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的影响下，20世纪开始，中国就有一批有志青年胸怀爱国热情和教育理想，面向世界，发奋进取，力图发展我国的现代工艺美术。20世纪20至30年代，庞薰l，雷圭元，郑可、李有行先后留学法国，陈之佛，祝大年，沈福文等留学日本，他们从不同的着重点学习、研究工艺美术。回国后，在各自不同的工艺美术实践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也成为第一批将外国工艺美术知识带回中国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工艺美术人才有了迫切需求。一批早年就怀有通过实用美术救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在此刻有了才干得以发挥的机遇，在经过了四年的精心筹备后，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国内从此有了正规而系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载体。

此时，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国对于外国工艺美术的介绍侧重于如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等东欧友盟国家。如1958年，雷圭元和袁迈曾经编纂了四册有关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工艺美术作品选集，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的工艺美术。1959年，陈之佛亦曾撰文《波兰的民间工艺美术》，发表于《美术》杂志(1959年第7期)。1958年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报――《装饰》杂志，也在此时期文图并茂地介绍了诸如罗马尼亚，波兰，伊拉克等国的工艺美术发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二、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的发端

改革开放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在给学生讲授的公共理论课程中，开始设置有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并逐渐发展为较为系统的专业史论课程。然而，直至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系建立之初，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尚属空白，这意味着给予学生的营养存有缺陷，如此的结构，对于我国高等工艺美术教学与研究来说也是极为不合理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艺术设计教育的优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率先在全国创建了工艺美术史系。1983年4月1日，教育部同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增设“工艺美术史”专业，该系主要研究方向即为中外工艺美术的历史、现状以及相关理论。随着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系的建立，原有的史论课程得以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也有了建设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我国著名外国美术史论专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主任奚静之教授，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和支持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她对西方美术史，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美术史的研究十分精深，对俄罗斯工艺美术和欧洲民间美术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并时常撰文介绍一些来自异域的工艺美术作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建立后不久，奚静之教授给我带来了几本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其中刊载有青年学者张少侠撰写的欧洲工艺美术史方面的连载文章，这是我知道的在当时较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文章使我很受启发，也促使我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田地里耕耘至今。之后，我还见到了张少侠、保彬等人编著的欧洲工艺美术图典之类的书籍，在学界有相当好的反映。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原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程师朱培初先生和原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朱孝岳先生一直笔耕不辍，历年来撰写了多篇关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的工艺美术史文章，且学术视野相当广泛，涉及到家具，服装，首饰，陶瓷，金属工艺、民间工艺以及外国工艺美术理论史和中外工艺美术交流史等领域。我认为，他们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取得了成绩，特别是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2年，我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经过在学院一年时间行政工作的锻炼之后，成为当时新组建的史论系的一名青年教员。奚静之教授为了组建史论系，从当时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招纳了一些人，如工业设计系，装饰艺术系的毕业生，还有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装潢系招聘来的毕业生，这些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又对理论研究持有浓郁兴趣，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文化素养。当时的系主任奚静之教授希望我来做外国工艺美术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认为笔者外语比较好，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很好的条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从此开始了专门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并且一直坚持做到今天。实际上，当时史论系的青年教师们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有―定分工，我负责欧洲部分，另外两位分别负责伊斯兰地区，大洋洲，美洲、非洲部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其他教员有的调离了史论系，有的甚至离开了学校，最终，讲授并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因此，我就把原来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内容也接过来一起做，进行基础的通史研究，并形成了最初的授课教案，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开始走向了稳固发展的道路。

三、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研究在中国的认同与发展

1、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1984年，创建一年后的工艺美术史论系，在奚静之教授此前初步构想的基础上，确定了外国工艺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这个重大课题之后，我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研究之初，首先是搜集大量的文图资料，主要是通过各大图书馆来搜集相关文献和图片资料，其中外文资料占绝大多数。当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有到国外去考查的条件。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好之后，自己要花大量的时间反复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努力兼容与消化，并进一步归纳、总结，最后编写出教案。庆幸自己读大学时外语就选择了日本语，当时学校图书馆的日文书籍数量最多，这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日本学者对外国的文化史迹的考察进行得十分广泛且特别深入，并有大量资讯可靠、内容深刻、图版精美的出版物和印刷品，加之研究工作做得也很深人细致，这对我的工作启发颇大，同时，也萌生了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本留学的想法。这些想法和动因，促使我不厌其烦并周而复始地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翻译外文资料，建立资料卡片，拍摄图片，撰写文稿，整理文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向前拓进。有效的积累和有益的探索，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果实――可用于开课的教案诞生了。

两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笔者在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开设了我国第一堂“外国工艺美术史”课，这样，就填补了我国艺术院校没有正式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这一空白。同时，这一课程的问世，也与已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对应起来，使我国的高等工艺美术教学结构更趋合理化。

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是从几个文明古国入手的，诸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两河流域，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等。一开始是分专题讲，一个专题讲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也有一种宗教体系下的工艺美术史专题，如伊斯兰工艺美术。在讲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区别于长期以来讲授的美术史，不能受其影响，只讲外国的工艺美术，如外国的陶瓷器，玻璃器、石器、金属器，漆器、染织物在造型与装饰方面的发展历史和艺术风格的演进等等。对外国工艺美术史发展的进程划分，基本上承袭了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划分方法，因为外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大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风格时段的划分上，如古希腊陶器的不同风格的分期(我将此划分为五个时期)和一些基本概念或提法上，坚持使用有利于认知和理解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如将过去一直称谓的“希腊瓶画”，改称为更为确切的“希腊陶器装饰”……就这样深入分析，精心研究，反复推敲，从原始社会时期，上古社会时期，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不断地充实、调适和完善内容，并积累经验。

2、赴外学习研究

1990年，笔者有幸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派遣，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的艺术学科主要学习研究的是日本工艺美术史，但我给自己设定了～个目标――不能仅是研究日本艺术，还要借助日本良好的研究条件，深入研究日本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艺术发展史。于是，除了在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和艺术资料馆阅读和鉴赏大量外国工艺美术资料外，我也反复观摩了古代埃及艺术博物馆藏品展，卢浮宫藏品展，以及埃特鲁里亚，玛雅，安第斯等专题性的古代艺术展。看到了不少工艺美术品的实物。同时，我也领略了许多西方现代艺术展和世界艺术博览会的风采，着实获益匪浅。利用境外的研究条件，学习了大量外国工艺美术史方面的知识，看了许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艺术作品。通过这个学术研究平台，掌握到更多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地区的工艺美术史论知识。原来在国内学校开设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其中讲到的许多作品，都只是看图片，从来没见过原作，但是在境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它们，对一些作品的质地、体量和色彩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

以此为契机，笔者又有计划地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各大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及艺术史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进一步丰富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图片资料与文献资讯，并购买了大量参考书籍，收获颇丰。

笔者认为，从留学的意义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留学国家先进的研究条件，学习其先进的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要把它带回来，而且要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完成自己的理想。这种留学才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从事外国文化历史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者。我认为，今天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应该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留学经历，学习到了先进的研究方法，这至关重要。

3、《外国工艺美术史》之问世

回国以后，我意识到，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学习掌握的这些知识尽快地运用到教学中，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就开始筹划写书。要在“外国工艺美术史”以前仅为一门课程的基础上，把这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当时“外国工艺美术史”已经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向学生授课了，这些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我的教学资料，首先编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外国工艺美术史授课提纲，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撰写正式的外国工艺美术史的学术专著。

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学养和提升学术水平，我从1995年开始，师从奚静之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为了紧密结合教学任务，与导师商定，就把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选定为《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这样就可以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来完成这本书。3年后，1999年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毕业答辩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工艺美术史》，这是国内出版的首部研究较为深入、体例较为系统、内容较为全面的《外国工艺美术史》专著。当然，现在看来，这本书还不能说是很完美的，因为它毕竟是作为外国工艺美术的一种基础史和通史的定位来展开研究的，只能说是在这个领域作了积极的探索，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和改进。让其进一步适合于我们的学科研究，并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已有很多艺术设计类院校和相关专业，都以这本专著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反映了该书的应用范围，市场需求和学术质量。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本书的修订版，使之进一步完善和适用。从目前的乐观形势来看，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的田地里，很有必要继续耕耘下去。笔者认为，一方面仍要不断充实和修订《外国工艺美术史》这本书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这一基础之上不断派生出一些专门史，如按照国家、地区或者宗教派别来分门别类地编写系列的专著和教材。这个工作要不断地做下去，并要有新的突破，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还要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

《外国工艺美术史》一书在所用范例作品的选择上，一方面是从鉴赏的角度收录一些比较经典的工艺作品，就是许多史学家和艺术史学者都一致认为好的工艺美术作品，为读者提供赏心悦目艺术形象；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对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作品进行分析、论述，从各个方面来展开，比如作品独特的制作工艺，罕见的材质肌理、强势美感的装饰，还有品种本身的独特性……从多方面来分析和考量作品的价值，然后，可以分门别类地解析，客观而深度地叙述，浓墨重彩地去描绘。总之，按照我们中国学者的眼光去审视外国工艺美术所呈现出的特质，作具体而深入的探究，并总结出优势和特点，再确定是否把它收录进来。

笔者认为，“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外国工艺美术史”应该并列发展，而且是一门有对比关系的课程。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这样的教学与研究才是最合理的，这样的学科建设也才是最完整的。《外国工艺美术史》出版，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使我国的高等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原来的一些同事都纷纷放弃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门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学生又培养得很晚。眼下，后续研究人才和力量的不足便是问题了。

4、教学与研究模式之影响

目前在世界工艺美术通史方面，从教学与研究的角度来说，撰写教材，开设课 程，我们在国内开了先河，并且很快在学界得到了认可。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与推广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院校和机构得到了认同和赞许，很多学校都规定了有关外国工艺美术的教学和研究办法和内容，因此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我们开创并建立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体系，出版了首部此类研究方面较为全面而具权威性的著作及相关图书，为全国范围内展开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由笔者撰写的《外国工艺美术史》已成为全国艺术设计院校和专业的必读教材。外国工艺美术研究已在全国相关院校、尤其是在艺术设计学博士点列为研究项目。我们开创并建立了外国工艺美术史教学方面的体系，在我国高等学府率先开设了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目前全国相关院校逐步开设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如苏州大学艺术设计学博士点已将此课指定为研究课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将此课定为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作为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课程。由于该课程内容的逐渐成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06年起，清华大学已将外国工艺美术史定为大学人文素质核心课程。同年，外国工艺美术史课获得北京市精品课程奖。2007年，外国工艺美术史又荣获全国精品课程。可以说，外国工艺美术史教学与科研体系的建立，打破了长期以来工艺美术史教研活动只有中国工艺美术史单项的局面，完善了工艺美术史学科的建设。使其与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研究并驾齐驱，和谐发展。

自2006年《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被确定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清华大学人文素质核心课程，并于2007年最终被评选为全国精品课程以来，笔者深感责任重大。笔者和同仁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进～步建设完美的精品课程和教材这一目标的艰巨与艰辛，必须发挥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纵观全局，把握时机，努力培养21世纪具有人文情怀和优秀专业素质的艺术设计人才。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国内领先，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将高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培养综合性，具有优秀人文素质的新时代艺术人才。

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定位是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一体化，注重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门类工艺美术实践的结合，中西工艺美术的比较研究，古代工艺美术研究与现当代工艺美术研究的沟通等领域的新课题。课程面向本专业，全院，全校开放。着力于对世界优秀工艺美术的学习、探研和借鉴，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积极培养学生的艺术历史观、文化观。

近年来，在笔者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外国工艺美术史专业已培养博士研究生4名，培养硕士研究生27名，培养高级访问学者9名，培养高级进修生18名。另外，由笔者讲授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本科生听讲者已逾万名人次，总授课时数达11760学时。在笔者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中，关于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内容包括中世纪，伊斯兰，美洲，近现代等专题领域。同时，每年应邀到全国各地院校进行外国工艺美术史专题讲座十数场，对于外国工艺美术史在国内专业院校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规划与构想

