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并购论文范文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英美学者最先开创并购的研究领域，而国内对并购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兴起，因此有必要首先吸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并购方面的理论纷繁复杂。本文拟以企业制度和公司财务为基础，将众多的理论分别纳入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体系，为国内学者研究并购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关键词：兼并与收购企业制度公司财务深圳宝安集团于1993年9月通过其上海公司在证券市场购买了上海延中实业股份公司总股本19.8%的股权，由此拉开了我国利用证券市场兼并与收购的帷幕。国内也渐渐发展起一批致力于并购研究的学者。他们大多使用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的并购，其中不乏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由于美国和英国已经有大量的兼并与收购的事件，最近20年累积了大量的研究北美和欧洲兼并与收购的成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并购的理论，所以国内学者都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国内的研究。本文拟就国外关于并购的理论归纳为两大分析体系，一方面试图将众多的理论尽可能地统一，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的并购研究提供清晰的框架。以企业制度为基础的分析体系自《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获得认可之后，科斯的理论分析范式被其追随者广泛传播，并由此开创了新的一门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产权”和“交易费用”。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的经济制度，它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派就是从产权出发研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增加了人们对企业的认知。随着Jensen和Meckling（1976）从科斯的理论体系中引发出委托—理论，不少学者开始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的并购，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委托—理论、自大假说、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一）委托-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地阐述了委托-问题的含义。当管理者只拥有公司所有权股份的一小部分时，便会产生问题。这种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活力，或导致其进行额外的消费，因为大多数的花费将由拥有绝大多数股份的所有者来负担。在所有权极为分散的大公司中，单个所有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在监督管理者行为所需的资源上进行大量的花费。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和所有者间的契约不可能无代价地签订和执行。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包括：构造一系列契约的成本；委托人对人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保证人进行最优决策，否则将就次优决策的后果保证给委托人以补偿的契约签订成本；剩余损失，即由于人的决策和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间发生偏差而使委托人所遭受到的福利损失。剩余损失还可能是由于合约的完全履行成本超过其所能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缓解。一个就是从企业内部的制度设计去缓解。Fama（1980）指出许多报酬安排可以使问题得到缓解。公司可以通过诸如奖金和执行股票期权等方式将管理者的报偿与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管理者拥有自己的声誉，且劳动力市场将会根据管理者在经营业绩方面的声誉来确定其工资水平。Fama&Jensen(1983)假设当一家公司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时，该公司的决策体系也应该将决策管理(创立与贯彻)从决策控制(批准与监督)中分离出来，以限制人个人决策的效力，从而避免其损害股东的利益。控制职能由股东选出的董事会来行使，它在包括董事资格、并购和新股发行等重大决策方面拥有审批权。当企业内部机制不足以控制问题时，接管市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后一着外部控制手段（Manne，1965）。接管通过要约收购或权之争，可以使外部管理者战胜现有的管理者和董事会，从而取得对目标企业的决策控制权。Manne强调说，如果公司的管理层因为无效率或问题而导致经营管理滞后的话，公司就可能会被接管，从而面临着被收购的威胁。（二）自大假说Roll(1986)假定管理者由于野心、自大或过分骄傲而在评估并购机会时犯了过分乐观的错误。在接管过程中，竞价企业认定一个潜在的目标企业并对其价值(主要是股票价值)进行评估。当估价结果低于(股票的)市场价格时，便不会提出报价。只有当估价超过当前的市场价值时公司才提出报价并作为竞价企业进行接管尝试。自大假说(HubrisHypothesis)暗含着一个很强的假设，即市场有很高的效率，股价反映了所有(公开和非公开)的信息；生产性资源的重新配置无法带来收益，且无法通过公司间的重组与合并活动来改善经营管理。从另一方面看，接管的效率理论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市场无效率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Roll自称自大假说可以起到比较基准的作用，且相对与其他需要进行比较的假设而言为零。自大假说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的制度问题。首先，自大假说意味着管理者的决策违背了股东的利益。尽管管理者的意图是通过兼并来增加公司的资产，而采取的行动并不总是正确的。其次，该假设意味着公司控制权市场是无效的，收购企业的股东不能阻止管理者过于自信的收购企业的建议（殷醒民，1999）。（三）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自由现金流量(FreeCashFlow)是超过所有投资项目资金要求量的现金流量，且这些项目在以适用的资本成本折现后要有正的净现值。Jensen(1986)认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在自由现金流量支出方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成本是接管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Jensen的理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在公司的战略决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些导致了成本的利益冲突永远也无法得到完善的解决。当成本很大时，接管活动将有助于降低这些费用。自由现金流量的支出可以在解决管理者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说明了公司若想有效率和使股价最大化，自由现金流量就必须支付给股东。自由现金流量的支出降低了管理者所控制的资源量，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另外，当他们为额外的投资寻求新的资本而进行融资时，就更可能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约束。以公司财务为基础的分析体系（一）财务协同效应理论Nielsen&Melicher（1973）发现当收购公司的现金流量较大而被收购公司的现金流量较小时，支付给被收购公司的作为兼并收益近似值的溢价也较高。这意味着资本从收购公司所在行业向被收购公司所在行业的重新调配。另外，并购发生的原因也可能是合并公司的负债能力要大于两公司合并前的负债能力之和。国外有经验研究证明兼并后企业的杠杆率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并购活动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获得了在开办费和证券交易成本方面的规模经济。而国内上市公司买“壳”则节约了上市费用。（二）“税盾”理论一些并购活动可能是出于税收最小化方面的考虑。不过，税收方面的考虑是否会引起并购活动，取决于是否存在可获得相同税收好处的可替代的方法。虽然“税盾”在对并购活动的全面解释中并不发挥主要的作用，但“税盾”在并购中是非常重要的，低负债的一方并购高负债的一方将对低负债一方带来投资税收的节省。净营业亏损和税收减免的递延，增加了的资产基础，以及用资本利得来代替一般所得(具体措施需根据税法而定)都是兼并在税收方面的动机。即将发生的遗产税还可能会促使企业主在死亡之前将其私人企业出售。（三）财富转移理论Masulis(1980)指出杠杆收购带来的目标企业的财富增加大部分是从债券持有人和优先股股票持有人转移过来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是债券的市场价值和股票的市场价值之和。如果公司的总市场价值没有增加，而股票价值上升了，那么必然带来债券市场价值的下降。债券价值的下降反映了公司增加的违约风险。McDaniel（1986）认为企业合并并不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而是在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可能性增加后，股东要么攫取了债券持有人的资本收益，要么使债券持有人承担了资本损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两家公司规模相同、公司资本结构相同，合并后的公司价值就等于两家公司之和。合并产生了共同承担风险的效果，也就减少了债券违约支付的风险，债券价格应当上升，而股票价格则应当下降，两者正好抵消。如果合并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债券的履约风险就增加。所以，公司的利益分配从债券持有人转向了股票持有人。稍微复杂的例子中仍然可以看到财富转移的情况，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还有一种理论认为通过并购带来的公司财富的增加源于员工利益的减少。（四）价值低估理论q比例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与代表这些股票的资产的重置价值间的比率。价值低估理论就是建立在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间的差异之上的。通货膨胀导致资产的当前重置成本大大高于历史账面成本，这导致了q比例的下降。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增加生产特定产品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购买一家生产此类产品的公司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不用从头做起，因为从q比率来看，从市场上购买公司的价格比重新创建公司要更便宜一些。如果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平均q比例低于1，公司通过购买其他公司来增加生产能力就比自己创建新公司有效。例如，如果q比例为0.7，且收购中在市场价值以上支付的溢价为20％，那么收购价格为0.7乘以1.2，等于0.84。这意味着平均收购价格仍比创建新公司的当前重置成本低16%。解释并购的文献林林总总，也有其他无法纳入这两大体系的理论，比如差别效率理论认为并购可以使管理水平低的公司的效率得到提高，而经营协同效应理论则有助于解释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而上述的两大分析体系更适合解释混合并购。同一分析体系下可能存在逻辑和结论不同的理论，但其分析的基础却是一致的。不少国内外学者已经利用经验数据检验了结论不同的理论，但却从未有一种理论处于绝对优势。另外，国内的并购无论从并购目的和并购形式上来说，与国外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陈信元、叶鹏飞和陈冬华（2003）通过对1993——2000年沪市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并购重组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配股资格的管制密切相关，从而将并购重组的动因归结为“机会主义资产重组”。张新（2003）结合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对1993—2002年的1216个并购事件是否创造价值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现协同效应、自大假说和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他还提出我国经济的转轨加新兴市场的特征为并购提供了通过协同效应创造价值的潜力。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2005）研究了1998-2001年的416起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的样本，提出中国的并购中存在支持或掏空现象。有避亏或保配需求的上市公司会通过并购来短期提升业绩，从而使并购起着支持作用；而无避亏保配之忧的上市公司存在通过并购来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国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创新以适合中国并购的国情，是我们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参考文献：1.陈信元，叶鹏飞，陈冬华.机会主义资产重组与刚性管制.经济研究，20032.弗雷德·威斯通，郑光，苏姗·侯格.兼并、重组与公司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在华并购呈现出战略化的态势。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得以成功实施既有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有我国企业和政府的主观错误导致的偶然性。为防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风险，我国企业应提高对跨国公司并购的认识，慎重选择合资/合作伙伴，在合资/合作时构建完善的学习机制，增强学习能力，并增强并购战略的管理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活动就日渐增多，从种种迹象来看，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有着深远的国际背景，这一场并购活动是一种战略。把握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战略本质，是理解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的重要基础。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战略本质

不同于以往的财务并购或买壳并购，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动机不是为了实现投机性的收益，而是旨在通过并购垄断世界商品与投资市场，抢占物质技术及人力资源，促使全球经营战略的成功实施。可以说，跨国公司的并购动机呈现出战略化的态势。以跨国公司新近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的多例并购为例，虽然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仅是分别对一些骨干企业的并购，在国内各种力量的影响下，尚未能够实现整体的战略性、系统化的并购(即对国内不同地区、同一行业若干骨干企业的并购)，尚未构成对中国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关键行业、主要领域的威胁。但并购有向系统化、高规格的战略并购方向发展的趋势，如美国卡特彼勒并购山工机械后，谋求并购厦工、潍柴动力、上柴等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就反映出这样的趋势。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的全面解析

