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范文
时间：2023-02-24 20:10:12
公共基础范文第1篇
本文将从他的“原始状态”和“重叠共识”两个重要的理念入手，分析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是如何解决自由主义社会这一困境的。
一
多元价值与社会整合之间的紧张，是一个现代性内部的问题，内含在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历史除魅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这一问题并不存在。这首先要从世界观的改变讲起。
传统的世界观是一个超越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古代希腊人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志的、等级的有机联系的宇宙秩序。在世界的最高等级上，有一个安排着宇宙秩序的绝对的存在，即自然。它不仅是客观自然界的nature，而且也是有着生命意志的heaven，类似于中国的“天”。这样的自然是宇宙的本源-逻各斯，安排着世界和人间万物。自然界有自然的法则，人类社会也有人类社会的法则-自然法，自然法规定了社会的正义秩序。人们可以运用理性，认识这种自然正当的自然法，并按照它的要求而行动。另一方面，理性作为人的本性，与自然的本性又是相通的，理性不仅可以认识自然事物，了解什么是社会正义，而且也是个人德性的实践。按照自然（本性）生活，也就是按照理性或德性生活。这样，德性与规范、善与正义，在古典世界里面完全是统一的，统一在“自然”的意志之下。宇宙间的每一个存在物，包括人，在这样一个目的论的世界里，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且形成等级分明的正义秩序。这一格局，在中世纪基督世界里面，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是最高的意志和终极价值的渊源由“自然”变为了上帝，上帝创造和制定了自然法，人按照自然本性生活，变为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善与正义，在基督的世界里面，依然是统一的。
然而，近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改变了目的论的世界观。①首先是科学革命摧毁了旧世界的根基。塔那斯（ Richard Tanas）在《西方心灵的激情》中说：“哥白尼革命可以说构成了现代时期的划时代转变。这是一个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重要事件。-在哥白尼之后，人类在宇宙中是独立的，它在宇宙中的位置无法改变地被相对化了”。②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科学从事实层面证明了目的论宇宙的不存在，它所展现的是一个以因果关系连接起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不再是必然的、有意义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人也不再是宇宙或世界的一部分，人成为宇宙的中心，具有认识和控制世界的能力，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主体与客体、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加以主宰。第二是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在古代和中世纪，无论是善，还是正当，它们的背后都有绝对的、超越的“自然”或“上帝”作为其价值源头，因而是确定的，无庸置疑的。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目的论宇宙观被证伪之后，机械论的宇宙观再也无法推导出普遍的意义联系，它只能证明事实是怎么样的，却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做什么。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使得价值最终失去了其客观的保证。究竟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成为众说纷纭之事，进入了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诸神并立的时代。现代人的尴尬在于：“我们被要求坚持我们的价值，同时又承认它们没有终极的合理依据-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里追求有意义的生命”。③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不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不再有客观的理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偏好与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决策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现代社会在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问题上，对所有的答案和选择都是开放的，只要它们是合理的。
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客观性失落的过程，列奥 斯特劳斯曾经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其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波是从馬基雅维里到霍布斯。这两位近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虽然也强调自然法，但其内容已经被置换了：自然法的内涵不再是基于目的论的自然的义务，而是人拥有自我保存的权利，他们用人的标准代替了自然，用权利取代了法。核心的问题不再是自然或神的意志，而是人自身，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和权利 .第二波是卢梭。卢梭将人性不是归因于自然，而是人自身的历史。人类生活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失去了自然正当的客观标准，只有在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公共的意志中才得以自我定义。这样，人就摆脱了自然的监护，成为自我立法的主人。道德的应当与自然的存在完全脱离了。第三波是尼采。在尼采看来，既然人性的基础在于历史，那么无论是自然、上帝，还是理性，由这些所谓的实在所支撑的价值，统统都是虚妄的，一切只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需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由此开了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先河。斯特劳斯将之称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④第一波是理性，自我保存的理性；第二波是情感，发源于历史的情感；第三波是意志，自我选择的意志。从“知”到“情”最后到“意”，人的自我一步步覆盖了客观的自然和超越性的神意，价值也成为了人自我命名、自我选择的产物。
因此，价值多元本身是现代性自身的内在性质，是其不可避免的题中之义。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成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了价值的分化。人们的价值观虽然分崩离析，但毕竟还要在同一个社会中相处，社会毕竟需要整合，需要在分化的背景下上重新整合。在前现代社会，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人们统一的信仰、宗教和宇宙观，如今新的纽带是什么？社会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这是自由主义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自由主义对此的回应是，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组伦理概念分离。因为价值无法从事实中推出，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价值主观主义，在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价值问题上，只能留待个人自己来解决，政府只能对此保持价值的中立。不过，现代社会不再有统一的德性伦理，但不可没有统一的规范伦理。规范与价值是有区别的，价值回答的是什么是善的问题，而规范处理的是什么是正当问题。前者属于私人领域，涉及到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后者属于公共领域，关涉到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现代社会可以在善的问题上容许多元，但在正当的问题上承担不了相对主义。社会的整合必须建立在规范的一致性上，在什么是正当这一问题上，有明确的、一致的立场。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秩序良好的、正义（justice）的社会。只有在正义的社会中，各种理想的人生或生活方式才有实现的客观可能性。因此，正义是所有社会美德中最重要的美德，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现代社会可以有无数的价值观，但只能有一种正义的标准，建立在什么是正当问题上 的规范标准。
不过，既然目的论的宇宙观已经解体，价值无法从事实中获得求证，那么，正义又如何获得其公认的、客观的和普遍的保证呢？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霍布斯、洛克等相信人间的正义来自于自然法，自然法乃是合乎正义的普遍的、永恒的法则，它可以为人的理性所把握，人的理性本性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自然法可以说是理性法。自然法赋予了人们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一个保护和实现了各种天赋人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但是，在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里，要从实有（自然法）推出应有（人的正当权利），在逻辑上是困难的。自然法的论证很快受到置疑。卢梭虽然继承了自然法的理论，从自然状态的角度论述人的自由，但他更强调人的自我立法是社会正义的渊源所在。因为人拥有道德本性，其善良的意志可以通过人的相互约定，签订契约，建立公共意志，从而实现正义。在这里，卢梭与以往的自然法学说不同的是，他将正义的来源不是归结于永恒的自然法，而是人民所建立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思想后来启发了康德。在康德看来，社会正义的根据不能从外在的渊源去找，而必须是根植于人的实践理性。人拥有的实践理性能力决定了人可以自我立法，建立道德的绝对命令。这样的绝对命令是普遍的、属人的和自律的。康德由此建立了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也是社会正义原则的最终依据。
从洛克到康德的近代自由主义者，都试图为社会正义奠定一个普遍的、客观的基础，但这样的基础又非外在于人的：自然法是人性的体现，是理性的法则，而道德形而上学根本上就是人的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人类正义就是按照先验的自然法或道德绝对命令，通过签订社会契约，以自愿约定的方式实现的。
不过，自从19世纪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先验原则和契约论，不断受到普遍的置疑：为什么人的权利是天然的、自明的？有什么历史的证据证明任何一个社会按照理性的法则签订过正义的契约？道德的形而上学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在自然法和形而上学衰落的背景下，从边沁到约翰 密尔，都将功利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道德基础：自由、平等和公平这些原则之所以值得坚守，是因为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世俗的理由。然而，究竟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何来量化和计算，以获得普遍的、公认的论证，功利主义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使得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在理据上一直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社会整合的基础总是存在着某种裂缝。
二
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横空出世，为解决多元价值与社会整合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罗尔斯继承的是康德的工作，要为社会正义确立一个普遍的、规范的基础。他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首先必须确立某种公平的观念。他没有象康德那样诉诸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通过虚拟的制度创制，假设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在不知道自己利益和偏好的“无知之幕”之下，将会签订什么样的契约，为社会确立什么样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经过极其严密的推理和论证，提出了两项“公平的正义”的原则：普遍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对弱势群体有所倾斜的差异原则。而这样的抽象的、假定式的正义原则，经过理性的“反思平衡”，又是符合经验世界人们的道德直觉的，因而在现实世界具有普遍的有效性。⑤
既然历史学、考古学无法在经验上证明人类曾经有过签订契约的原始状态，那么罗尔斯为什么还要坚持“原始状态”的假设？这一被罗尔斯视作“公平的正义”的首要理念究竟意义何在呢？实际上，罗尔斯在这里要论证的，不是事实层面上的“是”什么，而是规范层面上的“应当”是什么。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当然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事实中演绎出来，但更重要的，它必须符合人们心目中某种最高的正义价值。正义，就是一个“应当”的问题。由谁来规约“应当”？如前所叙，在前现代社会，所谓的“应当”都是由超越的意志所决定的：在古希腊是自然，在中世纪是上帝。即使到了启蒙时代，也必须有另外一种的超越的神圣之物来决定“应当”，在洛克那里，它叫自然法，而在康德这里，是道德形而上学。在一个后神学的时代里，尽管自然法和道德形而上学同过去的自然与上帝不一样，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具有了属人的性质，是人的本性或意志的外化，然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应当”从来不是由人的意志自身来决定，而是由超越的意志来主宰。因为人性是不可靠的，有幽暗的一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利益，即使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合理的程序所产生的公众意志，也有可能是不合法的、自我否定的，纳粹主义就是通过民主的程序上台的。因此，即便是在没有上帝的时代，在人民意志高于一切的民主社会中，也必须有一个更高的正义原则来规约一切。问题仅仅在于：当自然、上帝、自然法和道德形而上学统统失去了其客观的、终极的价值意义的时候，正义原则如何产生？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罗尔斯相信正义原则只能来源于人民自身，来源于人的意志自身。不过，现实社会中的人们过于明了自己的利益，靠妥协和谈判只能产生暂时的情境化约定，而无法产生一个绝对的、超越的正义原则。因此，罗尔斯假设了一个“无知之幕”，假设在“原始状态”中，当人们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的时候，将会如何讨论和论证共同的正义秩序。作为“公平的正义”两项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演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无知之幕”和“原始状态”，是先于历史的，并且超越于一切个人的利益之上。他通过理性的论证，假设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当他们来讨论正义原则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一致性决定。在这之中，“原初状态”是一种推测的分析性设置，它是假设的，也是非历史的，它关心的不是人们“已经”达成什么样的一致，而是“应该”达成什么样的一致，至于是否“能够”达成，不是“应当”所必须回应的。⑥“原始状态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成功地模仿了我们在理性反思中所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为政治的正义观念之原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⑦
不过，罗尔斯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后神学时代，“原始状态”假设所论证的正义原则无法像上帝意志那样成为唯一的、绝对的规范，它毕竟只是理性所作的一种合理的推测，有可能不正确，因此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加以确认和检验。这种方式罗尔斯称为“反思平衡”。“原始状态”下所假设的正义理念，必须回到人们的经验层面予以验证，与人们的道德判断加以比较，经过反复的相互反思，最后达到平衡。⑧“反思平衡”不仅在规范理念与经验直觉之间展开，而且也在人们之间不同的正义观念中进行，最后，在不同的宗教、道德和价值学说中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仅有一种公共的观点，全体公民都能从这一公共观点出发来裁决他们的各种正义主张，而且这一公共观点也能在全体公民的充分反思平衡中得到他们的相互认肯。这一平衡是充分交互主体性的。这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会考虑所有其他公民的理性推理和论证”。⑨
罗尔斯在这里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他通过“原始状态”的假设和论证，确立正义的原则“应当”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这一正义的原则又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它还要还原到经验的历史中，与人们的道德直觉互相检验和校正，以获得“反思平衡”。“公平的正义”不仅拥有超验的抽象理据，而且也获得经验的直觉支持。它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伦理/政治哲学的理据。
然而，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并没有根本解决在价值多元与公共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它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它依然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众多宗教、道德和哲学整全性学说中的一种，而非人人接受的普世化观念。如何让信奉其他价值体系的人们，都来接受正义理论，从而形成公共理性，实现社会整合，这是罗尔斯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正义理论受到了社群主义、保守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左翼激进民主以及来自自由主义内部其他派别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其哈佛 大学的同事桑德尔（Sandel）对其理论的预设“无负荷的自我”和“正当优先于善”的批评⑩，也使得罗尔斯下决心系统地修改自己的理论，从80年代起，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结集为《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如果说《正义论》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关于正义原则的规范性论证，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着力解决的，则是这样一种关于正义的理念，如何在一个价值多元社会中，为各家各派所接受，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公共理性。
与《正义论》中最大的区别在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放弃了将“公平的正义”理论作为康德式的整全式道德政治哲学的追求，而看作是一个仅仅有关政治正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样，他不仅可以回避作为一个整全性理论的许多预设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直接面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的事实，使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具有最大限定的普世性。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的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只要它们是理性的，都是合理的，有其价值上存在的理由。当我们考虑社会整合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价值观，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什么是善这个问题，用括号括起来，而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集中讨论政治正义的问题，在涉及到宪法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什么是正当的问题上，取得重叠共识。11从康德式的伦理政治哲学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对正义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从密尔到康德，都有一套整全性的道德政治哲学乃至人性的学说作为其基础，但到了罗尔斯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特定的整全性理论脱钩，而将其建立在不同价值体系的重叠共识之上。12这是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
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上的退却，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与社会整合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政治共同体建制所必需的正义基础，究竟是自由主义的整全理论，还是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重叠共识？这其中内涵着某种悖论式的两难选择。假如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依然建立在特定的道德哲学前提之上，虽然其基础比较厚实，但很难为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所无条件接受，因此也无法成为社会的公共意志，实现社会的整合。而放弃自由主义特定的道德立场，又有可能削弱自由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基础，使得社会正义在理据上变得单薄起来。这是自由主义在现代多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
罗尔斯的最终选择，意味着为了实现追求公共正义的最广泛的价值基础，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必是伦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只需是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重叠共识，以便为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所普遍认肯。放弃特定的自由主义整全学说，退却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对于建立正义的理性秩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当“原始状态”的正义原则确立之后，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形成重叠共识，成为社会正义秩序的坚实基础？