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尚需继续发展和完善，因此，要分成几步走。

(1)教材建设

①在原有《外国工艺美术史》的基础上，编撰外国工艺美术系列史，该系列以国家地区，时代，宗教进行分类，每个领域独立成书，形成一定的规模，使外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与教学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可以与业已成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比肩。

②编纂一定规模的《外国工艺美术大图典》，按照国家，区域，时代、宗教等分为10至20册，以便读者充分地解读和领略外国工艺美术。

③编纂《外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使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系列化、整体化、综合化，学术化，并满足全国范围内设计艺术教学与研究的需求。

(2)教学，科研工作

①为了活跃教学氛围并与国际接轨，学习和借鉴先进授课经验，继续聘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授课。

②继续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主办国内，国际相关工艺美术教育，研究和保护的学术展示与理论研讨活动。

③有计划地赴国外进行专业考察与调研，并选送学术骨干出国深造，确保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才梯队和学术力量。

④引进优秀的青年教师，加强后续研究力量。

⑤提高外语水平，加大原文资料的阅读和检索数量与难度，确保研究水平和授课质量。

⑥创造和提供深造机会，强化专业知识，积极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

进一步落实教学改革思路与方法，并不断完善，确保目标与定位的实现。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研究体系犹如大厦的地基，它的课程设定、研究领域和涉及范围，都将对学科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与意义，是人文学科建设不可缺失的环节，也是国家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必不可少的课题，因此，我们将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向建设国际一流艺术史论学科迈进。

笔者认为，艺术史论的研究与教学，应注重其现实意义和价值，应对构建当今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培育人文精神，发展健康的文化事业产生直接的作用，并以净化人的灵魂，养育人的美好情操，拓宽人的视野，优化人的心智为目标，而不能一味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只满足于停留在前人的思想境界或无所创新，无所开拓和发展的现状。我想，关注当下，着眼未来，不断创新，是艺术史论研究的关键。

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科中的重要环节，对培养国人的文化素质，提高我国综合素质教育质量，完善人文学科，树立学术形象，提升综合学术地位，皆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工艺美术领域的研究实力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占有绝对优势，这个雄厚的基础是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与教学的优势，发展形成体系完整的专业，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完善教学研究体系。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职；艺术设计；设计史论；改革

目前，国内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设计史论课程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史、世界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设计美学等理论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史论课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今中外几千年的设计发展历史，领会每一种设计思潮的形成过程及其风格特征，还能提高设计鉴赏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艺术设计创新能力，为将来所从事的艺术设计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21世纪的优秀设计人才，不但要拥有高超的设计能力，更要具备扎实的理论修养、永不衰竭的创作灵感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深厚的设计史论知识储备对于一名优秀设计师的成长、对于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这一重要性未能得到广泛的认识，我国很多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史论课程教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1我国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史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重专业、轻史论”。职业院校一直强调“工学结合、重在实践”，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作为重中之重，往往忽略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加之高职的教学时间比本科阶段少一年，所以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大大缩减了设计史论课程的内容与时间，很多高职仅仅开设了《中国工艺美术史》或《世界现代设计史》，且学时较短，有的理论课程则沦为了选修课，学校的不重视直接降低了史论课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导致了学生对史论课的轻视。（2）大班教学模式严重影响教学效果。传统的史论课程教学只强调教师的指导性作用，采用合班授课的形式，笔者所教授的史论课程一个大班多达近两百名学生，学生人数之多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课堂毕竟不同于讲座，教师无法很好地对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进行指导与调控，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3）单一的理论讲授导致学生兴趣低。传统的史论课程教学往往以单一的理论讲授式教学为主，这种教学方式能面向很多学生进行教学，在较短时间内可以让学生获得很多知识，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单一讲授只强调教师的主导性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往往是教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口干舌燥，而学生却从不思考，听得昏昏欲睡。久而久之，很多学生对于史论课便提不起兴趣，来上课也只是为了考勤，敷衍应付了事。（4）考核方式缺乏创新性。史论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采取闭卷考试或论文撰写的形式。这两种考核方式各有优点和局限，闭卷考试的方式能很好的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但也会导致学生死记硬背理论考点，以至于我们培养出来的很多学生“高分低能”。论文撰写对于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生来说有其适应性，但考虑到高职学生的文字功底，有不妥当之处，往往很多论文都是毫不费力的从网络或书本中直接复制，也流于形式。

2改革措施

从以上分析来看，当前我们必须改变常规的教学方式方法，把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学重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

2.1教学内容的改革

目前，艺术设计史论教材多为上世纪所编著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所教授的知识也需要注入新的血液。完全按照教材设定的内容讲授已不能适应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的需要，教师应该灵活结合当今的重大设计案例，剖析其设计思想与创意亮点。例如，笔者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中，根据“什么是工艺美术？”“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怎样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三个问题，设计制作PPT演示文稿，在讲授课本知识之前，利用2～4课时的时间给学生进行讲授。在“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单元中，运用21世纪初我国的几个重大国际性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的设计实例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关联性知识，给学生进行详细的实例讲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的申奥标志设计、奥运会标志设计、吉祥物设计、火炬设计、奖牌设计、领奖台设计、礼仪小姐服饰设计等，分析这些设计中所运用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元素、符号或寓意，让学生了解这些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更能让学生意识到本门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

2.2教学方法的改革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3篇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这一命题是张道一先生1989年发表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一篇论文题目，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布满了他对美术教育现状的关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造就了人的使命感，人类的使命感又促进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张道一先生已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并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美术教育理论，他从1952年起任教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到1995年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院，已培养众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在严酷的磨难中历经艰辛，但始终没能被命运征服，在我国美术教育领域依然忠诚地耕耘。从美术的启蒙教育、审美教育、师范美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到参与制定我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规划，张道一先生都以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务实的教育责任感，梳理着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关心着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道一先生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的宏伟事业，它在社会的各部门中带有基础的性质。一般地说，教育本身不直接在社会上产生效益，而是把培养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效益(社会的、经济的)才会显现出来。研究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调理相互的关系，以利全面发展，又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兴旺。就美术教育的问题他又明确指出：作为体现美育重要手段之一的美术，如何熟悉又怎样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思想并不统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当然是明显的，只是冷静思考起来，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注重微观而忽略宏观，重技巧而轻理论。假如孤立地评估一门具体课程，收效颇大，但对整体结构却失去平衡。这样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果实很多，不少带有苦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关干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

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对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刚刚复苏时所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十分关切，曾多次到工艺美术院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举办讲座，发表有关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处地位的许多言论，同时也阐述了他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的观点，明确指出工艺美术教育应首先解决专业思想问题，树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张道一先生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社会功能作用，本来就存在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但若以此度彼，或是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不仅会导致在设计思想熟悉上的混乱，也必然造成工艺美术事业的损失。在工艺美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观念为主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还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工艺美术的本质及其实用因素，正是因为实用性，才决定了工艺美术同人们生活的依存关系，它所涉及的各种造物品类，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画画”中心论的社会偏见和对工艺美术的误解，唯一解决的办法，张道一先生指出，应从教育入手，调整教学结构，改革陈旧的教育模式，创建适合工艺美术教学自身规律的教育体系。

我国的“学堂”式的教育形式开创于本世纪初，图案教学先设立在师范学校，为手工劳作课程之一，后来才逐步完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创办实业教育，为了使国民能在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使教育同步发展，从而创立了新型的工艺美术教育体制。当时，一些有志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人士，先后到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学习，同时也将他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带回国内，将西方一些古典设计风格和德国新兴的设计观念直接接受过来。1949年以来，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工艺美术系或专业，成立了一些多学科综合性的工艺美术院校，使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从幼稚走向成熟。张道一先生自80年代以来，以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主线，拓展到工艺美术教育的诸方面进行研讨，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理论上建立了自身的体系，从教育观念上提出新论点，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补充了新内容。在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的创建中，张道一先生为此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和同代学者一样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针对我国一度出现的“百袖衣式”的教学结构，张道一先生曾撰文指出：教育目标不明确，更不可能制订出有力的教学措施和合理的教学结构。也就是说，工艺美术教育的对象、目标、市场、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是制定和完善教学结构的要害。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教学结构，就好比是一部结构严谨的机器，虽然齿轮有大有小，转动有快有慢，但是必须和谐地运作，才能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机体。针对工艺美术教学存在的课程设置、授课方法、授课内容与专业分工等问题，他认为这是百袖衣式的碎片连缀而造成的后果，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需要增补或调换“齿轮”，调整教学结构，完善教学规划，使工艺美术教学这部机器向着更协调的方面发展。

在工艺美术院校的基础课教学中，有关绘画课的设置及课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表明工艺美术基础教学结构与专业教学结构如何统一的问题尚有待解释。张道一先生主张“画”与“工”的量度，是建立在最终教育目的之上的，建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就必须从纯绘画专业思想上转过来，也就是说以工艺美术为主体而谈绘画，在这里绘画是基础之一，而不是主体，这是专业性质所导致的，并非是排斥绘画的因素，只不过绘画在这门学科中所担任的不是主角而已。如他所说，在工艺美术教学中绘画“要害是画什么，怎样画，和带着什么目的去画，即立足点站在哪里”。工艺美术和绘画同属美术学科，因此两者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绘画就是基础练习的共性之一，但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现在讨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画，而是不能以“画画”来代替“设计”的问题。关于工艺美术教学中设计课与绘画课所占比重和它所应有的位置，一些专业至今还存在结构上的偏差，张道一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如此鲜明的辩证观点，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也是我们在当前工艺美术教学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一二一”理论构建

张道一先生在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中，对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一直颇为关心，80年代末他提出了“一二一”教学的构想，为我国高等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照。所谓“一二一”教学法，即在四年学制中，一年打基础，两年攻专业，一年加强修养。这个教学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现状仍不健全、不够科学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将克服一些长期受着美术教育一统的偏见。科学的理论建构，将有效地提高高等工艺美术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使学生得到良好的、科学的教育。具体措施即：入学后的第一年从两个方面打好基础，一是写实的描绘能力培养，二是设计的匠意练习。入学后的第二、三年进人各专业工作室，在专业设计教师和教学辅导人员的指导下，分专题完成设计教学的主题课。与常规教学计划不同的是，张道一先生还着重提出最后一年的修养课，它包括一般史论、专业史论和选修自己所攻读的专业知识，研究与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相关的各门学科，并深人基层对生产、市场、治理、设计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撰写本专业既有理论又有实效的应用型论文为使“一二一”教学方案在高等工艺美术专业得以实施，张道一先生明确指出，改变我们目前工艺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创造必备的条件，具体创见如下：

1·从招生做起，彻底改变现行的繁琐考试。必须保证高考课程的合格成绩，废除以掩盖文化课不及格为借口的浮动不定的“分数线”，各门课程均须达到60分以上。总的说是提高文化素质，加强面试，注重对艺术灵性与悟性的发掘。

2·改变包下来的办法，采取逐年择优升级，实行淘汰制，以促进学习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3·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讲义和示范作品、参考作品。制定严格的评定教学质量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奖惩措施。

4·提高教师素质，树立设计和生产的观念。彻底纠正以“画画”为指导的教学思想，逐渐使教师在设计与制作上成为全能，并研究教学法。

5·优化“双向选择”，在第四年即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并鼓励学生在未来工作单位的合作。

