤象龙的这篇论文,对这5次赔款的数额以及赔款的摊偿进行了总体研究。该文的最大特点是利用档案和相关文献列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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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是另一篇研究赔款的重要论文,该文对鸦片战争赔款研究得更为细致,除了论述英国勒索赔款的项目(烟价、行欠、战费)以及清廷对偿还赔款的罗掘外,对此次赔款所带来的人民负担的加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甲午战争中日本军费支出的总额以及清朝的赔款总额,揭示出日本对中国的财政掠夺。谢俊美《再论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也做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考证.

4.关税(海关)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①,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内学者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重要着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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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1938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文本,姚曾廙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卢汉超《赫德传》,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出版。这些着作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水平。其中,戴一峰的着作,更注意研究海关与财政的关系。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财政关系的演进”,重点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海关与财政、民国时期的海关与财政;下编为“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关系面面观”,重点探讨了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的财政整顿和改革。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它与中国财政的关系中,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该书列制的25个统计表格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冈本隆司的着作,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意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与税务司制度,并对粤海关、上海关进行了重点分析。下编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以迄民国年间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晚清的海关贸易统计、走私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着名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其副标题即是“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将海关与晚清的财政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章目设置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研究意旨。第一章为“清末财政与海关”,主要研究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从关税、厘金、币制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与中国海关”,主要研究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为“海关与贸易统计”,主要研究海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交易与中国等。第四章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该书搜集、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日文献和研究论着,作者在“序”中说,搜集海关资料达十余年,书后附录的“海关关系资料目录”和“研究文献目录”长达76页。又附录有“贸易统计关系资料”、“关税关系统计资料”、“海关统计集计法”、“海关.常关.厘金税则”(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3年厦门关输出入税则、1905年重庆新厘科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厦门内地税关税目)、“税关关系文书”、“镇江关关系资料”等。因此,该书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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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田明伸教授有对滨下着作的书评,见《滨下武志》(《史学杂志》第100编第6号,1991年)。又,滨下武志的另一部着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也涉及晚清 的海关与关税。该书已有中文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是一部重要的统计资料书。需要提及的是,该书的“绪论”部分,分作“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关税制”、“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中国海关税收的分析”、“中 国近代海关税收的分配”4个部分,做了长篇论述,几与专着无异。

在早期的关税研究论文中,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粤海关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闽海、浙海、江海同时设置的一个海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三关关闭,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对此关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海关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该文在叙述粤海关用人、报销等方面的积弊后,对改革的措施做了分析。汤象龙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表过两篇关税个案研究的论文,即:《台湾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2—189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91—1910)》(《四川文史资料》1983年第3期),也可以参考。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如金城正笃《1854年上海“税务司”的创设一一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税务司创设的意义》(《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1号,1965年),同氏《清代的海关和税务司一一税务司制度的确立》(琉球大学《法文部纪要一一史学·地理学篇》第18号,1975年),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副岛元照《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制度一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42号,1976年),对列强染指下的晚清海关做了概要的叙述。

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自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陈诗启《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及《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文,具有代表性。

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着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着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缄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主要叙述了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性质与种类、厘金的征收与裁撤,内容较为简略,基本上与该氏随后出版的《中国财政论》一书中的“货物税”重复。

另外,金子隆三《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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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四编《厘金》、第五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又,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七年(1918年)。

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第一章,厘金的沿革;第二章,厘金的本质;第三章,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第四章,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第五章,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第六章,税率;第七章,征收规定;第八章,制裁规定;第九章,各省的厘金制度;第十章,铁道厘金(包括京汉、京奉、津浦、山东铁道厘金等);第十一章,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第十二章,厘金收入及其归属;第十三章,厘金的弊害;第十四章,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第十五章,厘金改良计划;第十六章,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三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六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十一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颇为细致。

1932年出版的井出季和太氏的《厘金》也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①,内容更为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着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 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中国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书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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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支那内国关税制度》的第3册,“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208辑。台湾总督官 房调杏课1932年版(日文)。

而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在研究的深度上堪为代表。罗着是早期厘金研究的代表作,是书分为12章,分别对厘金制度之起源、历年清廷对于厘金税政之措施、全国厘金税制概要、全国厘金收支概况及各省厘金进行了系统考察。作为一部名着,《中国厘金史》的特点主要有三:(1)既有对厘金制度起源、沿革及厘金与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考察,又有分省区的细微梳理与分析;(2)引用资料十分丰富,包括了各省的厘金奏报档案、各省的财政说明书、有关省份的厘务汇纂和抽厘则例、海关关册、支那经济全书等;(3)十分注意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分析,书中共列制统计表128个,如“历年各省厘金收入总数”、“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其他税收分析”、“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各项拨款分析”、“浙江省历年厘金收支比较”等等,颇具价值,曾反复被学者引用。但罗着亦有其不足,除了对前揭诸书鲜有提及外,研究范围局限在百货厘金方面,对盐厘等特殊厘金没有涉及,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水准。