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分析之中，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是通过重叠共识的方式就公共正义问题达成一致的。如何保证重叠共识必定符合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而不是别的，甚至发生自我否定的结果？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当初纳粹主义不是通过非法的暴力，倒是借助合法的民主选举上台的，纳粹主义在三十年代的德国未尝不是社会各方面的“重叠共识”。
我们对罗尔斯重叠共识理念的理解，不能与“原始状态”的理念割裂开来。事实上，如果公共正义只有一个重叠共识的基础，在逻辑上的确有可能发生自我否定的可能，然而，按照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的理念，作为人们道德经验交互论证结果的重叠共识，不能成为唯一的、至上的最高意志，它要受到“原始状态”中所预设的正义原则制约，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调整又互相制约的反思平衡关系。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不同之处在于，哈贝马斯相信，人民是最高的，交往理性所建立的程序合理性具有自我纠错机制，他对人性和理性具有相当的乐观的期待。而罗尔斯毕竟是英美传统中的自由主义传人，他虽然也承认人民，但对人性的期待是有保留的，现实中的人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因而人性也具有某种幽暗面，仅仅通过他们之间的道德直觉而获得的重叠共识，很有可能偏离了正义的基本原则，因此，重叠共识不能成为至上的、绝对的立法意志，它要受到“原始状态”下“第一立法原理”的制约，用后者来限制重叠共识的范围。13“应当”如何，不能由经验历史中具有现实利益的凡人说了算，它必须受到超历史的“无知之幕”下假设的正义原则的规约。当“重叠共识”符合“原始状态”下建立的正义原则的时候，它就不再仅仅是人民主观意志的偶然产物，而拥有了正义的客观性。
政治自由主义虽然可以对各种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中保持宽容，但如同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在于分清敌我，在正义问题上，民主社会也有着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公共正义的侵犯者。为了防止民主政体自我颠覆的危险，罗尔斯为政治自由主义设置了公共理性。所谓的公共理性，就是自由民主社会中一套有关正义的基本理念和规则。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不同，公共理性是政府官员行使公共事务的推理理性，也是公民们在对宪法和正义的基本原则进行表决的推理理性。14公共理性是一套原则性和程序性的规范，同时也是一套禁忌系统，它将“原初状态”下所选择的正义原则通过宪法的形式，对以立法程序所表达的人民有所限制。15人民的意志不是最高的，在其之上必须有更高的公共理性（它通常以立法第一原理表现出来）来规约它，这样，才能确实保证民主社会不被自我颠覆、公共正义得以视线。
公共理性当然应该符合“原始状态”下的正义原则，然而，按照“反思平衡”的原则，它还必须获得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认肯。在经验世界中，公共理性是通过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而形成的。罗尔斯相信，在民主社会中，各种价值观之间有可能就公共正义问题达成一致。关于这一点，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和左翼激进民主的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罗尔斯的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完全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正义问题是永远是有分歧的，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比如，查特尔 墨菲（Chantal Mouffe）就以此批评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在她看来在政治领域经常见到的并非共识，而是无所不在的冲突，包括对正义理解的冲突。16
这一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他们所说的正义与罗尔斯所论述的正义在语义上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关于正义，有两个层面需要加以区分：第一是关于正义的基本观念，第二是关于正义的应用。罗尔斯所讨论的有可能形成重叠共识，只涉及到前一个层面，即民主社会中有关正义的最基本的理念和规则。在一个立宪民主社会中，在正义理念的最抽象和最原则的层面上，在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中事实上存在着共识，也可能存在着共识，否则将无以立宪，无以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与以往的正义理论不同的是，它不是一组实质性的教条内容，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和一套形式化的规则，正如墨菲所理解的一般。借用奥克肖特（M. Oakeshott）“公民社团”的理论来说，它只是一套伦理道德的语法，是公民们追求各种选择的目标时所必须服从的条件。17这些条件正是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约的，即有关正义的最基本的观念和规则。即便是在公共正义的最原则的层面上形成了共识，也不意味着在正义的应用上就没有分歧，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各种多元的价值学说由于对正义应用的理解不同，会产生很多分歧，甚至在自由主义内部，也会有关于正义的各种争论，比如罗尔斯与诺切克之间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其实是在认同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关于哪一种价值更具有优先性的不同选择而已。在民主社会中，关于正义的分歧可以在公共正义的抽象原则（即公共理性）的规范和约束下，通过公共领域，进行公开的讨论和论辩，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广义的“反思平衡”。比如，在西方社会中关于堕胎是否合法的争论，被许多罗尔斯的批评者用来证明重叠共识之不可能。事实上，在堕胎的争论中，天主教徒与社会主流舆论的分歧不是在有关正义的原则层面上-在捍 卫生命权的优先性上，双方并没有分歧，有着高度的共识，分歧仅仅在于正义的应用，即有关何为生命的技术层面上：生命权应该从婴儿算起，还是从胚胎算起？
罗尔斯可能意识到，即使在一个有着重叠共识的民主社会中，在正义的应用上也会有分歧，因此他规定了公开讨论这些分歧的条件和方式，即公共理性。只要你遵从公共理性，不否定公共正义的基本原则，按照理性的方式进行争论和表达，在正义的应用层面上，各个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享有平等的言说权利。在民主社会中，各种有关正义应用上的争论比如堕胎、枪支管制等等，都证明了争论的各方在对于正义的最基本原则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形成了共同的关怀和话题，否则争论本身就无从产生。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与天主教徒争论堕胎问题，但他不可能与一个纳粹分子讨论犹太人的合法权利问题，因为后者缺乏最基本的正义理念，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不要说纳粹，哪怕是种族歧视的言论，也是受到自由主义建制的制约，属于公共理性所规范的禁忌对象。然而，自由主义与天主教徒关于堕胎的争论就不一样了，虽然对何为生命、生命权的起点上理解不一，但对于生命作为最高的权利主体这一公共正义的原则，双方有着高度的重叠共识。在正义应用层面上的公开争论越是激烈，越是证明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价值关怀和原则共识。分歧与共识并存，正是民主社会的常态。
那么，在正义的基本原则上，不同的价值学说是如何形成重叠共识呢？在经验层面上，罗尔斯相信是民主社会中，通过宪法的制度性调节，人们之间长期共同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公共正义“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长期的自我利益和群体利益，依赖于习俗和传统习惯，或者仅仅依赖于与通常所期望之物和所做之事相一致的愿望”。18而在规范层面上，为了论证重叠共识的可能性，罗尔斯作了一个重要的假定，他所说的多元价值并非简单的多元论，而是理性的多元论，即假定这些互相冲突的学说都是理性的、宽容的，非原教旨主义的，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整合性学说不符合公共理性的正义观念时，会很好地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整合性学说，而不是放弃正义观念。这样，虽然各种整全性个学说在价值问题上各不相同，但都可以从自己的学说内部即基本假设开始确认政治正义的观念。19这也就是说，重叠共识在规范上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大家都同意并且遵守同一个前提：正当优先于善。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大部分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尽管都是非原教旨主义的，在正义问题上都是理性的、能够宽容别的学说，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必定能够达成重叠共识。，在关于善的价值观发生分歧的时候，只有在一个前提下，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在正义问题上达成一致，那就是它们普遍地接受正当（权利）优先于善这样一个公共理念。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正是预设了这一理念，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它与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一起，成为三个最基础的理念之一。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世纪，政治上的正当性（权利）是从价值上的善推演出来的，善优先于正当，一个正当的行为，必定是一个善的行为，善制约着正当的基本规范。然而，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因为价值的分歧而不断产生宗教冲突，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因此到了现代社会中，正当（权利）就从各种特殊的善的价值中分离出来，而且具有了优先性。于是，权利就独立于各种价值，并且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中立，承认价值上的多元，只要在正当问题上保持一致。正当优先于善，与价值中立性一起，成为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正当优先于善，在约翰 密尔和康德那里，是整全性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关于什么是最美好的价值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只有经过每个人意志自主所选择的人生价值，对他个人来说才是最美好的价值。为了保证每个人有自主选择的可能性，社会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的自由权利，这是正当优先于善的基本理由，这个理由是从自由主义对善（什么是美好的人生价值）的特殊理解出发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使在民主社会中，正当优先于善，也并非是社会普世理念，而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预设。不要说基督教、天主教接受不了，连社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至今都依然坚持善优先于正当-虽然按照罗尔斯的标准，作为整全性的学说，它们都是理性的、宽容的。那么，正当优先于善这一自由主义的特殊预设，如何在民主社会中成为普世理念呢？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他的思路是将正当优先于善，在理论预设上从整全性的自由主义改造为政治自由主义。在整全性自由主义那里，正当优先于善如前所述，是有一套关于什么是善的整全性论述的，但在政治自由主义这里，罗尔斯并不预设关于善的特殊理念，也同人性或自我这样一些观念没有什么关系。他对人的预设是一个“政治人”的观念。“政治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是与政治有关的正义感的能力，另一种是与价值有关的善观念的能力。但政治自由主义只考虑前面一种关于正当的道德能力，而忽略后一种关于善的道德能力。“人的观念本身意味着它是规范的和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心理学的。”20
政治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基础上的：在私人领域，你拥有什么样的非政治的信仰，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目标，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或者是价值共同体的内部事务，社会和政府没有权力来干预，也不强求统一。而在政治公共领域，公民们在正义的原则和规范上必须拥有一致的信仰（自然在正义的运用问题上可以有分歧）。问题是在两种道德（私人美德和政治道德）身份之间，如何相互调整和协调一致？21对于相信正当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一协调比较容易解决：当个人信仰与公共正义发生冲突时，公共正义拥有优先性，可以调节个人信仰。但对于那些坚信善优先于正当的价值学说来说，问题就比较复杂。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价值多元、政治整合的政治社会，它容许各种宗教、道德和哲学持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包括善优先于正当的价值观，但在正当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方面，无论你有多大的保留，也必须接受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没有任何商量和变通的余地。价值观不可通约，但公共正义应当、也可以通约。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最基本要求，除非你选择与你个人信仰比较吻合的其他政治共同体。
四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发表以后，也受到了另外一些批评，认为罗尔斯将公共正义建立在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基础上，抽掉了公共正义背后的道德哲学的基础，重叠共识很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暂时妥协。因而使得正义的基础变得单薄。22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否有可能削弱公共正义的基础。
的确，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中，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再象过去那样，建立在深厚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基础之上，不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自由主义整全性学说。他取消了《正义论》所奠定的康德式的伦理自由主义基础，代之以政治层面上的重叠共识。自由主义从道德的建构主义变为政治的建构主义。罗尔斯说：“我相信，哲学作为追求一种独立的、形而上及道德秩序的真理，并不能为民主的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以及有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基础的公正的政治体系。”23在欧洲的思想史上，政治哲学从来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与道德哲学不可分离：政治的合法性要在道德的根基中寻找最后的理据。罗尔斯的《正义论》既是政治哲学，又是道德哲学，是一种康德式的整全性自由主义理论。然而，到了《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放弃了为自由主义寻找一个整全性哲学基础的努力，公平的正义不再需要道德哲学为其背书，它只是一种纯粹政治的理论，是各种理性价值体系的重叠共识而已。他说，正义的理念不求诸于康德的自律理念，也不是密尔的个体性理念，因为这些道德价值都是整全性的学说。共享的政治生活理念只求助于公共生活的政治价值。24不过，正义的价值并非没有道德，公平的正义“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观念”，“是在道德的基础上被人们所认肯的”，25显然，罗尔斯这里所说的道德不是道德哲学所讨论的价值伦理，而仅仅是指一种政治的德性。
现代民主社会，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公民中间的价值信仰变得异常的复杂，与美国立国时代那种比较单一的、信奉基督新教的欧洲移民社会已经很不一样。假如社会的公共正义依然只能像过去那样是从单一的自由主义道德/政治学说中获得确认，那么，正义的原则就无法在众多的非自由主义价值信仰中得以让肯。为了扩大公共正义的社会认同基础，罗尔斯将它的理论基础从整全性的自由主义转移到政治自由主义。不过，正如我们上一节所讨论的，公共正义的基础虽然在经验层面建立在人们的重叠共识之上，但在规范层面依然受到“原始状态”下预设的“公平的正义”原则的制约，而“公平的正义”原则，按照罗尔斯《正义论》中的阐释，在其背后是有一套整全性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为其预设的。《政治自由主义》并没有否定《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也没有完全否定整全性的道德/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思路无宁是：从规范层面通过整全性自由主义所论证的“公平的正义”原则，在经验层面中必须通过“反思平衡”的方式，得到其他非自由主义价值学说的认肯，而后者所认肯的，不必在道德自由主义的层次（即有关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等问题上），而只须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层次（即有关什么是政治正当，什么是公共正义的问题上）达到重叠共识就可以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自由主义关于“公平的正义”的特殊性原则，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普世性理念。
一个民主社会，需要一套关于公正秩序的自我理解，在制度的平台背后，需要一套特定道德/政治哲学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辩护。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背后，哪怕是其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套整全性的自由主义学说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霍布斯、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密尔的功利主义个体性理论、康德的个人自律性伦理体系、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等等。自由主义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很强，乃是由于在制度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交互性的强化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伦理政治原则在政治法律制度中被建制化，成为宪法和法律的最高的立法原则-超立法原则（meta-legal doctrine）。在制度和法律的强制规范下，它成为自由民主社会普遍的公共理性。另一方面，在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性平台背后，也有自由主义的道德伦理提供着合法性支撑，规范内化为公民的德性。诚然，除了自由主义道德政治哲学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但自由主义正是凭借着制度和道德的力量，将其特殊性的原则扩展化，扩展为普世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不要求其他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一终极意义的选择上与其趋同，它的立论在于：关于这一问题，可以有个人自主来选择，只要是理性的、不受强制的、也不妨害别人自主性的选择，都是好的。但是，在什么是正当的问题上，必须以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为社会统一的准则，只有大家共同遵守了自由主义的正义准则，各种所选择的理想人生，才有了自由实现的可能性空间。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不再是古代的那种追求统一的善的美德伦理（morality of virtues），而只是现代式的为实现公共正义的规则伦理（morality of rules）。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制度背后，正是自由主义的这套关于公共正义的规则伦理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通过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扩展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中各种非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内部，要求在正义问题上与自由主义趋同，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有所调整，否则就无法在政治共同体内部获得理性的资格和被宽容的生存权利。
那么，自由主义是否因此会对别的学说产生压迫，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理性霸权呢？约翰 格雷（John Gray）就持这样的批评，认为从洛克、康德直到哈耶克、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理想模式，认为受到宽容的其它价值观应该在自由主义基础上达成理性的共识，而霍布斯、休谟、以赛亚 柏林和奥克肖特所代表的是另一种自由主义，他们相信没有一种最好的价值和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的宽容意味着让各种价值和制度都能够在基本权利获得保障的前提下彼此之间和平共处。自由主义应该从追求共识走向寻找共存。26格雷对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分有其深刻的洞见，不过，倘若只有各种价值的多元竞争，它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权宜之计，而缺乏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理想和理念作为其制度的道德政治基础，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是不稳定的，很有可能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以各种合理性的借口所颠覆。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在自由主义社会内部，为了形成一个正义的理性秩序，我们唯有在什么是正当的问题上安排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基础：或者康德式的，或者哈耶克式的，或者是功利主义的，或者是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共同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对自由主义的某个特殊的道德政治哲学有所倾斜和倚重。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在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上，各家各派的确存在着基本的重叠共识，但这样的共识受到了以自由主义强势的道德/政治哲学-或者是自然法、或者是道德形而上学，或者是“原始状态”之下假设的“公平的正义”-的制约，重叠共识的普世性理念背后有自由主义的特殊原则作为其深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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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要使公共正义厚实起来，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认同，，它必须有普世化的规则伦理作为其基础。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规则伦理，它的理据是什么？有没有一种终极性的渊源可以证明它的正当性？