四、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课程设置

张道一先生针对我国一个时期工艺美术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多次从教育的宏观构架中寻找原因，发表了一些带有创见性的言论，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他还围绕工艺美术教学中基础课与基本练习的关系，专业课与创作设计的关系，史论课与知识结构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为解决和完善在教育中所存在的矛盾，对各个方面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

l·“在艺术上，凡基础都带有共性，不仅要学得全面，也要学得踏实，否则就无法适应进一步创作设计的需要。对于某些共性较强的基础课，己经提出的‘专业基础’、‘结合专业’以及‘为专业设计服务’等，是不恰当的。”张道一善于从艺术规律和教育规律出发，以实证为依据，阐述基础教学与专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基础教育是学科需要的必修课之一，不仅是小专业范围的直接基础课目、基础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是服务于专业的先导，而应是培养学生举一反三治学能力的手段之一。他从全面概念的基础教育出发，提出了四点要求：（1）基础的写实描绘技能。不仅靠素描、水粉、水彩课教学，还应从广度上拓展;（2）基础图案的设计。这种基础练习与素描、水粉课有所不同，它具有形象思维的因素，要打破“四大变化和三大构成”百袖衣式的结构，抓住形象思维的规律实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练习;（3）配色练习。在研究色标与色谱的同时，使学生把握色彩学的基本知识;（4）基本制图法。培养学生制图学的基本技能。这四个方面较为准确地论述了我国基础课与基础练习的改革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2·专业课是针对工艺美术学科设置每个专业范围的课程。张道一先生主张，专业没有必要分得过细过多，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分析，其科目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但必须把一些相近或相同的专业相对归类。他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以现代工业为主体，以机器大生产为手段的艺术设计，分成三大块是可取的。这三大块是：围绕商品的装潢所做的设计，为各种机械制品的塑造所做的设计，和为配置室内外环境所做的设计”。除此之外，他还非凡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的课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加以条理，纳入高等教育之中，使之成为专业教学的科目之一。就专业课的分工，他着重强调要加强五个方面的横向联系，使专业课的分类不流于一般，而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使之更为充实、更为完善。

1创作设计的艺术思考。美与用的辩证统一，审美的意匠与功能机构的发挥。

2人体的研究。即人与物与环境的关系。

3材料的研究。各种造物材料的性能、结构，及对物品的适应。

4工艺的研究。各种工艺手段、技术特点、加工方式，对设计的局限，及设计对工艺、材料的适应。

5消费心理和市场物资的研究。

3·史论课与工艺美术专业的知识结构，是我国现有院校所忽视的重点课程，如何将工艺美术史论纳入专业教学之中，从“共同课”中脱胎出来，是一些院校和相关专业院系所困惑的问题之一。张道一先生曾对目前学生入学前文化素养偏低、入学后又不重视补习的现实问题，提出要提高师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加强史论课规律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他还从历史、理论、知识三个方面阐述了专业史论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使学生学习一些优秀的中国工艺文献知识，增长一些理论的思辩能力，从传统的工艺思想和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理顺工艺美术发展的脉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创作新工艺的需求。他还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阐释了工艺与科技、实用与审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工艺美术理论与知识结构在教育中占着重要位置的结论。

五、关于师范美术教育

张道一先生从事美术教育多个春秋，曾执教于师范学院，对我国现行的师范美术教育工作有着较强的责任感，1986年在《美术》杂志第5朔撰文《塑造人的大业》，评述了中国师范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美术教育是整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学龄前儿童教育，其二是中小学教育，其三是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普通美术教育与师范美术教育虽同属一个层次，但其教育目的和要求又不尽相同。简而言之，美术院校以培养美术家、画家和专门的设计师为主，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则不同，它以培养“幼师”、“中师”师资为主，其任务是培养那些直接服务于各个层次教育所需要的美术教育工作者。而我国的美术教育的现状又恰恰混同于普通美术教育，从招生考试到授课内容，除毕业实习课安排之外，其它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均与普通美术教育相同。所以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想从事美术创作，没有从事美术教育的意识，久而久之，造成了美术师资贫乏，大量毕业生改行的恶性循环。鉴于此，张道一先生曾指出：“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系，严格地说应当称作‘美术教育系’，唯其如此，才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中，从而看出它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为此，张道一先生根据我国师范美术教育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只有将美术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有原则又能变通的科学方法，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使之成为一门教育科学，并提出了具体举措：

教育学：研究教育的现象，揭示教育的规律。其中美术教育的位置、美术教师的具体职责自会分明。

教育原理：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揭示儿童和青少年在道德品质和把握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心理过程。

教育工程学：面对受教育者的各个发展阶段，培养他们的性格、智力、技能和专长等的设计，以促使其更快的发展。美术教育的全部过程，也应进行合理的设计。

教学法：包括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前者研究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原则、内容、过程、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后者则分别研究每一课的以上特点，美术教育便是一个分科。

教育见习：对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现行教学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实习：运用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参加教学工作，以验证理论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

张道一先生关于师范美术教育的思想在目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阐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即师范美术教育是培养美术教育家，而不是培养艺术家，师范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带动全社会美育的提高，培养各层次教育所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六、关于艺术学教育

我国的艺术院校，培养了大量的闻名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当我们回顾历史、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结构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在实践和理论这一对关系上，艺术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不足”。艺术教育主要侧重于艺术技巧、艺术语言的练习，也就是说，无论是表演、演奏、绘画、雕刻，还是工艺设计，往往在具体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最大，而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高则相对较为薄弱。虽然艺术院校一般都开设艺术史论课，但都是为创作服务，为了艺术实践增加知识和修养。也有零星的艺术院校设立了艺术史系、科，但经常是孤立进行，如美术史论、音乐史论等，彼此之间并无大的联系，也只是作为一间单科来设置，并为自己本专业服务。而对于艺术学的宏观思考及整体研究和艺术学的全面教育，不仅显得薄弱，而且备受忽视。

张道一先生在《艺术学研究》发刊辞中指出，要探讨艺术发展的原理和规律，研究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共性与个性，必须建立艺术学并重视艺术学的综合教育。没有艺术活动和艺术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然而只有艺术的创作和实践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长期以来，艺术界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艺、轻研究的状况十分普遍，因而造成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失衡。鉴于这种状况，张道一先生倡导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并同时在东南大学设立了我国的第一个艺术学系。艺术学系以艺术学为重点开展教学和研究，从而为我国高等学校中填补了一个学科空白。张道一先生将艺术学系设立在综合性大学，是与艺术学的发展建设和艺术学教育分不开的。东南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文理工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在80年代曾创建艺术系，其重点是培养实践人才，80年代后新建的艺术学系其重点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这是一种合理的历史上升。张道一先生认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艺术学研究，设在综合性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他可以与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相互影响，也可以与自然科学沟通。由于艺术学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又属于人文科学的理论范畴，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艺术学系与艺术院校便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并产生互补的关系，无疑对于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张道一先生是将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的人文科学教育来对待的，这正是艺术学教育区别于专门的艺术门类单科教育之所在。我们以为，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倡美育或者说对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和教育，张道一先生将其分作九个方面：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对这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艺术教育学包括艺术教育的意义与作用、艺术教育的整体结构，它可以分成儿个层次的艺术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普通大学艺术教育，高等和中等专门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可以看出，普通大学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是张道一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更为宽泛的延伸，它进一步将艺术学教育从专门的艺术教育拓展到全社会的艺术教育，这也是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性人文学科的体现。另外，张道一先生还指出，在上述基础上，艺术学将与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交叉的、边缘的新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这些相关的学科也是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学教育应该涉及的。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4篇

1.工艺美术通史中的近代工业设计问题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编写组编写了中国国内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简史》[2]，截至目前，已有20部类似的著作（教材）公开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龙宗鑫的《中国工艺美术史》[4]、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5]、杭间的《中国工艺美学史》[6]、王其钧、王谢燕的《中国工艺美术史》[7]等。在这20部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推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该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纲分章分节撰写的，其中的第十二章“近代的工艺美术”论及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内容：作者对近代工艺美术做整体叙述之后又从太平天国时期、统治下工艺美术的衰弱、解放区的工艺美术等三个视阈分别介绍近代工艺美术史的。限于当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环境，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特别突出了解放区工艺美术的贡献而对统治区的工艺美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标题之中便能清楚地看出。现今，学界对徽章等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个层面证明统治区同样有着相当丰富的近代设计（工艺美术）史内容。田氏的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有所论及，如在解放区这节的染织工艺中写到，“为了提高生产，各边区还大搞技术革新，创造了加速轮纺车，发明了改良快机。铁轮织机也制造成功。纺织工人还总结实践经验，编出生产口诀……。崔来志……设计出七十多种花布，还将织毯机改作织花布机，不必换梭，织出的花布称为‘自来格’”[3]342。这样的历史事实涵盖了工业设计的基本特征——产品设计（技术）的创新、生产管理的改进（口诀）、花布的外观创意等，即设计创新、管理创新和艺术创意。而此之后的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设计的介绍依然甚少或者干脆放弃，如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没有近代方面的内容，只是在“跋”中用几句话提及了近代的工艺美术。总体而言，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甚少，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过分偏重传统手工业而轻视近代机械生产的工艺与设计；二是史料匮乏，工艺美术史写作的史料得益于考古学、文化学的繁荣而产生的大量文献与著作，如田自秉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商代的工艺美术”篇时就有近10部相关青铜器的论著作为参考，但近代的工艺美术、近代的工业设计只能从近代经济史、工业史或一般性的通史类著作中获得一些零星的资料；三是20世纪末，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等名词使用问题的集中讨论，对这些名词和名词使用的范围在学理的层面做了深入辨析，因为讨论而逐步形成了共识：“工艺美术”是以美化与装饰为目的的手工艺，它的基本含义与现代工业美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导致已有的工艺美术史自觉地规避了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工业设计”的内容。2.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的关照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中亦有近代工业设计史的内容。其代表性论著有夏燕靖的《中国艺术设计史》[8]、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9]、傅克辉的《中国设计艺术史》[10]、高丰的《中国设计史》[11]、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1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13]和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14]等。夏燕靖在《中国设计史》“近现代史上的艺术设计”（第10章）中，从伴随着近代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纺织印染业的进步与新兴花色品种、服饰设计水平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出现与艺术设计的新发展、建筑艺术的变迁与建筑装饰的兴起等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的设计历史。大体而言，夏氏的论述详实，内容也还丰富，但其设计史的写法基本袭用了“宏大叙事”的方式，涉及微观的设计史实较少，因此篇幅不大。笔者认为，对于近代设计的弱化性叙述表明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够或是延续了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法。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共9章，其中第8章“专制的文化——明清时期的设计”和第9章“艰难的变革——现代时期的设计”中论及了近代的工业设计。前章讲述了城市与建筑、商业与民居、文具与书籍、园林与瓷器、服饰与交通、设计文献等问题，后章介绍了器皿与家具、服饰与纺织、书籍与包装、货币与交通、艺术设计教育等内容。两章之中未曾明确出现“近代”一词。而有关“近代”的内容则包含在第8章后半部和第9章前半部中。笔者认为，这种以清朝廷事件作为划分章节依据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整体上没有突出“近代”这一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转折意义和时代特点的历史阶段。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专列一章“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设计”，叙述了近代中国设计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广告海报设计、书籍设计、织绣印染与服装设计、传统工艺设计向现代设计的转型、工业产品设计、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的设计情况。全书5章，现代转型只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基本符合整体中国设计史结构的要求。在此类著作中，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思考空间，全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改写版，思路严谨，史料充足，并且对设计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书中对“工艺史”与“设计史”做了论辩，对设计类名词重新给予定义，认为“设计艺术”和“艺术设计”并无区别，而且结构谨严；对设计史的任务及其研究的意义做了阐述。作者不以传统的“编年”方式叙述设计艺术史，而是将设计艺术史中的现象和问题归纳总结，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设计艺术的客观面貌。其中，上篇的第3章“延续更新与近代困境”中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一般造物设计的发展”和“近代以来造物艺术的艰辛历程”有较多论述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一改“宏大叙事”的传统方式，采用从微观产品、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道出了近代设计史上的现象、原因和背景。作者对设计史的写法具有开创性，并且借鉴了“大历史”的观念与写作方法，使设计的历史从单纯的陈述的线性的历史上升为关联的网状的历史。上述作者写作的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大多袭用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作套数，部分著作则直接将工艺美术史的内容和案例移植于“设计史”中，却忽略了设计史与工艺史的本质区别。学界将研究重点从工艺美术史转向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一种从只关注设计形式而转向注重设计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生产水平、管理模式相结合的自觉行为。

二、标题为“近代”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断代史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记录