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晚出,对厘金的起源、厘金对晚清财政的贡献、厘金制度的弊端、厘金与晚清政局等都有较好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厘金史》的基础上撰写该书,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何烈在《厘金制度新探》的“绪论”中说:“关于厘金制度之研究,最具成绩的当推近人罗玉东,罗氏所着《中国厘金史》,堪称研究中国厘金制度的权威着作。书中详述厘金制度之创立及推行全国的经过,举凡征收制度及收支状况,均有颇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分别说明各省实施厘金制度的沿革、税制与收支情形。书后附录各种统计表、各省厘票及表报式样等,都极具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原始资料(如故宫档案及宣统年间所编各省财政说明书等)与重要参考书(如《湖南厘务汇纂》等),目下在台湾已很难找到,愈使该书身价增高,殆已成今日研究厘金制度必不可少的锁钥。《中国厘金史》出版于1936年,作者的研究方法容或未能尽善,但其着述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可惜书中所讨论的,只限于百货厘金一种,而收数颇大的洋药厘、土药厘、盐厘及其他杂项厘金,均甚少涉及。而且作者的研究重点,似乎是详于前而略于后(事实上,该书内容多为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的分析讨论,其后则甚为简略),详于制度沿革而略于影响分析。令人深觉此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烈还点评了前揭美国学者E.G.比尔《厘金的起源一一1853—1864》一书,认为,“所持论点,大部因袭罗玉东,创见不多;引用资料,尤嫌贫乏”。不过,何烈对前揭吉田虎雄、王振先、木村增太郎、金子隆三、井出季和太诸氏所着各书都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研究厘金的论文方面,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市历史学会198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史论集》,内部刊印),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文华《论中法战争以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史学月刊》1989年第工期),汪敬虞《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马敏《清末江苏资产阶级裁厘认捐活动述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以晚清厘金的变制为研究重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6.资料汇编

作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资料的编辑,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汇编中,杜翰藩《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1905年版),是研究晚清财政最主要的资料。黄炎培、庞淞《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以及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版)、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版),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版)、《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版)、《清国商业总览》(东亚同文会1906—1908年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9年版)等,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如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的《支那经济全书》共有12辑,其中,第一辑有财政编,第三辑有关税编,第六辑有货币编、银行编。以第一辑“财政”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一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二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①第三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四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又如《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依次包括了安东、奉天、牛庄、吉林、哈尔滨、天津、芝罘(烟台)、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重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领事馆对厘金的调查,并集录有各地的厘金税则与章程。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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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屑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l辑,东亚同文会1907年版,第64—674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80年代以前,有关的资料汇编也较为突出。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内部刊行,1962年),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李文治《中国近代 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注意。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相关档案资料,更具价值。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外债资料。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关税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也是对海关与关税资料的集成,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另外像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资料汇编,也有一定的财政资料的搜集。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料汇编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空前突出。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如《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5、86、87等辑,即是“财政”专编。《吴煦档案选编》的第6辑、第7辑则专门辑录了《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档案资料整理之外,一些集中的财政史料汇编也值得注意。如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一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版),穆和德、李策《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一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一一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吴兆莘、洪文金等《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莫世祥、虞和平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等。这些档案资料与财政资料汇编,对今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晚清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中国田赋史》、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着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堪称经典的专史着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着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晚清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军费、货币、外债、厘金等诸多方面,并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总体上研究晚清财政的着作陆续问世,如《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中国近代财政史》、《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着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着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着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干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着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财政史着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①;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地方性档案馆的《吴煦档案选编》、中央级档案馆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较为典型的是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他(汤象龙)是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从1930年至1936年他领导大批人员抄录了清代财政经济档案12万件,其中一半采用了统计列表方法。汤象龙同志撰着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着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着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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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也有少量的档案资料。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着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着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着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着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着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于这一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着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前已指出:“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这“后来的相关论着”即包括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等①,罗、何的着作堪称名着,亦有这种现象,其他着作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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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罗、何着都引用过《支那经济全书》,何着另引用过《清国行政法》、《支那经济综撒》等。

再者,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中西方学者对税收的认识

综观中西方有关税收定义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税收是由国家或政府来征收的；二是税收是一种以政治权力为保障的强制性征收；三是税收相对私人经济的交易而言具有无偿性的特点；四是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中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增加，通常以国民生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或它们的人均数值来衡量。

1.西方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专业分工、人口、资本积累，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发展即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主要看经济剩余的多少，经济剩余多，用到再生产上的资源多，生产能力就扩大得快，生产增长也快。

2.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认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的两者之比；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国民收入的增长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

二、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思想

（一）重商主义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进入瓦解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产生之前，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在于货币积累。

1.英国重商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因此，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奖励输出，限制输入。詹姆斯.斯图亚特是英国后期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其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指出，政府课税公平和负担程度对于经济生活的作用，“赋税必须使人民的年收入公平分配，不妨碍产业的发展和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以便不妨碍纳税人再生产。”

2.法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柯尔培尔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是国家财富的标志。基于这一重商主义理论，柯尔培尔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奖出限入的政策。

3.德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德国重商主义学者中关于税收与经济关系以尤斯蒂的税收原则为代表。他提出，税收负担必须以人民的负担能力为限、税收应公平合理、税收课征不得损及国家和人民福利及公民自由等的税收原则。

（二）重农学派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以布哈吉尔贝尔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重农学派的税收思想是从生产、创造剩余产品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述的。他们认为，土地收益是社会唯一的纯生产，税收应课于纯生产，即课于土地，不可课及其他，否则，课于土地收益以外之物，其负担必转嫁而归于土地收益。

重农主义者在论述税收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观点：一是税收不可过重，不可影响和破坏生产；二是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三是税收增长的前提是财富的增长。

（三）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1.威廉・配第的主要观点。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对税收的原则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公平、确定、简便、节省四项原则，在此原则下，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较小，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2.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3.大卫・李嘉图的税收思想。大卫・李嘉图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仍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国家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而这种非生产性费用都是来自生产性劳动。他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或政府一般开支而征税，以及主要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同时他还指出，当政府的消费因增课赋税而增加时，如果这种消费是由人民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来偿付时，它就落在收入上面，国家资本可以不受损失；但如果人民方面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赋税就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也就是说，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造成国家的贫困。可见，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也是主张廉价政府的。

