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技术进步/广东/工业经济/贡献

【正文】

中图分类号：F4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1)03-0023-08

一、测算的模型及方法

一般来说，当研究目标希望分离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时，多采用增长速度方程。我们在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构造出多种类型的衡量技术进步作用的数学模型。

从产出增长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Y=A(t)f(K,L)(1)

出发，(1)式中，Y表示产生，K表示资金，L表示劳动，A表示技术水平，求全导数并整理后，可以得到：

y=a+αk+βl(2)

(2)式表示产出的增长是由生产要素资金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其中，y、k、l分别是产出、资金和劳动的增长速度，α、β分别是资金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a则是技术进步速度。于是，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增长速度方程，测算指标为产出量、资金量和劳动量。实际测算的关键是怎样确定产出量、资金量和劳动量，采用何种价格水平，以及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等。

本文主要采用了1980～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相应年度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以及天津统计信息网上的有关统计数据。在价格的选取方面，产出统一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但目前我国统计只有总产值的价格指数，没有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所以资金即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数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采用现价计算。劳动力为劳动者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采用水平法计算，按间隔期（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最后一年发展水平同初期发展水平的对比来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以此来观察间隔期内发展水平的平均增减变化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附图

上式中，y为期间平均增长速度，Y[,t]为期末水平，Y[,0]为初期水平，t为间隔期年数。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在《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中的建议，在进行不同地区或部门对比时，由于各地区或部门装备率不同，应对弹性系数值（即α和β）进行修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同地区间的对比时，原则上可采用相同的弹性值。α按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口径为0.30。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产出结构情况复杂，为更接近实际情况，各地在测算时，也可按下列公式对弹性系数α和β进行修正，作为本地区研究问题时的参考。

资金产出弹性系数修正计算公式为：

附图

式中：K[,i]、L[,i]——某地区或某部门第i年资金和劳动力；

K[,ti]、L[,ti]——全国第i年资金和劳动力。

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修正计算公式为：β′=1-α′

运用以上方法测算可得1980～1998年间的参数α′=0.3903，β′=0.6097，其他年间的参数估计值如表1、表2所示。

附图

二、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综合以上有关经济变量与参数的数据，运用式(2)、(3)、(4)、(5)和式(6)，测算得1980～1998年间广东工业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年均增长速度和贡献率（如表3）。

表31980～1998年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情况

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金劳动产值技术资金劳动

进步进步

21.937.8126.316.3110035.6346.8217.55

为了考察1980～1998年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我们分别测算了1980～1985、1980～1988、1980～1990、1980～1992、1980～1995以及1980年到1995年以后各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4）。

表4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势

年份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本劳动技术资本劳动

进步进步

1980～198516.905.2314.1610.3730.9728.6340.40

1980～198820.456.3722.599.6931.1337.6531.22

1980～199019.535.3723.287.9027.5248.4524.03

1980～199221.417.6825.447.8435.8739.8024.33

1980～199522.096.8428.107.4830.9547.9721.08

1980～199622.347.6327.426.8834.1546.7819.07

1980～199721.807.5226.836.3934.4947.5118.00

1980～199821.937.8126.316.3135.6346.8217.55

同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计划时期是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各计划期广东工业经济增长各具特色，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系统地定量分析评价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测算了“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以及“九五”前三年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见表5）。

表5各计划期技术进步等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份年均增长速度(%)贡献率(%)

产值技术资本劳动技术资本劳动

进步进步

1981～1885

“六五”时期17.484.4014.9512.1125.1929.2145.60

1986～1990

“七五”时期23.717.9136.024.8333.3653.4313.21

1991～1995

“八五”时期26.698.4437.875.5631.6255.7412.64

1996～1998

“九五”前三年18.6910.3917.791.8255.5838.625.80

三、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总体分析与评价

从测算结果看，1980～1998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63%，同期资金贡献率为46.82%，劳动贡献率为17.55%。可见，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是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但从全过程来看，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经历了劳动主导期(1980～1985)、资金主导期(1986～1995)和技术主导期(1996～1998)三个时期。技术进步在这三个时期对广东工业经济的作用分别从次要地位上升到第二位和首位。1995年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超过一半的贡献来自技术进步。各要素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技术进步总体水平偏低，增长缓慢，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1980～1998年，各要素对广东工业产值的贡献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35.63%，相对广东工业规模来说这一贡献率并不算高，与广东作为全国工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称（1997年，广东工业总产值12400亿元，首次超过江苏，居全国第一位）。广东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1.93%，其中10.27%来自资金投入，7.81%来自技术进步，3.85%来自劳动力。可见广东工业经济增长接近一半的因素来自资金的高投入，技术进步因素位居第二。而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居第一位，其次是资本的贡献，再次才是劳动的贡献。

从发展趋势看，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技术因素呈递增态势。1980～1985、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这八个期间工业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23%、6.37%、5.37%、7.68%、6.84%、7.63%、7.52%、7.81%（见表4），技术进步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分别为30.97%、31.13%、27.52%、35.87%、30.95%、34.14%、34.49%、35.63%（见表4）。这两项指标在各时期基本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缓慢，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1980～1985、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6.90%、20.47%、19.53%、21.41%、22.09%、22.34%、21.80%、21.93%，比同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高出10.57、14.1、14.16、13.73、15.25、14.71、13.56、14.12个百分点。

（二）资金增长较快，在工业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

1980～1998年间，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由183亿元增加到12261亿元，增长了66倍多。工业总产值由198亿元增加到7049亿元，增长了34倍左右。两项指标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26.31%和21.93%。18年间，资金投入年均增长高于产值年均增长4.38个百分点。在工业产值增长中，由于资金投入而增加的部分占46.82%，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发展趋势看，依靠资金高投入支撑工业经济增长显得较为突出。1980～1985年，资金年均增长14.16%，低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9%)2.74个百分点。但自1984年国家银根放松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投资高潮，加上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投资增长迅猛。1980～1988年，资金年均增长22.59%，高于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45%)2.14个百分点。1980～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间资金年均增长分别高出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3.85、4.03、6.01、5.08、5.03、4.38个百分点，资金增长率更强劲（见表4）。从贡献率看，资金的贡献占主导地位。1980～1985年间，资金的贡献率为28.63%，比技术进步贡献率(30.97%)略低2.35个百分点。这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其贡献率为40.4%。此后，随着工业投资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工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资金逐渐取代劳动占主导地位。1980～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资金的贡献率分别高出同期技术进步贡献率6.52、20.93、3.93、17.02、12.64、13.02、11.19个百分点，高出同期劳动贡献率6.43、24.42、15.46、26.89、27.71、29.27个百分点。