这是一个在古代社会十分严峻、而被现代社会逐步所消解了的问题。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普遍相信，正义最强大的渊源存在于人间社会之上，有一种超越的意志，由它来判明人世间的一切善恶。人间的正义秩序只是自然秩序或天国秩序的一部分，前者必须服从后者的法则。这是欧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传统。逻各斯是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社会正义的终极渊源。然而，现代性的发生使得世界的中心从彼岸世界移到了此岸世界，从超越性的自然正当和上帝意志回到了人本身：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应该成为自我的主宰，一切终极性的渊源都可以从理性自身得以寻找，社会正义的终极证明也是这样。逻各斯依然存在，不过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自然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法和人的实践理性，替代自然的法则和上帝的意志，成为公共正义的终极渊源。而人的理性通过自然法或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依然与某种终极性的、神圣之物是相通的。它是法律和道德的最后依据，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公共性的核心所在。
不过，一旦正义的终极证明从天国回到了人间，从上帝下移到人自身，而人除了有理性之外，同时也是个感性的和经验的动物。这样，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正义的理据，就有了两条路径：一个方法是上述所说的，从理性的角度，为道德原则提出超越的、形而上的理性依据。而另一条路径，是从感性经验入手，从人所处的环境、历史和文化，或者从人的本性、欲望和直觉中去寻找正义法则的最终渊源。
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和契约论理论所提出的正义原则，走的是从理性寻找理据的思路。在虚拟的自然状态中，人们所制定的原初的正义约定，并非是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实有，而只是按照人的理性法则所推理出来的应有。这样的应有，同时也是符合自然的正当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人的自然权利法则重新改造了自然法。在康德的思想中，正义的原则必须符合人的实践理性所制定的形而上的绝对命令，它是人民自我立法的，是内心的良知法则，又是普遍的、必须服从的法则。
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法和道德形而上学之中，理性取代了自然或上帝，成为逻各斯的中心，它在启蒙时代扮演了与自然在古代、上帝在中世纪的同样的角色，拥有一种超越于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之上的力量，成为人的本质规定。由理性的法则所规定的社会正义，象自然正当和上帝的意志一样，也是绝对的、客观的和超越的，不是任何人为的意志，哪怕是集体的意志所能改变的。
然而，历史的逻辑却在于：只要人拥有了自我立法的权利，那么人除了理性之外，还具有经验的感性，人的情感、直觉、意志也要参与立法，最终排挤掉神圣的替代物理性。现代性的过程本身就是韦伯所说的“除魅”的世俗化，社会日益从神圣的光环中蜕变为完全的世俗化。因而，人的理性法则背后所依据的自然法和道德形而上学这些逻各斯源头越来越受到普遍的质疑，思想家们纷纷放弃抽象的理性，转而从感性经验的角度寻找正义原则的理据：功利 主义诉诸于人的道德直觉、经验主义求诸于自由社会的历史传统，浪漫主义诉求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文化多元主义注重具体语境下的特殊信念和理解-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相对主义、后现代思潮几路大军的合围下，从古希腊开始的逻各斯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似乎不再能够为社会正义原则提供坚实的理据。正如斯特劳斯所说的，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深刻危机：“现代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的，相信理性的权力；这样的文化一旦不再相信理性有能力赋予自己的最高目的的效力，那么这个文化无疑处于危机之中”。27
为什么人的感性经验不足以成为公共正义的理据？正义的原则如果是以经验而转移的，而经验又是感性的，相对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那么其在人世间的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人性是脆弱和有限的，即使是完全由理性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即使是在民，人民自我立法，每一项决策都是按照民主的程序所产生，而且权力也受到制衡，也难以保证在民主程序下所产生的公共政策不违反正义，也无法断言受到制约的权力必定按照正义的原则行使。假如正义的原则可以按照民族的利益、历史的传统、大众的意愿、文化的特色-相宜而变的话，那么，它就会变得很脆弱，无法抵挡住人性中的恶，假借各种神圣的名义违反正义。因此，人的感性经验，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道德直觉或最大利益的计算，都无法为正义立法。它们缺乏正义秉性所需要的绝对的、不易的正当性。
如何重新为公共正义寻找可靠的基础？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俗时代，超验的神圣之物自然法、上帝或启蒙时代的理性形而上学不再受到尊重。被抽去了超越源头和形而上学基础的人的理性，如何为公共正义重新立法？在这一问题上，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继承了康德的实践理性传统，但又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为公共正义重新寻找到理性的厚实基础。公平的正义，这一具有优先性的道德最高原则，不是来自自然法的律令，却拥有与自然法一样的绝对正当性；没有了上帝的全能意志，却从类似上帝的超然立场实现了人依据理性为自我立法，不再预设道德形而上学，却通过假设性的制度创制，为正义原则作出了虚拟的存在论证明和应当如此的价值论论证。罗尔斯重新恢复了人的理性的尊严，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理性有能力为人们制定出一个超越的最高法则。
在前现代社会中，正义法则是不需要证明的，只要指出它符合自然法和源于神的最高意志就行了。然而，在现代民主的社会中，一切法则的合法性都需要通过理性来证明，特别是最高的正义法则。当正义失去了外在的超越的源头的时候，只有理性才能证明为什么人应当这样。在什么是正当这一关乎政治共同体整合的最紧要的问题上，人们不能不为自己预设一个绝对的、最高的正义价值。正义的最高原则是原初约定式的，人所拥有的实践理性赋予它一个应当如此的价值论依据，任何个体或集体的意志，即使使经过民主的程序，都没有权力改变它。
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来说，正义原则只能有一个，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它就是基于自由主义道德政治学说基础之上的以自然权利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假如没有一个厚实的整全性学说为其提供价值论的依据和存在论的证明（那怕是理性的虚拟），社会的公共正义就不会具有世俗的神圣性，就有可能被个别的或众人的意志所篡改。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以正义原则为最高意志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维系社会整合的除了宪法、制度和法律之外，最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共同信念。 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整合的方式有“机械整合”与“有机整合”两种形态，古代社会没有分化，个人之间差别不大，但拥有共同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是一个“机械整合”的社会。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有很大的分化，是通过劳动分工而实现的“有机整合”。但涂尔干并不相信“有机整合”必定比“机械整合”进步，分化的个人利益并非内在和谐的，未必可以通过市场或政治的契约自发地实现社会的整合。相反地，现代社会也必须象古代社会那样，拥有共同的道德信仰，如此才能将分离的社会整合起来。28这就意味着，对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来说，不仅是法的共同体，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自由主义的这一信念共同体，与主张“共同善”的共和主义不同的是，它不期望在好的问题上寻找整合，而只是在正当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宪民主制度之所以稳定有效，不仅在于其制度设计合理，可以公平地、民主地分配社会的资源、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其制度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正义信念。正义原则虽然是实践理性的产物，但它要真正在政治生活中行之有效，内化为公民的自觉德性，是需要成为一种信仰的。
深切的信仰总是源于宗教的情感。自由主义应该成为一种宗教吗？事实上，就象韦伯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分不开那样，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天赋人权背后，就有上帝赋予的神学品质。29而早期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罗尔斯说过，他的正义论继承的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传统，30而这三位恰恰都有过深刻的宗教情怀。洛克相信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与人之间都是独立而平等的。人是上帝的财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不得交给他人奴役和利用。当然，洛克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是自然理性的自然神。卢梭相信，神学就是道德神学，人的道德良知发自人内心，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这种良知，就是人心中的上帝。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介，不是自然，而是道德良知。卢梭的这一思想给康德以很大启发，康德对人类社会的形而上的冲动怀有很大的敬意。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道德，是人的实践理性。宗教是对道德律承诺的信任。崇拜上帝与服从道德律是一致的。31伯尔曼（Harold Berman）指出：“自由之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32不过，正像资本主义如今越来越世俗化，剥离了新教伦理精神一样，自由民主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日益褪掉了其神性的色彩，显露其凡俗的面相。这就使得制度背后的正义原则失去了其超越的理据，正义被语境化和相对化，不再拥有神圣的、至上的性质。本来，在分离的个人之间，是靠对正义的共同信仰来维系社会整合的，如今这一整合的纽带发生了问题。自由主义不得不处于宽容多元价值与维持理性秩序的紧张之中。
在一个凡俗的时代里面，失去了超越理据的公共正义是脆弱的，即便如此，生活在民主共同体的公民，也只能认定理性赋予它的神圣意义。公共正义应该成为政治共同体自由内部全体公民共同的信仰，没有任何权力和意志，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改变它。康德说，有两种圣物令我敬畏：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当正义的律令不再与自然的法则相通时，我们唯有相信它依然是神圣的，依然是我们敬畏的对象-因为这是理性的绝对命令。
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上帝死了之后，凡人如何在世俗时代替上帝，自我立法，重新找到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据。罗尔斯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成功地为自由民主社会论证了公共正义的正当性基础，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完成了一项超越性的正义证明，又回到经验世界里予以“反思平衡”（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我们不能说罗尔斯已经完全解决了现代社会中多元价值与公共正义之间的紧张，但他通过“原始状态”下正义原则的假设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为走出现实的困境指出了一条可探索的道路。罗尔斯虽然逝世了，但他的巨大影响将依然延续，至少在我们可预期的未来几个世纪。
罗尔斯死了，罗尔斯万岁。
作者附记：
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童世骏教授、刘擎博士和何包钢研究员阅读，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我的 学生吴冠军也与我多有探讨。修改稿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报告并讨论，多位专家的批评令我获益良多。我要特别提及石元康和刘述先两位教授。石教授先后两次审读拙作及修改稿，通过email给我指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卓见；刘教授逐字审阅拙作，除提供宏观批评性意见之外，还纠正了文中及注释中的若干笔误。一年多的写作和修改过程是快乐而痛苦的，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毕竟是我个人政治哲学研习过程中的难忘经历。在此向上述提到的及无法一一例举的各位教授和朋友表示我的衷心感谢。自然，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依然由我个人负责。
在本文修改期间，一代大师罗尔斯巨星陨落，哲人远去，更显其思想之永恒意义。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自洛克、密尔以来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
参考文献：
①到现代社会，古代和中世纪的目的论宇宙观被证伪之后，在启蒙运动以后，被转换为以线性时间与未来导向（future-directed）为核心的目的论历史观承传下来，成为一种现代性观念――所谓“进步”的理念，典型体现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以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之中。但这一思想脉络游离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属于另一条讨论的的路径，鉴于本文的主题，暂时不予讨论。
②Richard Tanas：《西方心灵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王又如译，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493页。
③ Michael Lessnoff：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Political Philosoph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页。
④Leo Strauss：《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John Rawls：《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何怀宏、何包钢、寥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参见Rawls：《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tice as Fairness），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28页。
⑦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第29页。
⑧Rawls：《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8页。
⑨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第408页。
⑩ Michael Sandel：《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
12 波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没有、也拒绝关于人性的预设，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但他们有一套特定的社会政治哲学以及特定的认识论哲学。因而也是一种整全性的哲学。
13 关于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参见Harbemas： 《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 studien zur pplitischen Theorie），曹卫东译，第二部分：《政治自由主义-与罗尔斯商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第9讲《答哈贝马斯》。
14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第405页脚注。
15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第430页。
16 参见John Gray：《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Two Faces of Libralism），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Chantal Mouffe：《政治的回归》（Return of the Political），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 M.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8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第320页。
19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第4讲；John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tice as Fairness），第11节和第58节。
20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第31-32页。
21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第36-37页。
22 参见：Rex Martin， “Rawls‘s New Theory of Justice，”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ume 69： 737-761， 1994；
Charles Larmore，“The moral basis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xcvi（no.12）： 599-625， 1999；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61-175页。
23 John Rawls，Justice as Fairness：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4（1985）。中译见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7页。
24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中译本，第103页。
25 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义》，中译本，第156页。
26 John Gray：《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Two Faces of Libralism），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 Leo Strauss：《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8 E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29 Carl Joacim Friedrich ：《超越正义：的宗教之维》（Trancedent Justice：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stitutionalis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0 John Rawls：《正义论》，中译本，序言第2页。
31 James Livingston：《现代基督教思想》（Moden Christian Thought），上卷，第2、3章，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佛泉：《自由与人权》，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26页。
公共基础范文第2篇
摘要：坚持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积极推进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强化学生的能力培养，应构建具有基础性、综合化和服务于专业教学改革的高职公共基础课教学模式。
关键词：高职；节约型；公共基础课；改革