断代史是记述某个朝代或某个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始创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与此种大比例的断代史相比，在设计史领域的断代史数量则少得可怜。截至目前，断代类的近代设计史只有三部。陈瑞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是中国第一部专述“近代”的设计史著作[15]，全书7章。前两章介绍1949年前的艺术设计史，后四章则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设计史。其研究方法是将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经济、商业与技术等因素与艺术设计史紧密结合。此书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与线索。陈晓华的《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16]，是对近代设计史研究的新尝试。本书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借鉴“现代性”的相关理论，将研究置于艺术设计与现代性关系的视域之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形成和发展的现代性根源。认为从内因上看，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从外因（即引发其产生的外部环境）上看，艺术设计是社会现代转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的结果。薛娟的《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将近代中国设计的现代化历程及文化自觉意识分成了四个部分[17]，即“从被动到主动——对‘两化’的两种态度”、“从盲目到理性——对西方设计思想的筛选”、“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和“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途径”。全书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历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典型的设计史实，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在此进程中出现的本质问题。

三、专题性研究中的近代工业设计

专题性研究是针对近代设计中的某一主题展开的探讨与研究，这类主题可以是近代设计中的某个产品领域，可以是为近代设计做出重要贡献的设计师和设计事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地域内发生的设计现象。这类研究比较专门、深入，其所涉及的工业设计史内容一般出现在论著的某个章节。吴明娣的《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专题研究》共有5个专题[18]，即“延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平面设计艺术研究”、“民国前期（1912-1937）文学期刊的封面设计”、“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1949-1976电影海报研究”、“新中国建国17年美术片角色形象设计”等。在“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专题中，作者研究了其搜集到的民国三个时期和共产党制作的各类徽章，重点关照了字体、布局等设计特征，在宏观历史、人文观念以及军事文化方面下了工夫。周爱民的《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19]，是对庞薰琹的专题性研究。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开路人。本书在研究庞薰琹个人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艺术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开启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的创新。郑立君的《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近代招贴设计研究的专著[20]。作者选取三个时间段展开研究，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引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招贴图形进行解读，揭示了不同时期招贴的不同发展与变化。高丰、孙建君的《中国灯具简史》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灯具进行了分析研究[21]，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升至设计学的高度，但书中大量的案例则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资料。张睿的博士论文《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状态及设计研究》对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22]，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作者选取的设计案例甚少（只有汉阳造步枪、纺织工业的设计系统观、烟标、造船等内容）。有关近现代上海广告设计的研究成果，收录在黄建平、邹其昌的《设计学研究2012》中[23]。本书的上篇为上海设计的专题性研究，如陈瑞林的《月份牌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吴莹的《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的视觉元素构成分析》等；中篇为设计史研究，如祝帅的《上海与中国广告研究的滥觞》；下篇为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全书收文56篇，其中13篇为专题性研究。这1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公共景观艺术设计研究，剩余的12篇均在所谓的“视觉传达”领域（6篇以“月份牌”为对象），却没有将工业产品类的设计摄入法眼。关于这一问题，许平在《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的现实》一文中有论及，“对于来自不同角度的‘月份牌’和‘宣传画’等是否可以视为‘现代设计’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月份牌、宣传画这些形式在‘新美术’甚至是‘红色艺术’之类的美术研究的主题之下已经被多次探讨，如果没有新的史实突破，仅仅是换称为‘设计史’文献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研究领域‘挪’到设计史领域……”[24]许平对这种现象的评述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1）月份牌和宣传画等平面广告作品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设计，现代设计应该包含着更多的外延，如工业产品；（2）月份牌和宣传画等被过度阐释，也就是说这种文献在美术学领域已被反复地研究和探讨了。于设计史而言，对同一主题大量的重复性研究可能存在着“抄袭”的嫌疑。

四、有关近代设计史写作要求所涉及的近代工业设计史问题

对中国近代设计史提出写作要求的有三篇代表性论文。孙洪伟的《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将目前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分作三类[25]，一是通史类中附属的近代设计史，二是近代的断代设计史，三是近代设计史专题。他认为我国早期近代设计史的写作往往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阐释中国近代设计史的转变，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忽略了历史的微观层面；早期的通史类设计史（工艺美术史）对中国近代设计史的不重视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主动规避。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而对完全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导致20世纪末忽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观点表示怀疑。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民国”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在此限定下的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却颇为丰厚。不知作者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当该文被《设计学研究2012》一书收录时，已全部删除了原作中意识形态导致近代设计史研究落后的话语。雷绍锋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论纲》介绍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的研究现状[26]，分析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罗列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各项内容。文别强调了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中必须将机械（机器）设计摆放在第一的研究位置，这一观点在近代设计史研究中是首次提出。笔者认为这符合近代设计史的客观事实，正视了机械产品在整个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对目前国内近代设计史研究不客观、不真实的有力提醒。祝帅的《对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几点质疑》，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批评[27]。作者对这本国内最早的中国近现代设计史论著的批评相当尖锐，认为陈书没有弄清楚“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而机械焊接，并有以“材料”代“史知”、以“二手材料”代“自家观点”的问题，甚至指出了所谓的“剽窃”之处。客观上言，陈书在这类著作中质量还是不错的，史料充足，社会评价较好。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指示我们，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太多的工作等着学者去做。

五、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介绍、评析，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1.对研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从发表的论著数量和质量即可看出学界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的不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中国”与“落后”、“被动”、“屈辱”等联系在一起，而“工业设计”却代表着现代、先进及主动的创新思潮和方法，其显性的设计物则有着“时尚”、“科技”、“人文”等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稍早一些的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自然而然地就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工艺美术、设计、艺术设计）予以排斥。然而，历史是不能出现断层的，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具有较高现代化程度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设计以及工业设计是取得了不少成就的。置言之，工业设计的发展是有深刻内涵的，并且提供了较多可供参考的资料，等待着人们认真地挖掘。当今我国的工业设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是否与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特殊历程有关？中国现今工业设计的不尽人意是否与近代工业的原始根基不牢关联？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研究获得答案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近代工业设计问题的研究。2.研究界域模糊不清，对象不明这里需要界定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范畴。首先，工业设计史是设计史，而非经济史、工业史。设计有其自身的学科逻辑，虽然工业设计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工业条件，而且所有设计在当时的载体都是有型的工业产品，其与经济史、工业史又是关联的、重叠的和交叉的。所谓的经济史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努力的历史，所谓的工业史是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历史，而设计史研究的是人机环境之间的协调规划工作，经济、工业状况只是设计史的背景。其次，工业设计史与手工艺史、艺术史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工业设计研究的是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批量化是其典型特征，而手工艺则是工匠的手工（和手工工具），生产的产品是单件的、不可复制的；（2）生产模式上，手工艺的设计、制作、销售是一体的，都由工匠一人独立完成，而工业设计的模式是以分工作为基础的，生产和设计分离，且设计任务往往由多个学科集合起来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目前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中，将经济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设计史中，资料堆砌，并没有在工业设计学科范畴之下有针对性地提出近代工业中的设计现象，将工业现象、经济现象完全等同于设计现象；或将艺术、手工艺等同于设计，忽略决定产品的人文、经济、社会、观念的大背景，缺乏对设计内因、外因的分析和逻辑关系的梳理。学术嫁接、资料堆砌、在缺乏足够史实的情况下滥加联系，是现今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普遍状况。3.避难就易式的研究在对中国近代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相关产品的设计思潮以及现代性设计方法的不同层面的研究中，某些领域存在着过度阐述的现状（如民国时期的“月份牌”），而对机械、机电等与工业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产品及其设计的论述甚少。目前，对近代工业设计史中的视觉传达问题的过度阐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史料可以利用数字化（数码照片）手段获取并保存，并能够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递完整的信息，而机械、机电产品以及当时的日用品难以完整保留，即便是收存于博物馆、纪念馆的少量实物，通过照片方式并不能完整传递其三维造型、结构及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对这类产品的造型、功能、材料和工艺说明等数据积累的工作尚未系统展开，这也是较少人涉足该领域的重要原因。4.写法单一，深入不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方式单一，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史料，再根据作者的主观判断给予定性。因此有特色、有观点的成果很少，而能够利用统计方法、图像学分析等科学手段展开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基本没有。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并未进入主流的传统的“史论”的研究方法之中，也未受到“史学”领域应有的关注。设计史需要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5篇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这一命题是张道一先生1989年发表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一篇论文题目，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对美术教育现状的关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造就了人的使命感，人类的使命感又促进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张道一先生已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并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美术教育理论，他从1952年起任教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到1995年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院，已培养众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在严酷的磨难中历经艰辛，但始终没能被命运征服，在我国美术教育领域依然忠诚地耕耘。从美术的启蒙教育、审美教育、师范美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到参与制定我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规划，张道一先生都以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务实的教育责任感，梳理着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关心着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道一先生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的宏伟事业，它在社会的各部门中带有基础的性质。一般地说，教育本身不直接在社会上产生效益，而是把培养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效益(社会的、经济的)才会显现出来。研究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调理相互的关系，以利全面发展，又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兴旺。就美术教育的问题他又明确指出：作为体现美育重要手段之一的美术，如何认识又怎样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思想并不统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当然是明显的，只是冷静思考起来，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注重微观而忽略宏观，重技巧而轻理论。如果孤立地评估一门具体课程，收效颇大，但对整体结构却失去平衡。这样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果实很多，不少带有苦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关干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

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对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刚刚复苏时所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十分关切，曾多次到工艺美术院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举办讲座，发表有关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处地位的许多言论，同时也阐述了他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的观点，明确指出工艺美术教育应首先解决专业思想问题，树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张道一先生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社会功能作用，本来就存在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但若以此度彼，或是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不仅会导致在设计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也必然造成工艺美术事业的损失。在工艺美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观念为主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还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工艺美术的本质及其实用因素，正是因为实用性，才决定了工艺美术同人们生活的依存关系，它所涉及的各种造物品类，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画画”中心论的社会偏见和对工艺美术的误解，唯一解决的办法，张道一先生指出，应从教育入手，调整教学结构，改革陈旧的教育模式，创建适合工艺美术教学自身规律的教育体系。

我国的“学堂”式的教育形式开创于本世纪初，图案教学先设立在师范学校，为手工劳作课程之一，后来才逐步完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创办实业教育，为了使国民能在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使教育同步发展，从而创立了新型的工艺美术教育体制。当时，一些有志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人士，先后到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学习，同时也将他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带回国内，将西方一些古典设计风格和德国新兴的设计观念直接接受过来。1949年以来，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工艺美术系或专业，成立了一些多学科综合性的工艺美术院校，使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从幼稚走向成熟。张道一先生自80年代以来，以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主线，拓展到工艺美术教育的诸方面进行研讨，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理论上建立了自身的体系，从教育观念上提出新论点，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补充了新内容。在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的创建中，张道一先生为此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和同代学者一样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针对我国一度出现的“百袖衣式”的教学结构，张道一先生曾撰文指出：教育目标不明确，更不可能制订出有力的教学措施和合理的教学结构。也就是说，工艺美术教育的对象、目标、市场、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是制定和完善教学结构的关键。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教学结构，就好比是一部结构严谨的机器，虽然齿轮有大有小，转动有快有慢，但是必须和谐地运作，才能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机体。针对工艺美术教学存在的课程设置、授课方法、授课内容与专业分工等问题，他认为这是百袖衣式的碎片连缀而造成的后果，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需要增补或调换“齿轮”，调整教学结构，完善教学规划，使工艺美术教学这部机器向着更协调的方面发展。

在工艺美术院校的基础课教学中，有关绘画课的设置及课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表明工艺美术基础教学结构与专业教学结构如何统一的问题尚有待解释。张道一先生主张“画”与“工”的量度，是建立在最终教育目的之上的，建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就必须从纯绘画专业思想上转过来，也就是说以工艺美术为主体而谈绘画，在这里绘画是基础之一，而不是主体，这是专业性质所导致的，并非是排斥绘画的因素，只不过绘画在这门学科中所担任的不是主角而已。如他所说，在工艺美术教学中绘画“关键是画什么，怎样画，和带着什么目的去画，即立足点站在哪里”。工艺美术和绘画同属美术学科，因此两者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绘画就是基础训练的共性之一，但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现在讨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画，而是不能以“画画”来代替“设计”的问题。关于工艺美术教学中设计课与绘画课所占比重和它所应有的位置，一些专业至今还存在结构上的偏差，张道一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如此鲜明的辩证观点，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也是我们在当前工艺美术教学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一二一”理论构建