（三）劳动投入增长放缓，对工业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1980～1998年间，劳动要素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为17.55%，远小于资金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从发展趋势看，依靠追加劳动力规模取得经济增长逐步收敛。1980～1985年间，劳动力年均增长10.37%，对同期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0.40%，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之后，1980～1988、1990、1992、1995、1996、1997、1998年间劳动力年均增长9.69%、7.9%、7.84%、7.48%、6.88%、6.39%、6.31%，同期劳动贡献率分别为31.22%、24.03%、24.34%、21.08%、19.07%、18%、17.55%，呈不同程度的递减趋势。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单靠增加劳动力规模难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获取效益，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显得越来越重要。

尽管从总体上，1980～1998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份额不高，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工业技术装备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工业基础差，机械化程度低、能耗高、劳动生产率低。1980年后，广东工业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部分技术装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1995年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广东工业生产设备属90年代水平的占24.8%，属80年代水平的占74.1%，拥有大中型计算机894台、自动化生产线86575条、机械手19149台、工业机器人166台等。到1998年，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6968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51倍，人均装备率从1980的每人7.5万元提高到1998年的每人12.7万元。工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98年广东工业人均创造产值17.8万元，为1980年的16倍多，人均劳动生产率从1980年的10902元提高到1998年44553元，增长了4倍。因此，技术进步促进了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技术进步加快了广东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工业结构不合理是长期影响广东工业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之一。经过多年的调整，广东工业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是轻重工业比例逐步协调。1990年广东轻重工业比例为71.3∶28.7。1990年后，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广东重工业得以快速发展，轻重工业比例逐步协调。1998年，轻重工业比例缩小到63.4∶36.6；二是规模结构逐步优化。改革开放前，广东大中型企业只有30多家。到1998年，广东大中型企业达2019家，总产值4169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2.8%，实现利税422亿元，占利税总额的67.8%。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和销售向优势企业集中，孕育了企业集团的发展，优化了工业经济规模结构；三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高科技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合作和产学研的发展，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1998年，广东拥有6个部级和4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815家，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48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10.7%，且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长，培育了一批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新亮点。

技术进步提高了广东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了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据1995年工业普查对3534个产品的调查，广东工业产品产量排在全国前5名的占55.7%，居第一位的占19.3%。1996年广东工业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水平的比例比1991年高20个百分点，在6187个产品中，达到国际20世纪90年代技术水平的占14.5%，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技术水平的占61.0%。据1998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广东464家工业企业585个产品的抽查，平均合格率为76.5%，比1988年高2.5个百分点。1998年，出口工业制成品716.67亿美元（海关统计），占外贸出口总额的94.7%，比1978年增长了7.3倍，出口额居全国首位。出口产品结构明显改善，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逐渐减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工业品出口额比例从1990年的0.7%猛增到1998年的14.66%。

四、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阶段分析与评价

从“六五”到“九五”计划的前三年，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态势，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中间稍有波动。根据计算结果，四个时期技术水平年均增长分别为4.4%、7.91%、8.44%和10.39%，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为25.19%、33.36%、31.61和55.58%。“七五”时期技术进步贡献率比“六五”增长了7.17个百分点，“八五”有所回落，下降了1.75个百分点，“九五”前三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有明显的飞跃，取代资金和劳动要素居主导地位。

“六五”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广东工业经济百业待举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因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引发经济衰退，受此打击的香港制造业为降低加工成本，保持竞争力，正好利用国内对外开放的机会，将生产向邻近地区转移，与珠江三角洲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结合，形成原料、配件与产品销售两头在外，加工在内的加工工业模式。对外加工业务的开展，推动了广东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17.48%，为建国以来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还是起点。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改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劳动、资金和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5.61%、29.21%和25.19%，对推动工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力的投入。技术水平低、资金不足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七五”计划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广东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经过“六五”期间的建设，广东的投资环境已有一定的改善，增强了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期间，资金取代劳动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资金年均增长36.02%，比“六五”期间(14.95%)增长了2.4倍，比同期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出28.11、31.19个百分点。资金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迅猛增强，贡献率达到53.45%，比“六五”期间增加24.22个百分点。同时，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由“六五”期间的29.21%上升到33.36%。相比之下，劳动的贡献率迅速回落，只有13.21%，比“六五”期间下降32.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全面铺开，推动了国有工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广东进入高潮，加上国家银根放松，促进了全社会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也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提供了机会，带动了广东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八五”期间，广东工业持续高速增长。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放宽和外商投资涌进，工业投资再次膨胀。虽然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施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但因投资惯性作用使工业投资继续上升。资金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7.87%，超过“七五”期间的36.02%。巨大的工业投资使工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产值增长的第二个高潮，达26.69%，比“七五”期间高2.98个百分点。资金在广东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贡献率达到55.74%。同时，广东工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密集型的轻纺消费品行业及普通机械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等制造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成为广东工业新一代的支柱产业。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仍是粗放、高投入型的增长，表现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见表6），技术进步贡献回落。

表6广东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变化情况

年度1983～1985～1989～1992～1995～

19841988199119941996

利税总额（亿元）85.69286.38294.68458.36299.58

资金总额（亿元）333.221186.211693.254100.694014.69

资金利税(%)25.724.117.411.27.5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工业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九五”计划的前三年，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由于中央严肃金融纪律，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广东工业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九五”前三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比“八五”时期低8个百分点，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也下降了3.74个百分点，资金年均增长速度的降幅尤其显著，比“八五”期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资金和劳动力对广东工业经济的贡献明显减弱，贡献率比“八五”期间分别降低了17.12和6.85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达10.39%，比“八五”期间高1.95个百分点，而且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5.58%之高，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时期，广东工业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在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五、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作用的区域分析与评价