目前，高职公共基础课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3，在高职课程体系改革中居于重要地位。以“必须、够用”为原则改革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改革高职公共基础课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课程效率的需要。高职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开设一定的基础课是必要的。传统学科教育在课程设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人的素质的提高总是与知识课程开设相关。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是基础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凡教育必定要设置基础课程，并将课程设置与素质提高简单划等号，如果缺少某门课程，甚至是减少一些课时就是忽视某种素质的培养。在这种思维惯性影响下，高职教育基础课程越来越多，课程设置严重脱离专业实际、学生实际和就业需求，导致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程改革举步维艰，效率低下。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学生实际和专业需求出发，大力推进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以“必须、够用”为原则，重视提高教学效率。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改革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是高职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课程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市场已经引起国外教育机构的广泛关注，大批培养培训课程进入我国，与我国高职教育展开竞争。在课程设置上，我国课程设置的观念落后，课程内容陈旧，针对性差。尽管国外课程价格高、课时少，但因其内容新颖、特色鲜明、见效快，依然得到学习者的欢迎。相比之下，我国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过分偏重知识学习，能力训练时间短，导致学生就业对口率低，就业回报率不高。改革高职教育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构建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课程体系，是我国高职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是提高教师素质、拓展教育视野的需要。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高职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我国高职公共基础课教师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专业训练的基础，对知识传授有较强的适应性。相当多的教师面对探索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由于缺少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训练，要适应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服务并服从专业技术教育要求，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高职教育提倡专业课教师要走“双师型”道路的同时，公共基础课教师必须学习专业知识，参加专业技能的训练，了解专业对公共基础课的要求，提高公共基础课服务专业技术教育的水平。
改革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体系，建立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公共基础课程模式，应该确立质量、效益和发展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凸显基础性、综合化和服务于专业技术教育的课程功能。课程质量标准包含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反映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体现“优、实、新”的要求，即课程设置优化，适应并服务于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课程内容“实用”，突出理论的应用；课程能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变化，及时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公共基础课程效益既包含满足就业需求和学生终身学习的社会效益，也包含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教学效益，使学生能更好地结合未来的职业岗位要求。公共基础课程的发展是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发展的统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基础教育与提高教育的结合。三位一体的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目标，是课程改革的起点与归宿，实现“就业为导向”，公共基础课程目标明确，才能提高课程改革的效率，最终实现促进学生的专业学习，提高就业竞争能力。实现以“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目标，还必须重视改革传统的课程观，实现基础课程功能的重建。
突破狭窄的知识基础观，构建以职业素质提高为核心，包括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在内的基础。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以学科知识必须、够用为度，重在针对职业岗位的需要，开设必要的基础课程，以满足学生后续专业学习的需要，实现时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突破单一课程优化观念，构建包括多门基础课统筹，节时高效的综合。课程组合不是机械地理解“德、智、体全面发展”，硬性规定每一项教育对应一门课程，而是根据就业需求和高职院校学生现状开设相关的课程，实现人才培养针对性与综合性的统一。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既强调单一课程改革，又重视课程全面整体的构建；既强调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必须、够用”为度，又重视结合每门公共基础课程的性质，确定不同的改革方案，形成整体优化，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是对整个公共基础课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突破就基础论基础的观念，构建服务并融入专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课程，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要求。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强调课程设置——“按需设课”和教学内容安排——“必须、够用”的原则，根据专业素质要求改革课程设置：一是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课程进行整合；二是遵循“化整为零”的原则。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高等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程内容与方法改革是统一的，有效发挥基础课程的作用，必须大力推进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和考核管理方法改革。
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公共基础课程要改变单一的讲授法，提倡使用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对话式等，确立学生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其创新意识。课堂教学还必须注重渗透职业指导教育，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结合中国国情、劳动力状况、就业形势，引导学生正视现实；从校外聘请一些专家、学者、职业指导师、企业的管理人员、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作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正视现实，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加强教学的实践环节，使学生真正做到“知行统一”，通过参观、考察、调研，使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在实践中消化、感悟、升华课堂所学理论知识。
推进公共基础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改革，不以一次考试和一种考核方法评定学生成绩，从终结性评价转向注重过程和促进学生应用能力发展的形成性评价。一是教学过程中渗透能力考核。在考试科目的成绩计算上，采取平时占40％、期终占60％(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在考查科目的成绩计算，采取平时占60％、期终占40％(含面试、实验等)的方法。实行平时考查与集中考核相结合，学习理论与现实表现相结合，通过笔试、自学笔记、学习心得写作、专题研究报告、参与教学活动情况，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表现，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二是实行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坚持“强化应用”的命题原则，着重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将社会考核要求和评价引进课程质量考核。学校将公共基础课程参与社会竞赛考核成绩和教师个人考核挂钩，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推进终身教育框架内的基础课程管理改革。终身教育强调人的学习是终身的，高职教育不能解决专业学习和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在课程管理上应该鼓励基础课程的改革创新，课程安排达到时间与效率、课内与课外、有形课程与无形课程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进行高职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我校从1999年开始，历经6年时间，改变了过去以“学科型”为依托的高职课程基本构架，凸显高职特色，强化了以能力为本位，理论教学以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为依据，以“必须、够用”为原则，强化对学生技能和能力的培养训练，突出了就业导向，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高等数学教学成果获得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成果获得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推进以“必须、够用”为原则的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的实践，也使我们认识到基础课程改革任重道远。
1．以人为本，重在服务。高职教育公共基础课程要让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必须从学生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出发，以人才规格要求定课程，着力塑造学生的良好素质，为社会提供满意的服务。就业导向的公共基础课程的核心目标是服务就业。课程的设置、内容的确定、方法的选择，都必须围绕服务就业这个目标展开。公共基础课程在理论上要适度化，要严格按照职业岗位人才的要求精选适合的基础知识。职业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需要多少、就教多少，着眼于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范围、应用范例的介绍，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最终通过就业适应性来检验课程实施的效果。
2．以能为本，适应市场。高职公共基础课程设计应该将以人为本落实到以能力为本的课程建设上来。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突出能力本位，必须了解市场，建立与适应市场相适应的能力培养体系。学校可以通过由学校、企业、行业、政府部门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具体研究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确定课程实施方案，落实就业为导向的要求，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先由产业界、行业、企业提出人才需求的规格要求，再聘请相关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教育与科研部门的有关人员，按照人才规格要求，进行能力结构分析，设计出适应能力素质培养的课程体系，满足人才市场对课程的要求。
3．优化结构，重在创新。优化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结构，要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重视基础课程的综合效应、整体效应，针对市场对高技能性人才的规格要求，建立有别于学科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重视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化结构创新，将公共基础课程编排成便于进行各种组合的单元，可以是一个知识单元，也可以是操作单元，还可以是一个情境模拟单元，使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职业能力素质和综合职业素质，能通过公共基础课程模块训练而有所提高。
公共基础范文第3篇
2014年公共基础知识
次公务员考试帮公共基础知识并入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不在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考试，这也意味着公共基础知识的分数将大幅度的降低。但并不意味着两本参考用书就没用了，不用看了，相反到最后或许大家相差的分数就在这上面，可以适当的少花点时间那到是比较明智的。据统计，《浙江人事考试指导用书》上下册《浙江人事考试辅导用书》（均为浙江省人事厅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各地人事局有销售）三本书中2014年的出了35题，2014年出了30题，题目完全一样。现将辅导的一些重点和心得供大家参考。
公共基础中最重要的是：法律，行政管理与领导科学，公文写作与处理三个部分。在历年的考试中其所占的分值也是相当大的。
法律重点：
1、法的分类和作用
2、法的溯及力：“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原则
3、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3种）
4、宪法：4部宪法及修改
5、公民的基本权利
6、国家机构的组成
7、行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行政主体和相对人。
8、行政行为：抽象和具体两种，每种包括的具体类别，具体内容，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分清每种类型。
9、刑法的基本原则，共同犯罪，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10、犯罪的既遂和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终止
11、刑法种类，累犯，自首。
12、民事权利：债权和知识产权人身权
行政管理与领导科学重点：
1、我国的国内行政环境，行政效率的含义和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
2、行政职能的特点和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容和方式
3、行政组织类型，行政改革的内容
4、行政执行主要方法，行政执行中的环节
5、领导素质的基本内容，重要领导方法
6、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p74-82）
公文写作与处理重点：
1、公文的分类（6种，具体包含的文种）
2、公文格式：眉首，主体，版记，及各个部分的组成。具体结合（p139-140）样式
3、文种选择，文种辨析（9种，一定要搞清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一种）
4、收发文程序（一般了解）
5、司法文书：三种司法文书（新内容）
此次公务员考前辅导班的一些重点和心得(二)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复习，我把其它三章的复习重点也放出来，虽然分值不多，但了解一下也有好处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1、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党性原则
2、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表现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4、联系的三种特性，规律的概念和特性
5、唯物辨证法的三大规律
6、矛盾的三大特殊性原理
7、认识与实践，感性和理性认识
8、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9、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0、作为主体的人的三种属性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这章中首先必须搞清一些理论和文献的形成过程，出处，时间和在什么会上形成的。
1、邓小平理论形成的5大依据，形成过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2、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3、“三个代表”成的四大依据，形成过程
4、三个代表的主要内容，根本要求，指导意义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6、邓小平理论的主题，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7、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
8、稳定，发展，改革的关系
9、社会注意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10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11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根本原则，基本原则，最高准则和策略原则
市场经济基础知识
1、市场三个基本要素
2、市场结构中市场类型的分类（4种）
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经济增长的4个层次的要素，经济发展的指标（重点的GNP，GDP），经济增长方式
4、产业结构的优化：高度化和合理化
5、企业制度及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概念，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企改革核心问题，根本问题，重大任务和关键
6、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四个作用，农业发展方向和丹波宣言
7、对外经济的形式（4钟）
8、世界贸易组织及主要原则，我国加入WTO时间，过程
9、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主要内容
10宏观调控的目标（4个）
11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贴现政策
公共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巨灾风险，公共性，供给模式，制度建设
一、巨灾风险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二、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巨灾保险作为非工程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那么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呢?从休谟、斯密、到庇古、萨缪尔森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原因在于市场提供没有效率。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否认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属于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制度，其成本和效率较私人部门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容易导致种种“政策失败”，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相反，如果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公共产品的特征角度而言，公共产品，尤其是普适性强的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等特点；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出现失灵，不易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难以满足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激励原则，因此，私人企业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能力来投身于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其次，从政府的特征角度而言，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即拥有巨大的“暴力潜能”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来从事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非盈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
基于这种理论的支撑，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其巨灾保险的运行无处不存在着政府的影子，而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建设中政府功能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将巨灾保险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部分巨灾风险必须进行强制保险，当强制保险和其他辅助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赔偿所有的巨灾损失时，政府有竞任和义务承担不足部分的巨灾赔偿责任。如挪威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五种自然灾害作为财产保险的扩展责任，属于强制保险，其保费附加在所有售出的火险保单之中。日本巨灾保险体系也是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下运行的。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投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美国部分州实行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投保强制性地震保险，并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以降低巨灾导致的政府财务风险。
自1979年起，我国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5年期间，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因此，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尽管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将部分巨灾事故列为保险责任，但是由于面向的范围较窄，还不足以发挥巨灾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预，完全依赖各个保险公司的意愿经营。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也凸显了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缺位。因此，我国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保险体系就显得格外迫切。