（一）并购行业的特征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集中以下三大领域：一是电力等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二是钢铁、化工原料等基础材料工业领域；三是啤酒、软饮料、护肤品等消费品生产领域。这些行业都具有以下共性。（1）这些行业都是外商投资相对成熟的行业，并且外资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如跨国并购热点行业之一的轮胎业，在最大的59家定点轮胎厂销售额中，合资企业已占1/3左右。多年的在华投资经历使跨国公司熟悉和掌握了这些行业的运作方式和国内外市场动态，增加了并购的成功性。（2）这些行业都是已经或正在取消限制且外资盼望已久的行业。“十五”期间，随着中国吸引外资产业政策的调整，外资加强了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入。（3）并购的行业具有潜在规模大，增长潜力高的特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上升，消费品等行业的潜在规模和增长潜力开始显现，从而带动能源和基础材料产业需求的迅速攀升，使得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了迅速占领市场，跨国公司纷纷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或者扩大投资。

（二）并购方式的特征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方式多样化，但持股比例以控股为主。总地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重组控股式收购，即通过参与国内企业的重组，收购其50％以上的股权，以达到控制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如2001年3月，我国轮胎行业龙头企业轮胎橡胶与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米其林组建合资公司，米其林控股70％，合资公司斥资3.2亿美元反向收购轮胎橡胶核心业务和资产。第二，增资控股式收购，即在原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基础上，由外商增资扩股，中方不参加增资，相应降低所持股份，从而使外商由参股变成控股。如1994年4月，大连电机厂与新加坡的威斯特电机公司合资组建威斯特(大连)电机有限公司。2004年4月，威斯特公司进一步并购了大连电机厂持有的中方全部股份。第三，股票认购式收购，即外商对那些同时上市发行A股和B股或H股的公司，通过协议收购不流通的法人股或大量增持B股或H股的方式，达到参股或控股的目的。如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五十铃、伊藤忠联合以协议购买方式，一次性购买北旅公司不上市流通的法人股4002万股，占北旅总股本的25％，成为北旅最大股东。

（三）被并购企业的特征

被并购企业一般在国内已有多年的发展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拥有知名度较高的品牌，健全的市场销售网络，较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历史包袱重等原因已经陷入经营困境，企业被迫整体出售或转让部分优质资产，如：大连电机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西北轴承、沈阳凿岩机械公司等企业都是行业的领导者或挑战者，但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市场销量萎缩，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为了盘活国有资产，解决部分职工就业，企业被迫整体出售或转让部分优质资产与跨国公司合资。或者是出于促进技术和管理进步的需要主动寻求外商投资。

（四）并购路线的特征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路线非常明显，它们往往先选择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进而外方控股，最后通过外资并购，转为外商独资企业。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在建立合资企业时就谋求控股地位。比如：德国依纳公司并购西北轴承，最初成立合资企业富安捷铁路轴承(宁夏)有限公司时，德方取得了控股权。然后，在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过程中，外方往往控制企业的营销渠道，实行“高进低出”的策略，转移利润，或者不愿投入新技术，与中方矛盾重重，造成事实上的企业亏损局面，迫使中方把股权转让给外方，外方并购中方股份，实现独资化的愿望。富安捷铁路轴承(宁夏)有限公司、威斯特(大连)电机有限公司、大连伯顿电机有限公司等合资企业，都是这样先后由外商并购中方的股份转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

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原因解析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具有明显的战略性，但为什么跨国公司的在华并购战略能得以成功实施呢？这其中既有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有我国企业和政府的主观错误导致的偶然性。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成功得以实施的客观必然性

1．国有企业改革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并购战略提供了大量机会

国有企业改革对国外资金产生大量需求。我国现有国有企业近40万家，这些企业中的很多都需要改制或重组，在改制或重组过程中存在三方面的资金缺口：一是社保资金缺口；二是国有企业归还银行不良贷款的资金缺口，据统计，全国国有企业的债务有5万亿人民币；三是竞争性行业中国有资产出售的资金缺口。弥补这些资金缺口的方式无非是三种：国家财政，吸收内资和吸收外资，国家财政已不可能再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巨额资金，吸收内资因为国内非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的缺乏而不可能大规模实施，这就为跨国公司并购我国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2．从合资/合作模式向独资模式转化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

合资/合作和独资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的两种进入模式。由于跨国公司初步进入东道国时对东道国的政策、文化、市场等环境的陌生，加之东道国政府的一些进入壁垒，使得独资的风险要高于合资/合作。但是，随着东道国环境的变迁引致的区位优势的增强，跨国公司通过学习获取经验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强化所有权优势战略动机的增强，合资/合作模式和独资模式的风险收益发生了逆转，从而使得独资逐渐取代合资/合作，取代的方式多种多样，并购就是最主要的一种。就我国来看，以下三方面原因逆转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合资/合作模式和独资模式风险收益，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第一，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而增加了跨国公司采取独资模式的收益。第二，加入WTO后，中国一些行业逐渐开放，降低了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逆转了跨国公司合资和独资的风险收益对比。第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一段时间后，逐渐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市场，这些经验降低了独资的风险。（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成功得以实施的主观偶然性

1．我国企业合资/合作战略的失败

跨国公司从合资/合作，到控股，再到独资的战略路线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合资/合作战略的失败。第一，我国企业对合资/合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合资/合作是一个涉及多种文化、多个企业、多种战略的复杂问题。要实现合资/合作的战略初衷，合资/合作双方不得不妥善处理诸如文化的冲突、收益的分配与处置、技术的学习与保护等问题。但我国企业对合资/合作的复杂性往往认识不够，更多地是注意到合资/合作带来的可能收益，忽视了合资/合作的风险，结果或者对经营中出现的一些冲突处理不佳，影响了合资/合作企业的正常经营，或者是对外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准备不足，最后被迫参与并购。第二，合资/合作伙伴选择失当。我国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时往往过分看重跨国公司的规模大小、技术和管理的先进程度，而忽视了外方的合资初衷，忽视了双方之间在文化的适合、能力和资源的互补以及在合资/合作企业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这使得一些跨国公司不仅以低廉的成本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在合资/合作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其进一步并购我国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合资/合作过程中学习机制失效。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组建合资/合作企业的主要动因，但是我国企业在合资/合作过程中往往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学习机制。学习机制的失效导致我国企业合资/合作的结果是失去了市场，却没有学到技术和经验。

2．我国企业并购战略的失败

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参加跨国并购的目标模糊和谈判失策。我国一些企业在参加跨国并购时，仅有良好的愿望，却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有效的谈判路线设计，急于重组资产，饥不择食，优质资产被跨国公司并购，劣质资产、债务、冗员包袱等却留给了中方的母公司。而优质资产与跨国公司合资时又没有把握较好的商业谈判条件和模式，又轻易放弃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公司母公司失去了核心竞争能力，失去了原有的技术、品牌和市场，未来企业的技术路线和技术研发都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安排。第二，对外国并购投资者选择失当。外国并购投资者的类型不同，决定着并购效果的不同。比如说：凯雷是典型的财务投资者，它具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这样的跨国财团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可以轻易调动巨额资金，控股、收购我国企业，然后对资产进行整合、包装，再拿到国外或国内的资本市场进行套现，赚取高额利润。我国企业引进这种投资者，虽然可以避免在技术、生产上被控制，暂时获得资金支持，却无法获得制造技术和生产、营销知识，无助于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甚至丧失长远发展的基础。而我国很多企业在参与并购时，都没有认真评估和权衡引进不同的外商投资者所带来的利益和影响，盲目参加跨国并购，结果导致事与愿违。

四、中国企业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战略的对策

（一）提高对跨国公司并购战略的认识

第一，认清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战略本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已不仅仅是获取市场，而是谋求行业垄断和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第二，全面认识合资／合作的风险，认识并购的利弊得失，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合资/合作和并购都具有双刃剑效应，在合资/合作与并购过程中要全面评估失去市场、品牌和核心技术的风险，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组织结构设计、专利保护等诸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第三，认识到保持企业品牌和核心技术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品牌和核心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失去品牌和核心技术必将降低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与合作的讨价还价能力，最终沦为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配套供应厂商。

（二）慎重选择合资/合作伙伴

在选择外资合资伙伴时，我国企业要克服盲目心理，深入了解分析外方的战略意图，最终判断外资合资的目的仅仅是将合资并购当成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的一个策略，以期绕开行业管制，还是为了与我国企业进行长期商业合作。如果外方是为了长期商业合作，那么，我国企业还要明确自己的切实需求，保持自己独有的资源和优势，从企业切实需求和双方优势互补的契合点，慎重选择合资/合作伙伴。

（三）在合资/合作时构建完善的学习机制，增强学习能力

在合资／合作过程中，我国企业要构建完善的学习机制，增强学习能力。第一，在合资前明确学习目标和计划；第二，建立正式的学习组织和制度，对各自母体企业与有关的资源能力的改进进行交流，尤其要重点强化对战略资源如核心技术、管理流程等的学习；第三，选派高素质人员担任中方管理骨干与技术骨干,提升学习中的吸收能力；第四，将激励制度、考核制度与学习联系起来，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中方人员挖掘学习潜能,提升学习的主动性；第四，分阶段让渡股权与控制权以延长学习时间。知识的默会性使得我国企业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学习到外方的技术和能力，因此，我国企业应尽可能拉长学习时间,占有或模仿外方的技术和能力,通过分阶段让渡股权换取技术资源，获取管理资源与市场资源。

（四）增强并购战略的管理能力

第一，增强制定合理并购战略的能力。在并购时，我国企业应有明确的并购目标和并购策略。作为骨干企业，要研究自身所处的市场地位，确认是否需要参加跨国并购；如果必须通过资产重组摆脱困境，是否必须由跨国公司并购；如果不得不寻找跨国公司并购，则要明确通过并购实现的目标，并制定并购谈判的具体方案，利用自身的资源，保持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尤其是要明确企业对于技术路线的主导权；如果并购必须以放弃自主研发为前提，则要争取由跨国公司承担企业原有的债务和冗员安置问题。否则，参与并购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第二，增强辨别合格并购投资者的能力。在合理估算企业自身发展瓶颈属于技术短缺型、资金短缺型，还是营销短缺型的基础上，仔细比较和计算产业投资者、财务投资者、商业投资者带给企业的资源和利益、企业让渡的条件和成本，选择不同类型的并购投资者。第三，增强并购中保护技术、品牌的能力。一方面，在并购前要正确认识与评估品牌资产价值，我国企业应聘请权威评估机构，采用先进的品牌价值评估体系来评估品牌资产，从而防止外资合资并购中本土品牌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在并购时，知名度和美誉度较高的品牌一定要保持较大的独立性，不要轻易被跨国公司控制，这是涉及品牌生死存亡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景龙.浅析WTO背景下的外资战略性并购［J］．中国外资，2005（5）.