（四）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先驱，他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思想主要集中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上。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学说，以此为基础，他认为应当建立关税保护制度来保护德国的工业，当受保护工业建立起来后再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以达到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瓦格纳，他是历史学派税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国家问题上他认为，国家不是由人类自由创造或废止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形式。以此为出发点，他强调国家的职能不应仅限于法律保护人身、财产等安全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还应增加其社会职能。这使他的观点与古典学派的理论相对，且进一步发展了史泰因的税收再生产学说，否定了李嘉图“税收是非产性”的理论。基于以上，他提出了税收上著明的“四端九项”原则，其中阐明了税收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

（五）纯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纯经济学派是现代财政学的最大支流之一，其财政税收理论盛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前这一段历史时期。纯经济学派以边际效用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分析了税收负担和税负转稼的问题，为以后学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

（六）凯恩斯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凯恩斯认为，运用财政政策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需求的扩张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凯恩斯学派建议，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降低税负水平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恢复稳定增长。

在凯恩斯学派的税收调节理论基础上，萨缪尔森又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阿尔文・汉森(1887-1975)则在其《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一书中指出，税收减免在短期内对防止经济衰退有重大影响。

（七）供应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供应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兴起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供应学派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理论和“拉弗曲线”。

1.“相对价格”理论中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罗伯茨认为，税收影响消费的机会成本和闲暇的机会成本，即影响两者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又影响供给方面的活动。因此，高税率使消费相对于被放弃的收益而言显得比较合算，高的边际税率会使储蓄下降，从而使投资减少。

2.“拉弗曲线”中税收与经济增长。拉弗曲线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减税政策效应是否有效与税率所处的区域以及税收弹性系数大小有关，一般认为，税率及税收弹性越高，减税效应就越大，通常认为减低边际税率会更有效；二是在税收“”里减税，可以鼓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逐步恢复增长，经济总量也随之增加，由于税源不断扩大，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减税情况下还有可能增加；三是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减税是从刺激供给的角度入手，通过减税增加生产者和个人的税后利润，调动生产者、投资者和居民，生产、投资、储蓄的积极性， 最终促进供给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八）税收与内生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以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把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这些模型中引入了大量内生要素，经济增长率是内生要素作用的结果，那么税收政策就可能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而，在税收政策方面他们指出，政府在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因素中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等，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九）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制度经济专门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论述不多，但从其理论可以看出，其认为税收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要交易费用最小化，税收制度的变迁也要使供给成本最小，制度变迁后收益最大，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思想

1.马恩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当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个人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分配办法，即一方面按能力大小分摊税收，另一方面把税收用来为全社会谋福利。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关于税负问题都注意强调税负要坚持适度公平的原则。

2.和邓小平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开展税收工作的原则思想。其中包括：轻税思想、生产决定税收的思想、公平税负思想。税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践中：第一，税收源于经济基础；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可运用差别税率；第三，利用税收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

三、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述

（一）相关的著作

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著作很多，有的将各学派的分析方法与我国实际结合，进行综合论述；也有的从税收的某一方面，如公平、效率、税负等对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的从具体的某一个税种或税收征管方面进行相关论述。

1.马拴友所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收与总需求、税收与资本形成、税收与储蓄供给、抑制逃税与我国经济增长等11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全方面揭示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

2.张伦俊编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该书的特色是注重数量分析，如税收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及博弈论原理在税收数量分析中的应用等，并给出各种方法的应用例证。

3.巩晖著《税制优化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制角度分析税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中国税收与GDP增长、优化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优化地方税制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非税收入规范化与经济增长税收法治与经济发展等。

4.刘普照著《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该书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以规范研究作辅助。在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得出对我国的税收负担状况正确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以便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确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上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相关的论文

涉及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文较多，这些论文多是从某一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一些笔者从最优税率的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些笔者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笔者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1.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从研究宏观税负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很多，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其侧重点也不相同。如单学勇在《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关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的探讨》一文认为，一国税负结构是否合理或优化取决于税种设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相适应、税种的搭配、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保持恰当的比重等因素。还一些学者以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宏观税负进行了相关研究，指出当地宏观税负与全国宏观税负的差异，并分析原因为该地区以后制定经济政策提出有益的建议。如杨荣学在《地方财政研究》2008年第7期《“十五”以来辽宁省宏观税负探析》一文等。

2.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现有文献来看，直接以税收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题的文章不多，但税收公平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刘楚凤在税务研究2006年第7期上的《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取向》一文，从深化税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化化纳税服务三方面论述了构建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体系。

3.从税制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军在《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上的《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首先使用线性规划技术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然后采用OSL方法回归排除掉非税因素的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后得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刘凤良、于泽、李彬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一文，在经济持续增长目标下，通过识别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关系，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应为16.47%，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法 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 337条款

一、美国《1974年贸易法》

美国《1974年贸易法》是《美国法典》第19编关税第12章“1974年贸易法”的内容,是美国现行法律中最主要的法律之一,其本身是对《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修正。但继《1974年贸易法》之后,又有《1974年贸易协定法》、《贸易和关税法》,特别是《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对《1974年贸易法》又作了修改。它们的修改条文,凡与《1974年贸易法》有关的,均已归并于《1974年贸易法》。虽经不断修订和增补,但习惯仍称“《1974年贸易法》”。这部贸易法构筑了美国外贸法的框架。美国外贸法的其他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原则和规定的延伸与细化。同时,在1974年之后制定的美国外贸法律,如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内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有很大部分被编纂、补充到该法中,充实、丰富了该法的内容。