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在广东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珠三角地区总体上高于东西部地区，而东西部地区又远高于北部山区。东部和西部地区也有工业技术进步较快的市，如东部的汕头、揭阳市和西部的阳江市（如表7）。这一方面与这些地方技术起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地区科技的投入有关，从表8可看出，汕头市拥有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15个，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机构22个，高等院校6所，从事科技活动人员578人，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支出10499万元，这些状况比珠三角的某些城市还要好。但从整体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看，珠三角仍占有突出的优势。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在香港制造业的转移、扩散与特区建设的带动下，广东工业的区域布局呈现出向珠三角聚集的趋势，加上珠三角地缘人缘优势，促进了该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带动了珠三角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也集中流向珠三角大中城市，使珠三角较东西部和北部山区具备技术上的相对优越。珠三角的人口和土地分别占全省的31.5%和23.4%，却拥有全省62%的人才和3/4以上的中级技工。东西部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1.3%，拥有人才占全省的18.09%。北部山区占全省2/3的土地和2/5的人口，拥有人才仅占全省的1/5，中级以上技能人才数量更少，仅为18万人，占全省的1/10。广州市在各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拥有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157个，占全省的56%，高等院校47所，占全省的58%，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支出23亿元。广州市具有科技水平高、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和金融支撑能力强的优势，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表7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贡献的区域比较

地区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

1978～1978～1978～1978～

1995199619971998

珠三角广州40.9142.6043.8845.22

深圳33.4735.9836.2738.35

惠州30.6537.6238.9043.16

东部地区汕头37.6440.0641.1742.47

朝阳39.1539.4239.7339.63

揭阳40.9043.2945.4440.40

西部地区阳江41.8241.9043.6246.80

湛江22.6824.8118.6527.69

茂名36.5136.9034.3434.46

北部山区韶关32.5837.4036.8036.50

河源27.6928.2427.2927.40

梅州33.8034.4026.8029.90

资料来源：蔡齐祥，陆平．跨世纪的广东科学技术．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表8广东主要城市科技活动情况比较

科学研大中型从事科研究与

地区究与开企业技高等院技活动开发经

发机构术开发校（所）人员费支出

（个）机构（个）（人）（万元）

广州1572464713732229959

深圳56421953624

珠海771194307

珠佛山1084216010298

三东莞52111291729

角中山418264668

江门1273215811334

惠州6212127450

东潮洲4142102902

部汕头1522657810499

地汕尾219823

区揭阳163093

湛江141896272994

西阳江3331215

部云浮2151195

地茂名811162958

区肇庆624295529

北清远1530243

部梅州6152198511

山河源212103

区韶关102021901570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注：高等院校为统计数）

六、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作用的国内外比较分析与评价

就广东与全国的比较来看，根据表9的对比情况，在增长速度上，广东工业年均技术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4.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全国的两倍多。在贡献率方面，广东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5.63%；比全国水平28.91%高6.72个百分点，劳动贡献率为17.55%，比全国水平22.28%低4.73个百分点，资金贡献率两者都在45%以上，非常接近。说明广东和全国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基本相似，都依赖于资金的大量投入，是高投入、粗放型的增长。但广东的优势在于，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较早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工业技术水平所致。

表9广东与全国工业生产要素贡献率对比情况(%)

广东全国

年份1980～19981981～1998

年均技术增长率7.813.65

技术进步贡献率35.6328.91

资金贡献率46.8248.81

劳动贡献率17.5522.28

资料来源：姜均露．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一）国内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工业技术进步在全国的地位，我们对1980～1998年广东、天津和山东三个地区的生产要素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比天津和山东低7.44和15.83个百分点（见表10）；劳动贡献方面，虽然广东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见表4），但相对于两个地区来说仍然较高，分别比天津和山东高14.43和6.63个百分点。分析表明，经济规模并不能全面反映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工业化集约程度是反映工业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表101980～1998年省市生产要素贡献率对照表(%)

地区广东天津山东

年均技术增长率7.815.589.31

技术进步贡献率35.6343.0751.46

资金贡献率46.8253.8037.62

劳动贡献率17.553.1210.92

资料来源：姜均露．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前，广东工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使广东没有能力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廉价劳动力与香港等地的资本、设备相结合，形成了以轻型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重工业发展加快，轻工业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主导地位（见表11）。这时期，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虽迅速崛起，但由于规模不大，未能改变广东的产业结构。因此，广东工业基本上延续了以轻型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业结构对广东工业技术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相比之下，上海、山东、辽宁等省市产业结构则以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

表11广东轻重工业比重变化(%)

年份1949195719651978198519901998

轻工业87.682.171.557.367.571.363.4

重工业12.417.928.542.732.528.736.6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1999广东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技术进步投资对比。在过去20年工业化进程中，广东工业技术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消化吸收的不多，技术创新更为鲜见。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北京、天津、上海、江苏、辽宁、山东等兄弟省市相比，无论总量或是年增长速度都远胜出（见图1），但技术进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逐年减少。反观天津、上海、北京等地，技术进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出广东很多。

附图

图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图

科技活动和R&D（研究与开发）经费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局资料，广东科技活动和R&D经费投入的绝对量和占GDP比重都处于国内较低水平，不仅与北京、上海等先进省市难以相比，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995年，广东科技活动经费仅为北京的33.6%和上海的38.5%，其占GDP的比重仅0.74%，与北京、上海分别相差7.76和3.46个百分点。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2%，比北京、上海分别低5.14和0.88个百分点（见表12和表13）。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GDP比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0.16和0.3个百分点。这是广东工业技术进步缓慢，经济低质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121995年部分省市科技活动经费（亿元）

北京上海江苏四川辽宁山东陕西广东

118.6103.470.862.949.742.739.939.8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资料1991～1995。

表131995年部分省市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GDP比例(%)

地区北京上海陕西广东全国平均水平

科技活动经费占

GDP比例8.54.23.990.741.35

R&D经费占GDP

比例5.341.081.350.20.5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资料1991～1995。

劳动素质对比。广东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虽然有长足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培养能力仍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广东高校在校生居全国第6位，成人高校居第9位，普通中专居第4位。广东人才的学历水平仍然偏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增速慢，高学历人才尤其不足。1998年，广东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13.77万人，居全国第10位，从事R&D活动人员3.81万人，居全国第8位，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2.72万人，居全国第7位（见表14和表15）。显示广东科技活动人员不足，科技活动强度低。相比上海、北京，广东缺乏技术带头人，技术进步后劲不足。

技术成果对比。广东工业虽较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但只注重引进，轻视消化吸收，技术创新更少。而且广东技术市场起步相对较晚，机制又不健全，阻碍了技术成果的扩散和应用。1999年，广东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为5004项，列全国第8位，成交金额34.45亿元，仅为北京市技术成果成交总额的37.4%，也低于上海、江苏等省市的水平（见表16）。