［2］桑百川.被动的国退洋进还是主动的国际化［J］．经济导刊，2006（3）.

［3］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02（6）.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3篇

(一)采取先合作后排挤的方式。跨国公司先与我国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合资建厂，跨国公司提供管理，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中方往往出让自己的优良资产。建立合资企业以后，跨国公司利用各种手段阻挠合资企业的发展，致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跨国公司相比于国内企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其资本的国际化带来的资金充足。中方资金来源单一，在跨国公司的这种策略下往往被拖垮，最终不得不退出合资企业。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控股等方式控制整个合资企业之后，利用其强大的资本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使整个企业在短期内扭亏为盈。相反，中方企业在退出合资企业丧失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还丢掉了本方企业以往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市场。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北轴承厂。在与德国公司合资时，拿出了铁路轴承这一自己的优质资产，结果以后几年逐渐被德方拖垮丢掉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德方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后迅速实现盈利，不但控制了整个合资企业还抢占了铁路轴承的市场占有率。

(二)利用一些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急于吸引外资的心态廉价并购当地的一些企业或提出各种有利于自己抢占市场占有率的条件，挤压当地企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对外资不区分善意还是恶意，甚至不惜代价地吸引外资，为恶意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种盲目吸引外资导致的结果是地方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地限制，一些国企趁机被外资以廉价收购，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而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外资的拼命打压下难逃破产倒闭的命运。杭州齿轮厂在与外资整体合资时双方由于控股权的争夺使得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此时，外资威胁称“如果不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最终，在地方政府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压力下，外资如愿以偿，成功控股。合资后，杭州齿轮厂的商标被外资禁止使用，其优势产品和研发力量以及大量技术成果也尽归外资所有。

(三)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与中方合资后排斥合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大举扼杀中国品牌，使中国企业变成单一的加工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上的一环，既没有知识产权又没有核心技术。大多数中方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的初衷是利用跨国公司资金优势的同时，学习和消化他们的管理与技术。然而，跨国公司却并不会向中方转移核心技术，其转移的仅仅是操作技术。当中方试图自主创新改造民族品牌时也会遭到外资的阻碍。我国的汽车工业在这方面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上海汽车曾试图利用大众公司的技术改造民族品牌，但遭到了大众公司的断然拒绝，并且严格规定不允许将大众技术用于任何中国品牌上。

(四)少数一些跨国公司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对同行业的国内中上游企业进行掠夺式的收购，从而取得整个行业的话语权，继而抢先制定行业标准，给其它弱势企业制造障碍，防止其它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在实行长期的外资单向开放后，目前在一些行业内已出现了外资企业限制竞争的现象。柯达公司1998年对中国感光行业进行了大规模并购，并购了除乐凯公司以外的几乎所有同行企业，一举奠定了其中国感光行业的垄断地位，其对中国感光行业的控制不仅限制了其它国内企业的竞争而且还使得其它跨国公司难以涉足中国市场。

(五)一些跨国公司在并购图企的同时，利用国企改革之际成功绕过我国现有法规，打入部分限制外资进入的重要行业。2002年4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颁布，电信，燃气，热力，给排水等行业被允许外资进入，同年8月，《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正式实施，民用航空业也被允许外资进入。现今，外资已经进入到中国绝大多数行业和领域。而在此之前，个别原先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已有被外资渗透的现象时有发生。

(六)随着A股市场全流通改革的逐步完成，跨国公司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的比例将会逐渐增加。由于目前没有外资公司在中国A股上市，跨国公司往往以受让股权或战略投资人绝对控股的方式与中国企业合作，从而间接进入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以及一批关于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相关法规和办法的实施也将为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甚至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提供了机遇。

二、跨国公司在华恶意并购的特点

(一)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国重点和关键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往往在全行业中起着技术支撑和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容易受到行业内其它企业的追随。近年来，发生在工程机械业，装备制造业，电器业等重点和关键领域的并购案层出不穷：凯雷-徐工并购案，西北轴承厂外资并购案，杭州齿轮厂外资并购案，大连电机厂外资并购案，无锡威孚外资并购案，锦西化机外资并购案等。这一系列并购案的最终结果是中方一再痛失品牌，市场和产业平台。工程机械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它涉及国家长远的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作为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如果被外资掌握控制权，势必造成整个行业的过度集中和垄断，国内企业也因此失去自主创新能力，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二)随着国企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具有一定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成为跨国公司觊觎的目标。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基础好，市场知名度及信誉高，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并购后可取得短期投资，长期见效及改造一步到位的最佳经济效益。并购方还可以以三资企业的身份享有国家的各种相关优惠政策。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都为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了机遇。另外，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权在外资并购中具有明显的吸引力。未来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结束后上市公司股权的全流通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给恶意并购开启了机会之窗，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恶意并购威胁更加现实化。

(三)在并购过程中，由于我国资产评估制度不合理，评估方法不科学，产权交易不规范，同时由于中介机构不成熟，我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时，有部分企业对国有资产评估不实甚至未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评估，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价格往往偏低，而且对企业所用有的商标，专利，品牌，信誉等一些无形资产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计入企业总资产价值中，从而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损害国家利益。企业并购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市场行为，技巧性和操作性很强。在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的信息对称，价格协商，法律保证等都应该由中介机构承担。然而由于并购刚刚在中国起步，中介机构尚处在发育阶段，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有限，导致企业并购过程在非客观公平的条件下进行，致使我国企业在并购中处于劣势，并购成本过高，资源难以优化，资产难以有效重组。

(四)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而非市场的选择。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期，传统体制的惯性使政府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规范性。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突出业绩，盲目追求GDP，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制性地对企业并购决策进行干预，对外资由利用变成了仰仗。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不惜以市场换技术，以地皮换资金，以国企的资金换资金，以环境的污染换资金。其后果是妨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抑制了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五)中国企业自身的落后为跨国公司的并购在产业层面上产生垄断提供了可能，而恶意的跨国并购又会锁定中国企业的落后。我国企业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企业普遍规模偏小，竞争力弱，有的企业在整合多家企业迅速壮大自己的规模的同时也因为整合的企业良莠不齐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为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埋下了伏笔。其次，我国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弱，即使一些大企业的研发投入都还不到2％，而跨国公司一般的研发投入一般都在5％-15％之间。这正是我们企业普遍落后跨国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一些企业目光短浅，崇洋，把与跨国公司合作看作是一种时尚和光荣，殊不知与跨国公司合作容易，但要达到双赢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实力，而不是寄希望于讨好跨国公司。

(六)少数一些跨国公司恶意并购中国企业仅仅是出于投机的目的。在企业并购中，并购双方的股票往往都会上涨，收购方可以在目标企业的股票上涨之后将其拥有的股份溢价转让获取溢价收益。也有一些专门从事收购投机的企业长期致力于研究各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股权结构，寻找那些股权分散或有潜在价值的企业，通过发行垃圾债券或者抵押贷款取得融资来收购这些企业，然后经过短期的包装重组后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三、防止跨国公司恶意并购的对策研究

恶意并购的危害在于会形成垄断，抑制自由竞争。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的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垄断会破坏良好的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防止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那些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意并购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同时采取措施制止和防范。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政府在跨国公司并购问题上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行规法规，通过制定外资并购的交易规则，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具体有：

(一)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战略性产业，对于战略性产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性产业的外资并购应当加大审查力度，防范潜在风险。市场准入要管的同时更要加大准入后的监管。

(二)加快制定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规范外资并购活动。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并购活动将会越来越频繁，而我国的相关法规却不尽完善，一些法规制定之后没有根据形势及时做出修改，导致法规与市场不配套，对国家经济的安全运行产生威胁。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法规相对完善。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法规建设，包括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近日刚出台的《反垄断法》，规范和强化证券市场的监管，建立规范化的资产评估机制，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结构等。

(三)完善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绩的考核。跨国公司并购的步伐在加快，一些掌有企业控股权的地方政府出于引进世界500强的政绩考虑，对外资收购行为往往不去认真分析其背后真正的意图，盲目地将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绩的考核不能单单停留在数量上，而应更看重其质量。

(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是国家确保产业安全最有力的措施。国家可以通过有效整合产权及其资源，对一些关系国家战略利益和产业安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加大政策以及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全力支持有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保持市场竞争的秩序和法规环境的公正透明。

从微观层面上来说，企业是并购的主体，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回避并购。我国企业要想不被跨国公司恶意并购，必须从自身发展角度寻求突破。具体有：

(一)我国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最大的差距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足，而自主创新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应当抓住现今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历史契机，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身企业价值，增强应对外资并购的能力和实力。