张道一先生在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中，对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一直颇为关心，80年代末他提出了“一二一”教学的构想，为我国高等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照。所谓“一二一”教学法，即在四年学制中，一年打基础，两年攻专业，一年加强修养。这个教学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现状仍不健全、不够科学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将克服一些长期受着美术教育一统的偏见。科学的理论建构，将有效地提高高等工艺美术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使学生得到良好的、科学的教育。具体措施即：入学后的第一年从两个方面打好基础，一是写实的描绘能力培养，二是设计的匠意训练。入学后的第二、三年进人各专业工作室，在专业设计教师和教学辅导人员的指导下，分专题完成设计教学的主题课。与常规教学计划不同的是，张道一先生还着重提出最后一年的修养课，它包括一般史论、专业史论和选修自己所攻读的专业知识，研究与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相关的各门学科，并深人基层对生产、市场、管理、设计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撰写本专业既有理论又有实效的应用型论文。

为使“一二一”教学方案在高等工艺美术专业得以实施，张道一先生明确指出，改变我们目前工艺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创造必备的条件，具体创见如下：

1·从招生做起，彻底改变现行的繁琐考试。必须保证高考课程的合格成绩，废除以掩盖文化课不及格为借口的浮动不定的“分数线”，各门课程均须达到60分以上。总的说是提高文化素质，加强面试，注意对艺术灵性与悟性的发掘。

2·改变包下来的办法，采取逐年择优升级，实行淘汰制，以促进学习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3·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讲义和示范作品、参考作品。制定严格的评定教学质量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奖惩措施。

4·提高教师素质，树立设计和生产的观念。彻底纠正以“画画”为指导的教学思想，逐渐使教师在设计与制作上成为全能，并研究教学法。

5·优化“双向选择”，在第四年即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并鼓励学生在未来工作单位的合作。

四、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课程设置

张道一先生针对我国一个时期工艺美术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多次从教育的宏观构架中寻找原因，发表了一些带有创见性的言论，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他还围绕工艺美术教学中基础课与基本训练的关系，专业课与创作设计的关系，史论课与知识结构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为解决和完善在教育中所存在的矛盾，对各个方面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

l·“在艺术上，凡基础都带有共性，不仅要学得全面，也要学得踏实，否则就无法适应进一步创作设计的需要。对于某些共性较强的基础课，己经提出的‘专业基础’、‘结合专业’以及‘为专业设计服务’等，是不恰当的。”张道一善于从艺术规律和教育规律出发，以实证为依据，阐述基础教学与专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基础教育是学科需要的必修课之一，不仅是小专业范围的直接基础课目、基础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是服务于专业的先导，而应是培养学生举一反三治学能力的手段之一。他从全面概念的基础教育出发，提出了四点要求：（1）基础的写实描绘技能。不仅靠素描、水粉、水彩课教学，还应从广度上拓展;（2）基础图案的设计。这种基础训练与素描、水粉课有所不同，它具有形象思维的因素，要打破“四大变化和三大构成”百袖衣式的结构，抓住形象思维的规律实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训练;（3）配色训练。在研究色标与色谱的同时，使学生掌握色彩学的基本知识;（4）基本制图法。培养学生制图学的基本技能。这四个方面较为准确地论述了我国基础课与基础训练的改革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2·专业课是针对工艺美术学科设置每个专业范围的课程。张道一先生主张，专业没有必要分得过细过多，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分析，其科目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但必须把一些相近或相同的专业相对归类。他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以现代工业为主体，以机器大生产为手段的艺术设计，分成三大块是可取的。这三大块是：围绕商品的装潢所做的设计，为各种机械制品的塑造所做的设计，和为配置室内外环境所做的设计”。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的课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加以条理，纳入高等教育之中，使之成为专业教学的科目之一。就专业课的分工，他着重强调要加强五个方面的横向联系，使专业课的分类不流于一般，而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使之更为充实、更为完善。

1创作设计的艺术思考。美与用的辩证统一，审美的意匠与功能机构的发挥。

2人体的研究。即人与物与环境的关系。

3材料的研究。各种造物材料的性能、结构，及对物品的适应。

4工艺的研究。各种工艺手段、技术特点、加工方式，对设计的局限，及设计对工艺、材料的适应。

5消费心理和市场物资的研究。

3·史论课与工艺美术专业的知识结构，是我国现有院校所忽视的重点课程，如何将工艺美术史论纳入专业教学之中，从“共同课”中脱胎出来，是一些院校和相关专业院系所困惑的问题之一。张道一先生曾对目前学生入学前文化素养偏低、入学后又不重视补习的现实问题，提出要提高师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加强史论课规律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他还从历史、理论、知识三个方面阐述了专业史论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使学生学习一些优秀的中国工艺文献知识，增长一些理论的思辩能力，从传统的工艺思想和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理顺工艺美术发展的脉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创作新工艺的需求。他还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阐释了工艺与科技、实用与审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工艺美术理论与知识结构在教育中占着重要位置的结论。五、关于师范美术教育

张道一先生从事美术教育多个春秋，曾执教于师范学院，对我国现行的师范美术教育工作有着较强的责任感，1986年在《美术》杂志第5朔撰文《塑造人的大业》，评述了中国师范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美术教育是整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学龄前儿童教育，其二是中小学教育，其三是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普通美术教育与师范美术教育虽同属一个层次，但其教育目的和要求又不尽相同。简而言之，美术院校以培养美术家、画家和专门的设计师为主，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则不同，它以培养“幼师”、“中师”师资为主，其任务是培养那些直接服务于各个层次教育所需要的美术教育工作者。而我国的美术教育的现状又恰恰混同于普通美术教育，从招生考试到授课内容，除毕业实习课安排之外，其它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均与普通美术教育相同。所以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想从事美术创作，没有从事美术教育的意识，久而久之，造成了美术师资贫乏，大量毕业生改行的恶性循环。鉴于此，张道一先生曾指出：“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系，严格地说应当称作‘美术教育系’，唯其如此，才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中，从而看出它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为此，张道一先生根据我国师范美术教育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只有将美术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有原则又能变通的科学方法，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使之成为一门教育科学，并提出了具体举措：

教育学：研究教育的现象，揭示教育的规律。其中美术教育的位置、美术教师的具体职责自会分明。

教育原理：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揭示儿童和青少年在道德品质和掌握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心理过程。

教育工程学：面对受教育者的各个发展阶段，培养他们的性格、智力、技能和专长等的设计，以促使其更快的发展。美术教育的全部过程，也应进行合理的设计。

教学法：包括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前者研究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原则、内容、过程、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后者则分别研究每一课的以上特点，美术教育便是一个分科。

教育见习：对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现行教学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实习：运用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参加教学工作，以验证理论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

张道一先生关于师范美术教育的思想在目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阐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即师范美术教育是培养美术教育家，而不是培养艺术家，师范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带动全社会美育的提高，培养各层次教育所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六、关于艺术学教育

我国的艺术院校，培养了大量的著名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当我们回顾历史、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结构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在实践和理论这一对关系上，艺术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不足”。艺术教育主要侧重于艺术技巧、艺术语言的训练，也就是说，无论是表演、演奏、绘画、雕刻，还是工艺设计，往往在具体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最大，而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高则相对较为薄弱。虽然艺术院校一般都开设艺术史论课，但都是为创作服务，为了艺术实践增加知识和修养。也有零星的艺术院校设立了艺术史系、科，但常常是孤立进行，如美术史论、音乐史论等，彼此之间并无大的联系，也只是作为一间单科来设置，并为自己本专业服务。而对于艺术学的宏观思考及整体研究和艺术学的全面教育，不仅显得薄弱，而且备受忽视。

张道一先生在《艺术学研究》发刊辞中指出，要探讨艺术发展的原理和规律，研究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共性与个性，必须建立艺术学并重视艺术学的综合教育。没有艺术活动和艺术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然而只有艺术的创作和实践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长期以来，艺术界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艺、轻研究的状况十分普遍，因而造成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失衡。鉴于这种状况，张道一先生倡导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并同时在东南大学设立了我国的第一个艺术学系。艺术学系以艺术学为重点开展教学和研究，从而为我国高等学校中填补了一个学科空白。张道一先生将艺术学系设立在综合性大学，是与艺术学的发展建设和艺术学教育分不开的。东南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文理工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在80年代曾创建艺术系，其重点是培养实践人才，80年代后新建的艺术学系其重点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这是一种合理的历史上升。张道一先生认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艺术学研究，设在综合性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他可以与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相互影响，也可以与自然科学沟通。由于艺术学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又属于人文科学的理论范畴，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艺术学系与艺术院校便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并产生互补的关系，无疑对于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张道一先生是将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的人文科学教育来对待的，这正是艺术学教育区别于专门的艺术门类单科教育之所在。我们以为，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倡美育或者说对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和教育，张道一先生将其分作九个方面：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对这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艺术教育学包括艺术教育的意义与作用、艺术教育的整体结构，它可以分成儿个层次的艺术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普通大学艺术教育，高等和中等专门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可以看出，普通大学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是张道一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更为宽泛的延伸，它进一步将艺术学教育从专门的艺术教育拓展到全社会的艺术教育，这也是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性人文学科的体现。另外，张道一先生还指出，在上述基础上，艺术学将与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交叉的、边缘的新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这些相关的学科也是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学教育应该涉及的。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工艺美术；美术设计；设计学学科；演进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5 文献标识码：A

30多年中国设计艺术的历史是与整个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的历史。30年沧海桑田，神州大地由贫穷走向富裕、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孱弱走向强盛，同其他的行业一样，时代的转换与变革给中国设计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回首过去，仿佛是在翻阅一部中国设计艺术改革开放的历史图册。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既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环境下得以发展，又需要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各种问题。要知道，在西方，艺术设计发展了上百年才有今天的成就；而在中国，只用了近30年的时间，设计艺术学科就已经发展到今天如此辉煌的局面。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人们不但超越了“艺术无用”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而如今设计艺术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设计艺术带给人类生活的美好感受是其它任何事物所不及的。设计艺术作为一门适应改革开放而迅猛发展起来的特色学科，在近30年的建设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学科结构得到了调整、完善和空前的发展，独立建制的艺术学院成倍增加，综合大学的各类设计艺术学科的规模逾千所。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设计艺术学科本身是一门时代感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与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设计学学科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我们必须立足国计民生，从定量到定性，深入研究设计艺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脉络，并指出制约我国设计艺术学科发展的规律的瓶颈所在，提出系统的解决对策。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设置较早，多数院校都有很强的师资队伍和悠久的办学历史。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传统的工艺美术教学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工艺美术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计艺术教育逐渐成为主流。设计艺术教育是工艺美术教育的核心，既包括基本的技能训练，又包括设计理念、设计能力和设计文化等的培养。

“设计学”是研究人―物关系的学科，是对设计活动的理性思考，几乎涵盖了西方设计概念中的所有内容，关联到众多的学科门类，它包括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染织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等诸多方面。设计艺术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概念界定、基本特征、领域分类、产生和形成目的、原则，以及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方法论和价值体系方面，具备了构筑学科概念的基本内涵。而不同门类的设计艺术活动，也以其各不相同的运作方式来体现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些都有机地构成了设计艺术自身系统的内在特质。

同时，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在具体的设计艺术活动中，从确定设计理念，凝练设计创意到付诸设计表现的整合设计程序运作，以及为达到综合价值实现而贯穿始终的设计管理因素，构成了设计艺术学科自身独特的实践应用理论。

设计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现代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发展，使许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构成了边缘学科的内容。设计学的边缘学科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它与其他学科横向联系交叉而形成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不断充实与完善，也造就了更加丰富的分支学科领域。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共同作用于设计学的发展。同时，各学科衍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也更加丰富了设计学的研究内容――市场学、传播学、企业管理学、技术美学、艺术哲学、营销学、广告学、消心理学等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重领域。