三、我国基于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一)分区域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的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产品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大量相关数据基础上。巨灾风险也一样。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因经营巨灾风险的时间很短、面很窄，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能满足这种统计的需要。但政府拥有这种资源，能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资源和数据加以整合、统计、分析，对我国各个地区的巨灾发生情况作出翔实的调查，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巨灾保险产品的推出和费率的厘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集中，投入到专门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使其能高效快速地运营和发展壮大。再者，巨灾风险的发生影响面广、损失巨大，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尚不成熟，普遍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将巨灾保险的经营分散到众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则既不利于偿付能力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又不利于灾后快速、合理、充分的理赔。因此，不论从经营巨灾风险的基础条件，还是从巨灾保险业务的监管上，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都是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种最优选择。应由政府扶持建立数个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公司，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正在经营的巨灾保险方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其专门经营，在经营比较成熟后再完全转向商业化操作。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产品，保险公司在开发之前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竞争策略，而首先考虑的就是目标市场的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市场才能根据这一特定市场进行差别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巨灾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巨灾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譬如Z008年发生的雪灾，其对南方和北方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差悬殊。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家庭的纯货币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张综合性保单将所有的巨灾风险都涵盖其中，不能使用一个全国统一的保单和统一的费率，而应根据气象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推出巨灾保险产品、厘定产品费率。因此，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目标经营战略，可以满足不同区位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客户要求，能极大地刺激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
(二)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通过再保险，一方面可以将大数定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区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最后赔偿责任的98%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而1992年美国的安德鲁飓风和1990年欧洲冬季狂风灾害赔偿责任的50%以上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在“9·11”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60%—70笼的赔偿由全球再保险市场承担。
但从我国再保险的供给看，中国再保险市场规模小，承担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与国际再保险市场和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中国再保险市场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整体规模和实力都大为逊色。中国的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它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目前我国境内可以参与再保险的承保能力为6亿美元，其中90%以上还需要用于非巨灾风险的一般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和人身再保险业务。即使全部用于巨灾承保，对于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灾损失，承保能力也非常脆弱。因此，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后，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地分散是发展巨灾保险的迫切任务。
巨灾风险债券又称为自然风险债券或保险连结型债券，它以高收益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证券化，把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保险公司通过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R)来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与债息是否偿还，完全依据“触发事件”是否发生。债券的偿还是附有条件的，一般在债券合同中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触发”，那么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或利息收入，而作为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将获得一笔相应的资金，作为保险理赔的基础。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生“触发事件”，保险公司将返还投资者的全部本金，另外还要支付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使用其资金以及承担保险风险的补偿。
美国保险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保险业能够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这使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巨灾风险，同时它也为资本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品。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潜能将被进一步释放，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目的。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将专门负责承保巨灾风险并将风险按损失程度不同划分几类，然后由投资银行将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组成不同产品投放于资本市场，最后完全由市场中的投资者承担风险，这样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发展巨灾债券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同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巨灾债券为之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因为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将巨灾债券引入非完全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偏好，构筑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资产组合，这样投资于巨灾债券就能为投资组合带来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的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种证券都无法分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巨灾债券却可以，同时它为投资者带来了与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率。这样，重大的风险累积就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得到了重新优化配置。
(四)实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虽然具备政策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备商业性的一面。面对我国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巨灾保险的承担能力有限，其并不能完全补偿社会各主体的经济损失。这种巨灾风险融资的缺口，还需要政府救济的补充。长期以来，我国对巨灾风险损失都采用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救济，但政府财政仅仅是最低限度地提供灾后救济，而且，救济手段单一，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救济金额很小，惠及面较窄，相对于损失巨大、受灾面很广的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第二，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防灾减损的动机，同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三，对巨灾保险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欲望。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救济方式，实施多种救济手段。一是直接的资金救济，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家庭和企业，虽然参加了巨灾保险，但保险补偿远不能使其恢复生活和生产，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提供部分资金，救助家庭于危难之中，帮助企业于破产之境。二是提供优惠贷款，对部分受损较严重的家庭或国家扶持的重要企业，或没有得到巨灾保险保障的对象，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额度的优惠贷款。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54年开始实施洪水巨灾保险优惠贷款计划，该计划从1966年起获得了推广，使众多的受灾家庭和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三是提供保费补贴，基于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且很多人确实负担不起巨灾保险费用，政府应在不降低实际巨灾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根据本身财力向弱势群体提供巨灾保险保费补贴，以提高巨灾保险的购买力。
四、结语
公共基础范文第5篇
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部法律将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它的制定颁布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
与1993年国务院的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这次通过的公务员法，在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又有较大的发展。
三个标准界定公务员范围
公务员法明确界定了公务员的范围。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条规定，首次明确了公务员必须同时具备的三个条件。这就意味着，今后公务员不再局限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将扩大至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所有工作人员。
公务员法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保留了“参照管理”的形式，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
聘任制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
公务员管理将引入聘任制，即机关根据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职位实行聘任制。按照法律规定，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聘。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公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法律规定，聘任合同期限为1年至5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为1个月至6个月。聘任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有关专家认为，聘任制相对于传统公务员的选任制和委任制，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公务员能进不能出、缺乏活力等问题。
公务员职业发展途径实现多元化
我国实施多年的公务员制度只提供了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个职务系列，公务员的职业发展阶梯过于单一。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这一规定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公务员职业发展途径。
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法律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调任机关应当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上下级关系有讲究
对公务员要不要绝对服从上级的问题，公务员法规定，服从和执行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或者命令，是公务员的纪律。与此同时，公务员法又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该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赚外快”
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公务员法还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一是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则和考核、惩戒制度，规定了公务员九项基本义务，十六项基本纪律，违者要受处分；二是首次规定了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即“问责制”；三是有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公务员辞职或退休，原系领导成员的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在与原工作单位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的经营活动，违者予以处罚。
公共基础范文第6篇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九大亮点
2014年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去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并初步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以人为本”厘清发展宗旨
2014年，各地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财政和国债资金的使用开始向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和促进公平方面重点倾斜。记者注意到，各地在贯彻“以人为本”方面着重抓了三方面工作。扭住“民生之本”，千方百计促进就业。2014年以来，各地坚持落实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多管齐下”促就业，创造了城乡统筹、就业辅导、购买岗位、免费培训、创业特区、弹性就业、规员等多种新办法。上海、江苏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北京、郑州等地对弹性就业实行补贴；湖南、上海等地政府购买岗位安排失业人员；广东最近取消实施10年之久的春节招工禁令。去年，我国还开始实施“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正式启动了免费培训、转移农民的“阳光工程”。在多方努力下，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0万人，均超过年初计划，城镇登记失业率比前一年下降0.1%。
着力抓好社会保障工作。我国城乡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困难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去年以来，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新突破不断：社会保障制度被写入宪法；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5项社保基金收支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首次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年无拖欠；完善城镇社保体系试点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覆盖近500万人口；近7000万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央和地方还采取硬性措施，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天津市把市级新增可用财力的60%以上用于建设社保体系，浙江省提出要逐步使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0%。大力维护群众权益。2014年，国家严肃查处了湖南嘉禾等30多个重大违法违规拆迁事件，漠视群众利益的“野蛮拆迁风”受到遏制，全国城镇房屋拆迁总量比2014年下降50%以上。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2014年底偿付比例已达98%以上。
二、城乡统筹辟出“三农”新路
对于“三农”问题，2014年中央就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根本解决问题的新路。
反哺“三农”力度加大，是去年我国“三农”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一减免、三补贴和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三大制度安排，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统计显示，全年国家共为农业提供了2014多亿元创纪录的财政支持，其中税收减免和直接补贴440多亿元。财政部长金人庆认为：“中国延续了50多年的农村和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的策，开始向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转变。”去年，我国农民收入出1997年以来的首次大幅度增长。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瞄准“三农”，并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行城乡统筹，是近年来“三农”政策的一个新亮点。记者注意到，各地主要做了三大“功课”：一是改革户籍制度，解决农民进城就业问。201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出规定，要求各地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湖北省废除了已实行46年的农业和非农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行户籍随就业迁办法。山东省取消各类城镇人口迁移控制管理机构，全面放开了县域内户口迁移。
二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圈地热”给我国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农民，其中不少人只得到很少的补偿。去年11月，国务院立下新规，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成为新的征地补偿安置的基本原则。此外，各地也探索出一些解决失地农民生计的新办法。一是“农民变市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14，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农民也像市民一样参与各类保险，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农民变股民”，持股进城。苏州、济南、厦门、北京等地对“村改居”后的村集体资产实行公司制改造，把股份量化给村民，实行“持股进城，按股分红”。三是维护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5亿人，打工收入已超过家庭总收入的四成。2014年全国开展“清欠风暴”，政府帮助追讨农民工工资，促进了农民增收。特别是2014年底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作出了不按期支付工资要加付赔偿金的规定，为农民工工资保障建立了长效机制。2014年，国务院为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北京、江苏等地免收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河北、安徽、重庆等地，农民工开始被允许参加医疗保险。
三、“和谐社会”成为现代化建设新目标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既是机遇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充满风险的“矛盾凸显期”，很多国家由此进入了更穷或更富的分轨。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谨防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避免发生由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等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倒退危机。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稳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之义。中国要发展，社会不能乱，已经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目前我国稳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据2014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数据，从1993年到2014年间，我国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稳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记者了解到，各地在抓稳定工作中，不探索新机制、新方法，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建立大调处机制，成为维护稳定的一个有效办法。2014年6月，河南省登封市在省内率先成立有12个部门参与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使以往各种社会矛盾由个别调解、被动性调解，转向了综合调处、主动调处，效果显著。河北等地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把矛盾消除于萌芽状态。