(二)我国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要借鉴国外公司应对恶意并购的经验，构建完善的反恶意并购机制。反恶意并购机制有利于推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切实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确定和维护并购秩序，提高并购效率；有利于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控制，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体做法有：确保公司的股权不过于分散；修改公司章程，树立反恶意并购的意识和紧迫感，及早制定防范恶意并购的方案和条款；密切关注本公司的股价走势，防止突如其来的恶意并购等。

(三)我国企业在与外资并购或合资中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意识，摒弃崇洋的思想。在建立合资企业时必须坚持控股权，企业一旦失去控股权，自主创新只能听命于人，生存发展也要受制于人。在企业并购时要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和合作形式，避免盲目的资本化运作，努力实现与跨国公司的双赢即让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盈利的同时我国企业也能从跨国公司身上吸收并消化他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高自身实力。

摘要：近年来，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随着我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不可否认的是，跨国公司的并购给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带来了新机遇，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并购在中国刚刚起步，我国现今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存在很多漏洞，亟待完善，这给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带来可乘之机。恶意并购将会损害东道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小则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大则直接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加大跨国并购的监管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高警惕，防范恶意并购。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民待遇反垄断

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复苏，世界性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延续至今。我国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深受此次浪潮的影响。外资直接或间接进入上市公司乃至控股上市公司已成为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新动向。世界性的资产流动早已以公司并购方式为主，1999年跨国并购金额占全球投资的60％以上，而反观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还停留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基础上，直至现在以并购方式吸引外资的比率仅在全部吸引外资总量的6％左右，足见差距之大。以外资并购方式吸引外资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盘活国有企业、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技术改造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它作为一种吸引外资的形式在我国还得不到普及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相应的基本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协调甚至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存在着外资并购无法可依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概述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是外资并购的目标为上市公司的并购。综观我国现今该种类并购中主要有三种并购模式：（1）通过协议认购国有股、法人股的直接控股模式，如著名的“北旅事件”；（2）协议认购上市公司拟发行的B股模式，如“赣江铃事件”；（3）收购国内上市公司原外资股东股权的间接收购模式，如“福耀事件”。（4）收购上市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这种并购应按国际私法由股票上市地法律调整。前三种并购事件的出现多是在我国法律法规没有相应的规定下出现的，外资并购立法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给我国很大的冲击。急需进行相应的立法，对并购行为进行规定，确保发挥外资并购的积极作用，最小化其负面作用。目前我国对外资并购的行为规制的法律主要散见于外商投资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兼并法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数量无比庞大，但专门规定却不多。这些法律法规中专门规制外商投资的有三资企业法及实施细则、《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决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批露管理办法》及最新颁布的《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上述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客观上填补了我国外资并购的法律制度的空白，初步改变了以前无法可依的情况。特别是最新颁布的《向外商转让上市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它不仅为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证券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体现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努力适应世界性并购浪潮的努力。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在外资并购实践对立法的要求方面，立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二、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

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势由于法律法规的问题，造成了实践中若干并购问题的出现，表现在如下方面：1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转让不规范，经常出现违规现象。2股份转让和收购进行“暗箱操作”、违背了信息公开原则。3并购中常伴随关联交易，损害被收购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4对于恶意收购，目标方常常束手以待，缺乏合法的反收购手段。5用间接收购规避我国法律。6外资低成本并购我国上市公司，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7外商进行投机性并购。8外资并购具有成片、成行业、集团化趋势，已经在某些行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等等问题。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犹如一把双刃剑，其给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基于有效竞争和其他善意动机进行的外资并购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基于垄断市场或投机动机的外资并购则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消极影响。我认为只有制定合理、科学的外资并购的政策和法律，充分发挥政策与法律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和规制功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我认为至少应该归因于如下原因：①外资的“超国民待遇”②现行立法的内容不完善，存在法律漏洞，不仅造成许多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规制，而且使法律规范缺少可操作性③我国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没有及时出台，导致法律规范的不协调与法律的盲区的存在。

三、问题的解决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原因，至少应该从如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1对外资并购循序渐进“有限制”的采取“国民待遇”标准。目前，我国在税收、投资、金融、外贸管理、简化审批程序方面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例如，在缴付出资的规定方面，我国《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的临时账户”。这说明中资企业必须在足额缴清注册资本经审查合格后方可获取营业执照。而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资企业实行认缴制其第一期出资额仅要求不低于其认缴额的15％也就是说外商要想取得国内一个企业的控制权，即取得51％以上的股份，只需要首期缴付相当于总股份7.58％51％×15％＝7.58％的出资，即可取得被并购的中方企业的绝对控股地位。这样外资企业在资产筹措和实际运作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自和灵活性于是，有些外商干脆采取在国外“借壳上市”的手法用“借壳上市”所取得的资金，缴纳剩下的收购所需的资本，从而使外商只需要用极其微小的代价就可获得中方一家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而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操作内资企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超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同时，“超国民待遇”的实施不仅造成了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地位而且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直接减少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足以对抗外资并购对其的冲击，所以对外资并购基本上一直持“国民待遇原则”，即立法上表现为较少对外资并购制定专门法律，而是制定涉内、涉外企业并购统一适用的企业并购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应该在立法上对外资并购循序渐进“有限制”的采取“国民待遇”标准。“循序渐进”的原因在于给予内外资企业同样的待遇可能会遇到阻力及吸引外资总额在一定期间减少的情况，但这是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经阶段。“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则是必然的，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不论经济发达与否，出于对垄断和失业的恐惧也致使政府不得不对跨国并购谨慎有加，即不排除作出一些特别规定，对外资并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加以限制直至禁止。其限制主要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和保证本国企业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比如，美国在航运、通讯、采矿、国防等要害领域禁止外资染指；同时对外资并购房地产、银行业和农业领域亦有限制。中国加入WTO后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市场格局日益开放的格局下，并购的天然优势势必会使其逐步取代跨国创建企业方式而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我国缺乏反垄断规则的情形下，那些具有规模优势，市场竞争力强劲的外国企业若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状态或滥用其先天优势实施反竞争的并购等垄断行为。外国资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我国民族工业的独立性，这种状况若不能予以有效抑制，势必严重制约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故应该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国内的“敏感产业”作出限制或禁止外资并购的规定，同时对外资并购实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表现在立法上就是应该变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模式为单轨制模式。这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对世贸规则的遵守。但这些都是应该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即需具备抗衡外资垄断国内市场、提高本国权益和外资转移风险的能力。如我国目前《公司法》对公司出资规定的是法定资本制，而三资企业法则实行授权资本制，若根据单轨制原则立法则内外资企业就能采用统一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外资并购将取得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法律环境，从而表明我国所采取的并购的“国民待遇”原则无论在形式上和实际上均将与国际惯例接轨。2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现行的立法散乱、不系统、缺乏体系。①我国现今虽未制定反垄断法，但目前从我国颁布的有关法规中也有一些对外资并购范围的规定。1995年6月，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相应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其中《方向》中就明确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允许、鼓励、限制和禁止四大类，并把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列入《目录》，使得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得以统一化和具体化，外资并购当然应该遵循该规定。但这些规定只是明确了外资进入的具体行业和范围，并没有确定外资进入的范围。为了维护本国经济自和独立性，防止本国经济过度的依赖外资，世界各国在充分地利用外资为其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还对外资的进入设定了一定的范围。运用产业政策对外商进行引导是各国政府的通行的做法，产业政策直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图，外资并购行为必须符合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目前面对外资大规模地并购中国企业我们应当结合产业政策，并根据行业和产品的特点，具体明确所要禁止、限制和允许的范围，进行分类管理、设定制度条件和法律规定来指引外资并购行为。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保护民族工业的自和独立性出发，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并且随着我国国有经济行业分布地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地对外资进入行业和领域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加强产业政策的立法导向作用。②“一般来说，行业的重要性与外资所占的比例成反比，对本国重要的行业对外控股的比例就限制得低，反之则较高。”在我国现行的外资立法中，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过于简单，对一般行业只规定了出资比例并无上限的规定，只是对一些重要的行业才规定了上限。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只明确了外资进入的具体行业和范围，并没有明确进入的程度。所以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区分不同行业具体规定不同的出资比例，具体外资进入的程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具体把握外资进入的程度，防止或减少外资并购我国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护我国经济的自主性和安全性。③另外对外商增资扩股的行为进行规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在法律上也应补充合资期间外资增加投资的数额限制和程序的规定，以防止规避法律行为的出现，这是对中方利益的维护，同时也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3在立法体系中进行完善，及时补充修改法律，注意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在西方国家规制外资并购行为时，都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制体系，并且其基本的规制体系大致相同，都是通过反垄断立法和公司立法、证券立法确立并购规则。而且其对企业并购的法律制约主要也反映在其反垄断法中，旨在维护存在适度竞争性的合理结构，保护公平竞争机制。我国应该制定颁布如下法律：

①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实施细则》以建立健全竞争法律体系。从我国现阶段垄断的表现来看，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制定反垄断法的现实必要性。针对目前外资成片、成行业并购我国国有企业并已经在某些行业、区域形成垄断局面的情况，光依靠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不足以对此进行规制，因为，《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同属竞争法的范畴但《反垄断法》的根本宗旨在于反对限制竞争这与反对不择手段的恶意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是有性质差别的。而且，利用《反垄断法》规制外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以维护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维护国内的经济安全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许多国家都将《反垄断法》作为克服外资并购负面效应的核心法律。面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外资并购，应当依据国际惯例，立即出台一部《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界定、构成、监管、处罚等作出实质性的规定。

②为了统一并购立法，立即制定一部统一的、规范化的、权威的《企业并购基本法》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规范并购的多是法律规定，法律层次低，法律之间不协调、不衔接甚至互相之间存在矛盾，操作性亦差，所以很有必要制定内外资并购均适用的《企业并购基本法》，使并购行为规范化，以此作为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统率和核心以及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依据和基础。