二、 关于目的和原则

美国《1974年贸易法》(《美国法典》第2102节)“国会目的陈述”中规定:“本章目的是通过互利的贸易协定,(1)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通过公开、非歧视的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和外国的经济关系;(2)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3)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4)提供适当的程序,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并帮助产业、厂商、工人和社区对国际贸易流向变化做出调整;(5)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6)在美国市场对不发达国家产品提供公平、合理的准入。”

从美对外贸易法关于目的、目标可以直观地看出,美国的对外贸易法是要“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在保障美国商业实质上同等竞争机会的基础上,协调、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 “保障美国产业和劳工免于不公平或损害性进口竞争”,“为美国商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发市场机会”。从一开始就是要在保障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其所谓的“建立公平和公正,包括GATT改革”就是要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来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其单边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流露无余。

三、对外贸易机构的权限和职责

首先是美国宪法授权国会管理对外贸易,而国会自己并不实际具体执行、实施外贸法律。从1934年起,国会周期性地授权总统进行贸易谈判。《1974年贸易法》明确规定,允许总统与其他外国签订贸易协定,以协调、降低或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在外国市场上为美国商品提供同等的竞争机会,同时促进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公平与公正(包括调整这些贸易规则的改革)。同时,1974年贸易法还规定了此后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合作框架,引进了国会批准总统签订贸易协定的“快轨道程序”。具体来说,当总统确定外国或美国的现有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不当地对美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如总统确定有执行贸易协定的必要或适当,可通过公告,修订或继续执行现有关税、免税、国内税政策,或继续执行额外关税。同时总统还有权适当提高或降低关税。另外,如美国国会发现,国际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扭曲)正降低美国农业品、工业品、矿产品、和商业在外国市场的增长,消减了互惠贸易减让的预期互利,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妨碍国家间公平、公正、公开的非歧视贸易,总统应在其权限内采取适当可行的措施(包括行使美国国际协定权利),以协调、降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或其他扭曲等等。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的职能主要是前工业与贸易局的大部分职能,加上从国务院转来的对外商业职能和财政部转来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职能。国际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经济政策原则的前提下,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归纳起来,包括:一、贸易管理,负责对外贸易法律的实施,1980年以来还包括管理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二、贸易开发,负责执行促进世界贸易、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的政策和计划,并监控和实施多边贸易谈判;三、国际经济政策,旨在降低阻碍美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外国政府壁垒,与美国贸易代表等协调美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反应和谈判立场。《1974年贸易法》规定,商业部应与贸易代表要求的其他适当机构一起,对贸易代表进行的服务问题谈判和服务协定的国内实施,提供人员支持和其他援助。商业部长建立服务产业发展计划,旨在与其他有关的联邦机构协商,制定政策,提高美国服务产业在外国的竞争力;建立评估与服务有关的政府政策和措施的贸易数据库;与其他有关机构协商,搜集和分析美国服务产业国际运营和竞争力的信息;研究和分析与服务有关的问题,包括预测产业战略;对国内服务产业进行部门研究。

在美国的总统行政部门内设立有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和贸易副代表是美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均由总统任命,按

总统指示履行职责。贸易代表享有全权大使职衔,副代表享有大使职衔。贸易代表主要负责制定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及其实施的协调;充当总统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顾问,就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向总统提出建议;作为美国的主要代表负责国际贸易的谈判,包括美国参加的WTO主持下的任何议题的谈判;就有关国际贸易的政策的基本问题,向各部门、机构提供政策指引,包括WTO主持审议的任何问题,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国际贸易政策与其他法律协调;担任总统的国际贸易发言人;就贸易协定计划与其实施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和负责;就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国际商品协定和与贸易协定计划有关的其他问题,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要求贸易代表对构成美国商业的重大壁垒的外国贸易做法作出国家贸易报告。1988年贸易法要求贸易代表认定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并进行报复。副代表的主要职责是依贸易法规定的权限进行谈判,并履行贸易代表指示的其他职责。

美国海关总署为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其职责主要是依据《1930年关税法》,负责关税的估价和征收,对进入美国的人员、船只、货物、邮件进行管理,防止关税欺诈,执行出口管制法律,管理海事方面的法律,防止和其他非法物品的走私,实施消费者保护法,防止进出口贸易欺诈等。1988年国会还给海关增加了管理免税企业的职责。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其前身是依1916年《威尔逊关税法》设立的关税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美国关税法对财政和工业的影响,调查海关法分类表中与商品分类有关的问题,调查海关法的实施情况,包括海关法与联邦税收之间的关系,海关法对美国工业和劳工的影响等。现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美国国际贸易的顾问机构,在进口问题上作用很大,负责进口商品对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的确定。另外,该委员会负责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和保障条款中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裁定。

其他机构或部门如农业部、国防部、内政部、劳工部、国务院、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一般政策咨询委员会、有关的部门或职能咨询委员会、代表非联邦政策利益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私有组织或集团均应为总统或相关机构或部门提供信息或政策意见。

四、关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136节(a)“直接或间接进口”规定:“除本章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执行根据本分章签订的贸易协定而公告的任何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或免税待遇,应适用于所有外国,无论是直接进口还是间接进口。”但同时,该法作了限制或例外,如,对社会主义国家授予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条件;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给予普遍优惠待遇。此外,该法规定如果总统确定,主要工业国没有据双方签订的协定提供减让,或没有在该国对美国商业提供实质上与美国商业提供的减让同等的竞争机会,则总统应就有关问题向国会建议立法终止或拒绝对税率或其他进口限制作出的利益减让。《1974年贸易法》还允许在收支平衡、报复权和例外条款等方面偏离最惠国待遇。就政府采购而言,对外国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和供应商,总统可以部分或全部豁免有关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规章、程序或作法的适用,如果该适用会导致低于美国产品或产品供应商的待遇,或低于作为协议缔约方的另一国家或外国机构的合格产品或其供应商的待遇。但外国或外国机构应:(1)是协议的缔约国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并且对美国产品或产品的供应商提供适当互惠的政府采购竞争机会;(2)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承担协议的义务,并对美国的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3)不是主要工业国但却对美国产品和供应商提供同样机会的外国或外国机构;(4)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总统可以修订或撤销任何豁免。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是有许多条件和限制的,与美国倡导的WTO规则仍有相当的距离。