表141998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前十名的省市

附图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表151998年部分省市从事R&D活动人员及科学家工程师（人）

地区北京四川山东辽宁江苏陕西上海广东

从事R&D活动人员8660261807494584576543178425304246138156

科学家工程师6843033987310992925431721301412560327206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年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表161999年部分省市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及成交合同金额

附图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2000广东科技统计数据。

（二）国际比较

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技术进步对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情况，有必要在世界背景中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技术进步贡献比较。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工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50%～80%（见表17），而广东1980～1998年间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5.63%。从经济增长三要素所占份额的比较，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表17发达国家1980—1993年各要素贡献（贡献率）

国别GDP年均增长资本贡献劳动贡献技术进步贡献

美国2.70.250.91.55

(9.3%)(33.3%)(57.4%)

日本4.00.550.722.73

(13.8%)(18%)(68.2%)

德国2.60.96-0.482.12

(36.9%)(-18.5%)(81.5%)

法国2.10.210.651.26

(10%)(30%)(60%)

资料来源：葛霖生．关于经济增长与方式的国际考察．世界经济，1997,(18)。

表18若干国家或地区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从事R&D活动的每万名劳动力中

国家或地区科学家、工程师从事R&D活动的

（年份）（千人）科学家、工程师（人）

广东(1998)10628.09

美国(1993)96274.3

日本(1994)54181.4

德国(1993)22958.0

法国(1994)14958.8

英国(1994)14651.3

加拿大(1993)7533.3

意大利(1993)7652.0

澳大利亚(1995)5667.1

韩国(1995)12869.4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指标．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广东省统计局．1999广东统计局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科技人力资源比较。科技人力资源是反映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技人员在总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高低。1998年广东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28.09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见表18）。表明广东科技活动不够活跃，且科技人员大多聚集于首位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地，造成科技人力资源的结构性浪费或短缺。

科技经费投入比较。研究与开发(R&D)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1991年以来，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在数额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0.20%增加到1998年的0.48%。但相对来说仍处于低水平状态。1998年广东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我国1997年的平均水平(0.64%)还要低，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更大。除印度和新加坡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一指标比例值均在广东的3倍以上，日本更是广东的6倍以上（见表19和表20）。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广东工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表19广东科技活动经费和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科技活动经费0.930.820.860.870.740.790.921.04

R&D经费0.200.180.230.290.200.300.390.48

资料来源：1.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科技统计指标．北京：国家统计出版社，2000。2.蔡齐祥，陆平．跨世纪广东科学技术．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表20部分国家或地区R&D经费占GDP的比重(%)

国家或地区广东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印度

（年份）19981996199519961996199619941995

R&D经费占

GDP的比重0.482.522.982.282.312.681.100.81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工业经济论坛》杂志是中国国内知名的工业经济领域专业性期刊，是中国最早的以工业经济为研究方向的杂志之一。该杂志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旨在提升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研究的水平和影响力。杂志的读者群主要包括从事工业经济和管理领域的学者、研究人员、企业管理者以及政府官员。该杂志的内容涵盖工业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分析、工业政策与战略规划、企业管理与运营、市场营销、技术创新与研发、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等。

该杂志以提供深入分析、权威观点和前瞻性报道为目标，通过严格的审稿、筛选和编辑，不断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关注国内外前沿经济现象和趋势，专业、权威、深入地解读工业经济热点问题。该杂志吸引了大量业内知名的学者、专家和企业高层参与撰稿，每年还会多项工业经济领域的专业研究成果和课题报告，并组织国内外学术研讨会、高峰论坛和工业经济研究论文评选等活动，为行业内外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经济论坛》杂志成为了关注和认可度较高的专业性媒体和学术刊物，深受广大工业经济研究和从业人员的信赖和支持。通过持续报道和关注中国工业经济的新动态和热点问题，该杂志一直致力于为推动中国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作出积极贡献。

总之，《工业经济论坛》杂志以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成为中国工业经济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通过提供深入、权威的工业经济分析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动工业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为中国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资本形态,权力博弈,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经济形态则呈现出一个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序列面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则可以概括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力作为一个共性因素,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属性,而生产关系则具有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剔除生产力这一共性,可以发现,物质资本是主导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货币资本是主导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是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因素。当然,农业经济也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工业经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各种形态的资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地运动并保持增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资本所有者凭借手中占有的资本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分布和运动。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对权力的争夺,进行着各种博弈。货币资本取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战胜货币资本,权力也在资本所有者中间循环运动。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一旦资本和权力媾和,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影响着人力资本价值作用的发挥,并进而侵蚀社会公众的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速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交织时期,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同时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层面,如何认识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下的不同资本形态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期,目前正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相应地,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了不同的主要资本形态,即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各种资本不断运动,力量此消彼长,对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农业经济:物质资本

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是决定社会经济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主要包括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牛和马等畜力生产工具以及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对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说,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物质资本。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生产资料份额大的所有者就成为了实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控制着全社会物质资本的大多数,决定着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分配。其背后的实质是,谁控制的物质资本越多,谁拥有的权力就越大;反过来,亦是如此。尽管,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货币资本,但和物质资本的力量相比,货币资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货币资本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了物质资本的强势地位,反而强化了物质资本的力量。此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和争夺展开。

(二)工业经济:货币资本

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而这又主要取决于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与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劳动工具越先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些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经济发展后期,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资本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与农业经济时期相比,以货币资本为主要形态的资本形式则占据了工业经济的主导方面。但与知识经济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工业经济早期,资本家凭借手中占有的巨额货币资本,到处购买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在世界各地开始工厂,寻找海外有利市场,不断扩大市场需求。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直接指挥和主导了全球的工业扩张与权力分配,围绕着对货币资本的占有和支配,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扩张。工业经济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危机的接连爆发,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此时,以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教育与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逐渐渗入到经济发展中去,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资本也开始走向全球,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中去,进一步助长了货币资本的蔓延势头。因此,在工业经济时期,围绕着货币资本的权力博弈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三)知识经济:人力资本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评价企业规模是否适度的最基本的依据是看其是否存在规模经济。

1　江西省工业结构现状

近几年来，江西省坚定“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工业经济总量逐年提高，2005年江西省工业增加值达1455.5亿元，比2001年的595亿元提高了近两倍。经济总量上升的同时，工业经济类型也取得不断的调整，下面从工业经济类型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工业就业结构及江西省各市工业产值的比较等几个方面对当前江西工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1　工业经济类型结构从2001年以来，江西加快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步伐，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以民营企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工业经济总体规模迅速壮大，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竞相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工业为主导，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多元经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江西工业经济类型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有工业比重下降和非国有工业比重上升。