③制定一部完善的《外商投资审查法》。重点对审批机构、审批程序、审批责任等做出规定。从而完善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规范审批程序强化审批责任以避免和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④应针对产权交易市场混乱的问题，制定有效的管理规则，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台《产权交易法》，对产权交易的概念、对象、管理机构、运作机构、中介机构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严格资产评估标准，规范评估程序，加大对产权交易中所存在的欺诈、违规操作等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有关当事人应予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把外商与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纳入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中，增加外资并购的公开、公平、公证性，实现产权交易的规范化。

对外资并购的行为的规范是《合同法》、《证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共同任务，不可能单由某一步法律单独调整，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故需要众多法律法规的共同调整，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它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情况不断完善补充。

四、结论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财务风险风险控制

一、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

企业并购需要巨额资金予以支撑，如何筹集并购所需资金并加以合理有效使用，是企业并购面临的一大难题。资金筹集或使用不当，不仅不能顺利完成并购计划，还会产生相应的财务风险。在企业并购中可能会遇到的财务风险，主要有并购资金的筹集风险和并购资金的使用风险两种。

(一)并购资金的筹集风险。企业并购需要资金的来源，可以利用自有资金解决，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或对外举债进行筹集。筹资在企业并购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整个并购链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筹资安排不当，或筹集的资金前后不相衔接都可能产生财务风险。以自有资金进行并购，虽然可以降低财务风险，但也可能造成机会损失，特别是抽调本企业的流动资金用于并购，还会导致本企业正常资金周转困难，利用债务筹资虽然可能产生财务杠杆效应，降低筹资成本，但如果债务比例过高，焉并购后的实际经济效益达不到预期时，将可能产生还本付息风险。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并购资金，相应的筹资成本较高，而且，当并购后的实际运行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时，会使股东利益受损，从而为敌意收购提供机会。然而，由于并购的资金需要量巨大，往往很难以单一的筹资方式加以解决，这样又会面临筹资结构的比较与选择。风险并购的筹资结构包括债务筹资与股权筹资的构成及比例，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的构成及比例。

(二)并购资金的使用风险。企业并购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并购所发生的成本，具体包括支付并购费用、并购价格及新增的投入资金三个内容。并购费用，是指为完成并购交易所支付的交易费用和中介费用，这部分费用在整个并购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并购价格，是指支付给被并企业股东的购买价格，对购买价格可以选择一次支付，也可以选择分期支付，在采用分期支付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暂时缓解并购资金的支付压力，还可以在因不确定因素导致并购计划失败时，减少损失程度。新增的投入资金，是指支付被并企业生产经营急需的启动资金，下岗职工的安置费用及并购后企业所需投入的其他配套资金。在支付的上述资金中，其中并购费用和并购价格是完成并购交易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称其为狭义的并购成本，而并购费用、并购价格和新增的投入资金总和又可称之为广义的并购成本，它们是为取得并购后经济利益所付出的总代价。在这三项资金的使用方面，不仅要按时间顺序做到保证支付，而且，还需要在量的结构方面予以合理安排，任何费用的支付不及时或安排不恰当都会产生相应的财务风险，影响并购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并购效果的如期实现，甚至还会导致企业破产。

二、我国企业并购风险控制的几项措施

我国企业并购，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并购，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总结分析我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企业并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避免盲目性。目前，我国企业并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由此导致不良后果，并购失败的案例时有发生，因此，企业并购一定要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避免盲目性，在并购前必须认真研究并购各方资源的互补、关联和协同程度，全面分析影响并购效果的风险因素和风险环节，然后按照风险最小化原则选择并购方式和实现途径。在当前并购资金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先租赁后并购，先承包后并购或先参股后控股等途径，以防范并购产生的风险。另外，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组织结构，现阶段的企业并购应以横向并购为主，集中力量发展企业的主导业务和核心能力的提升，可以先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角度出发，通过并购将同行业的企业突破所有制和地区、部门的分割重新配置，从而提高市场集中度与占有份额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规模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决策、销售网络、品牌优势，以达到分散经营风险，最终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组建并购专项基金，拓宽并购筹资渠道。在我国企业并购实践中，目前能够用于企业并购的资金来源还比较有限，主要有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等筹集资金，这些资金难以为大型并购提供充足的资金。相对而言，企业自有资金成本低，手续简便。但由于我国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盈利水平低下，不能满足并购所需的一定数额资金。向银行贷款，虽然可弥补自有资金不足的缺陷，但银行借款一般期限较短，不能长期使用，而我国企业原有的负债比率相对较高，再从银行筹集资金数额也十分有限。另外，我国企业发行股票、发行债券从证券市场上直接筹资有很多限制，国家对企业首次发行”增配”增发股票等的标准有较高的要求，对发行债券企业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等要进行严格审批，准入限制较多。企业无法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需要，来决定其并购的融资行为。因此，能否筹集到并购所需资金，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对此，我认为，目前我国应大力开展并购贷款，增加银行对企业并购资金的支持力度。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的准入门槛，并在立法上消除为并购进行直接融资的限制。

(三)加强会计制度建设，规范并购会计方法选择。企业并购的两种会计方法，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购买法更为合理，采用公允价值对购入的资产、负债进行计价更能反映并购的经济实质，但购买法下公允价值的评估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会计环境。而权益结合法则比较简便，但其最大的缺陷是容易产生利润操纵行为，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国际上其他国家适用的企业并购会计准则也基本倾向于采用购买法。目前，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对企业并购缺少全面规范，对各种不同的并购业务缺乏有效的指导，企业对并购会计方法可选择性较大。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公司并购；税制激励；实效性

在我国有关公司并购动因的理论探讨中，税制对公司并购的激励效应一直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一效应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税收协同效应”。艾克堡（Eckbo，1983）指出，税制中（尤其是所得税中）一直存在刺激公司并购的因素，以获得税收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公司并购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零和博弈”。经济学家认为，公司并购是存量资本优化整合的有效方式，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途径，对并购给予的税收补贴就是社会性优化，达到私人市场体制无法产生的最优并购重组数量。笔者认为，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很重，中小企业在生产、销售、人力资源、财务及研制开发上往往无法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企业并购重组是实现我国规模经济的有效手段，因此，税制中的有效激励措施应当确实提升纳税人的并购意愿，纳税人可以确实有效利用这些措施，而且不是借并购之名、行节税之实。

一、我国现行所得税制中的并购激励要素

我国现行所得税制中，对公司并购发挥激励效应的要素体现在一般性税收规则和专门性并购税收规则中。一般性税收规则中的并购激励要素可能不是出于鼓励公司并购重组的意图而制定的，但是这些税制共性实质上有刺激重组发生的效应，包括税法对亏损与所得的非对称性待遇、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以及对股息歧视性课税导致的权益受困。专门性并购税收规则中的并购激励要素是指按照国际惯例，对满足股东权益和公司经营持续要求的并购给与免税待遇。

1.税法对亏损与所得的非对称性待遇

与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我国现行税法对于所得与亏损是采用非对称方式的，对于公司所得需要当期课税，而对于亏损则无法当期全额（亏损额与所得税率的乘积）偿还纳税人。我国规定亏损不可以前转，仅可后转冲抵将来应税所得，结转年限最高为5年。后转期限越短，那么税法的非对称性越强。在这一前提下，如果一家公司的亏损可以被转移给另一家公司，而后者可比前者更快地抵消这些亏损，那么与亏损后转相关的并购税收协同效应就产生了。因为目标公司目前或在最近的几年内无法利用亏损弥补这一规定，该规定的当前价值就很小；但是，如果亏损是转移给一个有足够利润、可以在目前或近几年内利用亏损弥补的收购公司，这种规定的价值就会提高。一家有累积亏损（净经营亏损）和税收减免的公司与一家有正收益的公司两者间合并，合并后公司价值的提高来源于通过兼并使得亏损提早向后结转。

2.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

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在我国也被称为税盾，主要来自于税制对公司不同融资方式的差别性税收待遇。我国税制对债务融资的利息支付允许税前扣除，而对股权融资的股息支付不允许扣除。因此，提高财务杠杆可以增加债务利息税前扣除的税收屏蔽效应，但是要考虑财务困境成本。财务困境成本源自破产的可能性，破产要消耗实际资源，而这些资源消耗既不能给股东、也不能给证券持有人带来任何收益。当财务困境成本增加时，贷款人将对某一限度之外的额外贷款要求更高的利率。在这一前提下，公司并购能够增加可承担的债务能力，当并购后联合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营失败时，贷款人可以从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获利中得到补偿，因此就使贷款人对额外贷款按较低利率来提供，这就是公司并购的“合作保险效应”。此外，如果两家公司的现金流量不是完全正相关，两公司资产并购重组后将使并购后公司的现金流振动波幅变小，破产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这将降低“贷款人风险”。因此，为获得更高的税盾节税效应，就存在促使公司并购重组的激励效应。

3.对股息歧视性课税导致的权益受困

与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致，我国对股息存在歧视性课税，不仅体现在股息经济性双重征税，而且资本所得税只有在资本所得实现时才会征收，延期纳税事实上降低了该税的负担。基于这些原因，权益被困在了公司之中，我们称之为“权益受困”或者“锁住效应”。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司所有者的最优策略是保留一切现金流量，不发放股息，并且在终止期将这些留存收益实现资本化价值。这种留存收益资本化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出售整个公司或者公司资产达成的；也就是说，以并购的方式，将应发放而未发放的现金股息转化为资本所得。也有学者提出股息与收购负相关理论，认为收购是向市场分配现金的替代手段，人们可以将股息率，即股息分配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当作出并购时，股息支付率是否就低。从而，由于权益受困在公司内，就产生了为解困而进行公司并购的税收激励效应。

4.免税并购规则

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当并购公司以股权而不是现金作为支付手段时，我国专门性并购税收规则规定，被并购公司和股东不需要确认应税所得，获得免税待遇。公司以股权进行资产并购和股票并购之时并不是课税的好时机，其目的一般是为了改善有关公司的结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收益。免税并购要求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重组公司经营的持续性，否则视为应税的清算解体；二是被重组公司股东权益的持续性，要求股东接受的收购款为重组公司的股票，否则作为应税的股权转让。我国给予免税待遇的公司重组共有四种类型：整体资产转让、整体资产置换、合并与分立。