建立和谐社会，还必须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制度是人民群众意见表达、利益维护的重要渠道，加快改革的呼声在2014年日渐高涨。2014年10月，浙江省率先作出决定，凡省级领导下访去基层，必须
聘请律师为随行顾问，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律师纳入工作。2014年初，
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条例》，表明了国家加强以及稳定工作的决心。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上海、浙江、江西等14个省市，
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灾民救助和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2014年，我国城市2200多万困难居民实现了“应保尽保”
，近500万农村人口接受了医疗救助。一些城市还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减物价上涨对困难家庭的影响。四、土地利用走向集约型
去年以来，土地“整顿风暴”给各地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针
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圈地热”，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据统计，经过历时一年有余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以及半年的批地禁令，全国各类开发区核减了70%，规划面积压
缩了近65%，有8万多个新上项目受到清查。
???人多地少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减少占地，而经济的发展又必然要占用
一定的土地。这一对关系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福祉的矛盾如何解决？一些地方政府不等靠，积极转变观念，摸索出不少内部挖潜、集约用地的高招探索之一：“向空中发展”。江苏提出了“向空中发展”的土地利用
政策，为此各地大力发展多层标准厂房，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浙江省
提出，严格控制“一层楼”厂房。人多地少的温州还借鉴香港经验，向山
地和海涂要土地，去年以来该市全面实施了15万亩的围垦工程。探索之二：收回闲置土地。南京市提出，已出让经营性用地一年未用
的，要缴纳土地闲置费，两年未用的要依法收回，重新挂牌。浙江省象山
经济开发区对6个月以上不开工的项目用地收回，去年上半年，该开发区共有40多个“有为”项目取代原有的“无为”企业。探索之三：向“存量”要“增量”。江苏省徐州市通过清理闲置地，处置改制企业土地，撤乡并镇、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加快城区周边综合
治理等方式，挖出用地潜力5万多亩。据统计，2014年1季度～3季度全国建设用地供应中，存量土地已占52%。探索之四：城乡一体化。2014年，江苏省常熟市提出“城乡一体化”
计划，准备用12年时间，建设120～150个农民集中居住区，使“农村变城
市、村庄变社区、农民变市民”。过去，农民从草房、瓦房建到楼房、别
墅，占地多、浪费大，而集中规划的城市社区则使农民一步到位，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据测算，此举可增加10万亩耕地，占全市现有耕地面积的一
半。
五、“循环经济”跃上发展前台2014年，循环经济开始从理念大步走向实践。
据统计，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多，工业排污则是发达国
家的10倍以上。2014年末，我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中长期节能专
项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企业层面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百年开采史的山东华丰煤矿，通过循环经济焕发了新的生机。他们建成了“煤─电─建”产业链条：煤矿矸石变废为宝，成为制砖厂原料；电厂烧煤供电供暖，粉煤灰又成
为水泥厂原料；回收水泥生产过程中废气，进行余热发电……由此每年新
增经济效益7000多万元。推动工业园区生态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中间层次。2014年底，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建设“零排放”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构建企业废物“谢链”。贵阳清镇市百花工业园区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捆绑建设焦化厂
、镁厂、脱氟硫酸三钙厂和发电厂，工厂间资源循环利用，不仅省下了8000多万元的环保装置费，而且与单独建厂相比，投资回收时间缩短了一半发展循环经济的更高层次是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我国首家循环经济生态城市试点贵阳市，去年完成了规划和立法，开始全面启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
实践证明，农业循环经济亦大有可为。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通过青贮技术，把以往作为烧柴的秸秆变成奶牛饲料，最后实现“过腹还田”。农
民不仅靠养牛致富，农田地力也明显上升
六、缩小贫富差距，谱写共同富裕新篇章
共同致富是我们发展的理想目标，但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却呈现不断拉大的态势。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过去20多年里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据中国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介绍，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扩大到0.5左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东、西部GDP比例扩
大到2.52倍，行业最高与最低工资比例扩大到6.1倍。???2014年，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由“单极增长”进入全面协调发展新阶段。坚持“两条腿”走路，是这轮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新特点。中央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扶持，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去年以来，中在东北地区开始全面免征农业税、增值税转型、完善城镇社保体系、企
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改革试点。西部地区继续实施生态保护政策，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而一直作为粮食生产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则从“一免三补”的农业政策中显著受惠。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去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开始下降，而中部和西
部地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中部不少省份提出，要主动融入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实现“配角性”崛起。一些地方已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2014年，北京市开始
了名为“3581”的工资制度改革，核心内容是统一全市所有公务人员的收入标准，取消实权部门自行设置的各类奖金、补贴。今年，上海市将在各
区县推开“阳光工资”改革，实行“限高、保中、补低”，以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收入不透明、补贴等“隐性”收入发放不规范等问题。、以科学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多项专题研究，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什么是科学的政绩”作出了新的诠释。国家发改委提出政绩考核九大指标，
社会保障率、就业率、义务教育实现率、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等成为主要考核内容。2014年7月，人事部专家制订出我国首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确立了3大类33项指标，用以评估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的绩效状况。???干部政绩评价标准发生明显改变，“惟GDP论”不再受到追捧。2014年，国家相继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干部考核。2014年11月，四川省制订出目前“国内最全面”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确立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四类共25项指标。国际通行的绿色GDP概念开始进入政绩考核。所谓绿色GDP，是指传统GDP
指标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及资源环境保护费用后得到的数据。2014年，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市相继提出，要将环境和资源等方
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去年8月山西省宣布，将选定试点实施绿色GDP核算。今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要将环保指
标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并开展绿色GDP试点工作。八、政府转型服务科学发展“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最迫切、最现实的是实现政府转型。”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这样对记者说。2014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表明建设服务型
政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指向。近年来，无数经验证明，无论是圈地成风、招商泛滥，还是投资过热
、结构失调，都能从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那里找到根源。政府干预过度、越位操作，成为中央宏观调控在一些行业落实不好，科学发展观在一
些地方难以扎根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政府改革，使各级政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2014年5月，国务院决定第三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95项，使中央政
府审批项目减少到几年前的一半以下。大连、青岛等地在大幅度削减审批
项目的同时，还通过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还必须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实现服务手段的创新据了解，南京、重庆、珠海等地不断加快政府服务机制、服务方式等的改革。南京、重庆等地连续数年开展群众评议机关活动，群众满意率不断上升；深圳、上海、成都三大城市率先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构建“透明政府”；温州发起“效能革命”，清除赃官、庸官，鞭策慢官、懒官；重庆推动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减人减事，打造“低成本”的政府；深圳启用“市民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没有围墙的政府；成都市金牛区在国内率先启动政府ISO9000认证，规范部门授权、个人责任和作业流程……这些举措都使人民群众的要求真正变成政府行动的指南，推动了政府服务手段和工作效能的改进。
九、“经济外交”牵起两个发展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中，中国的“经济外交”显得格外耀眼。2014年8月，国务院首次召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开展“经济外交”，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发展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2014年，我国外贸总额突破1万亿
美元，外贸占GDP的比重达到70%；原油净进口量突破1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到45%。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外交”的作用骤然凸显。
“能源外交”是近来我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内容之一。2014年主
席先后出访非洲和南美几个重要产油国，对推动开展能源合作起到重大作我国还与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签署具体油气合作协定，并在沙特天然
气开发项目上中标。与“能源外交”相适应，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公共基础范文第7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重点选择题
一．重点单项选择题（13道）
1．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温州很多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了在全国市场上抵制“温州货”现象。这表明：
A.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B.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C.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D.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2．投入某种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量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变化表现为
［A］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不变
［B］商品数量不变，价值量增大
［C］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减少
［D］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增大
3．某肉食加工厂与某养猪大户签订合同，约定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一定的价格预期涨幅购买该养猪大户饲养的优良种猪，并于一年后结付所有款项。货币在这里执行的职能是：
A.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B.流通手段C.支付手段D.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4．某公司在初秋以每公斤05元的价格收购鲜玉米，采取保鲜技术处理，于冬春季出库上市，每公斤6元还供不应求。造成这种价格差异的原因是
［A］生产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
［B］玉米的价值和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C］市场玉米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D］经过处理后的玉米价值发生变化
5．某企业与工人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在3年内按现行工资水平付给工人工资。此后3年内，企业所在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并且企业经常以各种借口缩短中午休息时间。企业在3年经营当中获取了超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更高的利润，那么该企业超出其它企业的利润的来源是：
A.一部分工人工资与绝对剩余价值
B.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C.一部分工人工资和相对剩余价值
D.一部分工人工资、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6．“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在平均利润形成后，商
品被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必然导致
［A］商品按照生产价格而不是价值出售
［B］商品价格越来越高
［C］商品价值不再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D］价值规律被彻底否定
7．某资本家工厂共有资本100万元，在一次生产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是40万元，耗费的不变资本为20万元，生产出商品的价值100万元。该资本的剩余价值率是
［A］100％［B］0［C］200％［D］66.7％
8．1998年，党在农村中推行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民获取_____，从而促进农民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A.绝对地租B.级差地租ⅠC.级差地租ⅡD.上述三种
9．甲公司去年底净资产1亿元，股份共计1000万股，股票面额30元，每股派息0.2元，市场利率为4％，则该公司股票的理论价格为
［A］10元［B］30元［C］5元［D］12元
10．1998年某公司购进一套设备，价值5000万元，公司每年按照机器原始价值的5％计算机器磨损并提取折旧基金。2014年，由于技术水平提高，该套机器的市场价格下跌至4000万元。为了准确反映机器的残余价值，公司决定对该机器加速折旧，折旧率由原来的5％提高为10％。关于这一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A.加速折旧是对无形损耗的补偿
B.无形损耗和有形损耗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
C.技术进步加快了机器所包含价值向新产品中转移的速度
D.加速折旧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企业一般都不愿意加速折旧
11．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有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如果国家投资1亿元，同时吸引社会投资4亿元，组成S公司，国有资本在S公司中居于控股地位，此时，S公司
［A］是国有企业［B］是非公有制企业
［C］具有明显的公有性［D］具有明显的非公有性
12．目前，世界上共有4万多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28万个附属子公司，其产品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0％，发达国家总产值的50％，其承担的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都已经超过世界总额的50％。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值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国家的总产值。这表明：
［A］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
［B］跨国公司已经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
［C］跨国公司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D］跨国公司是发展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和对外投资的惟一方式
13．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体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因为
［A］市场形成价格是保证价格等于价值，实行等价交换的惟一途径
［B］市场形成价格才能促进竞争，有效反对垄断
［C］市场形成价格才能保证价格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引导资源合理流动
［D］市场形成价格才能保证商品交换正常进行
二．重点多项选择题（13道）
1．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表明
［A］商品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B］商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了
［C］商品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就在于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
［D］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它是劳动产品
2．裁缝的劳动和木匠的劳动都是在特定形式下进行的劳动，他们的生产活动的目的、操作方法、劳动对象、劳动手段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在市场上，裁缝生产的衣服却可以和木匠生产的家具相互交换。这是因为
［A］衣服和家具都能满足人类的特定需要
［B］衣服和家具都取材于自然界
［C］衣服和家具都包含了人类劳动
［D］裁缝需要家具，木匠需要衣服
3．假定2014年玉米产量为1亿公斤，投入的劳动力为1万人，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时间为200天。2014年玉米生产投入的劳动力和平均劳动时间均未发生变化，但由于自然灾害，玉米产量下降为5000万公斤。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2014年生产的5000万公斤玉米所包含的价值量与2014年生产的1亿公斤的玉米所包含的价值量相等
［B］相对2014年，2014年生产单位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
［C］相对2014年，2014年生产单位玉米所包含的价值量增加了
［D］若2014年生产的玉米尚未耗尽，则这部分玉米的价值也增加了
4．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因此，为了增加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我们要尽量降低劳动生产率。这一观点
［A］混淆了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B］承认了劳动时间是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