1.2　工业产值结构在工业化核心战略的正确指引下，江西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轻重工业比例不断的下降，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历史性转折。特别是近几年，江西经济发展呈现出新一轮重工业化的趋势，以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为促进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2005年为例，江西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为0.50，比2000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重工业在江西快速增长，2004年轻、重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59亿元和618亿元，表明江西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产业结构。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开始显现，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4年，江西297家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实现增加值110.7亿元，利润24.5亿元。在空间和产业布局上，呈现集群化发展的特征，已建立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赣州、景德镇及星火化工3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大学科技园、软件园和13个民营科技园，形成了“四区多园”的基本格局。另外，能源、资源等基础工业有所加强，利用效率不断提高。2004和2005年，江西工业利润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工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这两个行业依赖于矿产资源而生存表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主要是建立在矿产资源的使用上。

1.3　工业就业结构从江西工业就业结构来看工业结构，可以得知江西只有一小部分工业企业在岗职工分布在采矿业，而大部分都在制造业，其中又基本上分布在一些简单加tt业上。比如像食品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业等行业，表明江西工业就业结构比较偏重于轻工业。伴随着经济结构及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江西工业就业人员的就业去向更加多样化，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发生了变化，据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5年末国有经济类型企业从业人员分别为205.98万人、202.21万人、199.33万人，可以看出国有经济类型企业提供就业能力呈现下降趋势。与此相反，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就业人员为420.14万元。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在岗职工为45.91万人，比2004年末增加5.29万人，增长13.02％。

1.4　各市工业产值的比较从工业总产值来看，江西省11个市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比较大，从工业总产值来看主要在南昌、九江、赣州等几个地区，特别是南昌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不论是在政策，地利等几个方面都优于其他各市；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南昌、九江仍是江西工业的重要地区，但同时可以到赣州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上升57.91个百分点，表明赣州的发展潜力和速度也很大。

2　江西省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江西省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把江西工业放在全国范围来看，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还很多，工业经济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工业经济总量偏低，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产业关联度低，工业增长的科技含量较低等，工业基础和规模同发达省份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工业增长的粗放型特征还比较明显。

2.1　江西工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发展，工业基础薄弱和基础设施落后，制度创新和机制的滞后，是江西工业发展缓慢和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由于工业起步晚底子薄，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与发达省份相比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工业规模上都明显偏低。到2005年末，江西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置由2000年的第17位推进到16位。

一直以来，在全国的产业地区划分中江西就作为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江西却错过了很多机会，经济发展在低位徘徊，农业一直是江西的主导产业，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江西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1.6％，而工业只占26.6％，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虽然工业比重有所上升，但速度比较慢，2005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35.9％。

2.2　工业产品差异小、附加值低江西工业经济中，比重较大的多数行业属于产品差异性小、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通过区位商分析，2005年江西区位商大于1的行业主要是有色金属采矿业、医药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除医药、烟草等少数行业外，多数为初级产业，附加值很低。江西产品的生产雷同比较严重，质量和包装不上档次，市场占有率低。江西近几年来工业品占全国市场的份额一直在低位徘徊，严重影响工业的发展后劲。据统计2005年末，江西仅有10个中国名牌产品，14个中国驰名商标。

2.3　工业各行业的产业关联度低从江西工业经济内部看，以采掘业、原材料和粗加工为代表的重工业资源密集型特征明显，而江西省资源开发型大型工业企业是由中央投资兴建的，属于“镶嵌式”的企业，带有“单株移植”的特点，远辐射能力较强而近辐射能力较弱，导致江西工业产业结构不高，这些大企业的产品主要输出到区外加工，生产链条甩在区外，与当地小企业的关联度低，不能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降低了大企业的运营效率，增加了成本，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中央大企业也难通过经济技术联系向地方小企业传递、扩散先进技术，带动地方工业产业结构升级。

2.4　工业企业规模不经济评价企业规模是否适度的最基本的依据是看其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市场或经营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张而减少了市场或经营成本时导致的经济1。规模经济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本的大量增加，必然促使工业经济向规模化、大型化方向发展。2005年末江西年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企业6家，超10亿元的企业24家。2005年全社会工业增加值中，规模以上企业只占60.6％，低于全国87.2％的平均水平。从规模以上企业来看，江西工业经济总量和企业的资本较小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不无关系，在一些主要行业中，缺少实力很强的企业，大企业的规模也不大，特别是缺少特大型、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对行业具有龙头作用的企业。这种偏小的企业规模，导致企业抗击风险能力弱、企业竞争力不强，规模效益难以提高。

2.5　工业增长的科技含量较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作为划分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依据。目前江西工业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企业科技经费投入总体不足，大部分企业对技术创新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江西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影响力在全国较小。由于江西高新技术产业起步晚，科技综合实力弱，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在全国的份额只有1％左右，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只有7.6％，低于全国10％的平均水平，而发达省份一般在20％左右，有的高达30％。江西工业科技含量低，产品知名度不高，成为制约江西工业企业发展的瓶颈。

3　江西省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策

江西工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十一五”时期将是江西省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时期，工业化将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加快工业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对促进江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1　发展壮大六大支柱产业江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差距在工业，而工业的主要差距是缺乏一批像西门子、松下、小天鹅这样国际化、集约化、多元化、现代化的企业，缺乏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核心企业支撑的支柱产业。工业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必须靠一批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企业支撑和带动的支柱产业。加快江西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就要增强江西工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走出江西工业低位徘徊的处境，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围绕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的步伐，江西省将着力培育壮大六大支柱产业，即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产业、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产业、中成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和现代化家电产业、食品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产业。

3.2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吸引、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大力发展产品深加工技术。江西工业发展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江西传统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大，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江西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因此用高新技术和先进使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提高江西产品竞争力，开拓更大市场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要建立相适应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从投资、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支持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挥各类高新技术园区的作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要充分利用江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促进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3.3　以信息化带动江西工业结构调整信息技术可以全面改造、带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使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具有后发效应的国家或地区是难得的机遇。如韩国紧抓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仅用30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充分说明在信息时代工业化的进程是可以缩短的。目前，江西在信息产业领域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在光电子、软件等信息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为促进江西工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江西工业经济发展要充分依托现有的基础和优势，发展以光电子产业为龙头的信息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企业为发展龙头，加快光电子产业带、移动通信产业带、计算机及网络设备产业带、光纤及光电子产业带和软件产业带建设，形成以南昌为中心、沿京九和浙赣铁路辐射全省的电子信息产业新格局。信息化是带动工业化的基础，加快实施企业网上工程，开发应用信息资源，发展网上采购和网上营销，将信息化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等先进手段，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实现操作自动化、决策智能化、管理网络化。