同时,美国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总协定中国民待遇的义务规定也适用于美国。在总协定之前,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双边协定当中。在总协定之后,美国很少有关于授予国民待遇的立法,相反在其国内立法中表现出对进口产品歧视性待遇的倾向。

另外,美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中还有(对等的)互惠待遇、为了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对内无关税,对外统一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与自由贸易区(参加国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税境)之间的待遇。

五、关于反倾销

《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1673节规定,如果管理当局裁定一类或一种外国商品正以或可能以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销售;并且(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由于该商品进口的原因或该商品进口销售(或可能销售)的原因,美国的产业正在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美国产业的建立受到实质阻碍,则除对该商品征收其他税收外,应对该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其数额等于该商品正常价值超过出口价格(或推定出口价格)的数额。

六、关于反补贴

《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1671节规定,如果管理当局裁定,一国政府或一国境内的公共实体直接或间接地向进口到美国或为进口到美国而销售(或可能销售)的某种或某类产品的制造、生产或出口提供可抵消补贴,而且在商品从补贴协定国进口的情况下,委员会裁定由于该商品进口的原因或为进口而销售(或可能销售)的原因,美国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美国产业的建立受到实质阻碍,则除对该商品征收其他税收外,应对该商品征收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税额等于可抵消的净补贴额。

  七、进口救济——“201条款”

“201条款”(《美国法典》第19章第2251节)规定,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某一物品正以如此增加的数量进口美国,以致成为对生产与进口物品相同或直接竞争物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在其权限内,总统应采取适当可行的、其认为会促进国内产业对进口竞争进行积极调整努力、提供比成本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认为从外国进口的某项物品,其数量增长到足以对美国国内生产同类物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其面临严重的威胁,则美国总统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对该有关进口物品加征额外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借以帮助美国国内产业针对进口产品开展竞争。”有人称“201条款”为“例外条款”,其规定的保障措施不是对不公平的外国做法提供的救济,如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337条款”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救济那样,而是对公平的但却压倒性的外国竞争的救济。其实质是,允许美国在因进口数量增加而对相同产品的美国生产商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时候,撤回对其他国家作出的关税减让。也就是说,如果某货品的进口增加达到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的水平,美国将被允许为救济损害而将关税提高到协定前的水平。

八、“一般301条款”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内容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这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面临更大的困难。本文回顾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渊源，介绍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及特点，剖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实质和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复苏无法持续的危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重振乏力；欧洲受债务危机冲击，不得不提前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日本经济因日元持续走强受损；而复苏势头一直保持强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近来经济增长也已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0年9月10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为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的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渊源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都为各国政府实行市场干预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相关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学说，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货币输出、奖出限入、保护关税政策和发展本国工业，其实质是贸易保护理论。二是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加强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该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与先进国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工具。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竞争性贸易保护，甚至是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深远。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一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区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保护手段更加多样化。

（一）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经济，

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2006年我国贸易摩擦涉案金额为21亿美元；2007年为46亿美元；2008年增至61.4亿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亿美元。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欧盟对原产于我国的数据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我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我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孙韶华、施智梁，2010）。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剧对我国外贸出口势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贸易保护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

贸易保护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遭到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仍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116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计占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88.8%。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计7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6.2%（梅新育，2010）。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

反倾销。2009年9月份，阿根廷连续对我国产品发起多项反倾销立案调查、复审立案调查和最低限价措施等。提高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决定，对从我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购买本国货。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钢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国制造。出口补贴。2008年12月，美国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获得了政府总额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贸易摩擦国家由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贸易壁垒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

2009年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发起国集中，阿根廷、美国和印度总计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为26起；美国次之，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为19起；欧盟位居第四位，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国次之，为14起，且涉案金额较高（梅新育，2010）。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正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对于复苏仍不强劲的我国外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四）产品范围由传统产品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扩展

经济危机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仅涉及传统产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冶金产品开始成为调点。201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3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电子、纺织、化工、建材、轻工、冶金、有色金属、造纸和金属制品9个行业。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为6起；位居第三的是轻工，为5起（见图3）。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

面对经济复苏缓慢、强势美元衰退，国外为转移经济矛盾而对华贸易摩擦加剧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要从实质上加以认识。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被保护国的一种财富掠夺

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保护国凭借所谓的国际惯例和金融规则，利用金融工具和汇率手段等合法形式来掠夺别国的财富。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后爆发的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借国际收支不平衡或推动汇率巨幅波动进行的国家间巨额财富转移，而被迫接受汇率升值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都承受了惊人的财富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衰退。因而以贸易摩擦加上汇率升值的要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只是更为隐蔽，且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性更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使保护国承受损失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贸易对双方是“双赢”的，而不是“零和”游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打破互惠互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不仅无助于其经济的发展，也无助于其就业的改善。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办学定位；税务特色专业；课程体系；关税特色课程群

【中图分类号】G64.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4-00-03

上海海关学院2007年开设财政学本科专业（关税方向），2008年转为税务专业，并因具有鲜明的关税特色而入选教育部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1]五年来，税务专业在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关税特色课程群、实践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关税特色课程群体系的创建为税务特色专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课程和专业基础。在此，回顾总结特色专业和关税特色课程群创建的经验，旨在推进税务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成为国家优势专业。