二、税收激励在我国公司并购中实效性分析

1.我国并购重组处于公司为形成规模经济而进行的扩张整合过程，税法非对称性激励效应无法体现在发达国家，公司并购已经属于成熟行为，不少公司每年都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由专人负责寻找目标公司，进行相关操作。在公告栏或报纸广告中的亏损公司一向是资本运营者的最爱之一，积极寻求这些公司的可利用税收价值。而我国的并购重组从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内才逐渐热起来，各市场主体的行为和认识尚不够成熟，亏损公司的“拖累”效应明显大于“规模”效应，虽然并购行为越来越多，但多数仍然未考虑税收筹划问题。例如，很多上市公司频频重组，但大多是为了剥离不良资产。有的是为了保住配股资格；有的是为了摘掉ST帽子；有的是为了大幅度提高业绩，为二级市场炒作提供素材，等等。具体目标和手法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其重组方向是提高公司的利润率或赢利水平。这实际上与税收筹划的努力目标正好是相反的。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司资产重组还处于各个公司为形成规模经济而进行的扩张整合过程或提高行业中的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的过程，并不是西方国家大集团公司的长期财务筹划与资本运营的阶段，亏损弥补的激励效应无法体现。

2.横向并购是我国目前资本运营的主要方式，参并公司现金流正相关，税收屏蔽激励的实效性比较差

在实践当中，我国公司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充分利用未使用举债能力的效果并不明显，大致出于以下原因：其一，我国目前的公司并购重组尚处于形成规模经济时期，公司以横向并购为绝对主导来分得该行业中更大的“饼”（市场份额），而根本无需考虑《反垄断法》的要求。翻开1999—2006年的较大规模中国公司资产重组的报告，80%以上是横向并购，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重组。而公司并购重组的“合作保险效应”是针对混合并购的财务效应和税收效应，要求两公司现金流的非正相关性。其二，我国公司并购重组税盾不佳的原因还在于公司并购当时用债券作支付手段的比例小。债务融资在西方国家公司并购重组中被广泛使用，随之也产生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融资工具“垃圾债券”（Junkbond），在近期又出现了大量混合融资工具，在当前西方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可转换债券，以及与长期债券一起发行的认股权证。而在我国，尚无为并购发行公司债券的先例，更不用说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和认股权证了。

3.信息传递功能导致的股息悖论，使我国目前的股息分配率较高，权益受困现象在我国不明显

在对股息严重歧视性课税的前提下，我国需要筹资的公司还愿意向股东支付股息，而不是积累留存收益进行并购，对这种股息悖论可能要采用米勒和罗克股息的信息传递功能来解释。他们的理论是从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出发的，在这个假设中“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更多地了解公司当前收益的真实状况”；市场对当前收益的估计影响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估计，而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估计决定了公司的市场价值。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就会诱使管理者通过支付高于市场预期的股息（或者进行少于市场预期的外部融资），从而抬高股票的价格，即使这种做法削减了投资，增加了税收负担。这一理论也说明了我国受困权益现象不明显，歧视性股息课税对并购激励效应不佳的原因。

4.我国免税并购规则的法律文本定义过于严苛，可行性差，缺乏免税激励的实效性

按照2000年6月我国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通知》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通知》，当企业发生整体资产转让、合并与分立三种重组方式，满足以下要求，就可以获得免税待遇，该要求为：在重组过程中，被重组企业或股东接受的支付款当中，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面值（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20%，则企业不确认转让所得或损失。当发生整体资产置换这一重组方式，它的免税要求是：置换交易补价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从我国对企业并购免税规则的法律文本定义来看，它是一项过于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企业很难在并购中达到这一要求，无法获得免税激励。以企业合并为例，企业通过合并形式新设或存续是根据《公司法》依法进行的，它的法律性要求强；而且在合并当中，被并公司的存货、可折旧资产、资本性资产、盈余公积和留存收益、亏损结转、债务等都作完全转移，利益的关联性极强，这几乎很难成为仅出于税务筹划目的而选择的重组方式，尤其是它致使其中一个公司（吸收合并）或两个公司（新设合并）失去法人资格。因此，与我国超过80%的股权支付比例要求不同，在西方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对企业合并当中的权益持续要求一般都是很宽松的，对于股权支付额的比例要求一般不高，只要超过50%都是可接受的。由此可见，我国免税并购规则的字面定义过于严苛，对企业并购的激励效应比较小。

三、建立对我国公司并购有效税收激励制度的构思

（一）在近期内，应当强调专门性免税并购规则的激励效应，设计明确的、多样性的、可行的免税并购方式，构建纳税人可以确实有效利用的税收激励措施

我国目前关于公司并购的专门性免税规则是不明确和笼统的，一方面是严苛的法规字面限制，使公司出于正常经营与资本运作目的并购很难获得免税待遇，阻碍了公司通过并购方式优化资产配置，使免税并购激励措施的实效性无法有效发挥；而另一方面则是宽松的实质内容，留下广阔的空间给纳税人进行纳税的筹划，通过无谓的损失经济效率来获得免税待遇。因此，完善我国的免税并购规则，对我国的税制建设是必须而且必要的。

1.改善严苛的法规字面定义，区别公司并购类型，细化并明确相应的免税规则

基于不同并购方式获得税收利益的难易程度不同，笔者认为我国的免税规则应当设计如下：第一，针对免税合并和分立而言，由于它的法律性要求强，应当放宽法规的字面规定。将获得免税待遇的最低股权支付比例要求从80%降为50%，同时，对构成股权支付的股票性质明确规定比较宽松，不要求必须是有选举权的股票（即选权股），它可以是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可赎回优先股等等，只要不是“债券类”优先股即可。但是，为防止免税规则滥用，要增加分步交易整体化原则（意味着当公司并购之前和之后的不同交易都是达成并购计划所不可缺少的步骤和行为，那么这些相关交易被视为一项并购交易的统一步骤），明确“历史”股东才可以获得免税待遇，而且，重组之后的三年内，如果股东销售股票，视为股息分配。第二，针对免税整体资产置换而言，由于它是具有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特色的收购方式（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置换出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从而改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应适当提高货币性资产所占比例，但是，为防止免税滥用，需要加入同类资产要求（例如以经营性资产为主的分支机构与以无形资产为主的分支机构不是同类）；此外，对关联企业间的置换要严格税务审查。第三，针对免税整体资产转让而言，由于它是易于形成税收筹划利益的并购方式，因此应严格规定股权支付比例，同时应当限定要求用选权股支付，另外，纳税人以资产换取的股权至少持有三年，否则失去免税资格。第四，应增加以股换股的免税规则，这一方式是当今各国主要的免税并购方式，尤其是以现金作为收购支付手段几乎无法完成的大型公司并购，因此，我国也应按照世界惯例，给予免税待遇。

2.设计多样性的、可行的免税并购方式

有税收激励实效性的免税并购规则设计理念，应当是只要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经济实质的并购交易，就在相同的税收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说，尽管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技术手段，但只要并购交易的实质是一致的，就应当享受相同的免税并购待遇。因此，根据税收中性原则以及实践中运用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我国应当设计多样性的免税并购方式，以使纳税人可以根据公司的总体运营策略选择有效率的并购方式。以兼并为例，不仅应当包括免税兼并和合并，还应设计免税子公司三角兼并和子公司反三角兼并，基于合并是根据公司法进行的，还要设计免税以股票换资产型实践性的兼并。当母公司意图将被收购公司的或有和不明债务隔离在外时，由它的受控子公司用母公司的股票兼并目标公司（免税三角兼并）将是可行的免税并购方式；当母公司希望买壳上市时，由它的受控子公司反向被目标公司所兼并、目标壳公司存续（免税反向三角兼并）将是良好的选择；当并购公司不愿承担未公开的“暗箱式”负债时，尽管需要做每一项资产的复杂过户，但是实践性的免税以股票换资产型兼并却是更有效的并购方式，可以避免承担过多负债。

3.明确公司并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为发挥近期免税并购规则的激励效应，我们放宽了法律文本的字面定义，而且设计了多样性的、可行的免税并购方式，这就需要增加对我国免税并购交易性质的判断，作为反免税优惠滥用的前提。这一判定标准就是并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当公司为获取税收利益而进行迂回的不符合经济效率的重组，就不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尤其当我国今后允许外资并购中国公司的情况下，这一要求就更为重要，因为避税地控股公司、离岸基金和金融公司作为收购公司时，获得免税并购的节税效果是惊人的，而且复杂庞大的跨国公司收购往往会引发税收节约计划。因此，我国应增加税务主管当局对公司并购“实质重于形式”的判定权力，对于纳税人选择的并购最优税收路径要求作以说明，阐明选择是出于充分的“经营目的”，而不是“税收利益”。它有几项标准：第一，参与并购的各方在资产或权益转让之时是否已经意识到了税收利益的存在。第二，在并购之后，被并购公司是否确实持续经营，而不只是一个空壳。第三，在控制权收购和资产收购当中，这些权益与资产是否确实对收购公司是必须拥有的或有益的。第四，如果并购不发生，纳税人是否也可以使用这些税收利益。第五，纳税人选择的并购方式是否是获得既定目标的最经济可行方式。

（二）在远期上，目前我国一般性税收规则中并购激励效应非常强，在此前提下，应当设计缜密、具有稳定性的税收规则，既要发挥税收激励的实效性，还要防止税收法规缺失形成的筹划效应。

虽然在近期内，由于我国公司并购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一般税收规则中的税法非对称性、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和股息歧视性课税等并购激励要素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这些要素的激励效应是非常强的，甚至于纳税人可以利用它们过于简化和不确定性强的弱点，营造自己纳税筹划的舞台。因此，设计缜密而稳定的税收规则才是理想的税制效果。