3.4　搞好工业园区，提升产业集群江西工业园区建设成绩斐然，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增长极。目前江西工业园区的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所以政府要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工业园区进行准确定位，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自己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成特色园区和后发优势，用产业集群优势吸引本地产业界和国内外的投资者投资建厂，促进工业园区朝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以大企业、名优产品为龙头，强化相同产业的空间整合，加快集中度高、关联度大、竞争力强的支柱产业群。

3.5　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对于江西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较弱的省份，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既是江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加速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必由之路。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任佩瑜博士，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大学二级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商学院工业工程、企业管理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CIMS研究中心副主任、信息及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理事高级会员、四川省管理科学学会会长、四川省人民政府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信息化建设首席科学家。

曾任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运筹学会企业运筹学分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专家组组长、四川省企业经营管理者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管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理事、《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企业管理》杂志社常务理事、《区域经济与科技管理》杂志编委、《国土资源科技管理》杂志编委，两次获四川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二、研究领域和主持研究的项目

主要从事复杂性科学、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生产与运作、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景区集成科学管理、工业经济、区域经济管理。

近年来主持并完成了14项国家及与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其中部级重大与面上项目8项，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重大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包括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博士点专项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项目1项，教育部985工程项目1项、教育部211工程项目1项，四川省社科重点项目1项等。还主持并完成了31项大中型企业项目研究。

三、研究成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任佩瑜教授原创性地提出了“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基于RFID技术的时空分流管理”、“智能调度控制管理理论”、“基于信息技术的景区集成管理模式研究”、“基于信息协同与并行工程的直线职能―矩阵制组织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混合治理结构”等理论与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单位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国内外专家认同，研究成果被四川省科技厅专家组鉴定为源头创新、部分国际领先、整体国际先进，填补了研究的空白，被认为开创了管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等支持下，应用RFID/3S和智能控制等理论与技术，对我国九寨沟等部级景区管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智慧旅游和智慧景区的新理论，同时还提出了基于信息和智能工程的时空分流管理理论与技术模式，探索解决景区高峰期游客拥堵问题、游客安全问题、景区管理效率问题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开创了跨学科的信息工程技术、智能调度控制技术与管理理论综合集成的科学管理模式，提出了重点支持超高频射频识别（UHF RFID）关键技术，进行景区智能调度控制应用研究和环境保护管理研究，开创了旅游和景区科学集成管理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和促进了旅游产业和景区管理的发展。

160余篇，其中在《管理世界》杂志上发表8篇，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上发表7篇，在SCI检索23篇、SSCI检索8篇、EI检索30篇、CSSCI检索97篇。论文被引用达904次。已出版专著17部。曾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2项排名第一）、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排名第一）、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5项（排名第一）、成都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排名第一）。

四、主要论著

1、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约束非刚性的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

2、西部工业增长极的再造，管理世界，2002年第7期。

3、西部工业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模式探讨，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2期。

4、西部老工业基地战略性再造中的问题和对策，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期。

5、国有大型工业企业战略性再造工程研究――对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6、基于管理熵的中国上市公司生命周期与能力策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0期。

7、中国新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及其绩效评价――以中国水电集团为例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

8、PLC厂Cell生产线改善案例，工业工程，2009年第3期。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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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知识经济促进有效增长

目前，知识经济浪潮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有的经济学家将知识经济称为本世纪5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近年增长稳定，充满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在世纪之交牢牢抓住知识经济的勃兴给我们提供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迎头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数百年。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我国在血与火的冲撞中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担子依然很重。但我国仍应发展知识经济。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世纪性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在一机遇，就如同与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一样，将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第二，工业化与知识化可以而且应当协调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将面临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压力更重。所以，我们不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等到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向知识化转移，而应将工业化与知识化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发展知识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发展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利益。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至关重要。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基础。”而在1998年3月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可持续战略付诸实施。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进行。其一?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知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大小于工业经济，人们在知识经济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破坏式甚至毁灭式地利用资源，而是在此过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人类还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开发出新资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再显得很突出。其二?知识经济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而知识经济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工业经济小得多，知识经济中的许多高新技术不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对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贡献。其三?知识经济重视开发智力资源，强调知识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知识产品不仅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识产品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知识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加大对知识、技术的投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的增长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和规模，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利用。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大大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高科技不仅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为90％左右。据统计，1993年至1994年，美国专利所引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同80年代末相比增加了200％。由于美国掌握了知识经济的主动权，其在计算机软件、微处理器等27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我国理论界、经济界不少人对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一讲增长，就只看到资本、劳力的作用，很多地区、部门为加快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想方设法找银行、找财政筹集建设基金，盲目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片面地或错误地认为实物投资即等于增长，而不顾所上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致使产品一生产出来就没有市场，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日。至于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1998年中期，国家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1000亿元加上1000亿元来自信贷配套资金的投资，是我国扩大内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个措施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速度，更在效率。实现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并不难，难的是有效率的8％，难的是这2000亿元的扩大内需投资中，究竟有多少会投资在知识技术的发展上，8％中有多少是知识、技术的增长。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大潮迅速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扭转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偏颇看法，增加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有效的增长。

第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同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应该积极地适应这重要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努力追求创新，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于技术的更新加快，知识的更新周期缩短，对厂商来讲，进行知识创新，掌握最新的知识，比拥有现有的知识重要得多。在工业经济时代，不少国家和企业通过引进和消化其他国家的新技术，实现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水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日本在80年代初，每年平均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它的劣势已逐渐暴露出来。所以，日本经济近年不振而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而美国一些企业极富创造力，所以在九十年代重新夺回了汽车、电子工业的霸主地位，在电子通讯技术上把日本甩得很远。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而不能走日本及一些周边国家“模仿消化投入生产”的老路。其二?加强产品创新。知识经济的产品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中产品创新的这种趋势，适应“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其三?生产管理方式要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变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使生产组织的管理结构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内容。我国的企业要通过生产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第四?让政府在知识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得越少越好，主张实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危机中遭到否定。如果说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各类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创新具有高风险、投资金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一般的厂商不愿或无力进行知识创新活动。政府要确保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承担知识创新的重任，或者直接进行创新研究，或者采取各种倾斜政策，鼓励私人厂商进行创新研究。从美国等已率先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来看，政府在知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实施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在六十年代又实施了“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前后历时六年，共动员组织了15万人参加；“阿波罗”计划历时十年，共动员120所大学、两万余家企业共400万 人参加。另外，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由政府进行组织的。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很难设想这些高科技发展计划能够成功实施。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促进有效增长