一、学院学科专业建设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

学科专业建设是大学的发展之本。为全面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工作，学院成立了学科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全院学科专业建设工作。各系成立系级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具体落实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的有关精神，形成学科专业建设的院、系两级管理机制。同时，学院实行专业带头人制度。专业带头人是指在专业建设中，学术造诣深，能把握本专业发展方向，在本专业发展建设中有较大成就，并以其为核心而形成学术梯队、教学团队，能够带领学术梯队、教学团队为专业发展共同努力的教师科研人员。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本专业发展规划；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实验室建设规划；组织本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组织本专业毕业生论文工作；组织本专业检查评估的相关工作等。[2]

学院目前实行学科专业建设院、系两级管理机制和专业带头人负责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学院、系部、专业带头人以及专业教师在学科专业建设中的职责分工，为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

税务国家特色专业在2008年获批之时，学院尚未推行专业带头人制度，但学院是按照专业带头人的标准选定项目负责人，并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该项目负责人组织税务教学团队有序进行特色专业建设，实现税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的预期目标。在2011年学院实施专业带头人制度时，该项目负责人被选为税务专业带头人，既实现了税务特色专业项目负责人到税务专业带头人角色的平稳转换，也保持了税务专业建设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

二、税务特色专业的定位和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

特色专业是高校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过程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有较强办学实力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专业。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今天，建设特色专业就是要求高校针对人才市场需求的差异性，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形成“百花齐放”与“错位竞争”的人才培养格局。

1.税务特色专业定位更加科学

根据学校“立足海关，服务社会”的办学定位，明确税务专业的指导思想是“培养关税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税务专业人才，将税务专业办成有水平、有特色、受欢迎的国家特色专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税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建设规划，从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税务特色专业建设。

随着上海海关学院对教育思想、办学模式、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办学实践的发展，学院对学科专业布局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形成以管理学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学科交叉融合、互相支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现代海关学科专业体系。而在升本初期，学校通过在本科专业目录下自主设置海关专业方向和特别课程体系的方式来体现海关特色，形成了基本覆盖海关主要业务领域的海关类课程体系和海关类专业体系。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这种特殊的专业设置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满足培养海关特殊人才的需要。因此，2010年学院向教育部申请海关管理专业，并获批，成为全国唯一开设海关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而且海关管理专业于2013年列入国家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布点专业（120406TK）。[ 3]为此，学校对所有本科专业进行大幅度调整，将税务专业调整为非海关专业，学生就业由面向海关转为面向全社会。

这种转变将使税务专业定位发生根本性变化。本项目组调研了多家高校和企业，聘请了多位海关、税务方面的专家对税务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重新论证。同时，在本校税务专业毕业生和在校生中进行广泛调研。普遍认为税务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应该不仅限于海关而应该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因此，“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财政、税务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培养关税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税务专门人才”成为税务专业的最新定位。

2.税务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

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社会人才需要，税务专业确定以“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专业建设为依托，以课程建设为基础，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关税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性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税务专业按照“厚基础、重应用、显特色”的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结构体系。

在2008年财政学专业转为税务专业和入选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之际，对税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适时调整。一是系统梳理所开设的关税特色课程。将专业必修课《关税理论与制度》细分成《关税理论与政策》、《关税制度》；将《海关估价》、《海关商品归类学》、《原产地地规则》等关税技术类课程由海关共同课调整为专业必修课；二是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结构。增设税收类专业课程，如《税收会计》、《税收筹划》、《税务实务》等专业必修课。同时，调减财政类专业课程，将《国家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与资产评估》等财政专业必修课调整为税务专业选修课。

在2010年税务专业转为非海关专业之时，围绕新的专业定位对税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主要包括：一是加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文学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综合素质教育。增开管理学类（会计、财务、审计等课程）、法学类（法律基础、经济法、海关法等课程）和文学类（财税专业英语和第二外语等课程）课程，夯实综合素质教育；二是强化税务专业执业技能培养。在重视理论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税收实务类教学，如增设税务、税收会计、税收筹划、海关商品归类实训等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同时，开设了基础会计、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财务会计模拟实训、计算机审计等财会类课程，强化税务专业的财务会计基础和技能，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实践能力；三是鼓励税务专业学生辅修第二专业和第二学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专业人才。在修订税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注意与审计学、法学、国际商务、海关管理等专业相协调，创造跨学科跨专业学习的条件，培养复合型人才。[4]

三、税务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

专业建设是依托，课程建设是基础。也就是说，高水平的专业必须要有与其人才培养方案相适应的课程体系。[5]税务专业根据“厚基础、重实践、显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逐步建立起“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四个平台10个模块，如图1：

这种课程体系能够满足税务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综合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模块”体现了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前期课程设置趋同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实践教学模块”体现了人才培养的“重实践”。让学生多参与科研和实践创新活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践能力；“海关基础课和关税特色课程平台”凸显了人才培养的“重特色”，培养学生系统的海关学科知识。几年来，税务专业进一步将“平台+模块”式课程体系丰富细化为“以经济学课程群为基础，以税务课程群为核心，以管理学和法学课程群为补充，以关税特色课程群为特色的税务专业特色课程体系。”

而专业特色是通过特色课程进行凝练和体现的。因此，创建关税特色课程群是税务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之一。