1.发挥我国税法非对称性激励的实效性，同时设计反“亏损公司”并购滥用税收规则

从长期来看，我国税法对亏损与所得的非对称性待遇对公司并购的激励效应是很强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定亏损后转年限不长，前转与后转期越短，税法的不对称性越强，通过公司并购形式充分吸收亏损的税收筹划效应越强。第二，我国税法不对称性强，还体现在对税收亏损后转的非指数化或者不允许按现行利率资本化上。在此前提下，为防止亏损公司并购滥用，可以借鉴加拿大或美国的做法，设计我国反滥用税收规则。在加拿大，参与合并公司必须出具证明通过“偿债能力测试”的财务报表，否则，不能获得免税待遇，该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合并一些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以获得超额亏损的结转。在美国，如果盈利公司兼并亏损公司而导致亏损公司大股东（持股5%以上）发生了权益变动超过了50%（回溯合并前三年期间的任一时间，大股东的持股变动率增长了50%），那么每年可结转的净经营亏损就受到限制，此外，即使是这种受限制的税损结转也是有条件的，如果被并购公司的资产在经营中未持续至少2年，税损则完全不能结转。

2.积极利用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的激励效应，同时设计“公司收购性负债”利息扣除限制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息扣除规定相比较，我国的债务税收屏蔽效应在长期上是比较强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在利息扣除方面的税收规定较宽松，西方国家的税收规定则复杂得多，要考虑资本弱化规则（即可允许的债务／权益比例的最高限额）和安全港规则（即对利率扣除规定的上下限）；还要考虑管道融资规则以及对金融控股公司、纸面公司的严格利息扣除限制（即对避税地公司的虚假利息支付的扣除限制）等等。第二，与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相比较，利息扣除的税盾效应尤其突出。在一些西方国家，对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问题给与一定的间接性抵免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少了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利益，而我国则不存在这种抵免机制。在此前提下，为防止纳税人滥用税盾效应，我国应当规定，当债务符合四个条件时，就属于“公司收购性负债”，应当限制其利息扣除：其一，债务确实是为公司收购而发行的；其二，债务在清偿顺序上不是优先的；其三，债务符合可转换标准；其四，债务过于巨大，使负债/股本比例过高，或者利息支出/年预计收益比率过高。

3.有效运用股息歧视性课税导致的权益受困并购激励效应，同时设计对“高额留存收益”的惩罚性课税

权益受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税制中对股息分配的课税重于资本所得的程度。从我国的税制来看，我国对股息分配采取经济性双重征税，不予以抵免，而对资本利得中的股票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股息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此外，我国规定当合并中20%以内的现金支付部分，使用了部分留存收益，其余支付采用以股换股，那么资本所得是不课税的，延迟到资本利得真正实现时课税，这使得股息所得税与资本所得税的差异更大。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歧视性股息课税导致的权益受困并购激励效应非常强。在此前提下，为缓解纳税人积累留存收益用于并购的税收筹划，我国应当对大量的留存收益课征高于正常的课税率的惩罚税，它可以迫使公司进行股息分配，否则不分红的公司积累大量收益面临被税务部门征收惩罚性所得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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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hilipHecht，LeoRaymanandAndreWanz.Managementbuy-outs：frommanagertoentrepreneur［J］.WealthManagement，2003.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本文对现有企业的并购动因理论进行回顾，并探讨了期权在企业并购中的运用，认为期权价值是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企业并购期权期权价值

企业并购就是企业以现金、证券和其他方式购买取得其他企业产权，使目标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从而获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的经济行为。实证分析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后的二三年内经营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甚至多数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还出现了下滑趋势。这些现象无法用传统的并购理论来进行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从期权价值的角度来解释企业并购的动因。

一、现有企业并购动因理论

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背景下，企业并购存在许多具体原因。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对并购活动加以解释，形成多种并购理论。Brouther(1998)认为,并购动因可以分为经济动因、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三类。Weston等（1998）将现有文献中的并购动机分为战略驱动的并购、管理层无效驱动的并购、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以及股市无效驱动的并购四类。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将企业并购动因归为:实现管理协同、追求市场控制能力、追求规模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应对市场失效、增加管理特权等。

现有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并购动因进行了分析，为正确认识企业并购动因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适用于理想状况下的并购，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越演越烈的并购浪潮。笔者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结论：并购中的期权价值不可低估。

二、基于期权视角的企业并购活动分析

期权是赋予持有人以指定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收购目标企业（标的物）是存在风险的。因为在整合过程中，企业内外环境时刻在变化，企业需要不断更新和调整原有的计划。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变化，企业便拥有了选择创造价值的权利。

这种可能的期权包括扩张（或紧缩）的期权和放弃的期权。扩张（或紧缩）的期权是指当条件有利时，它允许目标公司扩大生产，当条件不利时，它则允许目标公司紧缩生产。由于这种期权的存在，许多看似不合理的并购也成为可能。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期权对并购的影响，现假设有一企业，预期的各年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单位:元)

为简化问题，假定现金流量都已经贴现。如果用常规的净现值法来评估这起并购，净现金流NPV1=－1000000－50000+2000000×25％+1000000×50％－100000×25％＝－75000<0。计算结果为负，该起并购并不可行。但是倘若目标企业的生产能力有足够的弹性，当市场需求旺盛时，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销售，现金流也随之增加。如表中的现金流由2000000调整为2500000。当市场萎缩或前景黯淡时，可适当抽离资金，压缩生产线，缩小损失幅度。如表中的现金流由－100000调整为－50000。调整后的净现金流为:NPV2=－1000000－50000+2500000×25％+1000000×50％－50000×25％＝62500>0。这充分说明拥有了这种扩张(或紧缩）的期权之后，表面上没有价值的并购完全是可行的，特别是那些净现金流量虽为负值，但只是略低于零的并购。

放弃的期权是指并购某目标企业之后又出售该企业或转到其他行业，当出售所得即企业的放弃价值大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或转行所创造的现金流量时，企业便应该行使放弃的期权。在并购案例中，部分企业因整合不力等原因不能为股东带来价值的时候，并购方会通过出售该资产套现，转投到资产收益率更高的行业中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使放弃期权其实也是企业资产重组的根本目的。仍以上述企业为例，一旦拥有了目标企业的处置权，就为放弃期权创造了条件。假设三年后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为400000元，转行提供其他商品或服务经估算能带来正的现金流600000元。那么转行提供其他商品或服务对本企业有利（选择Max(400000,600000)=600000）。如上表最后一列所示，调整后的净现金流NPV3=－1000000－50000+2000000×25％+1000000×50％+600000×25％＝100000>0。这起并购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三、相关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期权价值是企业并购活动中不可忽略了重要因素。并购企业更应该关注目标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与应变能力，在并购之前，应做好目标企业的评估工作，判断是否存在着期权，期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参考文献:

[1]王长征:企业并购整合-基于企业能力论的一个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郑海航李海舰吴东梅:中国企业兼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8篇

1.1并购活动日趋活跃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步伐日趋加快。仅在2009年，我国就有15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并购重组，其数量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十分之一，涉及金额3300亿元。2010年，在国资委提出的五年减少80-100家央企的要求下，上市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重组。图1是2011-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统计图。从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单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交易金额除2012年略有下降外，2013年又大幅提升，2013年前10个月的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以前各年度。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并购日渐活跃，并购目标多元化，支付的手段较为单一。

1.2并购金额不断扩大

2007年我国并购总金额达到了27亿美元，2008年则突破了30亿美元，2013年时则达到了316亿美元。虽在这期间并购金额上下有浮动，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并购金额持续保持高位。换一个角度分析，从并购金额来看，在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并购金额屡创新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成熟，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也不断地增强，某些中小企业为了发展，积极并购企业且并购活动持续深入。

1.3并购范围不断扩展

从地域的范围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并不局限于国内。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为例，公司以25亿美元并购了美国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又以72亿美元买下瑞士AP公司；横跨亚洲、非洲等地进行并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域和空间范围的扩张。从行业范围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光从能源矿石出手，也涉及到制造业等行业。

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

2.1并购重组前的风险分析

2.1.1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政策风险

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对公司的生产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贾征和李进（2013）分别从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所面临的政策风险。国内政策的出台会使相关产业的并购得到发展或受到管制，而国外政策如贸易保护等，则也会对并购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地关注这些政策信息的变化，盲目进行并购重组，公司自身势必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2.1.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定价风险

鲍屹锋（2013）指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况，企业逃税，营造虚假业绩等行为使得上市公司对于目标公司的并购定价难以估算。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变化，小到对于目标公司的基本信息了解不准确，以及评估体系和方法不成熟等，共同构成了并购价格不能精确定位的风险。

2.1.3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融资风险

整个并购重组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企业为了保证其并购重组活动的圆满完成，常常需要进行融资。在此过程中，上市公司面临着一定的并购重组融资风险。徐永翔（2011）指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同时银行等融资机构尚未在并购重组融资中发挥出其应有作用，这就导致了企业并购风险的产生。这说明不能有效地融资，对公司自身的资金流通也会造成巨大风险。

2.2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面临着支付风险。徐永翔（2011）提出并购资金使用的风险主要来自资金流动性产生的债务风险和利用财产杠杆产生的债务风险。如果上市公司因此债台高筑，不仅无法实现并购重组的最初目的，还会使自身走向灭亡。

2.3并购重组后的风险分析

2.3.1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管理风险。

每个公司都有其固有的管理模式。贺辉（2013）就上市公司与其并购公司组织功能不同，企业文化与理念也存在着冲突，员工安置问题突出展开了论述。如此种种都给企业并购重组带来了危机和风险。

2.3.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经营风险。

徐永翔（2011）认为上市公司与目标企业的战略，主业存在着不一致的风险，甚至相差甚远。唐阿楠等人（2010）也经过探讨得出结论：如果无法使整个企业集团产生经营协同效应，就会产生规模不经济，达不到并购预期而产生的风险。经营某种程度上说决定了一个公司的未来，经营风险必须被上市公司充分重视。