目前，知识经济浪潮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有的经济学家将知识经济称为本世纪5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近年增长稳定，充满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在世纪之交牢牢抓住知识经济的勃兴给我们提供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迎头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数百年。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我国在血与火的冲撞中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担子依然很重。但我国仍应发展知识经济。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世纪性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在一机遇，就如同与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一样，将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第二，工业化与知识化可以而且应当协调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将面临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压力更重。所以，我们不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等到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向知识化转移，而应将工业化与知识化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发展知识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发展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利益。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至关重要。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基础。”而在1998年3月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可持续战略付诸实施。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进行。其一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知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大小于工业经济，人们在知识经济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破坏式甚至毁灭式地利用资源，而是在此过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人类还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开发出新资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再显得很突出。其二知识经济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而知识经济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工业经济小得多，知识经济中的许多高新技术不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对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贡献。其三知识经济重视开发智力资源，强调知识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知识产品不仅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识产品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知识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加大对知识、技术的投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的增长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和规模，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利用。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大大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高科技不仅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为90％左右。据统计，1993年至1994年，美国专利所引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同80年代末相比增加了200％。由于美国掌握了知识经济的主动权，其在计算机软件、微处理器等27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我国理论界、经济界不少人对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一讲增长，就只看到资本、劳力的作用，很多地区、部门为加快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想方设法找银行、找财政筹集建设基金，盲目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片面地或错误地认为实物投资即等于增长，而不顾所上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致使产品一生产出来就没有市场，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日。至于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1998年中期，国家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1000亿元加上1000亿元来自信贷配套资金的投资，是我国扩大内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个措施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速度，更在效率。实现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并不难，难的是有效率的8％，难的是这2000亿元的扩大内需投资中，究竟有多少会投资在知识技术的发展上，8％中有多少是知识、技术的增长。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大潮迅速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扭转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偏颇看法，增加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有效的增长。

第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同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应该积极地适应这重要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努力追求创新，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于技术的更新加快，知识的更新周期缩短，对厂商来讲，进行知识创新，掌握最新的知识，比拥有现有的知识重要得多。在工业经济时代，不少国家和企业通过引进和消化其他国家的新技术，实现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水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日本在80年代初，每年平均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它的劣势已逐渐暴露出来。所以，日本经济近年不振而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而美国一些企业极富创造力，所以在九十年代重新夺回了汽车、电子工业的霸主地位，在电子通讯技术上把日本甩得很远。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而不能走日本及一些周边国家“模仿消化投入生产”的老路。其二加强产品创新。知识经济的产品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中产品创新的这种趋势，适应“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其三生产管理方式要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变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使生产组织的管理结构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内容。我国的企业要通过生产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第四让政府在知识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得越少越好，主张实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危机中遭到否定。如果说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各类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创新具有高风险、投资金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一般的厂商不愿或无力进行知识创新活动。政府要确保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承担知识创新的重任，或者直接进行创新研究，或者采取各种倾斜政策，鼓励私人厂商进行创新研究。从美国等已率先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来看，政府在知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实施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在六十年代又实施了“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前后历时六年，共动员组织了15万人参加；“阿波罗”计划历时十年，共动员120所大学、两万余家企业共400万人参加。另外，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由政府进行组织的。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很难设想这些高科技发展计划能够成功实施。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地方性高校；金属材料工程；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7-0075-02

材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构造基础，材料科学归属于基础性科学，也是先进工业技术改革的推动力，它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这样一个材料大学科的重要分支之一，即金属材料工程，该本科阶段教育的目的是可以较好地教育出适应工业经济和科技发展要求的高技术工程人才，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对接要引起注重，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专业基本理论和实践操作能力、掌握先进知识和培养创新能力、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科学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因此，当地的学院和大学金属材料工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部对新建本科院校的重点应转移到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学校应牢牢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实际需要，培养应用型工程为主，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规格和模式。金属材料工程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人才的培养，如何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如何培养相对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是国内地方高校目前各种材料专业建设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

一、高校材料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特别是地方高校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人才市场需求。一方面，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学校注重理论教育，轻视实践操作技能培训，只满足在现有知识的记忆和再现，不能使用知识大胆创新探索。另一方面，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手段的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创新主题，从自己的知识储备的质量和能力方面，似乎严重不足。

近年来，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改革在中国发展迅速，许多高等院校材料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实验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在淡化专业个性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大学科”主题共用知识，培养面宽，在高质量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成果。对于“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可能很适合，但对于生源差和科研实力不高的地方高校而言，不能盲目地复制其他重点大学的改革模式。

二、地方性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培养模式

1.地方性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定位。金属材料工程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航空航天工业、能源化工领域、国防军工方面、冶金机电行业均发挥着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何依托地方，为地方工业经济发展培养具有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背景知识的应用型创新人才，是目前国内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地方本科院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应基于地域化目标定位，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和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构建金属材料工程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并通过突出地方特色培养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江西省新材料产业和工程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为江西省材料产业和工程技术发展储备工程技术人才；同时增进学校与政府、与金属材料表面技术行业、金属材料热处理行业以及相关企业之间的互动，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此外，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创新实验项目为载体，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企业工程项目为载体，培养工程应用意识，提升工程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出于这种原因，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定位是：具备金属材料工程领域的基础知识，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在材料制备与质量检测分析、金属材料热处理、钢铁冶金与机械加工企业和相关行业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高层次、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2.地方性高校金属材料工程培养模式。金属材料工程建设将学校的现实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坚持技术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从而有效地开展错位竞争、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较大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体系、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各种教学过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仔细研究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趋势，根据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总体要求，建立起能够充分激发在校大学生的学习主动积极性和创新创业精神，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也能整体增长知识、能力和素质，具有新时代新特征的多样化应用型高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地方经济的工业发展，九江学院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理论主干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电工电子学、材料科学基础、金属工艺学、热处理原理、热处理工艺及设备、金属材料学、材料研究方法、材料失效分析、材料力学性能、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综合实验。与此同时，开设了两个专业方向，（1）金属材料塑性成型与模具方向：金属塑性成形原理、锻造工艺及模具设计、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挤压工艺及模具设计、模具CAD/CAM软件应用、模具制造工艺学、Pro/E造型及模具设计、压铸工艺及模具设计。（2）金属材料热处理与测试方向：先进材料制备技术、粉末冶金原理、无损检测、材料的腐蚀与防护、冶金质量分析、材料物理性能检测、材料表面技术工程、先进复合材料。为了配合理论教学，大量安排实践性课程与之配套，让学生能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实践性教学课程主要包括金工实习、金属材料专业实验、热处理工艺及设备课程设计、粉末冶金原理课程设计、材料表面技术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