［C］否认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D］正确地理解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5．商品标价时，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表现着商品的内在价值。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实际支出的货币则执行流通职能。理论上，商品交换时所需的货币量应当与商品的内在价值相符，即交换价格应当等于商品标价。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购买商品时却往往可以进行“讨价还价”。因此，“讨价还价”
［A］表明了买卖双方的竞争
［B］体现了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
［C］使商品价格低于商品价值
［D］说明商品标价高于商品价值
6．马克思认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
值的后面的秘密。”这表明
［A］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B］商品交换时的相对价值（价格）必须等于商品的价值
［C］价值规律只是一个虚幻的秘密，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并不发挥作用
［D］只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会发挥作用
7．72014年资本家甲投资设立机床厂，甲在2014年初一次性投入资本2亿元，其中1.5亿元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和建造厂房，3000万元用作采购钢铁等其他原材料，2014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一年的工资）。现已知甲在2014年通过出售机床获得的货款总额为1亿元。核算表明，该厂2014年机器厂房的折旧费用为3000万元。则该资本家甲2014年
［A］赚取利润总额为2014万元
［B］剩余价值总额与利润总额相等
［C］剩余价值率为100％
［D］利润率为10％
8．相关材料表明，发达国家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是不断上升的，美国：1935年为200％，1947年为210％，1955年为235％，1958年为267％；法国：1938年为162％，1952年为315％。而同期，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下降的，1962年，美、英、法、德等国家工人工作周平均长度为47小时，战后美国为41小时，英、法、德平均为46小时，1970年美国更是缩短到了40小时。这表明
［A］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逐步降低
［B］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主要是靠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
［C］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
［D］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已经不再攫取绝对剩余价值
9．12014年，国内某大型IT企业为扩大规模、增强实力采取了以下措施：1月，宣布兼并国内第二大PC销售商，实现产销一体化；4月，宣布将上年利润中的50％用于扩大再生产；8月，宣布耗巨资购进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实现生产流程全自动化。则该IT企业在2014年实现了
［A］资本积累［B］资本集中
［C］资本积聚［D］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10．1929年到1956年，制造业工业部门每个就业者平均分摊的生产资料价值，按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英国由1300元提高到2200元，德国由1900元提高到2300元，美国由4900元提高到5200元，远比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快。对这一现象理解正确的有
［A］就业者平均分摊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加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
［B］就业者平均分摊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加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C］就业者平均分摊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加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
［D］就业者平均分摊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加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要求
11．从不同的职能资本形式出发来观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循环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关于这三种循环形式，表述准确的有
［A］货币资本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
［B］生产资本循环突出地表明生产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
［C］商品资本循环突出了商品实现和消费在资本循环中的作用
［D］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三种职能形式的统一，三种形式交错地、连续地存在于资本循环过程中
12．美国总统大选四年一次，每位新总统上任，总会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前任总统的宏观政策和措施。现任总统布什上任之初，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从理论上分析，对布什总统的该项计划评价正确的包括
［A］该计划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B］该计划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具体形式
［C］该计划是运用计划手段调控经济的重要体现
［D］该计划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质
13．小王和小章今年7月份一同从某名牌大学毕业，小王进入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保险公司，
而小章则进入了一家大型国有机械工厂。两个月后，他们发现，尽管两人在单位负责的工作
性质相近（同为办公室秘书），同为8小时工作制，劳动强度也差不多，但两人在个人收入
上存在巨大差别，小王的月工资将近1万元，而小章的月工资却只有区区2014元。你认为小王和小章在收入上存在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
［A］两人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同，保险公司实行非按劳分配，机械厂则实行按劳分配
［B］按劳分配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
［C］个人按劳分配所得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公共基础范文第8篇
一、公务员晋升职务
1.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资格：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任职经历。
晋升职务的公务员，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一是在近两年年度考核中定为优秀或近三年年度考核中定为称职以上；二是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三是符合任职回避规定；四是符合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职位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2.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这是一项基本的原则。所谓的逐级晋升，是指按照职务的高低由低向高，一级一级晋升。但是，对于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这是公务员晋升职务制度中的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公务员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必须执行比一般晋升职务更加严格的程序，越级晋升的，有的须经任免机关的上一级同意，有的须经同级党委或政府的人事主管部门同意。
3.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程序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程序，主要包括几下几个环节：（1）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2）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3）按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4）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4.公务员选拔制度中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1）竞争上岗。竞争上岗主要适用于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级别限制在厅局级以下。（2）公开选拔。公开选拔的对象既包括领导职务公务员，还包括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其中也包括机关领导人员。（3）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
二、降职
公共基础范文第9篇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疆，西北紧邻蒙古和俄罗斯。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新疆和；2014年末全区常住人口2413.73万人；以蒙古族和汉族数量最多，此外，还有朝鲜、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全区分设9个辖地级市,3个盟；其下又辖12县级市、17县、49旗、3自治旗。首府呼和浩特市。包头、赤峰、乌兰察布、乌海、呼伦贝尔、通辽、鄂尔多斯等为自治区内主要城市。
全境以高原为主，多数地区在海拔1000米以上，通称内蒙古高原。主要山脉有大兴安岭、贺兰山、乌拉山和大青山。东部草原辽阔，西部沙漠广布。有呼伦湖、贝尔湖等著名湖泊，黄河流经本区西南部。本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地域辽阔，各地差异较大；多数地区四季分明；夏短冬长，较为干冷。年均气温-1～10摄氏度；全年降水量约50～450毫米。已探明矿藏60余种，稀土、煤、银等储量巨大。草原面积居全国前列，大兴安岭林区木材蓄积量较大。
内蒙古工业在建国后发展较快，以采矿、冶金和稀土工业为骨干，毛纺、森工、机械、食品、建材、化工全面发展。本区为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牧区草场肥美，三河马、三河牛和内蒙古细毛羊均为著名畜种。农区集中于河套平原与东南部丘陵谷地，出产小麦、莅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和胡麻、甜菜等经济作物。
二、自然地理
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辽阔，地跨中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东起东经126°29′，西北东经97°10′，是我国跨经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东西直线距离为2400多公里，南北跨度为1700多公里。内蒙古东部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毗邻，南部、西南部与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四省区接壤，西部与甘肃省相连，北部与蒙古国为邻，东北部与俄罗斯交界，国界线长达4221公里。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12.3%。
（一）地质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成矿条件好，矿产资源丰富。以北42°为界，可分为两个Ⅰ级大地构造单元。42°线以北为天山——内蒙古——兴安地槽区，以南为华北地台区。中、新生代时受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的影响，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北北东向的构造火山岩带，即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内蒙古存在着两个全国著名的Ⅱ级成矿带，就在这两大工级构造单元接触部轴和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上。前者为华北地台北缘金、铜多金属Ⅱ级成矿带，后者为大兴安岭Ⅱ级铜多金属成矿带。
（二）地貌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貌以蒙古高原为主体，具有复杂多样的形态。除东南部外,基本是高原,占总土地面积的50％左右，由呼伦贝尔高平原、锡林郭勒高平原、巴彦淖尔——阿拉善及鄂尔多斯等高平原组成，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海拔最高点贺兰山主峰3556米。高原四周分布着大兴安岭、阴山(狼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灰腾梁)、贺兰山等山脉，构成内蒙古高原地貌的脊梁。内蒙古高原西端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等沙漠，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在大兴安岭的东麓、阴山脚下和黄河岸边，有嫩江西岸平原、西辽河平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及黄河南岸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光照充足、水源丰富，是内蒙古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产区。在山地向高平原、平原的交接地带,分布着黄土丘陵和石质丘陵，其间杂有低山、谷地和盆地分布，水土流失较严重。全区高原面积占全区总面积53.4％，山地占20.9％，丘陵占16.4％，河流、湖泊、水库等水面面积占0.8％。
（三）气候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袤，所处纬度较高，高原面积大，距离海洋较远，边沿有山脉阻隔，气候以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有降水量少而不匀，风大，寒暑变化剧烈的特点。大兴安岭北段地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巴彦浩特——海勃湾——巴彦高勒以西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总的特点是春季气温骤升，多大风天气，夏季短促而炎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剧降，霜冻往往早来，冬季漫长严寒，多寒潮天气。全年太阳辐射量从东北向西南递增，降水量由东北向西南递减。年平均气温为0℃～8℃，气温年差平均在34℃～36℃，日差平均为12℃～16℃。年总降水量50～450毫米，东北降水多，向西部递减。东部的鄂伦春自治旗降水量达486毫米，西部的阿拉善高原年降水量少于50毫米，额济纳旗为37毫米。蒸发量大部分地区都高于1200毫米，大兴安岭山地年蒸发量少于1200毫米，巴彦淖尔高原地区达3200毫米以上。内蒙古日照充足，光能资源非常丰富，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大于2700小时，阿拉善高原的西部地区达3400小时以上。全年大风日数平均在10～40天，70％发生在春季。其中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高原达50天以上；大兴安岭北部山地，一般在10天以下。沙暴日数大部分地区为5～20天，阿拉善西部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达20天以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呼鲁赤古特大风日，年均108天。
（四）水文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共有大小河流1000余条,祖国的第二大河——黄河,由宁夏石咀山附近进入内蒙古，由南向北，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一个马蹄形。其中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0多条；流域面积大于300平方公里的有258条。有近千个大小湖泊。全区地表水资源为671亿立方米，除黄河过境水外,境内自产水源为371亿立方米，占全国总水量的1.67％。地下水资源为300亿立方米，占全国地下水资源的2.9％。扣除重复水量，全区水资源总量为518亿立方米。年人均占有水量2370立方米，耕地每公顷平均占有水量1万立方米，平均产水模数为4.41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内蒙古水资源在地区、时程的分布上很不均匀，且与人口和耕地分布不相适应。东部地区黑龙江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区的27％，耕地面积占全区的20％，人口占全区的18％，而水资源总量占全区的65％，人均占有水量8420立方米，为全区均值的3.6倍。中西部地区的西辽河、海滦河、黄河3个流域总面积占全区的26％，耕地占全区的30％，人口占全区的66％，但水资源仅占全区25％，其中除黄河沿岸可利用部分过境水外，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
（五）地表水
内蒙古自治区平均地表年径流量约291亿立方米，占河川径流总量的78％；多年平均径流量为80亿立方米，占河川径流总量的22％。由于河川径流受大气降水及下垫面因素的影响，年径流量地区分布不均，水资源也不平衡，局部地区水量富而有余，而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同时，河川径流年内分布不均，年际间变化比较大。年降水集中在6～8月，汛期径流量占全区径流量的60～80%。历年间径流量大小不匀，相差很大。年径流量最大与最小的比值，东部林区各河流为4～12；中部各河流为6～22；西部地区各河流高达26以上。此外，从区外流入自治区境内的河川径流量有330.6亿立方米，其中黄河入境的平均年径流量315亿立方米，额济纳河8.4亿立方米。
（六）地下水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平均资源量为254亿立方米。山丘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量为113亿立方米，占全区地下水资源量44％。其中河川径流量为80亿立方米，占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的71％。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量为172亿立方米,扣除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的重复计算后,占全区地下水资源量的56％。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的分布受大气降水、下垫面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平原多、山丘区少和内陆河流域更少的特点。自治区平原区扣除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后的地下水资源模数，一般在5.9～6.5万立方米／平方公里，为山丘区地下水平均水资源模数的2.2～2.7倍。内陆河流域地下水资源模数为1.1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因而地下水资源十分贫乏，只是在内陆闭合盆地的平原或沟谷洼地，地下水才比较富集。全区按自然条件和水系的不同，分为：大兴安岭西麓黑龙江水系地区；呼伦贝尔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大兴安岭东麓山地丘陵嫩江水系地区；西辽河平原辽河水系地区；阴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内陆水系地区；阴山山地、海河、滦河水系地区；阴山南麓河套平原黄河水系地区；鄂尔多斯高平原水系地区；西部荒漠内陆水系地区。
（七）土壤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土壤种类较多，其性质和生产性能也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土壤形成过程中钙积化强烈，有机质积累较多。根据土壤形成过程和土壤属性，分为9个土纲，22个土类。在9个土纲中，以钙层土分布最少。内蒙古土壤在分布上东西之间变化明显，土壤带基本呈东北——西南向排列，最东为黑土壤地带，向西依次为暗棕壤地带、黑钙土地带、栗钙土地带、棕壤土地带、黑垆土地带、灰钙土地带、风沙土地带和灰棕漠土地带。其中黑土壤的自然肥力最高，结构和水分条件良好，易于耕作，适宜发展农业；黑钙土自然肥力次之，适宜发展农林牧业。
（八）植被
内蒙古境内植被由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菌类植物、地衣植物等不同植物种类组成。植物种类较丰富，已搜集到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共计2351种，分属于133科，720属。其中引进栽培的有184种，野生植物有2167种(种子植物2106种，蕨类植物61种)。植物种类分布不均衡，山区植物最丰富。东部大兴安岭拥有丰富的森林植物及草甸、沼泽与水生植物。中部阴山山脉及西部贺兰山兼有森林、草原植物和草甸、沼泽植物。高平原和平原地区以草原与荒漠旱生型植物为主,含有少数的草甸植物与盐生植物。内蒙古境内草原植被由东北的松辽平原，经大兴安岭南部山地和内蒙古高原到阴山山脉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其中：草原植被包括世界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等。荒漠植被主要分布于伊克昭盟西部、巴彦淖尔盟西部和阿拉善盟。主要由小半灌木盐柴类和矮灌木类组成，共有种子植物1000多种。植物种类虽不丰富，但地方特有种的优势作用十分明显。
三、政区沿革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召开，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纪念日，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第一个得以实现，时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盟，计32个旗、1个县、3个县级市，面积54万平方公里。自治政府驻王爷庙。1949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批准，自治政府迁址张家口。1949年9月19日,以高级将领、绥远省代省长董其武为首的19人率部举行起义，其后，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1954年3月5日，内蒙古人民政府、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归绥市(呼和浩特市)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从3月6日起，绥远省建制和省人民政府同时撤销，原绥远省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呼和浩特市。1955年7月30日，将热河省敖汉、翁牛特、喀拉沁旗和赤峰、宁城、乌丹县划归自治区昭乌达盟。1956年4月3日，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增设巴彦淖尔盟，以原自治州和自治旗的行政区域为盟的行政区域。1969年7月5日，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1979年5月30日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全区现设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巴彦淖尔9个市；兴安、阿拉善、锡林郭勒3个盟；另外有满洲里、二连浩特2个计划单列市；下辖12个县级市、17个县，52个旗，其中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3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四、资源宝藏