虽然对于设计学外延领域的研究尚未完善，但我们的研究始终把握与其他学科有机联系，把握各系统之间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理、应用原理以及发展原理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其边缘学科的特质。

特别要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从最基本的图案装饰（工艺美术）为起始，稳步推进到学科门类齐全、实践应用广泛，并初步建立起完整的设计艺术体系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设计艺术通过建立针对经济发展各个专业领域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设计艺术应用与教育体系结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设计学思想和应用实践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国家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设计学界大力推进了各个专业领域的细分。服装纤维设计艺术、产品工业设计艺术、室内外环境设计艺术、景观规划设计艺术、动画数码设计艺术、平面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以及由各个大的设计艺术门类衍生出来的各个专业类别，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设计学一级学科体系框架。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设计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以“工艺美术”为概念的学科理论阶段

李砚祖在《设计之道――20世纪中国设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谈到20世纪中国大陆现代设计的几个特点，包括：“1.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及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工艺美术’、‘图案’向‘现代设计’转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设计文化的现代性过程。2.现代设计的发生、发展，除内在性的要求之外，外力的影响具有重大作用。所谓内在性要求，主要指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来自国内本身以及中国设计本身的要求。外力的影响，主要指来自国外的多种影响，包括来自国外设计的影响。3.国内设计教育界是现代设计发展、现代设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动力。4.理论研究不是滞后于设计实践，而是走在前面。”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工艺美术教育所赖以依存的学科基础极其薄弱，历史和理论方面的研究，除了中央工艺美院史论教研室集体编撰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外几乎是空白，老一辈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及时推动了工艺美术的历史和理论的建设。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出版，成为20世纪30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系统描述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历史著作。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北京“西山”全国工艺美术教育会议，在张仃、庞薰等人的发起下，对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的学科建设做了高瞻远瞩的布局，此时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逐渐有了成效。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系，此后，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学”、“设计学”系或专业。

在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上，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重点，从建院开始，就开展了对工艺美术基础理论和工艺美术历史的研究。当时创办了名为《工艺美术通讯》的内部刊物，大约两年多时间，共发行12期，对工艺美术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在20世纪五六年代，庞薰、陈之佛、王朝闻等都先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工艺美术加以阐述分析，陈之佛在《什么叫工艺美术》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是适应日常生活需要，与艺术相融合的实用工业活动；王朝闻在《美化生活》等文章中充分论述了工艺美术的社会作用、工艺美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工艺美术欣赏与创作等问题。

在这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工艺美术研究开始深化，张道一、王家树、田自秉等专家分别就工艺美术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在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代的探讨中，这批学者成为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主力和学术带头人，张道一曾先后出版了《工艺美术论集》（1986）、《造物的艺术论》（1989）、《美在民间》（与廉晓春合著，1987）等理论专著，王家树等也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批青年学者的参与，工艺美术的理论研究开始吸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工艺美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工艺美术理论专著的出现。

在历史研究方面，60年代前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相继开始了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61年文化部组织编写艺术教材，《中国工艺美术史》被列为重点选题。当时正式出版的通史性著作有：198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10余万字）；田自秉编著1985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0万字）；王家树完成于9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正式出版（30万字）。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艺术学科，其标志是工艺美术理论专著的出现。1989年，李砚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工艺美术理论博士学位，因教学的需要，边上课边撰写了32万字的《工艺美术概论》，这是第一本较为系统的工艺美术理论著述，全书共10章，包括工艺美术的概念、定义、范畴、意义、工艺美术的起源、工艺技术与材料、工艺与装饰、工艺设计、工艺美学、工艺美术经济学、工艺文化、工艺美术教育等内容。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以综合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对转型时期的工艺美术学科建构了理论框架。杭间《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是设计学理论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专著。尚刚对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的研究，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传统工艺的知识，同时还建立了工艺美术史与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联系。

（二）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的理论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时，钱学森提出了“技术美学”的重要性。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为科学注入艺术的因素，也就是后来李政道、吴冠中主张的“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钱学森的思想对工业设计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鼓舞，年轻的中国设计界那时正处在最初的探索阶段，一些中年设计师从国外留学归国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设计与文化的研究与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1984年成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吸纳了设计界的专业人员参加，使学科理性的成分大大增加。

1977年，香港政府组织了一个9个人的设计组到广州讲课，其设计观念对内地产生了很大影响，香港成了一个最早对中国内地设计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1979年，香港大一艺术学院院长吕立勋应中央工艺美院邀请，来京讲授了二门课程：平面设计基础和立体设计基础，即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这个源自包豪斯的基础教学体系，使当时大部分年轻人相信，他们找到了设计现代的方法。三大构成从本质上看仅仅是西方设计体系中的基础教育方法，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设计界开始接受西方的影响，建立现代设计观念，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尔后的辛华泉等人则完成了三大构成的中国化的系统表述。

南京的张道一是中国工艺文化论和民艺研究的最重要的提倡者之一，他站在强调传统的角度，对现代设计观念中的一些片面西化观提出批评。他的视野和广泛吸纳的方法，使民艺研究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并建立了设计和传统造物的联系，这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重要财富。

北京的柳冠中走的路与张道一正好相反，他是从提倡“现代设计”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呼吁“设计至上”论的时候，国人对现代设计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工艺美术”阶段，但是，不可否认他从德国带回的对现代设计的认识，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几代设计师，他的认识在螺旋形发展的基础上，从“设计至上”（功能主义的提倡）到“生活方式意义”到“设计行为事理说”，其学术价值不仅具有前沿性，而且最为可贵的是它对中国设计的本土意义。

广州的尹定邦继承了郑可的来自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成为中国设计教育最重要的所在地之一，尹定邦的设计教育思想是明确的，是要在大设计的概念下，使设计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设计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时代，并主导成立了著名的设计团体“集美组”，该组织对中国职业设计师制度做出了贡献。

在设计理论研究方面， 王受之凭借其良好的外语和哲学功底，及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验，撰写的《世界现代设计史》等介绍欧美现代设计发展历史的著作，在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著作的有王明旨、柳冠中的设计论文合集《设计文化》，90年代至今，柳冠中相继出版了《设计文化论》等著作，王明旨亦出版了《工业设计》等教材。当时概论性的著作已有近十种，如《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艺术设计概论》（李砚祖）、《艺术设计学》（凌继尧、徐恒醇）等，史论结合的著作，如《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李砚祖）等。由广州美术学院尹定邦主编的白马设计学丛书、张道一主编的《工业设计全书》、中国美术学院潘公凯等主编的《现代设计大系》四卷等都是近年来中国设计理论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冠之以“中国设计史”、“设计概论”的著述相继出版，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过去“工艺美术史”的翻版，研究者和设计师们都要“重新描述”中国设计史的愿望，包含了中国设计界要回望、反思历史，寻找“中国设计”的新的潜流。

张福昌在《中国设计教育的现状与展望》中这样对中国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描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入世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和设计教育大国。由于我国现代设计教育历史短、发展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们必须深化发展设计艺术学理论，加强设计科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

未来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艺术并不只是少数人独有的专利，也不只是少数专业从业人员求生的技能，艺术应当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人生状态，艺术教育当然可以成为专业艺术从业人员的技能教育，但更应当也可以同时成为更多的受教育者的人生体验教育，设计教育同样应当如此。发展完整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不仅仅是专门的高等艺术院校内的事业，而应当是向普及社会的一项教育事业，而这祥的教育应当如何实现，则是高等艺术院校中的设计教育必须考虑与面对的课题，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真正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与生活方式，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促进社会健康、合理的发展，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实现更多的人的创造力的开拓，实现更充实、更完美的人生。中国设计教育应当有更高的理想与目标――“作为人类艺术民主理想的设计教育” ，这是中国设计教育在开始新的启动时必须具有的眼界，或者说，是思考的新起点。

二、从“工艺美术”到“美术设计”到“设计学”

一级学科的发展阶段

（一）以“工艺美术”为概念的前期阶段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和造物艺术的传统，从本质上看，它是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设计。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欧洲自一战之后兴起的现代设计运动对中国触动不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设计观念长期停留在以“美化生活”为前提的层面。在没有面向世界，又缺少工业化生产背景的时代，我们从未感到有什么不足和缺憾。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步接受西方的设计理论，“工艺美术”这一概念传入我国。与此同时，包豪斯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冲击，使我们对现代设计观念有了朦胧的认识。

工艺美术是将造型艺术美的元素与物质材料的功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手段、方法和过程，古往今来，无论何种民族、何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艺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艺美术是王朝时期和农业社会造物艺术的产物，它以延绵不断的技术传承和个体化制作为主要特色，直到今天仍存在于我们的造物活动之中。

“工艺美术”的概念起源于19世纪英国“现代艺术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这一概念体现了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强调心灵、头脑、双手的合一。它力图将创造性与精良工艺两者结合起来，制造出美观实用的物品服务于人类的生活。这一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并逐渐开始流行。这种概念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从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模式发展到大批量、机械化的生产模式过程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对于“设计”基本概念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

中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新局面就此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部在1980年12月发出的《关于当前艺术教育事业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全国的美术院校要多培养一些工艺美术人才。中央工作会议也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相应发展和调整教育事业。于是，全国美术院校开始贯彻“日用品要工艺化，工艺品要实用化”的要求，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日用工艺美术和装饰性工艺美术作为重点予以重视和发展。随后，明确了发展现代化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为生产服务，为美化人民的生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发展理念。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又称西山会议）于1982年4月1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达成共识认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不能够把工艺美术简单地理解为工艺加美术。工艺美术的发展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要学习中外古今一切有用的东西，深入研究传统，不断研究借鉴国外新成就，推动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这是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性的专业座谈会，是建国30多年来第一次工艺美术教育界的盛会。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开展工艺美术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新时期工艺美术学科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设计学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如环境设计、工业设计等。传统工艺美术中图案设计、陶瓷美术设计等专业，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了美术设计取代了工艺美术。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新颁发的大学本科学科目录中，明确地将“艺术设计学”和“艺术设计”两个学科并列，正式取消了“工艺美术学”。与此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及政策实施方面的原因，政府不再大力扶植工艺美术生产和以工艺美术出口换汇。从某种意义上看，工艺美术的历史使命算是终结完成。这一变化，标志着我们在设计观念的更新、设计学科的建设方面，适应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渐向世界前沿靠拢。很快，我国的设计艺术发展进入“美术设计”的过渡阶段。

（二）以“美术设计”为概念的过渡阶段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余年，是中国设计从工艺美术向设计艺术转变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设计观念发生革命的30余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形成了以实践为先导的“现代设计运动”，进而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提高了我们对现代艺术设计的认识；上述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设计的重大改革，并使中国的设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术设计”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代表中国传统手工业文明的工艺美术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以现代艺术设计为代表的“美术设计”的重要历史地位凸现出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整个社会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伴随着西方社会后工业化速度的强力推进，对“设计”概念的应用和实践得到从思想到行动的真正推行。在中国土地上的工业化改造，房地产业的开发，城市环境的改造，绿地面积的扩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物质水平的提高，从真正的实践意义上，将从世纪初即开始运用的“图案”即“工艺美术”或者“设计”意识的运用提高到一个全面应用和拓展的大幅度实践时期。在一个社会迅速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关于“设计”或者是“设计艺术”的学术讨论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激烈和深入地展开。

1987年10月14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可以视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而1995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设计艺术教育理论研讨会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终于可以不怀疑“设计教育”（Design Education）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在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存在，它预示着中国的设计发展将要开始一轮新的启动与迈进，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设计走向新世纪里程中的一件大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和地区有关工业设计的思想大量引进中国，三大构成、包豪斯和工业设计一时间成为中国设计界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一时间还出现了“广告热”、“装修热”、“时装热”。不同于以往的工艺美术发展时期，现代设计的最初发展使人们逐渐转变观念，对设计实用性的一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即将到来也为当时美术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都为即将过渡到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阶段提供了条件。