三、地方性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1.培养模式进行改革探索。作为地方性高校的金属材料工程本科专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地方性区域工业经济未来发展对自己学校所设置的金属材料工程本科专业人才的确实需求，根据该本科专业的定位和特色，确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培养模式要从我校的实际出发，根据目前九江及周边区域工业经济与本专业相关单位的现状及发展，在原有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将原有的一味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过渡到应用技术研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定位，这样才能有效地开展多层次培养，避免将学生培养成一个模子技能的技术人才，根据学生的特色，因材施教，拓展专业培养的发展空间，形成专业的办学特色，形成应用技术研究创新型多层次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2.授课体系进行改革修订。为了能更好的对金属材料工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进行改革，我们在现有基础之上进行了以下准备性的工作：在相关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学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探索课程建设的内涵和专业内容集成优化，访问有关材料企业，了解社会对金属材料工程本科专业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能力和高素质要求，对九江学院近几年毕业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系列性的跟踪调查，了解就业单位对我们学校该专业毕业生的满意程度，以及该专业毕业生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专业教学知识点的意见及建议，邀请校内外知名教学专家，召开系列专家指导会，制定该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知识点方面改革的确实可行的方案，撰写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大纲内容将随之进行整合优化。专业主干基础课程建设得以加强，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设置相应并可行的必修课程，同时形成金属材料热处理与测试方向、金属材料塑性成型与模具方向两个具有一定地域工业特色的专业方向，使该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形成比较完整的基础性知识及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性知识。

3.配套平台进行改革探索。为配合模式及课程改革，必须对教学及研究平台进行更新建设，充分并有效地发挥本专业的专业实验室设备优势。近两年，本专业在原有实验设备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项目经费购置了200多万元的教学兼科研实验设备，满足了本专业各种专业理论课程的配套实践性教学需要。目前，九江学院金属材料工程的专业实验室有：表面技术实验室、粉末冶金材料及工艺实验室、材料化学制备实验室、材料物性检测实验室、材料热处理实验室、金相制样及分析实验室、铸造技术实验室、材料力学性能实验室和材料微纳结构分析实验室。通过这一系列实验平台的建设，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发展将得以支撑。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在九江和周边地区与九江新联传动机械有限公司、九江森源科技有限公司、九江博德新材料研究公司、九江奥盛钢缆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实质性地合作，建立产学研及学生实习见习基地，并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和学校教师联合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工程技术应用能力得以较好的培养。

四、结束语

工业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数百年。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我国在血与火的冲撞中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担子依然很重。但我国仍应发展知识经济。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世纪性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在一机遇，就如同与第

一、

二、三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一样，将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第二，工业化与知识化可以而且应当协调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将面临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压力更重。所以，我们不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等到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向知识化转移，而应将工业化与知识化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发展知识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发展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利益。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至关重要。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基础。”而在1998年3月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可持续战略付诸实施。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进行。其一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知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大小于工业经济，人们在知识经济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破坏式甚至毁灭式地利用资源，而是在此过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人类还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开发出新资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再显得很突出。其二知识经济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而知识经济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工业经济小得多，知识经济中的许多高新技术不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对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贡献。其三知识经济重视开发智力资源，强调知识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知识产品不仅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识产品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知识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加大对知识、技术的投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的增长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和规模，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利用。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大大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高科技不仅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为90％左右。据统计，1993年至1994年，美国专利所引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同80年代末相比增加了200％。由于美国掌握了知识经济的主动权，其在计算机软件、微处理器等27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我国理论界、经济界不少人对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一讲增长，就只看到资本、劳力的作用，很多地区、部门为加快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想方设法找银行、找财政筹集建设基金，盲目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片面地或错误地认为实物投资即等于增长，而不顾所上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致使产品一生产出来就没有市场，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日。至于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1998年中期，国家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1000亿元加上1000亿元来自信贷配套资金的投资，是我国扩大内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个措施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速度，更在效率。实现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并不难，难的是有效率的8％，难的是这2000亿元的扩大内需投资中，究竟有多少会投资在知识技术的发展上，8％中有多少是知识、技术的增长。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大潮迅速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扭转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偏颇看法，增加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有效的增长。第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同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应该积极地适应这重要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努力追求创新，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于技术的更新加快，知识的更新周期缩短，对厂商来讲，进行知识创新，掌握最新的知识，比拥有现有的知识重要得多。在工业经济时代，不少国家和企业通过引进和消化其他国家的新技术，实现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水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日本在80年代初，每年平均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它的劣势已逐渐暴露出来。所以，日本经济近年不振而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而美国一些企业极富创造力，所以在九十年代重新夺回了汽车、电子工业的霸主地位，在电子通讯技术上把日本甩得很远。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而不能走日本及一些周边国家“模仿消化投入生产”的老路。其二加强产品创新。知识经济的产品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中产品创新的这种趋势，适应“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其三生产管理方式要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变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使生产组织的管理结构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内容。我国的企业要通过生产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第四让政府在知识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得越少越好，主张实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在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危机中遭到否定。如果说凯恩斯所主张

的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各类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创新具有高风险、投资金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一般的厂商不愿或无力进行知识创新活动。政府要确保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承担知识创新的重任，或者直接进行创新研究，或者采取各种倾斜政策，鼓励私人厂商进行创新研究。从美国等已率先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来看，政府在知识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实施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在六十年代又实施了“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前后历时六年，共动员组织了15万人参加；“阿波罗”计划历时十年，共动员120所大学、两万余家企业共400万人参加。另外，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由政府进行组织的。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很难设想这些高科技发展计划能够成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