在内蒙古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有茂密的森林、丰美的草场、肥沃的农田、广阔的水面、众多的野生动植物和无穷无尽的矿藏资源。据估算，全区近300个大小城镇国有土地资源产量在2014亿元以上，全区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不含石油、天然气）达13万亿元，居全国第三位。
（一）农业资源
内蒙古现有耕地549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0.24公顷，是全国人均耕地的3倍，实际可利用的耕地面积超过800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阴山山脉以东和以南。河套、土默川、西辽河、嫩江西岸平原和广大的丘陵地区，有适于农作物生长的黑土、黑钙土、栗钙土等多样性土壤地带和可利用的地上地下资源，从而形成自治区乃至我国北方的重要粮仓。内蒙古农作物多达25类10266个品种，主要品种有小麦、玉米、水稻、谷子、莜麦、高粱、大豆、马铃薯、甜菜、胡麻、向日葵、蓖麻、蜜瓜、黑白瓜籽等许多独具内蒙古特色的品种，其中莜麦、荞麦、华莱士瓜颇具盛名。还有发展苹果、梨、杏、山楂、海棠、海红果等耐寒耐旱水果的良好条件。
（二）畜牧业资源
内蒙古天然草场辽阔而宽广，总面积位居全国五大草原之首，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草原总面积达8666.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达6800万公顷，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1/4。内蒙古现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盖6个著名大草原，生长有1000多种饲用植物，饲用价值高、适口性强的有100多种，尤其是羊草、羊茅、冰草、披碱草、野燕麦等禾本和豆科牧草非常适于饲养牲畜。从类型上看，内蒙古东北部的草甸草原土质肥沃，降水充裕，牧草种类繁多，具有优质高产的特点，适宜于饲养大畜，特别是养牛；中部和南部的干旱草原降水较为充足，牧草种类、密度和产量虽不如草甸草原，但牧草富有营养，适于饲养马、牛、羊等各种牲畜，特别宜于养羊；阴山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荒漠草原，气候干燥，牧草种类贫乏，产草量低，但牧草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高，是小畜的优良放牧场地；西部的荒漠草场很适合发展骆驼。著名的三河马、三河牛、草原红牛、乌珠穆沁肥尾羊、敖汉细毛羊、鄂尔多斯细毛羊、阿尔巴斯绒山羊等优良畜种在区内外闻名遐迩。
（三）森林资源
内蒙古森林总面积约1406.6万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1%，居全国第二位，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之一。森林覆盖率达13.8%，高于全国13.4%的平均水平。森林总蓄积量11.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四位。树木种类繁多，全区乔灌树种达350多种。内蒙古森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地，林木蓄积量占全区林地活立木蓄积量的3/4以上，被誉为“祖国的绿色宝库”。这里盛产的兴安落叶松、白桦、黑桦等，均为著名的的优质林木。此外，在罕山、阴山、贺兰山等山地也生长着成片的天然次生林。罕地区的云杉、油松、柞木、山杨林；大青山、乌拉山、蛮汉山的山杨、白桦林；贺兰山的云杉、松树林以及大青沟阔叶林等，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人工林也是内蒙古森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全区人工林保存面积达237万公顷，比解放前人工林面积增长52倍。
1978年开始进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被誉为“绿色万里长城”和“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使全区平原农业一半左右的农田实现林网化，牧区草原建设也得到林木保护。
（四）野生动植物资源
内蒙古有各类植物2351种，其中野生植物2167种，引种栽培的有184种。这些植物已分属于133科，720属，被列为第一批国家保护的珍稀野生植物的有24种。野生植物按经济用途可分为十几类。纤维植物有樟子松、落叶松、大叶草、芦苇、红柳等70多种。中草药有人参、天麻、麻黄、肉苁蓉、柴胡、甘草等500多种。榛子、山杏、金莲花、松籽等几十种植物的种子是榨油的好原料。酿造的重要原料有越桔、笃斯、悬钩子、山樱桃等。几十种食用植物中尤以猴头、口蘑和发菜最负盛名。内蒙古兽类分属于24科，有114种，占全国兽类450种的25.3%。兽类中具有产业价值的50余种，珍贵稀有动物10余种。鸟类分属于51科，有365种，占全国鸟类的31%。被列入国家一、二、三类保护的兽类和鸟类共有49种。蒙古野驴和野骆驼属于世界上最珍贵的兽类，驯鹿是内蒙古特有的动物，还有百灵鸟是自治区区鸟。全区有啮齿动物54种，约占全国种数的1/3。
（五）矿产资源
内蒙古是我国矿床类型比较齐全的省区之一。现已发现各类矿床4100多处，种类达128种。已探明储量并上储量平衡表的有83种，其中能源矿2种，金属矿32种，非金属矿49种。在已探明储量的矿种中，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7种，前3位的有22种，居全国前5位的有41种，居全国前10位的有56种。全区现有大型矿产地106个，中型矿产地177个，小型矿产地501个。铌、锆、稀土、冰洲石、煤、铬、锌、钽、铍、铅、萤石、砷、蛭石、锡、硅藻土、珍珠岩、铁、铜、银、钨等储量居全国前10位，特别是稀土资源储量居世界之首。内蒙古已探明的黑色金属矿主要有铁、锰、铬，其中铁矿资源最丰富，目前已发现大小铁矿产地254处，累计探明储量17.12亿吨，居全国第9位，储量集中于包白和集二两条铁路沿线。其中白云鄂博以富有铁和稀土等多种金属共生矿而成为世界罕见的“宝山”。铬铁矿探明储量180万吨，居全国第二位。已知锰矿产地35处，储量31.4万吨，居全国第15位。有色金属资源已上储量表的矿种有铜、铅、锌、铝、镍、钴、钨、锡、铋、钼10种，其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6种，矿产地102处。贵重金属资源，全区共发现金矿床、矿点200余处，探明储量的原生金矿产28处，保有各类黄金储量127吨。银矿产地23处，累计探明储量4749吨，保有储量4141吨。冶金辅助原料资源，非金属矿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地64处，其中铸型用砂、铁矾土、萤石储量居全国前三位。化工原料资源有硫铁矿、湖盐、芒硝、天然碱等11种，其中天然碱、硫铁矿、芒硝、砷、泥炭、溴在全国储量排序中居前5位。达拉特旗芒硝矿储量34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芒硝矿之一。建筑原料资源已探明储量的有石棉、石墨、石膏、石灰石等15种。其中蛭石、冰洲石储量居全国首位，石膏、砖瓦粘土储量居全国第2位，耐火粘土、云母储量居全国第3位，石墨居全国第5位。
（六）煤炭资源
内蒙古含煤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截止1993年底，共发现煤田318处，累计探明储量2253亿吨，仅次于山西省，居全国第二位；远景储量在1万亿吨以上，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位。全区101个旗县市区中，有67个旗县储有煤炭资源，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2%。其中100亿吨以上的特大型煤田有5处，10亿吨～100亿吨的大型煤田有11处。
2014年8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发现一处煤田，预测资源量超过50亿吨。国土资源部公布消息说，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查明和预查煤炭资源储量达到6583．4亿吨，超过山西省，居全国第一位。
五、民族风情
草原盛会——那达幕：即游艺、联欢的意思，源于七百年前。那达幕之日商贩云集，说书献艺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赛马、摔跤、射箭。多在草原牛羊肥壮、稻谷飘香的8月份举行。
蒙古包：蒙古包一词来自于满族人对蒙古族住所的称呼，是游牧生活的产物。一般高七八尺，宽丈余，先用木杆、牛皮订成网状方架数片，然后连成园仓式，再用园木组成伞形园顶，顶中央有一个圆形天窗，晴启阴合，用以流通空气，吸收阳光，是草原牧区最喜欢的居住用具，也是外地游人最感兴趣的下榻场所。
祭敖包：这是蒙古族传统的宗教活动，敖包是在草原、山坡或沙丘高地上用石头、土块、柳条等垒筑而成的。“敖包”最早是在茫茫无边草原上建立起来的能识别方向、道路、边界的标志，后成为祭祀山神、路神的地方。祭敖包多在7、8月份举行。祭祀时敖包上插树条，上面挂有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旗。在蒙古族人民心中，敖包是神圣的净地。
献哈达：哈达以白布帛或丝绸为主，长短不一，一段约一尺二寸至一尺五寸长，两端有丝脱出，约半寸许，其长短均视被交者和场合而定。献哈达是蒙古族迎送客人、馈赠礼品、年节交往中的礼节，有时还伴随吟唱和祝词，更染敬重的气氛。
手扒羊肉：蒙古语称手扒羊肉为“布和力麻哈”。是草原上蒙古民族简便实惠的待客食品。做法是刚屠宰后的羊，挑选好的部位(头蹄下水除外)，白水下锅，原汁清煮。羊吃草原上的五香草，调味齐全，不加任何调味品，只要掌握清煮技术，就能做得美味可口。在食用时不用餐具，用手扒着吃。
蒙古族敬酒：蒙古族斟酒敬客最考究，美酒是食品之精华，五谷之结晶，是最能表达朋友之忠诚的珍贵食品。主人将美酒斟在银碗或金杯中，托在洁白的哈达上，唱起感人的祝酒歌，表达自己的真诚与感情，此时客人理应随即接过酒，能饮则饮，不能饮则品尝少许，然后将酒归还主人，万不可推推让让、拉拉扯扯，谢绝主人的敬酒，否则他会认为您对主人瞧不起，不愿交朋友、不能以诚相待。
六、民间文化
安代舞：安代流行内蒙古，起源于库伦旗。传统安代以唱为主，伴以舞蹈动作，是科尔沁“博”治病的一种方式，带有迷信色彩。1949年以后，逐渐变为自娱性民间舞蹈，经过不断完善与发展，由民间进入剧场，成为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
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达那巴拉》、《那木斯来》、《劳工之歌》等；赞美故乡、思念亲人、怀念故土的歌，如《诺恩吉雅》、《母亲的恩情》、《金姐》等；哀歌、格言歌、摇篮曲、讽刺歌，如《波茹莱》、《都吉娅》、《丁格尔大喇嘛》等，仪式歌包括祭祀歌、安代歌、婚礼歌、宴歌、酒歌等，如《四季》、《金珠尔玛》、《篝火歌》等；反映妇女生活的歌，如《万梨》、《高小姐》、《德力格尔玛》等；情歌，如《韩秀英》、《达古拉》、《金叶玛》等。
鄂尔多斯婚礼: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扬的歌舞形式和热烈隆重的场面。表达了勤劳、勇敢、智慧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和粗犷、豪爽、善良的性格。因此，鄂尔多斯婚礼广为传颂，驰名中外，它的许多健康的内容，优美的情节，至今还保留着，沿用着。
七、传统服饰
首饰、长袍、腰带、靴子是蒙古族服饰的主要部分。首饰是蒙古族妇女逢年过节、访亲探友时用于头上的装饰，多用玛瑙、珍珠、宝石、金银等制成，平时牧区妇女不戴帽子，常用红、绿绸缎缠头。蒙古袍是牧民喜爱穿的衣服。袍子宽大，长袖高领，钮扣在右侧，衣边用漂亮的花边点缀。袍色因人而异。腰带是穿蒙古袍时，扎腰用的长带，多为绸缎布料，颜色与袍色协调。男子扎腰带，把袍子向上提，显得精悍潇洒。而女子则把袍子向下拉展，显得苗条矫健。牧民穿的靴子有两种，一种叫蒙古靴，靴头尖向上翘，靴腰带有图案，四季都穿。另一种叫马靴，圆头长腰，结实耐用。
八、当地礼俗
爱畜如在草原上遇见畜群，汽车与行人要绕道走，不要从畜群中穿过，否则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的不尊重。
做客乘汽车到牧民家做客者要看蒙古包附近勒勒车上是否拴着马，不要贸然驶入，免得马惊挣断缰绳跑失。进包要从火炉左侧走，坐在蒙古包的西侧和北侧，东侧是主人起居处，尽量不坐。入坐时不挡住北面哈那上挂着的佛像。进包后可席地而坐，不必脱鞋。不要坐在门槛上。
敬茶到牧民家做客，主人首先会给宾客敬上一碗奶茶。宾客要微欠起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去接，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节。主人斟茶时，宾客若不想要茶，请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主人便即刻会明白宾客的用意。
敬酒斟酒敬客，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是表达草原牧人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通常主人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托在长长的哈达之上，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的敬酒歌，客人若是推推让让，拉拉扯扯，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瞧不起。宾客应随即接住酒，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不会喝酒不必勉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情谊。
献哈达哈达是蒙古族日常行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献哈达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如意的祝词或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客。宾客要站起身面向献哈达者，集中精力听祝词和接受敬酒。接受哈达时，宾客应微向前躬身，让献哈达者将哈达挂于宾客颈上。宾客应双手合掌于胸前，向献哈达者表示谢意。
尊老慈幼到牧民家做客，见老人要问安，须以“您”相称。不在老人面前通过，不坐其上位，未经允许不要与老人并排而坐。对小孩不可斥责或打骂。不要当着家人的面数说孩子的生理缺陷。
公共基础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宪法；基础
一、基本公共服务概述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
基本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公民生存的质量，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对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推进意义。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等学科纷纷从自身学科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给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权威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公民的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从法学的视角看，有的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国家（政府）提供的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公共服务”i。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社会公权力主体在遵循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的基础上，提供的满足社会公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公益。从内涵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必须满足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ii基本公共服务只有在社会涉及公益利益的情形下方可有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来提供。其二，基本公共服务的目的实现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三，基本公共服务中涉及的公权力和公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有效的进行约束和保障。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反映出公民基本人权得以实现的现实需求，同时也表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同小异，但大致包含以下几个领域。其一，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其二，保障公民发展权的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公共文化体育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iii。
二、基本公共服务宪法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负有供给责任，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在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中都有明确的确认。从我国宪法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宪法规范逐渐成为最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则体系。iv根据我国《宪法》（2004年修正）的规定看，基本公共服务的宪法渊源主要分布在总纲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两章中。
（一）国家供给基本功服务的宪法义务依据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国家的责任，具有不可推卸的提供满足公民需求的公共服务时公民免于匮乏的义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快膨胀带来生态环境极大的压力，国家通过提供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使我国人口保持合理增长，同时积极保护和治理环境提升公民生活的质量，为此我国《宪法》通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和“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落实了政府该项义务。
（二）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宪法权利来源
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公民免于匮乏的民生工程，更是公民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实现途径。因此，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也是宪法所要进行保障的，我国《宪法》设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便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宪法基础。从逻辑的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与公民基本人权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正是存在公民基本人权需要国家的保障，才存在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宪法基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公民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劳动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保障公民劳动就业权是国家的重要职责，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落实了公民就业权的实现。其二，公民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其三，公民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的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宪法规定不仅仅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宣示，更是公民享有基本教育服务的宪法基础。其四，公民基本文化公共服务。
三、基本公共服务宪法基础的实现路径――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我国《宪法》在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上，通过宪法本身规定得较为充实、宪法的修改使得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更加完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使宪法在立法层面得以具体化v等发挥出极大的作用。但是正如学者所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含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框架，也在相应的框架范围内制定了基本的公共服务法律规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没有统一法律作指引，实体法不健全程序性法律相对滞后，”vi极大地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阻碍了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权利的实现。为此，笔者认为，我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立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从而使基本公共服务的宪法基础得到有效的落实。就基本公共服务基本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法》。
《基本公共服务法》作为基本法应规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原则、范围、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就基本公共服务基本领域法而言，应在以下三种类型的法律进行完善：其一是义务教育法、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法、社会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基本公共服务实体性法规；二是转移支付法、预算法、公共财政平衡法、政府采购法等公共财政法规；三是中央地方关系法、公共服务绩效考评条例等行政性法规。vii
注释：
i 邓成明，阳建勋.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宪法价值[J].太平洋学报，2009（11）：72-73.
ii 参见马英娟.公共服务：概念溯源与标准厘定[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1.
iii 参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
iv 参见魏健馨.我国宪法变迁的特点[J].环球法律评论，2012（6）.
v 参见王磊.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J].广东社会科学，2013（3）：221-222.
vi 云，刘玉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2（12）：182.
vii 参见郑曙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法政策探析[J].浙江学刊，2011（6）：150.
【参考文献】
[1]邓成明，阳建勋.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宪法价值[J].太平洋学报，2009（11）.
[2]马英娟.公共服务：概念溯源与标准厘定[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3]魏健馨.我国宪法变迁的特点[J].环球法律评论，2012（6）.
[4]王磊.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J].广东社会科学，2013（3）.