（三）以“设计学”一级学科为概念的多元化阶段

随着我国从过去的“硬件社会”向今天的“软件社会”转化，设计艺术观念已经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转变；从物质的设计向非物质的设计转变；从设计向服务转变；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的设计转变。数字化、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是21世纪设计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基于数字化的设计艺术具有信息更准确、更人性化的强大优势，作为走在时代最前沿的设计师应该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使我国的设计学水平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设计创意产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现阶段的设计艺术已成为创造“绿色产业”的核心手段，推动着我国从“加工制造型”向“产品创新型”转变。

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设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人类科学与文化都在进步与革新的时代，对于作为艺术与科学、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和谐之纽带的设计学科已形成自身特点，其下属二级学科各自发展迅速，包括服装染织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环境设计、展示设计、陶瓷设计、数字艺术设计及设计教育等。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从机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大的思维空间和自由，人类的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得到了解放，设计艺术作为一个边缘科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数码设计、虚拟化设计、智能设计等信息化时代的设计产物层出不穷。这些新兴发展起来的设计科学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精神领域更高层面的需求；与此同时，新时代的设计学越来越关注其服务的对象――“人”。于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渗透到设计的各个方面，对人性的尊重和关爱日渐成为当今设计学发展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另外，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迫使人们积极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有限资源，使整个社会经济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于是，以环境资源保护为核心概念的生态设计、绿色设计应运而生并已成为当今设计学发展的主流；除此以外，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健康、平稳、快速地发展，并以其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的优势，不断提升着我国产业的发展水平。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的设计学将直接面临世界各国设计的竞争。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所以对中国设计学科的发展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够使我们“以史为鉴”，对以前走过的道路进行冷静的分析，对其得失进行反思，这样才能够为未来设计学科的发展方向选择正确道路。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7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8篇

由美国次贷事件导致的金融危机在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深刻改变全球经济战略格局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文化战略竞争的格局。中国的文化产业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整体性战略危机的情况下被作为国家战略力量而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新政的主要内容。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相关政府机构正在出台落实政策。一个国家文化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战略利益在文化发展领域里的深刻反映，应对国家战略危机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是形成和构成文化产业的战略力量发展方向的两大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未曾经历和遭遇过的大汇聚、大冲撞、大融合，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使命和和任务集中并同时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正是这种“时空压缩”的双重效应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全部“特色”，左右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形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和未来文化产业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要在这一“时空压缩”条件的作用下，试图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二百至三百年才能实现的历史任务，取得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拥有与大国相称的文化市场份额，并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就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变得异常复杂和艰巨。

中国的传统文化产业、现代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三位一体并存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国情和文化战略力量构成的基本结构形态。现阶段的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的主体应归属传统文化产业结构且是我国现阶段文化产业的主要形态之一，是文化产业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多样性的主要来源，是体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

一、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的形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经济的特征，同时在产业融合、知识融合、科技融合、文化融合中从物质化的农业经济与工业化的物质经济向非物质化的服务经济、信息经济、生态经济、文化经济、符号经济、媒介经济跨越，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产业已从工业中解放出来，产权也与国家、国际法权愈来愈为密切相关，科技制造也从物质经济走向文化创造的非物质经济，这就是后现代经济的柔性生产方式及弹性生产方式的软化升级，它再也不像大工业的制造体系那样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物”，成为仅靠能源消耗而增长的科技制造王国。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的反思中，奋起直追，在工业化的赶超中，直接进入了信息技术装备的文化产业创新中，在跨越发展中，超越“霍夫曼定律”的工业化逻辑，开拓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创新之路与和谐发展之道，形成大国崛起的全球博弈基础。达到科学发展、和平崛起的目标。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我们也可将文化意义的创作与生产作为文化产业的基本定义，按照这种生产的不同环节，将其区分出“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负载文化意义的产品的复制与传播”，以及“赋予一切生产活动和产品以文化标记”三重不同的定义。当最后一个定义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就显示出来了：为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非物质性的、符号的交换与消费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文化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领域。

我国的文化产业是一大范畴，它涵盖中国工艺美术的全部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部分，传统工艺美术是华夏文明的载体，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活化石”和符号。中国工艺美术无论是从它的历史性还是从它的范围的延展性讲都是我国其他一些文化的源文化，是一种经济与文化资源体。在非物质的文化资源动员中可以迅速地转化为物质财富与文化资本。例如，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婚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会展文化，动漫文化、戏曲文化、餐饮文化、酒文化、品牌文化等中每一个文化符号与符号资源，都有着与工艺美术民族文化资源的内在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的工艺美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半个多世纪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继承、保护、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的工艺美术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文化产业。它不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积累了大量资金，而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了优秀文化艺术佳作，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舞台上，工艺美术已是最具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品牌之一。

工艺美术产业是内容文化产业，是一种实用艺术形态，又是一种经济形态，它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经济性。作为一种经济的产物，工艺美术为社会的经济生活服务，并受社会经济规律制约。经济作为工艺美术的内在属性之一，是工艺美术在人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基础和保证，取消了工艺美术的经济性，也就是取消了工艺美术赖以自立的基础。经济性又是衡量工艺美术产品的一把标尺，这把标尺虽不能全部的测量出工艺美术品的价值，但却能保证着工艺造物与实用价值之间的必然关系，而且是工艺美术不断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工艺实用的特征是经济性的具体表现，经济又是工艺设计、生产的原则，无论设计、生产、流通都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工艺美术作为社会的一种经济现象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艺术属性，其价值往往是难以用一般商品的计算方法度量的；反之，作为社会的一种艺术现象所具备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具有很强的经济性和经济价值，并能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比较广泛地被不同消费层次接受，使之在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在工艺美术中的统一，使工艺造物成为人类最理想、最完善、最合理的造物方式和形式。一方面它运用技法，对材料进行加工，制成物质产品，反映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它又在制造中体现审美观念，反映一定时代的审美观。从价值结构和意义上来分析，工艺美术的价值具有多层次性、多用途性。如有经济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劳动就业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物质价值、非物质价值、传统保护价值、创新价值、实用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保存价值、荣誉价值、纪念价值、愉悦价值、宗教价值、资源价值、资本价值等等。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是建立在我国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基础上的民族艺术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其他相关产业融合的产业化过程中壮大发展起来的。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产业中的子范畴，有成熟的行业协会、学会，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曾对工艺美术的史论、收藏、馆藏、教学及对工艺美术不同品种的设计、制作、技艺、评价等研究著述，有国务院颁发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同时还有相关类别产品的质量鉴定所及评估委员会。当其他文化产业的子范畴在为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而苦于没有路径陷入“发展困境”，急于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在自上而下为转型、改制、产业化而阵痛的时候，它自中国第一波改革浪潮至今已完成了转型、改制、产业化，率先解决了生产关系下的产权关系问题，解放了生产力，形成了多区域、多层次的产业集群、激发了内生的动力和形成了集聚优势，以该产业发展中的案例解答了亚当·斯密关于“中国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产权制度与经济法制不健全，阻碍了中国财富增长的难题。它有建全的产业自律组织，完整的产业链、标准、连续的统计、不断完善和拓展的市场，是最易量化、最易借助资本、科技的力量同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形成独具特色、低碳、绿色GDP产业化的增长极，同时与国外竞争摩擦最少，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悠久的文化传统，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充裕的人力资源，比其他相关产业拥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产业综合竞争实力上不断的提高，而且在产业的特征上不断的完善。从企业所有制成份看，在工艺美术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24040个，占全行业工业企业总数的68.8％；集体所有制、集体联营和股份制合作企业3417个，占9.78％；其他类型企业2726个，占7.8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367个，占6.78％；外商投资企业2119个，占6.07％；国有、国有联营和国有独资公司267个，占0.76％。从企业规模看，大多数工艺美术工业企业人数在100人以下，资产在50万到1000万元之间，国家统计部门规定的规模以上企业只占全行业工业企业的12.71％；在产业集聚方面，2006年全国已经形成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56个，产值449.90亿元，从业人员23.73万人(包括社会加工人员)产业集群23个，产值1110.79亿元，从业人员249.88人(包括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和社会加工人员)；在专业市场方面，200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共有各类工艺美术品市场280处，总面积1012万平方米；在人力资源方面，2006年全行业共有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1885人。在专业教育方面，2006年我国共有465所院校开设与工艺美术相关的专业，其中大学262所、职业学院156所、职业学校56所；共有教师46703人，其中高级职称者16935人，共有应届毕业生101422人，在校生规模318868人；2006年我国共有工艺美术科研机构95个，职工3962人，其中高级职称532人，中级职称741人；在产业自律组织方面，1987年成立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标志着工艺美术行业由政府管理转向企业自律管理。现已由有23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工艺美术协会，11个省级工艺美术学会。

当一个文化器物、事象、现象、符号是一个单数时，它还是审美艺术创造与文化创造的载体与媒介，资源与内容；而当它变为复数的扩张体时，就完成了从资源到资本、由内容到产业，由文化到经济的演变。中国工艺美术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得到了社会承认的规模程度，成为了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具有了清晰的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及产业布局，进而从产业链的形成开始转变到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二、对外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发展

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我国工艺美术产业在发展过程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产业“走出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艺美术在对外合作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工艺美术产业对外合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根据当时战略需求，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型、我们的比较优势型产品入手恢复生产、稳定就业，提高生产，以出口换汇来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军工业。1965年轻工业部下设工艺美术局专门组织工艺美术品生产，1966年外贸部成立部级公司——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组织出口，1972年工艺美术局改为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负责全国生产。1973年，国务院文件批转轻工业部、外贸部，要求各地加强对工艺美术工作的领导，国家各级政府在人、财、物(资源、设备)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促进工艺美术生产和出口的大幅度增长，由此拉开了工艺美术发展的新序幕。当年全国工艺美术企业达到2000余家，产值达15亿元以上，出口值14亿元。第二阶段为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从“”后期经改革开放至经济体制改革，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尤其是80年代初期，随着对外开放，工艺美术行业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试点进行新的体制探索，例如，北京市组织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和北京特种工艺品出口公司实行联营，成立统一的董事会，统筹安排生产和外销。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工艺美术产业迸发出勃勃生机，出口量倍增，行业发展迅速，至1983年产值达53.4亿元，其中出口占据70％左右，成为生产的主要导向。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进入了新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由于产量和生产企业的迅速扩张，出口竞争加剧，以及国内经济和需求的增长，国内市场又开始成为产品销售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随着生产体制等改革的深入进行，大多数工艺美术企业进入一个转制转型的高速发展期，非公有制企业逐步成为工艺美术行业的主体，形成建国以来工艺美术生产的一个新格局，其产量、品种、企业数量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据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2008年在全国发起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结果，2006年底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共有4.97万个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258万人，工艺美术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出货值方面，200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出货值为1420亿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39.4％。从11大品类看，2006年出货值依次为：民族工艺及其他制品287.9亿元、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267.1亿元、抽纱刺绣205.65亿元、天然植物编织品199.05亿元、金属工艺品94.53亿元、陶瓷工艺品78.4亿元、地毯挂毯74.96亿元、花画工艺品66.3亿元、雕塑工艺品64.85亿元、漆器工艺品47.8亿元、烟花爆竹33.5亿元。2008年，全国4767个工艺美术制造企业完成工业产值2882亿元，其中出货值1085.53亿元，出口额占产值的比重为37.6％。其中，北京、广东、福建、山东、浙江和江苏等工艺美术基地省份近两年的出货值年均增幅都在6-8％左右。为应对金融危机，支持工艺美术产品出口，2009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提高轻纺、电子信息等商品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工艺美术行业部分商品，包括景泰兰雕塑像、地毯、其他木制小雕像及其他装饰品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市场萎缩对工艺美术产业的冲击。