3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运作模式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取了并购重组的方式，将资产进行重新配置。上文已经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各种风险进行了分析，现在本文从并购重组准备；并购重组实施；并购重组整合这三个阶段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一些防范和控制的意见和建议。

3.1对并购重组准备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1.1要科学选择并购重组对象，进行精确化研究。

一个上市公司要成功地完成并购重组，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并购策略。贾征（2013）对公司并购重组提出过三点。第一，上市公司需要积极制定并购重组战略，对行业、地域以及基本途径、方法进行明确。第二就是要积极寻找并购目标和机会。第三就是公司要成立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收集潜在的目标资料。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前需要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建立健全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这样才能降低并购方由于账目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产生的财务风险（徐永翔，2011）。

3.1.2对被并购方的市场进行调查，注意市场和政策。

在并购前，不仅要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研究，还要对其经营的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并购重组后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会由于政府对不同产业有着不同的政策而受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只有明确政策的动向，才能保证并购重组后的顺利融合。

3.2对并购重组期实施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2.1增加支付方式，减少融资风险。

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在融资方面给予企业过多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增加支付方式，比如对符合条件的公司，通过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为其提供金融支持。或者探索设立并购基金的新的融资模式。同时，企业需要减少并购的成本，尽量减少长期债务的增加。

3.2.2确保企业内部的流动资产的稳定性，防范支付风险。

徐永翔（2011）指出，企业利用债务融资或者股权融资进行并购，其偿还债务的主要来源是目标企业并购后的现金流量。所以，如果企业要降低这种融资风险的产生，不仅目标要选择那种经营风险小，市场面大，前景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在并购的时候，企业和目标企业所背负的长期债务都不能太多，而且，要保持企业内部流动资产稳定性。

3.3对并购重组整合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3.1完善内部管理，注重企业文化整合，减少管理风险。

贾征（2013）指出上市公司在完成并购重组后，需要完善内部管理，强化企业内部的控制机制，防止企业管理的失控。同时并购后的企业一般会产生文化冲突，所以企业需要充分地研究自己和目标的企业文化，对其进行修订，使其进行融合，反映出整体的价值理念。徐永翔（2011）提出可以从企业形象、职工行为等方面入手，培育新的企业文化。同时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3.3.2分析并购后公司的行业发展方向，减低重组后的经营风险。

徐永翔（2011）认为企业在并购后扩大了企业本身的规模，这就需要对企业所处行业进行分析。对并购企业是否能够取得目标企业的核心资源以及并购后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论证。确定企业的行业方向，降低并购后的经营风险。

4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风险管理为核心进行了探讨。上市公司为了扩大规模而采取并购重组的现象越来越多，要保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有效实施，首先必须明确其风险，才能在遇到问题时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规避，本文针对并购重组前后三个阶段的风险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这些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了防范和控制的建议。

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国内矿山项目； 变权原理； 财务风险； 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71-04

近年来我国企业间的并购活动不断发生，并购交易额不断扩大，作为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国内并购活动正风起云涌。国内矿山企业普遍存在整体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利用率不高和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而并购能为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与资源。因此，国内矿山项目并购将是矿业做大做强的一个趋势。国内矿山项目并购活动具有交易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类型多等特征，其中财务风险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风险之一。

一、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财务风险因素识别

财务风险因素识别是研究并购活动中的主要财务风险因素及其来源、性质、原因和导致的后果。风险因素识别的目的是找出并购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因素、财务风险原因以及风险所导致的后果，从而揭示并购财务风险的形成机理。

采用德尔菲法对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因素进行识别。经过罗列总结，风险因素识别结果见表1。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1.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表1，将风险类别作为一级评估指标，风险因素作为二级评估指标，构建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2.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评估指标的权重，向矿山设计研究院、矿山企业和高等院校的25名相关专家发出了征询意见表，共收回18份问卷，专家情况见表2所示。

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各评估指标权重，结果见表3所示。

二、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模型

（一）变权基本原理

变权原理是我国汪培庄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综合评估方法，它是相对于常权原理而言的。在实际问题中，若权向量保持不变，将会使问题出现“失衡状态”，而变权方法能够弥补常权方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1.变权的公理化定义

（二）基于变权原理的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模型

1.评估指标的分级规则

根据表3，对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评估指标进行分级，分级规则见表4所示。

2.评估集合的建立

风险评估集合为V：V={V1（低），V2（一般），V3（较高），V4（高）}。根据分级规则，规定风险低为[8，10]，一般为[6，8），较高为[4，6），高为[2，4）。

3.均衡函数及变权公式的确定

选用均衡函数公式（4）及相应的变权公式（6），并取不同的？琢值进行评估。

4.并购矿山各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根据拟并购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分级规则进行确定。

5.变权综合评估

式（8）中，wi为评估指标权重；si为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三、案例研究与应用

以国内某矿山集团并购赣州某钨矿为例，利用变权评估模型进行评估与应用。

（一）确定各评估指标的分级值

根据该并购项目实际情况及并购可行性报告，结合分级规则，确定各二级评估指标的分级值，结果见表5。

（二）变权综合评估

根据表3、表5、公式（8）及变权公式（6），依次取？琢为0.2，、0.4、0.6、0.8、1、1.5、2、2.5和3，并采用Matlab软件编程进行计算，编程代码略，变权重计算结果见表6，变权综合评估结果见表7。

根据表7，当？琢=1时，即进行常权综合评估时，V=7.86600；当0

四、结论

（1）分析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因素识别，建立了财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了各评估指标的权重。

（2）制定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并购指标的分级规则，建立了国内矿山项目并购财务风险变权评估模型。

（3）以国内某矿山集团并购某钨矿项目为例进行研究，利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出变权值和变权综合评估值，得出该案例并购的财务风险为一般，评估结果与实际较为吻合。案例应用结果表明该模型的实用性较强，计算简便，为科学评价和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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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知宇，杨景海.基于现金流量视角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分析――以ST上市公司为例[J].会计之友，2014（30）：46-51.

[6] Servete Gruda， Brilanda Bushati.Control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Its Impact 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2（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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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闵剑.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9] 韩德余，白雪峰.新时期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预警机制的建立――基于未确知测度模型[J].会计之友，2013（6）：118-122.

[10] 张珂.事业单位财务预警模型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3（2）：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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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海外并购； 财务指标； 会计研究法； 并购意义

一、吉利并购沃尔沃案例回顾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吉利）自1986年成立以来，通过利用国内成熟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及国外成熟车型打造出的低价位汽车在灵活的营销体制下取得了飞速发展，并且笼络了不少客户，但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低价模式已经失效，李书福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指出要改变战略进军中高级轿车，并购沃尔沃可谓是棋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2010年3月28日，吉利集团以18亿美元并购了美国福特旗下的沃尔沃100%的股权及几个系列产品，生产线，人才和供应商体系等，此次巨大战略改变可以看出李书福对于吉利汽车爱之深沉，同时也看出了他的野心和宏伟目标。

二、四大财务指标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指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表一可知，就短期偿债能力分析，吉利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在2010―2011年中由于并购需要花费大量资金，2011年流动负债涨幅较大，因此导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降，而在2012―2014年则呈上升趋势，2014年流动资产同比增长13.7%，远大于流动负债涨幅，因此导致流动比率大幅上升。2015年提出新计划同时增加了各种车型，流动负债涨幅较大，两个指标均下降。

就长期偿债能力分析，2009―2011年城上升趋势，2011―2014年呈下降趋势，2015跟2014年基本类似，其中2012年下降趋势最大，主要因为2012年吉利并购了英国锰铜控股有限公司的业务及主要资产，同时还提出了新能源汽车战略，注入新元素，强调产品多元化，这一年资产总金额涨幅很大，并且首次以高金额的营业收入进入了世界500强，进而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最终导致了两个比率的下降。

（二）运营指标、盈利指标以及发展指标分析

从以上三大表格中，着重以2012年，2014年以及2015年这三个节点来描述吉利的发展状况，在并购之初的两三年内，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在201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进入了世界500的行列，随后在2014年由于吉利品牌转型，同时营销系统也在大规模重组，将全球鹰、帝豪以及英伦汽车精简整合为一个品牌，同时卢布贬值导致外汇汇兑出现亏损，尽管已经采取措施降低了在俄罗斯的部分财务风险，但是出口销量整体还是下滑，并且国内出台政策为了降低污染，减少拥堵，限制发放新车牌照，从而限制了用车需求，2014年可谓是冰雪交加的一年，而在2015年整体销售量上升，新车型普遍有良好反应，成立合营公司宁海知豆，收购吉润春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行径展示了吉利公司强劲的实力，营收增长率和净利增长率均大幅增长，最终避过寒冬，迎来了久违的曙光。

三、并购意义及未来的展望

回顾这几年的概况，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历经艰辛，能在并购之初开局完美同时又能够在寒冬中幸存下来并且后劲十足的企业实在不是用“幸运”来阐释的，这期间一定蕴藏着李书福对吉利汽车极大的爱和千万倍的努力，所谓“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本例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国外并购的无限遐想和学习的空间，在并购之初，以及当遇到各种突发状况时应当快速采取的战略调整等值的借鉴。

时至今日，2016年的中期报告显示仍然以强劲的姿态存活着，尽管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但其增速却超过了预期，同时透过吉利控股在哥德堡设立的全资附属公司CEVT还没有发挥出完全的价值，如何达到规模效益，进而保证吉利控股持续稳步发展是接下来要认真考虑得事情，机遇和挑战并存，最终实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引用孙中山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对它的期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美娇 吉利并购沃尔沃：开局很完美 2012（04）

[2] 刘良坤 企业并购财务绩效及风险分析――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 2012（04）

[3] 任高菱子 企业并购财务绩效分析――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期刊论文]-会计之友 2013（28）

[4] 崔燕来；曾月明 企业并购财务绩效研究[期刊论文]-中国市场 20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