1.探索创建关税特色课程群的过程

几年来，以税务特色专业建设为依托，开展一系列关税特色课程群的探索建设工作，目前关税特色课程群基本框架体系基本完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随着税务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的发展变化，关税特色课程群的创建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梳理优化关税特色类课程的结构。重点是将分散在不同教学模块的不同性质的关税类课程进修重新整合，形成关税特色课程群的雏形。（见图：2中：关税特色课程体系（1））；第二个阶段是完善关税特色课程群的框架体系。主要有“前伸与后延”两种方式，“前伸”就是进一步挖掘关税理论、制度和关税技术的理论基础，加深学生的专业理论底蕴，增设了《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海关商品学》等理论课程；“后延”就是开发关税技术类实训课程和案例教学课程，培养学生的关税实践和创新思维能力，增设了《海关商品归类实训》、《世界海关组织远程教育系统》、《报关原理与实务》、《海关查验技术专题》等实践类课程。（见图2中：关税特色课程体系（2））；第三个阶段是集聚关税特色课程效能，提高教学质量。主要是抓特色课程建设精细化。一手抓旧特色课程改造，一手抓新特色课程开发，同时注意关税特色课程的内在衔接问题，如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式等。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正处于该时期。

2.建设与关税特色课程群相适应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和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的重要保障。否则，无法将海关行业办学的资源优势（专业品牌、行业专家、学术科研、产学研结合等）真正转化为专业的特色与优势。[6]因此，学校非常重视税务特色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教师进修培养、聘请海关兼职教师等方面都向特色专业倾斜，形成了结构合理（专兼职、职称、学缘、行业背景等）、富有活力的师资队伍；二是学校健全基层教学组织，形成学院、系、教研室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三是税务专业实行课程责任教师制度。课程责任教师就是课程教学的设计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具体指导本课程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和本课程的考核与教学效果分析评价等工作，是教学质量保证的重要基础环节。税务专业已经构建起以课程责任教师为基础，学院、系、教研室四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关税特色课程的任课教师全部具有海关工作经验，其中4名教师是海关商品归类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报关员统一考试委员会委员，另外聘请2名海关兼职教师，基本形成一支与关税特色课程建设基本适应、梯队结构比较合理、理论与实践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保证特色课程的教学质量。

3.编著出版关税特色系列本科教材

关税特色课程在国内其他高校中很少开设，目前缺乏此类课程的教材和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积极参与学院特色教材编写计划，历时近5年，本专业教师先后编著出版了一套关税特色系列本科教材5本，包括《关税理论与政策》、《海关税收制度》、《海关商品归类学》、《海关估价》、《原产地规则》，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本科教材的空白。目前，已经启动编写关税特色课程实践类、案例类教材项目。

4.很抓关税特色课程建设质量

学校形成系、院、市、国家四级精品课程建设的制度。税务专业确立了以精品（重点）课程建设为抓手，统筹规划，整体推进的专业与课程建设规划，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有成效的推进课程建设工作，也使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形成良性循环。首期纳入关税特色课程群的特色课程已经全部入选市级、院级精品（重点）课程（见表2）。目前，税务专业集中精力建设市级精品课程《关税制度》，准备冲击部级精品课程。同时，扎实建设市级重点课程《海关估价》、《原产地规则》与院级精品课程《海关商品归类学》，力争培育更多的市级精品课程。此外，认真做好关税特色课程群二期特色课程的建设工作，创造条件入选院级精品（重点）课程。

四、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税务专业的关税特色得以进一步凝练和显现。由于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无经验可循，目前仍有诸多不足，需要继续建设和完善。

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院“特色强校”的办学思路及“特色兴专业”的发展规划，在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中应注意如下两大问题：

1.关税特色课程群的自身建设问题

正如本文前述，关税特色课程群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就是要通过精细化建设每门特色课程，最后集聚成为关税特色课程群的整体效能。这也是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过程中最关键最困难的时期，是由量变到质变升华的关键时期。继续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原则。一是着力改造旧的特色课程。根据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的整体需要，及时调整旧特色课程的教学计划，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手段等，进一步提高旧特色课程与关税特色课程群整体的适应性和配套性；二是注重开发建设新特色课程。根据关税特色课程群整体建设的需要，不断研究开发新的特色课程，并加强新特色课程教学目的、教材、教学计划、师资队伍等建设，从而保证关税特色课程群整体建设的配套性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尤其要注意协调不同关税特色课程之间的内在衔接问题，使不同关税特色课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相互区别、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实现打造税务专业特色之目标。

2.学院发展对税务特色专业建设的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是按专业培养人才的。专业建设水平就代表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而特色专业是是一种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已经产生较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影响的专业，是在高校办学思想指导下和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专业。可见，特色专业建设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高校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和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7]上海海关学院是海关总署的直属院校，有60年的海关办学经验和海关学科专业的积淀，培养了大批的海关专业人才，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坚持“立足海关，服务社会”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强校”的办学思路，应该把推动行业优势资源转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抓手，尽早将行业办学优势转化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形成海关学学科品牌和专业特色优势。

而税务专业则应发挥“订单式”人才联合培养模式的优势，推进关税特色课程群建设。税务专业属非海关专业，但必须紧紧依托海关办专业特色。首先是借力于“订单式”本科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探索在招生和就业环节实行社会化，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订单式”联合培养的局部性“订单式”联合培养模式。同时，要借力于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订单式”人才联合培养模式。[8]通过建立专职与海关兼职教师师资队伍、实践教学基地和指导教师、产学研践一体化等，把海关行业的教育教学资源优势转化为学院的办学优势和专业的特色教学资源优势，提升办学实力，打造国家品牌税务专业。

当然，特色专业建设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而关税特色课程群是税务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之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教高函〔2008〕21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Z].

[2]沪关院人〔2011〕176号《上海海关学院专业带头人遴选和管理办法（试行）》[Z].

[3]教高〔2012〕9号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通知 附件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Z].

[4] 李九领 张磊.税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探索，[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2年，（9）：115-118.

[5] 罗云.关于学科、专业与课程三大基本建设关系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04年，（3）：32-34.