这个时期工艺美术产业的对外合作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外合作的方式渠道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关于“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规定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积极组织工艺美术企业参加国内外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出口商品交易会、旅游产品博览会等活动，提高工艺美术产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大力倡导文化产业“走出去”，各地纷纷出台了支持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政策，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专项资金等也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海外参展、进行市场调研、组织培训人才，有力促进了新时期工艺美术产业的国际化。例如，广东、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代表处或工厂，就地生产、销售产品，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又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以不同运作方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地区的200多座城市推出中国演出、艺术展览(含工艺美术品展览)1.5万余场次，海外主流社会现场观众总量超过3000万人次。这种以商业化运作，以演出、展览、文化旅游、出版、品牌产品制作营销以及文化产业战略投资、集成创新等方式，在做强做大新型市场竞争主体、增强自身文化出口能力的同时，与出版、影视鼎足而立，构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渠道和方式的对外合作，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国际市场，提升了工艺美术产业的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于现代工艺技术、信息技术、现代商业运营模式和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更大范围提升了工艺美术产业的文化价值，中国工艺美术产业向世界传递着东方文化的理念，传播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主动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减少针对中国崛起的阻力，为我国其他产业的国际化增添推动力。

三、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前景

中国工艺美术产业早已不再是一个仅限于手工作坊的传统手工艺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工艺美术产业已经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一朵奇葩，绽放在姹紫嫣红的世界文化园林之中。展望未来，我国政府已经高度关注包括工艺美术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势必对我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空间。国务院于2009年7月22日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振兴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坚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要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和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大力培养文化产业人才，支持企业“走出去”，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为规划实施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走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不一样演进历程和不一样的形态结构，是在历史性和当代性与经济性和社会文化性的时空维度中辩证发展而成的。尽管目前我国工艺美术产业全部产值的七成左右用于出口，但是必须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存在有很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要去应对，诸如产业内吸引外资不够，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仅仅是初步阶段，我们的内销产品、市场竞争无序，产业内专业化、国际化的龙头企业不多，多数企业在规模的小、中、大中与经营方式粗放、集约、创新的困境中纠结。国际礼品市场何其巨大，仅美国每年有740亿美元，德国160亿美元，日本15万亿日元，西班牙2.8亿欧元，面对这数千亿美元市场的变化，仅靠一些小企业去单打独斗不免势单力薄；需要我国政府、产业协会、其他相关社会团体组织给予指导，解决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要重视分类命名，要协调统一。工艺美术品种类繁多，很多没有归类统计，特别是一些进口国没有工艺品的专门类别。所以中国工艺品大多数也列入了“其他”类别，也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中国工艺品在进口国的占有数量。一个产品分类命名会涉及到原料、工艺与用途三个要素，需要国家统计局、海关、产业协会等会同制造商、经销商、消费者与时俱进共同探讨确定。

第二，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品的原料多取自于天然，它的税基和税源并不大，如果同其他产业一样征17％就显得过重。

第三，政府应组织建立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业基金，主要用于海外主要国家市场的文化推广，加强行业品牌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推动工艺美术行业市场化、国际化，建立不同的外文期刊杂志，利用展览、其他媒体来进行互动沟通宣传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产品，宣传华夏几千年的文明。

第四，在海外的孔子学院教学中，加人中工艺美术文化内容，既与中国的文明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又通过现场操作拉近距离有效沟通，不仅提高教学水平，还可有效推广工艺美术品的影响，获取市场信息。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9篇

文博大家

杨伯达先生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曾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诸先生习画，并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也因这段经历，1956年他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任副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在文博战线一干就是40余年。1997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壮心不已，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并担负重要的社会职务。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也许因为杨伯达先生在古玉鉴赏和研究方面的名气太大，外界对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知之不多，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古玉的鉴定专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杨伯达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博领域涉猎面很广，且有很高的造诣和不凡的表现。他对中国书画史、工艺美术史、陶瓷发展史以及西方美术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在进行学术探讨、攻克难关时，能高屋建瓴，将各学科的知识稔熟于胸，融会贯通。他的专著和论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清代院画》（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珍玩雕刻・鼻烟壶》（1993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清代官窑瓷器》（1994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出版），以及由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美术全集・元明清雕塑》（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都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比如，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是中国人发明的，并被认为是中国四大传统工艺之一。但是，杨伯达先生1956年一到故宫，在筹备明清工艺美术展览时，发现故宫珍藏的景泰蓝没有统一的规格，器物的风格迥异，珐琅的质色也不一样，这引起他的怀疑。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反复地进行比对，又借鉴了他在陶瓷鉴赏方面从花纹、釉子、款式来区分不同时代的经验，参考了他多年研究西方美术史的知识，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崇尚宝石，为解决宝石稀有的问题，于是就发明珐琅彩工艺，以珐琅制品代替宝石，这种工艺很早就在英国、巴尔干半岛及伊斯兰国家流行开来。于是他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景泰蓝的错误看法，提出这种工艺技术是元代蒙古骑兵西征时从西方带回来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情。2004年10月，我们进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约稿，准备在《收藏》杂志上推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玩专号。应邀撰稿的专家学者对这个策划很是赞同，但建议我们最好请一位资深老专家从工艺美术史角度为清三出概论，这样可以起到总揽全局、厘清脉络、提纲挈领的作用，提高清三代文玩专号的学术水准，并且推荐这个角色非杨伯达先生莫属。当时杨先生不在北京，又担心他社会活动繁忙，能否有精力完成？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他取得联系后，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令我十分感动。不久，反映中国清代尤其是清三代百余年历史、4万余字的论纲：《推陈出新与开拓创新的康熙朝美术》《恭造式样进一步发展的雍正朝美术》《盛极而衰的乾隆朝美术》寄到了西安，在《收藏》杂志2005年第8、10、11、12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三篇论文中，杨伯达先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角度纵谈阔论，条分缕析，向人们展示了清三代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和时代特点，从中可见杨老深厚的学养和精辟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谈到乾隆朝美术时指出，经过顺治、康熙两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到乾隆年间经济空前繁荣，美术亦得到同等发展,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地方美术中心，即以苏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美术中心，以扬州为代表的士庶美术中心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富有西方异国情趣的美术中心；各少数民族美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各地民间美术和民族美术的熏陶之下，乾隆朝恭造美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代院画出现至盛期，宫廷珐琅得到全面大发展，宫廷玻璃器取得突破，漆器工艺继续繁荣，皇家丝织品争奇斗艳，官窑瓷器出现转折，玉器雕刻缓慢繁荣……

玉伴人生

杨伯达先生和玉器结缘一生，他在中国玉器研究和鉴赏方面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令我特别钦佩的是他刻苦钻研、开宗立派的创新精神和他注重实践、勤于调研的务实作风。

杨伯达先生是幸运的。他从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吴仲超老院长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皇宫遗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古玉器。自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那种战乱环境下，故宫只是重点对书画、瓷器、金银铜器、古籍善本等传统大项进行了整理归类，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展览活动，此后又忙于文物的南迁西移，而对玉器的整理一直没有提上日程。这其中既有工作安排上的轻重缓急之分，也与人们对玉器的重视程度在当时还不完全到位有关。比如老一辈鉴赏家除重视礼器用玉以外，将其他的全归于而不予理睬。这也给杨伯达先生留下了机会。面对历代皇室遗留至今、数量如此众多、过去外人根本无法见到的玉器珍宝，如今杨伯达先生可以亲自上手，一件一件地细细欣赏，他感到喜悦和自豪。而当这一大堆既没有定名，又没有年代，还不知功用的玉器需要他们逐件解读归类整理时，杨先生又感到知识的不足。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专门的玉器专家，从事清理古玉工作的除杨伯达以外，还有两人，一个是老的古玩商，一个到故宫时间较长一点，虽然他们过去都不是研究古玉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有经验，杨伯达先生很注意向他们学习。他是个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人，他认为古玉研究和鉴定如果只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他要为中国古玉的研究和鉴定找出一条新路来。

杨伯达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将中国古玉鉴定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其开宗立派的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杨先生的科学赏玉观内涵丰富，笔者不揣浅陋，仅从方法论上概括如下：

⒈ 研究古玉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功用层面上，还要从其矿物学、地质学、宝石学、工艺学、材料学等方面进行研究。

⒉ 古玉研究要同考古学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器物在艺术风格上往往有相通之处。更由于出土文物可以进行明确的断代，其相伴出土的玉器在古玉鉴定上可以发挥标准器的作用。因此，古玉断代可以从考古材料中找证明，从出土文物中类比年代。

⒊ 古玉研究要重视文献的考证。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历朝历代的古文献都有记载，当然对这种记载不加分析全盘接受的观点不可取，但是也不能对这种记载缺乏信任而不去学习体会其含义。以正确的态度研究考证历史文献，可以为古玉鉴赏寻找出相关证据，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

⒋ 研究中国玉文化还要从神学、美学、伦理学、哲学诸方面阐述其外在特点和内涵精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玉、尚玉，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崇玉推至极致就认为玉是天地鬼神的食物，于是玉被作为祭神、通神的神物；尚玉的最高境界是比德于玉，将玉道德化，标榜为君子的化身，以玉的美德规范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修养和行为。

从这种科学的赏玉观出发，几十年来，杨伯达先生特别注重古文献的学习、考证以及对古玉出土地和古玉产地的考察。为此，他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画不画了，舞不跳了，电影不看了，甚至连家庭生活也淡化了。下了班就在单位挤时间看书，一看就是晚上九、十点，到人家要关门的时候才回家休息。当然这种学习研究是同他亲自上手过目的万余件故宫玉器紧密联系的，是有的放失的。在丰富自己学养的同时，他经常深入全国重点文物考古工地实地考察，出土了重要古玉器的工地更是留下了他的身影。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古玉产地，他也无一漏外，有的还去过多次。尤其是新疆和田玉产地，他更是多次光顾，以致近十余年来，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几次深入戈壁腹地考察，主持和田玉学术研究会，亲自给学员讲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伯达先生在玉学研究方面成果是丰富的。他先后几十篇，出版有《古玉考》（1992年香港徐氏基金会出版）、《关氏所藏中国玉器》（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古玉史论》（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还担纲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玉器》（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玉器全集》（6册，199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华夏玉器――鉴赏篇》（12册，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出版）、《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1～3编）（1998～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玉学界泰斗式的地位。

藏家挚友

杨伯达先生是文博大家，但他并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在文博收藏圈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数次与杨老同时参加国内的文博和民藏聚会，也有幸两次与杨老同被香港著名收藏家、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先生邀请赴港参加文博展事活动，我发现他在藏界的朋友很多，有全国各地的，有港澳台的，也有海外的朋友。杨老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他同香港最有影响的收藏团体“敏求精舍”有广泛的联系，该组织的许多轮职主席和会员都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多次在那里授课，与会员切磋学问。我也因得益于杨老的引见，对该组织进行了采访，较早地在《收藏》杂志上对其作了介绍。

杨伯达先生从1996年1月就应邀担任《收藏》杂志的顾问，他对这份在中国内地创办最早、又有广泛影响力的藏界刊物表现出由衷的关爱和支持。他将自己在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及鉴赏辨伪知识撰写成专文，通过这本刊物集中概括地向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进行传授，先后发表的有《仿古玉和伪古玉》（1996年6期）、《传世古玉辨伪综论》（1998年2～3期）、《宋元明清玉文化概述》（1999年5～7期）、《和田玉文化论纲》（2001年7～8期）、《巫・玉・神简论》（2004年10期）。《收藏》杂志还曾经在1996年1～4期连续转发了他撰写的《清代官窑瓷器》《从徐氏艺术馆藏品看清代官窑瓷器》。《收藏》杂志社主办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西安民间收藏国际研讨会、新世纪民间收藏发展趋势华山论剑会，创刊十周年北京联谊会等，他都在百忙中拔冗出席，予以支持。《收藏》杂志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举办的数期文物鉴定培训班，杨伯达先生都是主讲教师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民间收藏热潮的不断兴起，全国又有数家藏刊相继创办，多个文物鉴赏培训机构相继建立，杨伯达先生又应邀担任其中多家顾问。这种满腔热情传播收藏文化、支持和推动我国民间收藏事业发展的精神难能可贵。

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着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

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着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着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着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

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着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着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超级秘书网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

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