[6] 李俊龙 林江辉 胡锋.对高校如何开展特色专业建设的认识和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8，（4）：58-61.

[7] 王平祥 陈晓琳.试论品牌特色专业建设.[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10）：142-144.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践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求达到本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新疆是我国欠发达省份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本文从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的角度出发，力求探索一种适合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新疆和中亚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寻求一条适合新疆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大的互补关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的空间。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采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这里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最大的亮点。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7.6%，每年有4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年石油进口量可能会在3~4亿吨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需求量的74%。而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的程度，已由1993年的5%上升到2001年的30%，200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5%左右，且总体走势是上升的，预计2020年将达到60%。①新疆与中亚各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无疑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与中亚各国处于同一层次，但是双方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关系。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基础比较好，素有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基地之称。但是，受到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片面发展资源型重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新疆的农产品、纺织品、家电、棉纺等轻工业产品是中亚各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新疆和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从中亚各国进口初级工业品，出口轻纺产品和食品的贸易格局。到2006年为止，新疆向中亚各国出口贸易额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82％，并且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一批知名的龙头企业。正是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多层次、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优越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边境线最长、邻国最多的省份。新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不毗邻，但也是近邻。因此，与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面向中亚各国拥有开放一类口岸12个（包括2个空运口岸），二类口岸11个，这些口岸成为我国向中亚各国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横贯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最便利、最廉价的运输通道，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乌鲁木齐空港可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新疆有与哈、吉、塔相通的公路，已初步形成了与中亚各国相互交流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于中国来说，新疆是向西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于中亚各国来说，中国的新疆是这些国家走向世界的东大门。

（三）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政治保障

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多国领导人在谋求区域稳定的同时又寻求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相继签署了多份有关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为新疆与中亚各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方向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对新疆的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亚各国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合作的领域日趋广阔。尤其是在2000年欧亚共同体成立以后，中亚各国都注重区域整合，建立以关税同盟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原有的经济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中亚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推动其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除土库曼斯坦以外中亚国家均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当中。2005年9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宣布：从2006年起，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将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制度。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最终形成统一商品市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降低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传统贸易优势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很大差异

新疆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而且又是连续多年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中亚各国的内陆边境省份，中亚各国的经济整合必然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产生排他性不利影响。从中亚各国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中亚各国占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远远超过新疆占中亚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2006年，中亚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为925亿美元，其中与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74亿美元，占中亚进出口总额的8％；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91亿美元，与中亚的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81%，这说明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很不平衡，新疆更依赖对中亚各国的贸易。②而且，随着经济整合的不断加深加快，这种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

中亚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加强与国际经贸关系，中亚各国在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设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新途径。与此同时，在中亚各国中，新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逐渐认为，虽然两国贸易的80%是在新疆完成的，但是新疆属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疆每年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由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即使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商品，与内地生产的商品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③因此，更多的哈国企业与商人开始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进行贸易联系，这严重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来说，这种贸易形式增加了贸易转移，减少贸易创造效应，使新疆仅成为一个中亚与内地的商品物流中转基地。

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是，伴随着中亚各国产业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整合进程的加快，这种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务之急，新疆必须制定一条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自由贸易区是新疆与中亚各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具体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④

优惠贸易安排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低形式，只需在协定国之间签订有优惠关税安排即可。优惠贸易安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模式，不足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⑤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已经在优惠贸易安排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达成了共识。2004年4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四国在乌鲁木齐达成协议，按照四国政府签署的《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对过境运输车辆各成员国免征政府规定的过境费和通行费。

哈、吉、塔和乌虽然已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且向“一体化”的目标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达到共同体要求的目标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各成员国的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在区域内也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和冲击。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国际商品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冲击本国内的民族产业，对本国传统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其次，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国家的国内产业多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产业为主，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和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使各成员国难以分享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后，2005年，中亚各国GDP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都不大，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无法大量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各国仅有有限的产品能在区域内得到关税同盟带来的收益，而大部分产品仍然要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所以，关税同盟这种合作形式更不能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目标模式，基于关税同盟之上的更高级的合作模式就更是无法实现。

目前，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主要特征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完全免除关税，并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消除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得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并不规定共同关税，成员国可自行确定对区域外国家的税率。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区域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设定科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地避免区域外商品通过区域内其他低关税国家流入本国市场，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和损害。建立一种外向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优形式。

四、采取渐进策略推进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开展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可行的操作性。采用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这种渐进式的合作模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是最佳选择。

（一）借助地缘优势，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

在中亚各国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说，哈萨克斯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有7个一类贸易口岸，而且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的82％以上。为了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哈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地缘优势，优先设立和扶持边境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区。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设立阿拉山口边境自由贸易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应该给予充分的论证和政策扶持。喀什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在喀什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不仅能提升喀什综合性城市的功能，而且能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喀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制造中心。

（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各国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障碍也就有所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是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

中亚各国均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对内实行互惠关税的政策。所以，关税壁垒主要存在于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消除关税壁垒是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促进商品流动，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应该把标准一致化、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确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便利化的主要领域。在投资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软环境建设。建立以更高层次的“乌洽会”为主的多种经贸交流平台，设立边贸发展和对外开放专项基金，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和会晤机制，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机制，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环境。

（三）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磋商，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促成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以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为前提，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区域内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达到跨国界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最佳配置，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注释：

①何一鸣、刘广慧.加强中印能源合作的可行性研究[J].2006，（06）.

②王海燕.新时期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的地位[M].新疆社会科学，2005，（03）.

③黄一超、贺湘焱.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中亚论坛，2007，（07）.

④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

[7]姜芳.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关税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

[7]姜芳.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